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一本由[加] 卜正民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一)：困扰堆砌来的出路——一种浅尝辄止的逻辑
困扰堆砌来的出路【思路】——一种浅尝辄止的逻辑
“troubled”一词本义即指烦扰且忧患的，其中兼有混乱之表意；因此将书名译作所谓“挣扎的帝国”，大约是想尝试从国家及其所率之拥护群体本身的角度出发，来突显其对自身所面对的纷扰问题，甚至是忧患局面的自觉不自觉的应对。这种应对的行为在元、明立国之初似乎是有意识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这或许是缘于朝代开创者们在为王朝奠基的数载甚至数十载的岁月里，对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构造和现实的操作习性积累了足够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对于预示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所谓“乱世”的某些政治因素和社会动向有着格外敏感的认识【这一层特征对于国家创制之初指望在革除流弊方面有所建树无疑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容易造成一种顾此失彼的制度格局。而这种想法一旦稳定到现实政治当中来势必会对大部分当权者造成一种源源不断的不安全感——无疑他们当中的敏锐者会由此不断发现现实当中的种种“疾病”，甚至有时能够绞尽脑汁地从繁纷错节积累病症中梳理出危源所在，但却往往只能在一些仅关乎痛痒的问题上竭尽所能。笼罩在他们脑海当中的始终是一种对国家前途的悲观甚至绝望，他们在现实政治当中所做的努力愈多，这种想法就愈是挥之不去。现实政治的确是令人绝望的局面，面对社会所看到的亦多是无奈，谁也不能幻想奢求随时出现坚定而光明正大的政治实践者来掌握世间之事，何朝何代不是如此？我并非认定这一时代的执政者皆为悲观且无能之辈，相反，他们当中似乎绝不乏深刻而务实的政治家，甚至某些被后世视作“奸佞”“宵小”的弄权者在某些方面也施加了有限的积极影响；我要说的是，一些为政制格局所规定的权力范畴是无法由现实行政力量所突破的，它们因创制者矫枉过正的态度而最终演变成了后世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桎梏。】
作者声称蒙古人在元朝立国前后重新缔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制，并且这种所谓“政体”在蒙元败退至北部高原之后，仍然为明室所承继，并且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发挥。这种论断本身似乎不至于引起太多的质疑，甚至我们还可以自以为是地为其“画蛇添足”——认为这种承接性的政制创造一直延续到清帝国的统治时期，甚至其在某些方面的成果【其中以地方政治区划的设定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组织形式为最】直接影响了当今中国的政制格局。况且元、明两代在政制创设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不能摆脱对“宋制”的模仿【抑或追寻】；从上述之意义来看，作者以“纽带”一词来形容元明两次之宏观历史地位也是恰如其分。但问题在于，他这种立论的前提却是否定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史之转戾点。以余之拙见，元明时期作为一种“纽带”的同时，与其亦成为中国史【尤其是政制和社会经济之演变】之转戾点两者并不完全冲突。兹请试以一例言之，按照卜氏于本书之观点，其认为所谓元代中国之君主本质上乃是多重政治身份之多位一体，大约忽必烈【他应当是这种政治实践方式的首创者，并且这种统治状态最初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时间里】的做法是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元世祖的“开创”事业实际是以对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为前提抑或基础的，虽然他并非后者政治理想的忠实执行者【元朝最后的政制确认实质上是对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政治开创事业部署的变相否定】，但却无可避免地要“背负蒙古的历史”【宫崎市定语】，因此藉由武力征服来统一“中国”似乎是其不二的选择方式。由此从其所谓“征服王朝”的方面来看，元朝（中国）在国家创制上似乎很有借鉴在其之前的辽、金两朝的政治经验的必要，我是说，辽、金两朝在实践这种“准二重体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前者凭借“南北面官制”来强调契丹民族政治意识对国家事务的主导作用，而后者由于近似全面“汉化”政策的推行而使得金朝最高统治者作为汉人皇帝的意识尤为浓重。很明显，忽必烈有意识地继承了上述两种做法的核心思想，他在作为蒙古诸部落政治联盟的最高领袖的同时，努力向“中国”申明其汉家天子的身份。这种做法能够得以有效施行，有赖于一种观念的转变，即所谓“中国”的政治文化边界和中国皇帝的政治责任范围，说穿了，大约就是按照儒家政治理想认定的“中国之地”的文化影响力应当限制在何种地理范围内，并且作为中原汉地“天子”【抑或皇帝】的君主是否负有统治“四方夷狄”的责任……无论对这种矛盾认识的争辩结果最终如何，忽必烈到底还是率先把自己的政治实践加在了现实状况之上——他几乎完整地按照汉人皇帝的既定程式确定了对“中国”之地的统治模式【即建号称帝……大致按照中国传统的政府运行方式和国家组织形式来维持一种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同时竭尽所能地保证自己在所谓“内亚”游牧民族部落联盟【或可将其视作是一种松散的政治实体】方面的统领地位……他是“中国人”的皇帝，同时亦是以蒙古部落族民为主体的多民族部落联盟之“大酋长”，他甚至希图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来确保其个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对于这种认识的关注似乎很容易教人回忆起在元朝之前已经出现过的一种类似的状况，实际上，自北魏开始北朝的君主似乎已经尝试过这种可能性，唐太宗在这方面的做法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可以称作是一种典型的代表】。
“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卜氏如是说。如前所述，迄至宋代，中国地方社会之散沙化、扁平化状况已使得国家对人口、财富之把握能力相形见绌到了尴尬的境地。这一方面导致国家在抵御外侮之时缺乏必要的动员能力，不过这一点倒是可以依赖“澶渊之盟”以来所创造的岁贡和议模式来尝试弥漏；但另一方面，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力的确是捉襟见肘，流寇化的状态自唐末引入以来，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几乎此起彼伏了几个世纪。【盗贼流寇蜂起的状态在乱世之际大约并不稀奇，但这种状况其实在所谓“治平之世”亦屡见不鲜，宋于太祖、太宗二朝立国之初，气象新开之世，便屡有地方盗贼游击州郡，攻据劫掠公仓之事，甚至中央政府明知此状况，竟无力消弭。】在缺少了中古时代地方社会上世家大族之“贵族”领导作用和组织能力的现实下，国家需要将这个较为松散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县治以下推及家族势力与乡治机构的互相配合】，明代国家对这一点做了长时间的努力，与其说是摸索出了一条出路，毋宁说是学会了如何利用有限的国家力量来同已经功能渐趋完备的地方社会达成妥协，而收获一种双方相对满意的秩序状态。
作者尝试采用一种崭新的叙述方式，即将气候状况、自然灾害等客观环境之变化状况与现实社会之经济发展及政治演变相对应，进而对某一时期的历史进程进行程式化地观察和分析。其希望能够借此从叙述本身上增强其某些观点的可靠性，并尽量做大最大程度之客观。作者从所谓基本史料【正史、实录、地方志、文集】中检取诸如饥荒、洪水、干旱、蝗虫、瘟疫等有关自然灾害状况方面的资料，以作为其归因方面的基本因素；同时不时提醒读者【抑或是自己】将某一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变化置于一种近似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之下来考量。这当然是试图为本书的叙述甚至是读者自身的思考预构一种良好的认知图景，正是在此前提之下，作者才得以在保证其观察视野收放自如的状态下，尝试完成一种与前人不同的记述方式，。这大约能令其表述的客观对象更加充满活力，并且在种类上更为丰富；但却不失一种大局观的历史洞彻。正如其在第三章采用了“九渊”的说法，但却否认了这些天灾人祸对元明两朝历史的相当的影响作用。人们对现实剧变的记忆似乎要比史书的记载更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在今天看来令人匪夷所思，或者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我是说，哪怕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自始至终声称自己乃“龙的传人”，但恐怕没几个人会发自肺腑地相信这种神话生物的存在罢？
笔者曾经固执地以为，卜正民之所以将对所谓“龙见”部分的讨论置于本书的首章，大概是希望通过检取和分析元明时期众多的“龙见”事件，来对当时的各种现实问题作一种社会意识尤其是迷信传统【抑或是王朝蛊惑宣传】方面的揭示。但他似乎并没有这般意思，至少他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态度。传统史书有关诸次“龙见”事件的记述虽然煞有介事，神乎其神；但对于像笔者这样蠢妄的人来说，相信这种事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的。但作者似乎并未有这种焦虑，他以令人匪夷所思的冷静来有条不紊地讲述这些“史实”，甚至饶有兴致地对有关“龙见”的“学术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他一度将有关的叙述引向了西方世界的文献记载方面——大约是要藉此继续表明自己坚定的“全球化”视野罢。某些时候笔者甚至怀疑，这与那个在诸如《明代的社会与国家》、《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等学术著作中以严肃、谨慎的学问态度而令人生敬的作者还是同一人吗？这位约翰神学院院长不会就此开始向我们展示一种玄虚神话般的天真讨论罢？
冷静下来，让我们看作者在第四节的这样几句话，“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元明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翻开元明正史的《五行志》就会发现，史官把龙见与蝗灾、六月飞雪等异象放在一起”、“蝗蝻导致饥荒，非季节性降雪也许是气候变冷的证据。那么龙见呢？”、“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好罢，作者在前文用一章的篇幅来尽可能详述元明时期“龙见”的相关记载，这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此现象的执迷不悟，而是由于其将这种现象视作是一种甚至比蝗灾、非季节性降雪等自然现象还要关键的“隐喻”，并且这种“隐喻”的解读性作用不仅仅局限在气象、气候抑或是社会群体心理、政治影响等方面。这并非是否定诸如气候变化与政权合法性危机等方面对这一时代发展演变的尤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作者似乎是要藉此引导读者在后面的讨论当中尝试通过类似“龙见”的隐喻来更为真实地体会当时时代状况下人们的切身感受，并去试着体谅当时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种“时代之进步”的。
在“幅员”一章对元朝的表述是以对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讨论为开端的，作者承认了这本著作的价值，但仅此而已。他认为明代疆域的实际状况是对当时“天下一统”之政治宣传的极大讽刺；其实这种与元、清时期疆域做面积对比的想法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人们对明代“大一统”政治状态的怀疑，毕竟自汉代以来的所谓“汉家王朝”始终没有突破秦始皇时期所确定的疆界范围。在“政区”一节，作者叙述了福建的月港凭借自身的海上贸易地位并地方社会的支持在“东南倭患时期”逐步“变身”为海澄县的过程，以此来凸显在基层政区的数量变化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果。
……间中部分，力有所不及，未能逐章详细探讨，兹请自此略论。
“忽必烈没有把中国并入蒙古，而是让蒙古人进入中国”，作者因此认为元朝是所谓中国历史当然的一部分，甚至那些蒙古皇帝都可以“跻身于自公元前221年以来统治这个帝国的各大家族的长长序列中”。这种观点本身大约是与所谓正史记述的态度并无二致的，作者由此出发，进而认定一种“王朝国家”的存在，亦更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胆继承的勇气。他在书中相关部分对于元代帝国的政治创设尽可能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并且阐明了存在于这一系列政治举措当中的所谓“汉化”脉络。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尝试提出并分析了一种开始于元代而不同于之前王朝的帝国政治逻辑——恰恰是这种“帝国的逻辑”才是明朝甚至是之后的清朝所深刻继承的政治遗产的核心部分。由宏观的观点看来，所谓发生在元明时期相对于前代中国的巨大转变，其实关键即在于这种新型的帝国逻辑的形成。或许明代国家本质意义上并不能被视作是一种帝国的存在，但恰恰是由于明代在这种“非帝国”式的国家形态下却充分继承了元朝所造成的，包含了诸多帝国政治性、经济逻辑的国家政制架构，才得以形成明代的特点鲜明的政治格局【political constitution】。因此明朝在政治方面必然要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的形态，但却“主动放弃了做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姿态”；更由于其自身政治架构的问题，使得明朝的内部能够勉强整合出一个框架【几乎在政制建构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操作方面都难以摆脱元朝的巨大影响】，但无论国家内部的经济进步和外部的贸易联系前进到了何种发达的地步，其本身都无法摆脱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局限性。
作者对于元明时期，尤其是明代中国对于所谓“前现代”的全球化商业贸易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进而认为，所谓早期现代世界【the early modern world】的构建【其亦包括造成后来的所谓单一全球经济体之雏形】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明朝人的决定性甚至是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即是缔造了一张联系起当时世界诸多角落的商业网络，而这张网络对日后所谓欧洲人对早期现代世界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结尾不忘以其引以为豪的“龙见”隐喻来尝试表达自己对这个时代的关怀。他介绍了一幅创作于公元1601年的以“龙见”为主题的明代绘画作品。他指出了存在于这幅艺术作品当中的明显而浓厚的欧洲文化之特点，大约是想藉此启发读者对于一种超出绘画技巧借鉴之外的，似乎更为深刻广泛的文化交流层面的思考罢？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二)：神秘色彩的元与明
中原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少数民族将主宰、统一中国。公元1206年，蒙古人铁木真建立了蒙古帝国，1260年他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帝国。它的存在不到一百年就被明朝而取代。《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将会带来两个朝代神秘的色彩。
作者卜正民，“哈佛中国史”丛书的主编，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著作有《纵乐的困惑》、《秩序的沦陷》等。本书主要通过环境、气象的相似将元代和明朝连接起来，以独特的角度展现出不一样的社会社会百态。在内容上，按历史的顺序延续，同样覆盖着地域、社会结构、经济、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但与之前四本不同为，作者的角度特别，用神话性质的龙、气象的变化来解释朝代的更迭。另外，书中附有黑白的图画，展示着帝国的风貌。
整体上，元朝是当时地域最广的帝国，其国土面积范围涉及到中欧、朝鲜、印度、俄罗斯等地。蒙古人虽然给中原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蒙古人社会秩序固化为四个等级的种族结构造成了历史的倒退。元朝内部的家族矛盾，在忽必烈以后的战乱，也使元朝过早退出舞台。明代始于公元1368年，汉人重新统治中原，在历史上持续了三百年之久。在明代，独裁的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了传统的丞相制，把地分封藩王，朝廷开始了内阁制。这样的制度使皇帝有绝对的权利，但造成了后来藩王与朝廷的决裂，朱棣造反，史称靖康之役。郑和航海被世人熟知，为中国带来新的贸易，打开与国外的联系之门。在书中的第九章《南海》，特别讲解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贸易、交通与联系等等。
元与明在作者笔下具有神秘的色彩，笔者以龙开端，龙是中国神话中神兽，象征着人之天子，它的出现可以暗示新的统治者诞生。朱元璋即位以后，洪武年间再也没有洪灾；朱棣篡权夺帝后，传说他遭到天谴，在永乐年间屡次龙见，带来了天灾、疫疠，他逝世后，龙见消失。
元与明的政治运势竟然与气候变化相关，更加附上了神秘的色彩。忽必烈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时期的开始；1368年，元朝衰亡，处于小冰河期第一阶段的极寒期。1644年，明朝灭亡，正值这400年历史上记载的最漫长的严寒期的尾声，整个中原水灾、旱灾不断，使得农民起义不断。书中所说，因为破坏大自然，1642年朱元璋陵中的一棵3000年树龄的古树被砍倒，树根被刨来烧碳，可能渎神举动遭到天谴，明朝灭亡。种种传说使元、明带上了神奇的色彩。在明朝有一位皇帝也具有神秘的色彩，他就是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曾御驾亲征蒙古时在土木堡被俘，放回后却被其弟景泰帝软禁七年，结果又重新登皇帝位，开始了新的年号天顺。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元与明。明末，天下又成了一片散沙。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三)：灾害中前进的帝国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第五本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历史书编年体写法，稍有些类似通史的风格。
全书以龙开篇。龙的话，在历史的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们代表了天地的力量和神圣权威的认可。龙的目击的往往是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当龙目击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自然灾害联系到了一起，则标志着上天对一个朝代的不满。
本书把元（蒙古）王朝（公元1271-1368年），明代（1368-1644）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时期。1368年，处在在两个朝代之间，然而这却不是一个激进的突破期，而是两个类似时期的“过渡”。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作者将元、明朝陨落的一部分责任归结于气候的变化，而不仅是政治的原因。这是一个高潮，全球的气候都发生了失衡现象，它现在被称为“小冰期”。这些作者称为“深渊”的长时间的坏天气和社会混乱，引起了包括蝗虫、干旱、洪水、龙卷风、流行病，和偶尔的龙的出现。这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了1633-1634，导致了明朝无法抗衡从北方入侵的蛮族，被推翻了统治。当然，仅仅天气并没有决定一个王朝的崛起和衰落，但它的蝴蝶效应却产生了不可估量作用。
其余各章分别讲述了元明时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修养以及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如胡惟庸案、土木堡之变等。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不断，但是明朝的富庶和臣民受教育程度之高都是世界罕见的。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四)：关注历史中的流变 ——评《挣扎中的帝国》
y 芭蕉上人
中国历史到底是中国人写有利，还是外国人写有利？
像以钱穆一人学养浇筑的扛鼎之作《国史大纲》那样突出“一以贯之”，还是建立多卷本通史范例的《剑桥中国史》那样“选专人写专题”的方式……其实这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就像《哈佛中国史》中文总序中所提到朱维铮教授所说。他用了一个绝妙比喻来形容中外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外国的研究者往往基于自身经验的影响，会有很多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视角。这一套《哈佛中国史》就是这样一个给我们第三只眼睛的机会。
在其第五本《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你完全见不到传统史书中不得不提的锦衣卫东西厂、戚继光抗倭，南北榜、土木堡之变、东林党争等等元素也仅仅点到为止。作者卜正民则把主要的篇幅用来突出的是流动和变化。
本书最突出的就是天灾之变。卜正民用了整整一章（第3章）详细地梳理了元明的气候变化，从寒、旱、涝、蝗、震、疫、饥等全方位地介绍，并把大的灾害归拢成“九渊”。而在最后一章“崩溃”中也有大量涉及到物候的内容。对于一本总共只有10章的书中竟然有一章半讲的是灾祸，这在传统断代史中不可以想象的。虽然不能说灾祸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但是很显然它推了“很大的波”助了“很高的澜”。
第二个我感受到的是经济之变。明朝的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推行就是标志性事件。将粮食（田赋）和劳动力（徭役）都转算成银两。从政府来说，雇佣比强征的工作效率更高；从民间来说，这样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更高附加值的职业。这项政策对商业和手工业是一种互为促进的关系。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生产力逐渐提升，富余的部分越来越多，为了提高效率和贮藏损失，粮食被进一步货币化。
除此之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变化。虽然元明两朝屡屡海禁，但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依然停不下来。正是产自日本和秘鲁的白银缓解了十六世纪后半段由于交易繁荣造成的“银荒”。而且这一点从当时欧洲人的手稿中也得到了验证：在《塞尔登地图》中明朝缩在北方，据地图中央的是南海，至少在他的眼里明朝早已成为亚洲整个东部地区（北亚、东亚、东南亚）中的一环。
元明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中挣扎前行，而《挣扎中的帝国》的作者卜正民也顺应了这一点，并没有像传统史学家那样静止地把事件如同展览品一样一件件摆出来，而是打开了摄像机镜头在流变中看待历史。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五)：帝国的灾难--元明“九渊”
渊应该是深渊的意思，本书详细描绘了元明九次重大灾害期，其中元朝三次，分别是元贞1295-1297，泰定1324-1330，至正1342-1345，其中至正年间的灾害最为严重，北方黄河发大水，元朝政府增派了很多徭役，繁重的徭役直接导致了韩山童、刘福通的反叛，所谓“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南方则是严寒、干旱和饥荒，安徽有个姓朱的农民和老婆孩子都饿死了，这个农民有个儿子叫朱重八最后也走上反叛的道路。元朝至正年间的灾难是导致元朝垮台的最主要因素。元朝垮台的其他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使得帝国从未建立起一个高效廉洁的行政体系，统治阶级从未融入汉文化使得其汉族民众对其离心离德，蒙古军事集团在取得政权后迅速腐化和丧失战斗力。中国南部汉人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延缓了元朝的死亡，实际上至正时代的灾害已经判处了帝国的死刑。 明和元一样，在开国皇帝执政时期均未遇见大的灾害，这也使得两个帝国平稳地渡过了他们的创业期。明朝有六次重大灾害期，分别是景泰1450-1455，正德1516-1519，嘉靖1544-1546，万历1586-1588和1615-1617，崇祯1637-1643。其实对灾害更为敏感的是少数民族，对于蒙古族和满族来说，恶劣的自然环境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天灾迫使少数民族直接向南侵掠，比如景泰年间的蒙古瓦拉部，就必须倾全国的力量来攻击明朝，因为景泰年间的天灾对瓦拉部的打击更大。 万历年间的第二次重大灾难，使得原本臣服于明朝的满族反叛，因为万历末年全球天气进入小冰河期，东北尤其寒冷，农作物严重歉收，虽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均知道明朝的力量之强远在其之上，但是他们只有向关内发展才有生路，这个民族才有生路，关外的严寒使得东北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崇祯时代的爆发了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时间持续长达7年，整个中国弥漫在严寒、干旱、饥荒、蝗灾、地震、大疫、沙尘暴、龙见之中，虽然有大量白银涌入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农作物的严重歉收，即使有银两也买不到食物。饥荒产生了大量流民，镇压流民需要扩充军队，军队又需要粮饷，虽然有饷，但饷又买不到粮，军队只能劫掠，这样官逼民反，流民越剿越多。明朝末年摊派最重的赋税是辽饷，本来是临时征收的税款，但由于满洲不断做大，明朝政府只得层层加码，持续征收辽饷。重税使得已经不堪重负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农民战争灭亡了北京的崇祯朝廷，而农民的短见，使得李自成将吴三桂逼到满洲人一边。
满洲人对于自然灾害的忍耐程度未必高于汉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要倾巢而出，进攻南明的原因。满洲人在征服了中国后，他们选择将东北大地封闭，禁止汉人自由进入，满洲人自己甚至都不愿进入，这对于十九和二十世纪闯关东的那些汉人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崇祯年间全球小冰河期时代的灾难在满洲人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并不认为那块黑土地是宜居之地，而是充满了痛苦回忆的苦寒之地。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六)：西伯利亚的寒流与南中国海的帆船
历史的演进从来都不是单线条、单维度的。能够影响历史推进轨迹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宫廷斗争、饥荒动乱、征伐征战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并不为我们所感知、所熟悉，但却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深刻地改写了人类命运、改变了历史走向，决定了国家兴亡的更深层次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气候、灾难、疫病等等，它们才是真正决定历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卜正民先生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书中基本放弃了将政治事件作为历史主线的传统阐释方式，转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历史，因此他在中文版总序中写到，在元与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经济、政治或者军事，而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的变化。所以，他对于元明历史的阐释并没有循着时间的顺序，而是把历史环境或者说环境变化，作为解答元明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最深层、最根本原因，对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河时代的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番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随环境变化而在战乱与繁荣之间起伏，甚至更朝换代的不一样的中国。
元明这段历史，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开始于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又连接着的又是另一个少数民族的朝代。那么问题来了，蒙古人徜徉在天地辽阔、水草丰美的蒙古大草原上，女真人生活在物产丰富、沃野千里的白山黑水间，既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又没有文化的约束羁绊，为什么总要不停南侵呢？事实上，这也是我在上学时代就一直存有的疑问。游牧民族相对农耕民族更具侵略性，更喜欢争强斗狠，可能会与农耕民族在土地资源上有争夺，可能会贪慕农耕世界的安逸生活，但这些似乎是偶尔来一次南侵，来一次犯边，劫掠一些金银财宝就可以满足的事情，能够成为他们不断发动战争而灭亡另一个国家的动机吗？更何况由此夺取的土地的气候环境、生活方式等并不适合他们呢？而看了卜教授的解读才知道，游牧民族一路向南的背后是因为气候变化所致，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使气温逐年下降，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没有更多的手段来抵御冬天的风雪，象皮鞭一样在背后驱赶着他们南下，寻找更为温暖的栖身之所。在留在原地冻死与向南进发占据更加有利的生存空间之间，后者毫无疑问是更为理智的选择，哪怕要不断的发起战争也再所不惜。所以说，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才是驱赶蒙古人、女真人一路向南，导致宋元、明清易代的最根本原因，其他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在元与明的时代，西方文明正在经历的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将在此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扩张将由此拉开序幕。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487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但在此之前的1405年—1433年，郑和就已经完成了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但是，郑和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新世界，而是一个皇室的仆人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但即便如此，南海已经取代丝绸之路，成为明朝作为一个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区域。南海上来往的帆船将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流通商品的增值将贸易关系向外扩散，直到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荷兰人进入南海，中国已经直接或间接的与欧洲、非洲、美洲进行贸易，从而将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南海上来往不断、络绎不绝的帆船，将明王朝这个相对保守与封闭的老大帝国接入了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地被融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由此看来，中西方的碰撞并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明朝时代的南海贸易就已经发生，只不过西方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明朝则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此后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渐渐地陷入封闭与保守，从南海向陆地上退却，放弃了与外界的接触，由此而导致了400年后的强弱易势，中央王朝从海上开始退缩、溃败，第一次败于由海上而来的侵略者……
一般人认为蒙元灭宋是对华夏文化一次极大的摧残与灭绝，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即为此意。然而，卜正民教授认为，每一个王朝的的缔造者都生活在上一个王朝之中，必然会沿袭上一个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明朝虽然是以驱逐蒙古人之后恢复汉人统治，但其政治制度，包括继承人的选立等很多制度都吸收了元代的做法，包括对于知识分子的奴化也即源于此。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元与明并非是断然割裂的两个朝代，而是有着先后承接关系的朝代，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共同点。明朝与元朝统治架构的相似性，可能要大大超过它与宋朝的相似程度，这也是作者将元朝与明朝看作一个整体而单独成册的初衷吧。
卜正民教授对元明两大帝国400年的历史，包括幅员、家庭、物华、信仰、家族以及品位等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但这一切表相的根源却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是西伯利亚的寒潮一次又一次的驱赶着蒙古人南下，在蒙古人压榨到极致的汉人又强力反弹，将蒙古人驱逐到漠北，即便如此，明朝仍然继承了蒙古人野蛮统治方式的大部分，由此构建了自己集权式统治。如果说是西伯利亚的寒潮驱赶而来的蒙古人决定了元明两朝的政治体制，那么在此之外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就是经济因素，南海上的帆船使贸易往来成为可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成为驱动经济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虽遭遇数次海禁仍不能止，由此决定了社会的财富观念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价值观。我想表达的是，应该是这两者共同塑造了元明的国运走向和社会形态。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七)：迷茫时代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那么它一定如长江一般有高耸夺目的发源地，又有波涛汹涌的激流，而最终她水势平缓下来，江面逐渐开阔，并寻找着自己的归处，而元明这一段历史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脚步平缓、寻找方向的时期。
经历了宋的覆亡，中国历史无疑进入了另一个时期，第一次由汉人眼中的“胡”人统治中原，并且建立起可纳入中国纪元的大帝国，算得上是对于这条河流的一次截断，而明朝的崛起，似乎让这条河流重新纳入轨迹，但是如何寻找到帝国继续前进的方向，则是另一个复杂的议题，作者通过对于政治、经济、家族、信仰以及统治者与士人的描述，为读者展现出的是这个挣扎的帝国中不确定的道德信仰，以及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不论是“三教合一”，还是心学的创立，都是相对于急速发展的社会，我们感到迷茫却又无法追赶得上的精神信仰。
作者卜正民显然是一位颇具文学素养的历史学家，在读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之美，以及他所寻找的看待历史的不同角度。贯穿全书的“龙见”以及“九渊”，不可否认这是非常独特且具有创建性的角度，“龙见”关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政治期许，与人民的期许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九渊”——元明时期持续时间极长的九次天灾，毫无疑问，这些天灾以及这一时期的小冰河期令这动荡的时代雪上加霜，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改变了明朝以及下一个朝代统治者——满族人的生活环境，并且加剧了历史的进程，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成为检验统治者以及制度的一把标尺，却似乎不应该成为朝代变迁的决定因素。
同样他的作品也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历史的热爱与玩味，在“物华”与“南海”两章，卜正民从两位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说起，为我们勾勒出了元明时期，真实的社会生活以及元明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的位置，在“物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朝士人阶层的闲逸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商贾、工匠组成的群体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义，这种定义是无意识中的，却让千年之下的我们倍感亲切，与有荣焉。而“南海”这一段以小见大的故事则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元明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位置。
在这一部元明历史中，作者用政治、经济、信仰织就了一张纵横的网，当我们着迷于其中每一个结点的时候，却发现织就的大网已经覆盖了这两个动荡中不断挣扎年代的每个细节，不论是一个逃犯的命运，还是南海的经济，都是为作者想要为我们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所服务的。而当这张网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代对于精神信仰的追寻与迷茫。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八)：《哈佛中国史 挣扎的帝国 元与明》，读书笔记。
中国文化有一个断层，就是南宋末年的崖山之战后元朝灭亡南宋。说是文化断层其实有些争议，因为似乎儒家经典在统治中国的文化界，而且似乎取得了更高的地位，古代所有文化遗存也都保留了下来，中国的文化似乎没有断绝。不过这种断绝实际上是体制结构之上的。在宋朝灭亡之前，中国的体制结构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是士大夫的组成，比如春秋战国时候贵族，汉朝南北朝时候的世家，唐的望族，还有宋的儒家学者，君的权力一直是受到制约的，在元明之后，中国的体制结构就变为君主独裁制，这种来自元朝蒙古人的理念统治了中国的政治结构，按照书中的说法，朱元璋建立的国家从道家乌托邦的理想坠入法家古拉格的现实。在君之下，所有人皆为奴仆，只有高等奴仆与低等奴仆之分。举一个例子，宋代王安石变法，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是同时也受到了官僚精英阶层的强烈抵制，最终的结果的变法失败，但是与此同时变法失败的王安石依旧可以安享晚年并且享受身后的荣光；明朝张居正变法，在皇太后的支持下无往而不利，但是侵犯了万历皇帝的权力，当万历亲政之后，张居正的家族遭遇大难，他本人所有的荣誉也被褫夺。再举一例，唐朝与明朝都是宦官为祸天下的，但是唐朝的宦官是挟持皇帝与士大夫为敌，而明朝的宦官其实只是皇帝惩治士大夫的一个打手，明朝宦官，无论是刘瑾还是魏忠贤，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一世，只要失宠于皇帝，立刻就是身死族灭。
关于君的来源，二者倒是有继承性的，世袭以及嫡长子只是一个表象。在一个王朝之内，君的合法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渠道，渠道之一是取悦上一任君主从而被指定为继承人，渠道之二是通过隐秘而且牵扯人员很少但是均为王朝顶级精英的宫廷斗争取得执政的权力；在王朝之间，君的合法性基本上只有一个来源，就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其表现可以是直接的残酷的战争，也可以是掌握武力之后的篡权）从前一代王朝中夺取。至于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本上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的。
对于君权的限制之一是法律的限制，但是传统上中国的法律就不能覆盖所有人，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但是这种制度在明朝发生了变化。在明朝，法律对于朱元璋本人自然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但是法律本身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约束力不足很明显让朱元璋感到不满，于是出现了法上之法，《大诰》。传统法律的制定与解释权力掌握在官僚阶层手中，但是这个法上之法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其主要针对对象是官僚阶层以及其相关势力，设立了专门的部门用于执行这种法上之法，比如锦衣卫，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本人掌握了凌驾在一切之上的权威，超越了儒家传统可以赋予君主的最高权力边界。这种法上之法的制度设计被后世一直继承下来，一个很简单的判断依据，如果一个国家中有一个超过了法院与检察院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执法依据不是通过完整流程公布的成文法律，而是在一个更小范围内制定与发布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部门的权力凌驾在法院与检察机关之上，并且同时拥有执行监督与惩罚的权力，那么这就是法上之法的制度设计了。
明朝的一个制度创新就是将政府的管理能力渗透到了每一个家庭之中，传统上中国的官僚体系只覆盖到县一级，之下的乡村主要是通过士绅进行管理，而士绅的职责就是与官府合作确保税赋的收取以及地方治安的稳定。但是从元朝之后，军事化的管理被引入了政治领域，并且在明朝初年得到发扬光大，传统的地方士绅阶层被压制，通过保甲法等手段政府的管理之手已经延伸到每一个具体的户，其中包括户口等等政策。当然这种管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阶层，而在中国的制度下强有力的官僚阶层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作为核心的发动机。在朱元璋与朱棣时代这种管理是可以贯彻的，但是随着王朝必然性的衰退，皇帝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意愿的下降，士绅阶层又开始重新夺回地方的管理权力，直到下一个王朝的轮回。
西方欧洲对于东方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马可波罗的游记，那里记述了一个繁华无比的元朝，而同样荼毒欧洲的蒙古人，让马可波罗的描述具备了极高的可信性，虽然日后有人分析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内容是在被俘囚禁期间的臆想。元朝作为一个外族王朝，是否可以作为中国文化万世一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是有争议的，事实上，一统这个观念，也是来自元朝。再此之前，中国文化是有明确的胡汉之分的，只有汉可以继承中国的文化，比如南北朝时期南朝才是中华正朔。在南北朝到唐朝，这种正朔突破了血缘的限制，只要这个民族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民族传统，包括语言、文字、服饰，全面投入汉文化的怀抱（当然可以适当的把自己的习俗引入），比如北魏的拓跋鲜卑，还有李唐的皇室，那么也可以算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到了元朝，这种文化的继承都无以为继了，因为蒙古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民族性的，但是为了实现对于中华地区的统治又需要树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于是一个新的概念被引入了，就是一统的观点，任何占据了这片土地的政权，就属于中华大一统文化的继承人，这种大一统文化也成了现代中华新文化的基础。当然，一统文化也有升级版，就是万世一同，具体表现就是每个人都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对于观点不同者将按照异己去讨伐铲灭，反抗这种万世一同观点的人在某些时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万历朝的思想家李贽，但是，对于执政者而言，万世一同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万世一统，这也难怪求同存异都无法满足要求，需要让位于统一思想了。
在明朝，中国的南北之分愈发明显，北方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政治中心，而南方则是毫无疑问的文化与经济中心，经济上的沟通可以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以及遍布全国的官道与河流运输来完成，但是文化之上的差异从明朝开始还是造成了一些麻烦。在摧毁了以贵族世家为基础的世袭官僚体系之后，中国构建自身的官僚体系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于是在明朝初年，科举考试的前茅位置就被南方学子牢牢占据，对此深为不满的朱元璋采取了诸多压制措施，最后无奈之下只能采用了强制性的歧视政策，也就是通过限定南北中举的比例，使得北人通过考试的条件远比南人宽松，这种制度到了清朝变成了满人获得了特别优待，还有延续到现代高考的北方相对南方享受的政策优待。
在考虑元明时期的发展的时候，一个不可绕过的因素是气候因素。气候对于政权变迁是否有影响，这个可能有所争议，但是可以首先看两个时间点。从1270年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场持续400年的小冰河期。1370年，这个小冰河期到达了第一个阶段的降温最低点，而元朝在1368年灭亡，1645年，这个小冰河期到达了整个过程中的温度最低点，而明朝在1644年灭亡，仅仅的巧合是无法解释这个现象的。温度下降所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降雪，而且包括了旱灾、水灾、各种异常气候以及蝗灾，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粮食的大量减产与大批流离失所的受灾人口，这种灾害很容易被归罪于执政者已经失去了天命。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固定居所与土地的农民是政权主要的支持者，但是这些农民一旦变为流民必然成为政权的威胁，势力越来越大的流民在几个杰出的军事以及政治领袖的统帅下，所带来的就是一个王朝的覆灭。
明朝的中国，开始从一个亚洲的帝国变成世界的一部分。十五世纪初，郑和出于外交与宣传朱棣天威的目的（还可能有搜寻建文帝的目的）指挥着当时最庞大的一支舰队巡行了印度洋，在古代史上，这是中国最接近世界帝国的时刻，但是机会悄悄的流失了，十五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进入了高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进入印度洋，来自欧洲的航船出于贸易的目的到达了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的科学、军火、对中国特产的渴求以及中国所需要的白银，并且尝试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贸易体系之间找到平衡点，除了一个对于中国微不足道的澳门，以及有限的几个传教士之外，来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商人们没有得到他们说希望得到的东西，南海虽然已经有了繁忙的贸易（比如元青花瓷其实就是完全为了满足波斯贵族审美观念而设计的），也有了与贸易共生的海盗，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纳入世界贸易体系，虽然存在一个小范围的南海贸易圈，也存在与阿拉伯之间的陆路贸易，但是海外贸易对于农业帝国而言还是太遥远与微不足道，而且，由于政府的锁国政策，这种贸易很大程度上还把控在海盗、走私商人与视而不见的官员手中，其中的佼佼者是郑芝龙，这个海盗兼走私犯兼明朝海军官员兼晚明政府的拥护者与反叛者兼清政府的俘虏，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给儿子郑成功留下了一颗面对大海征服的心以及用于征服的舰队。可惜，这种保守的观点需要用未来400年的落后来偿还，到明朝末年，在忙碌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人的背后，已经出现了英国的影子。“这抹黯淡的影子，还提醒着人们那个已经落幕的、用利炮为帝国开道的时代。”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接过了帝国的大旗，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但是没有开创新的制度。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现代世界秩序在欧洲奠基，并且为全世界帝国时代的消亡，无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铲下了掘墓的第一锹土。当然对于紫禁城中的顺治与紫禁城外的多尔衮，这一切是那么遥远而又无关紧要。
“同 ”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 。在这样一个文化震荡的时代 ，它也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回应与另一种哲学相遇所带来的认同挑战 。元代政权的维系依靠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理念 。但是它不仅没能使人们联合为一体 ，反而造就了一个以 “异 ”为根本原则的民族秩序 。明代放弃了多民族的策略 ，选择联合那些已经被联合起来的人 ，即 “华 ”或者说 “汉人 ” 。元代宣扬国家统一 ，却奉行民族区隔政策 。明代奉行的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政策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同 ”的理念却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了仇外的种子 ——对不同者的恐惧 。拒绝视欧洲人或其他外来者为同类 ，使多数明代官员无法了解和适应外部世界 。 1 6 4 4年 ，满人入主中原 ，似乎证明了仇外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些试图打通一切传统和信仰的人 ，本希望创造一个更为包容的世界 ，到头来却发现 ，捍卫他们心中理想的道德阵地已经失守 。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九)：《挣扎的帝国》
《哈佛中国史》里面我最想读的一本是这本元与明的。卜正民关于中国的著作有很多，此前也关注过一些。这套哈佛中国史与另外一套剑桥中国史最大的区别就是，剑桥中国史是多位作家作品的合集，而这套书是一个人的作品，完整性和统一性更高，所以不妨两套都读，并不会有重复之感。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非常认同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通史的论述，毕竟中西方的文化和思想相去甚远，西方人很难完全理解在中国政治格局下的很多事情。但是元这个朝代恰恰相反，它非常的外向化，或者按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外来文明侵略了中国。总之这个朝代的对外性非常强，这就给西方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就让中国对这个特殊朝代的解读有着不可弥缝的缺憾。
这本书倒并没有如国内的通史那样去把元和明的历史简单的串讲，而是把这两个朝代时刻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元，一个外向型的朝代；明，一个自郑和下西洋后就开启中国数百年闭关锁国历史的朝代，他们的对比自然可以更加深刻去理解中国发展的脉络，甚至是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发育成如今这般模样的一部分原因，所以当我们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会反过来更加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两个朝代放在一本书里来进行论述。
西方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们秉持的那种科学的、甚至量化的方法是中国历史研究所缺乏的，国内的学者太注重去研究人的主观思维方式，而国外的历史学者更注重一些客观的数据，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方法。
《哈佛中国史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读后感(十)：【转载】韩健夫：气候何以塑造历史
文/韩健夫
气候变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一条隐线，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存，全世界各个角落生活的人们无时不刻不在它的影响之下。寒冷的屡屡侵袭，干旱的持续蔓延，无不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与破坏。处在东亚季风和西风带分别作用下的中国，旱涝与极端寒冷等灾害更是异常频繁。在如此气候环境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轨道中存留有大大小小的气象灾害痕迹，这些串联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民众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无论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还是游牧为业的北方政权乃至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均难逃气候波动的影响，而寒冷与干旱的并发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形，不幸的是元与明朝就处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之下。由此上演出的一幕幕“精彩”故事，用卜正民（Timothy Brook）给出的“挣扎”一词来形容则再形象不过。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大家，卜正民曾著有《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杀千刀》及《秩序的沦陷》等多部颇受关注的作品，其颇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与史学视角早已为国内外读者所熟知。作为《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撰写了该系列中的第五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视角来写作元、明两朝的通史，可谓开风气之先，而通史的开端是一段有关龙的传说——“龙见”这一颇具想象与寓意色彩的文化符号，在作者笔下发挥出最大的引申意义与阐述价值。在“龙见”一章的末尾，作者道出“龙见”寓意下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和商业化。之后全书便以气候为线索贯穿讲述元明时代的上述主题。
作为帝国的骨架，“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的广阔幅员使以农耕为主的明王朝，直面气候迥异于己且更为广大的周边世界。广袤疆土下大一统的实现与宣传，亦是从元到明不变的疆域观念。在辽阔疆土的背后，是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络，它保证了帝国长距离运输的通畅。同时，体国经野之道也随着持续增长且不断迁移的亿兆之民而不断做出变更。大一统王朝的维持，对外需要面临来自北方草原与南方海域的挑战，对内需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赋税钱粮的征收与调运。而这一切在作者看来无不受到来自气候变迁的影响，帝国的一切均与之紧密相连。在“龙见”之后所展示给读者的元明幅员，面面俱到地勾勒出王朝的地理面貌，为后面的阐述搭建起舞台。随后作者又从可汗到皇帝的演变归纳出元明两朝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并以解读重大政治事件的叙述方式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对元明两朝政治特点的介绍。这其中作者不忘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穿插作为全书线索的气候要素，并以凸显其作用机制。其中，在土木之变中引述的童谣可谓恰到好处。
雨滴，雨滴，（予弟，予弟） 城隍，土地。（郕王，土地。） 雨若再来，（御若再来，） 谢了土地。（卸了土地）一语双关的童谣，既反映了景泰年间气候异常寒冷、连遭大旱后民众的心态，也体现出气候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一类表述方式与故事性的叙述特点在随后经济、家族、信仰、南海诸章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被直接命名为“经济与生态”的一章中，作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元、明商品经济繁荣的大潮下，面对不同程度灾害时国家与社会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对，商业化社会的承受极限在哪里？在这里，作者从商品经济中的食物供给入手展开阐释，所传达出的有关商品经济矛盾性的认识颇有《纵乐的困惑》一书的影子。一方面，商业性因素的广泛出现与地方因灾歉收一样可能导致当地食物危机，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荒政赈济方面又比国家调控更为有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使商业化在饥荒频发社会中的角色变得十分矛盾与复杂。另外，作者着重指出不同严重程度的灾害还会左右政府与市场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连年极端灾害事件引发的大饥荒是对国家与商品化市场应对能力的不断考验。一旦极端灾害发生，市场力量如何被正确的使用便直接决定灾民与死亡间的距离。
不仅如此，死亡与风险还来自海上。在“南海”一章中，作者利用布罗代尔提出的“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术语，构想出属于16-17世纪的南海世界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风险与财富并存，东方与西方交汇。双赢交易开启的全球化时代，使整个世界被联系在一起。试想一下，在16世纪的这片海域，东亚季风同时吹拂在来自大西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之后荷兰人的脸上，使得他们开始与中国人一样考虑季风的规律，感受到来自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力量。可以说，这一时期从分裂走向整合的不仅仅是贸易，还有同时影响亚欧大陆两端的气候变化。同时，交流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面对万历以降频繁出现的极端灾害，来自远方的耶稣会士成为部分明代士人企图解决极端灾害危机与北方民族入侵问题新的求助对象。当灾荒冲击下的社会带给士人前所未有紧迫感的时候，学习欧洲知识成为个别士人经世济民的另一种途径。可以说，气候在海洋贸易及其所影响下的民众生活中，均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在“南海”一章的结尾，作为本章的主人公，畏罪出海者管方洲的命运同样受到来自全球贸易神力及气候的支配。作者在南海一章中极尽讲故事之手段，这种前后呼应，伏笔千里的技巧也被发挥到极致。如果仔细思考，在管方洲的故事中，气候依然隐约存在。因为，那祈福禳灾的大赦何尝不是诱捕管方洲的骗局呢？
频发的灾异同样触及到时人的信仰世界。国家在灾荒冲击下出于财政考虑，不得不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赤字，但同时又担心人民借此机会出家以逃避赋役。另外，灾害的到来使民众更加相信宗教的力量，然而极端灾害所带来的重创又会令不少人担心对寺庙的大笔捐款正在消耗地方的资源。如此矛盾与冲突的心理可能正是元明帝国处于“挣扎”中的一种表现吧。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述种种来自气候的影响均与作者归纳的“九渊”（Nine Sloughs）有关。而这也使读者在读罢全书后，才顿觉原本倍感突兀的“九渊”一章的重要性。其实，此章正是作者用于贯穿元明诸层面隐含线索的集中表述。利用元、明史籍中的灾异记载，作者着重突出了极端灾害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并归纳出大寒、干旱、洪水等数项灾异的发生规律，进而提出元、明两代连续时间较长的九次极端气象灾害期，即所谓的“九渊”。其实，提到极端灾害事件，以往研究中并不缺乏对单一极端灾害的深入探讨，然而像作者这样贯通归纳长达数百年间极端冷暖、干湿事件记载，并甄别出极端灾害期的做法却并不常见。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归纳并未令作者陷入气候决定论之中。在书中作者一再强调，“这些灭顶的‘深渊’并没有左右元明两代的历史，但是他们对当时人们生活、记忆的影响却和其他任何历史因素一样深刻”（p3）。这种对极端灾害历史影响的认识，使作者在解读明代灭亡与崇祯大旱的关系时摆脱了简单的气候决定论，这从最后一章“崩溃”中作者改变提问方式可以看出。其将关注点集中在明朝最后数十年中参与政治、军事的那些具体的人以及塑造这些人行动轨迹的历史条件之上，由此提出了更具意义且难以一言道破的难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p245）。为了给出答案，作者选择将时间轴拉回到两次“万历之渊”，通过对比万历十五年与万历末年两次灾异“深渊”，认识到王朝财政积蓄在应对极端灾害中的重要性。之后再将北方边境军事压力与农民起义放入气候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得出自己对明朝亡于“崇祯之渊”的回答。这一论证逻辑无疑使明亡的解释更加全面而具体。
客观认识气候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做出恰当而全面的解释并非易事。作者一再提醒“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和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释一个王朝的建立和另一个王朝的衰落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同时又强调“不考虑气候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它对作为整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影响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这四个世纪的历史”（p251-252）。这样的历史认知让我们对作者最后的大胆结论可以采取更加信服的态度，即“政治变迁、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和海上扩张熔于一炉，产生了史家所谓的早期现代世界”（p253）。
但还是要说，上述评价并不意味着书中没有任何瑕疵。除译者本身在注释中指出的讹误之外，笔者通过仔细核查元明“九渊”一章的注释及正文，对作者关于元明冷暖、干湿波动中的部分结论产生怀疑。如其仅依据正史中的记载做出的冷暖判断，是否足够可信。在某些时段的冷暖判断上与葛全胜等人在《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一文中的结论存在矛盾之处，而后者被认为是现阶段历史气候研究中相对权威的结论，作者是否需要就此给予解释。另外，在之后干旱的判断中，作者引用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的成果。但该图集是以1470年作为起始年份，并不能以此说明这之前元明两朝的干湿变化情况。如此，作者的干湿变化结论究竟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还是另有引用，应再说明。另外，在史料方面，对于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冬季寒冷的史料记载除《江都县志》外还有许多，应该再度挖掘。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即元帝国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远比明朝广大，对于元代“九渊”的地域所指应该给出更加明确的范围，毕竟元帝国广袤的疆域中涵盖有大片明朝未能统辖且受西风带影响的地区，而这里的气候特点与中国东部季风区截然相反。
然而，必须要说这仍然是一本可读性极强且耐人寻味的元明通史。从极端气候的环境视角出发解读处于“挣扎”中的元明帝国历史，新鲜且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书中所展示出的广阔视野和闪烁于其中的中西方史实对比，也同样丰富了我们对元明四百年间东西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原载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2017-02-25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