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未来》读后感10篇
《自由的未来》是一本由[美] 扎卡里亚 (Zakaria,F.)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60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14-5-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的未来》读后感(一)：民主的悖论
民主的悖论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越民主，其政治权力反而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是我读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著的《自由的未来》一书得出的结论。
《自由的未来》一书说道，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民主，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政府和国会对民意反应越来越灵敏，直接民主和公民创制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民众对政府却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最得民众信任的反而是最高法院这类完全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
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政府越倾听民意，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就越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愿意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政治、影响决策的人总是少数。这就意味着政府越倾听民意，政治反而越受少数人影响。
扎卡里亚引用亨廷顿的话说，民主是一种善，但不是唯一的善。社会是有结构的，这就意味着人和人之间不是完全平等的——在正常的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更有权力和影响力。甚至当选产生的国会议员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有些议员比其他议员拥有更大的权力。社会中总会有些自然产生的精英和权威，完全平等就意味着社会失去一切组织结构，变成一盘散沙。
然而总会有些人认为，精英和权威的存在意味着不平等、不民主；他们主张打倒一切精英和权威，绕过政党、议会和一切中间机构，实行直接民主。然而一旦他们取得成功，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只是用一批新精英取代了原有的精英。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直接民主趋势只是用游说人士、政治顾问、筹款专家和民意调查专家等一批新精英取代了原先的政党精英和国会领袖。如果说新精英和老精英相比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新精英更加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
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屡见不鲜：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家和旧的社会精英之后，用自己的精英取而代之；斯大林清洗了老布尔什维克之后，又用新生的官僚阶层取而代之。无论多么标榜平民、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运动也离不开精英，而且新精英往往要比他们所打倒的旧精英更加贪婪残暴、厚颜无耻。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也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召开一个会议，在自然的情况下，会上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可能是不同的，发言受到重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开会的人较多，我们又想要“话语权平等”，让每位与会者的发言时间相等，那么这样的会议恐怕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讨论，更无法达成任何决议。这种会议表面上十分民主平等，然而真正的决策都是由隐藏在幕后的一小撮人做出的。这就是民粹主义运动的秘密所在。
《自由的未来》读后感(二)：瑕不掩瑜
《自由的未来》读后感(三)：以全球历史的民主轨迹答疑解惑
难得看到一本好书，还没有融会贯通，就忍不住想来推荐。尤其是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川普上台、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国内关于体制改革思潮不断涌现的今天，读到这本书更觉得有些收获。
抛开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授权民主这一宏大的主题，本书更多阐述的其实是关于自由。先不谈民主也分“自由的民主”和“不自由的民主”，即便是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的民主”，在现实实践中也会遭受到各种利益的冲击，形成难以愈合的疤痕，导致如今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在很多方面慢慢悖离原先设计的初衷和设想。
下面是从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仅为标记：
如果缺少自由宪政传统，在一个分裂社会中引入民主，事实上反而会挑起民族主义、族群冲突甚至战争。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像沙漠一般荒芜。没有真正的政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发泄不满的渠道，因此，清真寺成为讨论政治的场所。因为它是社会中唯一政府不能禁止的场所，就成为所有反抗政府和仇恨集结滋长的处所。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容易引发爆炸。宗教总是强调道德的绝对性，而政治本应多谈妥协，两者结合的结果是政治宗教化，政治变得不可妥协，残酷无情。（实名制的互联网可不是我们的清真寺）
“集体行动的逻辑”：如果100位农夫向政府申请补助1000万美元，每一位可以得到10万美元好处，而全国百姓每人损失只是4美分。谁会更积极地组织游说团体，他们还是我们？把这个例子乘上1000倍，就可理解今日美国民主的中心问题了。
摩根银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的头号银行，服务的客户几乎只限于政府、大的跨国公司和极其有钱的富豪。大通银行的企业文化刚好相反，业务集中在房屋抵押、汽车贷款、小额账户等金融下游市场，金额虽小，但数量极大。2000年，大通把摩根买下来了。（来一起一起拼多多 ，不管有事没事拼多多）
《自由的未来》读后感(四)：民主诚可贵，自由价亦高
在当今世界，“民主”一词恐怕是最富意识形态色彩，意义也最含混的政治概念。一方面，很少有哪个政府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连金家三代掌权的朝鲜也将国名定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作为民主样板的美国有时也被其他国家批评为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即使承认民主属于普世价值，人们对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并没有一致看法。
在作者看来，民主和自由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分立的。民主不一定能够带来自由，自由也不必借助民主才能实现。支持民主的人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错误地把自由视作民主。民主化的批评者也存在认识误区——政局恶化等转型问题并不仅仅是民主化导致的，更多源于保障自由权利的制度性缺失。成熟的自由民主政体能够有效地防止这些问题出现，民众既能走向票箱选举领袖，也能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极权政体最遭世人痛恨——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而对于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和不民主的自由政体，舆论评价可就人言言殊了。在扎卡瑞亚看来，后者比前者的政治文明程度略高一筹。他举南斯拉夫为例：在铁托的强人统治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受到压制，当地民众虽无投票权，可还能享受有限的人身权利。等到米洛舍维奇的民主时代，他们反到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连生命安全都成了问题。
如果缺乏保障自由的制度，民主社会很可能选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带给人民的苦难会抵消人民享受的民主红利。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往往政局动荡，最后大多回到专制独裁政体。反观不民主的自由社会，公民享有较多的人权和福利，只是自由权利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统治者也缺乏合法性基础。扎卡瑞亚在书中列举诸多国家案例，说明已有自由的社会进行民主化，要比已有民主的社会进行自由化容易很多。
《自由的未来》一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区分了民主和自由各自包含的公共价值，以及每种价值之于社会良性运转的意义。扎卡瑞亚引用政治学大师亨廷顿的著作说：“民主是一种公共之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事实上，自由民主政体的设计之妙不在民主选举，而在于许多“不民主”的设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已经观察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了防止“多数暴政”，采取了一系列制衡措施。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对多数意志进行了不少限制，即使票数再多也不能否定某些个人权利；美国高等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由总统任命，而且实行终身制；无论人口多少，联邦每个州都可以选派两名参议员进入国会。这些制度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民主的逻辑设计，却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可见，民主政体应当受到自由制度的节制。
面对西方国家出现的民主危机，扎卡瑞亚并不认为进一步民主化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他更担心“过度民主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很多公共机构在扩大民主化的呼声下，进行了公开化改革。此举导致决策过程直接暴露在民意测验和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反倒引发了民众不满。作者指出，民众需要选举具有公共决策能力的代议人，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充当多数民意的传声筒。
无论欢迎与否，民主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下大势之一。对于尚未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自由的未来》不啻为一篇富有启示意义的喻世明言。如果后发国家试图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它们应当重视自由制度的构建，而不是仅仅举行全民普选了事。这些国家的宪政改革也应全盘考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精妙地设计制衡架构和法律细则，不仅反映多数民意，也保护少数团体。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遭受重大挫折后，不少学者开始反思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就指出，“政体变换”（regime change）不等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扎卡瑞亚则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出发，发出类似的建言。他告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建设自由制度比进行民主选举艰难很多，需要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持久切实的努力。倘若只看到新兴民主国家声势浩大的选举活动，西方世界还不该宣布大功告成。
此文已刊于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