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10篇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是一本由[澳大利亚] 黄宇和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7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一)：非常棒的考證，但政治分析不夠深入。

　　這本書是非常棒的考證，尤其是對田野、教會和香港方面的資料考證詳盡。但可惜是純歷史著作，政治方面分析的不是很深入，而且有誤讀。

　　如對孫文之民族主義的理解便是錯的，孫文不是“五族共和”的鼓吹者，他的中華民族主義是漢本位的，改漢族為中華民族同化並融合其它少數族群的，這也是真正本來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也是世界主流，“五族共和”只是階段性的不得已的政策。

　　另外對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分析，稱其為“帶有家長權威色彩的民權”，形容很恰當，但理解得不夠深入。孫文的政治思想不光是有來自香港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國家如英美，其實還有中國傳統成分，對比一下明朝政府和五權憲法的架構便知。縣以上間接民權（或曰共和），縣以下直接民權（或曰民主）。配合考試院制衡大衆民主和監察院制衡議會獨裁。實際上是固守中國傳統，引入西方制度的設計。

　　不做作者飛遍全球的考證功夫，還是讓人欽佩不已。就孫文早年人生的研究，此書十分重要。但就孫文政治思想，建議大家參閲：

　　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

　　或港臺版：

　　王德昭：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804876/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二)：由黃宇和先生文而起的兩點思考

　　由黃宇和先生文而起的兩點思考

　　由于豆瓣不能粘贴附注，文章请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8dc0d0101cka4.html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三)：黄生探案

　　原先说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都理解为当代人会根据自身需要去解释历史。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解释乃至曲解都是轻的，根据需要编造历史才是常态。孙大炮这样国共注目的焦点，更是被平添很多离奇身世。而本书作者黄宇和，则像是一位侦探，华生那样天资一般却以勤补拙的侦探。他通过对原始资料和实地遗迹的孜孜不倦的探寻，将笼罩在孙中山早期生涯上的迷雾和谎言层层剥离，并最终直指历史的真凶，哦不，真相。这本书里最有意思的历史创造大概有以下几个：

　　二、孙中山在澳门搞过革命。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毕业后，曾到澳门行医约一年。孙的此段经历向不受重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关于孙中山在澳门借行医之便宣传革命的新观点。此观点经慢慢演化，亦进入若干孙中山的官方资料汇编中。黄宇和于是再度发挥其抽丝剥茧的功力，发掘出该论点的始作俑者、澳门记者陈树荣，并将陈的文章与其所列出处一一核对，发现所有证据均为陈凭空编造。这次造假的原因倒也明显，澳门要回归了，陈记者希望宣扬先行者孙的革命业绩以表忠心。造假的回报也是颇为丰厚的，陈以一介记者出身，当上了澳门历史学会理事长。即使此次被黄的书批臭而倒台，也算是捞够好处了吧。

　　三、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后三日才离穗去港。广州起义作为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尝试，实在是一团乱，孙中山和杨衢云各自拉帮结派、互不买账，靠三合会欺骗苦力充作敢死队，从组织到资源，无不问题重重。乃至到预定起事之日，“敢死队”主力还未从香港出发。孙见事机已败，于是先行逃走。这本无可厚非，但却被杨党说成贪生怕死。孙觉得辩驳无益，干脆利用信息不对称，谎称自己在广州多留了三日，至事情绝无挽回之时，才缒城而遁。这里尤可玩味的是，缒城这一细节只在英文材料中频现，而中文材料则少见。只因为广州起义同仁都知道，起事的据点都在城墙以外，逃走断无需要缒城。从这条看，其实编造也经常和历史同时发生的，当事人提供的也不是当代史。

　　如上的问题辨析，黄宇和还做了很多，做得很细致。但有时细致得让人厌烦，他甚至将同样的论据复制在书中不同的段落，用于反复论证相同的命题。（如孙的父亲挑粪被村中小儿责骂的事情竟提了三次之多。）所以，若不是专门的史学研究者，这本书大概还是速读合适。不过速读时也要当心不能把结论囫囵吞下。因为黄虽在事实考证上相当严谨，但在推导结论时却相当跳跃。他对孙中山内心的揣测，大胆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因孙是乘英国轮船出洋就断言他必仰慕英国文化，又比如孙在檀香山所上学校男女同校就断言他必倾心西式女子。换了我，既不会招魂，又不会扶乩，断不敢把话说这么满。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四)：黄宇和在英國史上鬧了個大笑話

　　黃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書的第五章第十一節《英國歷史》，講孫中山在中央書院所受的英國歷史教育，結果作者在這裏鬧了個英國歷史的大笑話。

　　作者引用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一段有關英國歷史的原文：

　　作者說孫中山這段話弄錯了史實，於是對孫中山這段話進行了“糾正”：

　　“最後一句話，孫中山說錯了。繼查理一世當英王者，固然是他的兒子，但該兒子登基時并不叫查理二世，而是叫詹姆斯二世。”

　　這段前面，作者已經通過自己對英國這段歷史的概述，對孫中山進行了“糾正”：

　　“克倫威爾去世后，君主復辟，英國諸侯擁立查理士一世的兒子為王，1686年4月23日加冕，是為詹姆士二世。可惜詹姆士二世之專制一如其父，諸侯再次造反，1689年迎立奧蘭治的威廉為王，是為威廉士三世。詹姆士二世不敵逃亡。”

　　作者還對孫中山“說錯”的原因進行了猜測：

　　“可能是他記憶有誤，也可能是他故意把詹姆士二世說成是查理二世。因為當時他在演說，而聽眾大都對英國歷史所知甚少，若他把查理士一世的兒子說成是查理士二世，大家就會明白。但若他把查理士一世的兒子說成是詹姆士二世，大家就會摸不著頭腦。”

　　其實，孫中山的原文對歷史的敘述完全正確，作者的“糾正”才是以正為誤，以誤糾正。

　　其實，問題從作者原文即可看出。作者文中用括號注明克倫威爾去世于1658年，並說克倫威爾去世后，詹姆士二世即即位，然後又說詹姆士二世1686年4月23日加冕，則按作者的原文，詹姆士二世在即位28年後才加冕，這分明是有問題的。

　　查史實，克倫威爾1658年去世，不久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復辟，查理二世沒有被推翻，而死於1685年，隨即，查理一世的另一個兒子，即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即位，僅當了4年國王，便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被推翻，逃亡海外。次年，奧蘭治的威廉即位爲英國國王，是爲威廉三世。作者這裡的表述“1689年迎立奧蘭治的威廉為王，是為威廉士三世。詹姆士二世不敵逃亡。”也不大明晰，容易讓讀者誤解詹姆士二世是1689年才“不敵逃亡”的，實際上，光榮革命在1688年便已發生，當年，詹姆士二世已經逃亡國外。次年，威廉正式即位爲國王，是為威廉三世，作者把威廉三世寫成“威廉士三世”，也有點奇怪。查威廉三世的名字是William，只能譯成“威廉”，那個“士”字何來。如果是叫Williams，倒可以譯為威廉士，不過威廉三世的名字確係William，不是Williams。

　　所以，黃宇和的說法漏掉了查理二世，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弄混為一個人了。對於這一段英國歷史，看來孫中山比黃宇和懂。

　　既然孫中山說的沒錯，黃宇和所猜測的孫中山“有誤”的原因當然也就是無的放矢了。在演說時，怕聽眾聽不明白，就篡改事實，這可不是好的做法，幸好孫中山並未如此。他這段演說敘述的是正確的史實。

　　奇怪的是，黃宇和在用自己的錯誤說法“糾正”孫中山的正確說法時，還在頁下作了出處腳註，以示有據。從註釋看，他所引以為據的是英國的英文歷史書，想來不會犯下這麼低級的錯誤，大概不是黃氏誤解了英國歷史書的原文，就是並未認真的查閱腳註所引的原書。

　　當然，這裡絕不是否認《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這本書的價值。此書的重點是研究孫中山的前期生涯，本不是討論英國歷史，這個錯誤對此書而言，無關大局。不過作者對這段并不算太專業的英國歷史確實很隔膜，雖然作者不是搞英國史的，但對這近乎常識的這段歷史還如此無知，總有點不大應當。不是搞歷史的孫中山對這段歷史，就瞭解的比作者清楚。而且，作者既然不瞭解這段歷史，當看到孫中山的說法與自己的記憶有誤時，應該首先認真查檢相關資料，看看到底是誰錯了，而不是憑自己的不准確記憶，率然去“糾正”孫中山的說法。若作者能在這一問題上有此謹慎精神，就不會鬧出這個笑話了。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五)：偶发感想

　　经人推荐，我细细阅读了黄宇和教授这本书，感觉的确很发人思考。一方面，这本书本身所传达的知识让我更加了解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孙中山先生早年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觉得的孙中山先生经历很值得我思考，他当时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遇到。

　　首先，我很钦佩黄宇和研究历史的态度。历史是一门人文学科，研究它的难度着实不小，又因为它的特殊性，它又往往会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对于孙中山这位辛亥革命领导人、国民党创始人的研究就更难免会涉及政治问题。书中也多次提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比如罗教授关于孙中山是客家人还是广府人的争论、澳门回归前期大量关于孙中山在澳门活动的资料的涌现等。看来历史研究者想要坚持真理、不受政治因素摆布是需要十足的定力与责任感的，如果历史研究者不能坚持立场，那普通人就更无法了解到历史的真相，这种悲哀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经历，所以更需要像黄宇和教授这样的学者来揭开这层迷雾。同时，我也很钦佩黄教授研究之细，书中很善于抓住一些细节来反应历史的真相，再通过“神游冥想”的研究方法，试图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还原历史。正因如此，他才能发现孙中山在救灵魂与救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摇摆不定。国父也是常人，不是生下来就是为了来革命的，他坚持革命的信念是一步一步积累而来的。

　　其次，通过这本书我对国父孙中山的了解更深入了。作者的研究，让孙中山先生不再只躺在历史记录中，更像一个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和我们一样要上学、一样对国家的前途有自己的思考。我想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每有一些新的发现就会觉得历史离我们更近了一层，到最后历史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黄教授提出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对我今后读书和学习很有帮助，他提出研究历史要先探求真相，然后不能止于真相，还要在此基础上“立说”。或许作为普通人的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修养来研究历史，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值得在其他方面借鉴，读书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先细心聆听作者的各种观点，按照作者的思路领会书的要义，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客观的心；领会要义的工作结束后就是要“立说”，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评价书中的观点，最后让书“为己所用”。学习也是如此，个人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六)：从这本书谈起孙中山研究

　　这本书，获友赠送，还没阅完，但书后黄宇和写的一段附录却引起笔者共鸣，不免先写为快。

　　比如现在对辛亥年间的割命史迹的陈述，多采用冯自由的割命逸史等回忆录，其实其中问题多多。孔祥吉曾采用日本档案和陈天华遗书等信件等一手资料详细予以辩驳，如冯书言陈天华乃因日本采取对日留学生政策不满而激烈投河而死以促国人采取更激进的态度。而实际上陈天华恰恰是赞成郡宪的稳健分子，恰恰反对的是留学生的激进极端态度。而其投海自杀正是针对留日留学生的激进极端态度乃至被日本媒体所辱，说国人毫无秩序素质，乃至欲以死来促国人之冷静反思。而陈天华最的遗书也是寄存给稳健派的杨度以示对其支持。其书错误之处甚至多，只能作为参考，而绝不能在不考证下简单引用

　　以前所谓的历史定论，往往是建立在政治对历史的强横之上，而摊开历史的细节研究，往往和所谓的政治定论绝无类似，这正是近代史研究的乐趣所在，比如所谓坊间盛传徐世昌密会袁世凯，洽谈出山条件，袁世凯敲诈清室，不肯轻易出山，而据徐世昌日记记载，期间其皆在北京寻常公务，根据当时铁路条件往返必须三日，绝无可能，这些所谓的回忆其实都是都没有任何根据的坊间再造，是袁世凯政治搞臭被定论后所谓的历史回忆而已，与历史真相大为恒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七)：从黄宇和这本书谈起孙中山研究

　　这本书，获友赠送，还没阅完，但书后黄宇和写的一段附录却引起笔者共鸣，不免先写为快。

　　茅海建曾经说过，所谓近代史的结论往往皆不可考，轻轻一推论就能用史实推翻。原因就在于近代史长期遭受两党的革命历史观点所影响，而得出的结论错误百出，无非因政治而强暴历史而已。而茅之所以能进行史实重建，凭借的正是大量的大内密档等一手资料。而茅所欲针对的史实重建对象只是康梁所塑造的史论神话，其本身现在已无政治势力，故相对简单。而对孙中山时期革命党历史的叙述史观提出挑战，则面对两党的共同压力。且早期革命党人档案几无，所以重建史实的难度比戊戌史实重建更为艰难的多。

　　比如现在对辛亥年间的革命史迹的陈述，多采用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回忆录，其实其中问题多多。孔祥吉曾采用日本档案和陈天华遗书等信件等一手资料详细予以辩驳，如冯书言陈天华乃因日本采取对日留学生政策不满而激烈投河而死以促国人采取更激进的态度。而实际上陈天华恰恰是赞成君宪的稳健分子，恰恰反对的是留学生的激进极端态度。而其投海自杀正是针对留日留学生的激进极端态度乃至被日本媒体所辱，说支那人毫无秩序素质，乃至欲以死来促国人之冷静反思。而陈天华最后的遗书也是寄存给稳健派的杨度以示对其支持。其书错误之处甚至多，只能作为参考，而绝不能在不考证下简单引用

　　以前所谓的历史定论，往往是建立在政治对历史的强暴之上，而摊开历史的细节研究，往往和所谓的政治定论绝无类似，这正是近代史研究的乐趣所在，比如所谓坊间盛传徐世昌密会袁世凯，洽谈出山条件，袁世凯敲诈清室，不肯轻易出山，而据徐世昌日记记载，期间其皆在北京寻常公务，根据当时铁路条件往返必须三日，绝无可能，这些所谓的回忆其实都是都没有任何根据的坊间再造，是袁世凯政治搞臭被定论后所谓的历史回忆而已，与历史真相大为恒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八)：有感于孫中山祖籍之爭論

　　黄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一書，首先考證孫中山是廣府人還是客家人這一事實。讀了作者的論述，感到有理有據，十分充分，孫中山應是廣府人，不是客家人。

　　但是，作者看來也明白這一道理，任何對事實的科學的論證，也無法抵抗得住不承認事實，只把自己出於偏見和私利而認定為“事實”的虛假說法當做“事實”加以維護的頑固做法。這根植於人性的弱點，相當一部份人，只認定自己的私利和偏見，當自己的私利和偏見，與事實相衝突的時候，這種人絕對沒有服善之心，只會硬顛倒是非。完全無私的尊重理性和事實，恐怕不能要求所有的人，而且這樣的人，恐怕數量竟然不一定佔據人類中的多數。孔聖人早有感於此，而曰上智與下愚不移。

　　由此，作者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即尊重孫中山被相當一部份客家人認定為客家人的想法，容許這作為一種類似很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在不干涉歷史科學的情況下存在。不過這種做法恐怕不大容易奏效。因為說孫中山是客家人的說法，一直並不是作為一種宗教，而是化妝為“科學說法”而存在的，讓堅持孫中山是客家人的人承認這是宗教，而不是事實，是不會被他們接受的。這和作者提出類比的關公的例子并不是一回事。多數人普遍能接受歷史的關羽和神話的關公不是一回事，所以宗教信仰的關羽不會干涉到對關羽的歷史研究，但是“孫中山是客家人”這一說法始終是以作為“唯一的事實”這種姿態出現的，想讓其演變為一種宗教信仰，而不干涉歷史科學，恐怕很難做到。對此，恐怕還是應該在歷史科學範圍內去偽存真，而設法使得各種傳媒在涉及此一問題時，應該一律採納科學的說法，不要以訛傳訛，助長虛假的說法的流通，使得虛假的說法漸漸的失去影響力。

　　孫中山是廣府人，還是客家人，這一爭論，並不是一個個案，在學術上，這種問題是很多的，而且孫中山是廣府還是客家，絕不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畢竟無論廣府人，客家人，都是漢民族的一份子，彼此的根本矛盾并不深，這還沒有涉及更嚴重的異民族、異宗教問題。由於學術的不慎，和學術的作偽，導致現實社會生活的嚴重後果的事情，比這性質嚴重的多的事情還有不少。所以學術絕對不可以不慎，絕對不可以為了自己的私利或偏見，或其他非學術目的，而玩弄學術，在學術上弄虛作假，那將產生遠遠超出學術範圍的嚴重後果。由於羅香林製造“孫中山是客家人”的說法，導致迄今未息的負面後果，這裡，我舉出幾個更嚴重的多的例子。

　　書中，曾引用潘光旦的話，說明中國的族譜很多都是謬托祖先，不能當真。其實潘光旦自己，便在1949年後，曲學阿共，做出過更大的學術作假，犯下了遠比羅香林更大無數倍的學術罪惡。他迎合1949年後的當政者的錯誤的“民族政策”，寫文章人為虛擬了一個“土家族”，由他的這種“學術研究”，製造了一個本來不存在的“土家族”，其嚴重性何止超出孫中山祖籍問題萬倍。這種1949年後人造民族的荒謬做法，在1949年前就出現過一點苗頭，遭到傅斯年的嚴厲批評，可惜，傅斯年的批評當時雖然有效，卻無法阻擋1949年後的挾無上權力進行的胡來，什麽“壯族”“土家族”等等人造民族相繼出籠，給中國民族問題，製造了本來不存在的無數糾紛。潘光旦在這個問題上，喪失了學術良心，相信他一開始并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這就是學術不可不慎的道理。人們往往以為學術是象牙塔，其實，正因為學術被一般人視為高不可攀，具有世人心目中的無上權威性，所以，學術上的錯誤，其產生的危害往往深大久遠，貽害無窮，絕非一般的犯罪的嚴重性可比。學者若為了自己的私利或偏見，或其他非學術目的，而在學術上製造出錯誤的說法，影響現實生活，給現實生活造成本來不會存在的困擾和苦難，其罪行該有多大！

　　再舉一個宋教仁案的問題。宋教仁案肯定是袁世凱一黨所爲，這本是歷史的定論。因為當時便有許多符合事實的鐵的證據，證明此案與袁世凱政府有關。目前所不能弄清楚的只是，袁世凱本人對此案涉入有多深，事先是否知情，是親自佈置，是默許，還是事先並不知情，手下過於“積極”而胡來。這個確實還沒有弄清楚。卽使宋案確是袁世凱直接佈置所爲，也不是要完全否定袁世凱這一歷史人物。但是，在宋案發生九十多年以後，突然有個別嘩眾取寵或居心叵測之輩，竟無中生有，硬不顧最基本事實和邏輯的說孫中山是宋案的主凶，其中在這個問題上，最膽大妄為的是張耀傑，他寫了一本書，叫什麽《誰謀殺了宋教仁》，是這種謬論唯一能拿出的“有分量”的正式出版物。社會上有一些人沒有認真考察這一問題，過於迷信表面上仿佛“有理有據”的文章或“正式出版物”的莊嚴形式，眞以為這種說法有道理，這就產生了嚴重的負面社會後果。張耀傑長期以來在學術成績上沒有突破，所以別出心裁，嘩眾取寵，希圖以這種方式成名，他的確部份達到了目的，但是造成的負面社會後果卻是他所不顧及的。這就是喪失了作為企圖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所首應具備的學術良知。

　　書中還提到一件頗有意味的事。羅香林提出的“孫中山是客家人”的錯誤說法，曾得到孫中山之子，也是黨國要人的孫科的支持。孫科作為孫家的一份子，而且本人是孫中山的直接後代，並非遠隔數代，卻弄不清楚或者因為某種原因，不甚想弄清孫中山的真實祖籍，這提示了我們，卽使直接當事人的直系親屬，他們的說法也不能當作相關定論，他們的說法，必須和其他人的說法一樣，接受最嚴格的歷史科學檢驗，在這方面，歷史人物的親屬，沒有豁免權。因為歷史人物的親屬同樣可能因為某種原因製造虛假說法或者迎合虛假說法。過去在網上，我曾與一個挑釁的化名叫“荒野土豆”的滿族流氓，就佟麟閣的民族問題進行論戰（其實說論戰是抬舉了該滿族流氓，它完全是胡攪蠻纏，不尊重也不懂學術論戰的應有規則。不過我是始終以學術論戰的規則進行自律的）。佟麟閣將軍是漢族，這是本來絲毫不用爭辯的鐵的事實，連49年後，一味偏袒少數民族的當局的官方出版物，也承認佟麟閣是漢族。但是，這個滿族流氓，儘管被我舉出的鐵的事實駁的理屈詞窮，仍然耍無賴，絕不承認事實。這也是在相當一部分小人心中，事實決不如它們的私利和偏見的重要，而越是這種小人，越愛面子，非要把它們的謊言硬粉飾成“事實”，以免輸了它們的面子的一個例證。當時，該流氓唯一能舉出的有點“分量”的說法，是佟麟閣目前有些親屬是“滿族”，按：由於該流氓的為人，所以它的說法不具備公信力，公開撒謊對這種人，比喝白開水還容易，所以我嚴重懷疑它的說法。卽使眞的像它所說，目前佟麟閣真有部份不肖親屬填報民族身份為“滿族”，也不能證明佟麟閣是所謂“滿族”。道理很簡單，這些少數不肖親屬完全有可能作假，而證明佟麟閣是漢族的證據，卻經受了最嚴格的歷史科學的檢驗，顛撲不破。

　　最後，還有一點聲明，以免誤解。我在文中接受黃宇和的論證，反對孫中山是客家人的說法，并對一部份客家人不顧事實，堅持孫中山是客家人的說法進行了批評，這完全是就事論事，絕非對客家人有任何偏見。我本人既非廣府人，也非客家人，我完全是本著客觀的態度觀察事實而已。部份客家人在這個問題上體現的不顧事實的表現，是人性的共同弱點，在各個族群的部份人身上都有存在，決不能等同於一個族群的全體。事實上，我甚至可以說，對客家人在歷史上的傑出貢獻頗有好感。例如，太平天國是滿清統治穩固後，對滿清最沉重的一次挑戰和打擊，直接動搖了滿清統治，為滿清滅亡埋下了伏筆，這場驚天動地的偉業就是客家人為主體完成的，這是何等了不起（雖然太平天國有他的問題，這是另一問題，不能否定這種對推翻滿清異族統治做出偉大貢獻本身）。當年，非客家人的孫中山也是在幼年受了客家人的太平天國的影響，立下了推翻滿清的宏願。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九)：造反发生学

　　“革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但孙中山最初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概念，当时的说法只能是“造反”或“反清”。促使孙中山一定要造反的动因，此前并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黄宇和先生试图解答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一难题，于是有了这本七百多页的巨著。

　　孙中山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后，这块金字招牌频频被各方举在手里，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黄教授十分直率地揭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当年为争取当上教授，揣摩上意，巧妙嫁接，“绑架”孙科，为他的谬说背书。该书首次公布了罗香林岳父朱希祖一封家信，很“八卦”，也很有看头。朱希祖是民国著名史学家，他在给女儿朱倓（罗香林夫人）的信中，直称“香林好虚名而不务实际”“好作文而不读书”，可作为罗氏制造孙中山祖先“紫金说”的一个注脚。澳门某知名媒体人，为强调澳门在孙中山生涯中的重要性，不惜使用一些莫须有的“史料”。香港一些人士为引起港府对保护古迹的重视，生造出孙中山曾被关在域多利监狱的说法。一些学术界人士，为保住自己的“领地”，不惜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采用非学术的手段，粗暴打断海外学者的发言。

　　新的“二重证据法”

　　作为孙中山研究中的独立学者，黄宇和生活在澳大利亚，具备利用中、西多种文献的条件，又幸运地得到研究经费，加上奋力求真的“搏命”精神，这本新著可谓新见迭出，硕果累累。

　　学界颇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史来说，更合适的“二重证据法”，则是档案文献与实地勘察访问的结合。黄宇和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中，已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到了《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这种方法则被运用到了极致。

　　黄先生无数次从澳洲飞往伦敦、夏威夷、香港、广州、澳门，追寻孙中山走过的足迹，深入中山、珠海、东莞乡下，翻山越岭访问紫金山村，为的是取得第一手资料，不被现存文献所“愚弄”。通过二重证据互证，黄先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孙中山祖籍紫金说，出于罗香林之伪造；早年毁坏北帝庙神像的“传说”却是真事；孙中山曾经想当传教士；孙的国学修养，并非传说中那么差劲；康德黎才是香港西医书院的真正创始人；澳门行医时期，孙中山并无宣传“革命”之举；乙未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杨衢云、孙中山被会党所骗；孙中山第二天从城外逃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的神勇行为；陆皓东慷慨激昂的《就义供词》，其实是假的。

　　神话与真实

　　但黄先生也时时将“神话”拆穿。孙派出于推卸失败责任的目的，有意无意地制造神话，给乙未广州起义的史实蒙上了重重烟幕。孙中山自己回忆说：“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至香港。”黄教授证明，孙中山在1895年10月26日获悉密谋泄露，第二天即从歧兴里出发，乘坐自备汽艇，逃往香山唐家湾，再男扮女装乘轿前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这回事。

　　黄教授拆穿“神话”，并非仅仅为了揭黑，而是运用“理解之同情”，揭示孙中山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乙未起义，本来是杨衢云、孙中山两派合作的结果，争权和猜疑始终存在。事后为了抵御杨派的攻击，不得不编造临危不惧的神话。事实上，杨派也有组织不力的责任，双方都缺乏经验，相信会党分子的吹嘘，原来打算用作主力的“敢死队”，其实是会党临时招募的苦力，也因此而错过预定举事的日期，终为清廷所侦破。

　　中西文化与政体思考

　　黄宇和对西方人士“拾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康有为、章炳麟的牙慧，来批评孙中山国学根柢浅”愤愤不平，认为孙中山在私塾时期已读过不少经书，并从美国人林百克所写《孙逸仙传》，找到孙中山13岁能随口念出《礼记》“五子之歌”的例子；黄教授还证明，孙中山教名“孙日新”中“日新”两字是他自己取的，来自《尚书》[更正：《礼记》]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香港读西书时，孙中山又通过英汉对照《华英四书》来进一步理解中国经典。孙的目标在效仿西方实现现代化，但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价值观；至于现代化与坚持传统价值之间有无冲突，似乎并不是这位实干家研究的对象。

　　黄宇和还揭示，鉴于清廷积弱、民众“一盘散沙”状态，孙中山通过革命想要建立的体制，并非完全模仿英、美政制，而是在港英“万能政府”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元素，成为集行政、立法、司法、检察、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万能政府”的构思，是孙中山香港十年经历的产物。香港才是孙中山“革命”思想最重要的起源地。

　　为何“造反”

　　造反是杀头灭族的营生，传统的造反多是走投无路的“狗急跳墙”。孙中山受过正规西方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无论当医生还是做买办，都足以谋生，实在没有被迫造反的理由，最多像他的师长郑观应、何启一样成为改良派。本书用了最大篇幅，试图还原孙中山的早年经历，运用了“实证史学”的多种手段，考证各个相关细节，如就读书院的学制、课程、校长、教师、传教士，澳门孙医馆地址、“四大寇”称号之夸大等等，普通读者或视为琐碎，却并非不重要。黄先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将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石，详细内容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充分揭示。

　　黄宇和虽已摆脱了正统史观的钳制，却像所有史学家一样，不得不受制于史料的有限性。从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记述来看，产生推翻清朝、建立合众政体的想法，杨衢云应该比孙中山还早几年；孙中山很可能是受杨衢云的影响，而坚定了“排满”的决心。此说若真，要考察中国“革命”的起源，就必须到杨衢云、谢缵泰身上去寻找。谢缵泰曾用英文写下卷帙浩繁的日记，连同杨衢云的一批书信，至今仍保存在谢氏后人手中，从未公布，这里面说不定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仍有待史学界人士进一步开掘。

　　很“另类”的著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不仅将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现给世人，而且用鲜活的语言，缕述其“探案”过程的喜怒哀乐、跌宕曲折，让读者随着“故事”的进展，忧则同忧，喜则同喜。读至紧张之时，不自觉屏住呼吸；读至痛快之时，恨不得振臂高呼。学者的真性情，在书中袒露无遗。学术著作的这种写法，在国内难得一见，可能免不了“冗长拖沓”“不合规范”之讥。但行文刻板的学术著作，其传播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不知学界诸君以为如何？

　　据我粗略对照，简体字版比之前出的繁体字版，内容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简体版还新增了索引和《北京三联版序》，正文和注释字数都有所增加。页数减少的原因，是字号调小了，编辑顾惜读者的钱包，其诚可感。个别段落，我原来估计按“为尊者讳”的标准可能会被“拿下”，却依然原样照搬，我想这也是三联书店广受读者称道的一个原因。

　　注：原刊于2012年6月7日《南方周末》，题为《孙中山早年生涯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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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读后感(十)：黃宇和院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評介

　　去年（2012）四月在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和嘉禮堂合辦的“禮學國際研討會”上認識了黃宇和院士。黃院士當時應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邀請舉行了一次演講，主事者謂適逢其會，請黃院士參加“禮學國際研討會”的各項活動。黃院士是敝校曾鈺成校監在港大時期的同學，關係密切。由於多了話題，很自然和黃院士熟落起來。他致電北京三聯書店的編輯，特意送來新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邀請我為新著寫一篇評介。我向黃院士表明自己非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能夠成為其大著的讀者，固然高興，但要寫評介，恐怕力所不逮。黃院士表示正好從另一角度看他的作品，我就不好推卻了。

　　回到香港之後，校務繁瑣，只斷斷續續地翻閱七百多頁的巨製。十月二日和十二月十八日，黃院士經香港赴廣州考察研究之際，兩次來電詢問寫作情況，實感愧疚。於是趁聖誕新年假期，把全書讀畢，然後搦筆應命。

　　中山先生是近代偉人，他的一生具有開創歷史之功。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儘管立場不同，咸尊稱先生為“國父”，為“革命先行者”，對其行誼予以高度讚揚。當然，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乃至於個人、團體的利益，對事件的看法，特別在相關人物的褒貶上，可謂一字之間，華袞嚴鉞。於是乎，對中山先生的事蹟過份美化和修飾，甚至無中生有以達其目的者，必然造成歷史的失真。在這種情況下，史家秉筆直書至為重要。我曾向黃院士說：“文天祥《正氣歌》頌讚的十二位人物，首兩位就是史家。”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二人敢於在當權者面前寫出‘崔杼弒其君’ 和‘趙盾弒其君’ ，這是將性命押上的行為，如果沒有高尚的情操和大無畏的勇氣，絕不可能做到。黃院士研究中山先生，在政見與利益之間，提出異議，這較諸其他學術論題，招來的質疑和難度，必然更大。黃院士外表溫文爾雅，論學術時絲毫不苟，求真的信念令他不稍妥協。他是惹火人物，所到之處，經常引起學術論爭，甚至被人圍攻、排擠。不過，黃院士仍然有所堅持，他說：“作為近代史講座教授，筆者堅持在科研上竭盡所能求真。作為社會科學院院士，為了社會和諧，筆者贊成歷史與那些已經成為記憶的神話相輔相成。但歸根結底，竊以為愈多實事求是，愈少制造新的神話，社會可能愈和諧。” （頁112）

　　本書的研究，，以孫中山先生三十歲那一年為限。黃院士窮二十五年之力，縱深挖掘，廣泛搜羅，小心考證，解答了眾多有關中山先生具爭議的問題：

　　1. 中山先生的祖籍向來有“紫金” 和“東莞” 兩說，黃院士論定“紫金說” 不能成立，而“東莞說” 有憑有據，人證物證俱在。因此，中山先生乃本地廣府人而非客家人。

　　2. 黃院士據實地考查，指出中山先生在“泥磚屋”出生，出身寒微。幼在村墊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繼在夏威夷、香港等地讀書，課餘時間仍不斷勤修國學；在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時，課程內也能接觸漢語課程，鞏固國學根柢。所以中山先生絕非“只是一名‘番書仔’” 。黃院士更指出：“正是由於孫中山受到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所以後來他在鼓吹民族主義精神時，才不會像明治維新的日本那樣，步歐洲後塵而把民族主義精神刻意培植為對外侵略的武器。” （頁149）

　　3. 中山先生於1879年十三歲時隨母坐船前往檀香山投靠其大哥孫眉。黃院士提出有力證據，中山先生是從水路而非陸路由翠亨村往澳門，然後登上由香港啟航的英國船而非葡國船前往檀香山。

　　4. 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意奧蘭尼學校讀書時，有“寄宿生”和“走讀生”兩說，黃院士提出大量證據和實地考察之後，論定中山先生當時在校寄宿，而非“走讀”。

　　5. 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否曾在拔萃書室讀書的問題，黃院士從眾多文獻中，包括中山先生致劍橋大學翟理斯教授的親筆函及《拔萃男校編年史》中，確認中山先生曾在拔萃書室讀過約半年的書。

　　6. 中山先生由拔萃書室轉學中央書院。黃院士據中央書院的紀錄，證實中山先生於1884年4月15日註冊入學；又據藏於哈佛大學的喜嘉理文書, 證實中山先生於5月4日星期天領洗入耶教。有說中山先生與陸皓東同時領洗，黃院士據原始資料否定此說。

　　7. 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上第一天課，黃院士反對羅香林教授所倡1887年1月之說，也否定陳錫祺教授所持的1887年9月之說，而根據可靠的原始檔案，提出在1887年10月3日的說法。

　　8. 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在三個地方輪流診症及出診，黃院士據中山先生具體的行醫時間，論定中山先生實已疲於奔命，再無時間和精力兼及“當報紙的編輯和主筆，同時又策劃革命”。

　　9. 黃院士運用微觀研究，否定中山先生在廣州起義失敗後的兩段親述：（1）“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 ；（2）“乘籮下牆進入一隻在珠江河上等候的小汽船，然後開往澳門。”

　　通讀全書後，大可發現黃院士著述的特點，略加說明如下：

　　一、勤懇果毅和求真辨偽的精神

　　本書乃窮多年之力的研究成果。有人批評“這本書應該加一個副標題：《黃宇和博士探案集》。一來，因為這是一本純粹的考證史事的著作，二來，跟普通的考證類史著不同，黃宇和會將自己的“破案”經歷事無巨細地寫在書上。”從另外一個角度言，這種研究行動甚至於心路歷程的自道，對一般大眾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孫中山既然是偉人，他的歷史研究，如果不能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而僅成為小眾專家的相互討論駁斥的話，其價值將大減。現在黃院士別出蹊徑，用入世的手段，以小說、散文式的方法剖析極其深入而流於枯燥的問題。他以“偵探” 的方法，蒐集資料，並作“地氈式的實地調查”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步一腳印，將所有證據羅列後，逐一加以分析，把真相揭示，更立足於論據上作推論。

　　本書就中山先生三十歲以前的事蹟作直接、間接的考據，那種求真辨偽的精神，處處皆是，實無須舉例。正由於那種求真辨偽的精神，使得黃院士對任何違背此信念的學說、行為不稍苟同，甚至予以口誅筆伐。本書批評的學者和社會人士頗多，如羅香林、霍啟昌、陳樹榮、孫述憲、尤曾家麗及王允昌等；當然，也有批評黃院士用語過於刻薄的。

　　二、以小見大和堅實合理的推論

　　黃院士更能將相關小問題的結論，聯繫到重大的事件上作考量，例如黃院士從1888年1月香港中央書院大考時的一道談及鄉村近山之地水多不潔的漢譯英的題目，連繫起翠亨村和薄扶林水塘的食水，而推論中山先生怒斥中國天子的話的緣由。也許有人不同意，以為是不經之談，但無疑開啟後人研究中山先生思想的新路。《左傳•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試想鉏麑受晉靈公之命往殺趙盾（宣子），他竟“觸槐而死” ，既無遺書，亦非他殺，那是甚麼原因？史家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把事實弄清後，補上空白，將鉏麑的死因昭然於世，並將人生的價值升華，啟迪未來。在我看來，黃院士正努力於此。

　　三、擇善固執和著書立說的自負

　　黃院士說：“治史的最高理想在求真，若為了迎合某一時期的某一種需要而削足適履，不但戕害了自己，也貽害了後代。” （頁168）舉如中山先生於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在何時離開廣州。當前史學界有二說，一是中山先生自己說：“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 如此，則中山先生離穗的日期是11月中旬左右。而另一說法是《孫中山年譜長編》所指的10月27日。黃院士不因中山先生親述而接受前一說法，反因找到兩個佐證，支持後說，認為前一說乃“孫中山為了捍衛自己的聲譽而編個故事”。對偉人這樣議論，很容易會招來攻擊，但黃院士卻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固執，他說：“正所謂不知我者罵我頑固，知我者讚我頑強。” （頁636）其擇善固執的自負，於焉可見。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嘗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史家的志事和目標。黃院士本書，自謂不以總合眾多微觀的史實考證為滿足，而有志於“立說” 。他指本書的所有敘說，乃說明“中國需要‘現代化’” ，“這是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最基本的動因，也是他畢生忘我地為革命而奉獻的最高理想，更是他所領導辛亥革命之最終目標。” （頁648）

　　當然，書中部分推論判斷過於大膽，未必人人可以接受，例如本書考證出中山先生是從水路而非陸路由翠亨村往澳門，便謂“明白他‘慕西學之心’ 這句石破天驚的話之源頭” （頁635）；又如本書考證出中山先生從澳門到檀香山所坐的是英國的船，便謂“由此證明啟發孫中山‘慕西學之心’ 者是當時如日中天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不是夕陽斜照的葡萄牙文明” 。 （頁635）吾人當知“慕西學之心” 乃中山先生自己說的話，細心閱讀黃院士所提出的大量證據後，自可備為一說。

　　綜覽全書豐厚而堅實的內容，其考證的方法，以至書中所呈現的史觀和作者的執著，不得不承認黃院士對中山先生研究的鉅大貢獻。筆者閱讀本書而有所得著，故不避外行人之譏，誠意向大部分與我一樣的讀者，推介這部偌大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