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10篇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是一本由[法] 马骊著作，后浪丨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一)：朱元章想要建立的“理想社会”

　　本书用西方政治学原理写出了这个残暴暴君的思想体系，朱元章的明朝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他的理想社会呢？通过绝对权力寻求一种绝对的秩序，奴隶主创建的行为规范，教导奴隶从心里认同这种屈服，他的社会秩序是极为机械和等级化的，这是一种如同蜂巢蚁穴的社会，在等级体制下每个个体尊崇奴隶主所定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各尽其职。而朱元章这个残暴奴隶主对江南的打击就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没有个性差异的奴隶社会。之所以没有成功无非当时的专制能力控制不行，而随着时代技术发展以后的独裁者或许就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了。全国都是奴隶，全国都按照奴隶主的意志如蚂蚁般运行，令人窒息没有自由，这种社会前景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惧害怕的猪奴社会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二)：一本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推荐的著作

　　一个出身贫寒，当过游方和尚的农民，最终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应该如何解读朱元璋这位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生平和统治，长期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荒谬的暴君，是一个偏执狂的病人，他亲手建立起畸形的专制政权；另一些学者却将他视为天才。 朱元璋是天才，还是疯子？是明君，还是暴君？法国女汉学家马骊首次从政治哲学角度入手，深入研究朱元璋专制政权的运行机制。她以政治哲学中关于绝对权力的学说为依据，着重分析了中国历史背景下政权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指出何为绝对权力的基础。作者试图说明，在朱元璋荒唐而又残暴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套天衣无缝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坐稳江山。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三)：读书笔记（不定期更新）

　　深以为然，制定共同目标很重要，别说政权建立，小到企业管理，部门内部与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对外商务谈判、甚至谈恋爱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应该以建立共同目标为出发点，寻找需求匹配的地方，在此基础再进行协调或让步。目标分歧大，需求不匹配的事情就不必浪费时间精力。

　　--------后续再回来更新---------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四)：魏特夫（Karl Wittfogel）之后——再说朱元璋政权的故事

　　魏特夫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东方专制主义”的解释模型。他对这一模型的提出与解释不仅仅在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产生影响，也延长了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解释脉络。而它在学界之外的影响，则是又一个故事，需要另外讲起了。

　　本文作者问题意识中不难看出魏氏的影子，特别是作者详细梳理了自孟德斯鸠（Montesquites）以降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述系谱之后，对于魏特夫的论述模式也有所反思。又在一开始就引入英文世界中很重要的一位明史研究者牟复礼（Fredrick Mote）对魏特夫的批评。但有趣的是，作者还是回到魏特夫的怀抱，开始了对朱元璋时代的“绝对权力”的讨论。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故事讲得圆满，政治哲学的辨析跟历史过程的展现丝丝入扣。结构上也可以显示出这一特点，第一章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专制”系谱学梳理从先秦儒家的“治理术”（姑且大胆的使用一下这个词汇，虽然未必合适）入手，对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构想和论述。这一章对自身研究话语谱系（即古典哲学以至于欧陆政治哲学）做出反思的同时，也为孕育故事主人公的环境做好了铺陈（即中国思想史中的专制系谱）。最后作者回溯儒法两家对于合法性与专制相符相成的论述，其中关于儒家中“仁爱”与绝对秩序的论述颇有解释力，也值得相关研究者反思回应，作者认为孔子的专制主义是一种经过“说服”的专制主义，有福祉却无选择，并通过礼制来实现内在约束和体认。但笔者觉得困惑的地方就在于“说服”这一过程，根据华南研究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说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互动跟博弈，精英阶层（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存在）并非畅通无阻，而所谓的“基层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逻辑跟机制。这两个模型在明清史研究中历来是多方学者争论的焦点，很少有人能够不卷入其中，这里也不一一赘述。作者或许是基于儒学经典文本做出诠释，但在名实之间，还有不少值得回应的问题。

　　第二部分开始是中国读者最不陌生的故事，民间传说跟戏曲影视中频繁重现的朱元璋建国过程。作者用专制和合法性的套式重讲一遍老故事，把元代合法性丧失跟新朝重建合法性的过程铺开写，又在第三、四段将朱元璋的治理模式至上而下的过程展现出来。这自然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将朱元璋的治理方案回扣到第一部分里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中，是一种可取的写法。但最精彩的还是她对“狂怒”的论述。关于情感的研究自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开始就被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情感的生成、压抑、书写、再现的整一套机制背后的社会动因与社会语境都十分丰富多彩。而帝王的愤怒又如何引发种种后果呢，作者心理史跟情感史双管齐下，但并不流于心理史的臆测习惯。以暴怒的后果为中心，分析了专制机制下无限制的怒气所带来的严峻后果。看似宕出一笔，但又回归故事本身，十分精彩。

　　当然，关于本书，还有不少值得追问之处。例如，礼仪跟礼俗被作者认为是朱元璋重要的控制手段。但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主体。例如经学家诠释礼学经典的过程，而基层的礼仪展演又更加复杂。如若把这些看作铁板一块，论证的说服力就大大减分。再比如正史中关于朱元璋跟其他统治者的记载都有套式，如何辨析这套式背后的历史本相与历史心性，则更为关键。

　　历史学终究是人的学问，而人又通过方方面面被表现出来。文本上的呈现是一元的，其背后和诠释却可以十分多元动态。如何分析文本、批判史料，终究是历史的小学徒们要修炼的功课。

　　.S.关于作者马骊，能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知人论世是理解史著的必备工序，本文却很难达成了。

　　《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读后感(五)：非历史学专业书评

　　声明：我是中国哲学专业、儒家立场，尽量“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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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滨海大学马骊副教授的《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专制与合法性》是中国大陆新近出版的关于朱元璋研究的专著。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朱元璋及其政权”在这里只是作为案例出现的，作者想要讨论的问题在于标题的后半部分：“专制与合法性”。也就是说，作者从西方政治哲学出发分析了在她看来同样作为专制主义的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这种专制主义政权是如何具有合法性的，朱元璋及其建立的明朝政权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可以说，这种强烈的理论关怀使得本书的优点和缺点都与此相关。

　　作者在第一部分处理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即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这一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得到过激烈的讨论。作者在处理这个议题时，紧紧围绕“专制政权及其合法性”展开儒家和法家的不同观点，使得议题比较集中。在作者看来，政权的产生在于一个群体需要追求一个共同目标，即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但是法家认为这种秩序应当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儒家认为秩序体现在按照等级分配财物。接下来作者在“制度的建立”中谈到了儒家和法家的礼法之别，即尽管二者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而建立社会秩序，但是法家在于“法律要一视同仁”、关注惩罚过错和注重公共事务，而儒家区别了贵族和平民、强调道德的作用和关注私人事务和行为（作者以丧礼为例）。进一步地，作者认为，礼的治理方式是列出民众可以做什么的“正面清单”，法的治理方式的是列出民众不可以做什么的“负面清单”，因此“法家的治理方式更加开放，给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在一个政权的制度建立后，要想长期维持下去，必须面临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在作者看来，儒家认为统治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德行而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样政权才能够具有合法性，而法家则强调合法性在于统治者能够管理好国家事务并带来繁荣。此外，作为文人和官员的代表群体对政权的合法性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就意味着“民意”，在政府（统治者）和全体民众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向民众解释政府的行为并劝他们服从，另一方面判断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共同的价值并为其提供合法性。作为回报，这一群体会获得某种特权地位。而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就在于是否存在集体服从，这种集体服从可以通过（集体）道德和威胁产生，儒家偏向前者而法家更偏向后者。

　　在作者看来，法家和儒家的政治思想都与一种专制的绝对权力相对应，绝对权力在这里意指着没有一种能够监督和抗衡政权的力量或者机构，前者的统治主要依靠“法”和帝王术，而后者体现了一种“仁慈的专制”，因为孔子的基本目标是民众的共同利益。不同于法家的是，儒家主张通过教育和礼制来使民众服从而不是武力和强制手段。作者认为，儒家主张对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进行道德改造，并且通过礼制获得内在的约束以使社会等级稳固。不过，在作者看来，儒家所倡导的政治制度是少数人对全体民众实行的专制统治，如果统治者无道，也只能由具有王室血统的大臣来推翻他。儒家的治国就是纠正民众的言行，即“正名”，这种道德改造的蔓延会导致极权色彩和意识形态专制，因为用儒家经典进行教育的道德改造会产生出现实世界的单一解释，这种近乎教条主义的教育很接近今天的“洗脑”，从而为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制度带来合法性，并导向一种绝对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简要的理论分析之后，作者开始了历史的考察。作者把元朝政权合法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统治阶层对共同利益的违背，而朱元璋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就是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即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这在朱元璋眼中也是他的王朝能够长久延续的保证。作者指出，朱元璋在建立政权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贯彻儒家的意识形态，比如祭天仪式和选官制度等。作者在理论分析时提出的合法性代表群体问题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些措施就是保障儒生群体可以赋予其政权以合法性。而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大诰》等也体现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即通过培育百姓的德性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通过礼制规定各个阶层的生活。但是朱元璋失望了，在他看到这种方法很难起到作用之后，尤其是各级官员贪污腐败之行并没有消失之后，他就转向了使用严刑峻法和恐怖屠杀来维持他想要的社会秩序，这就转向了法家的路线，更加体现了专制政权的特点。而“专制”在朱元璋那里的体现还包括了帝王术、意识形态的专制（打压民间宗教等）、社会秩序的固化、锦衣卫和里甲制度、废除丞相等等。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朱元璋是一个昏头的暴君，他时刻牢记自己的合法性来源：民众的利益。他的屠杀和清洗总是对准的官员而非平民，这意味着朱元璋利用民众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共同利益）而获得了大明政权的合法性，这体现了儒家的思想，而法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皇帝官员的关系中。

　　正如在开篇说的，这本书的特色在于理论意识非常强烈，也隐藏了巨大的风险。作者的核心问题在于，像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这样的专制政权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这个问题使她追溯到支持专制政权的儒家和法家思想那里，似乎给出了一个融贯的解释。作者最后说，“本书的结论，朱元璋的专制政权是具有合法性的”，这种合法性来自于“和平、统一、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并无新奇之处，而且提问方式完完全全是出自现代人的理论偏见，尤其是生活在“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政体）”中的现代人。这种提问不仅仅针对中国古代的一个政权，也针对着“现代极权政体”，而她给出的答案也是简单的“共同的利益”、“共同服从”以及颇具新意的带有利益交换性质的“合法性代表群体”，这种答案忽视了这种政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即忽视了生活在这种政权中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自身的，譬如对朱元璋政权合法性的讨论而忽视《谕中原檄》，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任何一种发问就已经预设了很多前提，也圈定了提问者想要的答案。当我们缺乏对提问本身的反思而轻率地发问时，过强的理论立场就会削平历史和现实自身的固有逻辑，从而陷入“贯之以一”的理论强暴。

　　这种过强的理论立场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有所表现。首先，作者把儒家和法家都指认为一种专制主义，这与把中国古代政权指认为专制主义相关。后者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是争讼不休的话题，作者忽略这些争论而直接将古代政权断定为专制主义似乎缺乏更有力的比较和论证，尽管这种争论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牵涉现实的政治环境并倾注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和未来期待。哪怕依据作者对 “绝对权力”的定义把古代政权定义为专制主义的，也很难得出儒家和法家都支持专制主义的说法。按照作者对“绝对权力”的定义，从战国兴起而完成于秦汉的“秦制”（郡县制度和皇帝制度）似乎可以对应，那么，如果说法家是支持“秦制”的话，儒家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的。作者在分析的时候已经预设了专制主义的思想前提，因而一切文本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但是，儒家政治思想在先秦就有着不同的趋向，而在“秦制”中的公羊（《春秋》）学、《礼》学和理学也不是可以简单用专制主义/非专制主义来理解的，政治权力和思想的互动也并非如此简单。还有，“意识形态”的用法也是需要警惕的，也就是说需要思考的是，古代政治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作者的论断缺乏一种历史感，似乎把中国从东周到明清的政治结构和思想看做是静态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譬如《谕中原檄》中出自《春秋》的夷夏之辨就被作者忽视了，而作者也没具体指出“新儒学”（理学）在朱元璋政权合法性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其次，在具体的本文解读中，作者也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说法。比如，作者说董仲舒“提倡以史治国”，这恐怕是把《春秋》当作“历史书” 的理解错误。而“孔子所说的礼，都刻在文武官员手持的‘笏’上”，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不正是同一概念吗”， “法家的治理方式更加开放，给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这些说法实在令我难以理解。此外，作者认为“王政”（王道）是集体作出政治决策而“霸政”是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以及从《孟子·万章下》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得出“如果君王不仁，只能由王室血统的大臣来推翻他”，似乎表现出作者对文本的解读存在着一些偏差。当然，考虑到作者是一位外国人，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作者非常强烈的理论意识是这部书的优点所在，使得朱元璋的很多看似暴虐的行为有了理性的解释，这种将个人的行为从政权运作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做法超越了以往单纯的昏君/明君的讨论，对其他同类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必不可少而且是关键性的，中国学界在厌倦了政治影响下的宏大叙事后返回以考据为主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回避理论分析缺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琐屑和停滞。这本书的理论分析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强调分析的做法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的话很有道理：“其中的学术观点我们未必全部认同，需要仔细地加以甄别”，“相信读者诸君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