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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10篇

2022-04-05 03:03:2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私人生活的变革》是一本由阎云翔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8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一):埋没个人的社会大潮

  作者提出五六十年代公共领域发生的变化对私人生活的影响较小,反而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私人生活的变化受到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传统道德伦受到挑战,公共道德弱化,农村的孝道衰落,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消费主义大潮对个体的影响极为强烈,尤其是新一代人完全被裹挟到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下,沉浸在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满足中,并不断产生着对物质需要的更多欲望。而这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传统文化的衰落导致了很多当代问题,如传统孝道衰落导致的父母养老问题、炫耀性消费、追寻永不满足的欲望等。阎云翔在背后提出这背后是有一双巨大推手的,而这巨大推手并不是指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是指上层统治者们默认甚至鼓励这种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和传播,从其提倡的“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可以看到,在其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情况下,用经济增长来抚慰人心,转移大众对政治危机的关注。一方面通过鼓励消费主义让大众沉浸在永远无法填满的物质消费生活中,转移其对政治的关心、对公民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消费主义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可以遮掩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有钱就是老大,其他一切免谈“是中国社会普遍逻辑,统治阶层的这一策略可谓一石二鸟。

  有人提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可算典范之作,但仍然是以经济功能为主,而阎云翔先生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主要关注乡村的道德、文化、私人生活等。

  在书中,作者提出”要知道,在性的问题上,农民的态度其实比社会上层要开放得多“,我感觉这个结论非常突兀,找了前后好几处都没有找到有力的论证说明。是凭借什么来说农村社会的性态度要比城市开放?阎云翔先生也没有拿城市的研究来比较就做出这样一个论断我实在不能理解,只能猜想,难道因为城市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固化,因此对性的控制更加严格,而农村是一个闲散的、似乎没有组织的群体,对性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或者说没有那么严厉的惩罚。确实,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到城市人的生活轨迹更多局限于家户之间,而农村人的活动则是整个乡村,从小到大的接触范围都特别大,这可以算作农村人接触机会多因此发生性接触的机会更多的一个猜想吧。但这也只能是之前的社会,现代社会农村人”性“态度和城市人性态度的比较还需要另外做实地调研才知道。当然,在文学家韩少功《马桥词典》中,农村人在日常话语(daily discourse or speech)中伴随性器官、性幻想的语言尤其多,但这也是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了,也只能解释上个世纪的农村社会,当代社会需要当代研究。

  作者也在文中提到了农村社会”公共道德“到”私人道德“的转化,个人主体性从农村团体社会中的崛起和独立,这并没有错,但也应该注意继承传统文化好的一面。这也就是传统孝道和乡土社会公序良俗丧失的重要原因,而背后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消费主义思潮,同时在新一代男女中空缺了传统文化的位置。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二):国家权力操控与极端化的私人生活变革

  闫云翔的田野调查扎实、案头工作详实,例子生动鲜活、很有人情味,第一手数据资料可靠可信,写作风格沉稳朴实、层层推进。溢美之词不再赘述。总之,作为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私人生活的变革》不仅承载了作者作为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的勤恳、才华和人文关怀,也将启发每一位阅读它的读者。

  一、结构与特色

  本书结构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三):全能主义之后

  新发现为: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没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自我中心去想。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而那种上下有序、相互扶持的家庭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隐藏着性别与各代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的政治结构。

  合作社模式在描述中国传统的家庭上很有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解释当代家庭生活中很多重要的领域。在当代如果说每个人都讲家庭放在个人利益上已经很牵强了。

  Aries和Duby一起写的书,告诉我们两点:

  1过去在许多社会中仅仅作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家庭,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中心。

  2.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有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私人生活就有了家庭与个人的双重含义。

  当代研究着眼于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家庭从社会制度向个人避风港的转型,或者说是私人性质家庭的兴起。

  本书的第一个主题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出现与发展

  第二个主体: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很多因素造成了80年代以来个人利己主义的迅速膨胀以及无公德个人的形成。包括公众生活的退化、社会权力几近真空的状态,以及市场经济竞争中日益严重的弱肉强食。

  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

  在非集体化之后,在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文化、道德价值等各方面,下岬村等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

  在公共生活衰退等时候,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都变的更加重要。

  本书一只强调的基本思想就是,自从1949年以来,国家在推动私人生活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胡延军家的故事包含两重重要的意义:一是在家庭生活中个人幸福的重要性,二是每个个体本身的重要性。

  作者在提出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的时候,一方面是由于在下岬村的生活经验,另一个则是《私人生活变革》一书,这书指出家庭的私生活中又有了个人的私生活。那么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也同样是私人生活的圣地?作者的田野结论是,中国农村的家庭本身被私人化,并且不再主导社会生活。家庭中的个人也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私人生活的定义:指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那部分个人生活

  本书的两个基本主题:

  1.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

  2.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以及无公德个人的形成,原因包括公众生活的退化、社区权力接近真空以及市场经济竞争中日益严重的弱肉强食。

  对于村民来说,国家政策如果不在当地推行就没有重要性,中央政府只有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才体现出权力。

  喇叭是一个很有权力概念的符号,在没有自己的播放和听音乐的设备的时候。公共生活迅速退化的同时,休闲活动转而成为以家庭为中心。

  公共生活的退化以及关系与人情的功利化是的一些村民去寻找其他精神安慰。(P46)

  80年代之前还有不少浪漫的恋爱故事,但是在80年代早期的时候,浪漫的自由爱情就减少了,原因在于村民的耕地分割,只有自家人在一起干活(P63)

  在择偶中,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1.恋爱中的亲密关系的显著增加以及订婚之后未婚夫妇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2.在对物质要求提高对同时,青年人理想对象的标志包括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性格与素质,例如外貌、对人的关心与尊重、表达感情与交流的能力。

  3.年轻人会更加公开表达对于心上人的感情。

  这三个变化包含了浪漫爱情的三个要素:将对方理想化、性的激情、以及对于未来长远关系的期待。(P95—P97)

  居住条件的改善是私人生活史中的一次真正的变革。(P155)

  彩礼干折变成了新郎要求分割财产的一种办法。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向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P175)

  郭于华指出赡养老人是成年儿女对父母的回报,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原来那种需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逻辑有了变化,使得传统的养老机制出现了危机。下岬村的养老危机也同样与几代人之间关于孝道的不同理解有关。(P192)

  根据人情文化的标准,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受惠于许多人、许多制度,或者说欠下人情.人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既包括道德上的义务,又包括情感上的牵扯,还包括物质上的考虑。在所有各种类型的人情中,恩情是最重要的人情,使得人毕生受惠,需要用毕生偿还。(P193)

  父母权威的倒塌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

  老一代村民在经济上已经被剥夺的干干净净,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担当父母在传统上分给儿子一份世代传承的家产的责任。(P207)

  根据市场经济中流行的新道德观,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互有对等地给予。这是在激进年代经济被剥夺的父母一代没有办法做到的。(P208)

  村里基本没有宗族间的冲突,这使得推行新的生育观相对比较容易。除了生产方面的原因,在那些需要宗族力量来干预解决各种冲突的地区,男性成员数目的多寡对于宗族和家庭都很重要。(P223)

  走出祖先的阴影是下岬村的私人生活转型的第一步,其标志是无可挽回的父权衰落(P240)

  国家剥夺了家庭许多社会功能。家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在土地改革期间收到挑战。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P256)

  但是自从80年代初,国家对于私人生活的控制减弱,同时建筑要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和政治的关键部门。结果,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商品生产的方式,以及全球性消费文化,即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特别是家庭变迁的主导力量。(P258)

  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P259)

  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摄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够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P260)

  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于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的共同结果。

  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个方面的特征,最终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国家是一系列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干预的减少引起了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使得公众生活迅速衰落➡️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成为无公德的个人(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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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四):现代农村社会的情感变迁

  文:成庆

  当在80 年代末读到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时,其时方为

  青春少年,懵懂无知,读完全书,却为那位农村少妇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爱情表白感到震惊,"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抛开小说本身想象的情调,当时于我的最深印象,乃是农村女性对于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形象并非孤证,实际上在80 年代后期的新乡土作家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中,类似的形象也不乏见。就算上述种种均为艺术杜撰,在笔者湘鄂西地区的农村老家中,也曾经接触过或听长辈玩伴谈及当地热烈追求爱情,甚至与家庭近乎决裂的女性。农村中所蕴涵的情感资源,似乎远不比城市里稀少。

  但是,在这种种80 年代以前的农村女性形象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女性为了爱情冲破社会网罗的激情,在那些情境下,她们不是乡土社会的主流,相反在旁人眼中,她们是反叛者,是不容于世的异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恋爱是一项对未来的探险,它不以稳定为前提,所需要的只是不断的创造与改变,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但是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生活与亲密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呢?对于这些,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体会,但是如果追问下去,我们其实对那些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那广阔的农村腹地,来体会农民的情感表达,都市里的风花雪月,尚且应接不暇,遑论那一向被视为落后的农村?

  而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 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80 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今天当我们回溯1949 年以来国家所制定的几大政策,如新《婚姻法》的颁布,土改的完成,直至到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仅仅从宏观上来看,我们由此并无法了解,那种种政策底下,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而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那样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中的悲欢离合,可能有时候不大容易被都市人群所体会,但是我们都无法因此而断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感情表达和爱情想象就形同空白。相反,在阎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它,回溯到50 到70 年代,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是如何表达爱意,是如何呈现激情的。或许那些情感,今天的人看来,保守而含蓄,但是那底下蕴藏的激情,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就如费孝通所言,其实骨子里是在挑战传统秩序,无论是家族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秩序。整个1949 年以后,每一代人都在情感生活上不断的挑战既有权威的压制,而这些挑战又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衍生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人化的主体性,最终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演变成今天的格局。

  但正如阎云翔所试图表达的,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在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那背后很多鲜活的事实,可以在阎书中分别找到例证。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 年不与她说话,而他的第二任丈夫事后来看,也最终呈现出家庭暴虐的个虚报。结果固然惨痛,但是爱情的选择,本来就充满风险,无法以此否定爱情本身。只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

  从70 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国家政策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是将农民从集体化中抽离出来,农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出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高速变化。

  父亲的权威,随着子女的经济独立而化作乌有,子女的婚嫁,却让他们有了汲取父母财富的一次合法性的理由。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弥漫一种以夫妻二人为基本单位的私利性情感共同体。分家开始成为农村的主流,赡养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家庭情感关系迅速由父母与子女之间向夫妻二人之间的快速转向,个人爱情成为乡村社会的主题,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更多沾染了市场化的某些特色。

  在费孝通的视野里,传统乡土中国里,男女之间的爱情始终被家族式的集体所压制,他甚至断言说,正是这种压制,乡村里可能充斥大量的同性依恋与自恋的情形。但是1949 年以后的种种政策,比如土改,比如1950 年的新《婚姻法》,都在一点一滴的释放中国农民的爱情能量,让他们努力在新的空间下慢慢表达和释放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演变到了80 年代,却由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中国农民在情感生活上的崩堤,情欲开始成为乡村青年生活中的主题,但是这样一种情感,却由于没有以前的家庭约束而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阎书的最终结论: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同时也就催生出一大批无公德的个人,他们可能高度注重自己的一己感情,而且又以拥占性为最终目的,而忽视了对公共生活、对父母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遂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

  在这里反过头来回看当年在《绿化树》中所读到的马缨花那样的农村女性,对于爱情敢于负责和承担,从而震撼人心。而今天在中国乡村社会所演化的这一股高度私性化的趋势,所不断塑造的乡村氛围,是否还有那样一种爱情生长的可能呢?

  (本文已经为21 世纪经济报道采用)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泛读指数4】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五):直面国家机器的私人家庭

  零散记录:

  解放初期,通过土地改革,确立了贫穷作为权利与威望的基础,而不再是财富。

  集体化时期,国家为了打破“家天下”的局面,让个体的效忠对象由家庭转为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首先通过打击传统的孝道,破除宗族控制,削弱父权;其次通过消灭士绅阶层,让农民直接面对国家组织,便于统治;然后压榨私人空间,同时由集体(国家)组织各项公共生活来控制其活动和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撤出了公共生活的控制,农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得到扩充,同时外出的机会也得到增多,私人生活开始了发展。但是由于国家由过去完全控制到现在完全不闻不问,个人存在畸形的发展,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收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国家意识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利,于是年轻人只强调个人权利,却不谈个人义务,而老人在与年轻人谈判的力量也不对等,所以导致空巢、虐待父母等赡养问题。

  传统的孝道是以父母养育之恩的神圣性作为基础的,而当今年轻人认为子女奉养父母与其他关系的报答形式是一样的,是一种有来有往的报答。如果父母对子女不好,子女也就可以对父母不好。这种代际互惠的心理使得子女不再把奉养父母当作天经地义而是可以放在台面上计算的买卖。

  信仰的塌陷。由于国家推行火葬,因此存在强行挖坟火化的行为,既然公家不尊重死者,那么当代子女也就很难对自己的父辈产生尊重,尤其子女还亲眼看着自己的父辈挖出祖辈的尸体来火化。

  这也导致父母的身份不再是神圣化,天然的报恩行为被转化为物质的交换关系,进而再一次降低了老人在家庭里的地位。

  过去室内空间狭小,反而促进了社会的交往,串门子等行为习以为常;而空间格局的扩大,农民作为个体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就形成了城市居民所谓的隐私权,或者说是农民称之为的“方便、自由”。可见形式是可以改变内容的,农民通过模仿城市的住房格局的形式,逐渐形成了新的私人行为。

  女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不是国家法律在起作用,因为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可以抵御外来的影响。女人地位的提升是由于女人对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被承认,女人在家庭的重要性得到了提高。同时结婚费用高使得女人可以以离婚作为要挟,夫权被削弱。

  非集体化以后,每个成年男人都可以获得一块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家庭的土地,劳动的分工使得个体可以独立家庭来获取经济来源,进而导致父权的削弱。同时年轻人也认识到个人对家庭的贡献,个人在家庭里的经济地位,这直接导致其对个人财产认识的提高,因此其要求分家也越发觉得名正言顺,觉得分割家庭财产只不过是拿回自己应得的一份。

  结婚彩礼由过去长辈对晚辈的礼物变相成为儿子要求瓜分家产的方式,通过获取彩礼作为组建个人小家庭的经济来源。

  在抚养孩子方面,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孩子结婚的费用增加直接导致一个家庭对孩子的养育成本增加。因此许多家庭选择少生,而不完全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年轻父母在对自身享受方面的追求也有所提高,因此与其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养育过多的子女,不如少生来获取多的精力追求自我享受。

  国家由强力控制到不管不问,把家庭从亲戚血缘关系中强行剥离出来后,却直接将家庭待到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中去,从而滋生了年轻一代畸形的个人主义,公德缺失。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六):家庭的社会史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了一个当时在他眼中的中国,在乡土中国中,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差序格局是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长老统治是基层政治的权力构成,婚姻是保证社会继替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基本不存在核心家庭,家庭更多地是作为家族的附属而存在,正因如此,个体的意义体现于对家族的贡献,私人生活领域便很难出现。

  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家族形态。首先是一九四九年后的集体化过程,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措施力图打破传统社会中横亘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士绅阶层,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面是每一个自然村甚至是家庭中高音喇叭的装置。通过一正一反的操作,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改变,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新型的基层组织被建立,而这背后的目的则是试图将个人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对集体最终导向对国家的忠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传统上的大家族难以为继,出现了更多的扩大的核心家庭,但私人领域由于集体力量的强大而难以出现,个体的意义的体现则变成了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和忠诚。

  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和集体力量从社会生活层面撤离,基层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真空内,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大众媒体的扩散,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入了基层,消费主义被普遍接受。同时由于强制性的国家和集体力量的撤离,加之集体化过程中对传统家族道德和规则的否定,个体不再受制于来自上方的制约,有了更多自主的可能。个体意识的发育和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最终的结果便是极端实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在基层社会出现并逐步成为广为接受的价值观。

  从集体化到非集体化的过程之中,家庭也相应的出现了变形。首先便体现在家庭的形成,即婚姻的变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因为忽视个体的意见和感受逐渐被自由择偶所取代,每个人都有了选择自己伴侣的权利和意愿,从而家庭中的情感因素变得更为重要,曾经的经济与伦理因素有所减弱。

  其次是家庭中权力结构的变化,即父权的失势和妻子权力的崛起。曾经作为家族核心权力的父权由于个人主义而失去了其权威,当然背后有社会变革而带来的经济权力的重组,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组成家庭的双方个人主义的利益及权力诉求。

  第三是家庭中伦理与道德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孝道的衰落,基层社会中的老人赡养问题日益严峻,家庭成为排斥老人存在的所指而成为一家三口,而传统的孝道与伦理则被更多人认为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最为可怕的是社会舆论对于不赡养老人的现象的默许以及法律在解决该问题上的不力。

  除了上述几条主要的上层建筑上的变形之外,房屋的形态和房间的布局、结婚彩礼的变迁、浪漫爱情中的语言转变等一系列直观的改变都影响着家庭的变迁。对着乡土中国,庞大的家族被无数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和利益因素同样变得重要,基层政权基本处于消极的无为而治,婚姻除了制度也成了情感的连接。极端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的满足成为了生活的目标,而个体意义的体现则更多转化为直接创造和消费的能力。

  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之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断地变形,而这变形的背后,则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力量的消长与博弈。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七):《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

  有幸听过阎云翔教授的讲座,也是我大学里听的为数不多的讲座之一。阎云翔教授的讲座很精彩,他关于道德不过是资源缺乏时统治阶级对资源进行分配(对人们进行统治)的手段的观点让我很受启发,看问题要有更宽的视野,对问题要有更深的洞彻和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想当然的表面。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别人之所以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显然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媒体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而所谓道德或者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道德合法化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为某一个阶段社会的存续和发展树立一个标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引导和约束的作用。因为资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及潜在的对比中,是永远不够和稀缺的,我们只能在一种潜在规则的指引下决定谁应该得到(获得)什么。这种潜在的规则就是道德。如果存在一个各取所需的社会,那么道德也许也就不复存在了。

  说的有点远了,回到阎云翔的这本书上来。以前阎云翔教授讲座的时候,他说过他的这本书,主要的演讲内容也是围绕这本书展开的,但是那时候没太注意,只是知道这本书很出名,曾在2005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相当于人文社科类的诺贝尔奖了。后来在我准备毕业(设计)论文,在阅读文献和相关文章的过程中,经常看到这本书的内容在各个文章中被引用,恰巧我的指导老师也在看这本书,所以……没错,我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因为老师的那本书恰好借给了另一位被指导的同学,而我一向都是很谦让的。这本书是在图书馆的密集书库里面找到的。

  阎云翔教授考察了黑龙江省一个村庄半个世纪里私人(村民)生活的变迁,既包括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赡养比较公共地话题,也包括两性关系(夫妻关系、择偶观、情感)、隐私、节育和性动力等比较私密的话题。阎云翔认为从集体化时期到非集体化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村庄的干预和统治在弱化。他考察了历任书记在村庄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村庄的影响,发现“政府由原先那种事事插手的家长式统治向只管收税而不问民生的方向的转变”(p35)。政府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却提供更少的服务,但是在社会整体进步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还是越过越好,农民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种剥削。当然,这些提取的资源还是用于服务社会,尤其是支撑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国家管的越来越少了,村民的公共生活也越来越少了,集体化时期很多公共活动都是由集体来组织的,尽管这些活动带着很强的宣传和指导思想,是服务于集体化建设的需要的,但无疑还是提供给了公众休闲和交流的平台。公共生活的消失,家庭逐渐成为了休闲活动的中心,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尽管亲缘关系还在社会关系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尤其是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日益重视以朋友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是一种更加平等和自由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不是那种由血缘决定的无法改变的血亲关系。这种以友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对传统的亲缘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阎云翔教授认为下岬村青年的择偶经历了一个由父母包办,到独立自主选择,再到追求浪漫爱情的一个过程。他对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中国农民没有爱情或者缺乏能力和动力去追求爱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择偶观息息相关的是个人的爱情与亲密关系的体验,年轻一代似乎更加重视爱情以及情感的体验,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也最为有说服力的是对于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变化,随着年轻人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普遍,父母一辈很多情况下也就默许和接受了。婚前性行为能够促进小两口的情感,事实上他们也是在进行订婚后的恋爱,包括出去旅游,购物,拍婚纱照之类的活动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独处的时间,也给了他们发展感情的空间。婚前性行为和订婚后的恋爱发展的越顺利,意味着这桩婚事也就越稳定了。在感情表达这方面,下岬村村民的情感表达方式也由“从原来那种象征性的以及和工作相关的拐弯抹角方式转变为更加直接表达爱慕之情的新方式”。中国农民不仅懂爱情,而且还可以很浪漫,从他们择偶标准的变化(从“老实”到“风流”)以及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从晦涩到直接)可以清楚看到年轻一代的青年正在掀起一场浪漫主义的情感革命。当然,这些都是村里青年人主体性不断发展的结果。

  青年人的主体性和不断发展的独立自主的意识还体现在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中。传统的家庭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夫妻关系为副轴的,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完全扭转了,夫妻关系已经占据了家庭内部的中心地位,他们开始扮演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传统家庭权力的重心已经由父亲一代(上一代)转向了成年儿子一代(下一代)。而儿子与妻子的亲密关系以及情感上的互动与交流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夫妻关系,或者说是“利益联盟”。他们合伙从父母一辈手中获取更多的财产,争取更多的家庭权力。这种利益联盟甚至从订婚期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和经营他们的小家庭,这导致了父权制大家庭(主干家庭)的逐步消失(即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大家庭也更加地民主化),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的崛起。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男性成员(丈夫)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成员(妻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比男性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些由小两口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更多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对家庭决策更有话语权,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妻子在当家,或者说至少是夫妻双方共同决策。妇女的地位大大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再也不再是一个说辞而已,下岬村村民的实践证明妇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的贡献)对于一个家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夫妻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为基础的。

  与青年主体性发展联系起来的还有私人空间的变化,和隐私意识的增长。下岬村老房子的空间安排让所有人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屋里,个人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甚至那些新婚夫妇也只能有一块帘子隔着,这对于夫妻关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是,这种公共化的私人生活却促进了男性心中的性别意识。父母一辈认为守着老婆的男人是没有出息的。从八十年代住房改造和装修热的兴起,这种居住空间的安排慢慢发生了变化,房子的空间都被隔开了,基本上每一个年龄群体的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卧室,也就是自己的私人空间。村民把这种改造或者装修过的房子叫做“单元房”,显然,这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带回来的新词汇。这种房子改造的新样式适应了年轻一代追求夫妻独立和个人自由的要求。

  青年主体意识的发展还体现在家庭财产支配主体的变化以及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追逐。其中提前分家与“从夫居”的消亡,反映了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越来越强,父子两代间的责任也在变化,儿子不再需要在长辈祖荫的庇佑下生活,共同生活时间的的缩短,弱化了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感情,期间维系的大家庭的责任感也一去不复存。系列分家方式(也就是已婚儿子会搬离大家庭“单过”,未婚儿子还继续和父母一起生活,家产还不能分)导致新婚夫妇和男方父母共同居住的积极性进一步减弱,因为在这种分家模式中主要家产并不进入分家清单。分家越早,新婚夫妇越能够利用彩礼嫁妆去发展和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而不是将这部分钱用于大家庭的共同消费。当然,父母在意识到这点之后,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分家时尽可能保留家中的财产,还会努力为自己存蓄“养老金”。分家的家产大部分转化为了彩礼嫁妆,这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种遗产预支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定了婚的小两口会想尽办法去获得尽量多的彩礼嫁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财产观念开始出现并与传统的的家产观念发生冲突。从50年代到90年代,下岬村彩礼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从实物变成了现金。除了礼钱的增加,其他的家具、大件、用品及其他的物质性的彩礼也采取了“干折”的方式一律转换成现金给付。这笔干折的现金一般都会直接给到新娘手中,然后用于结婚后小家庭的建设,所以即将结婚的男女双方都会想尽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彩礼嫁妆。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往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p175)年青一代意识到他们对于家庭财产积累的贡献,当“家庭财富主要是通过个人贡献而不是继承来累积的,人们就日益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家庭财产”(p179)。在财产分割之后新婚夫妇对于财产获得了一种新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体现在对于财产的自由支配。尽管大家庭还拥有更多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都是在父辈控制之下的财产,年轻一辈并不能切实感受到他对于自己的好处,缺乏控制权意味着缺乏完全的自主性。年青一代强调独立自主,自然需要更多的对于财产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财产的分割或者说分家则反映了父权的衰落和男女青年权力的上升。阎云翔认为集体化时期一些政府机构(如青年团和妇联)组织的一些活动(如生产队借钱给年轻人花费,年终再从工分里扣掉)为现在年轻人的行为方式播下了种子。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支持(甚至批判)传统的家长式的权力,转而支持年轻人所追随的新潮的现代化消费方式,这使得长辈意识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利地位。阎云翔认为“两代人在就家庭财产讨价还价时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处于平等的地位”(p181)事实上,在家庭财产方面出现的家庭纷争和矛盾,干部一般都是不管的,在村民的舆论中也是支持年轻一辈的,他们觉得老一辈过于保守和传统。结果,年轻人强调他们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他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不平衡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年轻人忽视了赡养老人的义务”(p180)。

  阎云翔认为计划生育在下岬村实施二十年,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生男生女或者是生多少已经成了村民的个人选择,这导致了一种新型生育文化(模式)的出现。这种新型生育文化的出现以下因素有关,包括经济因素(即抚养子女的成本)、人口学因素(即新一代父母的出现)、性别因素(即妻子地位的上升)、社区因素(即村风的作用,没有宗族冲突)等。阎云翔认为在计划生育的推行过程中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被动的接受或者是积极的抗争中,人们知道了自己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干预或者决定生儿育女的过程。某种意义来说,“尽管计划生育最早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推动的,最终却开始形成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家庭生育计划”(p236)。

  阎云翔教授最后的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一过程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近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p239)。 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既包括家庭的私有化,也包括家庭中个体成员重要性的增长。这一切,明显地表现为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是父辈权力的衰落和子辈权力的增长,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的核心关系,核心家庭取代主干家庭成为流行的家庭组织方式。下岬村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兴起,“最集中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加、个人的情感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个人欲望日益强烈”(p243)。由此所导致的是“无公德的个人”(p243)的产生。这种极端形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忽视了个人的义务及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阎云翔认为这种“无公德的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p251)。阎云翔认为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家庭及私人生活的转型。第一,“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p254)。第二,“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p255)。第三,“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人化:首先是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换句话说,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p256)。

  阎云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p257)。因为“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p260)。与此同时,农民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迅速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p260)。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欲望,忽视对他人及社会的责任与义务。阎云翔还认为中国目前之所以没有其他观念能和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道德观抗衡,是因为缺乏独立存在的社会(自)组织,民众无法有效参与公众生活(p260)。“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p261)。

  阎云翔在最后总结道,“综上所述,本书所描绘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给予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p261)。他还说道,“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p261)。

  此外阎云翔教授在235页讲到“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加强了早生育的传统”(p235)。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仅仅是下岬村的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据我观察到的所有的农村,包括我待过的村庄(长期或短期),事实上早婚的现象已经不再明显。按照阎云翔教授的行文逻辑,阎云翔不仅讲到了新的生育文化还在形成中,而且特别指出了九十年代。所以他有可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加强早生育的传统将是一种趋势,农村青年的生育年龄将会进一步提前。然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不仅是在城市,而且农村里面的青年也有延迟结婚年龄的趋势。

  除此之外我对于阎云翔教授书中的观点还是十分赞同的,而且用我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一一验证。而且我脑海中可以回忆出很多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去进一步证实阎云翔教授的观点。也就是如果我有足够的学识和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有足够的学术素养、经验研究及理论提升的能力,也许我也能够利用我的经验素材写出这么一本书。但是他是阎云翔,而我只是叶茂愉。阎云翔突破了所谓的“合作社模式”,而找到了缺席的个人。我还没有发现什么。

  y/2015.12.16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八):变动的道德,走不出的祖荫

  毫无疑问《变革》一书质量上乘,它具备了一本优秀民族志的应包含的要素:详实、生动、细节处见真章,尤为可贵的是,它另辟蹊径,从私人生活这个全新的领域来展现见过50年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国家政策对于农民生活的影响,将我们原先以为琐碎的生活细节勾连起来,展现了农村年轻一代个人意识的觉醒。结论一章,“无公德的个人”的结论颇具启发性,为思考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思路。好是好,但读罢此书,总觉得不够尽兴。究其原因,想来与作者对于公和私划分的不清与家庭研究中情感维度的缺乏有关。

  首先,国家权力干预下塑造出“无公德的个人”的结论的确响亮,但它似乎更像是作者基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感知所做出的判断。换言之,前面的民族志材料似乎并无法推出这一结论。首先,国家权力的干预在书中各章中更像是背景性的呈现,而非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起到直接作用的影响因素。大体上,作者只是让我们形成了集体化时代与非集体化时代两大不同时期的判断,对于不同时期各项政策是如何影响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交待分析不清。反而是大众媒体、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于农民生活的影响更为真切。当然,这些影响的到达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但同时这些做法也是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农民应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其次,对于个人的“无公德”作者给出的证据是不断提高的彩礼和逃避赡养老人的责任,但这些更像是家庭私人生活领域所要求的德行,称之为“只知索取的个人”似乎更好。同时作者对于“无公德”的解释是国家对于公共生活的严密管控,这里的公共生活更多指的是公共政治参与。这样就很难理解,公共政治参与的多少如何影响到家庭领域内的老人赡养与彩礼?这样说来,“无公德的个人”判断更像是作者基于整体中国社会现状做出的判断(我们因此觉得此结论响亮),但所呈现的民族志材料是无法支撑这一结论的。

  最后,虽然书中涉及了村中从青年人、中年人到老年人的生活,但唯独缺少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仅仅是零星提到现在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要花很多钱买玩具而已。我想,最有可能展现家庭内的民主化的场景便是成年父母与未成年孩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了。毕竟书中提到的年轻一代都是论及婚假的成年人,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很有可能是自身年龄成长造成的。儿童教养方式的变迁以及对于儿童主体是否尊重很有可能是发现主体性的好去处。

  当然,书一定是好书,以上几点苛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社会经验与研究经验都不足而造成的。启发比挑刺重要,十几年如一日的调查钻研才得以成就出的经典之作着实令人敬佩,而伴随着下岬村动荡变迁的作者本人起伏的命运又为本书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阎云翔曾说:“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把生命当作一项认真的事项去体验,去思考,将做学问看成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从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出发去理解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才能做出此般“敏感而感人”的著作吧。

  《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九):研究扎实,但见解平平

  此书在美国学术界颇受好评,我也已久仰大名,五月回国时看到有中译本,便买来一本。这次去黑龙江之前想找本书在路上打发时间,想到此书是众多以中国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中我所知的唯一一本研究黑龙江农村的,正合我此行之意,便带上在路上看。

  总的来说,此书写得确实很好,研究深入,记述细致,结构严谨,证据翔实。另外,龚小夏的翻译十分出色,文笔通畅,在引文、文献、人名、学术名词等棘手问题的处理上都基本没有瑕眦,如果不知就里的话,甚至看不出是翻译过来的。这想必是需要与作者反复沟通、又对专业领域十分熟悉才能做到的。此书之翻译可为后来之榜样。

  作者(阎云翔)所研究的黑龙江的下岬村,据他所说,是1971年他17岁时,作为一个山东来的盲流一路打工北上,途经此地,被热情收留的村庄。他在此生活了7年,直到78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北大才离开。到哈佛读书后,又在89年及其之后的12年里多次回来做田野研究。所以,下岬村对他而言,便如同费孝通的开弦弓,是他的native place,也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地方。

  此书虽然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个成功,但其中的发现对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实在谈不上有多少新意,甚至会觉得惊讶:此事何需一论?书中最核心的观点有二:一、中国农村的家庭里头是有私人生活的 (What?! You mean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ere is no private life in Chinese rural families?);二、在中国农村家庭的私人化、家庭中私人生活的兴起这一过程中,国家行为有很大的作用。何谓“私人生活”呢?其实也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以及个人相对于家庭、宗族的权利。

  在美国社会科学里(尤其是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文献中,原来对于中国农民家庭有一个主导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合作社模式,把家庭差不多就看成一个合伙制的企业,一家子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动物,搞到一起,皆为利来。而每个人生活在家庭中,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意义的追求,而是为了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也都是利益交换与生产合作的关系;整个家庭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生产单位─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如此眼光一看,便“撕去了笼罩在家庭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伟大革命导师语),自然也看不到家庭中的私人生活了。

  阎所树起来的这个靶子到底是不是真如此偏颇(Columbia的 Myron Cohen便是此流派之旗手,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着重的也是家庭的经济功能),我多少有点怀疑,但目前无暇去查证。但大概他所总结的还是对的:人类学文献中起码是忽视了中国农村里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私人的感情生活的。

  这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一帮子白人老头子,即便是在北方农村,能勉强听懂一多半的方言土话也就不错了,而且谁都把他们当怪物来看,如何又能研究人际关系、感情生活呢?即便是中国学者,真要了解家庭关系里的复杂细节、知晓人内心的感情经历,若不是真正成为村子里的一员,也很难做到。我所知道的中国农村的“私人生活”,不少来自我父母的亲身经历,其他就是从莫言、陈忠实、李锐他们那儿看来的,也确实并没有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学到过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阎所做的工作倒还真是开拓性的,而且也只有有他这样的经历才做得到的。只不过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还是输给了小说家。看过莫言、陈忠实、李锐等人的小说后,再看这本书,便不免觉得既无趣、又无新意、也不深刻,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言了。

  全书分八章,另加前言与后记。第一章介绍这个村子,及其历史。根据他描述,这个村子应该在今日之哈尔滨市下辖之双城市境内,大概与我这次所访问的永安村类似。第二章讲择偶方式的改变,也就是建国以来因为国家政权的推动,基于自由恋爱的婚姻逐步取代安排婚姻的趋势──也就是多少年前《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里所讲的故事。

  第三章讲感情的表达。这其中讲到些让人可气又可笑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比如说,以前有美国学者发现,中国农民没有爱情与亲密关系,更不会表达男女之爱的感情;之后有人出来反驳(现为《中国研究》主编的Andrew Kipnis),说中国农民当然会表达感情,只不过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通过搞好关系。看来,以后但凡到中国农村做田野研究的非华人学者,都需通过一个如托福般的基本水平考试才行,如果连《走西口》之类的民歌都没听过,一定不准进村,要不然非得搞出诸如此类之中国农民不知道用语言表达男女之情的重大发现来。

  第四章讲夫妻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建国以来女性和子女(相对于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第五章讲个人的私人空间及隐私权的出现。这次到东北农村看了一遭,才知道与我想象中的相反,人少地多的东北农村住房并不大,因为太冷,人得凑到一起才暖和。传统的农村房子就一厅居中、东西两室对开(甚至只有一室),然后用灶台把东间的南北炕头烧热,一家好几口往往就挤在南边一个炕头上睡。我此行所见的这么些户人家里,好象也都只有一张大炕是加热的,就连农场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建起来的烧沼气的新房子也如此。这当然很不利于隐私,尤其是夫妻办事不方便。阎所观察到的变化是将大炕头转变成多个小单间,以为各成员提供更多隐私。这一点我倒没见到。不过我所见的,好象没有两代夫妻同住的。

  第六章讲家庭财产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越收越高的彩礼。这里暴露出作者的一个遗漏。他对所看到的年轻女性地位的上升(包括夫妻之间、婆媳之间,以及女方索要越来越多的彩礼)没有提出个很有力的解释,而有一个现成的理论作者却未涉及:社会学中关于性别比例与性别地位的理论。以我的猜测,这些年来中国农村里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起码在收更多的彩礼这一点上)与农村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是有很大关系的。一大帮子光棍抢人数相对较少的女对象,自然会把价码越抬越高。这是个很容易验证的假说,但作者看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个理论。

  第七章讲代际关系,最主要的变化是孝道的衰落,而这其中有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这里又暴露出作者的一个缺失。此书的研究过于inductive,以至于很多时候变成了只是descriptive。作者在将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完之后,有时候根本不讨论可由此获得的理论性意义,而有时候想起来讨论一下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但所提供的也只是些猜测性的假说。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项目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研究,就说不过去。很多发现,作者在研究的早期就应该已经有了,应该针对这些观察形成理论性的解释,然后再发展出可测试之假说,再收集数据来检验理论。但这些步骤在此书中完全没有,而其所提供的解释,虽然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毕竟缺乏实证的支持。况且,你不说我也想得到。这或许是人类学自身的缺陷。理论─假说─实证检验这一套程序化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诸学科里大概只有人类学还没学会了。

  总而言之,此书还是值得一读,也值得保存,毕竟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对农村家庭生活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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