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党史读后感摘抄
《中国朋党史》是一本由朱子彦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5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一)：全面描述
本书全景式地给出了朋党这一与古代中国皇权政治紧密相连的政治事物的发展过程。
但是，诚如作者所言，并非对每段历史都能做到仔细钻研。例如在导言中，对宋代围绕变法的新旧党争，其论断主要是在南北党争的大背景下给出的。这个感觉有些偏颇，最近也在读《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见解。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二)：朋党发展演变的简明史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朋党对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此深远，至今不绝，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这部简明的朋党史，为我们了解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了解朋党的滥觞、发展、演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影响力，提供了一条通道。详实的史料，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的结合，赋予这部历史著作丰厚的底蕴。但是，过于注重史料的梳理，也限制了更加开阔的历史和政治学分析。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三)：一部研究中国朋党史的扛鼎之作
这部《中国朋党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是我读过的有关研究朋党著作中，资料最为丰富，阐述最为透彻全面的，说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之作，是一点不夸张的。
这部中国朋党史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叙述的：从先秦谈、东汉谈到三国、两晋；从唐、宋谈到明、清。凡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党争事件，诸如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唐朝时期的牛李党争、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明朝时期的东林党等等，可以说历代史家关注的历代党争，这本书都是有所论述的，而且都是花了不少笔墨的。当然跟那些断代的党争史学著作，这本书不得不概括地进行论述，不然的话，篇幅实在太大的，光是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或是明朝时期的东林党，就完全可以单独撰写成一部几十万的专著。
这部书的一大亮点是对中国的朋党现象进行了宏观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朋党阐产生的原因，历史上各类党争的特点、类型及其规律，凸现出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在这本书的长篇导论中，作者对朋党的本质作了宏观层面的分析，指出朋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人们熟悉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即所谓“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拙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 朋党和现代的政党也是不一样的。朋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且不具有合法性。在作者看来，朋党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以打击、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正因如此，朋党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人敢公开提出纲领、发表宣言，打出朋党的旗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朋党史折射了一部官僚政治史。这部研究中国朋党史的扛鼎之作值得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四)：人性不升，朋党不灭
这本朱子彦所著的《中国朋党史》揭示了从古至今的历朝历代的朋党现象、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总之一点，人性不升，朋党不灭。
人类是群居性的物种，既然群居便会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联系的多了关系密切的便成为“朋”，朋聚便成了“朋党”。不同的是“朋党”所起的作用是有促进进步的作用，还是起着危害社会的作用。“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对朋党作出界定，分析其主要特征，检讨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儒家所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个多么理想化的宏图伟愿。不好的朋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党同伐异，大肆残酷打击异已。如果有喜欢看动物世界的朋友想必会对非洲乌蜜马拉草原上的角马迁移记忆犹新，大群的角马在斗领的带领下狂奔，无论前方是布满猛兽的洪流，哪怕走向死亡，“胸无定见，富于雷同性，附和性与肓从性也”正是其深刻的写照。
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大多数人都不知自己要干些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悲剧的代名词。人终有一死，是死得其所，不是毫无价值，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取向及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晋朝竹林七贤为避世，结局依然是死于统治集团之手。朱子彦先生在《中国朋党史》中对东汉、三国及明代三个朝代的党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见微知著，可知身处此世的现代人更加注意什么，避免什么？怎样优化人性，让人间留有更多的美好与希望。
陈寅恪先生也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大师，九十年前陈先生便提出了“控制人口论”，可惜不被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陈寅恪先生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两篇巨著《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地位，如同《中国朋党史》一样，发隐抉微，引人深思。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并未因此遗忘中国。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结局便是落入了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党争有正邪是非之分，为了澄清吏治，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为救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自然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组合而形成了不同的朋党集团，因利而聚因利而散。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言以兴之，一言以亡之，非常常见。封建的专制统治者非常痛恨他的子民结成朋党，有发现便大肆打击镇压，无非是出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理念。封建的官场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已所衔恨，而反瞩人代收，阴为主指，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真事，巧陷术中。封建社会中的个人是难以在错综复杂的政争中独善基身的，避不可免的是必须凝聚成党派集团以求自保。社会发展到今天，“门第”观念仍在影响着百姓的生活，今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计，“朋党”不可避免，只愿人人向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去除腐朽落后的小集团，转而构建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富强幸福的大国梦。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五)：多维视角下的朋党发展史°
——评《中国朋党史》
文/蓦烟如雪
历朝历代，包括如今的政局，依旧很忌讳谈及朋党，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就有言：“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
朋党的危害性是难以泛泛概括的。
最早王桐龄就曾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此书可谓朋党书籍的先例，但此书出版甚早，内容零散，多是浮光掠影之笔且篇幅不长，内容涉及之处多少蜻蜓点水，无新意。在鉴于前人之作上，作者朱子彦并未骄骄然，反而自我审视，如何去梳理好中国朋党的演变过程，虽然有前人开荒，他不想束缚在前人的思维中，她用多维的笔触，去铺陈此书的整体结构、框架以及朋党产生、发展的原因，重点剖析每个朝代的党争形成及发展，对其不同朝代的党争特质进行详细解析，力图用最真实的史料去还原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
当初王桐龄的作品不足十四万字，而这本《中国朋党史》却洋洋洒洒有五十多万字，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所言，这本书是对中国古代朋党及党争做了贯通性的考察，将士大夫官僚的朋党和众多被称之为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的综合作了分析，揭示了朋党为何以血缘、地缘等宗法关系为纽带，环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及再分配而展开斗争。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
针对前人大段征引史料，缺少分析，抄录古书的问题，作者谋篇布局，遵循通史模式，对朋党和党争进行了逐一的解析。当然作者面对自己不善长的朝代，他也没有贸然去写，反而略过了南北朝至隋及金蒙元王朝的党争问题，对于这份真诚，我觉得作者是对的，与其去拼凑不熟悉的史料，还不如空置在那里，留给后人言说。毕竟“打肿脸充胖子”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他依旧诚实的做了自己。
本书用九个章节，分析了朋党的界定、特征、萌芽以及形成，它按照历史顺序，从先秦诸子论朋党，到东汉第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从蜀汉政权的斗争，到两晋与士族的盛衰，甚至从唐代朋党牺牲品的李商隐谈及到牛李党争，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谈到北宋新旧党争的异化，从胡蓝党案谈及到明代君主专制，从内阁斗争到晚明科举，从清代康熙雍正朝的朋党案，到后期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当然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两宫太后及之后的垂帘听政。
在书中，印象很深刻的是南宋的“庆元党禁”，起因是韩侂胄和赵汝愚之间的党争。结果，在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后，赵死于衡阳，朱熹也被沦为“伪学”，后来，还成为韩党邀功的方式。他们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的六大罪状，甚至捏造了“诱拐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之后朱熹不得不落职罢祠。
而魏徵更惨，他曾是李世民最信任的大臣，在病危时候还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就因为有人弹劾魏徵生前的“阿党”，太宗就解除婚约，还推倒他的墓碑，可见那时候帝王对朋党的厌恶。
当然作者也言明的例外，比如年羹尧、隆科多这些，他们虽然也算朋党，好在这个集团是效忠帝王，而在惹怒皇帝后，他们一样树倒猢狲散，各个击破，所以一旦威胁皇权多数党争都不得好下场。
这本书，并没有乏味的按照历史说书，而是以人物、事件，通过他们的思想以及活动，去叙述历史的全貌，还原不一样的朋党历史。这本书并没有防范空谈，作者找到的史料可以作为学术性的研究，其广、深、厚，都是非常明显的，可读性还是很强，读后虽然会稍显枯燥，但是如果认真去研读史料，会是一本很有内涵的故事书。
因为它是多维视角里的朋党史，且浅显易懂，迭有新见。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六)：朋党研究专著之《中国朋党史》
谈起朋党，可以说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负面的了。而且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对于朋党现象是非常痛恨的，可以说是严厉打击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朋党？朋党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屡禁不止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本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编著的《中国朋党史》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一本专著。
由于我是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工科生，虽然对于历史很感兴趣，但是和专业的历史专业出身的人相比，对于历史研究的敏感性还是欠缺了很多。随意我对于历史方面的涉猎还处于被动的从相关的历史书籍上面寻找，然而由于国内关于历史的著作相当多，很多作者都带有自己的观点，这就使得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书籍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这本《中国朋党史》我却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来书写历史。
我在翻开本书的导论部分时，就被作者的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染，基本上我之前看到那些书籍在前言等部分所花的笔墨无非就是寥寥数页，而作者在本书的导轮部分就用了78页的篇幅来界定朋党以及其特征。在这一部分里面，作者对于朋党的界定也刷新了我之前对朋党的定义，之前我认为的朋党无非就是哪些奸臣以及别有用心的人组成的组织，是为了个人私利来办损人利己的事，但是我从本书中的定义才发现自己之前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
作者在引入朋党这一定义之前，首先就讨论了朋党与政党之间的区别。而且作者在界定朋党与政党之别时，并不是单纯凭自己的单方面理解来界定的，而是首先就引经据典，例如引用康有为，王桐龄等的观点以及《辞海》《剑桥中国隋唐史》等比较权威的参考书籍来进行佐证。可以说在材料证据方面，作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相当甚的了。
另一方面，作者论证的手法也是相当严谨的，例如界定朋党与政党界限时，作者首先九江定义比较明确的政党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论述，然后指出朋党区别于政党的特点，最后成功提出何谓朋党。而且对于古人对于朋党的认识，以及处于朋党之中的人的自我辩护等都进行了剖析，对于关于朋党在学术界上的一些争论，作者也没有进行刻意回避，而是选取了主要流派进行了简要叙述（没有直接进行反驳，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最后才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朋党界定之后，作者又对中国历代各种朋党的类型进行了分类详述，例如人人厌恶的阉党，作者在书中就其形成的过程特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这个概括不是仅对一个时期的阉党进行概括，而是拉通中国整个封建时期的阉党进行分析。而朋党的形成原因，作者也在书中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而且对于统治者对于彭丹狗的派别之争是如何打压及利用的，作者在此也进行了举例说明（例如清朝的南北党之争。
可以说单纯从导论这一小小的部分就可以看出本书的学术水平，作者的治学态度，我认为想要系统了解中国的朋党发展史，本书是一本不容错过的绝佳之作。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七)：朋党之争与官场“朋友圈”
朋党之争与官场“朋友圈”
“你有圈子，我有圈子，大家竞相找圈子、入圈子、织圈子，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庸俗。一些干部甚至因此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总书记所讲的圈子与古代的“朋党”颇有“血缘”关系。朋党，滥觞于夏商周，历经唐汉，下逮明清，始终盛而不衰，“时空跨度之长，几乎与整个古代社会相始终。”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看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就是一部朋党史。他的《中国朋党史》一书，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以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以为当下政治经济改革及反腐败提供镜鉴。
朋党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亲缘关系、人身依附、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以打击、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朱子彦认为，朋党和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所争的无非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并没有什么固定阵线和道德原则，即所谓“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朋党”之害，欧阳修在奏章《朋党论》中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分析。“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所以，在历史上，不乏清流之士试图通过变法革故鼎新。但是，“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朋党之害甚于个体贪腐之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朋党之分歧也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而其核心是争权夺利。
朋党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下的一种特殊的官场现象。朱子彦认为，朋党与“政党”、“会党”的性质迥然有别。在《中国朋党史》一书中，他不但厘定了朋党与政党、会党的界限和区别，还客观地评价了朋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他认为，因变法改革而导致的党争（像吴起、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晚清康有为与梁启超领导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不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大相径庭，还推动力社会历史的进步。所以，对朋党，“应给予适当的正确评价”，而不宜一概抹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朋党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是东汉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末的东林、复社与阉党之争，所争的仍然是权力。所以，“朋党的特征，就是门户之上，党同伐异……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
朋党不是民间组织，它的主体是官僚。“牛李党争”四十年，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唐王朝走上了灭亡之路。所谓“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佑、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仲淹）、吕（夷简）之争。”梁启超认为，“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明朝“朋党”亦烈，明初洪武年间即有淮西与浙东之争；至天启年间，爆发的东林党争，“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所以，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会积极打击朋党。以古鉴今，当前干部的“圈子”，与封建社会的“朋党”可谓一脉相承，两者不但手段、取向一致，危害也相当，结成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无一不是进行利益交换的腐败集团？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探究“朋党”的根源，是要解决政治生态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现象。
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从一个朋党到另一个朋党，这种腐败共同体所犯之罪要远甚于个体贪腐之罪。也正因为此，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这里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就是“朋党”的一种形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最阴险的手段，莫过于指控对方结成朋党。而倘若任由官员肆意结交朋党，其结果必然会“劣币驱逐良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朋党史》所记述的故事，非常值得警醒和借鉴。清除官场的“朋党”，既是反腐倡廉之必选项，也是稳固民族复兴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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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朋党史》读后感(八)：宗法社会与朋党政治——评朱子彦老师《中国朋党史》一书
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要求，再次出现在总书记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之中。俗言有云：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探究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的朋党现象。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的新书《中国朋党史》，刚好可以给我们的上述诉求，提供一个合适的阅读指南。
从东汉年间的党锢之祸，到唐代晚期的牛李党争，从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人之争，到晚明时期东林党、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朋党现象纷纷不绝。某种程度上来说，朋党现象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的关键词和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演化的核心线索。然而受制于历史学学科的内部分野，对于朋党现象的研究尽管一直大有人在，但大多以断代史为畛域，治汉史者研究党锢之祸，治宋史者研究新旧党人之争云云。这种以断代史为界限的研究状况，不只不能直窥中国古代社会朋党现象的全貌，也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朋党史》这样一本以整个中国古代史为论述范围的专门性通史著作的问世，是对于朋党现象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通史著作的广博和综合性，自然非一般断代史著作所能比，然而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的牵引，这样的通史类著作也很容易写成各个朝代朋党现象的流水账式叙述，缺乏新意。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作者特意在全书正文之前，撰写了一篇名为《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的导论。导论长达近80页，占据全书内容的八分之一，对朋党的界定标准、主要特征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作用，均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在作者看来，朋党现象的核心指向，是对于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而在组织形式上，则受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宗法制和乡土观念的重大影响，一般以血缘、地缘、师缘等为纽带。尽管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宋人欧阳修《朋党论》的一文，都强调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根据作者的研究与分析，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党争之是非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末的东林、复社与阉党之争，尽管都被冠以秉承儒家理想的君子型士大夫与奸佞小人之间的斗争，但两者的核心指向，则都是官僚士大夫跟宦官之间争夺朝政主导权的权力斗争，宦官派系当中，并非均是小人，而士大夫派系当中，也很难完全用君子来界定。正如作者所说：“朋党的特征，就是门户之上，党同伐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
作者在本书中，不只摆脱了传统道德视角看待党争的窠臼，还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式特点，在朋党之间表面上的政见之争背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地缘、血缘脉络。以北宋神宗年间的变法为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表面上是变革与守旧之间的政见之争。然而通过作者的研究发现：支持新法的党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旧党之中坚，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都是北方人。由此，新旧两党之争，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南北两大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围绕变法与否展开的争议，只是他们进行权力、利益争夺的表面诉求而已。这一点，从后来守旧派又分化出洛党、朔党和蜀党就可见一斑。
在一个“差序格局”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任何朋党要想得以聚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缘和血缘脉络之外，官僚选拔制度中的亲近关系，也是其依托方式之一。汉代察举制下的察举者与被察举者之间，隋唐之后科举制下的同门（同一主考官录取的门生）与同年（同一年高中科举的士人）之间，就具备了某种天然的结成党人的可能性。正基于此，在帝制集权到达顶峰时期的清代，针对朋党现象的危害和官僚结党的可能性，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包括禁绝宦官干政，实施地域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在内的三大回避制度等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仍然阻止不了清代的党争愈演愈烈。康熙初年的鳌拜党人、康熙末年的诸皇子夺嫡之争、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党人等等，都发展到了尘嚣日上、严重威胁皇权的程度。甚至上述三大回避制度，到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也逐渐流于空文。
朋党现象的屡禁不绝，自然有其深层次的发生机制原因。一方面，在以公开、透明和完备退出机制著称的现代政治制度建立之前，官僚个体如果不借助于结党，就很难在瞬息万变的权力架构当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官僚之间的结党立派，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利于最高统治者实施权力平衡，只要某一派别的势力不大到影响皇权的程度，皇帝对于官员之间的结党，并非一概意义上的反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组织严密、有着明显政治理念和诉求的政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朋党现象逐渐消寂，然而一旦权力运作机制不完善、不透明、不公开，各种朋党现象的变种，诸如前文所说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云云，就还会应运而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这本详细探究中国古代朋党现象的《中国朋党史》，内中记述，仍然非常值得当今的政治决策者反思和借鉴。
2016.11.6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11月25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九)：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
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
——读《中国朋党史》
朱延嵩/文
翻开这本厚厚的《中国朋党史》，仿佛又回到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在人文气息浓厚的历史课堂上聆听老师谈古论今。步入社会后，看得更多的是野史趣闻传奇故事，像这般内容翔实，引证浩繁的正史书反而很少触碰。近日经朋友推荐，我认真阅读了该部论著，正所谓“知史而明智”，感觉收获颇丰。
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又注重人与制度的互相依存及其相互影响，体现出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对于中国古代朋党及党争作了贯通性的考察，将士大夫官僚的朋党和众多被称之为帝党、后党、太子党、阉党的综合作了深入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官僚政治史。它揭示了朋党为何以血缘、地缘等宗法关系为纽带，环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及再分配而展开斗争，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的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在已创作出版《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等重量级学术论著的基础上，又应约完成了这部专涉朋党政治的书稿。该书打破了朋党研究断代史畛域，放眼于整个封建社会，澄汰旧说，迭有新见，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朋党史》从朋党起源生发开去，对传统意义上的朋党概念作出新的界定，对朋党产生的根本原因有深刻分析，对党争持否定态度。该书在分章论述时，兼顾重点和特例。凡历史上重大党争事件，诸如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熙宁变法、明代东林党等，都删繁就简浓缩精炼，把这些断代论述打造成“微型景观”，由读者窥斑见豹，与其它断代史朋党专著延伸比照，做到相得益彰。而对于作者长期钻研的东汉、三国及明代党争，则浓墨重彩集中发力，个人见解跃然纸上，有醍醐灌顶之效。该书还将个案分析与时代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桓氏集团之兴亡、牛李党争的牺牲品，明代君主专制与胡蓝党案的论述均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例如，将李商隐的人生际遇置于唐代最为激烈的牛李党争背景下剖析，从侧面解构牛李党争，构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
朋党和党争贯穿于整个中古时代，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朋党现象深恶痛绝，他指出：“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尽管钩党和东林党反对阉党擅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派反对保守派的斗争确实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党争的结果总是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朋党概念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伴随着政党的出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现代仍有“结党营私，徇私舞弊”之说，泛指政党中的“集团” “山头” “圈子”等，其组建的目的无非是拉帮结派分裂破坏，谋求少数人的利益。以史为鉴，对于这些非法团伙理应严厉打压、绝不姑息，方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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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朋党史》 朱子彦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8月版
《中国朋党史》读后感(十)：朋党的历史与未来
在我国当代，党多指政党，而单独一个党字在很多时候特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光正的代表。而在中国古代，党字的涵义则基本都是贬义的，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它的繁体字看，党字的造字法是会意法，上面是一个“尚”字，下面是一个“黑”字，尚黑嘛，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意思；一个是由它所组成的词语看，都是象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朋党比周之类，全都与相互勾结、牟取私利，团团伙伙、营营苟苟相关，就没有一个是褒义的。
诉诸于历史，党与另外一个朋字连用而成的朋党一词，是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突出政治现象，甚至于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而朱子彦老先生的《中国朋党史》就是一部专门分析中国历史上朋党现象的专著。此书虽为受命所著，但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写得非常精彩，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党争事件一一剖析，娓娓道来，为读者梳理了朋党现象发生与蔓延的基本脉络，描绘了朋党政治的基本轮廓。
整个导论是朱老先生朋党史立论的核心和精华所在。他认为，朋党是封建专制政体的派生物，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其本质——是在争夺权力、财富的过程中，按照参与者的籍贯以及政治上的一致性而结成的不同的帮派体系，与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等归属于同一性质；朋党的根源，在于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宗族认同心理，血缘和地缘是其基本纽带——小农经济下的人们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必然把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带入官场之中，形成不同的宗派；朋党的起因，是封建官僚在毫无制约的皇权专制下，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政治压力下，为保住自身地位、权势和利益的必然选择，利害冲突、政见冲突、地域偏见、亲缘关系、人身依附、门第观念等都可能是其诱因；朋党的种类，则不仅限于官僚士大夫，还有为争夺权利而兴起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宦）党、奸党等；朋党的目标，是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治权力、垄断仕途，以独占各项政治经济利益；朋党的特征，是门户至上、党同伐异，并以打击、残害政敌作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所谓的党争则多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朋党的历史，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基本成形，并且一直绵延、贯穿于整个帝制社会，与整个古代社会相始终。
朋党确为中国历史之重要现象，朱子彦先生此书虽不为此领域开山之作，亦为其集大成者，读来极受教益。然而，细细品读这本书，认真思考朋党问题，我却有一些看法与朱老先生相左——不管是朋党的根源、还是朋党的发展、抑或是朋党的现状、朋党的未来，我都与有不同看法。
首先，从根源上来看。朱老先生认为朋党现象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派生于封建专制政体，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与乡土观念，以及权力、财富的争夺和不断再分配，是朋党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又认为朋党并非产生于帝制社会，而是早在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有了朋党的雏形，三代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已经具有后世朋党的特点，朋党政治在春秋战国之际基本形成，以后绵延、贯穿于整个帝制社会。而我认为，朋党的产生首先是根植于人性的，是人性的自私让人们在结成团团伙伙，而封建专制只不过是为其提供了最适宜生长的土壤而已。人总是自利的，封建官僚在面对一个一言即可以生杀予夺的皇帝——被神化为掌握无上权力的活生生的人时，面对皇权的压制，面对凶险莫测的官场风云，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固宠希荣，更为了自保，抱团取暖是一种非常现实、非常自利的选择。与此同时，在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强力法制约束的情况下，人心隔肚皮，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就必然要依赖于乡土情缘、血缘来组成自己的关系网络，这是从原始社会沿袭而来的判断彼此亲疏远近最为简单、高效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路径依赖。换句话说，如果人人为公而不自私，真心忠君爱国，那么只会有方向之争、路线之争，而不会有权利之争、义气之争，即所谓的忠诚反对，即使是在封建专制下也不会形成朋党政治。
其次，从发展上看。朋党是贯穿中国整个中古时代的特殊政治现象，朱老先生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对于朋党从古史传说到明清时代的发展演变进行了阐释。朋党，或者说朋党政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尽数千年淘洗，其实质虽未变，但其组成类别、表现形式、斗争形式都在不断演进，从早期纯粹因利益而结成的团伙、派别，到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朋党对党魁的依附性在不断减弱，已然是具有共同政治追求的封建官僚的集合，俨然可以模糊看到现代政党的影子。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朋党的认识也在不断细化、深化，从欧阳修的《朋党论》、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到康熙的《御制朋党论》；从小人可结利害之朋，到君子亦可成同道之朋，从孔子时代的全盘否定，到对其积极作用的肯定，人们对朋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人们也从中总结出朋党政治的一些规律，例如中国全盛时期无党祸，衰弱时代或渐濒于衰弱时代有党祸，而小人之朋又常胜于君子之朋等等。
再次，从现状上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同盟会，而同盟会则与传统的帮会不无联系。朋党是官僚之间因权利之争而引形成的政治现象，多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而帮会则是下层民众因某一原因而结成的团体，其后发展而来的会党则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政党的部分特征。有意思的是，上层的朋党没有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反倒是下层的会党对中国现代政党的产生起到了孵化作用。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进行分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这个问题太过深刻，本人无力深入探讨。问题是，在现代政党制度下，有朋党吗？朱老先生也没有给出答案，按照他在书中的理论来推测，他应该是认为没有的。我却认为，朋党在现代政治制度模型下，不管是西方的政党政治，还是极权体制，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中共中央来厉打击的团团伙伙、山头主义都是朋党的一个变种，而此前打击的什么“西山会”之类，就是现代的朋党。西方同样如此，美国两大政党彼此攻讦，政府几度因为预算问题要关门，都是因为这些政客把政党利益、团体利益置于了国民利益之上，也有朋党的影子。他们虽无朋党之名，却有朋党之实。
最后，从未来上看。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实质上就是政党政治。在各种法律、体制不断健全，人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朋党的容身之地吗？我的观点是肯定有，人的自私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朋党就不会消失。未来，朋党的结成原因、表现形式等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和花样，但这种现象是不会从根本上消失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毛泽东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些都说明，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法律、制度再健全，朋党现象也仍然会有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