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10篇

　　《邓小平改变中国》是一本由叶永烈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51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一)：历史的惯性——评《邓小平改变中国》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叶永烈推出了新版《邓小平改变中国》作为献礼，并随书附赠签名照，上书：“谨以新版《邓小平改变中国》献给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叶永烈 2014，3，17于上海”。
　　既然说是“新版”，当然对应的就是“旧版”，《邓小平改变中国》的第一个版本于2008年5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版本；今年5月，这两家出版社又推出了最新典藏本。第一个版本462页，第二个版本470页，两者相差无几。而现在的典藏本则达到了536页，篇幅明显增加了。而增加的篇幅中，明确体现了作者沙里拣金、去伪存真的过程。比如关于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是否秘密会晤过叶剑英的事情，在新版中作者写道：“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把初版引用的原文仍附在下面之后，作者说：“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作者接着引用了邓榕说法的原始出处，并引用了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时说的一段话：“……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像这种对旧版说法重新进行界定、更正和修订的，还有一两处。
　　而新版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它的书名——不是都叫《邓小平改变中国》吗？对。但三个版本的副标题却都不一样。第一个版本叫《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第二个版本去掉了“1978”，直接变成《中国命运大转折》；而最新版副标题则变成了《从华国锋到邓小平》。前两个版本的书名曾遭到过非议，有些读者都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但书里却有相当大的篇幅写到了华国锋——比写到邓小平的篇幅要多得多。所以，新版本的副标直接变成了《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新副标更加文题相扣。华国锋这个名字，不论是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还是在拘捕“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这一更替，很简明地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转折。由于“四人帮”的被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四人帮”等野心家们为了权力而对国家的肆意破坏，而是是否要继续走“左”的道路还是调整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句话说，邓小平和中国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而这种思想的代表就是华国锋和他的“两个凡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国锋和他的“两个凡是”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历史惯性，这种惯性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而是全国很多人都有，那是长期高强度极“左”思想对人们的禁锢。毛泽东的辞世和“四人帮”的被拘在客观上已经打破了这种禁锢，但是解除了镣铐的人们却已忘记了跳舞。
　　华国锋的这种历史惯性造成的局限性有其必然，也正是他有着这种局限性，他才有可能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继任者。从某种角度说，华国锋的这种局限性也有好处。假如在拘捕“四人帮”之后马上就来个大掉头全盘彻底地否定“文革”，一点缓冲都没有的话，很可能会失之猝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不是一个顽固分子，没有一直抱着他的“两个凡是”和他的地位不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他的“两个凡是”也有他的私心。
　　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华国锋真的是一个野心家，他恐怕也无力改变历史的洪流。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却不是十分清楚它的历史意义，而叶永烈则在本书中非常细腻地为我们讲述了这篇文章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一篇文章真就有那么大的能量吗？真有。它的能量就在于它引发了一个大讨论。在文章出来之前，有些人对“两个凡是”隐隐感觉不对劲，有些人明知道它不对劲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也有的人根本就没考虑过“两个凡是”是对是错，既然是英明领袖说的就应该是对的。可能第三种人人数最多。而当《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来之后，感觉不对劲的人知道哪里不对劲了，不知道从何说起的人也知道从何说起了，而那些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递给了想歌唱者一个乐谱，给要歌唱者起了一个强拍，而这大合唱又唤醒了睡梦中的人。
　　就像邓公说对付“四人帮”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产生的效果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完成的。单是这篇文章本身，就有不少人在参与。而且本文的最初两位起草者是在没有人组织和号召的情况下，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地着手写作。从这个事件上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有些时候，历史还真是人民推动的。只要不去人为地禁锢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力量就是无穷的；即使是禁锢，这种禁锢也迟早都会被打破的。
　　不过，话说回来，打破禁锢可能要比设立禁锢难得多，时间也会长得多。也正是因为这样，邓小平才会要求“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要“一直坚持下去”。邓小平还曾指出，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纠正“左”的错误。这个“很大力气”，在这本《邓小平改变中国》中有很完整的体现，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是纠正错误的终点，所以邓公才说要“一直坚持下去”，并说“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二)：从毛去世到三中全会《邓小平改变中国》

从毛去世到三中全会《邓小平改变中国》
   新中国的历史一般划分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三大部分，其实这么划分还是有点问题的，在这本书的结尾，给出了一个划分方法，感觉更准确一些。建国后，中国社会发展很快，是从57年反右开始进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文革只是一个高潮。文革结束是67年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可是这距离三中全会还有两年。这两年是华国锋的两年，是两个凡是的两年，所以应该还是文革政治的一种延续，值得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从57年到78年，这是新中国走上左倾路线的二十一年，这样划分就更准确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叶永烈，说到叶永烈，那就不能不提到《小灵通漫游未来》，当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这本书所吸引，而喜欢上了科学，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后来叶永烈转身开始写传记，传记也写得风生水起。不过却真的没看过几本。写传记要收集一手资料，叶永烈住在上海，就一趟一趟往北京跑，因为了解红色历史的相关人物大多数都在北京。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叶永烈的采访，不过想要采访到高层也不那么容易，比如华国锋退出以后就谢绝了一切采访，就只能去采访周边的人。
   这本书的名字叫“邓小平改变中国”其实书里面写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两年，这是邓小平复出的两年，要说是改变中国还为时有点早。这两年也是华国锋主政的两年，所以书里面更多的内容都是和华国锋有关的。
   书很厚，有一寸厚，不过书里面有大量大量大量的引用，呵呵，遇到引用我往往就跳过去，这样书几乎就薄了一半。引用往往是用史料做论据，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只想看看过程，所以对那么多史料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不过这样写传记还是很严谨的，引用要进行核实，查找，其实并不比自己写更省力。所以也很佩服叶永烈老先生，七十多岁了仍然笔耕不辍，仍然亲自去寻找历史的线索和脉络，为我们尽可能的去呈现出历史的真实来。
   那段历史还有太多太多的资料没有解密，作者对很多亲历者的采访，收集了很多一手资料，不过资料中也有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历史就是这样，哪怕是才刚刚发生，因为立场的不同，看法的不同，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好像马航一样扑朔迷离，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三)：不过都是历史的轮回

此书是以“毛的遗孀”被捕的外国报道为开篇，由一个有着极强的“政治嗅觉”的驻华外国记者为引线，引出了接下来的四人帮倒台下文为起始的。这不是一本写邓小平的书，而是那个时代的一些记录。只是，相比邓小平在其中只是出现在几章，这本书里华国锋倒更像是主角，他的戏份才是最多的。甚至可以说，整本书概括起来，根本就是华国锋从开始上位到最终下课的经过。事实上，这本书不过是以二者的交替为主线，再现了1976-1978这两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过程。作者朴素的文笔，仿佛引领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时期，亲眼见证了当时的暗流汹涌，以及那些惊心动魂。 这书的书名究竟是《邓小平改变中国——中国命运的大转折》，还是该叫《中国命运的大转折——邓小平改变中国》呢？或者就该改名叫《华国锋与邓小平》呢？当然，后面这个书名就未免太过平淡了。但这么厚的一本砖头书，前半本的确少有提到邓小平，全是在讲华国锋如何扶摇直上的。全书连尾声共有十四章，直到第七章“邓小平”才出现，而后面有四章是介绍“‘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还有两章是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尾声又是交代华国锋‘后事’的。【总的来说，就是全书只有1/14部分是涉及小平同志的。】对于想了解邓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的的读者来说，实在有种上当的感觉。所以本书的大标题的确是很有问题的。不明白编辑为毛给改成这个名子，或许只是为了吸引读者？ 邓小平的身高157厘米，和前者相比，华国锋1.8的身高，可以说是一个大个子了。据说，大个子的人，多少都有些死心眼；而小个子的人，心眼多。后者我不确定，但是前者，很明显，华国锋就是例子。最起码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只是看了这本写的更详细的书，才不禁感慨，华国锋或许也不过是造化弄人罢了。如果他不是生错了时代，或许，他是会成为一位好总理的，就像周总理一样。 但事实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和与之对立的“正义力量”（“悲情者”与“被迫害者”）的一方。两者间除非有一方背叛阵营，否则是绝不可能有媾和的余地的。至于华国锋，就像鲁肃说孙权，“我可以投降，但是大王投降不得”。别人都可以改弦更张，唯有他不行。至少，在他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威望，身上的光环还只是因为继承逝者来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没意义。真正重要的是，他必须按照老路坚决的走下去！ 政治没有谁好谁坏。只不好等华国锋坐稳了位子，也会搞个改革开放，只是他没有那个机会罢了。事实上，这两者间很难说是谁对谁错。我个人认为，作者写的和他要表达的，可以再斟酌一下。不管怎样，任何一个政权或者势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足，那么它必然有其正确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必然有一群坚信它是正确的追随者。但正确与否从来是相对的。吾之蜜糖，彼之砒霜，不外如是。所以，上位者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沉迷于自己的正确之中，不要让自己的主观冲晕了头脑，更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这并不就是代表了，上位者是牧羊人，人民一定就会是羊群了。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身为牧羊人的上位者应该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制。 理想是一把利剑，不但能伤到别人，用不好也会伤到自己。窃以为，认为既然是正确的，就一定会获胜或者是成功的想法；远比认为，力量更强者一定会获胜的想法，要更加的危险。现实的情况就是，当时的国家已经像是绷得过紧的弹簧，如果不想像苏联一样，最终覆灭于变革的浪潮之中，最后导致其领土被瓜分，该顺势而为，还是顺势而为的好。人需要认清的一点是，没有一个人民会愿意为了上位者的理想而去死。绝大多数的人包括你我，都不是圣人，需要的也很实际。就像上位者不是真正的神一样。想要他们的服从而非反抗，首先，你必须要给他们利益，接着要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利益被夺走了的话，那就会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当旧有的支配体制完全被打碎，让改革的阻力降低到了最小。可打破旧有的支配体制就是正确的吗？当时对于那些获利的人民看来确实是正义的，但是之后呢？人心都是易变的。拿破仑说过，今天为我欢呼的这些人，也会为我上断头台而欢呼。所以，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样的观点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会跟着时事而转移的。就像是退下来的华国锋，公允的说，为什么现在的华国锋能退，而更早之前的建文帝和建成太子不能。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现代政治已经最大程度上的脱离了血脉继承的法则，所以华国锋这个“继承人”的存在，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他退了，也只是失去了权利，或者还影响到子女的仕途。 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产生与推倒、华国锋上下台期间的事，在那段特殊时期，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以政治强权人物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手腕，让历史的巨轮转变航向。这后面的主推手之一是邓小平。不过总的来说这段历史的发展，是许多大手共同推动的结果。或许是从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共性，他们有的是直面痛苦和死亡的勇气，是能为自己信念去死的执着，是能牺牲一切包括自己成就大业的智慧。同志，好似彼此之间无声的默契，因为信任，有许多东西自然而然便从容起来。其实再冷的人也有热的一面，就像再坚硬的壳也有柔软的内里，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和周恩来正相反。周总理倒是再热的人也有冷的一面，再柔软的表象下也有坚硬的那部分。 书的内容详实，只是史料堆砌的过多，大量的引用似乎有掉书袋的嫌疑。不管其文笔如何，单看作者认真的态度就值得敬佩。大量的摘录罗列的的第一手的史料，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可惜，作者本人没有将之系统的概括，而且叙述的逻辑性也似乎有些凌乱。虽然显得严谨，增加了可信度，但拖沓的步调，大大的影响了本书的可读性。不过，作为一本纪实文学来看，也没必要要求太高。反正作者的纪实类作品，一贯是【坚持“九字方针”——“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他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更不写“复述”式的作品。自称写传记作品三十余年，“从不东拼西凑”。】 叶永烈的文笔平实，坦然的将这段历史在我们的面前铺陈开来，带着些不自觉的慨然。朴素的文字，通过其对历史细节的描述，让人多少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政治人物的动机。说起来，改革开放与否，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有这么大影响力？过往提及的时候，也只是反复讲它的重要意义，而本书通过大量细节描述，可以说是对文章的前因后果不厌其烦的考证追寻，因此事件显得可信的多了。仅仅就史实来说，这本书对于那些在文革结束后生人的人来说，的确是值得一读的。经此一读，对那时中国的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大争论确实了解了不少。相信本书能够更好的帮助人们，去了解这个国家当时上层博弈的风云变化，和从那时起便深植于这个国家的政局隐患。 只是，可能是书写的比较早的关系吧，貌似当时作者还没有出国。有些地方干脆不能写的，还好说；但是，某些写的比较隐晦的部分，看得就比较费神了。像是，华国锋【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因为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参加爱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的关系，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以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看看，这话说的多么的艺术啊(﹁”﹁)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在中央没有威望就直说嘛！亲历者当年说的比较克制，可作者再写的时候又何必如此的隐晦。如果，读者的脑子不够灵的话，根本都看不出来。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作者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最好也要以第三人称转述一下，加工一下，再加上作者本人的分析；不然只是引用当事人的原话，还不如去看当事人的回忆录】。 说起来，之前从读到的一段网友评价很有意思，说的是： 【一部当代版的后党与外庭之争 “太子干掉了太后，旧臣又干掉了太子” 当代史再一次证明，权利若想实现传承有序的世袭，旧臣一定要杀，皇后一定要殉葬，此书再一次对此做出了明证。】 永远是急领导之所急的“孝子贤孙”华国锋，靠着他的唯命是从，一步步的熬到了最后。可惜，这样一个人人都说好的为人，却没能笑到最后。他是属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令人摒弃的阴影里的一部分，更是那个错误的时期的最大孑遗。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纯属是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作者许是很同情华国锋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身份注定了他的退无可退……和所有的“太子”一样，身在那个位子，也不过是有进无退罢了，只能是勉力一争。 华国锋的经历多少令人联想起了太子建成和建文帝，事实上，这三者的为人都称得上是个“仁”。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这三个好人，却也都不约而同的败给了雄才大略的继任者。——都是令在位者还能掌控形势的时候，真正放心的好接班人；也是都是令在位者在感觉自己不再能掌控形势的时候，为之担忧的接班人。 “教徒弟的时候都想要蠢萌，等到自己只能撒手的时候又都希望是腹黑了”，这是我前些年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有感而发的话，换做此处也是对路。是的，和最终真正坐稳这个位子的人相比，他们的心性不够果决，性情不够刚强，手段也相差太远。确实，他们败得不冤。想想看，这些个“好人”如果真的成功上位了，之后的国家又会如何？没有远见，缺乏大局观，眼睛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可以说，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还好他们没能上位！ 建成太子被杀，建文帝下落成谜，华国锋黯然退场。唐太宗名垂千古，永乐帝一世雄主，于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也成就了历史—— PS.【】内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四)：改变历史的瞬间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关于阅读这件小事儿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五)：华国锋在1967--1969

小时候家里有一张年画，是毛主席接见某位外国元首的照片，图画在毛主席的右肩膀戛然而止，但是有一大簇鲜花在他的右侧，我就常常问姥姥“那捧着鲜花的人是谁”，姥姥就含混地说：“那个人是华国锋主席，但是他说了你办事我放心的假话，就不让他出来了。
彼时的我并不明白什么意思，甚至现在的我也不知晓这其中的历史渊源，但是我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也记下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
传记作家叶永烈的新著《邓小平改变中国》是明晰那一段中国过渡时期历史渊源的通识读本。涉及了从打倒四人帮、抓捕四人帮，到一个个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们陆续恢复工作和邓小平复出组织工作的整个过程，读来实在过瘾。这是一段被真空的历史阶段，许多年来，华国锋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微妙的代名词，我们的教科书上、我们有限的历史读本上，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多么弥足珍贵，《邓小平改变中国》中叶永烈以大量的笔墨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接近于真实的华国锋，更接近于真实的过渡阶段的历史脉络。
他深入挖掘了后来被邓小平定义为“中国过渡阶段”的1967-1969年间，华国锋作为主席接班人一边矢志不渝地遵循对领袖的极端崇拜、长期极“左”思想高压下毫无意识被“两个凡是”桎梏的所有思考，一边为维护个人领袖形象、为树立个人领袖威信付出的所有努力。理清了历史脉络，也澄清了人们对于华国锋这位忠厚、老实、宽怀、包容的老人的误解以及怀疑。有推己及人的意味，也有反思以及警醒。
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由一条又一条交错或并行的道路和在这条或那条道路上各自奔走的人们组成，他们有的时候交叠有的时候又并行，他们的存在客观安排，也有历史的必然，而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过有一点就是这个书名与内容似乎相去甚远了，因为书中以详尽的采访资料记录了华国锋作为毛主席钦点的接班人，在主席去世之后以国家领导的身份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个阶段的所有工作细节，而且书中更多地表现了华国锋、叶剑英、王震、胡耀邦等人在那一阶段的具体工作，过程中虽略约涉及了邓小平辗转复出过程的方面记录，但显然篇幅很少。如果改成一个譬如《华国锋在1967--1969》可能会更好。
另外此修订本中作者还特意增添了邓小平女儿邓蓉否定初版中关于粉碎四人帮之前，软禁在北京宽街的邓小平曾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过叶剑英的事情的标注和另外几处修订标注， 这是传记作家始终遵循事实之心的自然呈现，非常难能可贵。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六)：历史迷雾背后的较量

历史迷雾背后的较量
——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
彭忠富
　2012年12月8日，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来到深圳市莲花山，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习近平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习近平在邓小平雕像前的表态，一是说明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二是为了表达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敬意。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的卓越论断，也许中国大地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这样的情形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中共党史上，有两次重要会议。一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同时形成了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其核心就是邓小平。两次会议都堪称历史转折点，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其业绩可谓彪炳史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经过数代人努力，最终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对于这位世纪伟人，作为每一个从改革开放中获益的国人来说，都应该记住邓小平这个名字。因为事实证明，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充满了艰难险阻一样，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堪称阻遏重重，稍不留神，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并未立即走上发展的轨道，而是深受华国锋“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两年时间是中国当代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通过深入细致地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撰写了《邓小平改变中国》这部历史巨著，真实地记录了从1976-1978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诸多的开国元勋及政治领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刻与极左路线展开的思想交锋，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疑团。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国向何处去？华国锋深受毛泽东晚年“左”的影响，明确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成为他的核心理论。当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华国锋的驾驶下向“左”偏航的时候，邓小平站出来了。人民需要、国家需要这位饱经沧桑、充满睿智的老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强有力的支持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突破口，发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大批判。“两个凡是”动摇了，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迅跑。中国能有今日，是邓小平作为舵手在1978年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
1976年至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是中国政坛波诡云谲、惊心动魄的岁月，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领袖的历史选择过程。这本书便是这一特殊历史的真实记录。本书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地详细记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详细记述了中国当代历史性的大转折。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哲学至今仍被国人津津乐道。可见邓小平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想传递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吧！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七)：细节里透露的关键信息

    《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除了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讲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前后后，也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江青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随即“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被各个击破。由于拘捕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叶剑英也要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要“保密两个月”，对外严格封锁消息。但6天后却被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公诸于世。
　　在全世界报纸前，“抢”到这个“独家”新闻的，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韦德自毛泽东去世，就严密关注中国政局。1976年9月18日，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电视转播中，韦德看到：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华国锋念悼词时，王洪文不安地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韦德也注意到：华国锋所念的悼词中，没有提到两天前中国最权威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而这两刊一报，当时是控制在“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手里的。就这样，韦德判断：华国锋和王洪文之间存在严重政见分歧。10月10日，他从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又发觉了几句值得玩味的话：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社论没点明，却显然有所指。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尽浑身解数打听到江青被捕的消息后，他推测出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的人，就是江青及其同伙。就这样，韦德抢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当时被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但她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消息。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天天在狱中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总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有几天，报纸本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狱中的广播忽然又播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严慰冰马上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继而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王平）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八)：你也许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政治却对你兴趣正浓

自打人类有文字以来，无论在哪种文明中，书籍都惊人的有两大共同主题——战争和政治。
不然，你看看欧洲的《荷马史诗》、印度的《吠陀经》、中国的《尚书》，那里面不是神仙打群架的回忆录，就是神仙开会的会议纪要。
后人很容易会把战争和政治误会成先人版的新闻联播和“爸爸去哪啦”，并不是古人生活乏味、娱乐枯燥，把战争当饭吃，把政治当球踢，而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战争和政治确实是最重要的事。
古代生活那么苦，如果在忙完生存和生殖两大时代命题后，尚有余力，却都拿来侃战争、聊政治，可见这事一定不亚于今天的升职加薪、买房买车、约会约炮、孩子上学、丈母娘过生日、陪老婆逛街等一样的头等生活大事。有需求，才会有生产，有持续广大的需求，才能流传至后世。
战争和政治，约等于今天影响甚至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生活和生意的社会环境，是与自然环境同等重要的“第二自然”。
和平年代，政治就是和空气、土壤、水、气候一样，可以合并同类项的生存环境。
表面上，我们的衣食住行是由经济决定的，生存质量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活品质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实际上，是由“政治“决定的。因为战争和政治、抢劫和交易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正如网友所言，如果假币能用，谁还会用真币，假币成本多低；如果假话能行，谁还会说真话，真话成本太高；如果靠关系更能成功，谁还靠自己努力，傍官最省力；如果官大就是法，谁还会守法，守法零收益；如果以国家名义，霸占财富可行，谁还会爱国，窃国最简单！
起关键作用的都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不是科技水平。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即政治，不同的文明即不同的政治。
当然，如果你头脑里理解的“政治“，只是《资治通鉴》、《甄嬛传》、《纸牌屋》里的政治，那么我确实错了。因为我无法扭转你“小兵张嘎手撕鬼子”式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现在社会人文学科里所有的“当红炸子鸡”，其实都是从“政治学”里分离和演变出来的，显而易见，自然科学除外。经济学最早是“家政学”，如何管理自己的奴隶庄园。正式的社会学起源于德国的孔德，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群体现象。政治学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缘故，被狭义理解为政体的swot分析。实际上，政治学研究的是什么是最合情合理、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人间秩序。中国的先秦诸子研究的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学”，刨除物理学、天文学、动植物学，所有的希腊先哲也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学家。
不要当且仅当雾霾把你的孩子请进医院，把你家的老人提前送进火葬厂的时候，你才开始关心空气质量，大家才开始寻求雾霾发生原理。同样，不要当政治雾霾了，你才开始关心政治，关心政治学。
30年前的那一场政治雾霾，是怎么治理的？“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这段历史尤为值得参详揣摩。某党到底是如何运转的，“邓+小+平改变中国”绝对是最好的组织切片之一。
对，这不是书评，只是给你一个读书的理由先！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九)：叶雷 评 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人

    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个值得永远怀念和品读的伟人。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抉择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已经出了第三版。读完手头的这个版本，看着书架上的另两个版本，别有一番思想在心头。
  我读的第一个版本的《邓小平改变中国》，是1998年由广州出版社作为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献礼书出的。我读的第二个版本的《邓小平改变中国》，是200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作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书出的，修正了初版的一些讹误，并被《光明日报》评为“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首。第二遍读这本书，我想到了“克里斯玛”。“克里斯玛”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人们习惯于将以传统的名义出现的大刀阔斧的改造者称为“克里斯玛”。邓小平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克里斯玛”。
  最近读的第三个版本的《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而出的。再一次体悟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再一次品味那些鲜为人知、荡气回肠的历史细节，依然深感“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等名言，对涤荡国人今天的保守，依然是那么的卓识远见，依然感觉“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厚重。
  现在，改革创新又一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恩格斯曾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虽然历史已经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场景，但我们依然期望那位爱打桥牌的、烟瘾很大的、大方地使用痰盂的、偏爱羊角面包的老人能给我们一些指点、一些信心、一些勇气。
  读完《邓小平改变中国》，我重思“克里斯玛”。在一定意义上，“克里斯玛”不仅不会告别历史，反而历史往往是由“克里斯玛”推动前进的。马克斯·韦伯也已经指出，历史上的“克里斯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现代民主制度虽不会获得一批批“克里斯玛”，但往往在关键时刻可以赋予政治家“克里斯玛”的权威，“克里斯玛”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下，成就伟业。“克里斯玛”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他是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人。 文/叶雷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感(十)：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这本书绝对算得上是一本精心打磨的历史纪实著作。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出了第一版。2008年经过大量的修改补充后，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了新版，2012年的时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作者又新增了大量的材料，吸收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今年8月份将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一百一十周岁的诞辰，这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再次联合重磅推出典藏版，是作为礼物献给邓小平同志的。
    这本著作的作者叶永烈先生写过不少关于中国党史的纪实作品，这部作品已经是他的相关作品的第十部了。对于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写这样的著作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但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还是花了相当时间和精力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采访了很多当时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叙述中充分感受到。为了写好抓捕“四人帮”这部分内容，作者专门采访了当时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张耀祠是当时的中央警卫团团长，拘捕江青是他亲自执行的。根据他的说法，拘捕江青是毫无戏剧性的！应该说这样说法比那些著作中的那些夸张的描述的可信度高的多。至于抓捕“四人帮”的决定是如何作出来的，张耀祠也是实事求是指出，他也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张耀祠认为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作者当然是很想采访汪东兴，当由于种种原因，作者没有采访到汪东兴。但在书中，作者还是引用了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的说法来补充说明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但对具体的决策过程并没有详细说明。根据作者的采访资料和文献资料，作者做出的判断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做出了一个决策，而且作者指出是华国锋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这种手法在历史纪实作品是完全必要的。作者还从其他这些著作中引用相关的说法来印证作者的这种推测，比如作者引用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真是通过这些细致的采访，大量引用历史文献，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下了这部历史作品。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把这本书描述的历史看成是“信史”。
    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这会引起很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当然作者的文笔很好，把历史写得这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这也是这本作品吸引读者的一大原因。这本书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1976——1978年中国政坛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这段历史进程。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通过阅读这本著作，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得读者对历史的选择过程、历史的发展趋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