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机心与选择

　　康熙二十六年岁逢丁卯，在公历是1687年。这一年西人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拉丁文本）出版。而康熙在位61年的记事簿上，康熙二十六年的工作记录有以下几项：调整全国总督建置;严禁“淫词小说”;查处湖广巡抚张汧贪赃案，当然也还包括嘉奖火器制造专家戴梓的最新一项发明——38岁的他仅用8天时间就造成“子母炮”（即冲天炮）。这个没有任何学历（未中过进士）的中年人此前一年成功仿造了10支荷兰使者进贡给康熙皇帝的“蟠肠鸟枪”，后又只花5天时间便仿造出“佛郎器”（西班牙、葡萄牙所造的炮），令康熙龙心大悦。当然，戴梓不仅仅精于仿造，他还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戴发明的“连珠火铳”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能够连续射击28发子弹。不仅解决了旧式火铳用火绳点火，容易遭受风雨潮湿影响的问题，同时也吸收了西洋火器能够连续射击的优点，可谓现代机关枪的雏形，严格来说“连珠火铳”的问世比欧洲人发明的现代机关枪早了200多年。一句话，于火器制造方面，戴梓是个天才。

　　但是，这样一个天才，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却被举家流放至盛京。戴梓之所以获罪据说是因为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他也是个火器制造专家）的嫉妒。此人上奏康熙皇帝，诬陷戴梓暗通东洋（即日本）。在人证物证皆不足信的情况下，康熙匆匆做出决定，让这个火器制造天才马上滚蛋，并且一滚就是35年——戴梓先后在盛京和铁岭流放长达35年时间，直到生命终结，他都未能再回京城——由此，一个天才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生命时段虚掷在东北边陲，不能从事他喜爱的火器发明创造事业。

　　将人和物分离，这是康熙的一个机心。戴梓未中过进士，虽有发明创造，却成不了官员，不能进入权力核心。这一点恰如庄子当年所言——“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巧，有机巧必有机心”，康熙对戴梓是不可能加以重用的。甚至戴的发明创造，康熙也是有限、有选择地利用。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巧则巧矣，弃用了;仿造的10支“蟠肠鸟枪”，送给荷兰使者带回去，为康熙皇帝争一个颜面，在国内就不扩大再生产了;戴梓流放盛京35年，本可以有更多的发明问世，不要了。一门“子母炮”，刚刚够保家卫国，足矣。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疏说，他捐造了新型的子母炮22门，比旧式的有所改进，希望“分送各营操练”，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

　　由此，帝国再一次强调禁令——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康熙的机心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泄露，那便是大炮和火器等当时先进的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这个由多尔衮入关之初立下的规定直到康熙年代依旧有效。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军中，只有不到八万的八旗满洲军能够装备火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火器的垄断性生产成为不二选择。

　　武备院，内务府下属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上三旗管理，掌控火器研制工作。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都由其严密监视。貌似集全国之力进行高尖端生产，却是近亲繁殖。当远在英国乌里治火器制造场生产的一门火炮能够在1600多米的距离洞穿6英寸墙壁时，帝国的火器却自明代200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大改进，火器技术人才也出现严重断档。康熙宣布，将《武备志》和《天工开物》等涉及军事的科技书籍列为禁书。平定三藩后，康熙更宣布严禁民间火器，试图让火器在彻底销声匿迹。康熙在火器问题上的爱与怕，表现得泾渭分明。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似乎还能看见康熙的另一层机心，这机心体现在他起伏不定的马背上。康熙一生最爱围猎。《圣祖实录》的统计数字是156次。甚至在驾崩前三周，他还在北京近郊南苑进行平生最后一次围猎。康熙一生围猎成绩卓著。他用鸟枪弓矢猎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其余小兽不可胜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应该说隐含着这个皇帝以“骑射立国”的机心。

　　这个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民族试图尝试在马背上统治天下。这一点，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心领神会。康熙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他要借围猎来对八旗兵进行训练。雍正则说：“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乾隆更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虽然他们共同的祖先努尔哈赤曾经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伤致死，热兵器时代在那时就已经不由分说地到来，但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却依旧做出了几乎是相同的选择——迷恋于冷兵器时代曾经拥有的辉煌，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戴梓流放盛京是注定不可能归来的。这个不合时宜的天才在盛京望断归路，用余生35年的光阴来丈量北京和盛京的距离竟不可得。他只能活在盛世边緣，做那个时代的旁观者和零余者。而康熙所领导的曾经生长在大草原上、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则有自己与生俱来、难以突破的视野和选择。

　　虽然康熙时代出于内忧外患的战争需要，制造了大小火炮900门，但至雍正时，一切开始返璞归真。雍正时期几乎没有造新的大炮，总共只铸造了不到百门的小炮。雍正四年（1726），康熙时代一年一次的枪炮演练被改为三年一次，雍正十年（1732）又规定边防部队只需练习骑马射箭就可以了。至于乾隆、道光时代承平日久，更不以造炮为要务，尤强调武备以弓矢为主。

　　由是，在1860年，那场著名的大考不期而至。僧格林沁的25000多蒙古骑兵和孟托邦率领的6000多法国陆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PK。PK的结果是蒙古骑兵仅有7人生还，法国陆军仅有12人阵亡。具体到双方武器上，蒙古骑兵的“鸟铳”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而法国陆军的来复枪射程约300米，射速为每分钟3至4发。更何况前者由于热兵器不足，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时代的武器。

　　战争的结果可谓毫无悬念，不过世人们要说因缘的话，或许可以追溯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38岁的中年人戴梓的发明创造未被大规模推广上;又或许可追溯至4年后他的流放上;当然，与公元1771年也脱不了干系。因为在这一年，英国人P.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它的爆炸功能被首次发现，现代火药由此起源。

　　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康熙最初的机心与抉择终于遭遇了恶性放大，他的子孙们和帝国子民们不得不承载那些难以救赎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京，所有的灾难在火器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其内在逻辑或者说命运清晰可见，那便是——我选择，你承受。

　　仅此而已。

　　（摘自《乾隆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