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的读后感10篇
《叛逆者》是一本由（美）撒迪厄斯 •拉赛尔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叛逆者》读后感(一)：像奴隶一样自由？
奴役是自由的对立面，毕竟，还能有什么人比奴隶和囚犯更不自由呢？然而，美国废奴主义的创始人威廉•埃勒里•钱宁却认为，奴隶制的问题就是奴隶们太“自由”——《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如是说。
奴隶拥有哪些自由人没有的“自由”？首先，奴隶在工作时更加“自由”——与自由劳动力相比，奴隶的工作时间更短，工作量更少，请假次数更多。奴隶还拥有更多偷懒、装病、磨洋工和旷工的自由。如果奴隶对主人不满，就干脆逃跑，离开几个星期。无怪乎美国南方废除奴隶制之后，北方来的雇主对解放了的奴隶工作时拖拉磨蹭、不守纪律，天气不好就拒绝出工，而且还经常小偷小摸大感头痛。
奴隶为什么能够如此“自由”？因为自由劳动力要自力更生、养家糊口，不得不勤奋工作，而奴隶吃穿不愁，有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子女有人照料……简直可以比得上有些人梦想的福利社会中的生活了！如果像有些人一样，认为福利就是人权，那么与其说美国南方蓄奴州的发展依仗了“低人权优势”，倒不如说北方的自由州更有“低人权优势”！
最后，奴隶在性方面也要自由得多。在当时的美国，离婚非常困难，通奸、手淫和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然而奴隶之间就可以随意乱搞，同居和分手都很容易。
另一方面，美国国父们一味强调自由来自理性对欲望和激情的控制，带有过强的积极自由色彩，也为政府干涉人们的私人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
《叛逆者》读后感(二)：历史所能给予的
《历史所能给予的》
－－读《叛逆者》与 《容忍与自由》
在校园里孩子们从身边走过时，耳机里传来的是碧昂斯节奏强烈的《single ladies》，它曾经捧得的格莱美奖已经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的风向标，这些类似的歌曲在当下孩子们的心里是处于时尚前沿而且个性十足的。
但孩子们很难想象，在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以及至今都被世界普遍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从独立战争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节奏感强烈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多种文化生活表现形式始终被视为堕落和恶行的根源。
在体制主流方面，对它们的束缚与压制一直伴随着独立战争时期以克己自制为基础的民主体制的构建、南北战争时期的前奴隶改造、工业发展时期的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权威们通过制度、法律、宗教说教及传媒等种种方式希望将这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表现形式抹去。在民间，为了融入美国并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在美国生活的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动的去弱化并最终褪去其原本的群体文化特性中不被认可的部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他们与非洲裔黑人的疏离与决裂，很不幸的，黑人在此期间不断的成为垫脚石。而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甚至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也开始了所谓的“自我净化”。自由的美国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从来也没有摆脱过强烈的阶层和种族色彩。
孩子们大多都不会知道这段在撒迪厄斯.拉塞尔的《叛逆者》中与传统视角不同的历史。若从生存体验的角度讲，他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当下，即使连同上父辈们的生活，上下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也不只是孩子们，连同教育他们的师长和陪伴他们成长的父母，也不得不受限于此。
所幸，我们还有历史。
看到《叛逆者》我最先想到的不是去评判这段历史，我更愿意我们的历史教育首先要做到的是：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一个不仅仅局限于此时当下的认知范畴。这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却不易实现。很多时候，孩子们知道了历史事件，却无法拥有历史思维，知道了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塑造他们观念的影响因素。虽然都知道上下五千年，但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却是一段一段被地域、被王朝所割裂的时空片段。而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一个有脉络、有演变、有起承转合、有意外也有必然的历史，是一个当下世界即非天然也非定局的历史。
要实现这样的历史教育，就不得不提到“自我与定见”。
历史是很容易流于英雄主义的。在很多人的眼里， 上下千年的轨迹不过是那有限的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个盖世英雄或草莽枭雄的个人故事，不过是一件件当时处在风口浪尖、在事后又被标签化、到如今依然被不断重复演绎的重大事件。但事实上，正如《叛逆者》的副标题－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样，每一个时代里看似平凡的人们都在其所处的历史时空发挥着能量，都值得被尊重，都值得在历史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历史给予了我们宽裕的空间让所有的自我得以立足。
有个并不被看成是笑话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人去应聘教师，被问及原因，答到：小时候想做总统，长大了觉得做总统无望，所以想改做总统夫人，再成熟一点，发现做总统夫人也无望，所以想改做总统的老师。这虽然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机智大气的回答，但我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可，想培养总统的教师未必是好的教师，这恰恰是以功利的结果来抹煞个体多样性的存在。对教师来说，我们更应该培养每一个孩子的自我，让他学会认识并尊重个体的即使是微小的但依然不可替代的价值，让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能形成自己的风景。
自我，以及对自我客观而中肯的认知，对于如今看似很有个性实际上却是三观一片迷茫、除了世故之外无所依托的孩子们，尤为重要。
但有了自我，也便容易形成定见。
定见，即使不会走向偏执，也很容易走向封闭，而这两者，无论是对于受教育的孩子们，还是对于教育者自身，都是很要不得的。
在无定见方面，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胡适，有人评价胡适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反思年少时引文《王制》“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当时年少气盛，“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发出要催除迷信的狂论”，而五十年后明白当年所引文里的“四诛”正是“专制体制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又从宗教自由史得出教训：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以我所了解的，作为实验主义的教育家和文史学家的胡适，想说的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那就是时时要小心“绝对之是”的定见。这一条，放在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里，依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单就历史教育来说，定见是更容易以成王败寇的形态被界定的。相比一是一二是二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历史的解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历史教育中，想从众很容易，但能够开发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阐释，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看到传统成见之后的事实和观念，看到所谓的主流与边缘形态，则不仅能够让孩子们拥有所谓的历史史识，更可以将历史作为一个世间万象的折射工具，让孩子们更贴切以更开放而宽阔的视野的去了解历史，去衡量现在。毕竟，无论如何，我们真的不希望十几年的教育让孩子们失去发散的思维和去质疑的勇气，不希望他们带着不恰当的单一的世界假定去面对以后真实而丰富的人生。
而在破除定见与处理少年叛逆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我们的教育者来说也同样没有绝对的方式和途径。教育者不得不承担把控全局的义务，即使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也只能算是潦草甚至也面临一愁莫展的困境，但即便如此，我想还是不能把教育只当作例行公事，为了现实的压力而把控制放在第一位。也许我们不知道何为是，但至少知道了何为不是。
把人生历程放在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前，孩子们在后，我们走过的，他们正在走。我们无法为他们改变整个时空的规则，我们甚至也无法给予他们更多，但是，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看似最繁重的成长学习阶段里，以我们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以我们对他们的尊重而且开放的心态来给予他们人生路上还在形成的观念形态一些熏陶，给予他们一些成绩之外的收益，启发他们构建一个可以伸缩有留白的心里空间。
在宽阔至于无限的背景里，从无数已经盖棺论定的人生里，反观自己，也参与学生们正在经历的个人历史，虽作为一个个体如我所拥有所经历的是如此有限，却已有了无数延展的空间。
《叛逆者》读后感(三)：叛逆的美国——《叛逆者》的启示
民主的历史是从精英到大众的历史，也是民主精神从上到下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历史不仅是精英的历史，也是草根的历史。毫无疑问，从“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到《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们，这些精英创造了美国历史，但为数更多的黑人、女性、印第安人、外来移民和普通劳动者，这些芸芸众生和小人物也绝不是历史的旁观者。
美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民主与自由、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的“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构成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联邦政府主要由“天然的贵族”掌控，而地方州政府则主要控制在民主团体手中，他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誓不两立。汉密尔顿害怕民众，杰弗逊则相信民众，或者说杰弗逊不信任政府，就如同汉密尔顿不信任民众。
不服从的公民
在1776年的北美，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洛阳纸贵，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人手一册。潘恩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常识”：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杰斐逊说得更加明确：“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按照民主传统，公民服从法律的责任源于这样一种假定，他要么是自己的立法者，他要么认可这些法律。所谓自由，就是公民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法治社会中，公共福祉与私人幸福之间的原始冲突被降低到最小程度。因此，托克维尔说，不管一项法律如何叫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容易服从，不仅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作品，而且因为这项立法也是他自己的作品。
“多数人的暴政”显然是民主的悖论，人们为了自由而建立国家，结果却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政府成为人民的敌人。一个政府对其人民宣战，哪怕只是少数人，这也完全违反有关政府存在之基本目的的常识。在美国后来的历史中，对政府的反对和抗争从未消失过。梭罗成为继潘恩之后又一位民主思想家。在与法律的对抗中，梭罗和他的《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使黑人和白人公民的态度都发生了激烈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是公民不服从——而不是法律——暴露了“美国式的困境”，或许是第一次，它迫使国家承认了奴隶制度的非法和罪恶。这些不屈不挠的叛逆者日拱一卒，步步为营，通过改写法律和政治而逐渐改变了一个国家。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公民不服从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民主国家绝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争取少数人的权利就是争取你的权利；因为相对于社会，每个人其实都是少数人。从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的美国不仅仅是清教徒、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那些“好公民”开创的，也是酒鬼、娼妓、奴隶、同性恋、黑手党甚至歹徒——这些“坏公民”塑造的，这些国家的“叛逆者”在与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大大拓展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涵义。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象征的百老汇、拉斯维加斯和好莱坞，在它们早期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那样得到社会的赞扬甚至容忍。
美国的历史就是叛逆的历史，从最早的独立战争、反禁酒运动，到后来的嬉皮士运动和反战运动，乃至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一次次的与政府和权力的对抗中，叛逆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公民性格的一部分，但最后他们还是返回到清教徒和国父们的价值观。最为讽刺的是，那些沉迷摇滚乐、最具叛逆精神的嬉皮士最后竟然成为最决绝的自然主义者，比当年的清教徒更加自律和虔诚。
中国传统政治习惯于以道德代替法律，即使在国家层面上，与其说一个“坏人”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如说是道德意义上。道德的泛滥其实是国家对个人的入侵。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公民不服从运动对国家所表现出的不信任和敌意，其实是对人权伦理和公民尊严的勇敢捍卫。从某种意义上，“坏人”的存在与反抗，与其说是针对国家权力，不如说是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
无论是在美国诞生前，还是在美国建立之后，针对政府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过来，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的压迫也从未减少。19世纪后半期，奴隶制度已经废除，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社会纯净运动，饮酒和嫖娼遭到禁止，所有的酒馆和红灯区都被关闭，大量妓女被送入管教所，新法律甚至允许对犯罪分子、变态、白痴和低能儿施行绝育手术，至少有4万名妇女被强行绝育，其中大多数是妓女。芝加哥议会还授权警察对每一部公映的电影进行审查。
这场由国家发起的轰轰烈烈的道德运动最大的硕果之一，就是催生了垄断私酒卖淫的黑帮势力。在1866年的一次统计中，仅纽约一地就有8000家酒馆，700家妓院，4000名妓女。如果说酒馆最早拉开了黑人与白人平等的先例，那么与此同时，娼妓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平等。因为勇敢地挑战国家和法律，这些颇具亚政府色彩的黑手党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眼中的英雄。正是在这些帮派英雄的保护下，米高梅、环球、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和华纳兄弟等一大批影响世界的电影公司孕育而生，那些银幕上被称颂的“英雄”，其实都是一些鄙视权威崇尚自由的流氓和恶棍。当这些“英雄”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时，美国也就改变了。
国家的不完美
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有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是不完美的，那么如何防止国家的不完美成为一场人类灾难？
1765年，在北美国宾夕法尼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年轻人出于义愤，把一位引起地方民众公愤的腐败官员暗杀了。富兰克林曾挺身而出，为其进行辩护。富兰克林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力控制殖民地官员的腐败，那么美国人民就可以拥有暗杀腐败官员的权利。多年后，富兰克林甚至这样说：“如果没有弹劾的权力，我们就用暗杀来摆脱一个腐败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真实的历史中，虽然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运动闻名于世，但真正使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的却是一次次黑人针对白人的暴力袭击。发生在1965年的石墙骚乱使裸体、口交和同性恋获得了合法性。
必须承认，国家首先是一种暴力机器。面对国家这个利维坦，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暴力上，但并不能因为忽视暴力的意义。事实上，消除暴力和恐怖的唯一办法仍是暴力。美国的民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恩赐，而是每一个努力争取来的。孟德斯鸠说过：“人民既然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用选举来影响立法机关的变动，那么当不满和愤怒逐渐积累起来时，就只能依靠暴力和鲜血来为自己正义的呼声开辟道路。”
从一定程度上，民主在美国最充分的体现就是暴力。“枪支面前人人平等”，持枪权几乎就是美国公民权的象征。美国有3亿人口，民间持有的各类枪支却多达2亿以上；枪支可以成为犯罪的凶器，但也可以让普通人保护自己和家人。一个连自卫权都被剥夺的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和民主的，甚至连生命权都不会存在。
暴力可以消灭问题，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民主体制下，不同价值观之间最有可能形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这是美国带给当今世界最大的启示。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以及枪支管控等等，美国为此也常常争得不可开交，且不论结果如何，起码他们对一些基本的价值和规则是可以互相分享的。这使得国家政治远离了传统宫廷的阴谋与暴力。
法律本身其实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妥协与调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消灭犯罪，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没有国家犯罪的国家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了。美国的伟大在于，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了犯罪的损失，罪犯失去自由，国家承担其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费用。1980年，美国监狱中关押的犯人人数为50万；到了1999年，人数达到200万，增加了整整3倍。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报告表明，美国每100个成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这个数据在1970年为1/400。美国不仅是全世界罪犯最多的国家，也是供养罪犯费用最多的国家，每年耗资达1100亿美元，平均每个犯人每年5.5万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作为乌托邦诞生的，在这个宽容而文明的民族大熔炉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也是美国多元化的历史。这些移民改变了美国，也塑造了美国，最后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当年那些被称为“白色黑人”的意大利移民，有不少都从事黑手党或犯罪集团，他们与国家权力斗智斗勇，不屈不挠，最终推翻了政府的禁酒令，后来，这些“比白人还白人”的意大利移民成为美国警察的重要组成。从叛逆者到执法者，正如哈耶克所言，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爱尔兰移民与意大利移民走过了类似的道理。是什么将这些“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变成无私爱国的“美国人”？答案可以是国家认同，也可以是民主自由；但不应当忘记：民主制度的好处是，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的权利一样重要；一个人不自由，所有人就都没有自由；在美国，不存在什么“极少数”和“一小撮”，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和唯一的，也都是同样重要的。“当社会秩序的守卫者想把他们镇压下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站在叛逆者一边吧。”这是《叛逆者》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草根的力量
正如历史构成欧洲的传统，历史同样塑造了美国的多元、宽容、平等和谦卑。在一个仆人簇拥的欧洲贵族眼中，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不停工作的“下等人”，或者是嗜好暴力的“野蛮人”；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在美国，清洁工也被尊称为“先生”，而妓女更是被尊称为“女士”。从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与美国精神是同构的，他们都崇尚平等。如果说民主制度创造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平等，那么资本主义则创造了机会平等和消费平等。福特的V型车生产线创造了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凡勃伦以《有闲阶级论》为消费主义张目。一战结束后，400万产业工人举行大罢工，他们“要求涨薪，不是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汽车、美味佳肴、珠宝和开车旅行”，一场消费革命开始了。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黑人向来对政治和战争持冷漠态度，但这种政治冷漠却被消费激活了。他们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歧视，但却无法容忍消费上的不平等。南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是为了方便他们进入公共场所消费。这场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抗争具有强烈的梭罗风格，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但对反对消费主义的梭罗来说，他做梦都想不到，人们抗争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消费。
人们往往想当然的以为奴隶制度是白人强加于黑人的，但其实反对废奴的黑人并不比白人少。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获得解放的奴隶终于自由了，但却发现必须去工作。尽管遭到极大的阻力，美国政府还是付出了极大努力，比如无偿分配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免费接受教育。南卡罗莱纳州向14000个黑人家庭提供了土地，南方各州新建了近4000所学校，有近20万获得自由的奴隶得到平生第一次正规教育。美国的废奴运动证明了一件事，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少数精英，而是看底层平民。
很多年后，这些厌恶工作的“懒虫”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一场惊喜，从爵士乐到踢踏舞，从阿里到乔丹，如今，美国总统也成了黑人。黑人音乐是如此充满魅力，以至于杰克·凯鲁雅克在《在路上》一书中“希望自己也是一名黑人”。很多年后，迈克尔·杰克逊以他天才的音乐而成为美国传奇。很难想象，要是没有布鲁斯，要是没有NBA，美国还是美国吗？
选票对应的是公民权利，选举对应是是民主制度，以选票代替子弹，以选举代替阴谋，这无疑是人类在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创新。政治不是童话，很多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被撞得支离破碎。美国选举制度几经变革，一直在努力做到“尽可能的不坏”。政治文明有一个起码的伦理，就是让有权的人不能太有钱，让有钱的人不能太有权；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群体既有权又有钱，这个寡头群体就会通过垄断一切资源来绑架整个国家，从而使大多数人沦为国家的囚徒，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因为失衡而走向崩溃。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虽然也需要大量的竞选经费，但这笔钱大多由竞选人自筹，而且为了防止金钱对选举的侵蚀，《联邦竞选法案》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2300美元。这样的设置是想告诫人们，总统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代言人，他代表着美国公众的利益。
在2008年选举中，奥巴马筹款超过1.5亿美元，这笔巨款多半都是由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聚腋成裘的。这不仅是草根的力量，也是民主的力量。奥巴马这样说：“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叛逆者》读后感(四)：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关于这场战争，有美国人评论说：“我们与世界上第一大邪恶势力合作打败了世界上第二大邪恶势力。”但是，美国人是不是就那么清白无辜呢？撒迪厄斯·拉赛尔的《叛逆者 : 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为我们列举了罗斯福新政与纳粹和法西斯之间的暧昧关系……
1933年7月，罗斯福就职4个月之后，新当选的德国元首希特勒盛赞：“罗斯福先生勇于向国会、游说团体和官僚主义说不。”
1934年1月，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发文称赞罗斯福的独裁举措：“我们国社党也在注视着美国……罗斯福正在进行实验，这是一些大胆的实验。我们也担心它可能失败。”
1934年，德国人赫尔穆特·马格斯写了一本罗斯福的传记——《罗斯福：一个具备常识的革命者》，他在书中称赞新政是“一场独裁主义的革命”，与纳粹夺取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罗斯福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人民观察家报》一直在希特勒和美国这位“专制君主和统治者”之间寻找着共同点。“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这份纳粹报纸写道，“罗斯福也提出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私利的前面。在他的《展望未来》一书中，有许多段落国社党党员也能写出来。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假定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哲学有着相当的喜好。”罗斯福拿出“民主的假象，”但美国“正在朝着一个专制国家行进。”这份报纸盛赞：“罗斯福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借鉴了国社党的一些想法。”
希特勒对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说，他“与贵国总统在尽本分光荣、乐于奉献以及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纪律方面持有一样的观点。贵国总统向每一位美国公民提出的这些道德需求，也是德国国家哲学的核心内容；用一句口号来表达就是‘公众福祉高于个人利益’”。
1938年，多德的继任者休·R·威尔逊相罗斯福报告，他已经告诉希特勒“你对德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努力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和工人问题上，在我的首要任务中，有一个就是要向你报道这些措施在德国是如何执行的”。
1940年，戈培尔的周报《帝国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希特勒和罗斯福：一个德国人的成功——一个美国人的尝试》的文章哀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阻碍了新政的充分实施。
历史学家约翰·A·加里提说：“显然在纳粹看来，新政针对经济大萧条的政策与他们自己的政策本质上相似，罗斯福的角色与他们元首的角色相近。”
墨索里尼评论罗斯福的《展望未来》一书时写道：“罗斯福向那些坚定、冷静、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发出的参战吁求，让人想到法西斯主义唤醒意大利人民的方法和手段。”
墨索里尼听说1933年美国的《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给予总统在国民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不受控制的权力时，他惊呼：“当心独裁者！”
美国《新共和》主编乔治·苏尔写道：“我们正在尝试法西斯主义经济，同时避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破坏。”
《国家》杂志的出版人奥斯瓦德·加里森·威拉德为他自己早期对罗斯福的支持感到后悔。“没有人可以否认，罗斯福任内的所有立法极大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威拉德在1934年写道，“给予他独裁权力，树立了先例，使得他的继任者或者罗斯福先生本人，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偏到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消费者报告》杂志的两名创办人J·B·马修斯和鲁斯·肖克鲁斯于1934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如果依其逻辑走到最后”，早期新政政策背后的原理“将会抵达对经济实施法西斯主义的控制阶段”。
希特勒1933年向德国人民宣布：“骚乱冲动必须以国家纪律取代，以此作为我们国民生活的指导原则，如果你们在将来能保持同样的纪律、同样的服从、同样的同志友谊、同样的无限忠诚——德国的这场运动就是不可消亡的。”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把自己变成一支军事力量。“今天、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说道，“但他们必须学会面对成千上万的同志们一直在面对的，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事业。”
同年，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要前进，就必须像一支训练有素、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让这些更高的目标作为一种神圣义务约束我们所有人，从而产生战时才有的共同责任感。作了这项保证之后，我将无所顾忌地领导起我国人民组成的大军，纪律并然地逐一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
1933年6月，罗斯福政府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所创造出来的和经济制度与意大利和德国所建立的国民经济一模一样。《国家工业复兴法》和负责这项法律实施的国家复兴署在每一个主要的工业领域创建起联合企业来决定产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和产量，用以代替市场的力量。这些卡特尔被称为“规范定制机构”。这些机构在意大利被称为“组合”，在德国被称为“工业卡特尔”。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在三个国家中拥有的权力是一样的，而且都听命于元首：意大利是墨索里尼，德国是希特勒，美国是罗斯福。
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P·狄根斯1972年的作品《美国眼中的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写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所获得的赞赏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许多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一代的政治人物，在20年代都迷上了法西斯主义。著名的进步主义丑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和艾达·塔贝尔访问了意大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毕尔德是早期的新政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之一，也是“进步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成员。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毕尔德认为美国人应该略过墨索里尼对暴力的使用及对公民自由的迫害，应该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现代化力量：
“（这是）一项神奇的实验……它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与技术调和到一起。纠结于伴随法西斯过程中的各种不和谐行为及各种过分主张，听任反感情绪的产生，任其遮蔽这次冒险的潜力和它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将会是一个错误——不，这不是冒险，而是骑着没有配备马鞍和缰绳的马，穿越横跨古代世界和我们现代世界的历史半岛，这是命中注定的骑行。”
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几份主要的新政提案的起草者之一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在《工业纪律和政府艺术》一书中主张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巨大的工厂。他在书中呼吁除去“企业竞争的死亡之手”，而以中央计划取而代之。“当工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工业时，根植于现代制度中的二元冲突就会减弱，”他说道。他对意大利政府的做法赞赏不止。他说，墨索里尼完成了“许多在我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在以一种成系统的方式进行重建”。
塔格威尔还说：“墨索里尼当然跟罗斯福一样，也有许多反对者，但他控制了媒体，这样他们就不会每天对着他大呼小叫。他的国家虽然缺乏自然资源，但国家紧凑、遵守纪律。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西斯主义“是我所见过的在社会机制的运营方面最为简洁、最为整齐、最为有效的制度。这让我非常妒忌”。
罗斯福的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休·约翰逊将军曾经写过一份行动方案，他宣称自己要“承担起合众国的独裁责任。”他写道：“在这次危机中，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年，分权是完全不够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单一控制和立即行动。”他要求将总统、副总统“以及所有的国会议员”从这个国家清除出去，选举必须终止。
《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订者之一，国家复兴署的法律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回忆该法的草案是基于终止议会民主、在美国建立独裁的愿望之上的。他说：“低效、腐败的普选政府”将被唯一的领袖所取代。
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建立起对农业的控制，美国借助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德国通过农业地产权，由政府决定农民的产量及销售价格。
罗斯福通过创建于1933年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将年轻男性送到军事风格的营地，让他们在美国的穷乡僻壤工作。纳粹也是通过把年轻劳动力送去劳动营，极大改变了德国农村的面貌。加里提说“纳粹的劳动营和美国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营地之间，无论是表面看还是意图上，都还是有略微的区别。”罗斯福盛赞民间资源保护队把男青年“从街角带离”。希特勒说纳粹的劳动营把德国的年轻人从“街头令人绝望的腐烂中”拯救出来。
在美国和德国，政府发起的就业方案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军事目的。两国的公共工程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对相当数量的美国和德国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管理，灌输纪律、秩序、牺牲和忠诚等国家文化。新政和纳粹的支持者在推广这些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两国政府制作的数千幅海报，宣传得都是对国家的忠诚、劳动光荣、颂扬男子汉气概和体力劳动，并带有强烈的同性恋气息。
在新政时期的美国和纳粹时期的德国，对媒体的审查现象急剧增加。在德国，成百上千的记者热切地加入宣传部。至于其他记者，“只要知道违反那些一般以不成文形式存在的规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听话起来，执行最有效的、无形的控制——自我审查”。在美国，罗斯福任命忠于自己的人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表示，广播公司若是播放了批评政府的节目，执照会被收回。
1933年，美国对电影进行审查的《海斯法》于罗斯福上台两天之后开始生效。《海斯法》在措辞上与第三帝国反对“堕落行为”的法律如出一辙，它也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制作“正确的娱乐”，以防创造“错误的娱乐”，“那会降低种族整体的生活条件和道德理想。”
自称“新政的第一号拥护者”的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也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他在对一群粉丝发表的演讲中赞颂了墨索里尼的军国主义：“他知道伟大的国家是那些武器不离手的国家。他知道没有一支陆军和海军队伍，就不可能为增长的人口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那个伙计令意大利一直往上走，一直以来每个人都说‘哦，他不可能持续’。自从1926年我见到他之后我就一直在说，他是我目前见过的最伟大的人，这种想法之后一天也没有改变过。为了他的国家，他比任何人在类似情形下所能做的要多得多。你们看不到对他的严厉批评，对吧。他是一个奇才，那个老兄就是一个奇才。我还从未看过他犯傻。”
1935年，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的总顾问查尔斯·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碰面，建议他同意拍摄一部关于这个法西斯国家的纪录片。他保证这部片子将在“大约14.5万家美国影院”上映，“大约7000万美国人将会更好地了解意大利。”1936年，当一些法西斯官员建议限制美国电影的进口时，海斯亲自前往意大利，说服墨索里尼相信，美国电影的道德改良意识与意大利的道德价值观是一致的。那次会面之后，墨索里尼允许每年在意大利上映250多部美国电影。海斯随后任命佩蒂庄为美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人。1937年，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利奥·墨索里尼碰面。佩蒂庄给罗斯福的女婿约翰·伯泰格写信，称小墨索里尼是“一个优秀、安静、谦逊的年轻人”，他“真诚地希望能在回意大利之前跟总统见上一面”。佩蒂庄的信表明罗斯福和墨索里尼两家人的友好关系。“总统的儿子（约翰·罗斯福）在罗马见过他的父亲（贝尼托·墨索里尼），我猜总统会允许这个孩子（维托利奥）回访。”很快，维托利奥·墨索里尼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茶叙。
新政和纳粹胀圈期间，华盛顿特区和许多德国城市都经历了重建。希特勒的建筑师设计了几栋“纳粹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作，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新的帝国总理府、滕佩尔霍夫机场、航空部、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和德国艺术馆。这些建筑都是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格，有着巨大体量的石头建筑。宏伟的新古典风格也深受罗斯福政府雇佣的建筑师们的喜爱，他们设计的建筑包括联邦三角、国家美术馆、国家档案馆、最高法院大楼、五角大楼、司法部大楼、杰斐逊纪念堂、。建筑史专家托马斯·S·海恩斯写道，罗斯福“喜欢宏伟、保守的建筑，这与他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另一位建筑史专家约翰·W·瑞普斯注意到，“极为讽刺的是”，一种“原本为了赞美暴君之荣耀”的建筑风格，“居然在一个哲学基础扎根于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
纳粹对优生学的了解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优生学和新政都受到进步党成员的追捧。许多参与后来由罗斯福政府发展完成的方针政策制定的进步党成员——包括玛格丽特·桑格、戴维·斯塔尔·乔丹、罗伯特·莱瑟姆·欧文、威廉·艾伦·威尔逊、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罗伯特·拉图·迪金斯、凯瑟琳·毕曼特·戴维斯、维吉尼亚·吉尔德斯里夫，以及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的导师西蒙·帕藤和斯科特·聂尔宁都深深地卷入了优生运动。美国最有影响的优生学家、进步党“社会卫生”运动的领袖保罗·波普诺的著作《为了人类改良的绝育》是最早一批纳粹政府组织翻译成德文的美国图书之一，希特勒的“人种卫生”理论家们在为纳粹自己的绝育计划辩护时，对其广为引用。1934年，波普诺赞扬希特勒燃起了“对于牢固建立在人类社会生物原则运用基础上的社会再生的希望”。
新政期间美国实施的绝育手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美国优生运动的权威、历史学家丹尼尔·凯维勒斯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口的绝育比例在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四之间。”“到3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飙升至十万分之十五，到30年代末，攀升至十万分之二十……此外，从1932年到1941年，真正实施绝育手术的州——不同于仅有相关立法的州——与过去相比在数量上多出了很多。”
难怪《叛逆者 : 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的作者撒迪厄斯·拉赛尔评论道，新政与法西斯开仗不是为了理念，而是兄弟之间争夺世界大家庭的控制权。（老鼠会评论：同行是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