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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中国》的读后感10篇

2022-03-15 10:55:1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思虑中国》的读后感10篇

  《思虑中国》是一本由李宗陶 采写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43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虑中国》读后感(一):原不必如此好看

  年轻时候,看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传记,打定主意成为那样的女人——那也可说是生平第一次立志,想要做个心怀天下的女记者,而且是明星级别的。无奈彼时还在理工科院校混,后来进媒体做文化报道,数年后走回了科技报道的路子,然后依稀明白:从此要老老实实写字看书做采访,只求弄懂深奥的原理和科学家们的想法,法拉奇第X却是不可能了。

  不知道独立完成《思虑中国》这一本中国当代36位重量级知识人访谈录的记者宗陶是否有与我一般的初衷与烦恼,但我却心知肚明她要下多少功夫才能做到她已经做到的那些事。认识是因为两人同去跟一个医学报道项目,初初聊下来,知道我们背景相似,原本都是别人口中呆鹅也似的理工生。但是,唉,偏偏死不悔改迷上了爬格游戏……与她说话,从此于我是乐事一件,诙谐、大气、温润的女子,你不是轻易就能遇见,况且她清瘦清瘦的,东方长相,适合探讨知性话题。

  宗陶嗜国学,爱儒道,我常常看着她在字句间的举重若轻,叹得说不出话,那绝对是遍读无数大部头的见证,所以一点不惊讶她把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写得出了神,渗到髓,节奏和分寸把握掐得那么狠又准。且看看《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的采访手记中怎么写:从2006年11月30日起,慢慢在啃余先生的十卷文集……慢慢啃,急不来……否则哪里敢提问。

  从她的记录中,最美妙是,能深深嗅到一种对文化的参与感——谈当下也好,谈历史也好,并非听听大家们的话顺便拾齿慧就行了,而是要跟得上,见缝插针发出舍我其谁的问。我想她是从中找乐趣也找思索甚至找真理的人,私下就猜测是不是每个刚刚被她采访过的人都需要休息上几天才能缓得过劲儿——灵气被吸走了一些呢。

  清晨,给她发短信:写的真好看,看得我焦虑。

  一颗蒲质弱柳的心,原不必思虑这许多。一本对知识分子的访谈,原不必如此好看。然而有人一一去做到,这是出于对人对己的尽职尽责。作为同行者,须得追起了。对记者这职业,她作如此解析:布朗运动的中间层,突破之中为上下两层提供对方的图景。这说法让我豁然,呵,为何抱着法拉奇之梦不肯放呢,我们平凡人,努力踏实把手中的事业细打磨至极致,已经算小小奇迹。

  头脑仍然留着初识李宗陶的一个印象,记得那日有趣,我开始以为叫这名字该当是位雄赳赳的男性,然而无意瞥见一张靓照,当中女子恬静怡然,便随口在msn上赞道你女朋友真美。她回话过来,女朋友?我是女人。

  才明白照片便是她自己。

  《思虑中国》读后感(二):从“知识人”管窥中国

  本书所选取的36位“知识人”,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有的是专攻一科的专家,有的则是从事传媒、影视、文艺工作的,所述问题,则更是纷繁驳杂,有的从大处着笔,有的从小处见真知。书名“思虑中国”,读罢全书,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发展,还是社会事务的进程,回顾历史,反思当下,都会加深自己对所处时代和背景的认识。本人尤其对几段话尤为深刻。且记录下来,也是对思考方向的一个扩展。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王元化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界线,“公领域”依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运作,任何一家学说、理论都不能侵入。“私领域”中,每个家庭、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余英时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的,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侮辱哪怕有罪的人。——何怀宏

  《思虑中国》读后感(三):他们问个不休

  一气读完《思虑中国》,是因为信了许纪霖所讲,国内记者中专跑文化人、知识人的,写得最好的一个是李怀宇,一个是李宗陶。

  李怀宇的《访问历史》先一步面世,读过,偶有一两篇惊艳的,那是因为访问者与被访者相熟,时间长了便有点忘年交的意思,所以年轻时候的恋爱史也愿意谈了,读着温润。李怀宇文字里好的,不是问答对谈,而是记述。譬如访又搞电机工程又写极好散文的陈之藩老先生,前头有三页类似杂记又像是引言的文字,比后面的访谈耐看得多,结尾处借陈之藩的口补杨宪益的诗,一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呈现,何其精妙。

  李宗陶的杀手锏则恰在提问,从被访者所专学术层面上升到哲学乃至灵魂的拷问,但愿用拷问这个词不会太过。推荐《思虑中国》给友人,想了半天只说一句──那是只有删节版的《八十年代》的地方比这更好的书。

  这句话并非没头没脑。《思虑中国》和《八十年代》有三次撞车,阿城、陈丹青和刘索拉。硬要将两本书做个比较并不公平,毕竟牛津版的足本《八十年代》厚重如砖头,捧读都会嫌累,似乎规定你必要坐在桌前细细翻阅。然而两个提问者面对同样的被访者,想要呈现的内在可谓一致:知识结构,社会现状,一代人的迷失与重拾、出走与回归。李宗陶以其自身的厚重思考,使《思虑中国》在《八十年代》一半的厚度中带给观者一样的冲击。或者不妨做个猜测,李宗陶应当看过足本《八十年代》,从中汲取了不少见解,于是可以顺其脉络继续深入。自然,《八十年代》一书的作者查建英,也是李宗陶的采访对象。

  36篇访谈里,自然也会有高下之分。许纪霖分析李宗陶因为心灵契合度的关系,做得最好的采访是作家,学者居其次,艺术家压后。这里倒有点不敢苟同,不管是原因还是排序。

  尽管非常用功,李宗陶做的学者访谈,仍有夹生味道,尤以许倬云余英时为甚;和阿城查建英则从亲切叙事一路狂飙到人性种种;碰到姜文刘索拉,则基本不离本行,话题游移在电影或者音乐方圆百米处。个中原因,依愚见大概是敬畏、喜爱和好奇的区别。

  敬畏之心既起,难免放不开手脚;喜爱熟悉,是以能“琴瑟和鸣”;而好奇产生的亲近,倒也能作出好文章。但看贺友直那篇夹杂着沪语的家常聊天,字里行间全是故事,央视陈晓卿讲的那些个拍片趣闻,一样诱人得很。

  与李怀宇的最大不同处大概在于,李宗陶终究还是关注热的新闻,而李怀宇或许更醉心于冷的历史。一样问起郭沫若其人,前者会引至时下的学术造假问题,而后者则更感兴趣他的旅日生涯及与故人的交往。再看选题,李宗陶的书中,有环保、艾滋、弱势群体……仿佛心有余而力不足,追问中透出一股悲痛之力,落在纸上,有时几乎是李怀宇之温润的反义词。

  最能看出这“二李”区别的,就在书名──李怀宇是访问历史,仿佛看到一个叩门的姿势,面对那些有情有趣的过去;李宗陶是思虑中国,那是面对混沌的当下,有思考,甚至有焦虑。

  无法分出两者的高下,在太多人已经习惯忘记故去、疏离眼前的年代,有这么两个人始终问个不休,一个拾遗补缺,一个上下求索,真乃幸事。

  《思虑中国》读后感(四):精英要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

  喜爱这书最根本的情结在于它说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也喜欢将“作者”更改为“采写人”。记者出身的她充当了一个比较客观地记录人,执笔,选择了36位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界的中坚分子进行访谈,用黑白的平面影像和原始的讲述将他们最纯的真心平铺在读者面前。他们热爱中国,不轻易否定什么、摈弃什么、攻击什么,也不轻易承认什么、颂扬什么。他们对历史从一而终,并努力让自己心如明镜。

  书名是令人玩味的,相当于概括性的总结——《思虑中国》,是的,36位不同年代、不同专长、不同背景的知识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的、坚持的,和最在意的根本以及所做过的努力。另外,在他们的讲述中也能了解到其他一些名家的侧影,如陈寅恪、郭沫若、王小波、王朔。所有的文字均不包含任何修饰和润色,完全呈现,因为事实本身比任何引述和讲解都更具力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中国已经没剩下几个有担当的知识人了,而这也是本书令人欣慰的地方。“精英要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这话是中肯的,令人感动。因为知识人的风骨和气度比知识本身更具有强大的作用,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进程,甚至需要引领整个社会意识。这当中包括体察、触摸、自观自省和阵痛,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是如今太多太多知识分子早已经否定了自己属于道德先锋的楷模作用,说“否定”是遮羞布,其实根本就是“否认”。

  有知识,还必须有信仰!道德守不住了,口无遮拦,无异于流毒!我敬重中国近代文学史那些有高度的文人,自爱、热忱,轻己重义,当国人都在黑夜里摸索时,他们的生命小宇宙爆发得如此酣畅淋漓,照亮道路;我鄙视今天那些将自己关在字里行间臆淫的书虫,以做研究为名在书房里轮换着“养”些个小妾,抛却历史沿革不管,一味地用纸和笔满足自己长久以来想要一窥玉体的愿望。他的责任呢?像周汝昌那样为“红学”做出了贡献吗?没有!而粉饰皮毛、堆砌文字、假传“圣”意的井底蛙更是充斥着各种书店、网络和媒体,利用华丽的头衔、唯美的包装和所谓的“新解”向社会散发自己肤浅甚至错误的观点和评说,美其名曰“新说、普及”。

  是与非是很残酷的,大量爱读书的人们看到的全是垃圾却浑然不觉,连是非都错了,更谈不上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中国走到21世纪有多难,知识分子这样做根本就是犯罪!诈骗了知识和民心。

  我绝不怦击如安妮宝贝那一类的“情绪文学”和刘震云那一类“讲故事的人”,而诸如张爱玲、纳兰公子那种格局、眼界都比较小的名家,我也会捧读。这些人他们有才华、有毅力,他们的文字能够安抚时间、沉淀在人心里,无论是否有高度,都应该获得尊重。你可以将自己的心剖开,但不能指鹿为马!

  郭德纲说得太好了:你是相声演员,你不去拯救相声谁去拯救相声?让卖白菜的去拯救相声?这样说话真的很痛快。看那些已被曲解的一家之言,真不如看一看贺友直的线描连环画,人生还是清晰一点好。至少我是看他的画长大的——时代变迁,世态炎凉。

  《思虑中国》读后感(五):一本温和而坚定的书

  三联书店进门右手的那排架子上,这本书跟很多《**三十年》的中大部头放在一块,被定义作文化访谈——好吧,我得承认,有些词,是让我害怕的东西。它们会让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轻,要飘走了。于是,我只说自己能懂的东西。

  这是本文字很漂亮的书,小资女青年们会很喜欢。好像苏老师说过,还是吴侬软语比较好听些,我深表赞同。身为江浙女子的宗陶,便是把这种温软的口语似的文字发展到了一定滴境界。这种文,不是奢华,也不是精致到每个长指甲的内面都要镶颗水钻,只是恰当,恰当的放与恰当的收。就像木心的访谈,谈很多很多东西,结尾的时候,说;“‘憾’也是一种感觉,很温柔呢。”——我喜欢这种结尾,那么温婉儿。

  文化记者这活儿,女文青说起来,是幸福得可以去死掉的职业。可是呢,真正地去做,慢慢儿地,就会发现,小时候觉得再美好的东西,通常也会有个不怎么光彩的孔雀屁股。不要告诉我读书多了自有修炼——太多的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看的人8要生气,也8要对号入座。我只是小时候喜欢极了《射雕英雄传》里,黄蓉说全真七子“年纪都活到狗身上了。”借来用用,hoho)

  所以呢,做这一行,要有好奇心,不可以避恶,但在笔下,切切要学着隐恶。恰当的隐恶,不是不够勇敢,那是一种美德——跟大家都没什么关系的恶,何必放上去让读者糟心呢。在世的人,自然要隐;过世的人,也是恰当的隐一隐为妙。哦,就是昨天,我吃着晚饭,略翻翻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的访谈。大家谈胡适。谈着谈着,就是那些个八卦了——8是故意滴,好奇心使然啊。字里行间,我看着那些个月亮和星星,忽然间,就有些不大喜欢胡适了。

  ( 真汗呀,一本那么有深度的书,我还是有本事找八卦滴。)

  记者这个职业,做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丝江湖气。这不是什么坏东西,江湖气,有时候是一种生命力。它可以让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更强韧。可是,宗陶身上找不到半点江湖气的影子。一个没有一丝江湖气的人,在这一行里做这么久,该是很不容易吧?我不知道,这十三四年的记者生涯,她是如何过来的。好在,拒绝江湖气,会有收获。只有一个没什么江湖气的人,才可以跟那些很著名的、带着各种头衔、写了很多很多大部头的学者头儿们,以平等的姿态对话。

  这本书不是一本大声疾呼、切中时弊的书——与柴米油盐、医改、能源之类的大众话题还是有些距离。这同样不是一本心灵鸡汤——她实在不够坚定,始终学不会坚决地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做个好人呀。”甚至,这也不是时髦的文化书的路子——挑几个粉丝最多的文化明星,随便扯点儿八卦,最好是别人没扯过的。

  这本书,只是那么几个人,站着或坐着,谈我们的传统、现实、未来、命运……然后,用文字,慢斯条例地把这些曾经有过的思考,记录下来。

  我记得,里面一个人说;“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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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ttle hint:

  宗陶是个大眼睛的姑娘,关于她自己,推荐去看她对杨二车娜姆的访谈(没有收到这本书里哦)。那是一个没有江湖气的女人和一个全身江湖气女人的对话,对话中,我更多看到的,不是杨二,而是宗陶,嘻。

  《思虑中国》读后感(六):读书笔记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fc6c80100eg2b.html 熊熊的博客:

  喜爱这书最根本的情结在于它说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也喜欢将“作者”更改为“采写人”。李宗陶不容易,目前是《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这本书算她做的一件还算了不起的事。记者出身的她充当了一个比较客观地记录人,执笔,选择了36位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界的中坚分子进行访谈,用黑白的平面影像和原始的讲述将他们最纯的真心平铺在读者面前。他们热爱中国,不轻易否定什么、摈弃什么、攻击什么,也不轻易承认什么、颂扬什么。他们对历史从一而终,并努力让自己心如明镜。

  书名是令人玩味的,相当于概括性的总结——《思虑中国》,是的,36位不同年代、不同专长、不同背景的知识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的、坚持的,和最在意的根本以及所做过的努力。另外,在他们的讲述中也能了解到其他一些名家的侧影,如陈寅恪、郭沫若、王小波、王朔。所有的文字均不包含任何修饰和润色,完全呈现,因为事实本身比任何引述和讲解都更具力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中国已经没剩下几个有担当的知识人了,而这也是本书令人欣慰的地方。“精英要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这话是中肯的,令人感动。因为知识人的风骨和气度比知识本身更具有强大的作用,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进程,甚至需要引领整个社会意识。这当中包括体察、触摸、自观自省和阵痛,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是如今太多太多知识分子早已经否定了自己属于道德先锋的楷模作用,说“否定”是遮羞布,其实根本就是“否认”。

  有知识,还必须有信仰!道德守不住了,口无遮拦,无异于流毒!我敬重中国近代文学史那些有高度的文人,自爱、热忱,轻己重义,当国人都在黑夜里摸索时,他们的生命小宇宙爆发得如此酣畅淋漓,照亮道路;我鄙视今天那些将自己关在字里行间臆淫的书虫,以做研究为名在书房里轮换着“养”些个小妾,抛却历史沿革不管,一味地用纸和笔满足自己长久以来想要一窥玉体的愿望(以刘心武为代表),他的责任呢?像周汝昌那样为“红学”做出了贡献吗?没有!而粉饰皮毛、堆砌文字、假传“圣”意的井底蛙更是充斥着各种书店、网络和媒体,利用华丽的头衔、唯美的包装和所谓的“新解”向社会散发自己肤浅甚至错误的观点和评说,美其名曰“普及”(以于丹和安意如为代表)。是与非是很残酷的,大量爱读书的人们看到的全是垃圾却浑然不觉,连是非都错了,更谈不上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中国走到21世纪有多难,知识分子这样做根本就是犯罪!诈骗了知识和民心。

  我绝不怦击如安妮宝贝那一类的“情绪文学”和刘震云那一类“讲故事的人”,而诸如张爱玲、纳兰公子那种格局、眼界都比较小的名家,我也会捧读。这些人他们有才华、有毅力,他们的文字能够安抚时间、沉淀在人心里,无论是否有高度,都应该获得尊重。你可以将自己的心剖开,但不能指鹿为马!

  郭德纲说得太好了:你是相声演员,你不去拯救相声谁去拯救相声?让卖白菜的去拯救相声?这样说话真的很痛快。看那些已被曲解的一家之言,真不如看一看贺友直的线描连环画,人生还是清晰一点好。至少我是看他的画长大的——时代变迁,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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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角度不尽相同,希望有人比我更刻骨铭心。同时,做为认识和了解被访者的辅助读物,我也将他们的作品罗列出来,同样强烈推荐!其实这也是我喜爱此书的另一个原因:通过这些访谈,让我更直观,更深刻地了解到自己曾经且一直阅读并喜爱的那些认真做学问的人。

  辅助读本(推荐):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

  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

  冯象:《木腿正义》、《政法笔记》

  张立宪:《读库》各期

  贺友直:《连环画报》各期、《纸上做戏》

  P:我是朽了,希望那些喜欢刘心武、于丹、安意如、张爱玲、纳兰公子的同学就当我没什么文化,无视吧。自己喜欢的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我也不会争辨什么。一己之见罢了。

  《思虑中国》读后感(七):文化访谈不能承受之重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虽然如此,但对于一个会愿意捧起这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

  于丹把《论语》贩卖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灵鸡汤,易中天把三国演绎成了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宫心计”,曾仕强则把《易经》煲成了了掺杂科学、宗教的玄学大杂烩……结果古典就这样借尸还魂,成了人人追捧的披着现代皮衣的木乃伊。但是现代的那些研究具体学问的学者呢?他们专业严谨的学问不是橡皮泥,尽管可以阐述得通俗明晓,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并无立竿见影的实际价值,即使登上《百家讲坛》也肯定不会如稗官野史一样老少通吃,广受欢迎。那么,近代学者寂寞书斋中的一豆青灯如何光照世人?皓首穷经、矢志不移的治学精神如何化布天下,感染后辈以继绝学?这恐怕就是大众媒体文化报道(尤其是文化访谈)的意义所在。

  许纪霖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说:以我孤陋之见,专跑文化人、知识人的国内记者中,写得最好的,当属‘二李’。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李怀宇,另一位就是李宗陶。‘二李’颇多共通之处,比如有纯正的知识文化趣味,也各有千秋。

  李宗陶,老气横秋的名字之下却是一个“纤细单薄”的南方女孩,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传统的浸染和采访前的刻苦研读却使被采访的大家们丝毫不敢轻视怠慢。她是一位心思细腻、耳目聪敏的观察者,将与老人们交流的吉光片羽一一捕捉,擢取其闪耀人性的细节,用写新闻的手法描摹学者们的风采神态,栩栩如生,如在目前,这是女性天生的优势。如写宇文所安:“留着络腮胡子,烟斗不离身,眼睛里有一种明亮的东西。当听妻子讲中文、努力捕捉那些词句时,他像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孩子,簇眉,凝神,紧盯,严肃;当上海同行或记者们提起田晓菲非凡的过去和今天出色的成绩,他面带喜色地转向她,眼睛里盛着许多内容,甚至有一点羞涩,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

  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过去那个绵延深厚的乡土中国,那些传承千年的传统礼教,那些泽被数代的家族感情。在一些访谈中,宗陶彷佛一个文字催眠师,竭力把我们带回那个早已不存在的文化中国,把七八十年前的市井庭院、日常生活一一呈现,只是因为没有了这些,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史学家许卓云的家训:“大家族里世代相传的一些话,成为看不见的家训:穷无矢志,富不癫狂。还有,一张圆桌本来只能坐十个人,大家把板凳往后挪一寸,就能多加两个位子,这叫‘退后一步自然宽’。”

  然而,她又有着举重若轻的文字追求,她宁愿把读者想象成语言的享乐主义者,纯正文化趣味的持有人,刁钻挑剔的美学伙伴,如此她才能欣慰于自己苛刻的打磨——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寥寥数语就将数十年的风雨历史尽收笔端,把一个人从懵懂少年扫向夕阳向晚。她不耽于往事,不迷失于无谓的细节,批沙砾金,鹰隼一般准确地找到最佳的细节和叙事,不浪费半点笔墨。如此一来,她的文本看上去就显得时尚、轻松,了无障碍,读者即便无法由此管窥学问世界的奥妙,但是新闻文本的语言享受已经足够让他流连忘返了。

  采访那些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家对每一个记者来说都是一次治理考验。本就“嗜国学,爱儒道”的李宗陶委实下了一番苦功夫。且看看《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的采访手记中怎么写:“从2006年11月30日起,慢慢在啃余先生的十卷文集……慢慢啃,急不来……否则哪里敢提问。”所以,她的提问不像李宏宇如知交聊天那般随意随性,多谈一些个人往事和学界掌故,而是单刀直入学问的内核,如高手切磋,直逼关键部位、招招不虚。如提问余英时:您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同情的了解”一词究竟何意?史学家治史应持何种态度?真是点到了到他历史观的穴位上。而对于被访者来说,也因为难得被理解而心怀感激,乃至于“精神抖擞,如注射了一针吗啡,慷慨激昂半天。”

  她的文章赢得一大批心中尚存向学之气的人们的喜爱,结集出版为这本书后也受到传媒和学问界的一致好评。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写过一本访谈录的作者,我却认为这些轻薄、讨巧、如清茶爽口怡人的篇什无法承载我所赋予文化访谈的使命和价值。

  访问前的突击“备考”使得经典被“笔记”似消化,缜密完整、自成一家的学问体系被捻出来几个核心理念,有时甚至彼此不相干地混杂在一篇文章中,彷佛陶瓷的一片片未能拼合的“碎骨”,至于学问全貌的雍容华美则无缘从访谈中得见。纵然,思想的碎片也是美丽动人的,一个如宇宙一般众星各安其位的思想体系会更给与人以震撼与启迪,也是学者身家性命之所系。

  高山仰止,不敢侧目。宗陶“进去了,却并未出来”, 虽不像李宏宇那样自比“空杯”,虚心聆教,却仍然没能跳出被访者的圈子,总是在被访者的理论学说、人生经历中打转,而未能用一种“置身山外”的超然视角来审视学问大家的时代意义和文化坐标,甚至我还期望她的慧眼能够看出学者的历史局限和学问盲点。但是,这应该是同辈评传的事情了,对一家发行量数十万的大众媒体也苛求不来。

  举重若轻的历史笔法固然轻灵妩媚,引人入胜,但是蒙太奇一般的历史闪回跳跃奔突,火花四溢,却少了一些历史的厚重和严肃,历史毕竟不能轻易地简化为先锋小说。一个70年代女记者毕竟无法写出历史深处的漫漫风尘。短句、三言两语、被激情推动的文字是否适合去讲述老人们磨难恒久的一生,是否能够力透纸背,挖掘出声明背后的唏嘘感叹和返璞归真的“沉郁”?

  说到底,李宗陶还是一个有点小资情调的文艺女青年。理想主义到再一次采访中,因为一个在青藏高原支教的诗人而宁愿留在那里(记得回来后,曾经无意中讲起,如果不是高原反应,我愿意留在那里,当一名随便什么课的老师。这不是矫情,相信有一天,会如愿的。)小资的裙摆飘飘忽忽的,还是总能捕捉到影子,比如询问《圣经》译者冯象对张爱玲的看法。我不能说这种对文化先辈们的追慕与敬仰是浅薄的,但是其中更多的是感性的触动而非理性的思索。我理想中的文化访谈应该能让后辈沐浴到学术殿堂的圣光,震慑于学者人格的高大巍峨,心向往之,沛然而有追随先贤遗志的冲动。而不是一篇仅仅用来哀悼世风不古,悲叹学术废弛荒芜,制造一种被文艺青年用来消费的怀古情结。

  然而,这恐怕是文艺访谈不能承受之重了。在可读性和厚重深刻之间,媒体只能退而求可读性,这并不比百家讲坛高尚多少,靠媒体来挽救沦陷的学术象牙塔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吧。

  《思虑中国》读后感(八):《外滩画报》书评:布朗运动的中间层

  布朗运动的中间层

  文/小庄

  一颗蒲质弱柳的心,原不必思虑这许多。一本对知识分子的访谈,原不必如此好看。然而有人一一去做到,这是出于对人对己的尽职尽责。

  年轻时看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传记,打定主意成为那样的女人—那也可说是平生第一次立志,想要做个心怀天下的女记者,且是明星级的。无奈彼时还在理工科院校混,后来进媒体做文化报道,数年后走回了科技报道的路子,然后依稀明白:从此要老老实实写字看书做采访,只求弄懂深奥的原理和科学家们的想法,法拉奇第X 却是不可能了。不知道独立完成《思虑中国》这本中国当代36 位重量级知识人访谈录的记者李宗陶,是否有与我一般的初衷与烦恼,但我却心知肚明她要下多少功夫才能做到她已经做到的那些事。认识是因为两人同去跟一个医学报道项目,初初聊下来,知道我们背景相似,原本都是别人口中呆鹅似的理工生,偏偏死不悔改迷上了爬格游戏。与她说话,从此于我是乐事一件,诙谐、大气、温润的女子,你不是轻易就能遇见,况且她清瘦清瘦的,东方长相,适合探讨知性话题。

  我常常看着她在字句间的举重若轻,叹得说不出话,那是阅读“大部头”的见证,所以一点不惊讶她把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写出了神髓,节奏和分寸把握得又狠又准。且看看《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的采访手记中怎么写:“从2006 年11月30 日起,慢慢在啃余先生的十卷文集……慢慢啃,急不来……否则哪里敢提问。”从她的记录中,最美妙的,是能深深嗅到一种对文化的参与感—谈当下也好,谈历史也好,并非听听大家们的话顺便拾牙慧就行了,而是要跟得上,见缝插针发出合适的问。我想她是从中找乐趣也找思索甚至找真理的人。

  一颗蒲质弱柳的心,原不必思虑这许多。一本对知识分子的访谈,原不必如此好看。然而有人一一去做到,这是出于对人对己的尽职尽责。对记者这职业,她作如此解析:布朗运动的中间层,突破之中为上下两层提供对方的图景。这说法让我豁然:为何抱着法拉奇之梦不肯放呢?我们平凡人,努力踏实把手中的事业打磨至极致,已经算小小奇迹。头脑仍然留着初识李宗陶的一个印象,记得那日有趣,我开始以为叫这名字应当是位雄赳赳的男性,然而无意瞥见一张靓照,当中女子恬静怡然,便随口在msn 上赞道:你女朋友真美。她回话过来,女朋友?我是女人。才明白照片便是她自己。

  2009-05-21 总第 336 期

  《思虑中国》读后感(九):【EEO书评】打探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南方都市报》书评人 焦建 作为一家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在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内容的独特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这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抗,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即便是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其有所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新闻行业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可以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实践,要远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件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的苛求之外,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这或许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慢慢在啃余英时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读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这种通过自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个评语,李宗陶配得起。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5/03/content_779008.htm

  这是原文,编辑删改的的确更清晰了:

  以自身的厚重打探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张立宪看来,他做《读库》的标准是——谈的都是百度Google不到的人物,要做内容的提供商,而不是简单的消息传播者。“因为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版面的上的人物,早就已经被掏干了,你做一个所谓的刘德华独家专访,又有多大的意思?他还能给你多独家的东西?”

  从单纯的传媒内容开掘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有益的积极尝试,而张立宪先生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换一种角度来说,假如所有的传媒都以这种观点来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那么或许也不是毫无弊端的。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每家媒体都在自说自话,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共识将因此无从产生。当然,这是及其理想的状态,大众传媒的特性之一,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便是——它们肯定只会关注那些已经成为热点的话题,至于将来有可能成为热点的内容,还是交给张立宪这样的先行者吧,他们试对了,后者便会一哄而上,试错了,后者自然没有关注的必要。

  作为一家即便是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肯定也无法避免对于发行量的追求。但在这本杂志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内容的独特性,这本杂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着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在这些问题得到澄清之前,他们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时常被提起,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的确是一如既往的陌生。开掘这些人,应该算得上是对于社会公共知识资源的另外一种开掘的进路,这种进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比完全开采一个新的领域,要艰难一些。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抗,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没有体制的约束,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再加上对这些人的开掘所带来的意义本身,也并不足以让这些人真正对记者展开心扉;即便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其有所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主动从事新闻行业的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可以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实践,要远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情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的苛求之外,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或许可以给上面的问题得出的一个答案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慢慢在啃余现实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度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如何避免让自己的报道不给被访者添乱?如何得以更加贴近这些人的心灵?这都是一种不止对记者本人,也是对这个报道领域里的宝贵实践和思索。

  外表秀气内在却强韧的李宗陶完成的这本书,这种通过自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个评语,记者李宗陶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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