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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精选10篇

2022-04-04 03:30:50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精选10篇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8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一):我的老乡傅斯年

  我的老乡傅斯年

  1913年,傅斯年在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进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北大预科毕业时,傅斯年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第一名,那时已非常有名,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在北大,他和同学办了《新潮》,这个时候毛老头在图书馆作管理员,曾找机会同傅斯年和罗家伦在期刊室讨论国事。他们后来的相遇,已经是在三十年之后。为促成重庆谈判,傅斯年与其他几名代表访问延安,傅斯年应毛之邀,彻夜畅谈。临别毛亲书章碣诗相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三年之后,傅斯年又上了毛所列战犯的黑名单。

  维我华夏,有个现象很不幸的,就是:前人的颂赞之词,声情并茂,连篇累牍,我们循此找寻对应物,往往百不存一。前人的批评之词,声泪俱下,痛心疾首,可却抵不住被批物的岿然不动花样翻新。傅斯年成为五四游行示威的主将,在于他早已是一个叛逆者、一个文化批判者。反观他的批评,不一定全对,但可以知道,有些被批判的东西生得比他早得多,活的比他长得多,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已经有了长生不老的迹象。傅斯年指出,传统的专制制度有四个不良后果:(1)它使中国人分散为无组织的群众,从未形成任何“社会”或有组织的共同体。此外,因为缺乏真正的凝聚力,一旦发生集体活动,就总是超过其分。(2)因为“社会”从未真正存在,人们就倾向于依靠政治来解决社会问题。(3)因为是专制政治,中国所谓的政府实际上是“无治”。政府一方面不能讲统治扩大到社会,另一方面,它也妨碍了社会主宰自己的命运。(4)在专制政治下,人民的责任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这四项,历久弥新,我们看了,自然眼熟。

  傅斯年的建议是以“主义”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与社会主义者的激情澎湃不同,傅斯年对此事业持态度悲观,在他看来,改造自己才是创造的第一步。1919年末,“一团矛盾”傅先生赴伦敦游学,在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注册,意图运用实验心理学探索集体心理。实验心理学,以动物行为推断人类行为,惹人反感,1923年,傅斯年到伯林大学注册为人文学院本科生。在欧期间,傅斯年广泛学习各个学科,重点则在能够给多种社会现象以科学解释的学科,对统计学、实证主义、兰克实证学派和比较语言学尤其注意。结果是到1926年,傅斯年游学七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这一点,让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人失望,胡适日记曰: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但通过在巴黎和傅斯年的密集谈话,胡适隐约意识到,傅对未来历史工作规划,已基本成形。胡适大概没想到,对中国古史,顾的工作是破,傅回国后的工作,是立。一反一正,更加深了我们对古史的认识。

  北伐成功,傅斯年回到中国,被任命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一年后,他在新建的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直到1937年,史语所逐渐成为研究院十三个研究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史语所的成绩及傅斯年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及重建中国古史的努力,今天已有公论,犹记当年读《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的感受,如受当头棒喝,又如醍醐灌顶。这些不必细述,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激荡洄流中,傅斯年的思考与选择。

  基于对鲍罗廷在广州滥用权力的观察,傅斯年认定,中共不过是苏联宰制中国的工具,而他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激烈反对任何外国所利用的。这种民族自尊心,表现在学术上,就是要让史语所的工作为中国学术在国际上争得地位,“在世界上直起腰杆来”,在政治上就是反对外来干涉,遑论外来侵略。九一八事变,宋哲元属下萧振瀛召集教授集会,公然威胁,有反日的,小心脑袋。众人默然,站出来谴责萧的,只有胡适、傅斯年。

  傅斯年对共产党印象差,还因为共产党差点要了他的命。张太雷广州起义,被杀者成千上万,傅斯年也被划入逮捕范围,幸亏有人告密,他逃到陈受颐家中躲过一劫。傅斯年躬历广州血腥屠杀,印象深刻,他宣称不能与中共生活在同一社会,1930年,下半年,甚至对他的中共朋友说:“你们共产党要杀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则万万做不到。”他断言,“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对权力无止境贪欲的托词,这种贪欲主要是利用了八种仇恨,我以为可总结为:中仇外、贫仇富、民仇官、劣仇优(学术界,很普遍)、默仇名、乡仇城、子仇父、少仇老。“阶级斗争”为人们仇恨和报复愿望的正当化提供了出路。

  南京政府,失败连连,但日本的侵略迫使胡适、傅斯年对南京政府更宽容。“七七事变”后,胡适承认:“时代已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这大概也是傅斯年的态度,他此后被蒋介石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几乎全身心投身于各种国家事务中,在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出于他的建议,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转入后方昆明。1945年7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上公开批判孔祥熙,并将孔祥熙贪污腐败的证据随身携带,最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职务。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考虑任命傅斯年为北大新校长,傅劝说胡适接受此职,自己任代理校长。1945年12月1日,左派学生集会谴责国民党统治,昆明驻军司令邱清泉派兵用手枪、手榴弹袭击,造成4死25伤。学生、教授决定联合罢课,傅斯年应蒋介石之邀解决此事,他成功呼吁蒋惩办罪魁祸首,劝服学生停止了罢课。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后,他将曾供职于日本控制下的数百名北大教员全部解雇。

  孔祥熙下台,傅斯年开始攻击宋子文,得“大炮”之称,甚至连国民党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呼吁消灭孔、宋集团。但这些消炎药药力甚微,国民党的溃败已势不可挡。南京即将沦陷之际,老朋友陈布雷、段锡朋自杀,傅斯年也决定为“旧朝”献身,幸为妻子所阻。

  19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大校长。他这个校长,至今为人怀念,当然不是没有理由。他从大陆争取了许多有名望的教员,他不允许政府高官获得教授职位,这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事务的年代非同寻常。1950年11月20日,在台湾省参议会代表“郭大炮”郭国基质询台大行政管理后,“傅大炮”傅斯年猝死于高血压。1949年傅斯年曾写了一个卷轴,曰:归骨于田横之岛。一语成谶!

  (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二):“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的傅斯年

  学者王汎森做傅斯年研究,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其研究资料中不仅包括各类的傅斯年著作,还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四千多件傅斯年档案,其中有大量的书信、笔记、批注、未刊稿等。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固然须耗费极大精力,但若有眼光,所获取是与付出成正比的。如王汎森对傅斯年在古史辨运动中从疑古到重建的思想转型一直有所猜测,但从傅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不大看得清晰,直到从其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傅斯年用极潦草的字体写的一篇讥讽顾颉刚的小说,才认定这一脉络。而王汎森对有价值的材料的运用,是与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观念相配合的,这也造就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独有价值。

  在学术研究上,傅斯年选择实证的客观方法论显然反应了他意图重建规范的努力,这与传统学术的务虚重心性背道而驰。如傅斯年的古史研究,有一前人所未及的主张,即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他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以此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源论。傅斯年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视及收集材料的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风靡,其影响至今也未停歇。

  在傅斯年这里,“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思想中充满困惑与焦虑,但某种想法一旦确定,任是存在任何困难也要做下去。如果放到现今,傅斯年大约要被称为“学霸”的,他的新史观,他建立和领导史语所,没有点无视非难、一意孤行的精神恐怕是做不成的。傅斯年与老朋友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本质上与他对自己思想嬗变的忠实相关,即使有个人缘由,也非主流,毕竟傅斯年作为学者的思想脉络是在矛盾与固执前行中可梳理出大概情状的。

  但即使是如傅斯年这样强悍的人物,面对波谲云诡的时代风浪,有时也不得不使自己的学术主张稍微扭曲一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驳日本人关于东北不是中国本土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宣传,他仓促编写了《东北史纲》,其肤浅和主观背离了实证客观的学术方法。而抗战期间,有学者进行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傅斯年呼吁停止,因为西南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理论与时事需要不符。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有情可原的,但终究是一个忠实自己学术事业的学者违背事实之处,没有谁能逃脱时代的播弄。

  政治之中的傅斯年,仍然是“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交缠。他看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又极力维护蒋的地位;他猛烈攻击腐败与渎职的孔祥熙、宋子文,但又无法触及国民党的政治框架;他拒绝担任政府官员,但又答应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代给傅斯年出了很多难题,他只有尽力化解之,能做多少做多少,是否还是一以贯之的实证方法?想起他著名的话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做学问的认真劲儿放到了时政领域,在“一团矛盾”中一意孤行,即使做一个“过河卒子”也在所不辞。

  王汎森写的不是完整的傅斯年传记,他关注的如题所言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如此的个案研究延伸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无疑,在这部著作中,王汎森完成了他的研究目的。傅斯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的反传统主义与自身出身、修养的矛盾形成吊诡的关系,于是其产生显突兀,其发展亦波折坎坷,有修正、背离,也有坚守不移。至于学术社会的建立,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未免是一个大的奢望,而一群学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难逃半道夭折的命运,但已完成的表明了他们的努力,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辛苦挣扎之见证。傅斯年的一生,一直在矛盾中求取突围之径,即使因时代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归骨于田横之岛”,是其对世间的最好辞别之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三):傅斯年:被割裂的五四青年

  张耐冬/文

  随着“民国热”在大陆日盛,有一批曾被历史书写隐去的人物日渐成为话题的中心。当然,“民国热”只是一种折射现实的思潮,本身不具有深入研究时代与人物的目的,此风浸染之下,被热议的人物为人所知往往是通过掌故或轶事之类的片断记载。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领域对某一话题的持续关注,可以引起对这一话题从趣味性欣赏发展为对真实性与意义的探寻。傅斯年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曾经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术界与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大陆的近代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从上世纪最后十年才开始浮出水面,在公共史学领域,从一开始作为其他文化名人的陪衬,逐渐到近 些年恢复舞台中心人物的身份,其地位日渐凸显。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读物,如《陈寅恪与傅斯年》和《南渡北归》等,都浓墨重彩地对其进行讲述。

  如此的地位演变历程,与大众文化自身走向求真不无关系,更离不开学界相关研究的推动。2010年,葛小佳先生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 程》在《书城》发表,将王汎森研究傅斯年的英文著作介绍给国人;2012年,此书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将各类论著中很少专门讨论的关于傅斯年的学术心 路、思想历程以及他何以成为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个“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做了全盘的分析,展现给我们一个处在历史三重交界处的傅斯年。

  此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因而与公共史学领域讲述轶事的作品不同,作者有意将其定义为“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对王汎森而言,傅斯年是 他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他要为之立传的传主,他试图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傅斯年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 的工作,其任务在于描绘出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政治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这 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

  在理解傅斯年的历史形象时,作者使用了一个聚合了文化与政治的概念:五四青年。全书的最后两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 年”为题,将傅斯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状态解释为其早年形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形成了自己关于学术、文 化与政治的基本看法,在学术上,提倡建立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进而向往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让学术与政治绝缘;在文化观念上,激 烈地反传统,尤其是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社会状态,要求建立真正的社会组织,而非人群的聚合体,在社会层面真正实现国家的强大。这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与学术理 想主义,正符合张灏对“五四”的定位,故而作者称傅为“五四青年”。

  在本书的叙述逻辑中,时代的转型成就了傅斯年,也撕扯着傅斯年。在时代变迁的三重门前,作为个体的傅斯年面对悠悠天地,在个人意志与时代潮流面前,只能怆然涕下。在现实的形势面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己的立场:参与政治活动,参加令他反感的国家主义与“复兴国学”的文化活动,写下为现实 政治服务的学术急就章《东北史纲》等等。这些属于由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尚可称为无奈之举;而内心所产生的对理想的怀疑,比如对客观主义 史学立场的动摇,对儒家道德哲学的重新认同,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重估等,则是对“五四青年”这一本质的自我否定,也让他备受煎熬。这种由内外两方面被 “撕裂”的状态,使得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处于“一团矛盾”状态,故而作者将其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体现象,不如说是群体命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地区,秉持“五四”文化理念与学 术精神的一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曾作为“五四”象征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也偃旗息鼓。从大环境言之,是政治左右一切的现实与社会重建工作相对无力的作用的结 果;从具体的环境看,是日本入侵带来的时代主题变化,令“五四”一代向国家主义低头;从个人原因来看,“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理念与中 国现实的脱节,是其理想难以伸张的重要原因。从事实层面而言,五四一代在现实中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从价值层面观之,这种失败究竟是喜是忧,则可见仁见 智。若我们聚焦于傅斯年个人而非对一个时代作出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个人鲜明的反传统立场与社会上以标榜 传统为策略高扬国族主义的矛盾、对学术理念与文化理念自省时产生的自我矛盾,使其最后十几年的生活无时不在被撕扯的状态。而傅氏恰有执着而天真——有时天 真到甚至鲁莽的性格,其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也许这种将问题归因于时代,个人只能保留悲喜之情的说法显得过于沉重,此书也并非只在如此宏观的时代角度对傅斯年的人生进行解析,书中还为我们 勾勒了确定傅斯年人生轨迹的若干“小环境”。仅就学术方面而言,其幼年与少年时代在祖父督导下研习儒家经典,为他日后对古史与古代学术进行研究时得心应手 地运用各类材料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为各种学术、思潮提供发言与辩论空间,使传统学问与新学术并存,令他既有较精深的旧学根底,又有较敏感的 近代学术观念,为其日后旅欧留学时有意识地选择课业标明了方向;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的盛行,让他对客观性、确定性的研究取向有一种亲近感,这一观念与 其早年所接受的清代考据学训练也有内在契合之处,在学理上与他日后接受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能够相通;归国后大内档案的流出与殷墟发掘活动,使其能够将其 留学时所接触的实证方法与这些最接近历史发生现场的材料相结合,自觉地进行史料搜集与“史料学”的学术实践;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学术研究取 向,使其在对中国上古史进行讨论时从民族的角度入手提出己见。这些彼此关联的具体因素,构成了傅斯年的学术历程。

  作者以时代大背景为经,具体小环境为纬,编织出了傅斯年的世界。如果说传记作品以神化传主为乐,此书强调时代背景下个人生命张力的取向,无疑是对日渐离奇的传说进行祛魅。

  能够用以重构傅斯年个人世界的主要材料,并非趣闻轶事,而是傅本人的书信、笔记、批注、论著及关于傅的各类档案与其他可以采信的文献。这种对材 料的有意取舍,也使作者的论述能够保持相对客观,而这种研究立场,正源自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学”方法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傅斯年推崇的治学方法,使得 对他的研究成为可能。通过探寻历史背景来对人物的思想、学术或政治选择进行解释,正是作者所擅长的治学方式;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余英时在解释明 清之际学术的转型时便特别强调学术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对作者产生一定影响。

  无论从学术立场还是一般的读者立场,强调可证明的、切实的背景性因素,重视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对个人的作用,都比从人物个人经历出发,进 行生命感悟或猜谜式的“解密”更令人易于接受。但这种严谨的学术写作不免也会有遗憾。所谓“可信者多不可爱”,作者强调材料的可信性,便不得不将能体现傅斯年“可爱”一面的若干素材舍弃。

  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解释傅斯年从旧学阵营转向新文化阵营时,他一方面谨慎地指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尚难解释他的转变”,一方面用脚注的 形式引用一段轶事对傅的转变进行推测,猜测可能是某次为黄侃清理痰盂不够细致而遭掌掴,导致了他与守旧派的分道扬镳。作者显然对掌掴事件起到的作用持不确 定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傅斯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尽管一个耳光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在新旧思想激辩的北大,傅斯年很可能早已在新旧文化之间摇摆, 黄侃的一个耳光,成为他倒向新文化的最后推力。从性格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颇为情绪化的人,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多承认此点,各类掌故中对其孩子气的性格也多有 反映。

  “无情未必真豪杰”,傅斯年的真性情使他成为他本人,而不止是一个时代坐标下的学术或文化符号。当然,“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这一主题让作者不得不舍弃这些表现傅斯年个性的材料,不过它们已经随着公众史学作品广为传布了。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四):“一团矛盾”的傅斯年 ——读《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p5) 王汎森在开篇的导论中如是写道。这也恰恰是我对傅斯年的印象:一个有建树的学者、一个社会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在我看来,傅斯年的一生,充实而令人好奇。推动我阅读最重要的两大动力,其一是史家对史家的书写,就如王汎森在中译本序中说到的“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p2) 傅斯年不是他的传主,而是研究课题,这让此书有了思想史、近代史意义;其二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和所谓“一团矛盾”的一生,我着迷于大时代中的个体,特别是“充满矛盾”的个体。他们用自我生命的张力让我看到时代的铺陈,而时代潮流的巨大推力也让这些个体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记得一位评论家说“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者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做“有价值”的评论,但作为个人心得的读书报告,了解作者与书的写作仍然是必要的。

  王汎森,仅一个“历史学家”四字,后面就似乎不可避免地跟着很多头衔、标签。我无意于在此堆砌其履历,只涉及与本书相关的两点:一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把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作为其研究对象,作为史语所的一员,一个重要的优势恐怕就是史料。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史语所包括五大箱四千多件的“傅档”,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写有批注的藏书、往来信函,这无疑使这本书相比其它有关傅斯年的著作更为真实、深刻。而撰写时尚为史语所后辈的他,面对所内前辈认为“不可侵犯”的傅斯年,自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促使他摆正自己的心态,“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 ,经心而又客观。同时,这本书是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时的博士论文。这就让它“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之类的” ,以“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 的态度更具学术意义。用英文写就、符合英美学术规则使按照英文著述体例、“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的本书,每个章节都极为紧凑,相互有所关联,又可独立发展成篇。

  大致了解了作者、书的基本状况之后就是对其中内容的介绍与感受。

  翻过书的最后一页,封底恰是傅斯年的一段话“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p186) 粗粗读过,心下觉得何其无奈;仔细想想,傅斯年的一生真的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矛盾中挣扎度过的。又或者说,这恰恰是王汎森的独到之处:用爬梳遗文得到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矛盾,让我们更容易得到一个明晰的傅斯年。

  激进的五四青年,这是傅斯年甫一登上历史舞台的形象。其初入北大时,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高潮,袁世凯、张勋“你方唱罢我登场”。蔡元培初掌北大,新的思想不断涌入。面对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局面,自小生活在封闭保守环境,而今又逐渐成长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不可能无动于衷。旧的传统似乎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感到厌倦并失望透顶的他,用“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中国人实际上一点‘生活’都没有。” (p47)这样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时代的焦灼感撕扯着他,他急切地渴望全盘变革,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又反感“要来时挡不住,要去时留不住”的“流行病症候群”式的肤浅改造 ,认为要一点一滴从人心改起。在新文化运动渐次展开时,他强烈地诋毁中国传统,甚至主张“创造新的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系统,以拼音文字摧毁中国传统文学,然后建立新的文学。” 正如王汎森“新瓶旧酒”的精妙比喻。六岁就开始在祖父监督下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傅斯年如何能做到决绝至此?与胡适谈到的“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p58) 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坦诚。在这里,面对当时及现在人认为其思想过激的评论,我不得不插一句,即在当时旧思想一片混乱,新思想刚刚诞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出大力尚会抵消过半,况乎小力?傅斯年的“过激”似乎也无可厚非。

  带着这些矛盾和学习西方以救国的热切期望,傅斯年留学欧洲。再回国,一个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形象已初见端倪。

  中日矛盾不断激化,渴望建立一个与国外对话的学术世界的傅斯年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或历史哲学,只有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描述历史。然而,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资料与国联调查团,傅斯年拿出了《东北史纲》。他越过了对政治与价值判断的疏离,而这本书也因为浮泛、不重视日方证据等过失受人诟病。这不过是此时期实证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光大民族往昔与文化反传统主义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声称自己爱国的同时又诋毁祖国传统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这些舆论中,傅斯年在一些场合赞美民族往昔以唤起爱国情感,却又从不把它们写成演讲稿。这恐怕是他固执地相信“反传统主义”是医治中国文化痼疾的良方,对传统的内省式道德哲学观怀有深刻的憎恶感思想的表现。

  抗战之后,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傅斯年随国民党进入台湾,自己也步入晚年。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事物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甚而回归了曾极为反对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要求台大所有一年级新生读《孟子》,并设立“孟子心得奖”以奖励那些读有收获的学生。这或许是由于其对自己革除传统时为马克思主义铺平道路的自责和无奈,也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生洗练后的文化寻根与宽容平和?正如海浪,纵使波涛汹涌,在海滩处也终归风平浪静。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不可否认地,“一团矛盾”会带来思想的痛苦与内心的纠结。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自我反思与追问,我们看到傅斯年的思想在深化、在撕扯和选择中渐趋理性;也正如戏剧中刻意安排的矛盾,傅斯年的思想冲突更深刻地表现了他生命的张力和个体在时代的搏动。这本书的结语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我并不认为傅斯年是失败的,或许之前的期望在不断转向,甚至遗失、落空,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正是不安吗?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就是在一次次思考与变化中不断深入、向前的,说人,也是说世界。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五):笔记摘抄

  1、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 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王汎森:傅斯年,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2、许多激进的数师、记者和青年学生形成了挑战主流的边缘团体: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大众传媒领域、书店或者是二三流的大学。虽然他们的许多著作是敏锐而精细的,但大体上他们的研究都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一些没有名气的出版公司的出版物上。——王汎森,傅斯年,159页。

  3、此外,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也促成了传统学术的复兴。清末民初之人多愿意相信,如果接受了西学或科学研究,就会自动取代旧学。但事实并非都如此。譬如,虽然史语所开展的许多考古事业之出发点是为了否认诸多神话,但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些大规模发掘的主要领导者李济,在多种场合中注意到,很多以前被推翻的历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金文和甲骨文甚至含有《尚书》中很多章节的记载。当象骨在安阳避址被发现时,见于各种古籍的殷人服象传说第一次被证实了。考古调查也证明:中国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远得多,而三代则相对远一些。这些新发现鼓励中国人为他们民族历史的悠久而骄傲,也使国人对传统记载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王汎森,傅斯年,173页。

  4、身处一个混乱无序而学术资源有限的国家,一位学术领油与政府的个人关系是获得其事业所需资金的唯一方式。这样,他的政治选择就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一种事业性的策略选择。但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尤其在北伐战争取胜之后。他们不能扭曲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来适应两个集权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或共产党;他们从未在两者中任何一个党派里真正建立地位,也从未被其中任何一个党派所接受。他们实际成了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第三种人”。——王汎森,傅斯年,234页。

  5、陈寅恪从1929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滞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槃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1969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王汎森,傅斯年,321页。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先来讲一个故事。

  我读本科的时候,现代文学老师曾讲了一次他自己的经历,他到校医院去看病,挂号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历史系的老教授,问及彼此专业以后,老教授很鄙夷地说就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破坏了中国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话。我的大学老师没有任何回答。很多年以后,虽然我自己也忝列现代文学研究之列,但迄今为止,在大大小小不同场合遭遇这种尴尬的时候,我同样是不与夏虫语冰的态度。

  但看完了这本书,确切地说是看完了此书的附论的《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我以后是不会再选择犬儒地退避了。

  我的不再退避,不是说获得了本专业自足的信心,而是因为王文中通过对清、民两代学人治史方法选用材料的不同,展示了史学研究的进步。我只是由他的这一论述得出了一个很小的启示,支撑上面提到的老教授不屑于新文化运动学人的知识结构观念结构,乃至他的教育,其实都完全是现代训练的结果,实在是一个装了旧酒的新瓶,不可能再有那种旧酒旧瓶了。因此,今天甚嚣尘上地国学热,都已经是披着国学外衣的现代YY。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一个真正的旧学之人,其实并不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毫无疑问应该是王国维。

  生性驽钝,对于这些领悟迟及如此,但作为收获,当然是不惭愧道及一二的。

  这本书的评价,我个人想到的是八个字:微言大义,言简意赅。

  之所以说微言大义,著者在中译本序中提到两个原因:

  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的观点,⋯⋯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

  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王著看似简单地以傅斯年生平为线索,分章描写傅氏各个时期的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论著容易流于浮泛。但作者在充分地研读了傅斯年的专业著述(在此强调的是,王汎森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年谱,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考据癖地去引用什么难以查考的材料信件,如果读者真的觉得他所引用的中研院相关档案或者傅氏书信是此书的重点所在,那是入得金山,空手归。)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所以其真正勾连各章的却是傅氏内在的思想、学理、认识乃至情感的内在变化脉络,使得本书“大义”频现,功利点用学术的话讲,王著的每一个章节都自成体系,完全可以独立生发来写就几部专著。

  正是如次,这本书的价值彰显了出来,如果只是一本傅斯年年谱或者传者个人情感投射强烈的传记,那这本书定多只是对傅斯年感兴趣的极少一部分人有阅读意义。

  但这本书显然超越了此类庸常之作。值此之故,这本书值得所有研治民国史、文学史、思想史的人阅读。

  本书的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本书的摘要,如果阅读全书太累,完全可以看本章即可。虽然结语标题个人觉得写得太悲情。

  言简意赅,首先是王氏行文流畅清楚。说到这点,这可能是所有真正治史学的人让所有研究文学的人汗颜的地方。 王氏还有一点就是行文于当断之处。例如在《什么可以作为历史证据》一文中,论及清儒重“经”事,他只是略略提及,在注释中说明胡适有两文对此祥述。今天的中国研究,仅就我触及的领域,相当多的人染上考据癖和材料癖,对于同样的问题,即使前人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后来的人仍然要再三申说,仿佛非如此不显示自己研究深入,但这反而是一种不诚实和不自信。染疾如次,何谈学术进步。台湾学人的态度的确值得好好学习。

  最后说一个个人小小的感受,王汎森最后写到,傅斯年晚年反思自己,放弃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结合体这一形象,不再鼓吹经济平等,他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虽然由于其遽然过世,这些思想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表达。

  但我个人看来,如果没有了经济平等,自由是什么人的自由,是什么形式的自由,什么程度的自由?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正是此造成了傅斯年1948年对着去北平抢救学人空载而归的飞机大哭的原因,因为对于那时的大部分学人来讲,重要的不是国民政府允诺的自由,反而是经济的平等。

  这个平等,是我们今天要严峻面对的问题。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七):閒來翻書: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我們最注意新資料的獲得……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頁86)

  “史學即史料學”一語,後人有贊成,有反對,爭論頗多。桑兵教授曾有一文特爲傅氏辯白,指出傅氏亦重視史觀,其重視史料之最重要者乃在於“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認識整理史料之於研究歷史的作用”。桑氏之解析當否非我所敢論,然鄙意則覺得其文似多其個人見解,而恐非傅氏原意。但不管怎麼說,傅氏一直在強調史料尤其是新史料的意義,則似無疑義。有重視、發掘過去或他人所不注意“材料”之眼光毫無問題,但一味追求材料,卻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歷史學的發展。陳寅恪最初是與傅氏一起重視搜集檔案等材料的,他最初的文章也多利用梵文、敦煌的材料,但後來他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基本全用兩唐書和通鑑這些最普通的材料,或許就有反思傅氏史觀之流弊以爲對抗之意味(此姑妄言之)。時至今日,新材料之應用仍舊是歷史學界所追求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碩博士論文答辯,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有哪些前人沒用過的材料。材料之多誠可以拓寬我們的視野,但更重要的是解釋。此亦涉及歷史學之意義問題。研究歷史為何?先師每好答人以讀歷史無用,而引培根“讀史使人聰明”一語。個人的意見,研究歷史,即是認識人類社會。那麼,“史料”的豐富與否便沒那麼重要,而在於透過所謂“史料”——其中往往有古人之深意存焉(然古代亦有史料之名,明董復表採王世貞文集爲《弇州史料》)——以考察人類以往之遺跡,爲認識人於此時空中位置之一塗轍。

  上面一段話最可注意之另一點爲“我們不是讀書人”一語。傅氏有意將近現代的專業研究者同古代的讀書人嚴格分開,擺脫“讀書人”的身份限制。傅氏是強烈要求學術與道德和政治分離的,但在抗日戰爭中,他卻也不能不作《東北史綱》、宣揚“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服務於政治——儘管我並不贊成他那種“曲學”的方式。可由此卻也說明,學術仍舊擺脫不了政治,擺脫不了現實社會。換句話說,學術不能沒有現實關懷。我曾有《走出書齋的歷史學》一文,便是此意。

  其實,在廢除科舉之後,“政教分離”,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上之存在位置與意義便頗成問題。余英時有一篇《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號總第六期),指出中國由士衍化成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逐漸地邊緣化了——既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作為一篇演講,他最後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究竟處於甚么位置已是一個毋需討論的問題了”,實際上是在批判中國大陸的現狀。時間過去了二十年,現實仍舊沒有改變。近些年所謂的“公知”,也依舊是在社會邊緣著力,很少能直指政治,也很少真正以文化爲根基。在現實的中國,知識人(借用余英時的說法)該如何自處,至少對我來說仍然是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據此書所述,令我十分驚訝的是,作爲五四運動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作爲最激烈反傳統的近代學人之一,傅斯年晚年竟然回歸到孟子的“道德哲學”。當他成為臺大校長時,竟然把閱讀《孟子》作為所有臺大一年級學生的必讀書。反傳統的五四青年的晚年轉向值得深思。其實,這一代人的舊學功底相當不錯,他們自幼所受的教育,其實是以中國學問爲最初的根基的。在新文化運動中,這成了他們極力要擺脫、拋棄的東西。兩級之間的撕裂、“一團矛盾”,恐怕是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面對的問題——更何況他們正處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文化變局之中。好像自由主義者最終都對中國傳統表現出尊重,承認其現代價值,而這批人大多隨著政權的更迭轉移到臺灣。而留在大陸的,除了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外,又被黨的政治、思想高壓統制所“同化”,各方面的反傳統比五四更進一步,其餘波至今未歇——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兩岸如今的社會現實,恐怕與1949年以後不同的學術遺產不無關係。

  2012年5月28、31日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八):几点感想

  一、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相似之处

  傅斯年生于1896年,胡适生于1891年,二者相差不了几岁,二人在学术上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私人关系上其实还可能含有相似身世上的互相认同,这种认同也可能影响到了二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学术经历。

  在身世上,二人均是幼年丧父(傅斯年9岁丧父,胡适则是4岁左右),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当时,孤儿寡母,几乎完全要靠亲属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在这期间由于缺少父亲这一形象的引导作用,缺乏了对象征着传统道德父亲的仿效行为,也就无法体会到道德的约束力的正向价值,而只会有一种被束缚感觉。胡适在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曾讲道自己因顶撞母亲而使母亲极为伤心,在这个回忆中,征服胡适的是情感的力量而非理性的规范,这无疑可能会滋生另一种情况,即当顶撞对象和自己无情感关联时,“顶撞”这种无礼行为也不会得到修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在傅斯年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从生活的艰辛的角度来讲,他的周围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然他在对自己家庭的追述时,就不会非常简略,这背后除了王汎森先生所列的“耻辱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傅父去世之后,他们母子所遭遇的世态炎凉极有可能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不快的印迹,故而在追述家世时,他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愿过多提及这段往事。如果上述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也就可以给后来傅斯年否定传统道中家庭伦理文化等行为找到一点心理上的依据。而且这也极可能是傅斯年弃黄侃而转投胡适门下的原因。

  而且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之后的留学生涯中,傅斯年极有可能试图找到一种既能否定道德,又能有所建树的理论,在这面上,他极有可能不完全地接纳了英国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因为功利思想最初的建立也是建立在反道德和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的,虽然两种道德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胡适则是从美国引进了自由主义。

  二、与王国维之间的异同

  在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上,傅斯年和王国维的学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很少人注意到,傅斯年在确定史语所的研究方法上,其实也可能和王国维的观点有一些内在的联系。王国维在进入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之后,他的讲义(后来出版时名为《古史新证》)中就提到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中“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强调了地下的新材料对建立史学的作用。而傅斯年无疑是变王国维的“幸于……”为主动去寻找证据,进而重建历史。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

  之所以,傅斯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恐怕是在经历了与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的接触后,他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与其步他人后尘,不如以更大的气魄以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新的局面。但以史语所这样的机构来说,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外出采集等行为无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这个缘故,傅斯年不得不依附于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也就束缚住了傅斯年的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三、来自陈寅恪的影响

  傅斯年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打算攻读硕士学位,但后改变了初衷,不再致力于取得行为以至于让胡适非常失望。这里的缘由,恐怕是受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在欧洲求学多年,最后也没有取得一个学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陈先生的做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行为背后对“君子不器”的追求!西方的学位大多属于专门之学,而非博通之学,所以与其拿的一个学位受到一定师承的限制,不如博览各家取其精华,以便融汇贯通自称一派。陈先生的这种思想,无疑对傅斯年与青年时代即为学生领袖的广阔视野相契合。也就是说,傅斯年在于陈寅恪的交往中,无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髓,这也为后来傅斯年重新接受传统文化的价值埋下了种子。

  他晚年否定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一方面得益于他离开了封闭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实际社会活动的经历,另一方面恐怕也得益于他旧学功底。而后者为他提供了对传统文化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更有优势。

  纵观傅斯年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到,那一代学人对振兴国家的热诚,然而因为在热诚的背后缺乏了一些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枉走了许多的道路,而这个过程也在稍后的殷海光的经历中有所体现。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九):雪夜閉門練穿越

  王汎森先生此書第286頁,附錄傅先生小說一篇,年代不詳,趣味極大。略書所見,聊資談助。

  小說開頭說:「時宇相對,日月倒行」。「時宇」二字,見有網友錄作「時字」,難道是版本不同手民誤植?「時宇」才正確。

  上下四方為宇,今人所謂空間。時宇相對,即時間空間相對,space-time或Raum-Zeit相對。所謂相對,非相對如夢寐之相對,它指的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本此而時空旅行遂成可能。小說中的「我」能夠「昨天」在「古董舖」裡搜到民國三十三世紀人寫的信,就是因為此信通過時空旅行,「日月倒行」而跑回民初了。本書第65頁腳註2說:傅先生在柏林大學曾經旁聽過愛因斯坦的一些討論課,是為佐證。

  小說的年代不詳。希望文獻學家能分析原件的鋼筆墨水考證一下時代。王先生認為是1930年左右,我猜或許是1932年,陳寅恪出孫行者、胡適之對聯題目之前。

  小說引用虛設的人名辭典,說三十三世紀的歷史家將主張「孫文堇《西遊記》孫行者之人間化、當時化」(堇是僅的假借字,不須改字)「此皆是先由民間傳信,後來到讀書人手中,一面求雅馴,一面借俗題寫其自己理想的」。這段話很難不令人想起陳寅恪在1932年給清華同學出題對聯的掌故。

  民國初年,民間是否曾有孫文乃孫行者下凡之傳說,非我所知,但陳先生出此俗題當然是為了寄托他的政治思想,這是他老人家立言的風格。若從湘鄉南皮之間笑看孫文,賜其孫行者之雅號,和另一位大鬧天宮的美國留學生胡適之放到一起,那還真是珠聯璧合,理所應有。也就是說,沒錯,我猜孫行者之怪聯還影射了孫中山。傅先生的政治文化思想和陳寅恪雖不相同,但他的小說對上述猜想提供了極具穿透力的旁證。相對的,傅先生的小說也在陳先生怪聯的映照之下趣味倍增,陳先生的怪聯彷彿提醒傅先生:如果孫文能給未來的疑古派說是孫行者的化身,那麼胡適之豈不更是?孟真你對疑古派的戲仿還有一間未達!

  孫行者、胡適之、孫文何以能夠相提並論互相幻化?何以這種對聯遊戲能被認為雅人深致?一般人只道這是文學傳統,殊不知它和轉世下凡、歷史重演、數術預言等等學說信仰也一脈相通。王德威先生近年呼籲發揚陳先生的詩學,吾人真要引頸企盼。但發揚之際,別忘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它極可能也曾對陳氏詩學提供了思想土壤,就像它影響了孟真這篇小說一樣。那些用典影射、冥思神遊,其實很可能都是一種帶著神秘主義色彩的時空穿越追憶,和俞曲園的回魂絮語可堪比擬。吾人若不具此靈根慧眼,豈能夢遊清華園而記其宮牆之美,夢謁陳夫子而闡其詩史之奧?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十):左右为难的傅斯年

  左右为难的傅斯年

  ——读《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1948年,平津战役激战正酣,局势变动在即。经蒋介石授意,傅斯年参与制定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延揽停留在北平、天津的知名学者南下南京。他划定了四类必须抢救的人员,包括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的人、中研院院士以及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到年底,北平城即将被解放军攻破。傅斯年提议政府派遣两架飞机赴北平,营救那些想要到南方去的杰出学者。同时,他私人写信督促他们南下,包括陈寅恪、沈从文。然而,或者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或者对谁家天下漠不关心,名单在列的学人多数反应冷淡,只有少数人登上了飞机。在南京机场接机的傅斯年,看到飞机上人少得可怜时,当场痛哭。

  不久,南京城也被解放军包围。一代报人、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留下“书生无用”的绝笔,自杀“殉国”。得知老友身亡的消息,傅斯年也一度决定自杀,随身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多亏妻子的干预,才没有“献身”。足足三天时间,傅斯年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反复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其中两句是:“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山河改”之际,傅斯年被同出于北大的毛泽东钦点为战犯。1949年8月,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社论中,毛泽东写道:“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最终,傅斯年带着多年心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和同仁,辗转到台湾。

  尽管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大代理校长,但是,傅斯年主要是个学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那个新旧夹缠、时局动荡的年代,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或知识分子,傅斯年始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左右为难。他与胡适亦师亦友,气味相投。1942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傅斯年坦白道出了自己的困境。他说:“(我)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

  欧洲游学归来,傅斯年创办并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把自己在海外所学运用到到历史学科,提倡专业、客观的史学研究,主张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意图建设一个现代的独立的学术社群。一方面,他提出历史研究应该是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不应该继续“文以载道”的传统,史学不是为了宣扬道德教化;另一方面,历史研究也应当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受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的干扰,努力追求客观中立。在他的带领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升了国内汉学的研究水准,尤其是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及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研究。

  抗战爆发,时局不遂人愿,容不得傅斯年和他的同仁们从容不迫地开展研究。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出兵东北的日本,大肆宣扬《大东亚民族史》一类的书。在民族危机的影响下,为了向国联调查团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傅斯年仓促写就《东北史纲》一书。这一次,专业准则让位于民族情感。《东北史纲》纰漏颇多,既由于傅斯年在这一专业领域缺乏足够的知识,也因为迫切的政治需要迫使他早日完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内的大批高校研究所迁到西南,躲避战火。费孝通等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非常适合进行民族学研究。他们发表了不少文章,揭示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样性以及与汉族的区别。但是,此举遭到傅斯年的反对。他认为,这是“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因为日本正利用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怂恿他们脱离中国。再一次,出于迫切的政治需要,傅斯年违背了自己追求客观的专业理念。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一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免不掉学术与政治的纠葛。或者说,形势和时局,不停地侵扰渴望平静的书桌。在学者们争论中国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梁漱溟致信学界领袖胡适。他质问道:“先生••••••全提不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嫌太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为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指示,我们非请教不可。革命家的错误,就在对中国社会的误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 一向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如何能对社会性质这样宏大的问题做出综合判断呢?社会性质论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参与论战的学者多数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提,区别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到底应该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面对党派上或者观念上的歧异,胡适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妄下判断,反而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督促学界把重心放到具体问题的研讨上。

  傅斯年及其研究所同仁,像胡适一样,远离各派之间的主义之争。可是,政治理念之争他们可以不参与,政治现实的关怀却放不下。战火燃遍国土的危急时刻,这些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或知识分子,频繁地怀疑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在哪里。研究所成员、考古学家李济自问:当前,我们做的工作有用吗?傅斯年也承受着内心的痛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坦白,民族危难的时刻竟然坐在家里读古书,使他产生一种罪恶感,但是除了读古书,他无能为力。

  左右为难的傅斯年就这样被时流裹挟,在其中沉浮,始终不得安稳。1949年的山河变动,把他的挣扎、矛盾、困惑推到了顶点。从照片上来看,到台之后,傅斯年似乎突然步入老境,白发苍苍,面生疲惫。1950年11月20日,因突发高血压,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结束了自己“一团矛盾”(傅斯年自称)的一生,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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