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忧思录的读后感10篇
《鲁迅忧思录》是一本由孙郁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一)：思绪流转，以先生的忧思而忧思
引用该书中的一段话：“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深刻，一种精神是否伟大的试金石。任何人为的力量，对思想家的诬蔑、诽谤或者美化、扭曲，都无法掩住思想与精神的光华。时间的流水，必荡涤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尘埃、光环，被湮没的必重新浮出水面，被蒙蔽的必再次绽放出来”。
第一次接触孙郁老师的书，读书的过程中有过多感动，以至于此刻竟然不知从何说起。
因为先生的忧思，此刻我也变得忧虑起来，被行文中的画面深深感染，恍惚间似乎也看到了先生所看到的美，怕是我以后也会选择在这种美的熏染中得到灵魂的历练。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二)：多面的鲁迅
鲁迅研究曾是一门显学，然而，当一个人的行为都被置于放大镜下，那么，没有谁能不被扭曲。
我们已经习惯了作为标本的鲁迅，作为样板的鲁迅，乃至作为高峰的鲁迅，但这些都是死鲁迅，我们很少关注，生活中的鲁迅究竟如何，他的活力从何而来？当鲁迅成了不可复制的经典时，我们实际上也就扼杀了今后诞生鲁迅的可能。
孙郁先生的这本书，立足于展现鲁迅的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多少脱离了决定论式的偏执，放出了更多的空间。
鲁迅首先是章太炎的弟子，曾受到《民报》体的很大影响，不幸的是，他的古文怎么也写不过章太炎，好在白话文成了潮流，他的古文句式加上现代词汇迅速震惊四座，像“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样的秦汉风骨，实在是胡适的积累所不到处。
此外，鲁迅有日本背景，他一生从没说过日本的好话，他始终将种族歧视的屈辱感压在心底，他不相信日本是解决方案，他想中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决定了他后半生走向。
同时，鲁迅还是一位硬气的浙江人，一位有审美天赋的人，一位德国哲学爱好者，一位翻译家……正是多元的身份，造就了鲁迅，或者，孙郁最想告诉我们的是：鲁迅是一种可能，在风云际会之下，在许多客观因素左右下形成的伟人。
这本书能否说服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作者对人性惊人的体察力，他写的也许不是鲁迅，而是自己，是一个时代。所以，它特别动人。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三)：我们的奴性
《鲁迅忧思录》，孙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鲁迅对于我们这辈人是独特的。上学时每个学期都要受一到两篇先生文章的煎熬，以至于多年以后仍会脱口而出“真的猛士”、“有恶意或无恶意的闲人”、“榨出XX下的小来”之类的话。
对于那时的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先生笔下与内心的世界。他似乎与所有人论战，但实则都是与民族性中的黑暗面战斗，所以他才会说一个都不原谅，因为确无可原谅。这些与民报、日本、浙东文化、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都有关，但也许又都非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本书内容都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只要记住后记最后一句、也是全书最后一句就好：读鲁迅，才知道我们自己的奴性有多深。人类在思想上不都是进化，大约是确实的。
我们的奴性，较之先生的年代，丝毫不见减少，大约也是确实的。
作者对鲁迅研究得深，语言也大受影响，如“奴性的语言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大致说来，一是绵羊型的，二是残暴型的，三是流氓型的。。。阿Q的形象的复杂，乃因为他的内心容有中国人的品行的各类因素。”
套用这种句法说，中国的进步，大约的确首先要破除在每个人的心底里的各类的奴性。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四)：2017读书清单之28 读孙郁《鲁迅忧思录》
2017读书清单之28 读孙郁《鲁迅忧思录》第28本
2017.06.12
孙郁《鲁迅忧思录》， 2017年度第28本读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全书18.3万字，329页。
从3月份写了读铁凝作品的感想以后，书是很随意的看了许多，但停笔不写了。起因在对铁凝的认知的偏差，刚开始读铁凝的几篇文章如：《香雪》、《孕妇和牛》、《麦秸垛》，以为在中国文坛这个以莫言之流为首的大酱缸里，居然真的尚有铁凝作品这么一块净土、一缕春风，不禁击节叫好，并写了言过其实的谬奖的读书书评，并极力向朋友推荐，但后来读了铁凝的《对面》、《棉花垛》以后，觉得其内容之恶心、变态，绝对不下于莫言。
说实话，为此很是心灰意冷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为我党的大度而憋屈。至今思来惭愧难当。
但孙郁教授的《鲁迅忧思录》是我不得不为之叫好的书，书的风格很有鲁迅文风的意味。这书读的很慢，以致于把书读厚了，读的过程中，就觉得那就是鲁迅自己写的。
孙郁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我看他的作品主要是研究鲁迅，应是地地道道的鲁迅专家。
从书名，判断不出书的内容到底是干什么，其实，这是一本解读鲁迅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书。鲁迅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三个方面对他影响巨大，一是章太炎的思想影响，二是日本这个民族的影响（西方尼采的影响还是来自日本），三是苏俄思想与文学的巨大影响。在研究鲁迅思想的时候，左派、民主派、书斋派三者进行分析对比，代表人物：鲁迅、胡适、周作人。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的分析相对较少，但对鲁迅的译介做了大篇幅的介绍与分析，作者认为鲁迅先生，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因他一生主要精力在翻译，写作不过是其业余的偶得。当然，这是孙郁的一家之言，我觉得鲁迅的伟大，主要还在于其独步天下的文学作品与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没有文学作品的鲁迅，其翻译的成就可能真的远不及傅雷吧。
这书值得一读。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五)：你还喜欢读鲁迅吗？（思郁/文，媒体剪辑版）
你还喜欢读鲁迅吗？（思郁/文）
来源: 长江日报(武汉)
近些年的鲁迅研究似乎不太热。钱理群退休了，汪晖因“抄袭”头痛了，王晓明搞文化研究去了，王富仁做新国学了。
幸好还有孙郁。很早就知道孙郁，他在鲁迅研究中的名气虽然比不了以上的几位，但显得很独特。他不生涩，一篇篇富有人情味的解读鲁迅的文字，很注重文字的美感；他不仅仅研究鲁迅，而是观照自我，想通过鲁迅的文字人生解答自我与时代的困惑。
与几十年前的火热不同，现在已经很少人读鲁迅了，倒是有更多的人喜欢周作人的文字。那些温吞吞的文字总能吸引不少闲雅人士的关注。金刚怒目的激愤，不读中国书的偏激，冷眼旁观看透人世的悲悯，肩住黑暗闸门的悲壮，都逐渐远离了我们的时代语境。鲁迅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曾经是一个战士，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还记得前几年有人在鲁迅研讨会上，提出鲁迅与萧红之间有着暧昧关系，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反对，说不能亵渎鲁迅。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亵渎，如果我知道了他们的暧昧，说不定会感觉到他更有人情味。你看他早年在《两地书》中给许广平写的信，窃窃私语，矜持中透露着甜蜜，那是爱情降临时最正常的反应。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过爱情嘛。
与专业研究鲁迅的一些学者相比，我更欣赏孙郁这样的方式，通过在大学课堂面向学生和公众，直接讲授和解读鲁迅，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孙郁在《鲁迅忧思录》中采取了更为贴近生活的方式，把鲁迅从一个思想家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孜孜不倦追求诗性的表达，追求语言之美，追求思想的诗意，在生存的间隙里渴望发现一丝生机的写作者。
鲁迅研究中有很多好的学者，他们能把鲁迅的思想挖掘很深，化为我用。但是鲁迅研究的很多著作虽能诠释鲁迅的思想，但是没法用鲁迅的方式表述出来，于是很多著作的书写显得晦涩难懂，读起来令人昏昏欲睡。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学者都没有领悟鲁迅对语言的诗意与审美的锤炼，对文体的重视。唯一能找到的只有思想，思想，思想。从未想过，就算是思想也需要交流，需要鲜活的表达方式，需要别人的理解，才能有新鲜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文体意识的忽视和欠缺，导致现在的鲁迅研究停滞不前。年轻人对鲁迅不再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读了鲁迅的文字，恰恰是他们没有读过鲁迅的文字，只是读过鲁迅的研究，从那些转述的只言片语，残片断章中拼凑出一个愤激如火，金刚怒目版的鲁迅。
孙郁在《凝视生存隐秘》中对此有很深的体悟：“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叫嚣着恢复传统的其实已经丧失了对现代的清醒认知，而完全欧化的翻译腔同样脱离我们的现实语境。孙郁认为，我们的语言中缺少的是一种“个人的意志”，“那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那种语言既是当下的，又是超脱的，既是属于时代的，又能具有一种纯粹静观的伟岸。总而言之，是属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又对生命有着深刻体悟的语言书写。
去阅读鲁迅吧，撇开这篇文字，撇开研究鲁迅的各种著作，直接去感受和亲近鲁迅的文字，与他对话。你会发现他的美，他灵魂的高扬，他处世的悲悯，他的人间情怀，他针砭时弊的背后，是一个伟大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隐痛。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六)：你还喜欢读鲁迅吗？（完整版）
近些年的鲁迅研究似乎不太热了。
遥想当年研究鲁迅的四位大牌学者，钱理群退休后，他的愿望是回到中学教书，跟青年学子们有所接触，这个小心愿似乎也没能达成。最近关注到他的行踪，是五月份在一次大学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他更为关注的是青年学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大名鼎鼎的汪晖，正是因为那本让他一举成名的著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在前两年爆出抄袭的丑闻。其实这个时候的汪晖已经不研究鲁迅了，他以研究现代性之名，关注更为宏大的视野，以新左派的领袖之名闻寰宇，距离鲁迅的道路越来越远。
还有最让我有好感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他著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我读过最有人情味的鲁迅传记。与众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不同，王晓明对鲁迅的研究多作同情的了解，经常以自我的情绪观照鲁迅的文字，虽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嫌疑，但是这样富有情感的文字在众多枯燥晦涩的研究鲁迅的文字中，十分显眼。近些年王晓明也已经转行做了都市文化研究，对鲁迅的情怀，不知是否还在？
剩下的还有一位巨头，我不知道是王富仁还是王乾坤，我总把这两位研究鲁迅的学者和教授弄混，究其原因，他们的鲁迅研究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不过查看他们的近况，王富仁似乎在搞什么新国学，而王乾坤在做的也与鲁迅研究无关。这些当年靠鲁迅研究出名的学者们，似乎早已对鲁迅研究丧失了兴趣。也许鲁迅研究在张学，钱学大红大紫的今天已经显得落伍了吧；也许鲁迅研究该做的已经做过了，实难做出新意了吧；也许研究鲁迅已经开始过时了吧……
幸好还有孙郁。
在《鲁迅忧思录》的后记中，他提到了这种困惑，让我深以为然：“我的鲁迅研究，是与自己的困惑有关，或者说，研究这位作家，是想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为了自己去研究所关心的对象，有时可能过于偏狭，或因自我的情调而使格局变小。但学术总是有针对性的，当我们知道那些存在属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真的不能不小心翼翼的，否则，与良心有违，至于思想的攀援则更谈不上了。”在上面提到的四位学者中，孙郁与王晓明的气质应该是最为接近的，所以他们的文字能够超脱出鲁迅研究格局的局促，成就一种新的气象与格局。也许更是一种新的方向。
与几十年前的火热不同，现在已经很少人读鲁迅了，倒是有更多的人喜欢周作人的文字。看似盛世的年代里，那些温吞吞的文字总能吸引不少闲雅人士的关注。金刚怒目的激愤，不读中国书的偏激，冷眼旁观看透人世的悲悯，肩住黑暗闸门的悲壮，都逐渐远离了我们的时代语境。鲁迅在我们的教科书曾经是一个战士，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领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鲁迅开始定格为我们学习的神话。直到周海婴在《鲁迅与我的七十年》中披露出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对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这个令人吓出一身冷汗的段子是真的，后来又经过了同时在场的黄宗英的证实。一切似乎尘埃落定，鲁迅不再是那个政权神话的一部分，反而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他，通过阅读的方式体悟他缺席的在场。专业研究鲁迅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在我看来，我更欣赏孙郁这样的方式，通过在大学课堂面向学生和公众，直接讲授和解读鲁迅，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孙郁在《鲁迅忧思录》中采取了更为贴近生活方式，把鲁迅从一个思想家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孜孜不倦追求诗性的表达，追求语言之美，追求思想的诗意，在生存的间隙里渴望发现一丝生机的写作者。
孙郁在《凝视生存隐秘》中就提到了现在鲁迅研究陷入的困境在于，我们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的有趣的一面经过人们的叙述反而变得无比乏味，“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在《奴性的国度》中，谈到的仍是语言的变革，“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被污染过了的，即我们都在使用一种奴性的语言”，要想改变它，一种是回到汉唐时代的某些语境，恢复阳刚之美；另外一种是吸收民间语言的精髓，“采野风而用之”；第三种是从外国文学里得到参照，“加进逻辑的因素”。第一种当然不可能，穿越那时候还不流行；第二种还值得拷量，毕竟白话文就是借鉴了很多民间口语的因素，但是在鲁迅看来“到民间去，哪里早就被皇权化了，所获也不多”，只有多读外国书，才能找到参照，找到新鲜的感觉。只有明白鲁迅的用意，才会体谅他说的多读外国书的良苦用心。
鲁迅研究中有很多好的学者，他们能把鲁迅的思想挖掘很深，化为我用。但是鲁迅研究的很多著作都缺乏一种同等的高度，即是说，你能诠释鲁迅的思想，但是没法用鲁迅的方式表述出来，于是很多著作的书写显得晦涩难懂，读起来令人昏昏欲睡。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学者都没有领悟鲁迅对语言的诗意与审美的锤炼，对文体的重视。 唯一能找到的只有思想，思想，思想。从未想过，就算是思想也需要交流，需要鲜活的表达方式，需要别人的理解，才能有新鲜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文体意识的忽视和欠缺，导致现在的鲁迅研究停滞不前。年轻人对鲁迅不再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读了鲁迅的文字，恰恰是他们没有读过鲁迅的文字，只是读过鲁迅的研究，从那些转述的只言片语，残片断章中拼凑出一个愤激如火，金刚怒目版的鲁迅。
孙郁在《凝视生存隐秘》中对此有很深的体悟：“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叫嚣着恢复传统的其实已经丧失了对现代的清醒认知，而完全欧化的翻译腔同样脱离我们的现实语境。孙郁认为，我们的语言中缺少的是一种“个人的意志”，“那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那种语言既是当下的，又是超脱的，既是属于时代的，又能具有一种纯粹静观的伟岸。总而言之，是属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又对生命有着深刻体悟的语言书写。
去阅读鲁迅吧，撇开这篇文字，撇开研究鲁迅的各种著作，直接去感受和亲近鲁迅的文字，与他对话。你会发现他的美，他灵魂的高扬，他处世的悲悯，他的人间情怀，他针砭时弊的背后，是一个伟大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隐痛。
思郁
2012-7-5书
鲁迅忧思录，孙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鲁迅忧思录》读后感(七)：《鲁迅忧思录》：再谈迅翁和他的时代（说书人雪堂/文）
迅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去世，这样的英年早逝有时竟然被后世看作幸运，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今天思想足够成熟到能合理解读大先生文字的读者，其实分裂成为不同的人群：上世纪五十年代甚或六十年代生人的群体，其实多半对“什么是鲁迅”这个问题是漠然的，当然从事专业研究者除外——这是笔者亲身的观察所得。这种漠然应该被理解，因为这个年代过来的人，他们本身受到的教育和经受的关于时代的试炼，足够成就他们自己人生记录的丰富，正因为此他们也是不应该因为漠然于认识鲁迅而受到苛责。那么，反而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这批被教科书强迫来解读鲁迅、并被舆论裹挟着不得不界定自己和这位浙东文化巨子的精神关系的读者，不但对先生著作比较熟悉，对先生在民国生活过的这几十年的精神历程更是有过各种各样的接近。可以说，这一批人是今天鲁迅人生经历和精神历程仍旧被诠释的价值投向，他们是当今专业鲁迅思想研究被商品化后最诚实的最终消费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任何一种鲁迅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叶公超那批人当年几乎第一时间的半研究半纪念的文章在内，无不受到普通读者解读方向、历史条件和视野上的质疑。
质疑有时来自于对大先生原作的熟读，那么便不能容忍某种因为无知带来的错讹；但更多是出于先生精神历程在读者心灵的投射，正是这种投射，产生了各种解读的方向；在极端的例子里，某类读者思想上甚至进行了反哺，强迫别人认可自己眼中“鲁迅”应该是什么样子。动辄便对不同看法口诛笔伐。笔者也曾见识过这样的读者，令人感动之处是：在这个物质横流的时代里，他们确曾真实地以大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照亮了前路，只不过这样的路经过了主观臆断和改造。而另一类极端的例子是，由于后世特别是建国后鲁迅研究一贯的覆盖所有公共受众空间，而使某些读者产生类似于金属疲劳性的生理反应，重新投入了对鲁迅的漠然。在此种环境下，鲁迅研究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或者，用陈丹青先生对鲁研者的称谓——全国“吃鲁迅饭”的人普遍遇到了更新研究的问题。手边这本新问世的《鲁迅忧思录》，作者是鲁研界一个为人所熟悉的名字，孙郁。作为前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先生，不可能不对目前的鲁研现状有所体悟，而且他因为接触到相对更多的大先生在世上生活过的痕迹和实物，必然会有自己的感慨。
事实上，孙先生正是我们先前区别迅翁那些不同读者群时被“排除”出来的、既走过五六十年代，却因缘际会和大先生的生平思想有更多接触的专业研究者：对于大先生的话题不仅敏感、执着，有长期的材料积累和思考，而且付出真感情，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心灵上的探寻”或逼近。因此尽管笔者对孙先生的鲁迅研究并无资格评价，而且也见到过几种不同意见，但是孙先生谈迅翁的书，还是值得特别留意。《三联生活周刊》在采访孙郁先生时曾提到：大先生后来去了上海，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北京时他是公务员和高校教师，在厦门和广州也都在学院体制里生活。到了上海后先生成了一个今天人们所谓“自由职业者”，这无疑是一段新的人生。访问者复述这段看似不经意的背景，背后有些深意，上海时期正是林贤治所着重谈论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可以说，人们印象中大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场景，几乎都来自这十年之内。先生在这里开拓了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和诸多艺术活动推手于一身的人生经过和精神世界。因此定居上海时期，成为众多鲁研著作无法回避的内容。而《鲁迅忧思录》并不执着在这点，不特如此，全书时间线索上几乎都在大先生值得浓墨重彩的时期之外。这显示出这是一本个人色彩更浓、关于鲁迅却非研究专著的作品。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研究的形制有时往往是种束缚，真正出于心灵相通而作的人物研究，作者往往有冲动给读者这样的随笔之作。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谢泳谈胡适、止庵谈知堂，陈子善谈张爱玲。
事实上，孙郁最先引起笔者注意的便是他的文字风格，并不限于他的鲁迅研究。他会用很多个人化、涌动着感情由己及人的表达来谈人谈事，给人一种挥霍情愫的感性文字的印象。你知道，他同时对知堂也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二周的文字虽然迥异却都是极富感染力的，同这样特殊的研究对象长期做文字唔对，研究者的语言风格不受影响恐怕是不可能的。像止庵的文字明显受知堂风格的影响较深，孙先生的语言里也有些痕迹，但你看上去多半还是他自己的风格，而且在专业研究者中语言个人化的倾向如此显著，实在是不多见的。以这样的风格来谈大先生，而且形制上要突破程式化的研究视野和语言，大概是最契合的了。另外也极易看出孙郁如何看待自己同历史人物的精神联系，他是要尽可能经历研究对象的所思所见，不独二周在国内北京、上海等行脚所在，他去仙台、甚至去今天日本具有“新村”性质的村落访问（参见《文人的左与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试图探寻研究对象早年生涯的踪迹的研究路数也是非常明显。但这究竟属不属于“研究路数”这么工具化的范畴还很难说。在那些实地，触目是当年的旧物和不变的自然景观之时，试想，孙先生一定有冲动试图更加贴近当日那两位浙东青年学人的心灵吧。
这本《鲁迅忧思录》最引人注意之处，一是它在谈论大先生精神历程时，将视野扩展到了他的时代。理论上讲，是人物和时代共同创造了历史。人物研究，其兴其衰，起起落落，最后一定着落于其时代的命运。鲁迅和他的时代，一直是一篇大题目。孙先生的讲法是从《民报》时期的章太炎起笔。他并不讳言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思想态度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一些看法并非无道理，但包容心与康有为、梁启超比，颇为逊色。”但是“太炎动人之处是革命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最终引导了青年的目光和思想倾向，《民报》发布到民间和留日学生中间的思想“很快内化到青年的血液里”。大先生回忆太炎师，曾说当时所领受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是忘不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这是人格魅力的方面。从现实考量上说，孙先生认为太炎先生他们其实是流亡者，“因为远离祖国，历史的眼光就更自觉。而在哲学的层面，也有国内学人所不及之处。”不但有文化对比的冲动，章氏那一批人在当时也是希望借用中土之外的文明，重建并更新传统的价值。这也是后来迅翁终其一生译介、推动域外艺术的基本理路。从这个意义讲，《民报》这时期的言论，确实为后来的辛亥年做了理论准备；同时，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过程中成了一种传统，对早年的鲁迅等人来说，奠定了他们思想音符最初的基调要从章太炎和属于他的“《民报》时代”来发掘。迅翁、知堂等人后来在《新青年》发表作品而崛起，正是曾经在思想上倚重了上述传统。孙先生说，不读《民报》的文章，我们有时候不会意识到后来《新青年》的价值，说的其实是这种传统除旧布新的作用。
另一点是专辟一章来谈迅翁的翻译。依据前述孙先生研究历史人物“见其所见”的特点，他迟早会将大先生的译作及其原作进行深入的考察。这种考察将探寻这位民国的翻译家，在他大量的外文藏书中何以选择这批著作来译介给国内的读者。事实上，从二周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始算起，大先生一生译文著作的产量远胜于他的杂文和小说。这就是说这位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编译方面，那些现在被人称为经典的杂文作品只能算得上是不吐不快的“译余”。孙先生这时正如很多其他鲁研专家一样，试图扳正长期以来人们这个错误的印象：迅翁作为翻译家的角色在其生命中明显大过所谓杂文家，但其地位现在仍然只能排在他“小说家”身份之后——或许是当年胡适因鼓励白话小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形成的传统吧。孙先生对此说，“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不能不去读他的译文著作（当然古籍整理与绘画研究也包括在内）。只有和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参见本书《译介之魂》章节）这许多年人们对他的翻译的漠视，原因有所译的作品多是隐曲的灰色之作，与社会主流文化隔膜；也因为译笔苦涩，不忍卒读，和业内人士有“硬译”的纠纷。越到晚年，他越是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甚至通用的约定俗成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
面对批评，迅翁那种浙东人的硬脾气并未随着年龄而平息，他尝试改变国人长久以来的带有奴性的语言，而这只能诉诸于引入外文著作，搬来新思想的同时，也希望根据完全不同的语系来创造崭新的汉语表达，孙先生说，这是迅翁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
2012.8.10
文章原始出处：http://xuetang2012.blogbus.com/logs/222727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