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10篇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是一本由朱涛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一)：书写被神化前的梁思成

　　半个月前，东宫影城一场题为“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沙龙，或许让很多与会者没有料到，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和台上话题有关的争论。参加这场活动的嘉宾一共有5个人，其中金秋野是主持人，他在主持的过程里也多少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其他4个人是，《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作者朱涛，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远道而来的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和历史学者雷颐。

　　朱涛发言提到此前对梁思成的研究存在大量空白，研究的内容中大量是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挖掘史料的分析。他也举了一个他书中提到的例子，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2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文章，其中林徽因的文章大段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这个观点在之后成为了建筑界学者们争论的主要内容，但在朱涛的书中，关于“梁陈方案”部分的想法应该说比他的这个观点更具有颠覆性，只是那天在现场他没有来得及提到。

　　历史的迷津在我们自以为已知的地方

　　在朱涛之后，是赵辰和夏铸九的发言，赵辰的发言很简单，他没有对朱涛的说法到底正确与否给出自己的看法。但他提到，朱涛在写这本书之前曾经向他询问建议，他没有给建议，只是让他去写。书出来之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我非常欣慰，首先是多了一个同党，因为有些话语可以很容易沟通。”“是不是大家都认为很清楚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去做研究了呢？是不是所谓清楚的历史，那个历史就是那样的？”赵辰在发言里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问，他的态度似乎在这些话语里有所表现，但也就仅限于此。

　　紧接其后的夏铸九的发言比较难理解，他用梁思成本人的口吻说出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还特意强调是梁思成在说话，而不是他自己。“主题写我的时代这样的书与论文应该受到肯定，这是必须要做的事的第一步，比起那些空洞的缅怀和颂扬有意义得多了……然而，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夏铸九并没有再具体解释这里“不懂我的心”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这场活动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嘉宾是周榕，他是清华建筑学院的副教授，严格来讲，他其实是不请自来。金秋野在台上嘉宾发言之后邀请周榕谈一谈，周榕开口说“我今天是抱着多重使命来的，不能允许有人对我们清华的祖师爷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背后议论，当面议论是没有问题的。”

　　周榕说自己1986年进入清华读本科，这一年是建国后第一次正面评价梁思成。“但是在201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神的位置，所以这25年，我看着他的名字怎么一步步被构建起来，从一个犯了错误但还是对人民有所贡献的评价，一步步构建到君临一切的人物。”他提到对朱涛当天的发言有不赞成的地方，但没有再细说。

　　学者质疑：建筑专业问题可以在大众层面讨论吗？

　　在朱涛的新作里，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第一就是他自己提到后来也引起很多争论的，关于梁林二人对前人学者的资料借鉴的问题；第二是“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方案是否可行，后一个问题甚至比前一个问题更有颠覆性。

　　在进行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时，我们联系了当日的嘉宾，以及部分后来发表意见的相关者，还有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和梁思成当年的学生郭黛姮。我们尤其希望赵辰和夏铸九能够更明确地说出他们对朱涛观点的看法。但是夏铸九的台湾手机我们一直没能拨通，而赵辰在通过邮件看过我们的提问后，回复说“提问中不少问题都涉及了建筑与城市的一些专业层面，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专业的问题可以在大众媒体和当下公众层面讨论。我很不愿意与您交流这方面的问题，除非我对您和您的背景有足够的了解。”

　　正在着手写《梁思成传》的《城记》作者王军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表示他要说的内容已经全部在博客中讲清。在约好面采郭黛姮的那天，郭生病嗓子很不舒服，采访临时取消，后来她又在电话里谈了她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梁思成遗孀：他向来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

　　在采访林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朱涛曾经在前年拜访过她一次。“开始的时候，我挺欣赏他的。”林洙说，朱涛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人民纪念堂的文章，写得非常仔细，她看完觉得很好。“他在给我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讲到林徽因，说他写了一篇林徽因借鉴伊东忠太的观点的文章。”林洙的看法是，林徽因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大概只有24岁，“我觉得一个24岁的女学生看了一些东西，她写点什么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说她的观点和关野贞等人有所重合也无可非议，因为中国建筑就是大屋顶、墙等几个特征。如果说这是伊东忠太首先提出来，林徽因同意了他的这个观点，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林徽因在这篇文章里也不仅仅提了这些。”

　　林洙回忆说，当时她和朱涛还聊到了梁思成的60多本笔记。“我已经都上交给学校了，但是我还留了一个复印件。我当时还跟他说，我说你们要想看的话，这些复印件我可以借给你看。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敌人。”但林洙说朱涛后来没有再来。

　　对于《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个书名，林洙也表示不能理解，“梁思成哪有什么他的时代？他最辉煌的就是1947年以前他做的工作，他就是通过实际研究考察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书。梁思成从来就不是一个铁板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神，所以也谈不上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他什么时候跑到神坛上去了？他向来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

　　【对话朱涛】

　　“梁陈方案”即便实行，北京城今天也会混乱

　　历史形成神话是因为以讹传讹，全是二三手的传闻，所以构筑的影像越来越虚幻，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全是非历史的梁思成。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

　　新京报：理想国沙龙那天很有意思的是，感觉好几位嘉宾在谈你提到的和梁思成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朱涛：在中国建筑界谈梁思成就有点像在中国政治界谈曾经的最高领袖一样，他成了一个特别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代宗师的形象。首先，我觉得国内建筑界缺乏理性分析历史的气氛，在批评完不公的历史之后，要么就是忘掉历史，处于不要晒出来，让梁先生安息吧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所有参与这个历史的人都避而不谈；要么就是反过来，把历史神话化，比如“梁先生对我多好啊”，“梁先生多大的功劳啊”。

　　再加上现在公共娱乐媒体的加入，因为梁先生和林先生的故事，又浪漫又漂亮又有才华，所以寄予了许多公众的想象，所以梁林，徐志摩、金岳霖等等这些故事一套一套地出来，变成一个虚幻的影像和喜剧。但是我们做建筑的历史的时候是要彻底地排除这些东西，要求所有的说法、提法都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证明。

　　新京报：你提到梁思成借鉴了日本学者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

　　朱涛：梁先生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新中国之前的那些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开创性的，那么开创性到底在哪里？大家是没有好好地说的，因为它的传承大家不清楚，故意的不想说，这里边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边。

　　历史形成神话是因为以讹传讹，全是二三手的传闻，所以构筑的影像越来越虚幻，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全是非历史的梁思成。“他发现了佛光寺，他发现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那么这个“发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去发现了”。但实际上不是，是日本学者先发现了。可能日本学者没有精确地断定佛光寺的朝代，光拍了里面佛像的照片，都出版了，梁先生是循着这些踪迹再去找。

　　这其实根本不奇怪的，因为前人发表了著作，给了梁先生和林先生奋起直追的情绪和特别切实的史料。从治学的时间来说，梁先生他们是后起直追，前面大概二三十年，有一批西方的、日本的学者已经在研究了，已经有大量的资料了，所以后来学者必须要在这个资料的基础上来做工作。这个最基本的还原其实不应该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不管是敌我，借鉴就是借鉴。

　　找出梁思成的参考书目在哪里，就是这么简单的基本工作，却没有人去做。我们把法国的、日本的等等其他学者的书全列出来就会找到他借鉴的是谁了。这一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梁思成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内容

　　新京报：你提到这个佛光寺的发现是出于日本哪个学者的哪本书？

　　朱涛：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他们到了佛光寺，但他们当时的研究重点首先就是当时拍照片都是玻璃底片，特别沉重，一堆一堆的，数量是不多，所以只能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先是发表在《支那佛教史记》，后来又编到《支那文化史记》这本书里。关野贞先发现的独乐寺观音阁，回到北京跟营造学社商量说以后合作，并提到观音阁应该是辽代的。营造学社的学者很吃惊，惊讶他一眼就能看出是辽代的建筑。因为营造学社的一帮遗老遗少都在整天翻典籍，不太到现场去看房子，等到梁思成等人加入进来后才开始到现场去看房子。而日本学者是很实证主义的，都要到现场去看。

　　天津大学徐苏斌老师写过一本《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的书，可能碍于政治的气氛，只写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没有写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没写到与梁思成的那个交接。但通过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学者在去独乐寺观音阁是在梁思成之前。

　　新京报：你的这些调查资料也是从这本书里边来的吗？

　　朱涛：多重了。比如那个《支那建筑史》是出版过的，而且是梁思成先生校订过的。营造学社收到过一批来自日本的捐赠资料，而且营造学社此前还有日本的成员，抗战之后就全部清除掉了。

　　新京报：你这些资料是从哪里看到的？

　　朱涛：港大图书馆。港大图书馆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所有外国学者的资料都有，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开就可以对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学术训练，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这方面的学科知识。一个学生在写论文开题之前，要准备一份参考书目。这个参考书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首先要通读你这个课题相关的领域里已经有了哪些研究成果，再开始做研究，你才能保证有你的独创性。

　　回到梁先生的历史研究话题，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找出他的参考书目在哪里，不可能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基本工作，我很奇怪却没有人去做。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梁思成他们的知识从哪儿来？就像我们那天谈到的，他能写出这样一个完备的理论文章、历史文章，一定是有知识的，那么知识从哪儿来？一定是读别人的东西。我们把法国的、日本的等等其他学者的书全列出来就会找到他借鉴的是谁了。这一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状态，但可能那时候没有那个学术习惯，没有把参考书目列出来。那现在总要正常一点吧，不能说我们和日本打过仗我们就永远不承认日本学者的贡献，那样的话我们的中国建筑史就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状态里研究。

　　梁思成利用现代主义的思想，认为城市街口不够大等等，但是现在来看，他批的那些都是好城市应当具有的特点。

　　“梁陈方案”是陈占祥提出的

　　新京报：其实我们一谈到梁思成，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可能还是“梁陈方案”，这部分他有对他人的借鉴吗？

　　朱涛：我书中谈到“梁陈方案”的这一章，颠覆了很多成见。比如几乎所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都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梁先生建议在日本人留下来的西郊新市区建设中央行政区，但是没有被采纳。为了抗争苏联的单中心方案，后来陈占祥加入做了一个新的规划。

　　但是通过查阅史料，我发现这是不对的。日本在占领北平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当于重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南北一个中轴线，对称的。它的规划思想和“梁陈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完整地保护旧城，修一个新城。只不过他们当时修新城的目的是给日本的侨民来居住。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不是一个中央行政区，有商业，有居住等。它很清楚地表现出对北京城城市格局的尊重。

　　而且这个规划在文字上很明确地说北平应该规划成一个文化观光和教育的城市，保护古迹，甚至修复圆明园等。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接手，国民党又进一步改造了日本人的方案。日本人之前已经开始征地，所以到国民党接手，地是现成的。到了梁思成这里，有个重要的档案材料，1949年5月，解放军进京，有个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筹备座谈会，反而是梁思成在会上大批日本人的规划，认为一无是处，梁思成利用现代主义的思想，认为城市街口不够大等等，但是现在来看，他批的那些都是好城市应当具有的特点。但是梁思成没有推翻这个规划，而是接受了共产党委托他完善日本人这个规划的任务。然后华南圭先生也是赞成接受这个规划。

　　新京报：这份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朱涛：会议记录在北京市档案馆。1949年9月份苏联专家来了，苏联专家说根据莫斯科的经验，要兼顾旧城的改造又要兼顾新城的建设，中国当时的经济是不可行的。莫斯科的经验是在老城里面利用空地修新建筑，利用老城的基础设施把老城改造得更美好，莫斯科是成功的而且是经济的，但是梁思成不同意苏联专家的规划。这时陈占祥加入了，他们就做了一个“梁陈方案”。

　　方案非常重要的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新的规划。为什么又在中间修了那一块呢？首先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原来国民党拿到这块地，共产党拿到这块地时是不需要征地了，这块地是免费的。梁陈做方案时土地改革开始了，把京郊土地全部转为国有，所以土地的成本就很低了。其次，可能是民族主义情绪，梁思成痛恨日本人，就看不起他们的规划。还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大家都忘了陈占祥了，我认为陈占祥在其中起了一个更关键的作用。

　　新京报：怎么讲？

　　朱涛：陈先生是从英国被请回北平来参与国民党的北平规划的，但是跑到南京被蒋介石给留到了南京，做南京中央行政区的规划。你把陈占祥给南京做的方案和“梁陈方案”放在一起一看，我判定，陈直接把这个规划拿过去了，因为这两个规划的时间就差一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陈占祥在回忆录里写到，他向梁思成提出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行政中心，梁思成接受了他的建议。

　　“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楼，没有商业、没有文化，不具备采纳可行性。

　　“梁陈方案”不具有可行性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规划如何？

　　朱涛：按照今天来看，这个规划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先要澄清一下就是“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然后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首先面积太大，每个行政人员是40到45平方米，所以撑开的一片地要比旧城还要大很多，就一个行政的办公区就有一个城市的规模，按今天这个标准很快就可以证明是过高地估计了指标。其次，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楼，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大部分行政人员的居住要放到日本人规划的那个西郊新市区。而且这个办公区建筑形式用的是四合院，他不想修高楼，所以占地也很庞大。我觉得梁先生在规划上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没来得及思考的是密度问题，他想的全是传统的院落。抗美援朝让毛泽东意识到，集中中央行政区是危险的，所以提出了要分散开中央机构。而西郊新市区后来在朱德的要求下建了军委，所以最后北京城形成了一个混杂状态。

　　新京报：那你觉得“梁陈方案”是否有可行性？

　　朱涛：首先我认为，方案确实不具备采纳可行性。所以反过来讲，北京的破坏不是因为这种状态，北京的破坏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五味杂陈，乱七八糟的规划状况。北京产生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导致空间的变化，一个是“大跃进”的时候，开始修十大工程，大概有六七个都在城中心内，特别急剧地改变了古城的格局。然后是“文革”，“文革”期间红卫兵把规划资料烧掉，把私有产权的地契、房契都烧掉了，这使得以后恢复产权变得不可能，城市管理瘫痪了很多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因为以前不管怎么搞，它的经济能力还是有限的，在院子里修个锅炉，修个学校，还没有撑破整个古城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大的地产商进驻，在旧城里面修，规划大的房子、道路，这才导致了北京的混乱。那么再回到“梁陈方案”，里面完全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如果当年方案实施了，先不说它有多大实施的可能性，实施了的话，可以疏散旧城的密度，但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比如政治运动、城市规划的失控、地产商摆脱城市规划的条理，方案是没办法管的，所以北京该乱还是要乱，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出处：新京报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二)：梁先生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

　　这是一部建筑史论文，一部人物传记。可能对于非建筑类专业人士有些专业壁垒，某些章节读起来可能会无聊，对于我刚刚好，今天可以算是一口气读完。朱涛先生借助梁先生个人的历史讲述他那个年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设计，发展历史。当年在台湾东海大学交换，有幸旁听陈格里教授世界建筑史一课，具体内容已经忘记，映像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建筑史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而艺术史是人类通史的一部分。只有了解建筑所在的年代，才能真正了解建筑”。意味着建筑必然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建筑反推也可以略知所处历史阶段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这点我一直铭记于心也受益匪浅。梁先生所在的时代，建筑不仅为历史条件，经济水平所限，更有来自政治思想形态和某些个人意志的前所未有的，飘忽不定的干预。梁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史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梁先生所述”我们（建筑师，我注）并不要求党的领导同志懂这些，而是要求他们知道建筑上存在这样的技巧而信任建筑师“，”党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己不懂而又用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终究在他的时代没有实现，在现在很多时候还是我们行业的梦魔。朱先生在书最后写到,梁先生"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可当今,又有谁记得？我想朱先生写此书并不只是想让全面了解梁先生。借梁先生的悲剧让大家更了解那个时代的悲剧，及悲剧产生的原因，对今日及以后的发展有所警示，有所借鉴，才是这本书的更大意义吧。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会想起去年的文艺工作者座谈。我并没有看过整个座谈的会议记录，只是零星看到些报道，特别是“不要奇奇怪怪的建筑”，要“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民族特色”梁先生等人从建国前到文革前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估计也没有人搞的清楚，也没有人研究。中国建筑近20年在大力发展房地产，和所谓门面工程，造就一堆大尺度，超尺度的建筑和景观，还有“奇奇怪怪的建筑”。到底什么是我们所需（对于城市公共建筑方面）？没有一个答案。APEC村倒是有一些熟悉的东西（但貌似是领导人所喜欢），和开国年间的“大屋顶”潮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到底是好是坏，或许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三)：几篇回应

　　林洙针对《时代》及朱涛的访谈

　　王贵祥针对《时代》及朱涛所做的访谈

　　王贵祥及《中国建筑史论会刊》

　　王军的质疑及声明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四)：27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作者：梁思成

　　1951.12.27 人民日报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　梁思成）　　

　　北京解放后三个月，我以“专家”的资格参加了北京市的建设工作。我对业务工作很积极，一直忙碌到今天。我也得到机会参加许多会议，听过许多报告，自以为很进步。因为忙，清华大学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学习我都没有时间参加，只是零散地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以为也很够了。这种自满就严重地阻碍了我的进步。　　

　　最近听了几次报告之后，我才开始思索，要求思索，才认真地参加了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回想起来，这两种思想贯串在我的一切行动中，为时甚久。中学时代我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条件地崇拜，不自觉地有好感。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美国大学的几年中，我接触了美国“文化人”。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家自居，表面上向往欧洲，讥笑大腹贾，觉得美国“浅薄”。当时我也附和他们，且因为我的“民族意识”，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热爱，使我误认自己是鄙视美国文化的。其实，我当时正是以美国“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的标准为标准，成了美国文化的俘虏。　

　　我回到祖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一个建筑系。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洋式”的建筑系，培养模仿西洋建筑的“国货建筑师”。我把在美国所学的课程照排一遍，设计仍以欧洲古典和近代建筑为标准。我所努力的只是增加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绘画雕塑史两门课程，希望培养出来的建筑师会“中外兼长”，能同“洋建筑师”在市场逐鹿，为“业主”服务。我当时还颇自豪，认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比起美国大学的建筑系并无逊色，且青出于蓝。这正是以美国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至于中国当时的建筑“业主”是哪一种人——军阀、官僚、买办，中国的基本建设能不能发展，中国的建筑艺术应该怎样发扬光大本国的传统，且都为了谁而服务，更完全没有去想过。　　

　　后来因为东北大学行政方面闹宗派，使我对它起了厌恶之心，辞去职务，回到北京，开始了我此后在中国营造学社十五年的“学术研究”。我研究中国建筑，自以为是在一门学术知识领域中“开荒”，是一种文化事业。我的志愿是调查实物、考证年代。编一部有实物为证的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建筑界服务。现在看来，这还是由个人出发。由于传统的文人思想，使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本行中有一种学术上的成就，这还是功名观念；且包括着要“不愧为名父之子”的封建阶级思想。　　

　　这个思想见之于行动之后，便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所作专文大多偏向于考古、鉴定、复原的一方面，仍未摆脱过去中国旧文人研究金石书画的作风。我所负责编辑的刊物里，一方面想要通俗化，以宣扬伟大的中国建筑体系；但另一方面却将许多问题处理得过于专门化，所谓“谨严不苟”，维持“高度学术水平”，并不着重于符合较广泛的读者的要求。结果便把自己培养成了学究式的研究员，加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我忘掉了过去中国建筑文献之“不科学”正是由于过去旧文人包办碑文和其他记录，而他们不参加设计或建筑的实际劳动，对结构不了解，只信口开河，空洞地描写一套。我虽曾向老匠师们请教，学得了一些知识，如果再把这一切写出，仅供“士大夫”阶级的文人赏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当然只引致我同反动政府发生后来的瓜葛。　　

　　现在说一说我那崇美思想的根源吧。我所要合乎“标准”的学术研究，就只是更合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脾胃而已！当时如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正是投合美国“文化人”的胃口的工作，我必不承认。当时我的确是认真地坚持中国学术界的尊严：我的专文和图录也未曾用过英文注释或说明。但当时的北京是帝国主义文化间谍的乐园。懂英文的中国“学者”正是他们工作的对象。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营造学社研究的成绩安得不受到买办董事们和各国文化间谍的注意？最初他们以“北平美术社”的名义拉我去做英语的“学术讲演”，更进而办有英文说明的展览会。他们觊觎着我们的照片、图像和文献考证资料。我便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感到愉快。我抱着“学术不分国界”的思想，以为这正是为祖国宣扬文化。今天再回首往事，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当时我看不见这一点。　　

　　抗日战争初起，我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合作”，将北京的营造学社结束，把带不走的资料存放起来，自己迁到西南。当时我认为这是爱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此后却自愿地接近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发展到后来，竟丧失立场，以敌为友，正是这崇美思想的结果。　　

　　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于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对于“荣誉头衔”，我一方面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到那是虚荣；但另一方面以美国眼光来看又觉其可贵，在美国母校朋友之前就似乎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就是美国教育使我吞下糖衣炮弹的结果！　　

　　我的崇美思想还严重地表现在本行工作上的另一方面。我是在美国学习的时代就开始研究祖国建筑的。我自己是没有明确的立场观点的，因而成了墙头草，随着美国反动理论的风向而摇摆。一九三○年以前美国建筑是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我便跟着着重于古典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年以后情形大变，我就也跟着接受他们的影响，窒息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九三○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已流行的所谓“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在美国的势力大增；各流派的反动的、割断历史的、否认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的“现代艺术”理论更甚嚣尘上。这种倾向是符合个人自由主义的，所以便盛行起来。他们对于古典便又一笔勾销，讥讽古典传统，蔑视地方环境和民族情感，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我的思想既不断地受着美国“文化潮流”的领导，当然便一只脚先陷下去。他们的理论麻醉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问题。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筑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自己在北京，却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　　

　　另一件事也同样说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动。当一九四六年营造学社无法继续，清华大学向我接洽创办营建系之后，我就觉得需要再出国去“深造”一番。对自己十余年的经验失去了自信心，而要去搬运新教条，结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筑理论新书，和“抽象图案”之类的唯心艺术理论全部贩运过来，毒害学生。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时，我尚不清醒，还根据反动的理论来作答辩。　　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关系的呢？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南京时代起就需要铺张门面，而官员中的某些“学者”也就成为它的点缀品。当时，我对于“文化学术界”一向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过那些“学者官”，我同反动政府的瓜葛便逐渐纠缠不清起来。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当我南下时自以为是“赴国难”，并不知道到了后方能做一些什么事，只准备去长期“支持”抗日，当然也就是支持那时的“政府”的。到了西南，营造学社的经费已不绝如缕，而社中同人却陆续聚集，愿意继续本身的工作。在困难中度过一些时候，便乞援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结果还是直接向伪教育部请求补助。这便开始了我另一直线的发展。当时财政和教育“当局”孔、陈两族已臭名远扬，我觉得为了营造学社的五斗米折腰是忍辱负重，却又甚感烦恼。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我以亲美派和“政府”外围的技术人员的双重资格，被伪政府任命为由美国所发动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走到了朱匪家骅门下。我因爱护文物心切，对于这个美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机构又觉得极为合理，且认为这是美国对我们的友谊的关心，是督促我们腐败的“政府”的义举，便欣然前往，负责工作。我对蒋匪本人虽已感到愤恨，但只是没有行动的怒；对“政府”还存着希望它改革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工作结束，我才辞退了上项职务。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情。在我还未离开重庆北返而蒋匪“政府”已回到南京的期间，朱家骅突然要无耻地再演一出“献九鼎”的丑剧，想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匪建造纪念建筑，竟找我面谈设计。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我出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又去电指派我为“联合国新厦设计团”的中国代表，这次我虽犹豫一阵，却接受了。当时国内学生运动正在开展，我认识到做腐败到极点的“政府”的代表是很不体面的。但我觉得在建筑界中能同各国的“大师”分庭抗礼，在一起设计是荣誉的。而且当时我正醉心于“最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以还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设计工作。　　

　　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我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为正直，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在这次学习中，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是敌我不分的，我才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这个发现，使我彷徨痛苦，但是经过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我明白了我今天既在此自认为是为人民服务，就必需挖出过去的思想根源，凡是错误的，今天所不能再容忍的，就必须当烂包袱丢掉。这样我才能轻松、清醒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正是我的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　　

　　从这次学习中，我也寻找到我的思想中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一部分。我曾无条件地崇拜父亲，但并不见得认识他；现在我就更需要从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认识他。我所深刻记忆着的，是他的真挚热情感人至深的爱国宣传曾启发过许多人的爱国救国的志愿。但在今天看来，那只是在他维新的初期，对于落后保守的许多人来说，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在“公车上书”之后，很快地接近了封建主和官僚阶级的最上层。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圣君”之下做一个商鞅或王安石式的“贤相”，这证明他已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了。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这是保守改良主义思想，浓厚的正统观念；他的保皇改良已远远落后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以后，他又以保守改良主义维护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能与大地主、军阀、官僚不止一次地周旋合作。他说怕流血，怕乱，就是怕革命、怕人民。在戊戍变法时期起过了进步作用之后，他的思想就落伍了。我受了他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他在我的思想中撒下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种子，我是永远感谢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没有批判能力，我所谓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可能把封建糟粕也笼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住，例如我的尊崇士绅，正统观念，贤人政治等思想就都属于这一类。　　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培养青年的“求知欲”，也就是纯技术观点的学术研究。他也曾希望知识分子学习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切又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自己的阶级意识，再加以那样的环境，更阻碍了我去接近进步的思想。对于威尔斯、拉斯基的崇拜，对于革命初期苏联的错误看法，便是一连串的后果。　　至于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所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者所高唱的“社会主义”，而我自以为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同一回事。正如威尔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中所表现的那种愚昧，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称扬的所谓“盎格罗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有“思想上联系”和“血缘关系”的。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清华大学解放以后，解放军干部等所表现的一系列“奇迹”使我兴奋。解放初期当人民政府找我参加各种会议时，我便心悦诚服地愿意“效劳”，自己思想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还没有做“主人翁”，更说不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新的认识是经过近两年多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才逐渐建立的。　　

　　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五)：25 理想国论坛片断性记录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建国后十年的中国建筑历史和政治运动的关系。

　　建筑资本的分配

　　建筑的非历史性，形式审美和它的文化历史感

　　50年代当时北京十大建筑的建成和社会的普遍问题形成的信息的断裂

　　中国建筑运动是靠1950年代中国建筑师的思想检查推起的

　　（真实的深刻的自我反省）

　　梁思成的独特贡献：

　　中国独特木结构建筑

　　一个经历过无数灾难都仍不后悔的民族

　　中国近代史之于现在的意义

　　超越西方形式主义建筑观念

　　超越五四之后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偏见

　　建筑是从文艺复兴出现，日本明治维新翻译过来，移植到中国。

　　（实证主义，如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68年对此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同时又爆发了政治运动。

　　1968年的质疑在中国是缺席的。

　　新马克思主义者，社会空间的角度。

　　（面对今天历史的挑战，不然历史会重复。）

　　（要后悔，要会反思。）

　　（要生活得带有乡愁。）

　　（后悔与忏悔，才能揭开心结，历史的心结，这样才能走向未来。）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一年》

　　拉开距离的历史反思

　　就像老舍的《茶馆》，还在继续，让人难堪

　　建筑史和城市史要调整

　　（一个主义的跟随者比这个主义可怕太多）

　　不能再用风格和形式这样的字眼来讨论建筑

　　主观的态度隐藏在缜密的史料论证之中

　　这种主观伪装成看似客观的态度

　　西方的1968现象

　　中国文革

　　好像我们谈起中国文化，都是以汉族为中心

　　恰恰是在强化中心，强化汉族的主体

　　后殖民主义

　　精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历史研究里的主观臆断

　　道德与艺术的一致性

　　建筑的精品与历史悲剧的矛盾

　　我们不能今天在政治上的判断去否认他们在当年艺术上的成果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六)：四月书目：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四月书目：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印象里的梁思成一直是偶像般的存在，无论是与林的婚姻；中国建筑史的宗师地位；还是那句在保护北京古建筑时掷地有声的与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的争吵：“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在北京环境、交通问题可能日逾严峻的今天，梁先生当时的想法和方案不时会被提起，人们借此反思和表达对于目前城市规划的不满。然而，我们真的清楚梁先生的方案吗？我们对他的成就有多少了解？或者我们只是感兴趣于那些八卦，在人云亦云地断章取义呢？

　　这本书里，作者通过自己对于史料的考证和分析，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他眼中的梁思成、细述了梁的成就与局限，描述了一个令人痛苦却又清醒的偶像之黄昏。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与神话，而只是一个在历史中挣扎和痛苦的知识分子。但是，唯有尊重历史才是对梁思成先生最大的尊重。

　　作者沿时间轴分建国前后，从两方面为我们解读了梁思成的成就与局限：建筑史以及建筑 城市规划。

　　建筑史方面，梁先生最重要的两本著作《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都是在1949前完成的。梁和林两位以及营造学社通过对大量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考察，构筑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建筑史，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建筑体系的存在以及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价值和应用于现代建筑的可能性。然而，在梁的建筑史中，中国建筑往往被狭义地定义为“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出于强烈爱国心倒推证明中国建筑价值的结构理性主义也被不少学者们所反驳着。

　　在建筑及城市规划方面，建国后，基于对社会主义保障城市整体规划的期待和信心，梁决定留国帮助新政府建设北京城，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如今不时被拿来比较，想象“what if”的情况。不过，建国后各种毫无预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梁在学术上的独立思考，他从建国前心仪的“结构理性主义”被迫转向“布杂折衷主义”，最后又在毛的主持下被批判为无谓的复古和浪费。这段时间内，梁先生在学术上的混乱和不断地向政治妥协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缩影和一声哀叹。而“梁陈方案”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也需要被理性看待。

　　可以看到，一个没有被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是如何局限和影响着社会的选择和发展。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种局限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当“开发”取代“革命”，当经济、GDP成为新的政治目标后，我们所能做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措施来避免和限制可能产生的错误吗？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好看的着眼于个人和细节的历史书。但若历史不再枯燥变得好看，我们不得不审视文中那些对于史料的推测和猜想是否太过主观或是哗众取宠。就像与梁同一时代的夏铸九先生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建筑史学家，朱涛（作者）始终不懂我的心……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从你们现在的语境和世界观中曲解了我的用心……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幽灵在北京城上空飘荡……”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七)：剥开历史的洋葱

　　剥开历史的洋葱

　　林颐

　　作为一名建筑学专家，近年来，朱涛投身于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以及建筑学历史研究，于2010年获得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颁发的“中国建筑评论奖”。2014年1月，朱涛的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推出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在该书中，朱涛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剥丝抽茧，耐心细致的解读，将梁思成、林徽因的思想、话语、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试图“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两个问题特别有意义：

　　第一，关于梁、林二人对前人学者的资料借鉴。

　　朱涛探讨的核心主要围绕：梁思成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朱涛的做法是：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同仁的各篇写作文本精确地放回到历史的时间点上，与当时已有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作相对照，动态分析出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过程。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朱涛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空泛地抬高了梁思成的历史地位，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梁思成建筑学思想的起源，“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知识中哪些是吸收了别人的成果，才能真切体会和珍惜梁及其同仁的创造性。”

　　第二，“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方案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更加颠覆。

　　梁思成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学家，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源于“梁陈方案”。关于梁思成的论著大多缺乏历史分析，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地强化这一印象：正是因为没有采纳“梁陈方案“，才导致今天北京故旧毁坏、内城拥塞、秩序紊乱的局面。朱涛打破了梁思成因此而“被神话”的悲剧英雄的形象。

　　朱涛认为，“梁陈方案”实际上是结合了当时的状况，再次系统化整理了以前关于北京郊区另辟新城、疏散式发展的思路。日本在占领北平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当于重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南北一个中轴线，对称的。它的规划思想和“梁陈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完整地保护旧城，修一个新城。同时，朱涛梳理了陈占祥与娄道信在1948年为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制定的《首都整治区计划总图》（简称“陈娄方案”）。朱涛认为，这是催生“梁陈方案”的另一条历史线索，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陈占祥而非梁思成。朱涛对“梁陈方案”进行了再评估，认为这一方案将问题界定得过于单一，提供的解决方式也过于单一，而且规模过于宏大，它在操作上不具备可行性，“梁陈方案”即便实行，北京城今天也会混乱。

　　朱涛抱出来一大堆浩繁的史料，像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地，剥出梁思成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不仅看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也看到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任意性的政治风潮的裹挟下的左右摇摆和茫然失措。而延续至今的“建筑任意化”和城市建设的盲目“跃进”，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我们习惯于美化、戏剧化“梁思成”们的经历，把历史浓缩成一桩桩的个人轶事。对历史的任意涂抹，以及民族情感的自我蒙蔽，是理性的丢失和自主思考、独立行动能力的丧失。与其赋予“梁思成”们过亮的光环让他们成圣，不如剥开洋葱，正视其中的内核，把盒子打开，把过于洪亮的声音拧小，把司空见惯的思维打上问号。朱涛的观点还需商榷，需要更多的建筑学家和史学家，更多的声音的参与，更多思想的交锋。这个过程，也许辛辣，也许令人惊诧，却不能回避。

　　已发表《海南日报》等媒体。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八)：梁先生也不是万能的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九)：走出神话

　　关于梁思成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因“梁陈方案”被否决，他成了后人眼中的悲情人物。我们习惯于按这个版本来理解他：在所有人都陷入迷狂时，他是唯一的智者，他努力地阻挡着悲剧，结果却悲壮地倒下……

　　如此富于戏剧性的理解，说明在我们的血脉中依然有挥之不去的泛伦理情结，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正确与错误不单单是一个认知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当真理失败时，我们给它安装上一张正义的脸，从而在一咏三叹的抒情中，获得快感。

　　这，其实也是一种神话。

　　事实是，梁思成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时代中，他的性格如此丰富多元，很难用漫画的方式加以解读。

　　梁思成是一个爱国者，但这也给他带来巨大的束缚，他一生坚持中国建筑的立场，自觉地将民族情感凌驾于专业追求之上。梁思成希望破解西方人对东方建筑的误会，因此不惜将现代建筑理论生吞活剥，以“六经注我”。在他看来，东方建筑也是一大系统，也可以与时俱进，正是在这种心态的诱惑下，他“发现”并夸大了“大屋顶”和“斗拱”，梁思成在主持北京城市规划时，对现代建筑采取了极端排斥的态度，由此树敌甚多。

　　应该说，梁的心态在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在国破家亡的压力下，一代中国留洋精英都选择了这条“化西为中”的道路，结果是从专业成就上看，他们远远无法超越自己的老师，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有限。

　　梁思成没有学过城市规划，他仅仅是在和外国同行接触中有所“感悟”，而“梁陈方案”是一个匆匆提出的方案，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和苏联人提出的方案对抗而已。

　　在“梁陈方案”中，固然保护了北京旧城墙，但新城完全是一个行政中心，没有工业，没有服务业，没有住宅区，甚至连商业设施都很少，在建国之初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这个方案有多少可行性呢？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用艰难，该方案的流产岂不是历史必然？

　　现实问题是，当我们体味到一个错误方案的苦涩时，往往会特别怀念被废弃的另一个方案，我们痛悔于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那个，仿佛它真的极致完美，试想，如果“梁陈方案”真的得以实施，其缺点暴露出来时，我们今天会不会又痛悔于苏联方案被错过呢？我们会不会又去扒城墙呢？

　　永远生活在“可能的”完美世界中，在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的对抗中激情洋溢，可这种先知受难式的活剧，何时算个尽头？

　　本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梁思成，透过作者冷静的笔端，我们方能明白，为什么梁思成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何不惜对朋友、同事口诛笔伐，为何写下那么多夸张到肉麻的自我检讨……事实上，梁思成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专业见解不同而造成的，而是作为专业人，他终于明白管理者对专业缺乏起码尊重。当争论逸出文明的框架后，追求文明的人出了忍受巨大的内心煎熬，又能如何？

　　梁思成最终被他的时代套牢、俘获，并且出卖。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十)：朱涛新著出版之后

　　木南

　　说实话，朱涛这本书让我看得又气又服，气的是，原本在心目中很“高大”的梁先生在书里被时代“蹂躏”成一个“拼命向前”的俗人；服的是，朱涛对资料的爬疏和推演，细密严谨，不愧是在美国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但是，我和夏铸九老师的感觉一致：“朱涛，你不是很懂梁先生。”当然，我们都不可能真懂，最多在某个点上窥视到梁先生的一丝心思。

　　这本书在出之前，我就在等。至于在“理想国”的发布会上朱涛出现的“表达失误”，我反而比较能理解，不觉得这有什么，尽管梁先生在我心中占据了一个极为尊重的地位。恰恰是因为“尊重”，我希望能有更深入和更专业的人来研究先生的成就，而不是一味搁置在一个模糊的背景里。后来看到王军老师在博客里急急的回应， 倒觉得过于较真了。一个年轻学者有了新的研究，难免语言表达会过度。我看过当日的视频，其实，前后听下来，没觉得太突兀，朱涛的用意只是想表明，我们现在把梁林先生推到了一个不可置疑的位置，有必要审慎对待他们的研究。这点我是完全认同的，言语过激并不为过。

　　回到朱涛的新书。这本书我翻了一大半，当书里直接称呼“梁”，然后也直接称呼“毛”的时候，我笑了，这种语气，分明有丝“得其心意”的感觉。称呼了这么多年梁先生，突然间，读到这样的语气，让人不舒服。其实倒也无妨，只是处处这样表达，未免让人心里疑其有刻薄之嫌。

　　书中很多观点还是让人极其心服的，比如伊东忠太的研究对梁先生的影响，以及梁林先生的独创之处 ；对于四九年前梁林先生急欲打破西方固有之成见，而决心建立一个较为独立的中国建筑史的梳理也极为透彻 ；以我的了解程度而言，对世界建筑体系转变的研究也是我较为欣赏的。

　　我之所以说“朱涛不懂梁先生”，针对的是他通过“检讨书”来分析梁先生的动机 ，进而探究五零年代“新中国建筑运动”的可行性。虽然，一份份的检讨书看起来“言语恳切，情真意深”，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对于人的内外摧残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很难说，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和他“真实的动机”能有多少关联。用这些材料需要强大的过滤和穿透能力，看到这些文字背后那种连“检讨者”本人都可能无法自控和自知的表达。这种分析有时候会摇摆到一个相反的层面上去 。

　　这是第一个“不懂”。

　　“梁一方面展示出他紧跟时代潮流的热情和敏感度，以及随形势灵活转向的政治应变能力。” 这样的句子让人读着极不舒服，言语之间透露着很浓的“奚落”语气。作为学者，固然不可以迎合研究对象，但是也不能过分表露这样不够敬重的情绪。“懂人”者自然应当拿捏这其中的分寸。而且，正是这样的话，让我比较怀疑朱涛对于梁先生的研究，从感性层面上能贴近几分？

　　这是第二个“不懂”。

　　第四章有一部分，说到梁先生的“词汇”和“文法”。朱涛说：“梁的‘文法-语汇论’和‘可译论’是一个泛泛的用来帮助读解建筑形式的语言学类比，并非什么独创、完备的建筑理论。” 这里，我更欣赏丁垚老师的评价，“梁思成所做的工作，乃是将西方的建筑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建筑的工作，并探求其共时性层面的一般规律，这也正是中国建筑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 这种语言上的独创，绝非易事，如何才能把东西方的知识体系糅合在一起，不仅需要才识，还需要胆识，作为“开篇”第一人，梁先生所代表的意义，怎么高评亦不为过。朱涛的研究似乎侧重了浅层的表达，而轻视了语言体系的变化带来的相当深刻的观念变化，以至中国未来的建筑体系都依赖于此而不做二选。

　　这该算第三不懂。

　　不过，这本书带来的争论却是很好的，希望不要停留在“是与不是”的阶段，而是更完整的去了解梁先生的史学成就和意义。尤其是面对今天“疯狂的建筑比赛”更应该注入现实关怀：如何把这个断裂的过程接续起来，让中国的土地上不再是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

　　草草说说自己的这些零散的观点，有些表达亦属过线。自己本非建筑专业出身，所述难免多有妄语。见谅。

　　木南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