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末日》读后感精选10篇

　　《经济人的末日》是一本由[美] 彼得·德鲁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13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5-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人的末日》读后感(一)：德鲁克与“经济人的末日”

　　读过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读者无疑都会被其中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丰富事实所震撼。阿伦特作为一个对20世纪上半叶深有体验的学者，在1949年写成该书时认为，极权主义把人区分为“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有计划地改造或消除这些与其理念相左的人们，实在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然而，作为犹太人的她，在分为三部分的该书中，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基于什么历史条件，使犹太人成为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通过分析，她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人们丧失了原本的联系，而帝国主义的暴行则召唤了人们内心的野蛮一面，使“群众”热衷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蛊惑，最终将犹太人的命运推入了历史的深渊。

　　然而，两个因素使阿伦特的经典略显失色，首先，虽然本身经历了纳粹德国的上升期，她的作品写作于上世纪50年代，距离极权主义的巅峰有些距离。其次，她身为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使她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犹太人的命运”，思考犹太人解开命运枷锁的途径。因此，她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更多是围绕“犹太人是如何受到纳粹极权主义迫害，及其原因”而展开的。换句话说，阿伦特谈的是极权主义的表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起源。

　　其实，还有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只不过用在副标题上，德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也讨论了同样一个主题。和阿伦特不同的是，该书在1939年春季便已出版，作者在半个世纪后的序言中写道：“我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前段几个星期就动笔了。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年或1936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与反纳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册子出版，讨论反犹太主义在纳粹恶魔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深具吸引力的原因。”

　　虽然主题相似，但德鲁克是世界知名的管理学家，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犹太人。他并没有把视野聚焦于极权与德国犹太人的关系上，而是“将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视为全欧洲的疾病”。更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的商业背景，也使他跃出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思维，以一种更大更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这场20世纪的灾难，放到全人类的场域中全面思考。

　　德鲁克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错觉”，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从表面上认为，或者是“大企业”支持了法西斯，甚至觉得是“群众被法西斯的宣传麻醉了”。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表征之一，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人们之所以支持包括法西斯在内极权主义思想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德鲁克用本书的正标题“经济人的末日”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经济的衰退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根源。

　　经济的衰退是怎样诱发了极权主义的出现？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德鲁克发现，中东欧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与西欧之间的差距，为极权主义的出现背负了原罪。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给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中欧、南欧国家带来了启发，使后者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然而，短期内的产业升级，在利益分享、市场分配等方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两个层面的深层影响。第一、原先均质化、收入平等的农业社会出现日趋严重的财富分化。第二、这些后起的工业国在产品生产定位和市场风险评估上，和西欧国家相比，都缺乏经验和足够的抵抗能力。结果显而易见。虽然国内民众普遍收入提高，但财富分化水平上升引起民众不满。而缺乏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使这些新兴工业国在全球经济萧条面前变得脆弱不堪。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同时维持自身经济脆弱的稳定，使德、意等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道路如履薄冰。

　　尽管努力追赶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可德、意等国在发展水平上的鸿沟一时却无法迅速弥合，那么当后者遭遇1930年代初席卷世界主要国家的著名的“经济大萧条”时，上述提到的中、南欧国家发展进程中暗藏的重大隐患，就一股脑儿地全部爆发出来，彻底地杀死了“经济人”的最后理想———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上的问题。代之以一种非自由主义的、高压式的强硬手段。

　　希特勒与纳粹的策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用一些保守的手段来面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人类历史上所有短视的统治者并无区别。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强调农业社会的纯洁性，贬低工业发展的成果；把职业女性赶回家中；剥夺犹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由于意识不到本身工业水平发展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萧条，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就像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把整个现代化的努力都视作洪水猛兽。

　　因此，德鲁克提出了他的洞见，并非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工具无比高效，让“群众被法西斯的宣传麻醉了”对极权主义声音的警觉，热衷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蛊惑。而是极权主义的另一套机制，事实上让其拥护者从精神(平等感)和物质(“充分”就业)两方面获得了实在的利益。这也是所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人无法抗拒地被剥夺一切时，对其保持缄默的原因。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极权主义的“成绩”不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缺陷，而是一种逃避，打个比方来说，好比是说，当某个群体中所有人都普遍感到饥饿时，让每个人吃得更少，而非生产更多，来面对饥饿。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德鲁克最后用“是奇迹，还是海市蜃楼”这一标题总结了极权主义的社会“成就”。纳粹的极权主义将生产的弊病转嫁给服膺纳粹统治的其他国家。德国无视市场需求的多余物质产品，被强制性地输入了东欧国家，表面上为萧条、收缩中的德国经济提供了繁荣的假象。事实上，这些远离市场需求的无目的生产让当时的普通民众陷入了物质丰裕的幻象，也注定了极权主义丧失经济理性所面临的终极命运。

　　回到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的解释并没有方向性的错误，也提到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面前的迷失，然而她没有把握最重要的一点：经济理性本身。

　　通过德鲁克更具普世意义的“经济”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和交换。当一个社会的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时，社会的发展获得积极推动———人口增长、物质丰富。而当产品滞销时，就会出现消极的反馈。那么，德鲁克用纳粹德国极权主义这个历史个案向我们指明了积极的应对方式——— 用技术和文化上的变迁来改善不利的局面，而不是以削足适履的强制、极权方式逃避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通俗地讲，当一个社群普遍感到饥饿时，不是让每个人吃得更少，而是用新方法、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生产更多可供所有人获取的食物来源。“经济人的末日”，意味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德鲁克用上个世纪的智慧和教训启发今日的人们，那些有关性别、民族或崇古、尚古暗流背后的隐喻。对现代性的坚持，是人们远离极权主义最好的凭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31日 版次：GB14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01/31/content_9250.htm

　　《经济人的末日》读后感(二)：“恶魔”制造与极权主义

　　一提到德鲁克，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他的那部管理学经典《德鲁克日志》，德鲁克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现代管理学大师，那是无需置疑的。然而，德鲁克的第一部著作，写于二战爆发前夕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在这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处女作中，德鲁克以独到的视角、简练的叙述，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的滥觞及兴盛以及战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濒临崩溃，作了不乏精到深邃的透析。

　　极权主义，产生并兴盛于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主要代表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尤以纳粹德国为典型。一战告终，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凡尔赛体系，企图捆住战败国德国重整武备、东山再起的手脚，永续和平，却无形中刺激了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美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思变，维系欧洲社会的原有的秩序与价值观濒临崩溃，因此，德鲁克一阵见血地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在德鲁克看来，一种弥漫整个欧洲的思潮，一场动摇原有社会基本原则的革命（德鲁克语境中的革命，是个比较客观的中性词），只有在社会组织的基础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它必然会颠覆人类对于人性、社会本质、宗教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而由诸如纳粹主义所引发的暴力革命乃至战争，德鲁克的解读异常到位:“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共有的特性——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质和方向为何。”

　　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的滥觞与蔓延，与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僵化乃至失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战爆发之前，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遭遇重创，让人们把目光和希望转向了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宣扬公平、正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异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当时欧美的一流作家、艺术家如海明威、罗曼•罗兰、毕加索、纪德、奥威尔、聂鲁达等纷纷倾向左翼，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透过无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导致了它的没落。正因为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可能会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阶级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德鲁克进而用斯大林治理下的苏联特权阶层悄然出现、凌驾于民众之上的例子加以阐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种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不但要打破旧世界，瓦解旧秩序，更关键的是要能够实施取而代之的新的口号、新的制度与新的秩序，并且深入人心。纳粹法西斯在欧洲社会的经济秩序与价值观面临崩溃之际乘虚而入，貌似成功，但植根于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欧洲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与理念，纳粹却提不出新的东西加以取代。于是，他们刻意制造一个“恶魔”作为对立面，来证明自身的合法与正当性。这个恶魔就是反犹及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种族主义。德鲁克指出：“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是纳粹所有将恶魔拟人化的举动中，最完整也是最彻底的一个。此举藉由驳斥理性来重建世界的理性，并证明纳粹社会的正当性。”不过，德鲁克以冷静的分析，通过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等多民族的通婚在中欧德语区极为普遍的例证，雄辩地证明了反犹在德国并无广泛的民意基础，“德国是最不排犹的国家”。而纳粹高举和张扬反犹的旗帜，目的是声东击西，借用摧残犹太人来打击资产阶级秩序。

　　本书中并非德鲁克所有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比如，他断言德国与苏联不会开战，将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斥之为一厢情愿。理由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十分相似，而且苏联承担不起在远东与西欧两线作战的代价；这两大强权甚至会结盟联手对付西方。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德鲁克的预言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却错了。斯大林其实心知肚明，苏德早晚终有一战，出于策略的需要，他是让苏联与德国签订了带有结盟性质的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在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中达成战争一旦爆发就肢解波兰的罪恶交易。他后来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希特勒在1942年6月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奋起反击，展开震撼世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卫国战争，证明苏德不会开战的论断站不住脚。

　　尽管如此，德鲁克在本书中所展现的对极权主义特性及资本主义弊病的深邃洞见，对人类文明进步历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依然可以启迪我们，闪耀出了理性的动人光芒。

　　《经济人的末日》读后感(三)：《经济人的末日》内容梳理

　　早已从吴伯凡先生那听闻作为管理学大师的彼得•德鲁克，这本他三十岁前写就的社会学著作《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1939年正式出版）着实让我感到惊艳。因为他的涉猎广泛（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等）也因为在当时他就其对极权主义提出了非“主流”的见解。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被认为缺乏“政治正确”，因为它不符合战后政治上两种广为接受的观点：一、纳粹主义(Nazism)纯属“德国”的现象，只能从德国的历史、民族性等德国专属特性去解释；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前的挣扎”。而本书将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视为全欧洲的疾病，纳粹德国尤为极端，也最病态，与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相较并无明显不同，也好不到哪去。（见1994年版序）虽然我的相关功底不够且我对一些具体的词和句没有全部理解透，姑且做一个简单梳理。

　　第一章德鲁克对一般人认为的法西斯主义本质进行了反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德鲁克认为法西斯独有特征有三，包括缺乏积极信条过分强调反驳过去，否认对权力正当性的需求，以及群众尽管不相信法西斯的说辞和承诺却信任依旧。（第9页）第三点看似很矛盾，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且不难了解它的意义——只要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就可以。这是人的一种非理性地逃避面对不利现实的一种自我安慰。旧秩序瓦解后信仰出现了真空，绝望的大众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追随自己知道很可能无法实现的法西斯宣传。第一章最后德鲁克就提出了问题：哪些东西瓦解了？以及瓦解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章就是回答上面的问题，为什么瓦解？为什么群众绝望？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有关人本质的概念：经济人(Economic Man)，经济人永远都以最大经济利益作为他的行动依据，两者都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经济至上）。（第23页）资本主义所信奉的经济自由无法带给欧洲人根深蒂固想追求的自由和平等，这个事实摧毁了二十世纪初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第20页）同时，社会主义无法创造出承诺的无阶级社会，欧洲人对这个曾有广泛影响的信仰在一战爆发之时已经瓦解。（第15、17页）随着“经济人”的没落，个人丧失了原本仰赖的社会秩序，世界也失去了理性存在基础（机械式理性化的没落）。（第28、29页）

　　第三章详尽分析了丧失了秩序与信仰的欧洲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后，让欧洲大众第一次体会到，人在社会上生存，并非受理性、合理的力量支配，而是被盲目、荒谬、恶魔般的力量主导。（第30页）世人企图以机械化的理性秩序构建宇宙、用预测性和逻辑性的因果关系了解生与死的努力，已经导致恶魔再现。（第34页）大众认为，既然“自由”社会是受恶魔威胁的社会，那么，把问题归咎于自由、认为只要放弃自由就能走出绝望，就似乎相当有理。（第39、40页）自由企业、将营利动机视为社会建构力的观念，以及经济成长的自主等，都必须抛弃，因为大众以及认定，是它们唤来了经济萧条的恶魔力量。（第40、41页）法西斯主义就是反对一切自由、废除一切自由。（第42页）正是因为违反理性且毫无例外地否定过去一切，大众才纷纷拥向（保证就业的）法西斯及纳粹主义。（第42页）

　　第四章指出宗教本应在大众对经济人社会信仰崩塌时填补信仰真空，然而基督教的无法建构出新的秩序从而给极权主义留下了位置。有早在19世纪初，基督教教会就充满魄力且正确地指出，社会的机械化概念比以失败收场。（第44页）教会每每只能从负面、反动的角度强调每一项冲突。确信机械化社会无法长久的观念，使他们不得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自称拥有新的建设性观念，却始终提不出来。于是，教会的无能助长了极权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即使他们应该知道（事实上也的确知道），比起马克思主义最离经叛道的无神论，极权主义更反宗教、更反对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第50、51页）

　　第五章德鲁克批驳了模糊的“民族性”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并从意德两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特征找出民主崩溃的原因。在德意两国资产阶级秩序只是被当作民族统一的手段，社会大众对资产阶级的拥戴，与自发的情感毫无关系。（第60页）这两国的独特之处，在于缺乏一种诉求，让民主信仰的教义、机制与口号，像在西欧国家一样打动一般人的心。（第64页）旧秩序无法让意德两国得到如同西欧那般地利益，就只好接受新秩序所有的不利条件及最坏的特征，包括：过度中央集权、王侯般的独裁、形式主义的法律，以及有损无益的宫廷等等。（第64页）

　　第六章详细描述了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法西斯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不以经济考虑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唯一对经济的关注在于让工业生产的机器维持良好运作，谁出资、谁获利都是次要问题，因为经济方面的结果全依附于主要社会任务之下（第67页）由于社会需要，法西斯主义不得不发明全新的非经济的东西来满足民众、建立（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间的）区隔，最后端出新社会政策，想在工业生产体系中，建立与该体系肩并肩共存的包罗万象的非经济社会。（第68页）法西斯建立了法西斯民兵(Fascist Militia)、冲锋队(Storm Troops)、精英卫队(Elite Guards)、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等半军事组织来弥补经济不平等的现状但不能从根本上让人与经济状况脱离关系。（第70、72页）

　　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赋予非经济基础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个更有效的非经济体系就是全民皆兵的国家（将全部经济与社会生活划归军事的架构）。（第72、73页）国防经济的实质内涵，就是让所有的社会关系遵照“上级与下属”、“军官与士兵”这样的关系模式。（第74页）雇主即使个人经济利益受损也必须顾全整个社会大军的利益。（第75页）在农业上为了消除工业革命对农业的威胁，法西斯国家实施了农业组织化，赋予了非经济的农业社会继续存在的正当性。（第77、78页）这在保住社会地位的同时，农民已失去了所有经济自主权。（第78页）最后法西斯通过对客观科学标准和绝对知识的否定消除专业人士的个人主张，将不受约束的他们纳入社会体系中。（第78、79页）

　　法西斯主义的经济目的都附属于一个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第79页）要恢复充分就业，就要加大投资以产生新工作岗位，要有投资的钱就只能压低消费量。劳工阶级虽然经济有一定改善但是很大一部分属于他们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被拿走用于投资。其他所以阶级不但被骗走利润还被削减当前的消费，下层人民的消费品数量充足、价格低廉，但是高级消费品短缺和昂贵。（第82页）如果在消费与投资达成均衡、不必增加投资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触碰到不能再降的消费底线，那么这个制度就有失败的可能。（第88页）德鲁克指出集权主义经济必然会触碰这个消费底线，但是到达这个阶段的时间很长，或者说这个消费底线很低。（第88页）

　　第88-95页讲原料进口的问题，逻辑暂时没有厘清。

　　第七章指出极权主义革命不是奇迹，而是海市蜃楼，其创造不出代替经济人的概念。（第120页）在缺乏真正秩序之下，民众用组织代替秩序；在没有关于人的价值概念值得遵循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膜拜恶魔。（第120页）法西斯无法克服、解决和整合的社会内部冲突力量必须转嫁给外界的敌人。（第99页）这一章最后，德鲁克说经济领域不是未来社会秩序中的基本架构，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为新秩序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第122页）

　　第八章德鲁克做了几个后来证明是正确的预言：苏德如果近年（成书为1939年左右）不开战就会结盟，并且苏德可能瓜分波兰。他提醒西欧国家必须做好准备，防范来自东方的攻击；这一仗将决定欧洲未来的命运。（第132页）德鲁克期待发展出另一条途径：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的非经济社会。（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