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10篇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是一本由沈志华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一)：1956年，左转还是右转？

　　沈志华因“档案而生”，围绕着公开半公开的档案，旁征博引，这不仅极大的扩展了他的视野，了然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更重要的是在加入自己合理的推测和揣度之后，使得文章言必有据，更具有新意和信服力。

　　在他的文章中，总能感觉到他的治学的严谨和大家风范。他涉猎极广，并且博采众长，在他的文章中总有一两条主线从一贯之，在合理的逻辑思维支配下游刃有余的畅游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并且通过合理的裁剪，进而娓娓道出那一份沉重的历史轨迹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中共党史这一比较敏感的区域。我不禁想起了高华，两人还是很具有相似性的。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二)：书中一个小观点的补充

　　邓拓的苦心孤诣，代价实在太大。毛对邓拓的几次当面批评，用词之粗鄙，言语之顽劣，空前绝后，很多言论堪称侮辱。邓于此开启了十年悲剧，终以文革自杀第一人玉碎祭旗。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三)：历史的悲剧可能重演

　　沈志华的关于1956-1957年的书写的很清楚，当年的毛面对的也是现在改革所面对的同样问题，官僚腐败不堪，官僚主义严重，官僚和群众严重脱节。所以毛试图用包括运用知识分子势力来整风运动来搞所谓大民主来对党内整风，但没想到知识分子的异议超越了他的底线，对一党政治提出了异议，于是酿成了反右及随后的文化革命的悲剧

　　毛作为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当他面对官僚主义庞大腐败不堪问题的时候，他只会尝试运用所谓发动群众，大搞批斗那一套来解决问题，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为党体制的建立基础就是依靠大量的党干部来控制基层，党的干部比起国党的干部多了多倍，而国民党的干部又比清末的官僚多了多倍，依靠这样的严密体制才能实现党对国家的控制和掌握，而这样的控制和掌握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腐败不堪的局面。那么怎么样才能走出这样的漩涡呢，历史告诉我们，走毛路线那套是走不通的，毛时代面对的官僚腐败官僚主义问题，现在比过去只有有过之而无不及，邓的改革开放在造就国家民族强大的同时，也造就了官僚主义的庞大腐败和严重和人民脱节，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这个怪胎局面呢？答案是只能知道而不能说的。否则文革悲剧未必不会重现，就看当政者有没有这个智慧了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四)：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本书阐述的那段历史背景是：希望、思考、选择，所谓希望，即对中国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所谓思考，即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选择，即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决定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纲领，结果，“百花齐放”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五)：在当代史的渡口

　　在当代史的渡口

　　——读《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马维

　　知道沈志华的名字，最初不是因为读他的书，而是听说他的八卦：毕业于名校北京四中，1980年代初期从社会院研究生院辍学，到南方下海经商，9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用赚来的钱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各类史学专著的出版，同时他个人也继续从事中苏关系史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这位没有任何学术职称和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先后被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等聘为教授或研究员。而他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和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海外购买了大批解密档案，为解读1949年以后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这是何等的学术壮举！如此“奇人”，在中国学术界，恐怕真是独一份儿了。

　　坊间有种说法，沈志华教授的学术组织能力强过其个人的史学研究能力。是否是真实的，我等非学术中人恐怕难以准确品评。不过在我看来，沈的学术研究，在史料的运用、史学方法的把握和学术视野上，都自有其特点。这种特点，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了其新近出版的著作《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这部书中，它还有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副标题：“1956-1957年的中国”。

　　既然题为“1956—1957年的中国”，顾名思义，作者不是专论某一具体历史事件，而是意在通过对这两年中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探讨，来勾勒出这一时期国内外的基本格局，从而试图回答上述两大令人困惑的问题。因此，这部书的论题甚广：从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背景、高层的冒进与“反冒进”斗争，到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炉过程、“波匈”事件的前因后果与中国的重要作用，直至 “开门整风”的背景、中苏关系最初出现的裂痕……单看论题，就令人充满期待。

　　读这部书，不能不为作者所引用大量史料所折服。尽管内地大量历史档案尚未公开，但通过作者引用已经解密的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档案以及海外图书馆所藏《内部参考》等昔日密件，读者仍可以瞥见不少事件的决策依据和过程，最典型者莫过于1956年中国深度介入的“波匈事件”。但得承认，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即使是亲见过那些档案，也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索，勾勒出历史大致的摸样。这时，就需要“听历史学家讲故事”了。以我有限的接触，在史学家里，沈志华讲故事的水平绝对属于上乘，那些故事能被他讲得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听得你直呼过瘾，甚至忘了他是在为论述某一观点而讲这个故事。以这样的叙事能力来作文，吸引读者自然不在话下。

　　1956—1957年，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程度是被严重低估的。很多政策的出台，人们至今不明了其真实意图，比如1956年优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在作者看来明显地带有功利色彩，并不表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因此一旦当局者对局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以后的那些看起来似乎令人诧异的转变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总体来看，作者以史料见长的学术特点，既是这部书鲜明的优长之处，也使得这本书有着或隐或显的局限。对档案的过分依赖，有时反会让人心生疑问：作者会不会只采于己有利的材料来证明己方观点呢？对这个问题，作者显然是有所认识的，他常以“过去有一种说法”开头，反驳这种“说法”，不过论证常常并不严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 “非学术化”的倾向，恰恰成了公众愿意接近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读这部书，看见的是那些长久以来不曾被思考、论辩，甚至不曾被注意到的事实，而它们却影响深远。历史没有假如。正如作者所言，当时的人们“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社会与其说是经历了一场“转折”，不如说是面临着“选择”。最终，人们未能做出使后人满意的选择，“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五十余年之后，回望这段处在十字路口的历史，人们既感到了偶然，又仿佛是在经历某种宿命。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六)：内容简介

　　此书不是新书，内容为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的删节版并加上沈公之前发布在国内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本书未涉及到新观点，新材料，因其对论证过程并不产生影响，故沈公未收录。

　　如果对沈公的演讲录音比较熟悉的话，这套书不藏亦可。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七)：【转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在称呼上,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共同的称呼;

　　一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价值观和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第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它们几乎同时产生，又同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上：一个要维护私有制，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第三，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反对剥削，但继承人类一切美好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第四，当代社会可以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中找到存在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第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表现出存在的合理性；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也表现出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理想的价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日益显现出比较优势，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得不借鉴和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是在相互比较中存在、在对立统一中发展。而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总要取代落后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别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完全战胜资本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

　　二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划分，有三种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

　　由此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没有给出相应的位置。那么，它们应该属于哪一组对应关系呢？这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一批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当初划分社会形态时所始料不及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是高度抽象的，是概括本质的，是反映一般规律的。而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是具体的，是实际社会制度的历史反映和理论推断。

　　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今天的发展状况，所有国家都已经超越了“人的依赖性”阶段，都远未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阶段，各国同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一阶段消除了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劳动者独立了。但这种独立性由于物的不丰富而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人的社会权利基本表现为以物的形式占有。

　　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状态的划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应该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一八四○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4]

　　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的如下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现实选择。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5]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了许多弯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顾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而自由地选择了社会形式，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这正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只能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这种代替必须体现在社会制度上，而社会制度的变革又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贯通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不发达的生产力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诸如市场经济体制、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现代企业制度等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理应吸收和继承。

　　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具有明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生弊端的觉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生产方式中脱胎出来的。它相对于不发达的物质生产，不可能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在人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认识、理性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通过自己的发展、壮大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把发展生产力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当作己任。

　　第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并存发展。

　　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当代资本主义性质不同，但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形态，具有共同的“社会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这一大的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服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货币、市场、交换价值的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市场经济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用。

　　在这一大的形态中，物质利益原则是决定生产关系和人们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原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任何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政策，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应。资本主义国家被动地兼顾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地和自觉地维护社会公正。

　　在这一大的形态中，资本、雇佣劳动、剥削都是客观的经济现象，由“物的依赖性”决定。过去，我们对这些客观事物或是视而不见，或是简单地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及其反作用，这样才能脚踏实地地回到物质的大地上来。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剥削等经济现象尽管不符合人类先进的价值观念，但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具有相对合理性，“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7]。一方面，当人类社会还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发展阶段，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剥削这些经济现象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作用不可替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通过自身特殊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通过多种政策和法规来恰当限制和不断调整这些不合理的经济现象，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减少社会的不公正。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消灭剥削，摆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今天，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求同存异中生存，在竞争借鉴中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同一性表现为合作、借鉴、发展，斗争性表现为对抗、摩擦、代替。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终会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言，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对抗的客观必然性，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之间暂时的、有条件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存在着平等竞争、互相借鉴、长期共存的历史机遇。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八)：社会主义国家十字路口的选择

　　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这个演讲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行为进行了大量批判，这个报告不仅给苏共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核心问题是这两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高度不满，民众要求摆脱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提高工资福利，并要求落实民主制度（当然这两次事件的性质都被执政党不约而同地视为：“境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4/21/content_1844591.htm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当年学历史的时候，就好奇，为什么中共八大提出的看起来很好很合理的路线蓝图那么快就被抛弃？这本书用很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推理解释1956、1957中国内政外交的逻辑，打破了很多的“我以为”。

　　我以为从小阳春到反右倾是“转折”，作者解释，这只是从暂时的停顿观望，回到了中共传统熟悉的革命运动思维的惯性道路。（好可怕，如果这是“惯性”，时至今日，这种惯性应该依然或多或少存在。。。）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十)：关键的两年

　　沈志华老师这本断代史，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书里面没什么猛料，但把事情并置一处，便能从字里行间挖出些新意来；书里面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大概都听说过，但是了解诸多有价值的细节，可以带来新的思考空间。全书一共九章，都是修改过的论文，偶尔还略有重复，不过无关大碍。行文也没带什么情绪，给人带来种就事论事的好感。除了传统的翻史料功夫，沈老师在获得个人经济自由后带来的俄国解密档案，以及与东欧学者的交流，都可以视为本书的特点。连带着，书里还有对某些相关的中方档案尚未公布的慨叹。

　　1956和1957两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点。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成，领导人们踌躇满志。书中提到的几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1）虽然历经种种思想与社会的改造，有种人心齐整的气象，而且社会控制空前加强，但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定团结，其实也是群体性事件频发。

　　2）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一度极其之好，因为帮赫鲁晓夫在东欧解围（当然，有意无意之间也削弱了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影响），赫鲁晓夫甚至过分谦虚地对待我党，有时好到近乎“无底线”。中国提出的援助要求，令苏联老大哥也有些吃不消。

　　4）1955年开始筹备的知识分子会议，于1956年1月召开，主要关注点是政治信任、各尽其能、待遇问题，全年都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不过，归根借底还是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不怎么重视。

　　对国际背景的梳理，无疑更能反映这本书的好处。

　　一个大背景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24号、25号，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这秘密报告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进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即我党在中苏论战时所称的“借口所谓‘但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报告内容自然是半推半就，即便如此还有很大阻力。报告中提到，1930年到1953年，786098人因反革命罪处决。各种恐怖的数字，吓坏了许多代表，阿里斯托夫还说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中共与3月初就拿到了报告的文本，并未刻意保密，其实传达、扩散得非常快，社会反响很大。对这个报告，朝鲜则加以严格限制。

　　这次会议之后一个多月，《再论》一文引起巨大国际反响——这个“国际”自然是阵营内部了。12月28号广播，转天《人民日报》刊登，三天后《真理报》“几乎转载全文”。据说，这份《真理报》发行了2000万份，后来还出了100万册单行本。这篇文章大力肯定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功劳，还第一次提到了“修正主义”——否定马列斯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策略性地维护斯大林的形象，颇得当时焦头烂额的赫鲁晓夫赞赏，还跟中国大使刘晓公开“拥抱、接吻和干杯”。（P294）赫氏感觉自家的好朋友是在雪中送炭，哪晓得没几年便用来给自己盖棺论定了。

　　《再论》被视为理论水平极高，其实现在读起来也觉得很有道理，比如：

　　“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两年时间以此作结，以当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充满希望，国内建设欣欣向荣。但是，可惜的是，后来者知道，事情并没有按照这条线继续发展。其后，苏联的农业生产、航空、潜艇都“恰好”取得了重大进展，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有精力谋求更有分量的国际地位。承前启后的两年，可以从延安时期找到前因，也为后面的混乱与改革播下了种子。能够呈现历史的逻辑，可以引申出反思，提供更广阔的视角，有助于明白“事情为什么发展成那样”，才不枉孤灯残卷时熬掉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