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告别皇帝的中国》是一本由马国川 访谈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一)：读后记

　　这篇阅读后记，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但我借由这本书了解了几个概念，国体、政体、普世价值。但并不是说这本书里就有这几个概念的定义，而是这本书让我主动去了解这几个概念的含义。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说我看的这本书的版本。

　　我看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的港版，主标题是：没有皇帝的中国，副标题是：辛亥百年访谈录。豆瓣不允许建《没有皇帝的中国》的条目，并且，我在这本书的简短附注里写上：“买了牛津大学出版的《没有皇帝的中国》，是这本书的港版。在豆瓣建条目，数次都不通过。才知“没有”和“告别”二字原来差别巨大。 ”过几分钟，我的这条分享就会在“我的广播”里面消失。如此几次。

　　也罢。

　　继续。

　　这本书买于刚刚过去的7月份的香港书展，当时在牛津大学摊位上，翻开书，看见这十几个被访谈者的名字，周有光、许倬云、余英时、杨天石等，就已经如雷贯耳。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总觉得这100年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关系紧密，有一些问题从那时到现在还一直在探索。书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讨论的问题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辛亥革命是必然还是偶然；假如没有辛亥革命，是否晚清新政会进行下去甚至取得成功，假如慈禧太后多活十年，是否可以实现君主立宪。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历史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最好的阐释。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走向共和。接着就是短暂复辟，军阀割据，那时中国很混乱，思想很活跃。所以，资中筠先生曾提出，这100年来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书中屡次提到几个概念，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庚子之变、辛亥革命，学过多年思想政治和历史，并且大学毕业，我不得不说我不懂什么叫国体和政体。只得再回去翻《共和国教科书》（高小部分），第一册，第一篇：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然后我把前面这两句话记了下来。我曾开玩笑地说，我要争取民国高小毕业。最近我不断地意识到，很多东西我晚了十年才知道，本来可能我十几岁就应该懂的东西，我二十几岁才懂，或者才开始意识到要去了解。这是个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怪不得教育，然后只能默默承认无知，尽可能有选择地去学习。

　　之前听过资中筠先生的讲座，《时代与人》和《人性 文化 制度》，都提到普世价值，书里也有提到，于是我百度了一下：

　　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

　　代词。“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

　　我曾经很邪恶地想去图书馆借本《告别皇帝的中国》，和《没有皇帝的中国》对照着看，顺便学学编辑怎样删减文章。因为在这本书中，被访谈的这些大家，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特别清晰，看问题不局限在一国一时一地，他们对于中国的国民心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着很理性、很清晰的看法。虽然各人对同一问题给出的答案甚至完全不同。常常我刚看完对于这个问题，这个访谈者这么回答，紧接着就看到另一个访谈者对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否定的回答。对于我这样的历史菜鸟来说，不免一脑浆糊。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不可能中途阻断，历史和现在未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研究历史，可以评判现在，预见未来。看书时，我常常为他们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坦然回答而不禁内心鼓掌。

　　有些书只是跟你讲历史就是这样子，没有原因，只有陈述，甚至陈述的是否是现实还值得商榷。而有的书告诉你历史何以至此。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二)：现代中国的起源

　　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断裂并非瞬间之功，期间的近代中国一直是为史家所关注。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发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由此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走上西方式近代化的道路。朱维铮先生对于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明清中国是开放的，银本位和西洋传教士制定历法便是明证。然而，朱维铮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明清两朝，西方传教士来华和对外贸易的繁荣是事实，然而这种中外交往只是汉唐以来中外交通史的正常延续，而且以经济交往为主导，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基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银本位纯粹是经济问题，而且中国在长时间里都是受益者，西方传教士制定历法也是以西洋之器补中国之道，中国人用的仍然是老黄历，没有因为传教士的介入就改用上儒略历，此时的社会形态仍然是传统的古代社会。古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是在汉唐时期，外来文化大量融入中国文化，包括已深深融入中国乡土的佛教，然而这种文化交流从宋元开始便已经势弱，经济性逐渐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属性。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化的态度也转向内敛，朱维铮先生也提到明末士人对于中外交通的敌视态度，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心理的闭锁决定了国家的闭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侵略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总危机，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社会，中国被动地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闭锁的大脑也被迫向西方打开。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古代中国有可能逐步走上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但是在西方的炮口下，中国只有西方式近代化一条道路可以选择，这也就决定了现代中国根深蒂固的西方特质。因此，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近代史应当上溯至明末，但是鸦片战争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探寻现代中国的起点。

　　正如这本访谈录的名字，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告别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中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完全从西方照搬的共和制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帝制，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消失了，近代中国也完成了向现代中国的过渡，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断裂。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根本性区隔体现在立国思想和国家制度两个层面。章开沅先生在访谈中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思想，三民主义迥异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甚至包含了部分社会主义思想。自辛亥之后，虽然孙中山先生没有能力立即实现三民主义，但民族独立、民权实现、民生幸福一直是现代中国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国家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即使孙中山后来将考试、监察两权纳入五权宪法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当军阀混战使得民国徒有其表时，中国人没有回到过去，依旧向西方学习，引进了二十世纪刚刚兴起的党国体制，一个道地的现代产物。民主宪政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到来，相反中国社会却陷入碎片化的乱局，因此有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质疑，也许只有经历过辛亥年的周有光先生才最有资格评价辛亥革命，毕竟直观的体验远胜于后世主观的臆测。用周有光先生的话说，“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历史将再无倒退的可能，西方式的现代化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大脑。李泽厚先生提出，革命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此后的革命继续强化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在这方面比日本贯彻得要好，更是强于印度。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思想已被大众所唾弃，尽管它仍然时时作怪。

　　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威权统治者又没有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诚意，面对一个徒有其表的民国，中国陷入循环往复的长期革命，西方式的现代化也在长期革命中艰难地前进。期间国家的控制手段和控制能力也越发现代化。国民党利用政党为工具整合社会，明显优于北洋军阀简单的武力统治。但是，国民党的社会整合仅仅浮于社会上层，共产党对社会的下层结构重新进行整合，并用全新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传统文化，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样貌初步显现，当下的国学热不过是西方式社会体系的点缀而已。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究竟指向何方，中国模式还是普世价值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倬云先生针对西方现代化的问题提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但仍不外乎民主、自由、法治，突出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余英时先生所提出的普世价值。殊不知，自从西方的大炮驱赶着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之后，中国式的近代化已无可能，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都已是伪命题，无论中国采用哪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逃不出西方式现代化的窠臼，“中国模式”实际上只是西方模式的衍生品，“普世价值”则是道地的西方价值。

　　在十二篇访谈中，刘香成先生的访谈可谓是一朵奇葩，他以一名记者的敏锐性触摸中国人受伤的情感，跳出中国观察中国，寻找今天中国的位置，而且独辟蹊径地将媒体改革推上社会改革的前沿，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角，而百年前的老照片更是让我们进入黑白的历史隧道，回到那百年前现代中国的起源之处。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三)：告别辛亥百年的中国

　　最近在读《告别革命的中国》，这是一本访谈录性质的书，采访了12位历史学家法学家，如余英时，刘香成，徐倬云，杨天石，周有光，李泽厚等等等等，这些学者哪一位拿出来都可谓是业内精英，但是他们对于辛亥革命却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相互矛盾冲突。在如今对现实社会现状仍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更遑论探讨百年前的历史，不过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能渐渐看清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真相，至少比自己意淫来的管用。

　　一强人的作用

　　在当时的强人就那么几个，慈禧孙中山袁世凯，或者再加上光绪。本书中对慈禧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周有光认为“慈禧太后是坏人，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她没有做什么好事情，有的改革是她没有办法了，才同意的”。而袁伟时认为慈禧是新政的主导者是非常重要的，推动了新政的发展，日后的国民政府也吸收了新政的措施。

　　二新政的诚意

　　书中对于新政的看法的冲突是最严重的。有的完全肯定新政，有的认为新政就是假的虚的。其中我却觉得新政与革命赛跑的比喻比较符合，每每到王朝灭亡前总有危机意识，比如崇祯的改革，或许清政府的新政也是如此。新政取消了中国的科举制，中国的人才得以学习西方文化从政。有人责难这是死前的假挣扎是被迫的，我觉得或许是被迫的，但的确改革了，这一点就了不起，总比一毛不拔的好。不过新政最后还是没有延长清政府的国祚，终于还是亡了，这其中或许和年轻皇族弄的皇族内阁有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士绅已经并不满足与清政府的新政了，士绅阶级相当于现在的中产以上。当他们感到不安全，感到政府欺骗的时候，那么这个政府也快完了。

　　继续说一下之前的赛跑说法，清政府是一个县级冠军水平的运动员，而革命是一个省级冠军水平的运动员，清政府觉得自己提高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但是革命者依然觉得清政府跑的很慢。清政府想九年走向宪政，但是革命者等不了了。

　　三辛亥的“搅局”

　　四告别革命？

　　当李泽厚写下告别革命时，舆论纷纷攻击，就如同前些日子韩寒写的那三篇文章一样。我认为清政府无力的改革，革命派难以按耐的冲动，立宪派恨铁不成钢的焦急，最终促使中国走向革命。革命已成事实，而告别革命在如今才是现实的问题。革命能否告别，在于政府。

　　五我看辛亥

　　当两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倒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其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种说法，秦朝处于奴隶分封制向封建皇权制的过渡期间，再加其激进暴政，故而国祚短。回眼一百年前的辛亥，却也大抵如此，一样是处于皇权向共和民主过渡的阶段，革命成果不久便被袁世凯窃取了。至于之后秦后有楚汉相争，民国有军阀混战。

　　还有一点就是清政府毕竟是姓满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论在如今的社会依旧吃香。在汉族士绅眼里满清贵族做什么都可能是错的，终于还是我们革命代替你们罢。

　　这本书的出发点很好，本书提问人马国川对各位年长其十五载开外的学者也都尊敬备至，但是对大其十岁的高全喜则不然，在访谈中明确的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而对其他人都没有这么说过，或许礼貌上差着点吧。

　　2012年，我们告别了辛亥百年的中国，迎来了清亡百年的中国，愿吸取教训，当然人们都是如同黑格尔说的那样：人们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们从不吸取教训。

　　以下大抵是他们的观点

　　朱伟正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别人就会颠覆你

　　李泽厚 告别革命，革命是偶然的

　　章开浣 认为是赛跑，但是不翻案。慈禧死大清亡。光绪不够格

　　袁伟时 肯定新政 慈禧重要 国民政府继承新政，或许宪政可行 袁世凯并不是完全毁了宪法

　　雷伊 士绅失望 希望政府好好改革

　　周有光 肯定革命

　　杨天石 革命必要的 被逼的 但是慈禧肯定不能完全打死。但也不要盲目翻案 专制的根太深

　　萧功秦 开明专制 辛亥革命造成乱局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四)：告别的仅仅是皇帝

　　马国川的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书中汇集了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等12位知名的学者，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因着这些大家的思想，所以显得这本书十分的可看。

　　在说他的可看之处之前，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的编排却是很差的。尽管本书的大主题是围绕着辛亥革命，但是书中还是有着一个小主题的——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在这个小主题的处理上，这本书显然做的不是很好。按照常理来讲，跟“告别革命”论相关的著述应该编排在一起，始作俑者的李泽厚的辩解或置前后置后；但是书中却把相关的著述杂乱的排列着，感觉非常的不好。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对岸的台湾已经举行完了一百周年大庆；对于此岸的我们，辛亥革命革命的遗产又剩下了多少呢？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统治，其成果可以说是斐然。但是在其结束后各种各种的弊病并没有因为告别了皇帝而作别。“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只有名义上而没有实质上的丰碑”（李泽厚，p27）。

　　“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整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高全喜，p159）”作为缔造民国的同盟会及其后续的国民党，不仅没有被“宪法之轭”，所束缚住，反而开创了“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与袁世凯一起“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袁伟时，p62）。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负面遗产就是“工科思维”或者说“科学决定主义”（章开沅，p48）。许倬云也指出，“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p142）

　　尽管有着“现实的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但是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

　　辛亥革命早已结束了。合上书，细细品味，还是序一周有光的那几句话说的很有味道。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五)：一半清澈一半迷雾

　　学院派的史学家们阐述出“辛亥革命&清末新政”新的理解：

　　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崇尚暴力革命？可如果革命的意义只是不断推翻而体制的本质不变，它造成的暴力就对社会发展有利吗？如果我能说如果，那么如果慈禧不死，是不是预备立宪就会继续进行下去，是不是辛亥革命就不会发生？为什么同样的西方文明入侵时，日本进行明治维新而变强大，可中国却至今离宪政很遥远？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只适合被集权而不能将权力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这些历史的迷雾只有等待时间的流逝去慢慢消散。

　　所幸有些东西是逐渐清澈了，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本质，“闭关锁国”的本质。历史应当是理性，不带感情色彩的。

　　书的后半段有部分半路出家的老学究们，诸如“慈禧是一个坏人，慈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的言论，不忍直视。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六)：写在出版之前（转）

　　年初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新书络绎不绝地出版。有的建立在新发掘的史料上，有的建立在独特的阐释视角上，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这至少说明，百年以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事件，始终未曾淡出人们的视野，仍有大量的细节未经披露，仍是一个待思的领域。

　　更真切的观察与更深入的思考，这正是我们介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态度、方法以及目的。作为结果，就是刘香成先生最新的大型历史影像画册《壹玖壹壹》，以及大家手头上这本精彩的访谈录。

　　谈起编著《壹玖壹壹》的初衷，刘香成先生认为“用文字书写的历史过于概念化，而照片书写的历史真实而生动”，是以他“要用照片重新拼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历史图景”，并谦恭地说“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与《壹玖壹壹》谨守克制与沉默的视觉逻辑不同，《告别皇帝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面相。在马国川先生精心设计的提问下，十二位学者围绕“辛亥百年”这一主题，各自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汇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细节繁复的交响曲，这是以思想突破概念化书写历史应当遵循的逻辑，也是以思想拼贴真实的历史图景需要施展的策略。

　　要保证这种“突破”和“拼贴”的成功，端赖于对受访对象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年龄上，十二位学者之间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最年轻的也是将近半百，这就在历史记忆、知识积淀和生命感受上保障了对“辛亥百年”进行评论的品质和广泛代表性；在地域背景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学人在同一个主题下走到一起来，保障了认知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学术领域上，十二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内建树颇丰的旗手，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辛亥百年”，获得立体的整体认识。

　　真实的历史影像是我们进行坚实地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则是我们复活历史，使之与现时血肉相连，从而扎根于时间洪流不被轻易裹挟而走的必由之路。它们仿佛任何健康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和维生素，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七)：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读法

　　辛亥革命属于这样一类历史事件：从它爆发后的那一刻起，尾随的争论就从未平息过。当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原本就因人而异，但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百年之后仍能激起人们热烈的反应，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事件。

　　这些争议中唯一共识是：人们都相信辛亥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至少，它标志着中国辞别两千年的帝制。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制度被推翻，不难想见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彼此矛盾极深，似乎既有进步又有后退，而人们的思想相去极远，用李大钊的话说，“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更复杂的是“新人”也受旧式教育，而“旧人”有时也有革新措施。因此无论社会事件还是人物面貌，都呈现出错综复杂和立体多面的形态，很难有一个截然的判断准则去衡量所有这一切。

　　在本书12个受访谈的知名学者中，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在坚信历史是线性发展、不断进步的周有光看来，革命不革命，主要判断标准就是它是否进步，而且要从“三千年”的大趋势看；而秉持宪政主义的高全喜则从法律的角度认为，“皇帝逊位”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相反，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份重要的宪政文件。这种争议，不难看出常常出自讨论者自身所秉持理念的差异，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判定和认知，在那些聚各种矛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身上，就尤其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立场相去有多远。在慈禧这个争议极大的人物身上，专家们的意见反差最大，可以摘要如下：

　　朱维铮：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页7）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页37）

　　袁伟时：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页56）

　　许倬云：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页130）

　　他们对慈禧推动的晚清十年新政，评价也十分悬殊：许倬云认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时干脆说“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萧功秦则认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为咨议局、新军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实都是新政的产物。对慈禧评价甚低的袁伟时也认为慈禧推动的新政“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从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到政治体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

　　为什么即便是专家，对于同样的人物和同样的事件，竟会有如此相去甚远的评价？实际上不如这么说：往往在专家之间这种分歧才严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成体系的理论认识，往往反倒比普通人更易于产生不可弥合的争论。用一句或许显得和稀泥的话说，他们所谈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

　　慈禧确实镇压过戊戌变法，这一点是很糟；她确实也没能预见到一些重大趋势；说她热衷权力、有权谋是事实，说她有魄力、做事果断也是事实。她本来就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典型的集各种时代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公平地说，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人人都像是在一艘浪峰波谷中剧烈颠簸的小船上，很少人能准确地预见到未来，指责政治人物没有远见、没做对符合“三千年历史大趋势”的事，那有点强人所难，任何人在那种环境下恐怕都不可能预见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当然那也不能靠预见，只能靠创造。

　　如果只是拿着自己的观点去看历史事件，可以说，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历史来，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红楼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你以为自己的版本就是真相，但事实上或许只是“六经注我”，拿历史事件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而已。正如老子《道德经》也像是反射中国文化的镜子，许多人想从中看到中国文化的“真实影像”，但最终他们看到的其实是镜中的自己。宋元时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中就曾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如果你觉得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读法太多，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恐怕还会继续显示出更多的不同诠释版本。

　　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恐怕最终还是要尽力回到当时那个场景中去。黄仁宇在他的著作中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英国历史学家艾诗立早年痛恨克伦威尔，著书力斥其非；但晚年却又另著一本新的传记，书名是《克伦威尔之伟大》。这固然与学者自身的阅历、认识的变迁有关，但关键之处也在于克伦威尔和所有处于历史剧变时刻的大人物一样，有其矛盾多面的特征，你甚至可以说它集善恶于一身、集新旧于一身，于是无论你想要什么，几乎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

　　辛亥革命为什么至今仍然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恩来曾说，要为两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辛亥革命才刚过去一百年，盖棺定论恐怕就更不必着急了。对国人来说，重要的是它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能呈现怎样不同的意义。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八)：革命离场

　　看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繁体版，名为《没有皇帝的中国》。书成于2011年，有一副标“辛亥百年访谈录”，马国川采访了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12位学者，问他们对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的评价，对革命和改良的态度，对中国未来之路的理解。

　　一篇篇读来，虽都是名家、大家，学者的观点如此不同。不革命就宪政？革命伟大必然？这些对历史的评价与解读里都带着深深的现实忧虑。

　　其中最有启发的，是高全喜的观点。作为一个法学家，他对逊位诏书的解读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在看到革命的一面时，必须看到立宪派妥协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才成就了我们所熟知的一面。而他对革命离场，宪政进场的分析，更有价值。

　　这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试图厘清那个时间点上的很多问题，但可以看到，那是理不清的。在阅读的同时，很多的话语让人不禁想去寻找更多的书和史料。这本书像一个地图，为辛亥革命的那些历史画出了路线图。然而，想要到达，还是要靠自己走。

　　最后，读完这本书心里满是感佩，不论这些学者立场如何，寻找国家之路始终是他们出发的起点。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九)：古中国哪去了？

　　没读呢，不敢说。但看见这个标题突然对现今国人的状态感到极大悲哀和愤慨。之前还对晚清保守的老爷们不理解甚至鄙夷，但现在不那么认为了。到底是谁引领了现在国内脑子里垃圾又垃圾的文化。中国的唐宋遗风哪去了？中国的泱泱古风哪去了？为什么现今什么文化的东西都体现不出来了。12月份了，大街上到处Merry Chri。Merry他个脑袋。想想现在支那的状态，跟那个100多年过去的革命没关系吗？姓共的带来的伪马克si彻底混淆玷污了德国佬的原始逻辑，政治课上还居然用逻辑把马克思和必然中国恬不知耻的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灭了皇帝中国人连文化的根都丢了，现在，越来越不伦不类！

　　现在的中国早不是连拿破仑都不敢小瞧的中国了!中国强吗？看看老百姓怨天载道就知道了。中国还有值得骄傲的继承的骄傲吗？现在的我们还会继承吗？会吗？不懂也不会。NO!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十)：12个版本的重读中国近代史

　　读的是牛津版的叫《没有皇帝中国》，一词之差差距很大。

　　12个访谈者对辛亥革命有12种解读，在孙中山的评价上也褒贬不一。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其实也只是处在一直在寻找权威的过程中。从慈禧到孙中山，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精英阶层似乎从来没有明白面对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需要仅仅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激动人心的革命离生活太远，除非被逼到梁山。

　　从这样的大结构来看，辛亥革命只是这个过程中一个最标志性事件。它的必然性来自于政府权威性自我消解后，一瞬间树倒猢孙散的结果。

　　其实mao也应该算作这一进程中一部分，他的终结直到改革开放。中间这一过程中其实社会一直是向着现代化努力，但是历程可谓波澜壮阔回环往复。

　　对于清末，很多观点的基本分歧在慈禧是主动选择改革还是被迫。也由此延伸出对于改革派境遇不同的理解。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

　　关于从法理角度解读辛亥革命，传统认为的“妥协性”也恰恰体现了前后法理上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