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后感精选10篇

　　《李鸿章传》是一本由[英]罗伯特·道格拉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李鸿章传》读后感(一)：中国近代史毁誉参半的李鸿章

　　关于外国人写中国人的历史，确实是个不错的出发点和方式。建筑史中就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人来解读中国的建筑，古建方面当属日本。但是，这本书如果非要我说个所以然来，觉得他试图通过16万字来描述中国近代史毁誉参半的李鸿章，似乎文字略显单薄，读完后我觉得好像赶火车，一个时间节点还没解释清楚，一下子就跳过了好几年，而且因为前文叙述不详，后面的论证就略显单薄了。但是对于像我这么个历史忙来说，普及下知识还是觉得挺收益的，枉费了文科班的一年光阴呀。正如序言中所说，“作者的砍伐，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式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在无知的人群中，‘先知’往往被看做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人，而当‘先知’的梦想与其他普通民众的显示感受一致时，'先知'更是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如果不是书中介绍，我根本很难想象，在近代史的教学中被一笔带过太平天国运动，竟然给清政府造成了如此的困难和恐慌。感叹中国的历史教学没有注重思想和背景，而仅仅看中一个分数，让人唏嘘。

　　“他（李鸿章）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关心被俘叛军所遭受的痛苦。……尽管对于他和多数中国人而言，生命本身的尊严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的这个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明朝朱元璋就有不能杀俘虏的规定，所以常遇春屠城才会招来更大的祸患。（见《明朝那些事》）可见，杀降不祥在中国是有着迷信的说法的。我推测，他们杀太平军的举动完全是为了消除异己，消灭叛乱和心中的恐惧。当然，也许他们真是不尊重生命，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是这样，我尊重了你的生命，也许未来我的生命就会被你践踏。关于真善美等哲学思考在中国也许不适合。而且我总觉得，外国人来帮中国人建立常胜军本来就有问题，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进入中国，并攫取中国的大量利益，来消灭中国的太平军，总觉得是外人来家里拆台子。就算我家庭矛盾再大，家庭暴力了，也不由你外国人来把我房盖掀了表示抗议吧？？就算当时中国情事危机，那作者也应该作为最基本的客观进行反思一下吧，我都能兼听则明了，你为什么不辩证思考一下呢？这是我到后面一直不能释怀的一种感觉。

　　“李鸿章在围困和攻克苏州的过程中的一切行为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人典型的性格特征。当白齐文率领草草组件的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雇佣军加入太平军时，李鸿章的反应称得上懦弱。他请求伯朗将军让英军协助他剿灭太平军的新同盟军。同时，他写信请求美国领事抓捕白齐文，并催促戈登利用一切手段逮捕白。对于任何能抓到白齐文的人，他都愿意提供一万两白银的赏金。但是不久后，白齐文与其部下有投奔了清军，李鸿章马上彻底改变了论调，公开宣称将不追究白齐文及其部署曾加入太平军的责任。出于同样的怯弱，在苏州献城后最初的日子里，李鸿章又惶恐不已，另外，戈登去留不定也加剧了他的恐慌。一旦李鸿章暂时安抚了戈登，劝说他六人后，他又故态重萌，仿佛常胜军对于清政府可有可无。”

　　当恶魔生病时，他希望自己是圣人；当恶魔病愈后，他又成了恶魔。

　　书中P91页中关于日本侵袭台湾岛的背景和缘由，正是对电影赛德克·巴拉的解读。因为很喜欢那部电影，所以特意标记出来。

　　“一条靠近海岸的铁路线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能让侵犯者轻而易举地进入内陆城市。”

　　李鸿章主张和平，有时是懦弱地期望和平。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尽量避免战争，因为了解敌人的强大，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形成战事。我这么拙劣的历史底子就不妄加评论了，只陈述。

　　书中最后关于李鸿章一生的评价觉得很好，说不上十全十美，但是觉得中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后一任宰相，背负太多的责任，背负太多的骂名，跳出思想的桎梏，跳进人物的环境，再来分析，评说，也许更妥当。“在对李鸿章的一生的描述结束之际，不得不对他一生孜孜不倦于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表示敬仰，这贯穿了这位总督大人的官场生涯。然而，作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这份敬仰不免有些遗憾。虽然他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地球上其他国家时以天朝自己的心态。

　　以他的经历，他认识到西方国家已经在科学、机械以及其他和战争相关的领域超过了他的同胞，但根据他自大而狭隘的监视，他认为只要拥有洋人发明的这些装置，中国也毫无疑问能够跻身于强国之中。他无视或故意无视一个事实，即需要有灵巧、有力、有勇气、有经验的人来曹总最精良的机器以及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漫长的人生历史篇章中努力求索国家的光明与出路，然而他却没能追溯到孕育文明所需的坚实的道德与信仰的基础。他认识到西方器物的价值，并相信，如能将它嫁接到中国这根枯枝上也能结出像原来那样的硕果。然而，精明如李鸿章也没能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酒瓶没法装新酒。如果中国想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则无疑需要经历同样的、充满艰辛的历程。“

　　《李鸿章传》读后感(二)：英文原版是金融时报副主编张力奋在伦敦旧书店寻得，以下为序

　　《李鸿章传》序

　　这些年，忙于做编辑,无缘静下心来写书。虽无写书福分,但得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为朋友的书写序。友人、同事、学生、同行可能见我心志疏懒,常邀我作序、写推荐语，刺激我写书的欲望。我心领美意,也少有推脱。这次,蓝狮子出版人、复旦新闻系的学弟、也是FT中文网专栏作家的吴晓波要我为这部《李鸿章传》中译本作序。他告诉我,我这次作序的身份,与以往都不同,是作为原书英文版的发现者。

　　发现这本书是在英国。1988年夏,我拿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船王包玉刚奖学金),由上海去英国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英国读书,自然会得一些英国病。比如,我开始喜欢散步、爱逛博物馆、谈论天气宠物,对吃的品位和要求降低，还有爱逛旧书店。

　　当年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我和日后成为台湾传播学名教授的师兄冯建三为淘旧书打了多年擂台。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暗中较劲,策划避开对方的路线,到城里几家旧书店快速巡视一遍,夺下好书。旧书店里多有古旧书籍返潮后一丝淡淡的霉味,我们倒是乐此不疲。买完书后,两人常常凑在一起,交流经验,实则彼此炫耀,一是看谁淘到好书,二是看谁淘得便宜,玩读书人的游戏。淘书,一是需要体质好,特别是颈椎功能,得有长时间歪着头侧看书名的本事；二是相信运气。常常数小时下来,一无所获。汗流浃背,几经绝望时分,常有曙光映现。许多珍藏的好书,似乎都是在最后一刻灵光闪烁时蹦出书架的。

　　我既是原书发现者,总得对此书的来历有所交代。根据我在扉页上的记录,这本英文版《李鸿章传》,应是1996年11月6号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购得。每得一册旧书,我都习惯在书上随手写下几句备查。兹照录如下：“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史一重要人物。洋务、西学东渐。讨论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不说李鸿章。”另一页上,是我在2000年补写的几行字,应是重读此书时所记：“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

　　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 Sands and Foster 出版社1895年出版。因放在旧书店古董书架上,好像书价不菲,20多英镑的样子。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 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文革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扉页,有张精致的毛主席像,上面也有张相似的透明纸,俗称“糯米纸”。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年曾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应算是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待遇也不过分。

　　此书在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前几年,吴晓波送我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十多年不见,他已是国内很出名的财经作家,一位中国近代企业史以及洋务运动的研究者,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历史章节最紧要的人物之一。于是,我将这部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晓波。这本书对他更有用。接过此书时,我看得出晓波很兴奋。几年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将这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译成中文出版。 原本想赶在2011年李鸿章诞辰110周年时出版。阴错阳差,拖到了112年。

　　此书英文版问世那年,正是李鸿章一生的滑铁卢之年。1895年,他代表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士大夫唾弃并弹劾,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他灰头土脸,声名跌至谷底。西太后念其早年功劳,封其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出席沙皇加冕礼,随后有欧美八国之行,包括当时的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1896年3月28日到10月3日,历时190天,超过半年时间。那年他已73岁。1896年8月,李鸿章由巴黎抵达伦敦。他先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后会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枪炮厂、炼钢厂、船坞和造船厂、银行、电报局等。李鸿章,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第一人、晚清第一重臣、西方人眼中的 “中国副王”感慨道：“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于欧洲政教,本大臣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今日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 据史料载,伦敦金融圈与商界盛宴李鸿章,耗资六千英镑,热盼中央大国开放市场,扩展商贸出口。这与80多年后邓小平重开国门初年西方对中国的眺望何其相似。

　　李鸿章一生练兵办洋务,但仅在晚年一睹洋务之乡的实绩。他说：“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这番话,不免是用他在欧美190天的所见所闻,浇胸中之块垒。

　　此书作者道格拉斯勋爵(Sir Robert Douglas, 1838—1931)，有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官的完美资历。他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出使中国时,年仅20岁。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梁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

　　此书出版六年后,李鸿章作古。

　　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说到底,还是围绕伟大的老问题：在中国地图上,世界在哪里？在世界的版图上,中国又在哪里？

　　张力奋

　　2012年12月 写于北京

　　《李鸿章传》读后感(三)：媒体人，出版商的节操何在？？！！

　　初买这本书纯粹是在微博上受到宣传的结果，薄薄的小册子（190多页）读完之后，除了失望就是愤慨！

　　这本书按照序言的观点是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英国留学时在旧书店淘到的。在张的力荐之下，吴晓波托人翻译最终成型。敬于张的功力和惑于吴的校友之情，鄙人速买来观之，但是看完以后我想说，这完全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这本书最后给鄙人的观感就是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有关李鸿章的部分抽出来进行再编辑。（e.g.以其中的一章为例，目录中这样描述第十章：视察旅顺港——直隶的迷信教团——御史的攻击——丧母——告假奏章——再任总督与大学士——慈善堂——朝鲜事变——日本领事馆遇袭——放逐前摄政王——李关于日本入侵的奏章。在短短的15页中（没有看错，只有15页！），作者给读者呈现了以上所有内容，不知这样的传记怎样体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怎样体现人物的深刻内涵！）

　　这只是内容上严重欠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完全不知道以什么标准划分章节。还是上一个例子，朝鲜事变是中日关系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慈善堂是什么玩意？这种泥沙俱下的材料选择实在是透露出了作者的无知与轻浮的写作态度！

　　将里子吐槽完以后，再看这本书的面子：

　　（1）这本正文不到190页的小册子（我实在不想侮辱“书”这个字），竟然定价36元。而同作为畅销书的《少年派》（323页，印刷质量完爆《李鸿章传》几条街）定价35,；同样《霍比特人》（313页，印刷质量同样完爆》，定价36元。出版商啊，请不要向发改委一样好么？

　　（2）对与这样的小册子，且看书封的评语：“张力奋，马勇，吴晓波，赵焰诚挚推荐，这部《李鸿章传》不可不读！” 媒体人啊，学者啊，这个社会只需要标哥一人作秀好么？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不要脸的时代！

　　当然，翻译的还行，对翻译的辛苦劳动表示敬意！

　　《李鸿章传》读后感(四)：“程启东” 应为 “陈季同”

　　查程启东，无此人。应为“陈季同”，文中所说借款事件，应该就是：

　　陈季同与蒙弟翁的笔墨官司尚未了结，他的私债问题又接踵而至，这一事件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中法关系中是引起轰动的新闻，法国的报刊作了大量的报道，上海的西文报纸也参与到“陈季同事件”的讨论之中，继著作权争论之后，陈季同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此一事件体现陈季同为人处事的风格，关系到对其一生的总体评价，因而有辨析之必要。陈季同的私债事件并非孤立问题，牵涉诸多人物，更与当时清政府的一次外债计划关系密切，以下拟从四个方面分析这一事件。

　　1、洋债谈判。

　　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于清政府的对外借款借助颇多，外国资金的引入对于民族工业的利弊，前人多有讨论，此不赘述。而从中法战争以来，各省督抚举借外债已非罕见。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所以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中枢机构，清政府亦无筹措资金的更好渠道，只有听任其行事。　

　　陈季同久在欧洲，交游广泛，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因而对各省洋债情况所知甚悉，“尝默记当时各省所借外债为数甚巨，息约六七厘、八九厘不等，若合借一家，年可减息银数百万金”。陈季同认为如政府出面借银，可降低利息，有利于国家。他为此事上条陈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恰在欧洲，亦力主之。李鸿章赞同此议，而主政者为醇亲王奕譞。李以此事告之，奕譞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创修芦汉铁路。此为1889年夏秋间事。　

　　从1890年开始，陈季同在欧洲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外，主要忙于与银行家谈判借款事。从光绪十六年三月至十七年二月，陈季同与李鸿章之间电报往还频繁，均讨论借款。陈季同所接洽的银行家是奥地利人伦道呵。李鸿章随时把指示电告陈，陈则在巴黎与伦道呵谈判。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二十三日，李给陈的指示为：“借库平银三千万两，分三年交清，径运天津，运保费该商自认。每年四厘半息，收银若干，即日起息，一俟三千万兑完，再按年均还本息，每年连付本利在内不得过二百万。”这一指示实际上是根据陈季同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致李鸿章来信大意而定，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应属较有利的条件。伦道呵初颇为难，经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伦最终让步，全部允诺李电稿内所定条件。至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陈季同将双方所订合同寄呈李鸿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此时却突生变故，奕譞薨，无人主持借款，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况且此事从始至终便有不少反对者。合同还在邮寄途中，先是“廷议借款缓办”，不久，“廷议洋债已作罢论”。这样，陈季同耗时一年苦心经营的借款以失败告终。在此种背景下，陈的私债问题接踵而来。

　　2、陈季同的私债情形及风波起因。

　　陈季同在欧洲的日常生活所费不赀，尤其是他经常出入外交界、政界的沙龙、舞会，生活方式相当欧化，作为一名参赞的薪俸不足以供其维持日常支出。最晚于1889年，陈已开始大量借债。他当时的身份为中国驻法使馆参赞，而出使大臣常驻英国伦敦，巴黎使馆的日常事务由他负责。他的交游广泛，向银行借款自非难事，何况他是以使馆的名义借债。到1889年7月，陈从“巴黎-荷兰银行”累计借款10万法郎，陈又向克磊索（Creusot）公司借款3万法郎。这两笔借款合计13万法郎，数目颇可观。此为刘瑞芬任出使英法大臣期间的事情。　

　　1890年春，薛福成接替刘瑞芬职到伦敦使署，不久即接到“巴黎-荷兰银行”来信催索欠款，薛命陈季同来英查问，陈答应尽快结清。这种回答实系敷衍之词，因为陈季同此时无力偿还欠款。私债问题本属陈个人问题，可以让其自行解决，无论陈季同与其债主如何协商及诉诸法律手段，中国使馆似不必直接参与。但薛对此事极重视，“恐伤中国体面”，以催陈还债自任，主张严办陈季同，使陈“撤差查办”。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对此态度与薛不同。李先认为“彼私逋欠，与公事无涉，应令自行清理”，既而又问薛“能否设法转圜？”当薛福成撤陈季同职时，李又电复薛，“闻庆常等与伊不睦，勿听播弄”，为陈辩护。后薛又将参奏陈季同“诓骗巨款”，李鸿

　　陈季同的政敌薛福成的故居邮票

　　章则表示反对，电告薛：“若照中外利债方法，只可代追，参后则身名俱败，更难清款。谅公能发亦能收也”。然而，虽然有李鸿章为陈设法转圜，薛福成不为所动，先是对陈季同“勒令告假回华”，接着请总署“电饬密拿，免逃入外洋为患”，后又参奏“该员狃于西俗，专讲应酬，积年浪费，致成巨亏。且借使馆为名，托言公用，复节次推宕，失信外人，有关中国声望，于情理尤难姑容。相应请旨将总兵衔福建候补副将陈季同先行革职，并请敕下总理衙门核议，如何勒追惩儆之处，按律办理”。薛之参奏，使陈季同被革职黜回。 3、薛、陈笔战。

　　陈季同于1891年4月17日偕妻赖妈懿离开法回国。陈一到福州，即被逮捕，解往天津，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讯问查办。在此期间，陈虽属被看管之人，失去自由活动权力，但由于李鸿章的庇护，陈可与外人通信，此一点对他极为重要。陈在欧洲是新闻人物，他的行动为新闻界所关注，他本人亦有不少新闻界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的通信内容，很快就见诸报端，这对于改变舆论一度对他的不利局面作用很大。另外，陈的对手薛福成也颇知利用法国舆论。薛是陈案的发起者，两人间的矛盾极深，薛由此而欲将陈彻底究治，使之身败名裂，甚欲置于死地，而其中又似搀杂有薛与李鸿章的矛盾。薛福成于陈季同离法后向报界撰文，将陈的私债情形公之于众，对陈加以抨击。而陈季同为自己辩护的信件，改变了欧洲公众对此事的态度。　

　　薛福成在陈季同离法后的当月，写了两封致《晨报》(Le Matin)的公开信，将陈已撤职回国的信息以出使大臣的名义转达给公众，并在信中称由陈代理之中国借款纯系谣传[85]。薛的表态由于其所代表的政府身份，对舆论产生了不利于陈季同的影响。1891年6月1日薛福成在巴黎写给《北华捷报》的一封信，还表明薛将“陈已被判死刑”的讹传透露给报界。受中国使馆的影响[87]，陈季同的朋友比卢瓦（Henri Bryois）也一度在报纸上宣布与陈绝交，但他不久又改变态度，重又回到陈季同一方。　

　　陈充分利用通信的机会为自己辩护。1891年11月10日他在天津写给比卢瓦的信函很快就出现在法国报刊上，信中称其敌人对自己的憎恨是“为了破坏政府借款”，自己的私债也是因借款谈判所欠：“在两亿法郎（三千万两库平银）政府借款的谈判中，八个月只开销两万四千法郎，还包括从巴黎到中国每个字20法郎的电报费！这可能吗？”而薛福成看到陈信后很快致信《晨报》（1892年1月6日）编辑，措辞严厉地攻击陈季同。薛在信中说：“因为在以下情况中有诈骗、失信等不法行为，我以前的秘书已被撤职和降级”。并列举陈的四个罪状：1、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巴黎-荷兰银行”私自借款10万法郎；2、为了让薛确认由中国政府负担其债务，伪造薛的信件和签名；3、以中国使馆的名义向克磊索公司借款3万法郎；4、向巴黎某珠宝商购买价值约为一万零六百法郎的物品，并以一张不被承认的支票支付欠款。薛信结尾称以中国政府名义写此信，希望报纸能公平对待，刊登这一“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正式辟谣” 。薛福成的这封信向外界公开了他与陈季同之间的矛盾，法报认为“这在外交界是奇怪的，至少也是反常的” 。作为出使大臣，薛的做法显然考虑欠周，因为此举会对中国外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破坏清政府的外交形象。薛的举动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薛及庆常对陈季同嫌怨甚深，试图使陈“身名俱裂”；一是薛等在陈的私债事件中受到较大的压力。前已论及李鸿章在此事件中站在陈季同一方，这是来自国内的压力，而薛福成、庆常等也受到欧洲舆论的不小压力，众多报纸的态度都倾向于同情陈季同。　

　　陈季同此时虽远在天津羁押，但在比卢瓦的帮助下，他很快就看到了薛福成写给《晨报》的信。3月8日他写信给《晨报》，对薛的指控以反问的形式做了回答。陈的回答有八个反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关于以中国政府名义借款10万法郎的指控。陈受政府命负责洋债谈判，10万法郎借款是用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如果薛不干涉，并充当“执达役的角色”，此项借款已经归还。2、关于伪造薛福成签名。在巴黎使馆时，所有文件及证明均由陈季同起草和准备，而薛不识法文，只是签署陈所呈览的文件，因此陈无伪造薛签名的必要。3、关于欠克磊索公司3万法郎。陈曾欠克磊索公司2万法郎，且在他离法前的1891年4月2日，已用一张伦敦中央银行（The Central Bank of London）的支票清帐。但由于偶然原因，此支票不能兑现。4、关于欠某珠宝商的款项。此项票据既无陈的签名，也无此珠宝商的签名，陈是为一个朋友保存此票据。　

　　陈信刊出后，薛福成并未再作答复，此时他似乎意识到以自己的身份不宜与陈在报纸上进行论战。陈季同随后又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二封信，信中虽稍及薛，但措辞已和缓下来。

　　4、私债结局及舆论倾向。

　　在陈季同的私债事件上，法国外交部积极介入，并且力主撤陈职，这种态度耐人寻味。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关于此事件的卷宗。主要包括13份陈季同与其债权人往来信函照片、薛福成与斯恭塞格通信及数份报刊文章的复制品等文件，可见当时法国外交部对此事相当关注。1891年11月25日，驻华公使李梅（Lemaire）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关于陈季同的照会，要求清政府代陈归还私债。其后李梅又与总署多次信函往来讨论陈私债问题，并援引60年代法国人雷尼赛耳（Légénissel）事件，认为清政府应对陈的欠款负责。而当陈季同欠款已偿后，李梅更要求总理衙门五年内不再起用陈季同[93]，可见法外交部对陈季同嫌恶之深，欲将其从外交界除去而后快。　

　　陈从福州家中被解往天津后，一直处于李鸿章的庇护之下。实则此案从转往天津以后就已经可以推测其结局，即陈将受到李的保护。陈与洋夫人赖氏回华后“一贫如洗”，陈家“悉贷产业、图书、玩珍”，共凑银两万两，集赀以还债，“仍少本银六千两有零”。但由于伦道呵在法国为其转圜，陈季同私债的三位债权人同意以两万金清偿。1892年7月，伦道呵为陈季同在巴黎清结欠帐。至此，陈的私债案得以解决。由于偿还了欠款，陈季同不久又得以恢复原官。　

　　关于这起私债案，时人多有评述，报界多站在陈季同一方。比卢瓦在《北华捷报》（1891年12月31日）上撰文认为陈季同之失势“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敌人，小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毛病”，他又引用天津武备学堂总办[98]的话说：“请想一想，您的朋友（即陈季同）引起了几个身居要职的高官的嫉恨。而不用说，嫉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陈季同在巴黎所处的特殊地位。作为一个下属，他的地位超过了其上级——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罗马全权公使。”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对私债案原因的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即陈季同办理洋债事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醇亲王和李鸿章主张借外债三千万两修芦汉铁路的举动，受到国内舆论反对，借款谈判初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后醇亲王死，此事搁浅。陈季同是此项借款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反对借款的官员借渲染陈的私债，来暗示借款当事人有贪污行为。因而对他反感有加，欲除之而后快。私债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1891年12月4日总理衙门给各国驻京公使的照会，其内容是限制各省督抚向国外借款。

　　《李鸿章传》读后感(五)：关于奏章的处理，译后记中有简单说明

　　2013-05-08 16:55:15 editor sayeah

　　译后记

　　普通人眼中的李鸿章是 “开明的封建士大夫”，虽然大力兴办洋务，创造了中国史上五百多个“第一”，但他一味维护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史实，更是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他的看法。

　　以上看法不难理解，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定的调子。那么，曾直抒胸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最终建立了他年轻时的宏图伟业吗？晚年的他为什么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

　　今人看李鸿章是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距李鸿章已有一个世纪之遥（二〇一一年是李鸿章辞世一百一十周年——译注）。暂时让我们回归李的时代，即使是与李鸿章政见迥异者，也对他抱持颇高的评价：梁任甫曾专为他作了一部大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革命党人孙逸仙也曾上书李鸿章，赞叹道：“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在清末士人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情势下，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重臣和主要的外交官，他的后半生都在与洋人打交道。英国传记作家濮兰德曾描述李：“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

　　与濮兰德浮于表面、太过浪漫的印象有所不同，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站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严肃的评价：“虽然他（李鸿章）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同胞无数代的狭隘、顽固、变态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其他国家时，以天朝重臣自居的心态。”

　　翻译这部传记，使译者有机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更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李鸿章善于审时度势，率先兴建近代工商业；不乏政治抱负，个性冷静老练，决事干脆，手段时而圆通，时而狠绝，具备成为一代干员名相的资质。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毕生都在一个老大、颓废的帝国服务，囿于出身、平生际遇和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了解近代世界总体趋势，不可能阻止清王朝走向覆灭，也不可能为一个弱国争取国家间的“平等”待遇。李鸿章为后人留下的，只能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的惋叹。

　　最后要说明的是，道格思虽然曾作为汉语通事（道格思1858年来到中国，曾在英国使领事馆担任汉语翻译；1865年，道格思返回英国，后在大英博物馆中文藏书部担任主任；1903—1908年，道格思任伦敦皇家学院汉学教授——译注），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的，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于一个西方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发现原著中有个别常识性问题，确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在这些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译注。

　　另外，对于书信、奏折、谕旨等史料的处理，译者采用的方法是查找原文，再由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同时加注原文出处；并没有直接引用原始的文言文，目的是让读者的阅读更顺畅。

　　二〇一二年隆冬

　　《李鸿章传》读后感(六)：探究真实的李鸿章本人

　　本书作者 罗伯特•道格拉斯 曾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本书中对于李鸿章的记录和评论，均出自这位晚清时期曾在华就职的英国人，从全文的基调可以感受出，作者试图以相对中立、客观的视角和语调从观察者角度来忠实记录和描绘当年的李鸿章本人。但因作者本人的文化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品字里行间难免会透露出以英国人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判断的痕迹。因此，书中某些描述会引起中国读者的疑惑和不满，笔者认为并非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使然，而是由于作者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为基调对历史进行评述。

　　举例来说，文中描绘了“苏州杀降”的部分， 太平天国后期诸王投降清政府，作为雇佣兵性质的“常胜军”与清朝政府军共同作战，太平天国诸王接受劝降。常胜军管带戈登将军向准备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保证，只要他们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戈登也和李鸿章商议，李鸿章根据戈登的建议同意接受诸王归降。但在戈登“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备忘录”中，他记录下了这段悲剧：

我进入苏州城，并于上午十一时半到了纳王的宅地。我已听说当天十二时诸王将与抚台见面，苏州城那时候将正式归降。我在纳王府看到额已在马上的诸王，他们准备与抚台见面。我趋前与在一旁的纳王交谈，询问一切是否顺利，他说是的。后来，我向他们告别，诸王以及约二十名随从从我身旁经过，向东门驶去，那是他们拜谒巡抚的必经之路。然后，我又去了慕王府，看到程学起手下的士兵正在按照我的要求掩埋慕王的尸体。。。程学启将军出现了，我注意到他显得很困惑。我立即询问他抚台与太平天国诸王的会面是否结束了，双方是否满意，他说诸王根本没有来见抚台。我说我亲眼看到他们出发了，并问程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猜想诸王可能中途逃跑了。我于是问起诸王逃跑的原因，他回答道，虽然纳王以前只要求保留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甚至还说过他不准备保留一兵一卒，直接告老还乡，但此次诸王向抚台要求保留两万人的军队，并占据苏州城的一半，在城中建立一道墙，分而治之。抚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命令程学启到东门派手下占领门外的简易工事，因为李断定纳王一定受惊后逃跑了。李还认为，纳王可能会向忠王李秀成求援。我对程的答复并不满意，当时程将军建议我不要返回纳王府，对此我并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我不时问到纳王，但我发现程将军和我的翻译似乎都在回避我的问题。。。在我等汽轮时，程将军让我之前派出的贝利少校来通知我，程将军入城后，一扎好营寨就痛苦不已。程派遣贝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劫掠整个苏州城）都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于抚台的命令。我向贝利询问诸王是否已遇害，他回答说据说他们已被处死。随后贝利告诉我他将纳王的儿子藏在了船上。纳王之子前来见我，他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我他父亲和其他几位王爷都是在那里遇害的。我赶了过去，发现了六具尸体，并从中认出了纳王的头颅。杀害诸王的人采用了极端残忍的方法，他们都身首异处。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戈登悲愤异常。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荣誉被冒犯了，这次邪恶的谋杀违背了他的正义感。戈登认为李鸿章此举最大限度地玷污了他身着的大英帝国制服。他曾坚定地相信如果苏州城内归降的诸王收到礼遇，那么其他城市中的叛军也会争相效仿，纷纷来降。如今她才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荒谬，他认定李鸿章首先应当为此罪行负责。于是义愤填膺的戈登第一次拿起了武器，带着一支来复枪直奔李鸿章的指挥船，并决意要亲手惩罚元凶。当戈登得知李鸿章已经彻底逃脱后，他不得不讲他的军队撤回了昆山。在一封给李鸿章的措辞严厉的信中，戈登宣告了李的罪行，并辞去了常胜军管带的职务。

　　另外，按照曾对这次事件做过深入探查的迈耶斯先生的说法：

当诸王到达李鸿章的驻地时，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李祝贺他们加入官军；双方还谈到一些细节问题，如降王的军阶等，并达成了一致。接着由程学启将军接待他们，此时他们仍收到如前的礼遇，知道刽子手们突然冲进来，砍下各位王爷的头。

　　迈耶斯先生的描述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与事实出入甚微。

　　当然，李鸿章的讲述与此大相径庭，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快报中称：

太平军的诸降王并非前来请求朝廷加恩免罪，他们进入李的大帐时态度倨傲，并未剃头且携带武器，看似全然没有放弃反叛之意。他们要求保持指挥降军的权力，并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高官厚禄；如果朝廷不能答应以上全部条件，他们将重返叛军大营。在这种情况下，巡抚李大仁认为他有义务处死这些叛王，杀一儆百。他认为这样做的有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其他降军的军官和士兵立即答应剃头，改为符合大清律的法式。毋庸赘述，李鸿章的陈述当然被清帝接受了。

　　如上，西方人在战争中的态度和中国人差异巨大，西方人更强调的是规则，战斗时不遗余力，一旦投降后，受降一方应对投降者平和对待，双方共同接受一个协商确认的解决方式；而中国人对待失败者甚至投降者的态度非常随意和粗暴，屠城、杀战俘这类事情似乎习以为常，中国人讲究胜者为王的道理。因此，当时的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在诸如“苏州杀降”以及后来提到的如“天津教案”中对于投降者、平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签订协约后习惯性地出尔反尔等作为中，可以非常明显可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官僚体系中，懦弱、摇摆不定、居高自傲、无视契约精神、毫无原则的特点异常鲜明，这些特点从李鸿章这位帝国重臣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对于李鸿章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中以个人意愿西学东渐、造船厂组舰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与西方国家保持沟通之窗，作者也在书中一一进行了忠实记录。在当时社会背景中，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断专权、有西学思想的皇帝备受蹂躏、朝廷上下守旧的保守派不计其数，李鸿章能够根据当时的世界格局进行客观分析，长期游走于西方列强的夹缝当中，开创利用“常胜军”对抗太平天国的先例，以拉拢一部分国家制衡另一部分国家实现以夷制夷，海洋文明时代坚持筹集资金购买炮船修建港口要塞，无疑已经证明了李鸿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是思路清晰、敢作敢当的清政府第一人。

　　但一人之力难以擎天，腐朽的清政府已经积重难返，加上李鸿章的思想虽同意西学，但仅仅瞄准了西方的技术工具，对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组织方式依旧抱有抵触，天朝上国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依旧左右着李鸿章每一次决策和判断。因此，这位身形瘦长精神矍铄的帝国重臣即使拼劲全力，最终也无法影响清帝国覆灭的结局。

　　本书文风平实，作者在文中的记录和观点能够让现代的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百年前那段历史中的人与事，感受那个年代腐朽的大清王朝的政治生态和人文氛围，感受到作为一个个体面对纷乱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时的无奈和不甘。

　　褒也好，贬也罢，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他的一生并非某些愚民教材中所简单点评的“卖国求荣、贪腐跋扈”，建议读者们通过不同作者口中描述的李鸿章，更加细致和全面地了解一个历史上有血有肉的、客观真实的、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李鸿章。

　　《李鸿章传》读后感(七)：“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而已”

　　——读《李鸿章传》

　　文/叮叮-旭珊

　　最近读了《李鸿章传》。此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和李鸿章生活在同一时代，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描写李鸿章的事迹。通过本书的阅读，李鸿章这位“晚清第一重臣”的形象在笔者的心中变得更为清晰和鲜活。本文为我在阅读中产生的些许感想的总结。

　　李鸿章——能臣也。

　　和古代中国中央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李鸿章早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从此进入官场开始了他丰富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古代传统官僚系统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系统总是被众多循规蹈矩、头脑昏晕和 碌碌无为之辈所充塞，但是偶尔在这个系统中你也会发现极少数天赋过人、极为精明强干之人，李鸿章即属于这其中的后者。他极为勤奋、精力旺盛，从组建北洋水师到修建铁路、从雇佣外国专家兴建工厂到创立海军学堂，从与英、法、俄、日等国在谈判桌上周旋到在天津引入石头铺设的马路，放下功过是非暂不评论，李鸿章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李鸿章“能臣”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他过人的精力上，更体现在他相对同僚来说较为开明的头脑上。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主力，与政府内很多盲目排外的顽固保守派不同，李鸿章对于洋人先进的技术总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够帮助自己达到目的他总是乐于“拿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对西洋技术的态度上（李鸿章非常相信西医，两次中风都通过西医治疗），更体现在他对西洋人才的使用上。比如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他就多次任命洋人（比如美国人华尔）独立带领一支主要由洋人构成的“洋枪队”来参与和太平天国的战斗。

　　李鸿章的“开明”在同时代的中国官员当中显得尤为特殊。要知道当时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官员对外国人都是抱着由强烈的鄙视和恐惧的复杂情绪，他们要么自诩中国为“天朝上国”将西洋看成是蛮夷之辈；要么将西方看成是虎狼之师，认为他们比中国领先太多，中国在西方国家面前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当时很少有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有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西方人的一大特色是“唯利是图”和“照章办事”——只要谈好了价钱和条件执行总是较为顺利的。李鸿章认识到并抓住了西方人的这一特性和游戏规则，用付钱、谈条件的办法让西洋的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

　　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总是利用自己对国内情况和西方国家办事“套路”的熟悉周旋于各个西方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以此维护中国的利益。有一句话叫“弱国无外交”。但在外较场上真实的情况恰恰是“弱国才有外交，弱国才更需要外交”。对于一个强国来说，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凭借自己的“硬实力”让外交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但是对于弱国来说，由于他们不具备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才更需要更多的思量、周旋和 “辗转腾挪”，通过“软实力”来尽可能多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李鸿章在晚清命运多舛的外交中扮演的正式这样一个角色。比如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利用自己在日本的遇刺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以减少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又利用日本与美、英、俄等国家在华利益之前的冲突，逼迫日本最终放弃了在《马关条约》中已经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和旅顺港。

　　李鸿章人生的悲剧性。

　　凭借李鸿章远超同辈们的“见识”和才干，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稍微太平一些的时期，那么对于他的历史功过评判一定会更加积极和正面。可命运偏偏将李鸿章安排在了晚清的乌烟瘴气的官场和危如累卵的外交格局之中。当一座大厦因为其根基的腐朽而将要倒塌之际，作为个人我们虽然可以尽自己的全力不断为大厦刷上新漆，不断为大厦地面以上的部分修修补补，但这一切最多也仅仅是让整座大厦再多挺立几分钟而已。李鸿章一生的悲剧就在于此，他罕见的见识、勇气和 能力，都来用作为满清这座已经从根基开始败坏的大厦刷上一层层新漆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忙碌了一生到头来不过是“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而已”。

　　命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无情的，它不但在晚清缺少理性同时又充满权斗的政局中将李鸿章一步步拖入他本人一直反对和极力避免的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因为他知道那时的中国没有多少胜算）；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用无数心血创立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看着由自己辛苦创立的海军学校培养的青官兵在炮火中丧生而自己却连救兵都搬不动；命运还将李鸿章拖上甲午海战之后与日本的谈判桌，被迫签下让他背负历史骂名的《马关条约》。晚年病榻上的李鸿章更是极尽凄凉，青年时曾意气风发地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他，此时写下了充满凄凉和不甘的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犹未已，诸君莫做等闲看。

　　《李鸿章传》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很小的故事，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期间有一次李鸿章的军队里有人违反了军规（所犯之罪远不至死），可李鸿章为了严明军纪毫不犹豫地将这几名军人处以斩首的极刑。当时他雇佣的外国军官极力劝阻他不要实行这样严酷的惩罚。这反而使得李鸿章大惑不解，认为不过是处死几个下级军人，洋人何必这么大惊小怪。但是李可能不知道的是，西方之所以从黑暗的中世纪逐步走到当时的坚船利炮，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对“人”价值的尊重和保护。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英国《大宪章》的签署、议会的成立、司法的独立……正是这些肯定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个人权利的文化和制度的形成和建立为西方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说到底，任何的进步来最初都源于一个个不同的“个人”的创造和努力，如果没有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向唯一的中央集权效忠和屈服，如果个人在权力面前没有丝毫可以自我保护的坚守的凭借，那么即便一个国家有无数天才般的个体也不会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作为晚清政府中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李鸿章对于西方从愚昧逐渐走向强大的根本原因和机理没有深刻认识，盲目地相信只要向西方学来制造枪炮的技术中国便也能强大起来。这是李鸿章巨大的局限和悲哀。虽然他凭借一己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用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处在像他那样高位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我们必须说他是不称职的。

　　我们从李鸿章身上能依稀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他们大多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实干，再加上一些运气，在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企业“野蛮生长”。他们的发家史充满了传奇，他们的身上闪耀着由机智、经验、勇气构成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知识和认识的局限，他们很少能够摆脱自己的成功的“路径依赖”。一旦这些企业家所处社会环境、条件发生剧烈的变化，他们便很难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成功。很多草莽出身的企业家都或多或少有“反智”的倾向——认为知识和理论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只有在商场上真刀真枪的实干才是“真本事”。殊不知真正具备理论和知识人才的优势并不在于“执行”，而是在于回答“执行什么”和“怎么执行”。在固定环境、目标清晰的环境下，“执行”是无疑是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环境变动、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知道应该“执行什么”和“怎么执行”才是更重要的竞争力。

　　其实与李鸿章同一时代的不少士大夫已经对西方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比如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曾说：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再比如淮军将领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戎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具有如李鸿章的才干和运气，顺利爬到政治体系的高位；拥有一流的学识和洞察力，清醒地认识到晚清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具备非凡的勇气、技巧和耐心，一点点推动时局的转变，最终立下扭转乾坤之功。所有这些关键要素都要集于一人之身——这无疑是个绝小概率的事件。可惜李鸿章没有这种运气，晚清的中国也没有这种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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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传》读后感(八)：内忧外患，一人难撑危局

　　在大清国，李中堂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大清国重臣，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时，与西方人打过交道，雇佣过外国军队，整个战争过程也了解了清国打仗的财政状况和地方政府调动资源的低效无能。他属于那会开眼看世界的那拨人。他与其他高层官僚观点不同的是，他深知大清当时的力量是打不起一场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不像其他大臣，出事了就逼逼大清上国出兵灭了西洋蛮夷。

　　开招商局、修铁路、煤矿等希望以新经济强国，修旅顺口、威海卫，大力投入北洋海军也是为提高新军军力。李鸿章希望兴洋务能强国力，国家军事实力能增强。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所有的对外摩擦都采用和平主义的方式，就是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强硬，在谈判中博弈，尽量维护清国的利益。

　　为此，中央有很多御史、政敌多次、太多次、屡屡要弹劾他。这里面也有皇帝要保李大臣。没了李鸿章，谁来为皇帝操心？你操心那你行吗？你行你上呀？没人呀。

　　对日作战失败，摧毁了旅顺、威海卫、北洋海军，李鸿章非常痛苦。这其中有军费被挪用的原因，慈禧太后祝寿，挪用了海军军费。可是出师日本签订条约总得有个会对外谈判搞外交的人去，其他旗人去了不顶用呀，丢得更多。李鸿章算经验丰富的了，而且级别也到。在此之前，中日在朝鲜的摩擦，大清上国看不起日本，派低级官员去日本协商双方一起撤军，人家不吊你。什么玩意来了，回去叫你们高级官员来。

　　李鸿章希望维持大清继续运转下去，国运连绵长久。但是他知道国力的现实，在被洋人欺负的大环境中，他的出发点是先自强再说，盲目战争就会加速灭亡。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寻找一种平衡。很多人不理解，到了现在，更多人不理解，一句简单的卖国贼就被概括了。

　　李鸿章干的工作个注定被骂的差事。他是代表清政府，在后人看来，清政府是割地赔款。但这是一个朝代付出的代价。在当时看来，比如梁启超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李鸿章维系一朝生命，也许还能扳回一局。

　　《李鸿章传》读后感(九)：李鸿章不能承受之重

　　作为西方第一部李鸿章传记，英国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所著《李鸿章传》1895年在英国出版时，传主尚未过世，此书作者也不曾当面或通过书信采访过传主，甚至“没有找到李鸿章的日记”，仅凭蒐集当时报章上的相关报道等有限的公开资讯、加以串缀而成，远远不能称为完备。时隔一百多年，此书中译本首度推出，而李鸿章研究在今日已是显学，海内外著述甚多，研究也已相当深入，则此书在当下的意义何在？

　　其实，这本传记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资料来源的局限，它的“不完备”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那是回到现场，却又远距离旁观的，虽然缺乏细节和秘辛，但其论述却是建立在既成事实之上，又因华洋之别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隔阂感，因此反而另有一种外来观察者的严肃。

　　自明初以胡惟庸案废宰相之后，中国的君权与相权之消长，已呈现一边倒之势。明、清两朝是没有西方“Premier”意义上的宰相的，李鸿章的“合肥相国”之称，顶多只是一种恭维。虽然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他从来不曾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更多地是靠其手腕和非正式影响力在腾挪周旋，作为“重臣”，他只有当负和不当负的责任之重，而无与其任事相称的权位之重，绝对承受不起西方人给他的“中国副王”的“僭号”。

　　道格拉斯此书所记述的李鸿章行迹，也充分见证了，李鸿章的一切努力，无论是军事上、外交上，还是力图引领中国走向近代化之路，都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虽勇于任事，却总是在勉为其难。在这整本书中，李鸿章的身份更多地是一个地方官员，并不能主导中枢，他展现其左右全局的能力的时候，往往也是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其个人也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李鸿章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因此他自嘲是帝国的“裱糊匠”。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的结论中也说：“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然而在“天朝崩溃”的大背景下，“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语）

　　“正是由于他自1860年代至1901年去世几十年中在中国政治上的突出地位，他后来一直受到历史学者的严峻批判。”（朱昌峻：《李鸿章：一个评价》）而道格拉斯此书，对于李鸿章何以达到这种“突出地位”及其与此同时始终面临的困境与无奈，都有如实的记述，这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褒贬参半的历史人物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和“温情的敬意”。

　　稍早于道格拉斯此书在英国出版的1895年之前，1894年8月27日《伦敦每日新闻》的报道，称“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然而此时清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已经打响，李鸿章很快将迎来他一生最重大的挫败。但即便本书写到《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止，李鸿章仍以其在失败之后尚堪称为智勇双全的个人表现（包括赴日和谈遇刺、忍辱负重签约、运作三国干涉还辽），在国际上犹能不坠声名。

　　因此在本书最后，作者“在对李鸿章的一生的描述结束之际”，“不得不”对传主表示了“敬仰”——虽然“这份敬仰中不免有些遗憾”。李鸿章一生主张“中体西用”，而作者的“遗憾”恰恰正是李虽然“认识到西方器物的价值”，却没有认识到“旧瓶没法装新酒”。——然而，对于身处局中的李鸿章，很难要求他“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远不止是他个人的困境。

　　甲午割台之后，丘逢甲愤然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殊不知，割地的宰相亦是无力回天的老臣。从少年入都时意气风发地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觅封侯”，到临终痛言“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李鸿章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背负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从这本西方同时代人所撰写的《李鸿章传》，我们可以看到，传主一生逆水行舟般的奋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虽然最终于事无补，却仍然是可敬和应当被铭记的。

　　2013.3.29

　　（本文已刊于2013.5.13《中华书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