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10篇
《古典诗的现代性》是一本由江弱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50元，页数：31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一)：去时间化的“现代性”
理论上说，自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任何对古典文学的阐释都是一种现代阐释，江弱水先生的新著《古典诗的现代性》则是最新的一次实践。本书的特出地方在于，作者对这种阐释的“现代性”抱有明确的自觉，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提供的试纸和标尺，江先生对中国古典诗做了一次大胆的实验，从中“检测”出一个中国古典诗自身的“现代性”传统。我们佩服江先生的勇敢和敏锐，他对南朝文学、唐诗和宋词的解读每每别具只眼，能道常人所不能道，故而胜义纷披，令人应接不暇。就具体文本的分析、比参而言，江先生的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别样而新鲜动人的古典诗图卷。
江先生显然意识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含混和充满歧异，他的基本策略是将“现代性”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避免“时间所造成的干扰”（第4页），将其凝固为某种抽象的诗学品质，亦即“颓加荡”、“讹而新”、“断续性”和“互文性”四种要素，作为他的“工作性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后序一》黄维樑语），这且不论。然而，他引波德莱尔、福柯和钱锺书等人来证成其说，却不免引人生疑。当波德莱尔说“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时，并不是说有一种抽象和恒定的现代性为古今画家所共享，而是说每个古代画家都在对当时独特生活的描绘中表现出自身的现代性。同样，当福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的时候，他发挥的也是波德莱尔的论述，现代性“态度”“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4页）。在西方语境中，“现代性”和时间意识密不可分，无论对“现代性”的理解如何歧异丛生，这种时间意识却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把它抽去，“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成立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钱锺书是江先生服膺的学者，《谈艺录》开篇论“诗分唐宋”，明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江先生引来作为立说的根据。其实，1933年钱锺书为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作书评，就曾假设“‘近代’这个名词，不仅含有时代的意思，而是指一种风格，像所谓‘唐诗’，‘宋诗’一样，不是chronologically modern，而是critically ‘modernistic’”（《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4年，第318页），似乎与江先生的意思更为接近。但是钱锺书随即又认为，此书用原名《冰雪小品》比“《近代散文钞》来得妥当，至少可以不用‘近代’那种招惹是非的名词”（同上，第320页），可见他态度之谨慎。晚年钱锺书更是批评论艺者每拘于名目而忽略情实，诸如“性灵”、“复古”等分派之名，“唐诗”、“宋诗”等断代之名，在他看来，“无一非悬门之牛首耳”（《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537页）。论者常引用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语，却似乎没有注意到钱锺书只是就具体文体或修辞问题言之，极少标举概念，他只是朴素地指出“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谈中国诗》，《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67页），同为诗既已足矣，似乎没有再界分町畦树立樊篱的必要。
除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本书对“现代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大有可议之处，江先生基本上视两者为同义词，并未加以清晰的区别和界定。一般而言，“现代性”涉及社会历史诸多层面，涵盖面较“现代主义”这一文艺批评术语要广，即使纯粹从美学和形式的层面上，所谓“美学现代性”的内涵也比“现代主义”丰富，起源亦较早。混淆两者的后果之一，是对“浪漫主义”的不恰当的估计。在论及周邦彦擅长运用小说化和戏剧化手法时，江先生认为“这也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现代主义诗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浪漫派的写法就是第一人称为突出标志的强烈的自我表现和情绪宣泄”（第213页），说现代主义反浪漫主义大抵不差，但是说现代性反浪漫主义就有问题了。难道浪漫主义不是一种现代性？事实上，浪漫主义乃是现代性的先声，当西方文学从被普遍永恒的价值标准主宰的古典主义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正是对一切新奇独特的事物都充满热情并由此生发出自我表达的渴望的浪漫主义扮演了先锋的角色。所以卡林内斯库认为司汤达的浪漫主义是“波德莱尔现代性理论的雏形”（《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波德莱尔自己也明确表示：“谁说浪漫主义，谁就是说现代艺术”，“浪漫主义是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如果说江先生把“现代性”局限于现代主义范畴而显得狭隘的话，他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似乎又过于宽泛了。即如这里所说的小说化和戏剧化手法，很难说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是公认的戏剧体诗歌的大师，却不见有人把他纳入现代主义作家之列。以宋词而论，周邦彦词固然以叙事性见长，前人称为章法严密，但这也不是清真的创格，词本来就具有“代言”特征，戏剧化实属常态，《花间集》中就有不少词有意识地“写成故事或生活的片段”（吴世昌《诗词论丛》，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1页），是否都能冠之以“现代性”之名？
江先生在“现代性”的名义下列出“颓加荡”、“讹而新”、“断续性”和“互文性”四种成分，孤立地看，每一种确实都可以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但是江先生的抱负不止于此，他的“宏观愿景”是勾勒出“中国古典诗歌内部的两大传统”，一个是“主要受古文与古诗影响的、着重语言秩序和意义传达的古典主义写作传统”，另一个便是他精心构造的“主要受骈文与律诗影响的、着重文字凸现和美感经营的现代性写作传统”（《后序二》，第312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江先生离他自己所设立的目标相距尚远，那些孤立且不乏洞见的文本分析，一旦要参与构造历时的“传统”便不免显得薄弱，甚至显出左支右绌的窘状来。例如，“现代性写作”是受“骈文与律诗影响的”，且问唐以后中国古典诗人中有谁不受律诗影响？还是所有的律诗都属于“现代性写作”？如果律诗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工于属对的南宋大诗人陆游为何不在这个传统之中？又如，江先生说苏轼与辛弃疾的词“是古诗与古文的一脉，故避骈文和律诗的俪偶而不用或少用”（第199页），因而不属于现代性写作，那么如果“互文性”这一重要的“现代性”指标与此发生矛盾时又当如何？我这里指的当然是擅长用典隶事的辛弃疾，按前面的标准来说他的“现代性”至少不应逊于姜夔。
当江先生构造出“古典主义”与“现代性”双峰并峙的古典诗格局的时候，最为触目惊心的是他对王孟韦柳下至王渔洋的“神韵”一派完全交了白卷。江先生有意无意的忽略亦自有故，他在《绪论》中对叶维廉以中国山水诗为典范沟通中国古典与英美现代诗学的工作深致不满，认为叶氏“将一部分中国诗的语言特色视为全体所有”（第12页），所以他有意“矫枉”却未免“过正”，完全将其置于不论不议之列，未免有失公允。叶维廉从英美现代诗对中国古典诗的接受入手，注意力集中于山水诗正是势所必然，而他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范式的开辟之功亦不可没。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说“西洋文评家谈论中国诗时，往往仿佛是在鉴赏中国画”（《七缀集》，三联书店，2004年，第15页），指的就是以写作“清淡”、“空灵”的山水诗见长的神韵一派，他特意指出神韵派并不能代表旧诗的正统，但并不否认其重要地位。不过，我猜想江先生避而不谈神韵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这一派诗歌确实很难纳入他构造的两大传统中。神韵派不受古文和古诗影响，也不着意于道德教化和意义传达，因而不属于古典主义传统，然而这一派诗歌大多也不喜欢用典，不雕琢文字或刻意求新奇，在“互文性”、“颓加荡”、“讹而新”方面都有所欠缺，唯一靠得上边的大概就是“断续性”了，即通过共时性的意象呈现来传达意境。其实，如果说现代性就是“空间对时间的胜利，并列对连续的胜利”（第9页），那么没有哪一派比神韵派的山水诗更具有现代性了，而这一派诗歌冥心独往神超物表的沉思情调，也与江先生表彰杜甫的现代性时所论述的“冥想”气质若合符契。
行文至此，人们不免心生疑惑，如果“现代性”这个概念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时如此处处捉襟见肘扞格难通的话，作者为何一定要抱定不放呢？若仅以“必要之恶”（第312页）名之似乎并不足以说服读者。在我看来，这背后却有着江先生对传统与现代、古典诗与新诗的一贯看法在，正是这个看法而并非本书的具体论述才是更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我在前面毛举细故，并非要和江先生为难，也不过是要引出自己对他的看法的看法。江先生把“现代性”概念尖锐地带入对古典诗的重新阐释中，为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这使得《古典诗的现代性》超出了一切平庸陈腐之作，而给我们一种新鲜的刺激。
根据我并不完全的观察，江先生对“古典诗的现代性”的阐释，其实来自于他对新诗的意见。本书的“余论”部分题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传统的重估与转生”，虽处于“余论”地位，却正是为正论部分张本。江先生是新诗研究的名家，长期致力于卞之琳和三四十年代诗人，擅长在文本细读中抉发中西古今诗心的会通之处，他对卞之琳等诗人的成就评价颇高，并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取得不俗的成绩，是因为新诗所依凭的古典传统本身即具有现代性，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看法。在《中西同步位移——现代诗人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的引言中，江先生写道：
中国新诗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化，是因为新诗人所拥有的那个传统本身即富有可资转化的多重因素。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古典诗歌本身，至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形式及技巧的主要特质。换句话说，它本身已经极具“现代性”，因为“现代性”这一概念，非表时间，乃指性质。（第6页）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性”的概念早已酝酿成熟，在新诗研究中获得的眼光，被用来重释和塑造传统。“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传统的重估与转生”一文对此有系统的交代，江先生特别提到废名对元白和温李两派诗歌的分梳，认为他“几乎已经勾勒出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写作的一个独特传统”（第283页），元白一派亦接近于江先生所谓的“古典主义”传统。三十年代诗人一边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一边有意继承这个“现代性写作”传统，故而成就不凡。中西会通的观点在新诗研究中并不鲜见，江先生的特点是在打通古今，尽力弥合新诗与古典诗之间的断裂，而他所用的黏合剂便是“现代性”。
从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来看，江先生的观点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自新诗诞生以来，围绕新诗的争论就从未停歇。在辉煌的古典诗歌映衬下，新诗未免显得幼稚浅薄，较之于同时代的西方诗歌，新诗也相形见绌。新诗的研究者常常感到需要不断地去为新诗正名，从而陷入一种深深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新诗在何种意义上是中国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现代的？（参见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江先生对此的回答是：新诗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因为中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现代性传统，而新诗不过是这个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中西同步位移——现代诗人论丛》，第11页）。如此，困扰研究者的文化焦虑自然消解于无形。
问题在于，江先生构筑的古典诗的“现代性写作”传统似乎并不那么牢靠。一个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的“现代性”概念真的有效么？托庇于古典传统之下，新诗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么？我个人认为，研究者对三十年代诗人对古典资源的汲取，估计得有些过高了。比起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系统吸收，他们对古典诗歌的借鉴在更多情况下却是随意而零碎的。江先生在文中多次引用李健吾的说法，证明三十年代的诗人和批评家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性”意识，然而这种“现代性”却来自繁复的现代生活，来自于敏锐的时间意识，而非古典的“现代性写作”传统。李健吾在评论卞之琳的《鱼目集》时说：“然而他是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人，即使表现凭古吊今的萧索之感，他感觉的样式也是回环复杂。”（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载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足以为证。当代诗人西川对三十年代诗人总体评价不高，但他也认为卞之琳等人的现代感受主要依赖于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西方作品的阅读和翻译，而古典传统不与焉。有意思的是，西川批评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一文，指出张文罗列的新诗人的“现代感受”有浮泛空洞之嫌，也触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李商隐的诗难道没有“细密反复的组织”？李煜的词难道没有“趋向延伸的内蕴”？杜甫的诗难道不“精致”，不“敏锐”，不“复杂”？区别在于他们不“现代”。那么何谓“现代”，张文没有做深入开掘。（《抹不去的焦虑——读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中国学术》总第5期，第296页）
江先生也引用了这段文字（第286页），但他似乎同样没有对“何谓‘现代’”做“深入开掘”。而西川却提醒我们，仅有“精致”、“敏锐”乃至“颓加荡”、“讹而新”等形式上的要素，并不能保证古典诗或新诗的“现代”。“现代”是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文化范畴。在对新诗之现代性的看法上，我更同情奚密的立场，那就是把新诗（或者用她的说法：“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断裂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勇敢地接受下来，同时也勇敢地承受由此而来的文化焦虑，新诗必须另辟蹊径，探索和建立自身的现代性和主体性（参见《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无论我们乐意承认与否，“现代”和“现代性”都是一个历史产物，是对一种时间断裂感和瞬时感的表达，这种断裂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自然还会对古典诗歌进行现代阐释，但这种阐释的“现代性”来源于我们自身，而并非那已然消逝的古典世界；同样，新诗的未来也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当下的努力，而不是想象中的“现代性写作”传统。 ■
《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二)：立论失当
江弱水先生以西方诗学理论解读中国古典诗词，认为中国古典诗词在文学精神、艺术理念、语言形式等方面蕴含现代性品质，从而使其在现代语境里获得新生。这一视角蹊径独辟，别具一格，书内对一些具体的文本解读得异彩纷呈，让人惊讶叹服，比方对杜甫的《秋兴》八首的诠释，从冥想的气质、内倾的声音、音乐的思维、心理的逻辑等方面，揭示晚期杜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相通互应的特点。
但江先生所说的现代性如作品内容的颓废、语言形式的新奇，在各个时代并不鲜见，甚至在某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也杂糅并陈，这一文学现象也并不为现代派文学所独有。如果单以“草绿衬同，花红面似”“账前微笑，涉想犹存；幄里余香，从风且歇”“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就以现代文学理论来分析解读，并冠之以现代性的标签，我觉得立论失之妥当。其实英语作品也存在这种现象：如William Shakespeare最著名的Sonnet 18中的“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和John Donne的A Valediction中的“But we, by a love so much refined / That our selves know not what it is, / Inter-assured of the mind, / Care less, eyes, lips, and hands to miss. ”有时为了韵律的需要，或内容上的需要，必然会对句子的结构或词语的位置进行甚至是不合常理的调整。这种文学创作上的“现代性”，是超越时代地域的，并不属于古代抑或现代，是文学创作中的常态。
《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三)：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有很多人总是善意地提醒“不要用现代的东西硬套古人”啊神马的。确实不能“硬”套，但很多人实际是在用这个提醒来作挡箭牌，掩盖他们思路狭窄，才思匮乏的事实。这些人对任何的“现代阐释”都心存芥蒂，甚至对比较文学本身冷嘲热讽。
学术的目的当然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但这不等于方法上的因循守旧。的确有很多现代阐释或比较研究存在生硬的情况，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真正理解学术本质的人当然明白，所谓学术，就是用研究者当代的视域融合以往的视域，从而让研究对象本身的意义不断滚雪球式的增大。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意识若还停留在以往的水平，学术是没有进步的。前日看孙昌武先生谈治学心得的小文章，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他就强调，只要不是教条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提倡方法的创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强调对以往的遗产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所谓批判，当然是站在当代人的眼光和视域基础上的批判。
江弱水先生的这本书和以前读过的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带给我类似的兴奋。这本书讨论的是古典诗歌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明确了现代性的几个特征，如颓废、创新、断续性、互文性。然后讨论中国诗歌史上从南朝确立的带有这些特征的现代性传统。作者论证充分合理，让人信服。其实我上学期一个论文就写了古典诗歌中的互文性问题，问题意识是我自己想到的，后来在周裕锴、葛兆光等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验证，如今，江弱水先生又有类似的论断。可见，在互文性视野下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典现象，会有以往没有注意到的收获。既然存在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用这样的术语？那些学术界的奇怪的质疑声音，让我想起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批判的保守势力。这些人往往是一些缺少灵性和创见的人，虽以学者自居，我想也不通学术的真谛的，他们的言论大可不管。
于是我想到，学术和作诗一样，也是需要想象力的。我们还需要很多江先生这样的诗人型的学者。我想到法国年鉴史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在《历史是什么》中的观点——要理解生活本身，才能理解全部的历史。同样，理解诗歌本身，才能理解某个年代的诗歌。这也正是程千帆先生强调学者自己创作的必要性，唯有诗人才能理解诗人嘛。说到底，我们研究古代诗歌，还是研究的人的情感本身，而这是穿越时代的。
总之，古典诗歌的现代性，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四)：释诗尤难
本册子的内容确实如采云祥照,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选诗词大家而鞭辟入里,用西方之诗学阐缤纷斑斓于感官,且理性并重,使得其风格鲜明而眺丽.
且所选之各家,各有代表,各具典型,我以为是当代不易多得的评判诗词诸家的好本子.
例来,作诗评诗两不相妨,自古而下,有评诗与所评的诗相颉颃的,但那须非常人之功,评诗尤难.
近读闻一多论杜甫,短小一篇,风力兼备,其神宛在,令读者极为钦敬,可想见大家挥戈之不同. 又读海外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诗词的往事再现》 似乎要还原原作的当下情境,却又被截在半中,终于不可得. 但是却给本土后学指明了一个评诗溯流好的方向.
事实上,评古典之诗词,最应以其本诗去推敲诗人之旨.以本土之精神去冥和古人之立意.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很多学者以西方诗学理论研究汉唐诗文,不免隔靴搔痒,且其理论佶屈聱牙,违背中华诗词之绝妙音度,美在风华之旨,情性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机,所以传统历来评者大都秉持灵光感应,若合符节之法,而评词亦称美的享受,如况周颐 《惠风词话》 陈延焯 《白雨斋词话》 王国维 《人间词话》等 民国苦水词人等 重性灵之点评
将弱水以一个学者的视角,广搜金粟,汇聚江水,不无裨益,中西结合虽为时代所趋,然读者在互教相参中,大可有所受益,形成独特之观点,于此类中再添新流。
本册子购于太原尔雅,当时时间仓皇,忙乱之中偶一翻过便拿着了,是目下此类阅读中的上品,尤为珍视.
后来怀想,实为有缘,符合我口味的不易遇到,此本却有这番机缘,不可不加一说.
《古典诗的现代性》读后感(五)：肌理匀称，脊骨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