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时刻》经典读后感10篇
《立宪时刻》是一本由高全喜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立宪时刻》读后感(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几次坐地铁的时间匆匆读完这本书。高老师才华横溢，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中的翘楚。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多喜欢耍嘴皮子，少见可以与汪晖、刘小枫等学者（此二人其实立场颇不同，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往往[且不无合理性地]被归为同一阵营，颇值得品味）相抗衡之人。这种说法（这种将大量人归于“自由主义”旗帜下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并非全无道理，但有其内外原因（且汪、刘二位的学识确实令人敬佩），此不赘述。在我看来，高全喜在学理上足以与汪、刘抗衡，只是这种公开的、不受禁忌的讨论暂时还无法发生。曾贸然拜访高老师，在他家从晚上七点聊至凌晨一点，其风骨着实令人难忘。高老师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主要观点并未能完全说服我，我的学识也完全无从评判。扣一星还有一个原因：曲笔。这当然可以理解（有其考虑到高老师现在身为院长），但不少地方的“弯弯绕”确实有损阅读感受以及此书的感受。例如，“日常政治”、“非常政治”说穿了并不高深，觉得实无必要洋洋洒洒。（当然，许多中国人文学者写起来都是洋洋洒洒，高老师也不例外。在敬佩其文笔之余，也觉得可以挤去一些水分。）高老师对武昌起义的谨慎的批评，明眼人也能看出他的意思。高老师曾说计划在退休后“放开写”，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立宪时刻》读后感(二)：什么才是“立宪时刻”？
花两三个小时草草读完此书，也就够了。
作者将辛亥革命也称为立宪时刻(P35)，实在值得商榷。全书既以“立宪时刻”为题，却未认真探讨此一重要宪法概念Constitutional Moment的来源和内涵，是否算学术一大硬伤？既然作者自称随笔之作，或许可以谅解。但无论如何提升清帝逊位诏书在立宪史上的地位，除了令人赞叹状元张謇的文才了得，实在看不出其特别重大和现实的意义。
掩卷遐想，若当年清廷在风雨飘摇之际，选择与革命党人联手，又会是何种情景？——虚君共和？可惜，革命党人一心废君共和，而袁氏又得两方倚靠。哀乎，革命党人信袁氏多于当时已毫无权力和手段的清廷，终将共和成果拱手让于（毁于）袁氏。由此看来，当年之争，意气和理念大于宪政实现所亟须的妥协与退让。在这点上，当年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可能更值得赞叹。革命派未能与立宪派充分联合，又与以康有为代表的保皇派势如水火，民意无法造成统一而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持军事力量的袁氏最终得以一锤定音。
《立宪时刻》读后感(三)：简单的巫术
这本书具体的内容不分析了，只说下整体感觉，因为内容真不值得分析。
如果说清末民国初年这些文献资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价值。
不光是逊位诏书，清末的一些官员的奏章和文章都很有价值，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情况。
这次的逊位诏书由张謇起草，袁世凯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此二人的思想对逊位诏书的撰写有一定影响。诏书反映的是当时的统治者的心态和当时的社会思潮。张謇作为清末状元，而且主张实业救国，他的既能了解清廷的心态，也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因此，虽然发挥空间有限，逊位诏书还是反映了大部分社会中上层民众的思想的。但这应该是就是其全部的价值了。
本来作者可以有更好的研究方向，即结合逊位诏书及当时许多改革的文件资料、奏折、报刊，分析一下中国实行宪政的可能性，以及宪政建设中对中国传统可能的的吸收借鉴等。这些对于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也会十分有助益，因为这一块恰恰是现在的研究所欠缺的。在这方面，当时的清朝官员如沈家本等都有很不错的分析。可惜作者只是囿于退位诏书，为了能配上论题的宏大背景，只能是对诏书进行无限的无根据的拔高。最后甚至开始耍无赖，认为退位诏书本身也不算什么，要看到背后的历史精神。到这一步，已经完全没有辩驳的必要了。因为这等于说学术不依靠文献资料，要靠人去体会精神。这就不叫学术了，叫巫术。即使是巫术，都属于最简单的：信则有。
《立宪时刻》读后感(四)：中国的光荣革命
所谓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国家创制，皆表明它是由各种制宪力量氤氲汇合而形成的。
激进主义最终葬送了改良的机会和希望
《立宪时刻》读后感(五)：一场失败的「光荣革命」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从制宪角度提出了有别於革命派的歴史观，指出了「被遗忘了」的立宪派进路。这种「遗忘」，可以由我们的日常国族想像中可见一斑。我们通常觉得，中国的共和建国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算起，可是，我们却忘记翌年的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其实才是民国的开端。 为甚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这就是一书的起点。
作者从中华民国制宪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种族革命传统，并不足以构成共和，立宪派的参与，以至他们与清室及袁世凯的周旋，才令中国由种族革命迅速转向共和（虽然这个共和国在事后看来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笔墨论证《清帝逊位诏书》在制宪过程中的重要性，当中涉及诸多宪法学及哲学的讨论，笔者受教不少，不敢随意点评。不过，换一个历史角度去看，高的观点并不难理解。武昌起义后，虽然引起不少省份闹自治，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即时瓦解，甚至曾派兵打击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间经历了短暂的南北对峙，议和的结果是清室决定退位下，这才没有发生广泛内战，也没有造成南北两个政权对垒的局面。
高全喜是当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在他们的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强调了立宪派士绅促成了和平的转折，他们认为，立宪士绅比之前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影响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后，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谘议局，局中的士绅多支持立宪，而非排满革命。他们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宪，组成内阁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议会，可是，清室到最后还只是推出一个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内阁，加上其他新政措施迟迟不落实，令不少士绅感到无望，因此，在武昌起义时及其后转为与革命派合作。这套历史叙事减少了对革命派的重视，只要读一读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着作，便看到这个趋势（例如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
高教授认为，这是一份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遗产」，两个共和国共同分享却不自知的。他提出一个反问：若没有立宪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转」方式转至人民主权，为甚麼汉族革命派会承继了清朝的「汉满蒙回藏」的版图及统治权？ 作者哀叹，往后的革命主义把立宪派的精神掩盖及打压了。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皆以革命为国家及国族叙事的主轴，争逐革命权威，灭杀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辞仍限制我们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起源，却不知立宪派促成的制宪时刻，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革命」。
《清帝逊位诏书》虽是划时代，却是一场失败的「光荣革命」。 国内不少知识人认为，此书虽然短小，却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历史着作之一，我是非常同意的。
《立宪时刻》读后感(六)：诏书自可承受之重
反对高某观点的无非是这么一种观点，也就是清帝逊位诏书是清帝无奈的举动，其实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以下两点
《立宪时刻》读后感(七)：中国版“光荣革命”的意义
中国版“光荣革命”的意义
——读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
杨津涛
刊于8月8日《人民政协报》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宣统帝奉隆裕太后懿旨，颁布逊位诏书。这在结束了清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同时，也宣告帝制从此退出中国历史。此前的所谓南北和谈，其实只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谈判，清室作为最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反而变成局外人，命运操在了他人之手。当优待条件谈妥，清室也唯有交权一途了。以政治史叙述来说，这种诠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以政治学视角，重新看待清帝逊位，那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新统治者都特别看重对旧王朝“正统性”的继承。但是清帝退位，民国肇始，既不是权臣篡位，也不是造反起事，那么如何使新生的共和国从旧王朝那里“合法”地继承权力呢？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南方革命党人发起，此后虽有立宪派士绅参与其中，但是创建民国的主导者无疑还是革命党人。逊位诏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它使得推行“预备立宪”多年的清廷参与到了第一共和的建立中来。改良与革命两条立宪路径，在这里得以殊途同归。因为宪法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而《清帝逊位诏书》事实上参与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所以使其具有了宪法的意义。所谓“正统性”从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在《立宪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所探讨的《清帝逊位诏书》，除《逊位诏书》外，还包括同日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在高全喜看来，这一揽子文件绝不仅仅是袁世凯为获得总统之位，而迫使清室交出政权的一纸文书，更是一份南北“双方都接受并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清帝肯于让渡权力，那是因为即将建立的统一新政权，不再是世袭王朝，而是人民主权的共和国。正是基于南方创建共和的承诺，以及三项优待条件的交换，才会有上述的《清帝逊位诏书》。既然逊位诏书具有契约性质，那双方就必须同时遵守，所以无论是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还是前清的废帝溥仪，一旦复辟帝制，也就背弃了诏书精神。
在作者看来，清帝以和平方式退位，同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堪称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它使得革命建国的激进主义内容大为削减。恰如几天后，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那样，“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谈及逊位诏书，那就不能不说说袁世凯对其“篡改”的故事。依据新近披露的《赵凤昌藏札》显示，近年所见的逊位诏书是由赵凤昌策划、洪述祖拟出初稿、张謇拟出二稿、最后呈交袁世凯审阅的。作为政治学学者的高全喜不太确定，那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话究竟是否真的为袁世凯所加，其实在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中即收有袁世凯对逊位诏书的修改稿。如作者所说，这一改动在宪政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逊位诏书中的“袁世凯条款”，将“帝制法统转化为共和国的法统”，既以类似禅让的形式，将统治权移交给了袁世凯，同时又给他加了一道紧箍咒——给你权力，那是叫你创建共和，而不是开辟新朝。
在本书正文之外的大量注释中，作者以政治学学理与古今史事为鉴，指出在革命后的“立宪时刻”，《清帝逊位诏书》保留了皇室的尊荣，对上继承了古老的传统文明；此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又向下开启了现代政治。一份隐含深意的历史文件，由作者的精心阐释，得以被重新认识。
http://epaper.rmzxb.com.cn/2011/20110808/t20110808_405672.htm
《立宪时刻》读后感(八)：精彩书摘
……不囿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单纯从现成的规范主义出发，而从现代政治的发生学来解读和审视中华民国之宪法，力求在众多或明或暗的历史资料中，挖掘那个活的民国之宪法，洞开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源。
在当今的语境下，我们要和平地致力于国家建设，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源头，去发现第一共和国的“立宪时刻”，发现这个非常时期的真实“宪法”以及宪法精神。
从政治宪法学的更为高远的视角来审视《临时约法》与《逊位诏书》所分别代表的两种立宪建国逻辑之间的的张力，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中华民国的制宪史，理解中华民国作为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立宪时刻”所蕴含的渊深的宪法内涵，理解我们今天的制宪建国事业，不过是中华民国在肇始之际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的继续。
从中华人民的国家构建来说，《逊位诏书》是对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清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即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即“共和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
我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是两种具有现代性的革命之折冲、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它们都超越了汤武革命的传统革命含义，而具有现代共和立宪与民主制宪的正当性理据，从历史大尺度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两种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革命史观都是片面的，现代革命的实质不在于要多么彻底，而在于是否付诸于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这才是一个现代国家之构建的核心原则。
本书的全部分析，其宗旨就是要指出《清帝逊位诏书》所包含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宪法精神，将其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以“革命的反革命”契约折冲或消弭了革命激进主义的片面性，由此，《清帝逊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之根基。
这里涉及中国三千年古今之大布局中的一个不期而然的宪制塑造问题，或许可以说，这里本来隐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个百年未有之机遇擦肩而过，不再复返。
清帝逊位诏书之拟制的准虚君共和制设置，本来对于一个政治成熟的现代共和国来说，是完全可以大做文章，把其蕴含的文明传承和古典精神与现代人民主权以及宪制架构巧妙地融汇于一炉，开出中华民国之古今传承之新法统的。然而，这个机会被后来者历史性地错过了。由此，彻底打倒了旧制度，全面祛除了旧法统，现代中国如何接续传统，现代政治如何凝聚人心，现代法制如何被人尊崇，人民如何能够不腐化堕落，国家如何能够被人民信奉，这一切就都将成为现代政治的攸关问题，直到目前尚未彻底解决。
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他们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份诏书宣示的那些原则，蕴含着非常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尤其是其中隐含着的有关革命、中华、人民、立宪、共和等关涉一个现代共和国之生死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
《立宪时刻》读后感(九)：中国版“光荣革命”
“辛亥百年”的高峰算过去了，回望一年多来出版的书籍，总体感觉是挖出了不少史料，视角多元，读来颇有收获。不过，细节的堆砌也令人迷失，观念上的迷失。历史太庞杂了，有时候故事讲得漂亮，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叙述的迷障，被纷繁的线索牵来扯去，却始终号不准脉络，无法上升到观念史的层面俯瞰和思考。
高全喜教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是个例外，他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剖析了那份即便在纪念热潮中也遭忽略的历史文献。至少于我而言，极有启发。
对于辛亥鼎革之际的清王朝，世人多以“覆灭”“瓦解”“崩溃”等词形容，是不准确的。首先，辛亥革命和屡屡重演的“王朝更替”有本质区别，它以帝制终结为起点，以立宪共和为终点，从而脱离了改朝换代的循环。这一性质，“覆灭”二字无法涵盖。其次，帝制终结也不等于国家瓦解或崩溃。辛亥后，清朝的疆域大体保存了下来，中国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努力正基于这份“帝国遗产”之上，避免了如奥斯曼帝国般分崩离析。
这两点，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均有所体现。高全喜则认为，仅诉诸此还不够，他拈出了《清帝逊位诏书》。乍一看令人迷惑：《逊位诏书》颁布于先，随即南方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两者有继承关系，按道理，“禅让”之后，《逊位诏书》的历史使命亦告终。那为什么仍要凸显其价值呢？
这得从《临时约法》的两个“短板”谈起。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立宪共和，归宿理应是“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用章太炎的话概括，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这又是一个悖论：革命既要开出宪法新法统，又要把革命自身从法统中消除，可谓“革命的反革命”，难度不小。（详见页39）果然，革命党领袖们“缺乏应有的自觉”，以致相关内容在《临时约法》中付之阙如。其实，鉴于《临时约法》由革命动力所促成，制定者有强烈的革命偏好，即使加入“反革命”条款，恐怕也靠不住。
此即“革命建国”的悖论——革命迟迟不退场，激进观念蕴于宪法中，“日常政治”无缘降临，建国之基遂难巩固。
这又引发了第二块短板，“人民制宪”的困境。任何政权的建成都需要正当性，古代政权来源于神授，现代政权则靠民意，制宪为民意的具体表现形式。辛亥革命是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一跃，跃进的目标又是“共和”，人民制宪为题中应有之义。
对此，《临时约法》制定了相应的条款，纸面上看问题解决。然而症结在于，“依照这部约法的深层宪制逻辑，其民国构建是源于国民革命”（页45），但并非清帝国的所有领土和所有民族都参与或认同“国民革命”。高全喜分析道：“满、蒙、回、藏所效忠的是清王室，其领土管辖权属于清帝国的另外一套制度，遵循的是清帝国的帝制法统，在他们看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拥护的政权只是一个南方政权……也就是说，革命党人的中华民国在法统上与他们没有瓜葛，《临时约法》对他们没有法律效力。”（页135-136）
这一层危机严复当时已看出，并深表忧虑（见《与莫理循书》）。《临时约法》的制定者也非毫无知觉，总纲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但高全喜指出，必须追溯至《逊位诏书》里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该条款才有效。简言之，《逊位诏书》“以清帝国之主人身份，稳定、安抚满蒙回藏各族之心，尤其是各族上层王爷贵族之心，以便将清帝国之全部统治权以及其法统，禅让与中华民国”。（页138）这弥补了“人民制宪”的短板，亦为《临时约法》所无法替代。
同时，《逊位诏书》体现了端方、袁世凯、张謇、梁启超等立宪派的主张，使民国建立的正当性不必完全套用激进主义的叙事，为革命退场留下出口，从而弥补了第一个短板。我认为指出这一点很有意义。从前关于立宪派的论述，如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过多强调鼎革之际立宪派偏向革命那一面，却忽视了其改良之心——遏制激进势力，将革命话语转向日常话语，从而展现出成熟的转型时期的政治智慧。
因此诚如高全喜在本书开篇中点出的，《临时约法》只代表南方革命政权所诉求的立国之宪法，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尤其是北方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政治决断。必须加上《逊位诏书》，两者构成“一组宪法性法律”，方才是“作为民国肇事之立国根基的根本法”（页10）。这也是高教授视《逊位诏书》的颁布为“中国版光荣革命”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证伪了那种把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说成是源自孙中山“私相授受”的观点，也抽掉了南方临时政权于议和成功后将政体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的法理依据，而沦为彻底的政治伎俩。
然而，“中国版光荣革命”还是毁于层出不穷的政治伎俩。党争、政争勾心斗角，复辟、革命轮番登场，中国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思潮推入沼泽，宪政等现代价值也因丑陋的现实被“证明”不适于国情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终，革命话语胜出，革命占领宪法，改良销声匿迹。这，就不是宪法学能解释的了。最后我想提醒，以高全喜教授未在“考据”上下太大工夫而斥《立宪时刻》为“沙上建塔”的，实乃肤浅之论，他们未能洞悉这样的道理：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
《立宪时刻》读后感(十)：“末世”挽歌
2011年，时值武昌首义一百周年，发生于辛亥年间那段被后世称作为“革命”的故事，借助某种弥漫在当世的气氛而备受关注。不过对于这场以推翻满清政权为主旨的革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通常都习惯从革命党人的视角出发来作事后的观察与阐发，却在无意间忽视了“革命对象”——满清最高统治者的反应。如此缺失，多半是由狭隘革命史观的宣传所致。所幸伴随着近年来学界突破意识形态樊篱的努力，众多历史资料浮出水面，有关辛亥革命的主流叙事话语早已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辛亥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武昌起义的爆发虽具有偶然性，但在其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那股谋求变革的力量却是强大且由来已久的。面对看似突如其来的变化，清皇室作出的最后抉择是：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份诏书的确意义非凡，它所昭示的古今之变，乃是迥异于之前的任何朝代的，因此无论如何都应当被视为现代中国政治基石的一部分。
也许正是有感于此，更有感于这份文件长期以来的不受重视，在政治哲学和宪政研究领域里颇富声誉的高全喜教授在今年春节一气呵成，写下《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对这份“末世”诏书的宪法意义作了深度阐释，用作者的话说，是“为它唱一首挽歌，作为辛亥百年的别一种纪念”。
恕我孤陋寡闻，读到此书时已近年末。此时人们对于辛亥百年纪念的关注，如同这个世代里任何吸引眼球的事务一样——来得快，去也得快——已经差不多不留痕迹地消散在了公众的视野里。正是于这寂寞中的细细揣摩，让我得以深切体会到了“挽歌”一词所蕴含的悲凉。
不同于大多数学术书籍的论述模式，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直截了当提出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革命的漂泊机制”问题。这一点其实可以看作是全书的核心命题之一。盖因中华民国得以建立，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便是革命。“革命建国”不仅是革命党人理念的体现，在当时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但“娜拉出走以后”的命题，在二十世纪革命话语兴起之后的岁月里，曾经并且至今依然困扰着无数人。作为后来者，作者在检阅了百年中国的历史遭遇后作出的回答是：革命之后，应当尽快制订能够对革命本身起到制衡作用的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使宪法尽早成为“革命之轭”，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因革命激情导致的过度暴力。正是在这里，《清帝逊位诏书》的作用凸现了出来，作者认为它恰恰是革命后制定的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效力的重要文件之一（另一部文件是《临时约法》）。与此相关联的是，被《清帝逊位诏书》所承认了的辛亥革命的性质，作者将其定义为一场“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 of revolution）。运用这一有点拗口的概念，意在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是受到宪法制衡的一场革命，具有反对无限度革命暴力的性质，但它本质上完全不同于那些反对革新国家政制的保守的反革命力量，因而它是“革命的”。唯其如此，才可以被称为“革命的反革命”。
作者将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清朝统治者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视作为宪法性法律文件，显然如他自己所说，是在试图梳理出两条不同的建国路径：一条以革命建国，一条以宪政立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条路径的拥护者，都认同政制需要鼎革的观点。这两条路径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中间历经庚子之变、晚清新政等重重历史关口，绝非积一日之功而成。在最少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为代表的清廷上层中的改革力量，分别从不同方向上推进清末社会各个领域堪称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发挥了合力，最终促成民国的建立和上述两个文件的颁布，使得1911年的那次易帜没有采取传统的大规模暴力的方式，而是南北议和，达成妥协，南方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权力交于袁世凯，北方的清廷和平逊位，由此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整合与彻底革新。这种“合力”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清帝逊位诏书》这份最重要的文件，恰恰是由身为前清状元的立宪派领袖之一张謇代清廷执笔，再由后者认可颁布的。
关于辛亥年的和平转型，在笔者看来最有意思之处则在于，此次机遇的产生，乃是得自于精英政治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历史上常见的农民起义推动改朝换代的暴民政治模式，不容易引发大规模暴力。即使不得以而动用武力，也尚在可控范围内，故而得以顺利实现政制变革。可惜的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开头并没有维持多久，从北洋政府时期的战争频仍，到1927年以来中国政坛单极独大格局的延续，可以说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早已完全背离了前人业已达成共识的革命建国与宪政立国并行的路径，由于缺乏制衡而付出了难以历数的惨痛代价。由此看来，革命建国与宪政立国这两条路径者都自有其符合政治运作机制的合理之处，而又相互构成牵制作用，均不可偏废。
扯远了，再收回来。在作者眼中，《清帝逊位诏书》短短几百字却内涵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建国”与“新民”，这也恰恰是百年来我们所能想像的理想的建国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末年虽看似皇权政治的“末世”，又何尝不是开启中国现代政治之路的充满希望的年代？站在今日，回望百年，末世的挽歌因此而显得那么地凄凉，又那么地美丽。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