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读后感精选10篇

　　《奇石》是一本由[美] 彼得·海斯勒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4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奇石》读后感(一)：何伟：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侯思铭/文

　　回到中国，彼得·海斯勒又成了何伟。此前一直在国内社交网络上酝酿和发酵的对于何伟的狂热一下子喷涌而出，正如何伟笔下的主人公常常不知道为何他会对自己产生兴趣，中国读者的热情同样使何伟感到好奇与惊讶。事实上他每次来中国，这种惊讶都必定被刷新一次。今年3月，他的第三本书《奇石》在中国大陆出版。

　　为了保持观察中国的视角，也为了写作不同的东西，何伟与妻子张彤禾（《打工女孩》作者）定居埃及已经三年。埃及和中国一样，都是经历着剧烈社会变革的国家，最大的区别或许是“一个基本没有政治变革，一个几乎没有经济发展”。被政治改变着的埃及与中国不同，有关政治的书写不可避免，但何伟的眼光依然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身上。虽然要写出不同的国度，但这是何伟最本质的理念：小地方、小人物。所以与其说何伟逃避写作大话题与大城市，不如说他是不肯浪费自己的机会。生活在剧变国家的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而何伟觉得自己的责任是“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中国，被何伟看作是自己的机遇，因为正是从这时候起，中国人的心态开始逐渐开放，人的想法也越来越复杂，这给何伟与普通人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当西方媒体记者专注于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臆想中国政治时，何伟默默无闻地在小城涪陵教书与观察；在许多中国本土作家都蜂拥去测绘大历史却一事无成时，何伟笔下的人物已经逐渐丰满。

　　这些由小人物登台的细节历史，经常会有追逐成功的故事跳出，被问及这和传统的“美国梦”有何不同？何伟觉得“在中国，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虽然美国与欧洲也曾经历类似的经济迅速发展时代，但过程比中国长很多，而“速度太快让中国人心有焦虑。”这种焦虑感既影响着国家转型时期的普通中国人，也从何伟的笔下时时流露。这些故事很多都发表在《纽约客》的“中国通信”栏目。如果说同样以报道和书写中国事务见长的欧逸文像鹰一样，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犀利的政治视角在俯察中国，那么何伟如同一颗大树，和他的描写对象扎根在同一片土地，并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伸展根系。证明之一是直到离开中国三年后的今天，何伟仍然与当初的采访对象保持联系。这次的中国之行，何伟依然回了涪陵，见了见分散在各地的学生和朋友。

　　在中国，作为知名作者，何伟接受了各种采访。即使是作为被采访者，他仍然习惯于带着本子和笔。然后，他会问：“你为什么喜欢我这本书？”

　　访谈

　　问=侯思铭 徐见微 朱天元

　　答=何伟

　　没有不可冒犯的题目存在

　　问：你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中国，直到三年前离开，因此你对中国的观察是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首先是越来越感兴趣了，1999年我把写完的《江城》交给一个美国代理商，那本书被送到美国出版社手里时，大多数出版社都不要。他们说我写得很好，但在美国这样的故事没有市场，因为美国读者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城市不感兴趣。但变化来得很快，2001年《江城》刚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三年之后越来越受欢迎，这其实是随着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而增强的。我去和平队的时候，人们还感受不到“中国制造”，但到了2001年，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身边的产品是谁制造的，进而觉得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国家。

　　第二个原因是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在80年代，一个外国记者很难写关于中国的书，首先外国记者受到的管控比较严，很难找到人接受采访，其次那时候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时情绪还很紧张，你甚至无法和当地人自然地交流。所以我觉得如果早十年来，我写不了这些东西，90年代才来到中国也是我的机遇，比如魏子淇虽然是普通农民，但我今天可以采访他很多次，聊很多话题。80年代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外国人的写作里只是个符号，但我运气好，可以跟他们聊天，中国人的思想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问：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都是从媒体获得的，所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重要，你觉得西方主流媒体描述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现在会说汉语的西方记者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人在美国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学习过，语言的学习让西方记者有了更多与中国普通人交流的能力。

　　还有一个变化是西方媒体写的题目比以前杂了，这可能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一些影响。除了传统媒体的记者，现在还有一些自由撰稿人，比如我自己、梅英东（Michael　Meyer）、张彤禾（Leslie　T.　Chang）等等，我们不在传统媒体工作，所以可以写得更长、更深入，而以前这样的文章并不是很多。

　　问：你所供稿的杂志《纽约客》是否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答：我觉得是这样，很多媒体文章短、截稿压力大，时间不足以做充分的采访，而我在中国可能一年就写两三篇文章，想研究一个地方或者采访一个人可以去很多次。为了写一篇浙江丽水的故事，我对那里的观察持续两年，期间去了超过十次，在当地总共待了一百多天。报纸和周刊很难做到这样，这是《纽约客》和其他媒体的一个最大区别。

　　另外《纽约客》非虚构写作用的工具比他们多，在美国和英国，传统媒体有很多规定，比如采访对象本身是你的朋友就不可以写，但《纽约客》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更能当个好朋友；同时我也可以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这点很重要，因为我需要用第一人称表达我的幽默，没有这个视角就很难写一些好玩的事情。从这些意义上讲，《纽约客》无疑写出了不一样的中国。

　　问：欧逸文是你之后“中国通信”栏目的继任者，你们是否讨论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话题？

　　答：实际上我只跟他见了一次，我们邮件交流比较多，当他开始为《纽约客》撰稿时我已经走了。最后几年我研究中国经常在三岔、浙江等地，很少在北京。我本人与西方记者联系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怎样的，知道自己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流。并且《纽约客》的记者都比较独立，虽然我和他为同一个栏目供稿，但我们不需要成为一样的人。

　　问：他写中国的书叫作《野心时代》，以“野心”为切入点解读中国，那你在中国和埃及分别读到的是什么？

　　答：中国和埃及同为剧烈变动着的国家，但它们之间区别很大，今天的埃及其实处于一个被政治改变的年代，发生了很多革命、政变；与之相反，我所经历到的中国剧变是社会、经济、思想的，可以说，中国没有政治变化，埃及则基本没有经济变化。

　　埃及经济确实很糟糕，来到埃及的三年间，我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进步，政治却风云变幻。更多地解读政治，是我写作埃及与中国的最大不同，我不能用看中国的视角看埃及，这也就促使我写出不同的东西。

　　更安全的环境，更便宜的面包

　　问：不管是写作中国还是埃及，你的关注点都是普通人，既然政治对今天的埃及影响最大，那么政治在普通埃及人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埃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和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那里三分之二人口住的地方都是违法建筑，也没什么人管；多数人的工作也是非正式的，比如我写到的一个清洁工人，他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障，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合同，靠从废品里回收的东西以及人们给的小费生活，当然小费也是不稳定的。其实这个清洁工的收入已经比一般埃及人好很多，但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有生活在系统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也正因如此，普通人也许一开始对政治变革是有兴趣的，但现在不那么重视了。很多埃及人感受不到为不同的人投票有什么区别，埃及普通人最大的诉求就是更安全的环境和更便宜的面包。虽然政府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但便宜面包还是给了一些。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求什么，就只能得到什么，要求不高，得到的回报也不高。当他们说要改变，最后经常落在很小的地方，但真的革命应该有一些社会的缺点要改，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你在《奇石》里提到，开罗街头最让你惬意的场景就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你觉得埃及的社会支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那么你怎么看待群体意识在埃及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答：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矛盾，如果你在埃及街头遇到困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摔倒了有人扶你起来，不认路有人为你指路，这些帮助都是自发和主动的，或许很多国家的人做不到，但埃及可以。也许是宗教原因，毕竟伊斯兰教对此很重视。

　　问：你对中国的观察从九十年代开始，跨越很长时间段，对埃及的观察是从近三年开始，所以你也许可以把埃及和中国做一个跨时间段的对比，比如埃及和中国的其他时期有哪些相似？

　　答：这两个社会区别比较大，不仅是时间概念，两国传统和基础也不同。中国可能曾经有过一些部落社会的特色，但解放之后变了很多。由于区别太大，我不能说埃及是中国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当然还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对比，但不会太直接。

　　我偶尔也会以中国的眼光看待埃及，刚才提到的群体意识是一个区别，还有中国人和埃及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也十分不同，埃及人相对不那么爱赚钱。我家里有东西坏了需要修理，埃及工人可能会回答我，“今天我不去，我现在想休息会儿。”但中国人不会这样。这也有好有坏，好处是埃及人轻松一些，不会像中国人压力很大，坏处是他们可能有点懒。

　　问：中国和埃及都是处在急剧变化中的国家，都走在转型路上，你如何看待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答：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的影响是必然的，中国主要是经济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埃及由于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感受到政治变革带来的变化，因为生活水平方面的改善极其有限。假如问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对你有影响吗？或者他与他的家人出去打工了，或者他的地被卖了，但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影响无可避免，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改变。

　　当然人的思想上也会改变，比如中国和埃及的个人主义都在增多，尤其是中国，国家转型促成的人口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到新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在外打拼就会很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关注的也是这样的人物。

　　我的责任是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问：你会写到中国人去追逐一些世俗的名利，提高社会地位。这和传统的“美国梦”有什么不同？

　　答：两者很相似，美国工业兴起的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一样的。比如也有很多女人从乡村走出，开始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但中国最大的不同是速度太快了，美国和欧洲虽然与其形式上相似，但都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而中国是突然发生这一切的。速度太快让中国人心里有种焦虑感，因为尚未习惯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问：你在观察了中国的汽车工厂后觉得中国人“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比美国人还美国化”。但是中国也有反对西方，敌视美国的思想，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

　　答：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这个矛盾可以说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国内比较自由，体制有它人性化的地方，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这样。美国人自己也很少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不太了解伊拉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富汗又发生了什么，所以虽然总统选举会投票，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一个民主的事情。很多人说中国人对美国的思想有矛盾，但其实美国的政策也有矛盾，特别是9·11之后，美国人对外抱有一种恐惧心里。美国虽然在文化输出上很成功，但其本质上是排外的。

　　问：《奇石》里有美国的故事，有埃及的故事，当然也有中国的故事，你在描写不同的国家发生的故事时，会刻意去区分和提醒自己其中的不同吗？

　　答：对我来说，写作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小区别，但最根本的角度没什么不同，我也会尽量基于同样的态度去观察这些国家。非虚构写作就是将感兴趣的问题搜集起来，用时间观察，最后写成故事。我写过美国一个药剂师的故事，主人公也是个普通的美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不重要的人，他自己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但是我会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有故事。这种态度和在中国写普通工人和农民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中国人现在已经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你在埃及也会接触到很多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中国既是你长久以来的观察对象，也是你观照世界的一个尺度，你留意那些在海外打工的中国人，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结论么？

　　答：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近几年我去上埃及（埃及南部）比较多，主要研究埃及考古和传统部落社会，我会偶然碰到一些外出做贸易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浙江温州，我也会写到关于他们的文章，但现在还没有采访完。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和我一样，在埃及既是外来人，也是观察者，所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了解到不同的埃及。

　　在埃及的中国人大多住在特别偏僻的地方，其中许多人一句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或者也只能讲一些特别简单的词语，比如“多少钱”和一些数字，和讲价没关系的词就不太会说。埃及发生一些暴力事件的地方也有中国人在做生意，那些危险的事儿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否赚到钱。

　　问：普通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你在建构关于普通人的历史的时候，会给自己一种使命感吗？

　　答：会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埃及，我处在的年代都非常重要，但剧烈的变化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忽视和遗忘许多细节，而我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些东西。因为我是从国外来的，可以花的时间也比较多，本地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却可以观察和记录这个过程中细微的东西。虽然非虚构写作在任何地方都有意义，但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国和埃及的工作更重要。从我个人而言，记录美国当今的历史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但埃及和中国需要这一点。

　　问：相比起张彤禾写的东莞，梅英东写的北京和东北，你选择的城市都不“热门”。什么样的城市更能够激发你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欲望？

　　答：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资料已经很丰富，写作者也比较多。许多传统媒体的记者无法写小城市和小人物的生活，他们供职的媒体有他们的规定。而我拥有写小地方的条件，如果我不去写，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机会。而且对我来说，记录小地方的故事更有意义，我更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奇石》读后感(二)：《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作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全书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描述了他眼中的故事。

　　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我生活的城市，母亲河穿城而过，在最新出炉的堵城榜单上名列前茅。这个城市有很多奇石馆，人们热衷于在河滩上寻找各种各样造型独特的石头，经过打磨上光，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

　　而一个千姿百态的社会，从不同的视角看，就是一块奇石。说是横看成岭竖成峰也好，盲人摸象也好，角度不同，答案不同。

　　《奇石》读后感(三)：奇石里寻找瞬息万变的时代

　　外国人看中国问题的角度非常有趣，比如在微博上异常活跃的@雷克，这家伙总爱对中国当下时事进行点评，每天微博下都聚拢着大量的跟帖评论。雷克还出过两本关于中国的书，《徒步中国》和《中国，特色》，前一本书粗略翻了下，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跟何伟《寻路中国》的名字非常相近。《徒步中国》更像是本游记，对现实问题的观察深度远远逊于《寻路中国》。

　　何伟是个中国名字却是个美国人（本名彼得·海斯勒），他关于中国题材的三部曲《寻路中国》《江城》《甲骨文》赫赫有名，前两部在大陆出过简体版，虽有删减但仍获无数好评。作为著名杂志《纽约客》记者，何伟在中国生活二十年之久，在中国土地留下的足迹甚至远超大部分中国人。记者这个职业注定了看待问题视角的不同，尤其是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自90年代末的巨大变迁充满了好奇和惊讶，而生活其中的中国人显然对于变化没有那么敏感。我们天天经历的事情，并不把他当成事，在何伟那里异常留心，并一一作了记录。中国发展速度之快犹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当《寻路中国》和《江城》出版之后，中国读者读到美国人记录瞬息万变的中国时也会错愕不已。

　　何伟说“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或许是这个原因吧，三部曲的番外篇被命名为《奇石》。之前看过《寻路中国》和《江城》，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的内容渐渐淡忘，随着《奇石》的阅读又慢慢清晰。《奇石》里面的故事很多是熟悉的，节选自已经出版的书中，因为单挑出来更具代表性，所以“奇石”这个形象更加丰满起来。整部书由24个故事组成，写到了申奥背景下北京人对奥运的看法、三峡大坝建成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等等，尤为一提的是，《奇石》超越了三部曲，它把观察视角跨越到日本、美国和埃及。作为中国读者，我从外国故事中读到的是新鲜有趣和距离感，大概外国读者看待中国也同样如此吧。

　　开篇《野味》非常有趣，是何伟为《纽约客》写下的第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在广州萝岗吃鼠肉的故事。当地野味店竞争激烈，两家鼠肉店争相邀请这美国记者去品尝鼠肉，何伟没辙答应吃两顿午餐。鼠肉店老板在鼓吹鼠肉可以治理秃顶和肾亏外，还要捎带着夸奖自家店的美味更胜一筹。当地政府斥巨资打造的野味城获得巨大成功，广州、深圳、港澳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赶回来吃野味的顾客。中国人对野味的追求，令初来乍到的美国人惊叹不已。

　　《奇石》读后感(四)：我所熟悉的中国

　　借自徐筱的书，扉页有何伟的签名及赠言。

　　《幸存者》杀青后，终于可以仔细品读。书里的城市与故事都是我极其熟悉的中国。第一篇《野味》，吃老鼠的经历，其实，他提到的老鼠并不是平日里我们所见的老鼠，我们当地称之为竹鼠，我记忆中从小到大，几乎每年都会吃数次，味道的确耐人寻味。大一在新闻频道实习，郴州官员在下乡后，点名要去一处偏僻的村庄吃辣椒炒竹鼠，可见这的确是众所周知的美味。我的姑父因为钟爱竹鼠，甚至在住所的一楼圈养了近二十只竹鼠，在我们拍摄《梅田》纪录片时，他对我们剧组人说：“杀青饭，我为你们做一只竹鼠。”当然剧组里的北方朋友从未见过此物。姑母因受不了圈养竹鼠的异味，常常为此与姑父争吵，姑父辩解，他人可以领养猫、狗，甚至宠物猪，为何他不能圈养竹鼠。姑母拗不过姑父，只好任其自然，但心中肯定仍旧介意。

　　《新城姑娘》中忙碌的深圳，《永沉江底》的巫山县城，巫山的广东路，深圳宝安希望中学，何伟形容：“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真是贴切；甚至他时不时提到的涪陵，我都熟悉至极。

　　《奇石》读后感(五)：世界那么大，何伟一直在看

　　（本文涉及但不限于《奇石》一书）

　　看世界的歪国人有很多，来中国的也不少，看完来完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集结出版的，何伟算是叫得上名字的一个吧。

　　何为何伟？

　　何伟其实是个歪国人，名叫Peter Hessler，何伟是他的中文名，曾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还是国家地理杂志等一串媒体的撰稿人，也曾经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曾到中国涪陵当了几年师范学校的外教。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他首先是个学霸：在普林斯顿读完了英文和写作，又跑去英国牛津大学拿到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其次，他是个爱玩客：根据官方介绍，他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陆续出版《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甲骨文》（这本未在大陆发行），正不断充实他个人的“中国纪实N部曲”系列。

　　当驻外记者的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天天看外面的世界。但其实这份差事并不轻松，外语学习就是一道基本关卡，但这似乎难不倒他。反倒是歪国人的形象和举动让他自上世纪末到中国涪陵、浙江、北京等地工作、游历时，总可以轻易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观，和“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这些来自陌生国度的目光，在带来明星般”礼遇“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些很多接地气的体验：登山问路时村民会热情回答，农家孩子好奇天真地与他聊天；在北京打车前往奥运场馆拟建地时，不认路的的哥热情洋溢地带着他跑了一天最后还带他回家吃饭；勤劳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喜欢问“美国人真的能想生几个就几个吗”之类的问题，让他发现又一个窥视中国的角度；教过的学生在深圳遭遇老板潜规则暗示和深圳打工人群的日常观察，让原本总是被高大上描述包围到近乎不真实的经济特区，增添了些生动微观的补充，尽管这也是一家之言； 而他刻画的丽水工厂染色小工的非主流形象更是一绝，让你捧腹大笑的同时还会不自觉点头：对的对的杀马特就是这样……

　　何伟说，自己在海外生活多年，在书中也尽可能地将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中国、日本、埃及、尼泊尔、美国……他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移民、前夕、探寻者、逃离者、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总是吸引着他。 这个一直在路上的“好奇宝宝”，追溯自己的好奇之心源于自己童年时期父母频繁接触的各类有趣人物的经历。他在《奇石》的致谢词中这样写道，“感谢我的父母，在好奇和同情上给我树立的榜样”。再加上他能花费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培养感情和沟通只为等到对方无话不说的耐心，以及与形形色色人交往的意愿，让他的纽约客系列报道变得厚实、丰满。

　　即使看世界到尽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何伟在有关自己参与的“和平队”时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美国人在谈到中国时总是抱着一种‘我要去拯救他们’的心态，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积极’。我写书并不期待改变中国，只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但书中仍有着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无法人为干涉的思维和知识在影响着他。比如避不开的中美两国话题，国情、文化、外交，都可以从他多次努力而又耐心的等待后获得普通民众自觉或不自觉流露的想法。由此他也惊叹，“他们（部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如此奇特而零散，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能够形成条理分明的世界观”，看到这里，也想向他解释，“美国人也未必不是像你说的在‘用显微镜观察另一个国家’啊”或是“老美你不懂中国国情”。但有时候，这未尝不是一个让中国读者“反观察”的机会：原来这就是你眼中的我们啊，原来我们不曾意识到或是竭力表达、隐藏的那些想法是被这样解读啊。比如 何伟发现，在中国的普通人，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不谈私人话 题，却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在等待什么？

　　临近大学毕业看完《寻路中国》，发现一直生活学习的浙江“原来也可以是这样啊”，想要有机会也好好看看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但是每次出游都想着要去远一些的有特点的地方； 离开香港后半年看完《江城》，被“我们交错而过，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这句简单的抒情戳到，有些后悔，曾经有一个类似的在外读书学习生活的机会摆在面前，却没有在经历的同时留下点什么“矫情”的记录，只能默默说一句“实习时候写的几篇稿子能算吗”； 工作后，看书的频率都降到历史低值，能磨完一本《奇石》，仿佛已经是“奇迹”，同时倒也发现这本有些炒冷饭的书似乎在提醒生活攒钱的疲乏之感，正如何伟在末尾写给两个孩子的：你们会明白我在给你们换尿片和半夜喂奶瓶的过程中还完成了那么多工作，你们会在我老去的时候给我以关怀。于是，也可以原谅他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个别前两本书的篇章了：攒奶粉钱，不分国界。

　　有人问何伟，是如何在事后还记住那么多细节的，何伟给出了一个很传统的办法：记笔记。即使不在当下马上记，也会在事后尽快补上。想想有些事情总是幻想着“今后”、“有机会”再做，但经常就是以“没有然后”作结。曾经计划制作一个小视频来记录在外读书的时光，也曾录下地铁声和到站片段、拍下到过的每一处各有特色的地铁站名、街景…… 然而这些资料 如今都被关在了一个叫做CUHK的文件夹里。熟悉的嘟嘟嘟嘟嘟地铁到站声和粤、普、英三语的报站音都依然只存在脑海里。现在开动起来做？额……好像有点没空……还是补个剧吧……往往就是这样。

　　另外，何伟关于语言学习的观点很有趣：“大家常说语言是童子功，但我却觉得当一个人年长时、能够消化语言背后的文化时再来学习更好。我27岁时学中文，41岁开始学阿拉伯文。在这个年纪学一门新语言，我的体会更丰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脑袋里在想什么。“红果果炫耀自己掌握两门外语的同时，更是一种学习外语带来的自信和愉快。如果不能自由地沟通交流，还怎么愉快地玩耍和看世界呢？另外，我还发觉，学外语也是一个体验该语系背后思维、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尤其在语序、阴阳词判别、敬语使用等方面有着隐隐的感觉。而学习外语是不是也是一种看世界的途径？

　　现在，他已经和妻女离开了中国，生活在埃及，开启又一段异域生活。潇洒？羡慕？世界这么大，除了带上银子，有做好心理准备吗？如果只是旅游，或者文艺的”旅行“，不妨先跟着何伟看一圈中国吧。

　　《奇石》读后感(六)：非虚构文章怎么才能写得好看

　　这个特别游学班的招生信息里，附了一个书单，要求学生申请报名时选读一本，并提交一份读书报告。这份报告其实是入学的一个考核。

　　其中有两本书是我开给学生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和《甲骨文》。

　　对于懂行的人来说，仅这个书单就很有吸引力。其他的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进程》等等。

　　好友凌越说：“都是好书，但我一看就知道，何伟的两本一定是你推荐的。”

　　是的，我们还是习惯把彼得·海斯勒叫作何伟。他的作品气质，已经在我们心里刻下痕迹，觉得他就是一位了解中国，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作家。

　　（美国作家、记者何伟，他被认为是对中国最有洞察力的一位西方作家。）

　　虽然上课的时候，我先向学生们讲的是马尔克斯，讲高尔泰，讲巫宁坤，但是，我觉得学习非虚构写作，最好的样板是何伟。

　　何伟前两年就在国内热了起来。最先在大陆正式出版的是《寻路中国》，之后是《江城》，和在台湾出版的《甲骨文》并称“中国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好看，用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展现一个我们熟悉又略感陌生的世界。

　　其中《甲骨文》最为深刻丰富，从一个很小的点出发，慢慢追寻展开，引出几条线索，好些个人物。这些人物，看似不太相关，在追寻中，有的相互紧密关照，有的只是和作者发生关联。但由这几条线索穿起展开的这个世界，就是从1949年前至今的中国。从一条线索，我们读到“文革”中自杀的学者陈梦家，因他自杀而精神分裂的妻子赵罗蕤，陈梦家的甲骨文研究，他对汉字简化的反对，延伸至国内现在一位学阀对考古研究的把持，台湾学者对古文化的研究……从另一条线索我们读到，何伟北京的一位老邻居，正在保卫他居住的胡同不被拆迁，在不停地追索中，何伟发现，这位老邻居，竟然是陈梦家夫妇的亲戚，从这里，他又得到更多的资料……另外的一些线索，是一些人的个人轨迹，何伟从他的视角，慢慢展开，从小城走出的学生，想立足新的城市；从新疆出来的维族教师，在北京逗留了几年，终于去到美国。

　　从这部作品，呈现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民族各种复杂问题。这么复杂的现实，何伟居然能用一部作品，统合起来。

　　可惜，很多读者却无缘见到此书。

　　作为权宜之计，我同时向学生推荐了《江城》。《江城》虽是他第一部作品，笔力没有后面的作品老道，但因为那是他初到中国的感受，非常新鲜有趣。

　　我想，这批大学生，虽各自学校专业相异，又来自不同的家乡和家庭，但对故乡、城市、90年代以来的变化，却会有相似感受。有了这个共同的基础，来阅读何伟看到的90年代后期的中国小城，一定非常会心。

　　何伟的作品都是严格的非虚构写作。用他的作品来介绍非虚构写作是最准确的，来学习怎么写，又是最容易的。

　　广义地说，“非虚构写作”，是指一切以现实背景为元素的写作。西方文学界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因其特殊的叙事方法，用来探索新的文学可能性。

　　国内现在通常认为，坚持“事实”、“亲历”、“诚实原则”的写作，不依附或服从任何写作以外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就能称为“非虚构写作”。这其中还包括新闻调查报告，回忆录等等。

　　这样介绍概念是很难明了，怎样写既符合要求，又能让作品更出色，纪实性与艺术性能同时兼顾。

　　何伟写得那么好看，这其中是有窍门的。

　　他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在大学时的写作课堂上，就把这秘笈教给了他。

　　（何伟和老师约翰·麦克菲）

　　约翰·麦克菲是美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自己长期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从1975年起，就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课堂上推广教授非虚构写作，培养了许多作家。

　　他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写作方法。

　　这些学习对何伟影响深远。

　　何伟现在谈起老师的方法仍很感激。他说，大部分媒体工作人员都学不到麦克菲课堂上教授的这些，因为报社通常鼓励的写作方法正好与之相反。

　　麦克菲的这个秘笈，简化了说，就是如何呈现一个整体。他给何伟举的例子就是他早年的作品《到乡下来》，本来是写沿着阿拉斯加一条河流的长途旅行，行至途中，看见一头熊，然后他单起一个短章，写这种熊的外貌，生活方式，等等，介绍完了，再回到主线，继续讲述沿河之旅。读者读至此处，会觉得加强了信息，又饶有趣味，并不突兀，对整个地域面貌更加了然于胸。这种写作方式，就是麦克菲强调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写作。

　　从细节到主线，再从主线到旁边的复线，每条线索都由细节构成，线索交织，最后呈现一个整体。这的确跟一般媒体希望记者做到的清晰明确不同，很多读者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方式，不寻找中心思想，而感受一个整体的世界。

　　麦克菲在他的作品《前世年鉴》里，讲过一个比喻，就像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看似两样毫不相干，地质时间以百万年计，人类察觉不到那种变化，而人每分每秒地生活，结婚生子，修建房子，相当具体，当突发地震，嘣，这才发现两者相遇。他对这种交叉非常着迷，他说：“如果你能把自己从对待数字（比如一百万年）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那么你就能从人类时间的界限中解脱一点出来。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根本就没有活过，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又永远活着。”

　　这种交叉，其实也是他作品结构的主要方式。

　　这种方法，何伟在第一本书《江城》里，就已经灵活使用。

　　支撑线索展开，最终交叉的，呈现完整世界的，是一个个细节。把细节充分观察，描摩，这也很像写实绘画。

　　之后的课堂上，我直接把绘画教学的方法引了进来。

　　《奇石》读后感(七)：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

　　念书时，羞涩的彼得·海斯勒喜欢读作家选集，把那当做范例，希望从中获得写作的魔力。那时，他认为小说是一种高级的文体，顺利成章地渴望成为小说家。事不遂愿，他后来成为了何伟，一个“有一点儿笨”，“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的人。但是，他终于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辑于一册。只不过，这些文章都是非虚构的故事。在十多年的写作中，他发现了自己观察与采访的能力，并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名叫《奇石》的选集，成书过程就是一个在成长中认识自我的故事，普通而富有教益。就像许多其他故事一样，它的价值不在于主人公有多出名，而在于反映了人的普遍情感——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人生位置，如何建立自信以及保持人本该有的真挚和善良。书中24个关于美国、中国和埃及（也许还有日本）的故事，跨度约为12年，正好是彼得·海斯勒成为何伟，然后又成为“布特洛斯”（他的埃及名字大概这样发音）的过程——那是一个“比何伟更笨”的人。

　　在《奇石》的前言中，何伟提到一位名叫牛康民的社会学老师。从上海来的牛老师，发明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小把戏——“创造性口吃”，“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对方一旦感觉害怕节外生枝，从而主动大事化小，就中了他的圈套。这种策略性的自我间离，在何伟看来，是一种很好用的办法。“中国三部曲”（《寻路中国》《江城》以及未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甲骨文》）的成功，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在旁观和介入中的有效切换。但是，无论写作技巧还是采访方法，都不是作品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奇石》中，有许多人和事与“中国三部曲”交叉，譬如女孩艾米莉，三岔村的魏子琪一家，以及丽水“油画村”的故事。那些故事，不只是简单的采访和写作，同样是何伟生命的一部分。在写作《江城》时，“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江城》前言，P4）。魏子琪的孩子重病时，何伟也会一同焦虑和哭泣。“发生那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作者，而只是一个朋友……我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痛苦”的同理心，无疑是种宝贵的特质，同样可以在包括记者、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身上找到。而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智，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看起来，何伟做得还不错。

　　大学期间，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密苏里大学实习。在学校的医院里，他接触到受伤的士兵以及癌症患者。20岁左右的年轻人，要直观地去理解疾痛、身体和生死的意义，并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无比真实。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言，“对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们每个人认识人的境况，包括普遍的苦痛和死亡的一种基础”。三年级暑假时，凯洛格基金会（W. K. Kellogg Foundation）提供去密苏里州小城塞克斯顿（Sikeston）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博士生们不愿意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而何伟则跑去做与自己专业基本无关的研究。除去五六十页的民族志论文，在这个种族问题严重、经济凋敝的小城，他发现“对每一种人，采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办法，弹性的，灵活很重要”。

　　作为介入者、旁观者的经验，以小见大的视角，以及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都影响到了他未来的写作，譬如涪陵，以及按照订单绘制油画的“中国巴比松”。对全球化的持续关注，被凝结在克制而风趣的文字当中。他认为许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而他自己也不喜欢理论和“主义”。所以，他更乐于关注这种世界性潮流对个人思想、生活的影响。“全球化当然对个人有影响，但是不要简单地批评什么。”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对世界及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加沉静的认识，以至于“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有了“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他希望，在“9·11”与伊拉克战争之后，他的作品能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世界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了解那儿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对他来说，达成这种沟通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非虚构作品来记录发展中国家的故事。

　　实际上，《奇石》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中文读者有机会看到“中国三部曲”之外的何伟——那个写美国的彼得·海斯勒以及写埃及的“布特洛斯”。关于美国的篇目中，《多恩医生》尤其迷人，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最好的一篇。他不动声色地记录了多恩医生戏剧性的生命历程。多恩医生是个好人，他的善良中虽然掺杂着伤痛，但没有因此在时光流逝中减损。由多恩医生与乡邻的互动，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美国“小地方”、小社区的人情味。从偶然了解到多恩医生的故事，并开始采访，到想清楚该如何铺陈故事，何伟花了超过一年时间。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篇，也是最受美国读者欢迎的一篇。

　　探索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或者更文艺地说“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毫无疑问是一场有趣的冒险。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写故事的人也同样如此。羞涩、敏感也许可以归结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洞察力、清醒与坚定等品质，就更应该放到后天的教养与自我实现的背景中。何伟说，很感谢他充满热情与好奇心的社会学家父亲，营造了宽松的家庭氛围。他的前同事，也是他的译者李雪顺曾写道，何伟的父亲说，坚信“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听到这里，何伟乐不可支地问，“这是我父亲说的吗？”，开心，还流露出羞涩和感动。像他笔下的多恩医生一样，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何伟的笑容里，也有种与时间紧密关联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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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石》读后感(八)：何伟这块奇石

　　在小学时老师就教给了我们细节描写来根治我们的“流水账”，让我们不再写“今天我去了动物园”，而是“今天我去了动物园见到了憨憨的大熊猫”；中学时细节描写成为了阅读理解时常见的名词，并且还细分为了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此类，然而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我们对于细节的捕捉与把握苍白低效。

　　这让我格外敬佩何伟。

　　他让我明白，细节是石彬伦改装过的手套，是长江带走的那张62分数学试卷，是小龙的《经典故事集》……细节充满了何伟的叙述，细节间漫不经心的衔接让我们仿佛就是谈话的对象，略带慌乱地打量周遭。这些细节无疑是许多其他非虚构类文字工作者所匮乏的。然而仅有细节还不够，将几个，甚至是某一个细节的过分放大往往导致对事件的歪曲和对读者的误导。所以我们才在何伟的书中看到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生活细节，他不评价，只是简单陈述，就像是一个镜头带你扫过中国和许多地方的大街小巷。这些让他的文字切入准确、态度公正、表述清晰，虽时过境迁却令我们倍感亲切。

　　事实上，眼界放宽，与庞大中国相比，何伟用心描述的每个小人物也都是细节。说真的（也许是我读的书少），我没有见到那个中国当代作家能在非虚构类文本中如此大篇幅地讲述普通人，也许是因为中国没有《纽约客》这样的杂志，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各个事件现场间疲于奔命。《奇石》这本书底部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如果我没有记错，作家余华也曾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想，新闻事件是层出不穷的，然而生活在新闻当中的人却有一种恒定性。北京申奥已经过去十余年了，奥运也已过去六年，然而再看《主队》一文，却依然觉得新鲜，依然引发我们思考，甚至会想如果奥运再来一次，魏子淇一家人又会有何举动呢。

　　何伟投注在每一篇文章中的精力、好奇心、探险精神也让人敬佩，《中国巴比松》一文中，看到他在美国寻找陈美子画中的风景，突然觉得是他才让这个故事完整，让大洋两端的城市与市民有了隐隐的关联。

　　也许何伟对于细节的捕捉也要感谢他对于这块土地的陌生。何伟苦于难以让中国人开口倾诉，而我们却一次次畅谈，而不知这是财富，也鲜有写点什么的冲动，毕竟司空见惯，毕竟习以为常。也许今生我无缘成为记者或作家，更难成为何为那样的记者，但我最起码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周遭的事物，当我以异乡人的身份触摸承德、草原、北京等等时，我也开始以异乡人的身份打量徐州，后来我发现，我果然一无所知。

　　《奇石》读后感(九)：对！就是你想象的何伟，就是你想象的奇石

　　对！就是你想象的何伟，就是你想象的奇石

　　之前看过何伟写的两本书，那时候在学习英文，因为无数传媒人鼓励无冕之王的学子们：学会了英文，你便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手资料、对等信息，以及取之不竭的外文名著，在译文网上看到好多人推荐旅华记者彼得•海耶斯，中文名何伟。

　　他的叙事不煽情、不做作，不随意依靠所见所闻评判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地区的风俗，他展现给你的就是事实，就是现实的冰山一角，你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这种风格与《》形成鲜明的对比。

　　偶然得知何伟有了新作品，便找来看，还是熟悉的感觉，摘抄一段如下：“十八岁的河升镇一出场就显得兴奋异常：跳球抢跳之后，他一鼓作气得到了四分、两个篮板、一次盖帽、一次双手大力灌篮。他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有四次犯规。之后的比赛，河升镇一直耷拉着肩膀坐在凳子上。”

　　何伟的叙事绝对不是这种：“球进了，河升镇做到了，一个18岁的小将，他将改写历史！”同时他也不是：“河升镇上场了，由他代表韩国队跳球，他抢到一个篮板，对手杀到篮下，河升镇盖帽封堵了对手的进攻”。

　　他通过观察，为你描述了事实发展的经过，并且用他特有的写法让你感受到文字背后的诙谐，就好像在河北，他和美国同伴，心一横，绝对豁出去了，不买玉石跟老板谈谈“打碎”奇石的赔偿，他决定从50元讲起，刚开口，老板就同意了，一锤定音，佯装镇定交钱狂飙，逃离现场。

　　如果想学习中长篇写作，可以认真研读一下，从学习效仿开始；如果想了解一些国内外小城小镇小人物的故事，也可以一看，打破自己的思维桎梏。

　　对了，忘了说，先后看了三本何伟的书，都是中文版，后来也没在译文网再学习英语，现在还停留在：“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水平。

　　《奇石》读后感(十)：还是有一点点失望

　　如果想来怀旧的话可以看看，但是想发现点新东西就会很失望。这种合集，特别像以前歌手跳槽前，老东家出的新歌+精选录音带，骗骗粉丝的钱。

　　何伟眼中的中国，仿佛一直徘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市井间。他习惯于用美国人的角度描写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朴实，那些拿着几百块钱一周工作100多个小时的女工是他的好朋友。而对于21世纪大肆对外掠夺的中国人，那些用资金用智慧砸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中国人，则让他非常陌生。

　　何伟最让人喜欢的是他“接地气”，他能够用小人物描写大时代。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过于热心，又使得这种小人物写作方法非常不得力。比如在描写涛哥接班的过程中，他接触不到权利核心，根本不知道那些别墅里发生着什么，只能跟北戴河疗养院中工人聊一聊，用一下民间的流言蜚语写写林彪、江泽民，在侧面推测一下涛哥的接班过程非常顺利。历史的确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是由英雄创造的。何伟的局限性在于他的圈子太低了，没法了解权利的核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又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非写不可，最终使得此类文章总是没头没脑的，充满着各种谣言和花边。

　　他总说自己因为外国人的身份总受到监视和拒绝，但是您老人家这么写政治，连我这个铁粉都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