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战略读后感100字
《论大战略》是一本由[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大战略》读后感(一)：看完序言就够了
狐狸和刺猬的寓言故事夹杂在各阶段的历史中。对我而言：
1、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历史看不懂，套用历史论证观点显得牵强附会。
2、体现了樊登读书会拆书的价值。自己翻了一遍，收获浅浅，还不如得到老罗那里听来的有趣。不知道樊登读书这本书有没有解读。
3、让我想去读罗马人的故事，只听作者讲罗马的故事，太片面了，拒绝盲信。
《论大战略》读后感(二)：《论大战略》的启发与感悟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战略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必须要有大目标，同时选择匹配自己能力的方法，才能有所成就。有时候做事会一根筋而面临重重困难，或者患得患失而止步不前，这都是说明目标或方法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认清目标并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能力制定方法，才能实现大战略。人生如此，生活亦如此。
不过最令我震撼的是屋大为对他女儿说的那一句话：“我必须相信这都值得，我们都必须相信”，坚定自己的信念，无论是否有意义，都要义无反顾。
《论大战略》读后感(三)：这本书挺没意思的
简介：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名人案例来传达某些道理。 我听这本书的初衷是觉得它的名字很高档，觉得自己应该不是很懂，所以想了解一下。而这个想法又来源于不知道谁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总是看自己看得懂的书，那么你就啥啥啥的。大概就这意思。 书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名人案例来阐述某些道理。 世间的道理，大家活到这岁数，我想基本上都听完了。连老子这么古老的人都在表达世风不古，呵呵。 但为什么总说，“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原因大概在于，我们没能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获取这些道理，或者没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被这些道理所再次强化。 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装帧，摆摆门面，附庸附庸风雅倒是不错的。
《论大战略》读后感(四)：刺猬式思维和狐狸式思维两个比喻很形象
大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能够达成一致，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
战略是目标和能力的平衡，这个观点很清晰简单。用古希腊的谚语进行比喻，刺猬式思维和狐狸式思维正好代表了对目标和能力评估的两个极端情况，让人理解的更加直白。迷雾陷阱和摩擦力陷阱，涉及到不确定性和执行过程中的助力，更好让我们防范风险，作者也提出了相关避免陷阱的方法，帮助读者解决这些陷阱。
《论大战略》读后感(五)：《论大战略》有感
格局很大，视野开阔，不是历史知识的堆砌，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我自叹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素养不够，视野太窄。本书我也只是速读了一遍，后面还会再看。摘录其中一段话 在本书中，积极自由所指便是试图驱策狐狸的刺猬：晚年的伯里克利、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丁、腓力二世、乔治三世、拿破仑、威尔逊和20世纪的其他极权主义者，他们都一清二楚地知道世界如何运转，所以更倾向于改变时势而不是顺应时势。变易时势，则其间的人民所被授予的自由介于（从最好处着眼）理想幻灭或财产被剥夺和（从最坏处着眼）受奴役或被灭绝之间。 消极自由一直以来就是接受指南针引领的狐狸：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屋大维·恺撒、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一世、美国国父们、林肯、索尔兹伯里，尤其是罗斯福。他们都谦逊有加，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甚至让矛盾为我所用的聪明才智。他们尊重时势，精心做出抉择，并在做出决定后对其细加斟酌。 两种自由都需要穿越，如同走钢丝或船穿过桥下一样——穿越便必然有风险。积极自由声称已经降低了风险或者至少推迟了风险：不管用哪种方式，穿越之后到达的新世界就是福地。消极自由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它承认局限，降低期望，并且在寻求可实现的目标方面倾向于采用经验证的手段。积极自由不需要超越理论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如果目标是相容的，手段自会与其水乳交融。消极自由既不要求相容也不要求融合，而是看重经验，接纳对理论的修正。
《论大战略》读后感(六)：大就是损失
作者是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在耶鲁大学开设大战略研究课程。本书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中不同人物的表现，来揭示大战略的核心规律，得到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女士推荐。
1.谈到思维差异，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狐狸和刺猬，狐狸追逐多个目标，而刺猬的目标单一固执。
2.人的思维往往处于狐狸式和刺猬式的对抗之中，狐狸式重视环境变化，却模糊了目标与焦点；刺猬式重视目标纯粹性，却忽视了手段的配合。
3.公元前480年，波斯帝王薛西斯讨伐希腊，因困于海峡便下令向海水中投下镣铐，并处海水以鞭刑。这位国王毫不在意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甚至一度自问“为什么不能让波斯帝国的边界与宙斯的天际一致呢？”
4.林肯曾说过：指南针能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前行路上将要遇到的沼泽，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只会闷头往前冲，必将陷入泥沼、一事无成，即使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
5. 战略并不总是理性的。杜鲁门总统在一天内决定派麦克阿瑟将军率军加入朝鲜战争。而此之前的五个月，美国政府还声称韩国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6.战略的领导力是从复杂性中发现简单性。所以作者的观点，战略问题的核心就是～常识！
7.拿破仑兵败俄国的原因，就是他的亲兵都知道：冬天来了。大战略的溃败，往往是复杂问题中的一个常识。
8.常识并不容易获得，尤其在陷入刺猬式的单一思维中时。
9.大战略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基本规律：潜在的无限愿望与必然的有限能力之间保持一致。
大战略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吗？作者说，所谓“大”是就损失而言的。如果一件事情可能给你的人生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就需要运用大战略的思维了。
《论大战略》读后感(七)：好的战略=对立思想+行动力
加迪斯的《论大战略》，近期读到的最有启发的书。
其实不论是刺猬还是狐狸，能做到不上头、稳住不浪、孜孜不倦，基本上能博到70-80%胜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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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这是以赛亚·柏林书名的来源：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据观察，大部分人是刺猬与狐狸的综合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事情上做刺猬，在什么事情上做狐狸；进一步，如果你是团队领袖，刺猬型成员与狐狸型成员应该如何配比。难的不在于坚守人设，而在于动态调整的方法论，和经过检验的、稳健的综合系统。加迪斯给我们的最优解是：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也就是：对立思想的兼容，与行动力的结合。
比较违反常识的是，直觉上我们会认为，刺猬型人格拥有更宏大的格局观，因而对未来的预测更为精准。但事实上，根据美国政治学心理学家泰洛克的研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而刺猬型专家则相反，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中。连实证研究也告诉我们，要充分警惕“聪明人的逻辑自洽”。但刺猬与狐狸各有各的困境：如果你像狐狸一样试图预测一切，你将无法完成任何事情；而如果你是刺猬，没有为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万全的准备，摔跤也几乎是必然的。
狐狸面对“恶”的态度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即使不能在恶中发现善，至少要在面对恶时不受其影响，也许能够战胜恶，甚至可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远离那些恶。奥古斯丁一类的“刺猬式”人物，要么试图追溯不幸发生的逻辑，要么横冲直撞面对不幸来彰显所谓的英雄主义特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做英雄，我们要成为马基雅维利。正如最懂得马基雅维利的翻译家曼斯菲尔德所说：“一个人的审慎告诉他，必须为自己谋取什么，或者必须屈服于什么，这和正义本身一样合理，因为人如果无法保全自己，就无法在任何意义上承担正义。”但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马基雅维利的权力观、功利主义、极端现实主义，已经未必适用，需要审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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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启发：
* 在成事的决心上做刺猬，在成事的谋略上做狐狸。千万别反过来。
* 别太依赖直觉。除非经过长年严格的训练和实践的检验，否则直觉对行动可能有误导性。
* 如果你是刺猬型领导：1.别上头；2.多用狐狸，兼听则明。
* 如果你是狐狸型领导：1.稳住别浪；2.多用刺猬，知行合一。
* 现代人喜欢谈战略思维，但一定要记住，思维之外，重要的是行动。念念不忘可不一定有回响，重要的是孜孜不倦。
《论大战略》读后感(八)：随笔
（一）冷战后“伟大的和解和历史的终结”，消费主义和传统的家长作风让国人一代代堕入一种选择无能和目标无能，对战略的思考更体现了其重要。
良好的教育塑造了新一代的“刺猬心”，是精英的不可复制的与能力不相匹配的前景。个人打理、组织愿景、行业方向、国家的政策、国际议题需要坚定的“刺猬心”，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又要求“狐狸心”不可缺少，战略就是两者的平衡。
孙子讲“势”，德尔斐的阿波罗言“凡事勿过度”，只读史还是无法体会，这可能是这个年龄未曾经历什么体验只读死书最困顿的缘由所在了。
（二）乔治凯南的同名远亲在100年前观察通古斯人的祭祀活动中总结出“人的行为，往往不是以【理智】为界，而是受制于【他的真切所见】”。 缺少爱情体验的羞涩男孩将女孩的接纳、尊重当做【他所见的好感】；缺少现代医学知识的农人将服用草药后身体的自愈当做【他所见的神方疗效】；缺少公民意识的人们将权威的一种声音当做【他所见的唯一真理】。 100年后的乔治凯南或许受到远亲的启迪或是家族的传承，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眼中苏联从斯大林到人民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所见所闻】，一封八千字电报发回了华盛顿，开启了冷战美国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序幕。
（三）“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凯撒”、“王朝的完整还是维护天主教的正统”、“维护联邦结合而必要存在的’恶’然终会消亡的奴隶制”、“欧洲的和平依赖武装’小协约国’后却又背弃他们与虎谋皮”、“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逐渐成为老人们的玩具”，灵魂和组织之间存在的需求竞争在一幕幕王朝、国家、企业、辛迪加的潮起潮落中引领主线。 30年前，李光耀对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坐在坦克上对不满的群众大声疾呼“不要害怕”感到可笑可悲。 什么是“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放在国家管理层来看更是战略思维的再整理：政党如果不能使执政目标（愿景）与能力（国策）相符（哪怕不是一致），政治家不能克制权势冲动（腓力二世的失控）、控制战场规模（拿破仑的败北），甚至连目标都无法明确。在个人愿景和组织欲望的推动下，一定会走上连【常识】（比如戈尔巴乔夫在只有靠威权才能震慑暴动时仍想用和蔼可亲获得谅解）都丧失的登顶之路：权力的山峰越高，常识的氧气越稀薄，干出蠢事的几率越大。 （四）为什么要读历史，理论又是什么。在社会学领域，究竟有没有“科学”、“规律”可言，我想如果按古典和近代西方的战略家的视角来看当代的政策制定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历史理论是沙场点兵的操练，真正上了战场只能靠自己。” 马克思的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今天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认为他必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人类发展本就没有规律，是黑天鹅的累积，是混沌，是备受嘲笑的拉姆斯菲尔德的unknown unknown，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带着对未来必胜的信念将理论前置于实践，意识形态的目标超越了对人性自由的尊重和组织、国力投射，也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履维艰的一种原因吧。 “变”则通，对于无规律的常态化心理准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敬重，是审慎这个政治家、决策者最珍贵的品质，把对自然科学的规律追求放在指导社会学领域是本末倒置、手段对目标的绑架，理论和历史只为人们提供了训练，“以史为鉴”不能代替人们自身面对未来挑战应具备的审慎和“手段与目标相符，能力与愿景协调”的品性。 这或许才应该是读世界史、西方史最值得总结的一个角度。
《论大战略》读后感(九)：战略家是像狐狸一样的刺猬——《论大战略》
这年头，谈战略的很多，真真假假故弄玄虚，无非是因为战略是个太大的词，和普遍具体的感知有非常大的距离，而且反馈非常慢，据说还对最终的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想谈好很不容易。
这本《论大战略》算是很巧妙的绕开了这些话题，在几个作为基础的理念指导下，把战略上升到了最复杂的国家高度，用大量名人伟人在关键时刻上的选择和决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其实已经指出了战略设计需要考量的要素。
所以说，这更像是一本启发性读物，倘若没有跟着作者的指引开启“上帝视角”，那基本只是看个故事而已。
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需要考量全局，就必须是领导者；需要考虑的全局既包括时间层面也包括空间和资源层面。书中反复引用了“狐狸式”和“刺猬式”两种思维方式对战略设定的影响。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于是在随机应变中往往见招拆招，容易迷失方向；刺猬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坚毅执着勇往直前，容易忽视环境变化。
好战略的制定和选择既要像刺猬一样坚定，又必须拥有狐狸一样的多知，在这两者之间需要找到那条适合行动的黄金中线，既不偏离方向，又对所有的变化和动态保持敏感——说起来很容易，就像作家菲茨吉拉德的那句金句：“能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做事的人，才是有第一流智慧的人。”要真的试试吗？学着做一个战略规划就行了，因为战略本就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目标永远是宏大的，能力永远是不够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最俗的说法：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怎么就能被你给做成了呢？
从这里开始，才是战略的入门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思考方式——你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从自己这边拽出来，让它翱翔于天际之间，君临时空之上，如此，才能一窥全局。然后还得把思想拽回来，看看眼前要做的一切，和宏大的全局有什么关系，有那些关联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视角下再去做那些重要决策，才会更加靠谱——这是唯一主观能动的部分，也是打开战略的正确方式。
书里举了历史上大量关于战略决策的例子，并倒推了相应的思考路径——
薛西斯坚信自己所能调动的军力足以扫平希腊，但所有的出发点在于实现父亲大流士未尽的理想，于是在遭遇挫败后迅速崩溃；
林肯坚信联邦的制度设计和废奴带来的社会价值将大于邦联和蓄奴制度，所以才推动变革甚至不惧内战；
列宁对俄国革命趋势的判断结合一战环境的变化，才做出了取道德国回俄国的路径安排，并最终引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联；
诸如此类的故事书中很多，强调了战略制定的内在与外在要素：
从内在角度而言，就是近年来常常被提到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使命不统一，会失去动力；愿景不一致，会迷失方向；价值观不统一，则难以规范行为……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从内部决定了力量的源泉，对于未知方向的动力和决心由此而来，对于未知困境的应对态度也由此决定，这些都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刺猬思维”。
而从外部角度来看，作者尤其强调了对于各种要素充满好奇与热情的“狐狸思维”，这种敏感的开放性可以让人在确定目标和方向的同时随时进行调整，结合趋势、技术、环境的变化，像导航一样，随时可以“重新规划路线”，保证抵达目标。这是典型的开放性体现，更包含了大量的容错和冗余空间，这是保证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正如书中所言：那些意外丛生的地方，没有地图可言，而最危险的是自以为有地图。清单提示你要做好那些事先能做的准备，以免意外一击就将你击倒。但清单不是戒条，它只是在各种已知的意外中取最大公约数，准备那些能解决的问题，至于未知的意外，它给你留下了自作决定相机行动的弹性空间。
当然，结合了这两种思维之后，保持恰当的节奏和分寸感、保障各方的利益和价值，尤其在获得巨大优势时的冷静和客观都是战略制定得以达成的关键，但相比思维，这更像是一些技巧。思考战略，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做出关键决策、如何能在一个对的趋势上占住空间，这方面没有答案，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学习的对象只能是历史上的案例——因为需要做决策的场景往往都是极其相似的。
《论大战略》读后感(十)：某国真的丧尽天良吗？
（本文观点仅针对疫情） 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推送一则新闻，具体标题已经记不全了，但是有四个醒目的大字——“丧尽天良”，内容大体是川普一派歪曲事实，推卸责任等等。 对于这类敏感问题我一直是避而不谈的，除了出于国家情怀外，更多的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客观地阐述我的想法，毕竟说到最后，如果没有数据事实做支撑，一切都会更加偏向个人主观臆断。 但是，在仔细读完这本《论大战略》后，我决定还是简单说一说我的想法。(这篇Part 1只是关于我个人对标题问题的看法，接下来的几篇，才是重点分享书里的内容) 加迪斯在书中提到，“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沟通是可能的，因为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根本特征都是相通的，这些共同点又称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 东西方价值观或者直接说中美价值观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在这次疫情期间这一点体现的也尤为明显。我们最近叫的很火的词——制度优势，其实根源上也是价值观的不同。 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更加重视集体利益是植入我们基因的东西，这种集体的意识也通过基因遗传了几千年（或者我们用前几天学到的洋气的词——迷因）。 这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不论造就、巩固这些遗产的政权先后迭代多少次，这些遗产却幸存了下来。这些随着我们的基因不断繁衍的“思想的遗产”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对人，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这是我们能够存在几千年并且有今天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的土壤上社会主义才能如此茁壮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转看美国，在那一片新大陆暴力建国的起因，就源于新大陆的人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人们对平等权利的追求。1776年出版的《常识》一书（在当年对美洲大陆人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者托马斯·潘恩认为，“一片大陆永远由一座岛屿统治，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并且，在《常识》中他声称，“认为这片大陆可以长期受任何外部权力的支配的想法事悖理的，是违反事物常规的，也是不和历代先例的”。 6个月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更是充分阐明了这一观点：“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有必要宣布促使他们独立的原因。” 这样反抗和追求平等的精神，是美洲大陆祖先留给他们的“思想的遗产”，相比集体，他们更加强调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这是中美价值观在根上的不同。 面对这种不同，加迪斯在论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作者）和奥古斯丁（《忏悔录》作者）的不同时提出，“历史上人们意识到同样教条主义的信仰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并且一种信仰不可能完全胜过另一种信仰，这便造就了宽容的根源。这些问题使人们身陷困境，十分痛苦，仿佛卡在公共生活所需和私人生活所能允许这两者中间。只有坚守各自观点的隐士，才能超越政治。” 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将这两种价值观合二为一，我们和美洲大陆的这个民族永远会存在根上的分歧，我们的言论自始至终会和他们存在着某种不和。 事实上，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上的分歧无处不在，我们也不必秉持着一种观念度过我们的一生，这样往往会使我们更加偏执。更好的做法是，在不同的观念面前保持理性，保持理解力，保持一种包容、宽容的心态。 在我们看来，他们不戴口罩、不搞封城，无异于自寻死路，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居家隔离、强制封城是对人身自由权力的一种践踏。无所谓好坏，无所谓对错，我们都得到了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看来，他们歪曲事实，污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身抗疫不利寻找借口，伺机转移注意力，而我们回击的有理有据。但川普作为大统领，他必须要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安全不是仅仅来自海洋地域的隔离，他们的政府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无所谓善恶，这一切只是目的不同的手段，我们都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 针对这一点，加迪斯在书中提到，“一个人的审慎告诉他，必须为自己谋取什么，或者必须屈服于什么，这和争议本身一样合理，因为如果无法保全自己，就无法在任何意义上承担正义。”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一个君主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学会“不行善”，并且能在行善与不行善之间熟练切换，以此来承担正义。 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学会面对政治的对立性，确定地认识到持续存在的邪恶，并且认识到可以通过平衡它们产生善（以赛亚·柏林的“多元主义”思想）。 对外的邪恶对己方却是善举。 这一切都是从己方利益出发，做出的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好坏。这个世界永远不存在一种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做法，他们开心的时候，一定有人难过，我们微笑的时候，也一定有人流泪。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具有同样权力的活生生的人，受自己的意识支配，只做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有些做法的确伤害到了我们，但这也并不是丧尽天良，只是他们保全自身的一种做法。 关键是，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应该怎样看。 是以包容、宽容的心态去接受多元化的思想，更坦然客观地面对世界；还是抱着“我即世界”的态度，将自己的壁垒越筑越高。 这很重要。 就像，人们的思想可以创造出一位神，同样也可以毁灭一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