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10篇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一本由[美] 孔飞力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元，页数：2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一)：晚清地方社会军事化及其后果
这本书讲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中国各地的叛乱，以及为了镇压层出不穷的叛乱，清廷如何把团练合法化的过程。孔飞力认为，至少在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时，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秩序，还是有强大生命力的，鸦片战争也许可以代表一个王朝的衰落，但并不是这个文明的衰落。而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在镇压各地叛乱过程中使用的新政策，破坏了旧制度的基础，为新社会秩序提供了可能性。
此书从中国传统军事制度讲起，追溯中国民兵的传统，以及历代对地方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军事化的管理──主要是保甲制度和团练。这些地方军事化活动往往在当地低级士绅（生员、监生、或有钱有势的宗族领袖等）的领导下，因此官府对此也一直有所忌惮，限制其规模和水平。
18、19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人口增长、物价升高、农民失地、苦力失去工作）使社会日益动乱，一方面是宗族之间的摩擦日益升级，另一方面是匪贼横行，也使得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不得不相应提高。国家在正规军无力平息社会动乱时，只能利用已有的地方团练组织，派遣高级士绅去地方上组织更大规模的团练，同时把处于灰色地带的私人武装合法化，纳入国家控制中。
士绅之间有着趋于一体化的联系，一方面是纵向的不同级别士大夫之间的同乡关系，另一方面是横向的高层士绅之间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关系网络。这就是为何在平息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等人能组织起湘军淮军，有些进行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已经军事化的地方社会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作为地方名流的低层士绅已经在军事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超出官府控制的权力，也因此打破了官-绅之间的平衡。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地方主义的兴起，绅权上升，地方出现离心倾向，这是后来晚清后期民国初期地方自治的开始。另一方面是地方名流的劣质化，军事化过程中低级士绅采取各种包揽和弄权的方式压迫底层民众，失去了官府限制，这些压迫愈演愈烈，这也是后来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从方法上来看，孔飞力这本书受结构主义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五章中，他从正统和异端的军事科层组织的相似性中得出结论，说两者其实可以平行互换。这样未免有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嫌疑，放到现在的历史研究中来看，就觉得太僵硬了一点。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二)：1864年中国传统社会才开始解体
本书的立意和金观涛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类似，都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社会和思想上植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平安度过上层国家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金观涛称之为“中国超稳定结构”。但这一官僚制度结构在近代以来出现解体迹象，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也无法实行自我修复。
孔教授主要从地方军事化这一角度来论述，1796-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已经暴露出了晚清时期的农村地区控制薄弱，地方军事实力无法维持当地治安的问题，雇佣军和团练在嘉庆年间的出现暂时缓解了这一问题。此时，地方团练依然是“国家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成为行政单位”，“授予地方名流领导人名誉官阶，坚持准确的登记制度”，使得“军事化过程与保甲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保持持久联系”。总而言之，此一时期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化，“不是对新出现的地方势力让步，而是重申国家对强制的，官方创立的征兵和管理制度的传统关怀，以加强官方对农业地区的控制”。
但1847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力量超出了地方团练的控制范围，他们沿长江而下各个击破，各自独立的团练力量无法与之相抗衡。在1853年曾国藩意识到平叛需要军事化水平更高的部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组织方式上，低层训练纪律，高层实行个人效忠，军事力量出现私人化苗头；在收入上，绕过通常的省布政使（类似当下财政厅），有权直接收取厘金和牙税，经济上独立于地方政府。最终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同时地方权力旁落到绅士之手，湘军各军事首领成为督抚，地方军事领导完成合法化。合法化的后果之一导致了传统名流开始解体，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出现了豪绅，他们凭借私人武装力量压榨地方，乃至成为后来的军阀；另一方面其他绅士进入城市，其利害关系脱离了农村地区，农村渐趋衰落。承载传统社会重建重任的绅士群体解体，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自我修复成为不可能。
写于1970年的本书已经展现出孔教授对中国近代史的独特见解，抛弃了当时西方主流意见“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落”，难能可贵。斯人已逝，缅怀之···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三)：[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读书笔记
这本书是孔飞力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本书以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为研究课题，对晚清地方军事化进行研究。
第一章“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用宽广的视野讨论了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和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孔飞力认为应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而不是外部事件（鸦片战争）来探究中国近代的开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到晚清，名流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在镇压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度过危机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旧制度衰落）的开始。在“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中，孔飞力反驳了雷海宗“无兵的文化”理论，回顾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民兵制度和民兵思想。
第二章“1796至1850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论述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清代民兵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章“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探讨了地方组织的规模、地方组织的原则、团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构成正统军事化组织的三条原则是氏族、集市和私人关系。）
第四章“叛乱的发生和正统名流的组建武装”对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刘于浔进行个案研究。
第五章“军事化的对应等级组织”论述正统和异端的等级组织具有对应性，底层等级组织间政治性质模糊不清，可以互相转化，而在最高级的军事化中，忠于信仰的程度更高，不容易越过政治界限——正统和异端争夺民众。而正统军事化的纵向一体化的凝聚性和持久性却要强得多，这是因为正统一方的共同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比异端更有普适性，更因为正统一方具有一个从农村一直伸向帝国首都的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网（名流的个人联合），掌握了有利的交通条件。
第六章“民兵、国家和革命”。实际上，太平军困守在城市中，名流控制着农村。传统国家的崩溃：军事化使得地方名流绅士权力扩大。清末的地方自治只是使农村名流在他们故乡的村社的习惯权力合法化。而传统名流的解体表现在现代化过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城乡间差距拉大，促使有才之士从农村流入城市，现代化对名流起到了分裂作用，从此不能如传统社会那样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链条将名流阶层束缚到一起。抗战时期，华北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
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划分为几块：对中国民兵组织的研究、对晚清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晚清绅权与中国社会控制研究、传统名流的解体与乡村社会。
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在方法论上，孔飞力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的问世是十分重要的,它引领着美国学者们关注晚清史的内部活力,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某种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对外部刺激的反应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关注中解脱出来。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是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问题。
在史料运用上，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史料和丰富的各国研究文献。中国史料中运用了大量地方志，除此之外，孔飞力用的较多的另一种资料是镇压太平军的一些著名人物的文集、年谱,以及湘军、淮军、团练志,清实录等，基本上是官方史料。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士绅与农村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中华帝国的皇朝时期从来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过内患和外患之间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下放权力之间的错乱比例，是中华王朝不断更迭的原因，更是其结果。这一矛盾在清末农民起义以及外国入侵当中体现得更为完整：中央帝国的孱弱以及中央部队的糜烂使得农民起义有着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外患已经压倒内患的情况下，无奈之下中枢机关只能够允许地方士绅办团练以对抗眼前的敌人。至于士绅们自己是否会拥兵自重，从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已经不是燃眉之急因而神奇地被暂时忽略了。幸运的是在清末的这一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博弈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对中央政府不利的事情。这可以认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团练势力管控得当的结果，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末年之亡其实不在他自己手上。清朝的灵活变动和开放心态足以说明它绝不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当中最差的一个。
书表面上说明说的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实际上对于晚清的中华帝国来说，内部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央机关与士绅之间的关系。地方士绅始终是中国底层社会与官场社会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政治哲学将官僚机构与民间机构脱离，从而形成了一个从天子到官僚到百姓的浮动三明治结构，如同地壳板块一般。3个层面互相没有太多的联系。这种滑动式的结构并不利于所谓的“数目字管理”，也使得中华帝国的危机一次又一次历史重演。不过在这个描述当中，他忽略了中国传统以来的士绅结构。这些士绅可以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也可以是获得功名的新晋农民家族。他们和官场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且在各自的村镇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控制的底层结构有时候甚至比中央政府委派下来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善和坚固。正是这些人的积极参政议政才使得封建王朝的税收制度、安保制度能够成功落地。如不深入到封建王朝底层的背后，人们自然就会忽略这支势力。
这支势力作为墙头草，一般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成为其有力助手。但如果中央政府管控不当，将其推上了叛军的贼船，他们便会成建制地投降叛军。在中国人的观念地图当中，一个王朝末年官军所代表的秩序实际上并不如黑色势力对人民有利。士绅的倒戈使得叛军得以拥有一片固定的土地，这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固是非常不利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争取这批士绅的支持对于维持一个政权有多么的重要。
这批人自然是当地经济结构的坚定维持者，然而矛盾的是他们也是一批积极进取的人。在清代封建王朝终结之后，地方谘议局参与最积极者便是这些从封建时期便积极参政议政的士绅们。从国民党建立以及共产党建立政权，他们在地方上的活动就一直以军事为基础，十分活跃。
中华帝国晚期的另一重要矛盾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太平天国的合法性竟然是建立在城市政权的基础上。城市之于农村的弹压能力很少被人提及。但是，中华帝国时期城市对于农村微弱的掌控，使得城市本身的政治价值并不高。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权要管控整个庞大农业国实在是太吃力了。这一现象的后遗症一直延续到国共内战当中。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以星星之火燎原”的战术。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便是死守着从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城市战略。
其实至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农村，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往往会产生错觉：灯红酒绿霓光闪烁的大城市便是中国的全貌。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有残留的乡绅阶级，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给中国式政治埋下伏笔，只是已经面目模糊不为我们熟悉而已。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是研究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学者，《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是他的成名之作，最初于197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推出修订版，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该书的副标题是“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主要探讨了晚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他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引进了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之一。
孔飞力教授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社会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去寻找，应当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作者开篇即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即是哪些因素使得传统中国的变革仅限于王朝更替，而得以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又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却无法按照老的模式进行重建。作者认为，稳定的关键因素是传统名流（绅士）延续不断的权势，名流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名流主要指的是那些获得了“功名”的人，并根据有无政府职位划分为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士”，这两部分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使得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在近代中国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冲击，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此过程中，地方军事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序言中，作者提出了地方社会中两种典型的组织活动形式：同心巢穴形式和流动商贩形式，前者按照等级商业与行政体系构建起来，强调对地方和亲属的归属性，代表了正统的军事化形式；后者以信仰为动力，通过自愿结合的方式，建立起异端的或秘密社会的网络结构。到了18世纪后期，清代社会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阶段，规模不断扩大的叛乱也引发了地方军事化程度的不断升级。作者将正统和异端的军事化组织分别划分为三个等级，正统的等级组织分别为：团练、勇（小规模的雇佣军）、地方军（可以跨省作战）；异端的等级组织分别为：堂（馆）、股匪、武装村庄。作者特别强调这种二元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传统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有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类的组织既可以在正统的绅士支配的儒家文化中看到，也可以在形形色色异端的、秘密会社支配的教派的亚文化群中看到”。
作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主要考察了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地方军事化过程，团练是正统名流组建武装的基本形式。团练制度是两种历史潮流的汇合：一是边界地区官员们的行政传统，他们谋求加强对农村的官僚政治统治；另一种是地方名流的自发武装，他们谋求维护他们的村社、财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具有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团练却吸收了保甲所特别回避的那种非官僚政治的来源于地方的力量。它既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
最基层的团练以村为单位，地方名流与氏族组织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面临的挑战的升级，由多个村庄的联盟形成了“复合团”，然后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扩大的复合团，以湘军为代表的高度军事化的地方军是发展的最高形式。“一级级正统名流在面对共同敌人时，能使他们的内部交通联系服务于一个能在各级社会中争夺权力的完整的军事体制----从地方治安力量和以村为基地而组成的团练直至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地方军。”团练在执行军事职能的同时，也逐渐获得了相应的行政职能----特别是征收捐税和厘金的职能。在许多地区，团（或局）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保甲和里甲制度，成为地方控制的基本单位。团练制把官僚集团没有树立和无法有效控制的地方军事领导合法化了，并通过授予官阶、官衔的方式，将绅士（地方领导）与帝国政权融为一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地方名流的权力无疑得到了承认和扩大，“人们应当把团练看作是团练的推行者（即地方绅士）多方面身份的一个多功能的机构”，团练也体现了地方绅士的多方面的义务和利益。
作者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结果证明太平军的地方行政主要充当了估税和征税单位的角色，而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别是重要氏族的势力和资源，尚未被以城市为基地的太平军所渗透和控制。太平军实际上困守在城市中，而正统名流则控制着农村，他们无法摧毁地方名流的团练集团。太平军在弥合城乡裂缝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以后的各种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最后一部分，作者又回到了开头提出的“传统国家的崩溃”这一主题之上。一般观点认为，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和政治革命，在传统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绅士阶层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孔飞力却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授予他们的正是特权的取消而消失。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他们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化的环境，这些必定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中心主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旧绅士的历史命运如何，农村名流的构成变化，旧名流与新政权建立联系的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等等，限于材料和篇幅，他未能进行具体的分析，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向。
孔飞力的这部著作出版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尽管他的观点和看法未必全都正确，但是他注重传统与近代的传承关系，从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动力的视角与方法，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六)：得民心者得天下
前些日子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日本战国时期的战争就像村长打架吗“，底下有一个答案描写了中国农村间宗族械斗的情况。农村、农民、乡绅阶级，离自己很远的生活，但这同样是中国。有人说中国是个世界，既有比肩发达国家的北上广深，又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二三线城市，同样我们依旧拥有数量庞大的贫穷人口，而这些贫穷人口大部分又集中在乡村。
谈论中国，其实离不开乡村，离不开所谓的”土豪劣绅“——传统意义上的乡绅阶级，他们才是和广大国民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实际统治者。中国的历史，从人数最为众多的农民阶级及其统治者乡绅阶级来说，其实是一部农村史,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的是天下农民的心。所以一般王朝的覆灭，从农民起义开始，当然在统治阶级的视角下，这是叛乱。《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就是描写清廷晚期层出不穷的农民叛乱，以及为了镇压农民叛乱而兴起的各种武装势力，最终清廷地方团练等制度逐渐合法化，中央集权不断坍塌，地方权力不断扩大。这一衰一盛使旧秩序逐渐毁灭，而新秩序在混沌中逐渐建立。
乱世出英雄，但在英雄背后却是千千万万被命运裹持着无奈成为历史背景的普通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涛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愿更多的“蝼蚁”平安一生。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七)：根的延生
一. 走向近代化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开始遭到有意识的破坏，以此为开端引起外国侵略者群起瓜分和掠夺中国的狂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被动地加入到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正是1840年夏广州城外一声炮响炸醒了一头沉睡了几千年的狮子，尔后有识之士毅然为国难四处奔走以图唤起广大群众抵御外晦，才有一百多年后新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年俨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假如中国的大门没有被西方人打开，那么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传承的封建国家体制，即使会因其腐朽衰落而崩溃，新政权的建立也只会在重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这种“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性”并不能改变作为外来势力入侵导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崩溃而不得不实行被动的近代化。事实上也只有外界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施压，才会使得封建政权自然更替因外来侵略者插足导致失败（如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建立全新的政权来应付近代化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恰当地说明“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充足之处。作为史实，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才带给美洲古印第安人无尽的灾难，一群来自遥远欧洲的文明人掠夺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并蹂躏这里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洲、亚洲。二百五十多年后，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同样的待遇，西方殖民者在这场历时三百年近代化进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必定不会被历史遗忘。孔飞力的差异性观点促使我们在了解以往王朝更替与清朝覆灭不同之处，同时思考了中国在世界近代化变革中自身为适应时代进行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即使西方“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不再插手，那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 60 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会从早已被西方人捅破的那一扇窗户纸上看近代化的世界来实现改革。
在中国庞杂封建体系中了解“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的原因，仅从政治军事方面加以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我们亦不妨从孔飞力的角度来窥视一下中国的封建士绅与基层组织结构。
二. 基层组织的动摇
清朝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控制地方的政策，实行里甲、保甲双轨并行制。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各布政使严伤该道府，责令州县，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一清厘”(《清世祖实录》卷88)。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颁布“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册报(((清会典事例》卷58)。这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和雍正初年的“摊丁入亩”等一系列赋税制度改革，保障了“顺庄法”实行，导致了里甲制度的解体。这样清廷是加强了对地方人口的控制和监督，丁入田制的后果是平民不再隐瞒家中人口，更便利了国家编制户籍，对提防叛乱者纠集平民起事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八旗绿营作为正规军事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目的在于防止管辖地的民间叛乱。尤其入关以后，清廷继续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将分为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於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牛录、甲喇、固山各领兵官也都依次使用佐领、参领、都统等汉语称谓。其中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分为郎卫和兵卫。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而分驻全国冲要城镇的驻防八旗，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八旗兵为世兵制，亦是清廷最可靠的主力军队。主要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绿营仅有极少数驻京师，称巡捕营，隶属八旗步军营统领。其余分屯各省，依所辖地域之大小、远近、险要和人口的多少确定兵额，列汛分营，“以慎巡守，备徵调”。绿营兵以“镇”为基本单位，作为全国各大镇戍区的基础，设总兵1员，为镇的主将。在总兵之上设有提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各镇总兵；又有巡抚，其兼提督者有权节制各镇。在巡抚提督之上，又设总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巡抚、提督和总兵，为该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样严密谨慎的设置已经到达了历朝历代专制制度的顶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败葛尔丹之后，清国力进入全盛时期，为此乾隆自诩为“十全皇帝”。而短短五十年内，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军、捻军竟能以庞大兵力相继迭起与清廷抗衡？孔飞力查阅详实的史料为大家揭开了清廷强盛背后基层组织不稳定的巨大隐患，以新角度切入到中国士绅名流在政治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及对基层氏族的控制。而这类名流领袖正是在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人中间产生。由于“氏族组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发生地方间的械斗仇杀、防御侵略者洗劫或流寇盗贼就会形成以血缘氏族为纽带，联合附近的村庄组成“多个村庄的联盟我称之为复合团”的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地方武装组织。而“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御实体。”，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为壁垒，以富裕的市或镇的集市村社为中心，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和氏族。与此同时，国家利用保甲制度通过对保甲首领的控制，以便于村庄的税收。对县一级以下行政单位的推举制度，造成对基层控制力度的不足，使得中央更加依赖于通过扶持地方士绅来收取税赋。清廷在“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后，大笔税赋往往就集中到了拥有大批田地的士绅身上，由他们收来当地税赋上交朝廷。这样有民望、经济实力的士绅必然掌握了一个地方真正的经济权利，也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建制铸就了基层农村组织极不稳定性。当这些士绅们所处氏族村庄发生诸如以上仇杀、洗劫的危险时，就会自下而上为提高地方防御性质模式组建成付诸于军事化的“团”或“复合团”。它们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两者都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官方（如保甲制度）所谋求的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农村组织规模官僚化和标准化而已。地方才真正出于对自身实际而组成。在我国南部和中部（广东、福建等），如升平社学。孔飞力认为“社通常以市镇为中心”，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其任务包括“筹集大笔资金和雇佣一支军事化水平高于村庄民兵的雇佣部队”，由更高一级的地方士绅们领导。“团作为绅士支配的组织介入税收机构”其目的除了反抗官吏对之沉重剥削之外，也使的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大的地方税收权力合法化。这种在清王朝后期打击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民兵组织，其前身并不能为官方承认，官方对团练筹集资金的无政府趋势感到担心。但叛乱兴起席卷地方村庄时，国家正规军队并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又促使了地方民兵武装的产生，成熟，继而尾大不掉。
三. 叛乱的发生与团练
在汉末就出现以宗教信仰这种方式组织社会团体进行政治活动。184年（甲子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纠集信众席卷中原。黄巾起义即以中国土生土长太平道的宗教思想来组织群众，但很快被汉末地方势力镇压，尔后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割据。1600多年后，发生在清王朝中后期白莲教徒的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中国传统底层人民以宗教信仰对抗统治者的反映之一。历代王朝末，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生活在阶级底层的人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迭立新的王朝。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假借“弥勒下生”组织信徒。盛行于元、明、清。教派名目繁多，教内等级森严。后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显然是潜伏在清王朝身边一支古老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因此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将白莲教叛乱视为意料之中的事。明朝便是在其帮助下建立的，以至连朱元璋“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它后来连同其异端组织一道被明朝加以禁止。使得“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到了 18 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但清王朝并不能有效地解除白莲教对地方统治造成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 贼皆吾民也。非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以至于新的“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卢象升（1600－1639）所建立的“团”在“坚壁清野”的策略下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这就是清王朝“团练”最早的表现一种形式。这种办法因取得实际的成果而被各地方效法，但中央对此类建议并不热心，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央权利确实因地方团练兴起而下落。由于正规军战斗力的削弱，清王朝又不得不依靠于地方性武装来对付白莲教的叛乱。这也为后来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积累了经验教训。但由汉人建立的地方团练，却被清满洲贵族们所忌惮，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在19世纪初期的衰落。
湘军、淮军的崛起证明了历朝末年农民起义必然导致地方势力迅速成长并会削弱中央权利造成分裂割据局面。这一直以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重要原因：县以下基层自治制度的极具不稳定性。孔飞力认为“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也就是说代表正统的“团”和代表异端的“堂”都具有以上三个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充满相似性。作为一个基层首领对正统或异端是极其模糊而摇摆不定的，如湖南浏阳周国虞，“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 1834 至 1835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充斥着本质的弱点：中央对基层组织控制的不稳定性。一个王朝从建立、繁荣直到衰落，这种危险性就伴随始终并会延续到下一个王朝。但农民组织在反抗封建王朝时往往被地方士绅利用进而夺取政权，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触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的道理。中国人长久以来唯“强大军事力量”所征服而鱼死网破的气质，与西方政治上讲究妥协的思想不同，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
四．士绅、入侵者、新政权
团练制度，在19世纪中叶发展的过程中 “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这些团体的建立由地方士绅所领导并付诸于军事化防御的。同时，这也是中央政府军事力量难以触及的区域之一，如果在此类地方发生叛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八旗绿营非但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反而会因其进入地方州县鼓捣引起群众愤怒倒向叛乱者。据白莲教和天地会的成员以中下层贫农为主的情况，组织团练已成为清廷镇压叛乱的主要手段。而且，当其中某个村庄遭受攻击时，它们会坚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防卫。像这些复合团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扩大，甚至到了以县为单位或一个省。“随着 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的步伐加快了。”1836年新宁地区发生的叛乱，充分说明了掌握地方平民势力的重要性。1844年地方士绅江忠源于从北京抵达新宁，面对局势聚集氏族势力加入防御体系，用来组织抵抗雷再浩及其追随者们。这样一种以拉拢民众来压制对方取得胜利的方式，使基层村庄组织成为双方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经过层层递进组成了以“名流”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随着太平军势力的扩大，曾国藩又联合江西刘于浔和门生李鸿章于1862年组建的淮军等形成一支南方各省联合的士绅武装力量。1856年，太平军内部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奉密诏率军回京诛杀东王杨秀清，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下令捉拿翼王石达开未果，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韦昌辉情急之下攻击天王府不成被杀，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1857年，天王洪秀全因提防翼王石达开而迫其出走。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天平天国运动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点。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城破并惨遭屠杀，至此天平天国运动在清军、地方团练和外国势力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作为一次传统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演失败后，本应该发生的是地方势力为争权夺利直至新政权的建立。但是近代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封建政权却遭到人们唾弃解体而从此无法在中国立足。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国家的崩溃”。
按照孔飞力本书中将中国“传统国家的崩溃”归因于内部基层结构遭到破坏发生变质。那么新政权就应该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得以重建才符合常规，以延续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但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上下唾弃而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已经对“传统帝制”非常反感。这种发自大范围人们内心的反感在1840年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是西方入侵者们用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进行不平等贸易后吹进的“舶来品”。 正如美洲、非洲一样，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受到西方人侵略后其内部结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不得不发生质变。不得不说近代的中国整个民族像一个人垂死挣扎而谋求作为生存的最后权利。而这种被动的与以往王朝更替不一样结构破坏却是为适应时代应运而生。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八)：地方名流与地方军事化——标注笔记for kindle
1.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的有财有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置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
2. 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商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波及。由于以城市为中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向。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
3. 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
4. 地方自治不过是扩大了绅士已经掌握的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的权限罢了。
5. 地方自治与存在的绅权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从所谓自治区的县以下的行政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自治区通常简称为“区”。
6.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朝廷的意图自然是要明确正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留给后者。
7. 根据这一制度，朝廷提出地方名流将执行与教育、公共卫生、慈善救灾、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事项（包括按惯例应由绅士管理的杂项事务）有关的任务，执行时都受到正式任命的官员的监督。这样就不与依靠绅士在地方一级执行日常行政这一传统做法的原则背道而弛。
8. 旧的保甲长已经无用，因为他们既无官职，又无势力。但绅董虽非官员，却近于官，因此能成功地统治乡村。
9. 这种倾向反映在许多县级官员的思想中，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英勇地行动，力图把团练有效地控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做到这点的一个办法是，把团练作为一种保甲的军事化翻版和一种恢复地方治安登记和管理的手段来使用。这类企图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团练降格而主要用于非军事方面，并征募较少的职业军去进行重大的战斗。
10. 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
11. 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华南和华中的团练制的兴起，是对叛乱失败后依然存在的局势的一种反应。地方盗匪活动、农民骚乱、虚弱和腐败的官僚集团，这些都是19世纪农村形势的长期不变的特征。
12.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着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
13. 因此，绅士们往往发现自己是地方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现状的维护者。
14. 最后，绅士还起着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的作用。
15. 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注进了强烈的地方主义。
16. 应把团练看作是反映团练的推行者（即地方绅士）多方面社会身份的一个多方面机构。绅士生活的特有的面貌来源于绅士为自己塑造的各种角色的综合。一个功名拥有者由于他的正式地位，是帝国的儒家体制的支柱，这个体制使他个人事业的目标得以实现，使他的法定特权得到加强。但是
17. 因为政府的成功运转需要城乡之间稳定的行政关系。
18. 在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
19.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他们能够吸引众多无基业和被剥夺财产的人，但他们甚至不能表现出那种必要的策略性的容忍态度，以与本身也扎根于中国农村的地方异端集团形成稳定的共事关系。造成他们不肯妥协的政治空想主义的这些因素，还使他们在打天下时难以找到盟友。
20.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21.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
22. 一个防御地方的复合组织，因为它内部的凝集力松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会与已存在的秩序发生冲突。
23. “堂”这一名称还可用来指一个氏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团体。这类财产以支持氏族的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捐赠土地形式出现，通常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
24. 在旧中国，“堂”这一字用于种类繁多的自愿组织，它们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堂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字本身就含蓄地表示了它的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并与祭祖活动和民间宗教有关。
25. 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
26. 传统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中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有关。于是，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既可以在正统的、绅士支配的教派的儒家文化中看到，也可以在形形色色异端的、秘密会社支配的教派的亚文化群中看到。
27. 需要提供组织和经济救助的中心，用以代替天地会的会堂。南昌地方志（在刘于浔监督下编纂的）中的团练篇章的序言明确地说道，组建武装的目的首先是地方管理；这种地方管理主要不是强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率先取得农村人力的服役和效忠的问题。
28. 在曾国藩手中，戚继光的组编方案于是变成了协调中央指挥中枢与大量效忠个人现象这两者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大量勇的队伍聚集到曾国藩指挥的联合体之中，提高到军事化的新水平，它们现在正与更大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并通过曾国藩的官方关系与更富足的财政资助的来源相连接，所以能够参加远远超出省界的战斗。
29. 在500人的营这一级上，效忠个人的意识特别强烈。
30. 曾国藩所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军官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私人门生形成的“门户”。
31. 每一级的将领招募这一级直接下属的将领，这样就将军事指挥结构与原有的忠诚和报效的纽带连接起来。
32. 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络系统。
33. 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络系统。低层单位指挥者的关键作用与对个人地位的强调，都反映在戚
34. 朝廷所寻求的不是促进新的军事计划，而是控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展开的组建武装的过程。
35. 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
36. 除坚壁清野外，公认的万应灵药必然包括保甲。朝廷把团练和保甲看作类似的和互相补充的制度，在鼓励团练的同时也命令在整个帝国恢复保甲制度。
37. 广义地说，“勇”这一名称习惯上是指任何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征的兵力。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做“团勇”。但勇一般是指军事化水平较高的兵力，即指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这样
38. 在团练的官方模式中，团是从中征集民兵的登记和征兵单位。就军事组织方面来说，它与其说是作战单位，不如说是行政单位。在卢象升的规章中，团是与设防据点相联系的地方管理编制。对方积和严如熤来说，团与保紧密联系，并且重复了保的某些治安和监督职能。对所有这些官员来说，团主要是对地方防御和治安进行官方监督的形式。但是
39. 因中国军事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而深感不安。问题不仅是无能：错误在于在特殊条件下将内地省份的驻军调去对付沿海威胁的做法。他写道，驻防军分散成小部队，以网状形式遍布各省，担负着支撑国家权力和抑制叛乱的使命。如果它们被调往别处对付突发情况，危险的裂口就会在地方控制网上出现。正是这样一个裂口（绿营兵部队被调出湖北去镇压湖南、贵州边界地区的苗族叛乱时造成的）使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成为可能。
40. 令人吃惊的中国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务人和佃农的情况：
41. 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
42. 很清楚，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才干是镇压叛乱所必需的。尽管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叛乱的影响日益扩大，历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名流却仍然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农村。
43. 团练”这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
44. 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很大努力。
45. 单纯为了地方治安和防御而把保甲用作民兵的基础，这的的确确符合周代政体的真正传统。地方官凭借他所指挥的征集而来的民兵，能够正常地履行他对地方秩序所负的责任，这是他只凭国家分配给的那批乌合之众的衙役所办不到的。
46. 更为重要，它表现为通过户籍登记、互相监视和集体承担责任以控制地方社会。对不法行为和可疑人物的任何隐匿不报都意味着对保民的集体惩罚。
47. 到了清代，保甲的治安和户籍登记的作用明显地占着主要地位。 作为征集民兵的行政基础和作为监视及互相负责的机构。
48. 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49.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
50. 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
51. 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人惯常叫做“绅士”。
52. 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
53. 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54. 虽然清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
55.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
56. 孔飞力在本书中的看法不同，他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 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去寻找。
57. 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
58.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九)：眼光的转移
这是孔飞力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笔者可能在本科阶段阅读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和著作，对本书论述太平天国与清朝官军的军事斗争并不感兴趣。笔者认为，孔飞力这本著作的最大学术价值是，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界，认为清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在20世纪后半期，孔飞力这个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传统观点造成很大的挑战和冲击。原因有二：第一，他认为中国近代的转变有其内在逻辑，不仅仅是西方的外来因素。这样对其先师费正清所提出的“挑战——回应”理论产生冲击。第二，他从中国内部的底层因素去寻找近代中国转变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发展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这是眼光的转移，即将研究近代中国的眼光转移至中国内部结构和下层社会。
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那样，书的最后章节总会反映出孔飞力对当代中国的学术人文关怀。他指出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将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社会各层次名流的一体化是清朝体制战胜其内部敌人的关键因素。他进一步分析，抗战期间华北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期的正统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学术研究升华至对现世的人文关怀，这是学术大家深厚的功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读后感(十)：本书的源头
这本书在40多年前的分析，现如今依然给人很大的启发。源头之一是'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链接如下，包含了本书中所有主要信息和分析，看这篇发表在'Hard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的论文，能吸收几乎所有主要观点，并且节省时间。
http://www.jstor.org/stable/2718389？&Search=yes&searchText=Kuhn&searchText=Philip&list=hide&searchUri=%2Faction%2FdoBasicSearch%3FQuery%3DPhilip%2BKuhn%26acc%3Don%26wc%3Don&prevSearch=&item=10&ttl=10743&returnArticleService=showFull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