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绅士》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3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绅士》读后感(一)：有关本书的几个记忆点

　　我记性不好，看书大多是记住一些与自己的生活工作相关的语句、观点，而很难将作者的思想系统地转述出来。也就是说，我记住的是一张网上的节点，而不是整张网。之所以造成这个后果，一是记忆力不好，注意力不集中，二是看书功利心太重，总想在较短时间内把书读完，一目十行走马观花。

　　利用微信读书的划线功能，暂且写一点吧。

　　绅士认为自己只要懂文学知识、伦理知识就够了，而那些技术知识是下等人要去弄明白的东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看上去是贬义的，但是绅士们却在这些词里面找到了优越感。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上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而非出于生产、革新本身的需要。

　　地主失去佃农会活不下去，因为从谁身上收地租呢？佃农没有地主确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他们能种地，而且省了地租。所以费孝通说，在地主与佃农的斗争中，佃农可能会获胜。看到一个人的书评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党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

　　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绅士们获得了更好的产品，不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得了，农产品以及农民的手工产品滞销了。就当时的交通来讲，道路总是把城镇—城镇联系起来（这和水运是平行的），而没有把城镇和农村联系起来，那么农产品运出去就更困难了。本来作为种地收入补充的手工劳作，现在也是去了经济效益，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费孝通还讲了一个社会腐蚀过程的概念。用党报上看来的关于人才的一个观点是，出去一火车，回来一卡车，即农村人才的外流。现代的教育能够承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功能吗？它把富裕的农家子弟吸走，教给他们的都是些农村用不上的知识，最后这些人根本回不到农村。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和我的职业联系起来，哈哈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大学生村官打过交道，他们是一群逆流者——从城市回到农村工作。其中一些人是真的有理想有情怀的。他们在大学学的专业和农村实际相匹配吗？学农的人可能较适应，或者电商的；其他学科的就很难施展拳脚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培训和专家帮带就非常必要了。感觉农村现实和学校所授的不对称性好像比以前有所改观？虽然不知道以前什么样子哈哈。毕竟现在农村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很多适用于城镇的知识也可以经改革后套用在农村。比如，电商从城市向农村蔓延。新闻经常曝出，大学生村官通过电商将农产品卖了出去，新闻看多了，人就麻痹了，觉得这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举动。但是我想，对当事人农民来说，这就是小确幸。人民日报的一个统计也显示，有大学生村官的村电商发展比没有大学生村官的村明显要快很多，数据不记得了，但是这样一个统计让对村官做电商的新闻麻木的我对这个群体又起了敬意。

　　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觉得提出这个观点的魏源真是厉害。

　　书中说，为什么西方工业文明难以进入中国？这是文化惰性吗？不是的，你看，佛教进入中国不也发展得比较顺利吗？这是因为佛教抓住了绅士的闲适精神，适应了上层社会高高在上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而工业文明的技术、知识是被绅士轻视的、嫌恶的。

　　《中国绅士》读后感(二)：读费老《中国绅士》

　　在读此书之前，还读了很多遍费老的《乡土中国》，毫无疑问，费老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社会分析得最透彻的学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在此山中，却又保持了相对客观的视角。

　　文章的第一部分将纵向的历史脉络与横向的比较相结合，描述了中国士绅的产生、变迁以及与皇权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看这一段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费老的观点和现在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所秉持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常常说儒家思想、官僚知识分子只是封建帝制的维护者、歌功颂德者，却常常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与冲突。确实，如果有所提点，我们会很容易有这样的疑问，传统思想及其知识分子所维护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帝王和王朝，那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经历的那么多的改朝换代，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思想却始终屹立。所以，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在为帝制歌功颂德倒不如说是帝制需要这样的思想来装潢门面，同时需要这些学者知识分子和乡绅来延伸最后几十公里的统治。当然，费老的有些观点我也是不能信服的，但在这里不做进一步的讨论。其实，对于第一部分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费老对于传统绅士或者说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性的描述，虽然这些士绅在稳定传统社会关系、化解传统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但他们从襁褓中带来的对于自然科学和改革变迁的反对，也成为中国后封建时代2000多年却没有孕育出系统的自然科学系统和工业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毕竟不能更改，但作为依然处在社会变迁阶段的当代中国，作为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文章第二部分讲的是传统的城乡关系，以及1840年来正在改变的城乡关系。这恰恰是我更为关注的方面。费老讲到了城镇的历史以及1840年之后的变迁，这一历程也是中国底层农民遭受几千年剥削的历程。费老认为，在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如果中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镇能够更多的是生产主导的、商业繁荣的内循环的模式，传统的农民就不会有那么多破产，所受到的盘剥也会少得多。但如果我们继续分析建国以后的工业化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农民依然贫困，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更甚。如果要沿着费老的步伐继续观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民所受到的剥削，温铁军老师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恰好在时间点上可以无缝衔接，虽然二者分析的方式、观察的角度都有所不同，但结论却是相似的：无论在中国的前工业化时期、半殖民地时期还是在工业化时期，农民所受到的剥削都是异常沉重的，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严重的，政权的导向也常常是亲资本（土地）的。

　　《中国绅士》读后感(三)：城市包围农村——《中国绅士》（二)

　　窃以为，该部分为此书的经典，笔力不凡，盖费先生专业之故。

　　反正一个总的观点就是城市吸干了农村：人们从农村夺取原材料和地租来购来买外国生产的商品用于城市消费，农村资源只出不进，原本用于补贴生计的小手工业又因外国工业冲击而绝迹。此外现代化教育没办法充当城乡之间的桥梁，农村学生进城读书后宁可在外面混也不愿回家（今日犹然如此）。这样，农村又没钱又没人，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然而城市的根基在于农村，唇亡齿寒，城市的衰落也将不可避免

　　城市的衰落使得绅士阶层开始分裂，一部分人开始转而提倡支持农村，农村现代化转机或许由此开始。

　　然后费先生说，这是他认为的，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城市的反抗。

　　这本书就是在解放前夕先生口述给一位外国朋友的，我不知道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曾经提到过自己可以做“忠实的反对者”，可怜先生研究了这样多的中国问题，却意识不到中国君主亘古不变的逻辑：既然“反对”，必定“不忠”），或者说有多少了解。也许他所看到的就是农民的反抗，但是在这次内战中农民到底起了多少作用，或者说，在当时如果没有个人的鼓动，农民是不是一定会反抗城市，我认为是存疑的。即使农民起来反抗，以当时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思维逻辑论，无论如何不会反抗那些看起来遥远而模糊的“敌人”，只会反抗近在眼前的看似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自动起来反抗，到底会反抗什么，是很难讲的。

　　我比较赞同的是费先生给出来的大背影原因：外来侵略。窃以为外来侵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撞击中国的过程，不管城乡如何对立，由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家族伦理联系，现代性一定不可避免会渗入农村，那些“游手好闲”的农村出身的学生们也可能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启蒙之类的事情，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农村包围城市”使很多其他人进入了农村——反正无论如何，是现代化瓦解了传统农村，一旦农民具有某种混沌的现代性而且又被适当引导，事情就可以变得很复杂。

　　至于费先生的结论，也有点“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意思，如果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倒也不怕死一回，但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有问题。

　　关键在于知识分子。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鸦片战争（这个说法我觉得站不住脚，关键是怎样才能算“现代化”的开始，若以器具计，中国现代化也许更早；若以大范围影响计，我认为大概始于辛亥革命；若以文化计——很抱歉，我认为还没开始），此后一直主要有知识分子推动。但知识分子的态度其实很暧昧，一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前现代”；二来，他们所谓的思想传播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而已，所谓“现代化”只是那一小撮即使不现代化也能生活得很好的人的事，而那些非得靠“现代化”才能更好活下去的“广大人民”还是活得很“前现代”。

　　直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没有太大改变：他们开始搞传说中的“后现代”了，连很多我很喜欢的人也开始大骂“后现代”的弊端。骂不是不可以，因为这种弊端在城市里已经开始泛滥，但是，鄙人觉得还是应该先关注“现代”的问题——很多农村甚至小城镇的人，依然活在“前现代”里。

　　也就是说，费先生所谓“绅士阶层分裂”根本没什么意义，甚至这些分裂可能并不是由城乡关系引起的。他们大不了变成成立的两大派，继续在城市里争夺他们一直在争夺的东西，这也许有利于城市的成长，但对于整个中国的进步几乎起不到作用。

　　但是，除了费先生“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我不知道。

　　《中国绅士》读后感(四)：还有什么门可走？——《中国绅士》（一）

　　很不认真地读完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

　　我从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一个问题：传统中国为何一直停滞不前而近代以来的所谓革命又是为何发生。

　　第一部分先生说，因为我们的世俗权力和道德权威分离了。

　　乍一听有点像国外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然而我想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几乎是根本对立的，而据费先生的说法，中国的世俗权力和道德权威“双管齐下”，把庞大的中华帝国牢牢地牵在了一个地方。

　　前面的观点是被说烂了的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拥有绝对的道德权威，受到普遍尊重，而对世俗政权的毫无企图，再加上对“出士匡主”的渴望，对技术的蔑视，使得这些垄断了知识（包括最普通的常识）的人根本不会成为带动中国进步的力量。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要么选择隐居，要么被纳入正统官僚体系，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推翻政权的想法。而为了保证自己的道德权威地位，他们又必然进一步将他们的道德观向普通民众传播，而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后再讲），一般农民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反抗意识。于是几千年的中国兴亡衰败，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其实毫无意义，只是一直在绕一个圈圈。

　　然后费先生说，中国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暂且这么叫），即“绅士”，地方权威是也，这个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绅士并不是一个“体制内”的概念，为了保证自己的地方权威，他不可能跑去当官（你看看现在老百姓多恨那些当官的就知道其中道理了），但出于同样理由，他必须要有一定权力。于是他就通过自己的财产、家族资源广交朋友，把自己的人脉渗透到权力机构中去，如果这个乡绅足够牛，他的“势力范围”是可以一直到达中央的。从中央方面来说，虽然皇帝喜欢念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实际上由于条件限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非常薄弱，对地方事务真正有“话是权”的是当地的“父母官”。费先生说这些父母官整天就知道吟诗旅游，不干正事，实际上又把权力都下放到民间权威，也就是乡绅们身上了。

　　于是，当地方民众对中央决定不满时，就会把不满情绪传达给乡绅，乡绅就通过自己的人脉，使中央改变主意。

　　举个胡说八道的例子：皇帝下了道圣旨，说男子十七不娶父母有罪，结果那个村子是典型的“光棍村”，别说十七了，就是七十也有找不到老婆的。大家接到圣旨以后惶恐不安，就跑到乡绅家里哭，乡绅一看自己人心所向权威这样高，二话不说就拍胸脯保证：没关系，我叔叔的表弟的老婆的爸爸的兄弟的老同学是当朝宰相，我打声招呼就行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圣旨又下来了，说算了算了，你们爱什么时候娶就什么时候娶，反正中国人多，不差这几十口人。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大家都跑到乡绅家门前放鞭炮送锦旗了。

　　这种渠道当然不可能是由制度规定的，而是制度外的“人际关系”，但行之有效，使得中国民众不满情绪得到发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对中央的怨恨并不大，能够各安其分。对于小农而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了，他们不会傻到抛弃安逸的生活去反抗遥远的，看起来仿佛还不错的“封建皇权”。而所谓起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渠道被堵死了，中央凭自己的想象乱发指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又没处诉苦，最后连二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只能咬咬牙起来反抗了。

　　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耳熟？没错，这就是被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的“走后门”。

　　当然，每个人都能义正词严地说，走后门不该，因为产生腐败。但是“后门”之说暗藏了一个前提，就是有“大门”的存在。大门好端端开着你不走，偏走旁门左道，这才是你的错。

　　但问题是，“大门”在哪里？好吧好吧我不走后门了，那我的想法怎么表达？我难道跑到大街上大吵大闹去？还是跑到楼顶上作跳楼表演？或干脆自割喉管活一天算一天？我绕着围墙走了几百个圈了好不容易见了一个类似大门的东西，偏生还上了锁，门外头站了两个凶巴巴的卫兵一见了我不问三七二十一举起刀就向我刺来。你说，难道我这时候还不应该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挖个洞叫里面一个什么人把我的话传达一下吗？

　　费先生只是客观地讲，有这种“潜规则”在。

　　然而我却颇为不平了：不走后门，你倒是告诉我走什么门啊。

　　《中国绅士》读后感(五)：孔德时代

　　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受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建造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数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是渺茫的前途…… 青年人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这些青年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 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一书是能给人们以启迪的。

　　《中国绅士》读后感(六)：绅士的离去

　　这本书因为是由一篇篇论文整理而成的，缺少某种系统的连贯性。但是费老在六十多年前所表达的观点和见解却远不过时，他的笔法（虽然是由英文本译过来的）却极为接近引进西化学术思路的当代视野和话语。无论是观点，还是话语构成，还是翔实的人类学背景。我不由感叹：60年前乃至更早以前的学术论著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当下，这60多年的学术到底发展了什么，发展到哪里。

　　论及士绅，还是要回到孔子。孔子神话的最大构成部分就是所谓的“道统”，何为“道统”。自封建制瓦解以来（注意：封建制是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以前的制度，当时贵族也参与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去），所有的政治权力为君主一人所有。作为社会统治集团的最后一个等级“士”，它的身份和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封建关系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分散的“集团”。它没有实在的政治权力，却拥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在费老看来，“道统观念的发展是由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还拥有社会威望。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决定政治问题。但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制定其原则，发生实际的影响。”也即是说，为统治者设立行为、道德规则。商鞅变法中并未对君主实施一定的规约，这就为集权制、君主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在中国历史上，道统的存在常常成为某种虚饰，道常常为势所压制。相应的，知识分子也成了统治者的同谋。费老在书中说：“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地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中，作为儒家信徒的那些官僚们是如何为皇帝之命而顺从，并也因为这种顺从、自保而欺骗君王。最后，把切身利益之事拱手相让给夷人。

　　一般来说，绅士并不一定是政坛中人，但必须经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取得一定功名才可自称为“士”。一直以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让这群绅士对劳作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费老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为何在传统社会（指秦朝以来的中央君主集权制社会）技术难以获得发展？很大原因就在于绅士的知识结构和实际技术知识的脱离，绅士认为后者只是下等的行为，不屑对之进行培植。由此而来的结果则是，绅士拘泥在自己的文字世界中，享受象形文字、文学所带来的恣意想象，并进而把识字的特权限定在特定阶层之内，以此来维持阶层的地位，使得“传统规则永久化”。

　　《中国绅士》读后感(七)：瘸腿的中国绅士

　　上上周就看完了《中国绅士》，但总觉得得留下几句话，才好把书放回书架。但愿这股强迫症能够持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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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乡土中国》一样，《中国绅士》大气、流畅，费孝通的达观和通透一览无余。读他的书真是一种享受。

　　中国士文化及其在政治建制中的作用，在90年代文化热中多有阐述，基本耳熟能详了，作为50年前的作品，其中的理论创见可能已经演变成学术常识，翻阅起来更像是考前复习般的知识重温，但依然有阅读的欣喜和快感。

　　工业入侵农村

　　中国农村历来被视为帝国的基石。但实际上，农村历来都是被忽视的：在政治上，乡绅带领的“自治”与皇权“无为”的理念相结合，成为政治权力的常态，所以农村知识谱系多专注于一地一事；在经济上，绅士则凭借政权的庇护成为远离劳作、对生产技术极度陌生的有闲阶层，农民日夜劳作，却无剩余，无积累，整个经济散失了增长的动力。

　　费孝通援用的数据证明，传统农业并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手工业成为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自我维持的要素。但随着外国入侵带来的工业经济的入侵，农村手工业遭受重创，农村经济再无法自给自足，传统经济机制轰然倒塌。

　　瘸腿的中国绅士

　　现代工业主义是与乡绅的传统精神对立的。中国近代的失败，是乡绅传统的失败。

　　“绅士不能立即做出有效的调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危机对于他们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西方工业的影响需要远见才能看到……但绅士缺乏远见，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然对中国政治主权日益缩小的事实缺乏敏感。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没有再检讨他们在中国命运中的地位……他们采取了抵制的老办法。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绅士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P126）“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不赞成政府的政策，却很少企图夺取政权，承担起政府的责任”。

　　与西方相比，这种政治责任的缺失是中国绅士致命的弱点。这种缺失，源于中国绅士本来就是个“中立”、容易妥协的阶层（我觉得晚明遗老是很好的例子），其逻辑起点，则是士绅阶层对帝国至高位无上的政权的绝对服从。

　　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之后，君主便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不许质疑、不许分享（与封建时代不同）。尽管作为士绅代表的儒家作过有限的抗争，将周公（Ｐ１７摄政）、孔子（Ｐ１８天生天授）包装成理想的政权分享者，试图以伦理限制政权，但同时，儒家也借此实际上承认了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与至高无上。“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能按照道来处理他的事情，也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作为前者，那就是圣王（如“罪己”的君主都会获得崇高评价），对于后者，儒家的策略也仅有服从地劝谕而已（“罪己”是可选项，而且做与不做，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忠臣则往往“死谏”）。

　　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作为一种历史插曲，带有“君权神授”和战国阴阳家的影子，但整个传统和现实力量很快扼杀了这种反动。“尽管大家接受了这种可能会为叛乱作辩护的理论，但它并不能改变帝国权力的性质。”因为公孙弘、韩愈为代表的主流士绅摸索出了儒法一体的光明大道：完全屈服皇帝，维护皇帝。

　　反观西方，“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权力从来没有完全地独立和自我证明过，它总是建立在来源于神或者人民的权威上”，于是有了政教合一，有了天赋人权，有了政治意识和政治抗争。

　　重建之路

　　上述观念的流毒延续至今，甚至仍将影响未来百十年的历史生态。“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有效的国家政府是多么缺少准备”。

　　对于这种情况，费孝通提出“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替代已经过时的绅士阶层出任中国新建设的中坚。

　　而策略侧面，则要推行“土地改革＋工业重建”：“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地主阶层……应该放弃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合作”，同时，“中国的重建目标也应该是她的工业的重建……为了建立起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农村工业”（这可以解释费孝通1980年代对苏州模式的由衷支持）。

　　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何等正确，只可惜所托非人。新领导带来的是苏联化的人民公社和农村支援城市的重工业化道路，改革至今，残痼未尽。

　　一切都有待重新上路，并在路上培育起“新的领导”。

　　《中国绅士》读后感(八)：中国绅士读书笔记-传统中国的统治结构以及城乡经济格局

　　art I 传统中国的统治结构

　　作者从社会学者的角度，分析出传统的中央君主体系中，皇帝本人几乎把持所有核心权力，但也存在重大弱点：他必须依赖没有亲族关系的官员和统治集团来管理整个国家。

　　由于传统权力体系中的君权几乎不受限制，官员们选择靠近权力而非挑战君主权威来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阶层较低的那些人身上去。在运作这个权力的同时，可以保护他的亲戚或关系人员以及家族的财产。

　　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传统结构中止于县级机构（县衙），底层县衙与各家各户的联系通过官家的仆人（皂隶）传达给乡约（地方自治单位中专门和政府打交道的人），乡约再负责把命令传达给自治单位中的乡绅等头面人物，乡绅通过在茶馆里的议论来决定县衙所传达的中央命令是否是可接受的。乡绅们通过他们做官的亲戚和认识的人对于县衙的官员具有侧面的影响力，最后乃至于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不合理的命令可能会被收回或在执行阶段打了折扣。

　　认为以上结构构成了基层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某种缓冲，缓和了社会矛盾。

　　秦朝和民国有段时间试图推行的保甲制度直接摧毁了以上的结果，试图通过保长替代，皂隶，乡约和乡绅的角色，也就等于消灭了政府命令与百姓之间的缓冲，当由于上级命令不合理而无法在底层执行时，由于不存在任何缓冲和商量的余地，命令的执行将直接处于僵局

　　art II 传统中国城乡经济格局及其崩溃

　　传统经济格局中，居住于城市的乡绅和地主做为乡村土地的所有者通过租息拿走了土地上的大部分收益，用于城市的投资或个人消费，佃农很多时候依赖手工业的补偿和土地上的剩余收益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居住于城市的乡绅和地主将他们的土地收益用于购买质优价廉的外国工业品，直接摧毁了佃农们赖以维持生计的的国内手工业，经济上农村大量失血。教育层面上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们在城市上受过教育后，因为工作机会的原因，更倾向于在城市而非农村工作，农村流失的不仅是经济资源还有人才。

　　但近代中国的城市作为外国产品的分销中心而非生产研发中心，城市中毕业的大学生同样面临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他们很少有机会运用所学先进知识去改革传统做法。其次，他们无法靠生产谋生，而只能在政治上争权夺利。

　　art III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只言片语

　　理解中国的关键在于农民。

　　精耕细作的人力劳动妨碍了工具的运用，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标准下降了。高度发展的人力应用的结果是：土地只能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工作只能由手和脚来完成时，劳动分工的好处减少了，粗放型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相当的利润，反而得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

　　原始技术下的劳动是艰苦的，人们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必参加艰苦的劳动，宁愿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当长期被压迫的愿望实现时，少数的幸运者便会无所顾忌（注: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用于理解当下一些人的行为）艰苦的中国农民不同寻常迫切地追求空闲和舒适。

　　传统中国，家族社会保险体系盛行，鼓励绅士间相互依靠，特别是鼓励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这种环境下培养的孩子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在家庭成员的小小天井政治里学会了虚伪的服从，染上了所有的努力是无用的感觉，而且琐碎，认命，保守和胆小，他们体力上很若，身体纤细，有时还不能生育。似乎缺少创造力和雄心，会最终导致生理的不育。

　　绅士的理想是在官方的庇护下，享受闲适的生活。生产被认为是低下的，绅士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性被长期的压制了。

　　《中国绅士》读后感(九)：小议

　　费老在战火中给中国把脉，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入手，虽写绅士，但最后依然归结到农民的问题。

　　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组成，是问题的核心。传统的政治模式下，农民通过士绅阶级与官僚系统乃至皇帝沟通，表达对政策的反馈以实现稳定。而传统的地主收租——手工业补充的经济模式，也让农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总之，在近两千年的试错后，传统体制在清朝达到了稳定的顶峰。

　　但西方的进入彻底摧毁了传统经济模式。而民国的政治模式又阻塞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畸形发展的城市造成城乡全面的分裂。于是乎，农民成为了革命的力量。老蒋没看清，而老毛看的很清。

　　如今的结构又有所不同。不过新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迫农民推动的吧。不知道费老又会如何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