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的读后感10篇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是一本由吴敬琏、俞可平、芮效俭等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一)：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幸福，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不断地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转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理想路径，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我把它称为“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

　　一、增量民主的意义

　　所谓“增量”，是相对于“存量”来说的；而民主中的“存量”是指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主发展已积累了可观的存量，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基本民主制度的确立，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区域和居民自治制度；第二是民主政治的进展，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基层选举、居民自治、依法治国、权力监督、政府决策、政务公开、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第三是以自由、平等、公正、人权、法治等为核心理念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这些文化、制度和实践都属于“存量”的范畴，它们为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对照，所谓“增量”就是新增的政治权益，而所谓“增量民主”就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权益。根据增量民主的思路，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已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政治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得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治改革的好处。简而言之，增量民主期望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改革，达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优”，即最大限度地增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

　　在阐述“增量民主”概念时，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另外一个相近的概念，即“渐进民主”，并且容易将这两者相混淆。一些学者已经不加区分地将两者视作同一范畴。其实，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尽管“增量民主”与“渐进民主”在概念和形式上有所相似，但实质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渐进民主”主要是一个时间性和过程性的概念，而“增量民主”则主要是一个空间性的和后果性的概念。具体而言，“渐进民主”是指在时间上逐渐推进，在层次上逐渐递延，在实现方式上反对任何激进式的改革。“增量民主”着眼于民主的后果，它强调社会政治利益总量的增加。“增量民主”指的是，在不损害公民原有政治利益（存量）的前提下，通过推动改革，创造新的政治增量来全面推进民主进程，从整体上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虽然在时间上和方式上，“增量民主”也反对休克式的改革，但“增量民主”观点的实质在于改革中确保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连续过程。相对于民主的过程而言，“增量民主”更加强调民主的效益。

　　从程序上来说，“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但在推动民主进程的方式、方向、层次等方面缺乏明确的程序性策略。因此，从哪里入手，向哪里推进，在“渐进民主”中并无内在的规定性。“增量民主”则明确地提出了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重点步骤，以及推进中国民主治理的合理路径。它主张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和高层民主。党内民主意味着民主从权力核心向外延的扩展；基层民主意味着民主从下层向高层的演进。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既要适时进行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又要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有序，从而增大公民的权益。

　　从方式上来说，“增量民主”强调“点”和“面”的同时突破，强调“以点带面”的制度创新，试图通过政府创新所新增的政治利益，来确保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最优”。而渐进改革则主要关注“点”的改革，很少涉及“面”的突破。因此，“增量民主”除了强调“以点带面”的试点改革外，还特别强调地方的政治改革，竭力倡导扩大地方改革的空间，增大地方的改革自主性，呼吁中央政府要善于将地方的先进改革实践上升为国家的正式制度，从而及时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二)：全领域新改革

　　赵晓

　　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启动全领域新改革的紧迫性

　　经济风险。2011年，全球政局风起云涌、社会动荡空前、灾难战事频发。中国经济能在政府大力调控房地产市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和A股市场持续低迷的前提下，保持8%以上的增速，并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40%的推动力，实属不易。但是在未来1—3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增速放缓的态势。作为经济晴雨表的A股市场，从去年年初的2800点下跌到年末的2300点，跌幅接近20%，继2010年跌幅14%之后，再次“熊冠全球”。持续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中国面临虚拟资产泡沫破灭风险。外贸方面中国出口已进入减速通道，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数据来源：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cf/201201/20120107923402.html2011年12月中国外贸出口额17472亿美元，增长134%，增速延续过去5个月的下滑趋势。国内实体经济领域发展动力不足，企业税费负担严重，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地方债务危机显现;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区发展不均衡、工薪阶层收入低等一系列问题，扩大内需面临重重障碍。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2年工作总体部署的GDP增长目标为75%，8年来首次放弃“保八”，并着重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除此之外，在发展的动力方面，我们还面临更多深层次的挑战。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步履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确，中国经济林林总总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层次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为此，思想界需要有新的思维突破。简单重复过去十几年以来反复提出的各种口号，失去的是学者应有的高度，得到的是社会各界种种方式的抗拒和抵制。

　　现有改革讨论的三点不足

　　现有关于改革的讨论尽管数量庞大，论述极多，但是大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

　　第一，很多讨论停留在发展与改革愿景的层面，而这些愿景又往往局限于简单的口号式说法。比如，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要建立持续发展、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市场经济。这一系列提法毫无疑问都是对的，更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关于改革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无法对当前许多领域停滞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论上的指导。

　　第二，很多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缺少方向性。比如说，关于个税改革，众多的讨论局限于起征点多少为宜，而忽略了许多更大的问题，譬如，征收个税的目的何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二次分配主要是依赖个税体制来完成，还是依赖于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问，到底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二次分配？关于财产税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对增量部分收税还是存量部分收税，是对第一套房收税还是对第二套房收税。这些讨论显然是十分技术性的，它忽略了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房产税的目的何在？房地产业长期合理的制度是怎样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什么，是来自于国家长期持有的生产资料，还是对生产、流通环节或者是财富存量收税？中国的政府开支到底应该有多大？关于民营企业，大部分讨论集中于如何促进其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领域以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为最佳，是应该采取德国式家族与政府共同控制的企业模式、日本式的社会化持股方式，还是美国式大股东与金融市场共同协作掌控生产资料的模式？

　　第三，对于当代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借鉴得不够。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目光下意识地过多聚焦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毫无疑问，有经济制度上的诱人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美国也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美国人素有“美国例外论”。更不用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相当不同而且非常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德国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下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照物，必须全面研究借鉴。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四)：抵达彼岸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樊纲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抵达彼岸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彼岸已知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五)：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高尚全

　　高级经济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用

　　“中国模式”固定下来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了困境，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模式”的争论。〖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我并不反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但我反对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我认为，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危机进行干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我国仍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同时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

　　所以，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定型了，不需要再深化改革了。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六)：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吴敬琏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一直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走的，但是本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于是改革似乎重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选择。以下，我就这段时间对此问题的思考，谈一些个人见解。

　　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2010年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两个要点。一个是整个“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要点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动力是全面改革。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提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同时，还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此后，许多部门都在研究本部门的“顶层设计”，学界也在讨论今后改革应当选择哪些重点领域和如何进行这些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从中央各个部门如财政、金融，直到一些具体的改革项目，如公立医院改革，都在谈顶层设计。我认为，这多少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误读。

　　什么叫顶层设计？为什么提出这一说法？对此，有许多人也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Network Architecture)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 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地进行设计。2001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讨论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问题时，发现许多地方往往热衷于购买最好的电脑、最好的外围设备来建设自己的网络，而不注意整个系统的设计。比如说，政府机关的内网和外网之间是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还是逻辑隔离的方式，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首先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问题。一些IT方面的科学家指出，建设电子政务网络需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一个网络，而不能从各个子系统开始着手，只有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有可能互相沟通、兼容、联动。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刘鹤主持了这场讨论。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七)：也谈改革共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不改不行”已成社会基本共识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闷之后，改革的呼声再起。新一轮的改革有望重启。早在六年多前，在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录《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中，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也谈改革共识

　　这之间矛盾吗？不。原来说的改革共识破灭，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走样变形，造成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甚至使改革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由此，在一般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改革的质疑。而说今天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继续下去不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开始被人们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说，改革在和危机赛跑；也有人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这些说法都表明了现在改革的迫切性。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八)：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王长江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研究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学科。

　　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改革已经触及越来越多深层次的问题，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强化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怎样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阶段，可以把复杂问题放一放，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改革的逻辑。毕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不过，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也是事实。今天，这些问题积累起来，摆在了我们面前，已经躲不开，也绕不过，改革的“攻坚战”即将开始。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

　　概括起来，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