《死因可疑》经典影评集

　　《死因可疑》是一部由弗朗西斯科·罗西执导，利诺·文图拉 / Tino Carraro / Marcel Bozzuffi主演的一部犯罪 / 惊悚 / 悬疑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因可疑》精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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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很多人被杀，就是给不出真相。男主真惨！努力查案却换来被杀的命运，还有个背锅的结局。真，死因可疑！

　　●都是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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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看~

　　●冲着开头和结尾多加一颗星，一开始墓穴悬挂着的干尸仿佛是对后续死亡的一种预言

　　●这部政治惊悚片很会渲染人物的心态以及预示人物的命运

　　●永远没有真相。永远没有正义。

　　●照片的运用很有意思，惊悚的氛围布置得很好，有意思的电影，

　　●政治吃人，有可能你吃别人，但大多数别人吃你。

　　《死因可疑》影评(一)：我连一个逗号都不改

夏侠答《正片》杂志问

首先：我没有参与罗西电影《Cadaveri eccellenti》的剧本创作，像往常一样。从现在开始，我能说，如果让我想着电影去写一些东西，写一个剧本大纲，我也乐意参与；在我看来，让电影人以自主的方式做出 “别的东西”，做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基本的决定权。如果我明确指出了什么，那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因为有些人似乎不考虑这些。例如，Oreste del Buono在《Europeo》上，提出了对电影结尾台词的辩驳，他写道：“夏侠在支持Rosi的电影的声明中，特别指出这句话不是他写的，而是出自Pajetta。”(1)。那为什么这句话就变成我说的了呢？书里没有这句话，这是电影编剧加进去的。如果我指明这句话是Pajetta说的，那是因为我记得它出自Pajetta，我没有试图把Rosi和pc正统教义绑定，我自己也更没想和正统绑定。并且我的采访也不是什么对电影的“支持”，他们问我的看法，我给出我的看法。而我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电影本质上是忠于原著的。考虑到这一点后，我自觉也应该出去，承受再次指向我的攻击。

事实上，自从《Le contexte》出版，我已经选当选巴勒莫市议会议员——作为独立的个体，但也不能这样讲——我在pci的名单上，一些人把这看作我的赎罪券。但在去年春天开选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对于我至今所写的，我与pc的全部笔战，我连一个逗号都不会背弃。

尽管有这份声明，我却还是被这么一大堆共产党人投票选上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的始终如一面前，pc的言行不连贯，而是pc——也就是说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了《Le Contexte》诞生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不是来自外部，更不是来自右派，而是内在的。这本书希望成为，而且曾经也成为的，不仅是革命的追思祷文（目前由Georges Marchais以男中音演说），更是一种警告：也许方式有些激怒人，但这不是重点。警告需要保有力量、道德权威、直截了当介入社会的潜力，以深入社会腐败的纹理，意大利人——不是全部，但总是大多数——在pc中，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意识到这一点。不多也不少。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pc不需要这些警告，它能免疫任何可能的传染。这种想法显然很严酷，而这样不可避免的严酷又生产出这种想法。但事实上，六年前，我就觉得有必要写《Le Contexte》，有必要发表出来，有必要冒着被贬为anti共分子的风险，而今天，Rosi，也在明白他承受的风险时感到了同样的必要。

有的人，以一种新皈依者的热情或宗教狂的焦虑缺失，会想向我们扔几块石头：随他们扔，随他们自娱自乐。我当然不是为了开心才写书，我也知道Rosi不是为了取乐才拍电影。我们也乐于承认，没有一个左翼人士看这本书找乐，看这部电影来消遣。但是，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国家，偶尔也得来点小插曲：至少对那些从来不休闲消遣的人来说挺好的。

我想说最后一件和电影有关的事，因为莫拉维亚在《l’Espresso》上发表的电影评论认为，他必须把评论建立在我是该主题的作者的基础上，而非Rosi是电影作者的基础上。莫拉维亚说，黑手党和我的关系类似于曼佐尼和巴洛克时代统治阶级的关系；但曼佐尼表明，他了解腐败的原因，然而我——在时代上接近黑手党，在情感上作为西西里人同样接近黑手党——宁愿假装不懂。请允许我冒昧地向莫拉维亚指出，和以往一样，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我明白，要么我不明白。就我自己来说，就我作为作家秉承的，写下的理念和良知来说，了解却假装不了解是不可能的。可能莫拉维亚没有读到或没有考虑到我在《白天的猫头鹰》前后所写的关于黑手党的内容，我在Mondadori主编的《Enciclopedia dei ragazzi》上发表的《黑手党》条目中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总结：以一种经济的、绝对明晰的方式，因为我是在对孩子们说话。我在文中重复了议会所属的委员会接受的黑手党的定义(是否有用不好说，但这不是我的错)：“黑手党是一个犯罪集团，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团伙成员致富，它在财产与工作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充当一个由暴力强加的寄生型中介。”这与莫拉维亚所说的，我在黑手党中看到的无法穿透的神秘根本是不同的东西。

Georges Marchais：1972-1994 pcf书记。

（1） 几年前，pci的一个领导人曾宣称：“如果必须在真相和革命中做选择，我们选择革命。” 夏侠在《解放报》的采访中对此补充道：“但是危险就在于放弃了真相，但也没有因此就去搞革命。”

(Corriere della Sera, 29 février 1976. Les textes de Sciascia sont traduits de l'italien par Paul-Louis THIRARD)

Positif Editions May 1976

自译

　　《死因可疑》影评(二)：导演说

　　《精彩的尸体》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政治电影”的又一重要作品。据英国《泰晤士报》介绍，该片成为当年意大利全国论争的题目，“报刊上对它争论之多，一如堕胎及其它热门话题”。影片是根据西西里作家里奥纳多·西亚西亚的小说《对抗》改编的。据有关材料，西亚西亚此时已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依照贝林格的指示，在可能时将左派知识分子直接吸引到意共里来。罗西在改编时对西亚西亚的小说作了两处重要改动：一是把西亚西亚所写的不知名国家改为意大利；二是将原小说中罗加斯本人枪杀意共官员的结尾改为似乎更为合理的双双被谋杀。这一改动使罗西能赋予结尾以政治的广度，他就此评论说，“……正式的版本是罗加斯杀死意共书记然后自杀，作为统治当局操纵真理的又一证明。”然而，由于罗西他对这一时期意大利各种事件的政治解释而受到了意共的批评。在一次受访中，他指出影片被认为是反共的；但他宣称，“我展示了这一特定政治时刻的紧张状态……权力中心正愈来愈从公民那里离开去。”他还坚持认为，与那些诋毁者所假想的反共偏见相反，他仍然将意共视为“唯一非腐化的执政党”。

　　《对抗》以及据此改编的影片《精彩的尸体》问世后，意大利右翼势力对其大肆挞伐自不待言，其所以在左翼阵营中也引起众多争论，是因为西亚西亚在小说结尾处暗示，共产党人可能乐于接受他们的领导人被谋杀的虚构写法，只要这有助于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历史性妥协”，而这个“历史性妥协”，在1971年较之于现在是要渺茫得多的。这就涉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意共所采取的“历史性妥协”方针。

　　所谓“历史性妥协”，是意共在智利政变后于1973年提出来的，它认为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不应搞武装起义。即原来的“结构改革”、“议会道路”方针政策基本不变，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与执政的天民党搞联合，而对社会党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搞统一战线。与天民党搞联合，是为避免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这是它的国内政策。它的对外政策是既不得罪苏联，也不得罪美国，以避免国际上的干涉。这些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基本内容。

　　西亚西亚借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之口，在结尾处说：“我们不能冒激起革命的危险，在目前这个时刻绝对不行。”这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见解以及意共当时领导人的见解。美、法等国报刊曾就此发表评论说：“贝林格显然还是同意了马歇（法共领导人）关于革命已成为过时的观点。”“不搞革命只搞联合，如此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取得政权，等到将来再说。”

　　罗西对影片结尾的处理其所以引起意共的不满和《团结报》的指责，就因为表现了共产党人和天民党探长“通气”，要搞“历史性妥协”，然而意大利统治阶层却不同意这样做，反而派人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的处理和意共争取达到“历史性妥协”的方针是相抵触的，罗西受到指责不无道理。美国报刊曾评论说，罗西“代表左翼的自由派发言”，通过影片“表示了对 ‘历史性妥协’这一想法的怀疑”。

　　罗西在《精彩的尸体》中意欲深入分析右翼和左翼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他对警方审讯和监视方法的描绘，使本片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文献和一部严谨的“黑色电影”。就意大利电影而论，自《随波逐流的人》以来，恐怕还没有一部政治惊险片像它这样结构简洁。

　　本片在展示罗西创作风格的发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视野的新开拓。他早期影片尤其是《控制城市的手》和《另一次战争》中所流露的谴责的热情，已被一种更为深思熟虑而且更富于想象力的集中表现方法所取代。

　　在西亚西亚的小说中，在罗加斯之死那苍白无力的结尾部分，两个共产党人讨论着这令人震惊的转折性事件。其中有一个得出结论说，“人民将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罗西却用另一句话来代替：“真相并不总是革命的。”从这着重点的转移中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含蓄的节制。

　　在意大利和法国电影中，描写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商互相勾结残害老百姓的故事情节多有所见，为我国观众所熟悉的《女侦探》和《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但像《精彩的尸体》这样直接涉及当时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且就意共采取的所谓“历史性妥协”方针表示影片作者的见解，则属于凤毛麟角。尽管左右翼阵营都对此片横加指责，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并借此大做文章，正直的观众仍能从影片中领会编导者的深刻意蕴，尤其是罗西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政治勇气。

　　本片在隐喻性的造型处理和音响处理方面颇有特色。如影片开头并未指明剧情发生地点，但巴洛克式建筑群却使人们明白无误地认出这是意大利南方城市；瓦尔加走过阴森的地下墓穴时在他心中引起的幻觉，没有多久就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向他射来的枪弹中成为现实；克雷斯的寓所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装怪脸的照片，说明他由于插手谋杀事件太多已被其主子杀人灭口；军警首脑出入外国使馆，暗示他们彼此有所勾结。不必多费唇舌，画面的情景已使观众一目了然。瓦尔加走过地下墓穴时突然响起的安魂曲，克雷斯空荡荡的寓所里到处传来的探戈舞曲声，对于渲染人物的心态和预示人物的命运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与画面表现交相映照。

　　众所周知，在意大利这个国家，政治与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不仅党派林立，斗争激烈，而且黑手党甚为猖獗，谋杀事件层出不穷。仅在1980年，就有众多法官接踵遇害。而到了1992年，又有几位专事调查黑手党罪行的著名检察官遭到毒手，连其家属也不能幸免，使全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在《精彩的尸体》中，罗西并未明指黑手党参与其事，对于药剂师克雷斯与统治阶层究竟有何瓜葛也未点明，而把克雷斯谋杀司法人员处理成似乎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这不免使影片的社会批判意义有所减弱。然而他围绕着“历史性妥协”而在银幕上展现的图景，却为人们提供了意大利现代政治史上一段重要插曲的真实记载。在他许多影片结尾处经常展现的扭曲了的尸体，更使观众难以忘记意大利严酷的社会现实。

　　《死因可疑》影评(三)：从《背景》到《死因可疑》

《正片》杂志对夏侠的采访：

1.

您在演讲中曾说过在所有的意大利电影人中，Francesco Rosi是您感到最亲近的一位。您可以对此详细谈谈吗？

罗西和我同龄，并且我们都来自南方：这就是说我们都在法西斯的统治下度过了我们人生中的头二十年，在近乎相同的环境下，看到相同的东西，读相同的书，逐渐生出相同的对法西斯的憎恶，相同的想法。出生在罗马以南，出生在向罗马进军的年头，这可不像十年后出生在北方。我们出自被称为“南方问题”的地方，但那时法西斯宣称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并且简单地禁止我们谈论它。我们必须自己去发现它，同时发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我发现这强烈地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换句话说，特别“政治化”。这样的“政治化”超越了战后意大利知识分子平庸的政治介入，后来这样的政治介入也被平庸地抛弃了。

2.

在决定把《Le Contexte》搬到大屏幕上时，Francesco Rosi或许曾请您合写剧本。为什么您不做呢？

我想他根本没请过我。我们都知道我总是拒绝合写改编自我小说的电影的剧本，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我无法从一本书中看出一部电影，那这就让我觉得导演是在拍他自己的电影。并且，我相信一本书的作者——一般来说，或多或少，他渴望的是只是一种电影化的插画，一种镀金的能动的影像。

3.

您的书给了电影人很大的自由度来选择布景和更一般化的视觉元素。您是否对Rosi找到的解决方案感到惊讶，作为观众，面对这些位移，您有什么感受？

对于Rosi找到的解决方案，我并不惊讶。即使《Le Contexte》没有被确定地理位置，但仍有些元素使人联想到确定地点。

4.

决定把故事放在意大利而非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您认为这是否符合电影院的限制？

对于电影院的限制来说，是，但同样也是为了符合Rosi自己的限制。

5.

这本书写于1971年。您如何看意大利政治的新“背景”，您又是否认为现在的形式导致了一系列改变（特别是在最后两组镜头，Rogas和党书记的双重死亡以及Cusan和新书记之间的对话）？

从1971年开始，这本书提供的图景，就是一个非现实的国家，通过一些具体的姿态使它看起来很像意大利。当Rosi决定拍一部意大利电影时，他需要考虑到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事。

6.

在何种程度上，您觉得Rosi的电影忠于了您的原著精神？是否对您而言，用电影改编一部文学作品时，这种忠诚必不可少？

我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对毫无理性的意识形态，一中成功地同化、贬黜、腐蚀了那些反对或应该反对它的力量的犯罪-权力（这并不新鲜）的悖论的、滑稽的再现。我感觉Rosi始终忠于这一理念。

7.

在《 Le Contexte》中，您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虚构集》。您什么时候发现了他的作品，他对您有什么影响？如果您的小说中存在一些形而上的怀疑，它们也似乎排除了博尔赫斯的历史哲学（循环时间等等）。罗西的电影也在追求这种形而上的 "气息"。总地来说，您如何协调唯物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对现实的观点与这样形而上的定见？您在其中找到西西里的恒定值了吗？

博尔赫斯，从他在意大利还不那么有名时，就是我感兴趣的作家。我想二十年前，或许更久，我就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事实上，我一直有“形而上”的趣味。我曾经最喜欢的、也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是Alberto Savinio。而我也从未停止过阅读圣奥斯定、圣安色莫和教父们。这是我的矛盾之处。但生活和写作有可能不自相矛盾吗？

8.

您认为，自从您在《Le Cliquet de la folie》上发表《电影中的西西里》一文，其中您写到关于西西里的电影抓住了那些最沉重的特征，最刺目的色彩，这些电影把一切引回怪异、民俗、习惯，西西里电影已经发生演变了吗？在这种意义上，什么电影表现了一种更正确的西西里观？

我不认为最近这些年有非民俗性质的西西里电影。我们还在异域奇观性地，也就是说种族主义地开采gallismo（Brancati以喜剧口吻描绘的西西里色情行为）和mafia的双重富矿。

9.

您如何看待维斯康蒂对《豹》的改编？您是否对这部电影也提出像您对《大地在波动》一样的保留意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相同的特质？

维斯康蒂的《豹》，我有种感觉（我已经在《Cinema nuovo》上写过了），他低估了这部书，把从一部经典小说变成了一部颓废主义小说。实际上这进一步确认了我对《大地在波动》的判断，相比Verga的《Malavoglia》，我觉得这是一种退步：例如从Verga的意大利语变成了连西西里人都不明白的方言。

10.

更一般地说来，您能否继续您关于近十年来电影中的西西里的谈话以及您自己对此的直接（对Gianfranco Mingozzi的评论）和间接（Damiani的《白天的猫头鹰》）的贡献，以及Petri的贡献（《各得其所》）？

我要向您承认：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少看电影。现在的电影让我觉得无聊。在日常生活中，图像刺激已经变得如此死缠不放，至少对我来说，以至于我不愿意再去电影院找刺激。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印象，从现在开始，电影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就它说的这一点话而言，又是含糊其辞，深为色情骚乱和假革命所苦。就我的贡献而言，我认要算我直接参与了，就这一次，Florestano Vancini的电影《Bronte》的编剧工作。这是一部值得更好的运气的电影；在Rosi的《龙头之死》后，这是最有趣的一部以西西里现实为题材的电影。

11.

"诚实而灰心 "的警察是整个大众文学的症候性主题。我们发现，例如，在《Panic in the Streets》中，在《大白鲨》中，在我们的电影中... ... 在《白天的猫头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来自 “中央”的诚实的警察遭遇了“地区性”的犯罪，而特别经典的美国模式是联邦来反抗国家警察的腐败。今天，人们觉得它是对中央政权的反抗 (中央被视为压迫和殖民主义)，而地区性主张则是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两个主题的背向演变，您怎么看？

我书中的警察并不是作为警察存在的，他们是假装成警察的知识分子，是一些扮演警察角色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有一些形而上的想法。他们更多的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后裔，而不是爱伦坡的那位Dupin先生的传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不是人物。比如《白天的猫头鹰》里的警察就代表了——唉，在意大利语的修辞中——所谓的 "抵抗运动的道德准则"，抵抗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来自帕尔马，意大利对法西斯抵抗最多的城市之一，他要和南方永恒的法西斯形成强烈对比，我们管这种法西斯也叫黑手党。

12.

我们会在西西里地区，像更发达的中、北部一样，建立电影电视制做机构吗？

我希望别建，至少现在别建。它们会落入Salvo Lima或Giovanni Gioia的尊贵的客户手心里，这些名字在国际新闻界相当有名，而且这些事肯定与文化无关。可能他们会在里面也放点某种类型的左派——他们不蠢，但这将成为《le contexte》的事件。

Sciascia, Leonardo.Positif; ParisN°181,(May 1976): 34-38. 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