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的读后感10篇
《不平等的代价》是一本由（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一)：全书内容总括
从微观层面的市场失灵切入，到反思宏观政策结尾。算是对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的一次重新学习和认识。
本书的主题是：市场失灵、技术变革、社会变革、全球化如何造成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又是如何损害集体行动，造成不稳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的（“逆向动态”adverse dynamics、“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s）。 这里的不平等是指美国国内的不平等，并且主要体现在收入上，而不是国富国穷问题。贯穿整本书的就是市场失灵、寻租、公共物品（教育、社会保障）缺乏，宏观政策的偏颇，以及认知和思想之争。
结构上来看，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不平等的现状、为什么会有不平等、不平等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消除不平等的政策建议。
不平等的现状
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财富的普遍增长之下是收入的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2）生活艰难的低收入者遭遇了大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3）机会不平等，主要是教育机会，（4）国际比较之下，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不平等的捍卫者辩护的理由
（1）边际生产率理论
（2）不平等产生激励。他们混淆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应该有不平等；另一种是降低不平等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
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首先是从理论上考查，不平等造成的后果体现在四个方面：国家产出、经济稳定、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
不平等导致总需求不足（后文作者会强调宏观政策应该侧重总需求方面，这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总需求不足导致失业。而美国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减税和解除管制，造成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恶性循环。
不平等导致低效率和低生产率：（1）公共投资不足，特别是公共教育不足导致机会均等的终结，（2）经济扭曲，监管缺失，法律法规扭曲（寻租造成资源浪费和错配），（3）其他理论，包括效率工资理论（现代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认知资源”、消费主义（相对收入和相对剥夺，人们选择更多的商品而不是更多的闲暇）。
与右派的根本分歧：平等和效率之间不是取舍关系。右派过度信任市场有效假说，低估了公共（集体）行动对纠正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的必要性，高估了金钱激励的重要性（比如激励薪酬的逆向效应），高估了累进税的成本而低估了它的收益。
不平等造成的具体影响包括
1.民主政治被削弱（政治是一个战场，各种势力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
（1）投票悖论：投票选举的成本和收益对选民来说不对等。
（2）社会纽带断裂和信任降低阻碍了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社会规范、社会契约）。
（3）对公平的感知影响行为
（4）相抗衡权力
（5）秘密剥夺投票权
（6）民主制度空心化：全体选民构成有偏差，向上层全体倾斜。（中间选民困惑：上层群体说服中间群体以扭曲的方式看待世界）
（7）全球化下的不平等对民主的侵蚀：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民主、国家自主权以及充分不受约束的全球化。
2.思想的战争（美国人对不平等的认识受到控制）。
（1）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观点：行为可预测、可塑造，锚定，验证性偏见。
（2）锚定之战：措辞上使用“激励工资”“额外费用”“价格发现”等，掩盖不平等事实。
（3）政策感知之争：遗产税、银行补充资本金、重组按揭贷款。
（4）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意识形态之争。
（5）思想之争的三次胜利：作者对自己在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所做努力的肯定。
3.不平等侵蚀了法制：基于外部性、产权理论、寻租。
（1）为什么需要法律：设定法律是给每个人都提供激励，以避免损害他人的财产、健康以及它们所享有的公共物品。
（2）掠夺性贷款，利用人们的无知和认知不足。
（3）破产法：对上层和底层的意义不同，个人破产无法免除贷款，公司破产则可以。
（4）昂贵拖延的司法体系
（5）公司作为抽象的实体免于受到法律的制约
4.预算赤字
（1）预算赤字是如何形成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决策。
（2）如果改善赤字的措施有哪些：改革税收体系，停止给企业福利补贴。
（3）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预算赤字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三种方法：借钱为明天投资（教育、技术），“平衡预算乘数”（同时增加税收和支出），在债务和赤字的范围内刺激经济
（4）欧债源自欧元本身的不健全，而不是赤字、长期债务和国家福利。
（5）赤字削减计划和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谬误。
（6）预算争论中的迷思：对富人征税会减少工作和储蓄；穷人只能责备自己；财政紧缩带来更多的经济复苏，财政支出去不会。
5.宏观政策：过于执着于维持低通胀，忽略了充分就业
政策建议：见最后一章。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二)：诺奖光环下的误导，斯蒂格利茨错在哪里？——“不平等的代价”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凯恩斯
按：《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大概是去年购入，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也就放下了。前几天偶然看到胡舒立对斯蒂格利茨的专访，算是找到看不了下去的原因。视频看后不吐不快，又细看了一下这本著作，写了约有八千字的评论，算作书评，太长，这是第二篇。
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不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客观存在。如果仍以乔布斯、姚明、地产商和农民工为代表的话，他们的确分属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的收入差距都是巨大的，是不平等的。但这个不平等，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就是你没有给予一些人机会。”但正如刘军宁在《投资哲学》中所写：“如果这些机会与你的能力根本无关，这些机会就不是你的机会。打篮球的科比不必嫉妒打网球的费德勒的成就，因为网球不在科比的能力圈之内。”
需要给农民工去NBA的机会吗？需要给姚明进入苹果工作的机会吗？农民工兄弟既没有乔布斯的才华，没有姚明的身高，也没有地产商的经验和精明，但他在用自己的勤劳创造财富。他因此就应该去嫉妒乔布斯、姚明和地产商的收入吗？他应该因为巨大的收入差距感到不平等吗？实际上，他既不应该嫉妒也不会去嫉妒。
但是当斯蒂格利茨出现后，特别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份出现，指出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为农民工们和“姚明们”的收入差距鸣不平了。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用“低收入群体”这个词代替了农民工，用“高收入群体”代替了“姚明们”。
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则是直接以“最上层的那1%人群”来指代富人群体：“最上层那1%人群却设法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过了1/5，尽管他们的有些投资是赔钱的。”“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不平等的代价》 斯蒂格利茨 著 张子源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p.3~p.4）
正是这种以“最上层的那1%人群”进行的泛指，不追问财富的具体根源，不深究人的智力、生理、努力、环境的具体因素，而只专注于最终结果的不平等，这个思路贯穿了《不平等的代价》一书的始终。书中旁征博引，数据繁多，看上去很专业很学术，但整个立论建立在了一个不具体细问、不深究探察的偏见基础之上，整本书因此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失去了根基。
古典经济学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水钻悖论”问题，说的是水是人生命的必需品，而钻石不是，但为什水却很便宜而钻石很贵？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自然界水的供应充足，而钻石则是自然界的稀缺品，所以水贱而钻石贵。物以稀为贵，没错，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更深层面，价格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人对一个具体的物的主观价值判断，值多少钱？值还是不值的问题，是一个主观判断（实际上是主观的边际判断）。这个主观判断，需要具体的场景，缺乏具体场景的描述，离开了具体的不同的人的判断，“水钻悖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你说钻石值钱，但沙漠中你需要一杯水救命止渴的时候，你一定会舍钻石而取水。
斯蒂格利茨在论述不平等的问题的时候，通常前面会加上“社会”两个字，也就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关于社会的定义并不清晰，“社会”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当讨论一个不平等的问题时，对比是否平等的双方实体不清晰，代之以模糊的“社会”概念，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即不足取。如同“水钻悖论”一样，没有具体的实际场景和事实，没有具体的涉及人员，这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
斯蒂格利茨指出了我们看得见的、所呈现出的结果的不平等，却忽视了不平等的根源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人的迥异的天赋、环境还有背后的努力。同时，他把不平等的根源归咎于市场，认为市场的失灵则需要政府出手，却忽视了往往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的缺失，如果市场失灵，如何相信政府就不会失灵？（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人生而平等”不过是个美丽的传说和愿望，“生而不平”才是真实的世界。大部分人可能永远无法在身高上超过姚明，那么如何才能平等地与他“平起平坐”呢？但是，也正因为“生而不平”才造就了世界的丰富多彩，乔布斯不需要去当建筑工人，姚明不需要设计苹果产品，农民工不需要会打篮球，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努力创造财富，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换，世界变得再平等不过了。
斯蒂格利茨说，“当你给予富人足够的金钱，那么其余所有人都能够获益，但这种理论是无效的。”前面说过这句话对错各占一半，错的地方在于富人的钱并不都是别人给的，实际上是自己挣的。而这句话正确的地方在于，现实的确存在只给富人钱而不给穷人钱的不公平的情况，最典型的则是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无论是通过印钞还是货币信用的扩张，货币总量的增加并没有伴随着实际财富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富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更多的固定资产得以尽可能减小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而穷人普遍没有固定资产，更多以攒钱的方式来积累财富，通胀的结果便是穷人变得更加贫穷，财富差距加大，的确更加不平等了。
但这个过程与财富创造的过程截然不同，这个过程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各国政府。由财富创造能力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整个过程伴随着财富的创造；而由通胀造成的不平等，整个过程没有着财富的创造，而是伴随着对财富的掠夺和侵蚀。遗憾的是，斯蒂格利茨的书中并未对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加以区分，而是相反进行了混淆。
斯蒂格利茨热心于关注“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显示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但其分析过程中误把“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没有具体区分不平等问题的实际根源，同时认为收入和财富是一个“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忽视了财富的积累实际上是一个创造和交换的过程，虽有诺奖的光环和厚达三分之一的数据引用注释，仍然无法掩盖其理论的缺憾以及与事实的背离。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因为诺奖的光环，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自然是备受关注。若不加辨析毫无保留得接受其观点，被误导恐怕在所难免。罗宾逊夫人曾说过：“我学经济学，就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这句话，说的好极了。《不平等的代价》一书的腰封显示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鼎力推荐，不因诺贝尔奖的光环而轻信，这是我对本书读者的建议。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字留地（zi-liu-di），微博：@麦田的字留地。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第一章 美国的不平等
从失业率、教育、收入、ceo薪酬、基尼系数、其他国家状况（巴西、北欧）、美国人生活状况等多方面剖析了美国的不平等现状，并反驳了涓滴经济学及右翼关于美国充满机会、高效率和相对平等的观点。
反对方意见：不平等可以提高社会效率，创造更多的总体财富。
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名言：1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德狄斯(Thucy dides)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2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让 巴蒂斯特 科尔伯特：征税的艺术在于，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十九世纪开始流行的边际生产理论决定人的薪酬，政府同样可以决定社会的财富分配，企业为了超高利润寻求垄断，金融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高额利润，律师通过起草复杂有漏洞的法律法规再收取高额费用来帮助企业逃脱税款，企业通过寻租从政府手中购入价值远远超过他们所支付的自然资源，以及用各种方式直接从政府的政策和补贴中获取巨额收益，真正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发明和思想的先行者们却并不能得到高额回报，因为他们都不是上层，也不是能够利用社会规则来发明某种商业模式的商业天才。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四)：写的是美国却处处有我们
“这本书不是关于嫉妒的政治：底层的99%人群基本上不嫉妒那上层的1%人群所做的社会贡献以及他们应得的收入；这本书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政治，中心论点是上层群体所推崇的那种能最佳描述收入决定的模型并非基于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尽管上层群体的有些人的确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层群体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我们所称的租金。这些租金把钱从社会中下层群体 转移到了上层群体，并且扭曲了市场，使某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倒霉。
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更公平的社会也来自于使市场更像市场那样运行（竞争性多，掠夺性少），并且能调整市场的过度行为。游戏规则不仅对于经济体制的效率很重要，而且对于分配也很重要。错误的规则将造成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和一个更分裂的社会。”
【美国的自由市场被1%的垄断租所扭曲的市场激励，个人损益与社会福利不再同向变动反而是背道而驰，创新从增加全体福利的创造沦为了顶层向底层泵取财富溪流的手段。规则从来都是调整利益的，而在自由的名义下，1%们动用自己的强大资源影响规则的制定，使规则本身越来越有利于垄断租的获取。说的是美国，但贫富悬殊下撕裂的社会群体，是要更多的自由更少的监管更小的政府还是要更多的平等更多的管制更大的公权力，对国内而言是更荆棘密布的分岔路口。】
【很难读，除了渣翻译，本身专业术语也很多，读之前最好能把“左右”分的比较清。但还是蛮值得读的，斯蒂格利茨和弗里德曼特别适合轮流看，免得被某一方洗脑。】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五)：‘分蛋糕’的理论歧义
1719年，英国议会以重金悬赏，寻求一种测量经度的实用方法。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应募，经过五十九年的苦苦探索，终于成功地给出了解答方案，获得了这笔巨额资金。
看起来，这个著名的案例验证了右翼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理论：‘追逐私利，可以促进社会公益’。然而，这显然并不是本书作者斯蒂格利茨想要表达的意图。所以，接下来，作者的笔锋一转，又提到，任何一位优秀的医生都会竭尽全力做好每一次手术，而这样的职业精神却是与金钱的诱惑无关。
所以，在斯蒂格利茨看来，金钱的激励作用是确实存在的，譬如钟表匠哈里森的故事所提示的那样。但是，右翼学者们过份地夸大了这种作用，据此而设计出来的薪酬激励机制，却产生了危险的扭曲作用，其实际效果则类似于强迫医生们在进行每一次手术时都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得失。这种激励机制普遍推广之后，遗患无穷。
书中提到，有三位德国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系列心理实验，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实验规定，第一人有权任意分配100美元的现金，第二人拥有否定权。但一经否定之后，两位参予者都没有任何收益。如果按照标准的经济理论，第二人只要能够得到1美元，都不会行使否定权。因为1美元的收益——无论如何——总是要胜过了没有任何收益。但是，实际的实验结果却是，第二人尽管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势地位，也愿意承受不公平的分配条件，但如果所得少于20美元，第二人就倾向于动用否定权，而宁可毫无收益。作者举此例，是想要说明普通人的心理对于公平的诉求还是比较强烈的，并不能完全用追逐私利的理智分析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
还有经济学家根据‘有效市场’的原理，推理认为，在市场条件下，歧视少数族群员工的偏见，将会自动地得到纠正。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于这样的纯粹理论推理，简直是叱之以鼻。很显然，这样的学院派的学者，不愿意正视残酷、复杂的现实世界，根据某一项正确的原理，推论得出了荒谬的结论。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成为所有经济学家都视之为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斯蒂格利茨显然也不例外。不过，他却认为，右翼学者们把此一原理发挥到极致，完全不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从而扭曲了此一原理。若是承认了‘市场失灵’，则很难阻止政府的干预。而这一点，却正是右翼学者们最恐惧的。
作者举出美国经济的实例，来说明‘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之下，新兴市场国家蓬勃发展，政府大力资助教育、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本国的竞争能力，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了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相应地，美国国内的制造行业则陷入了萧条。如果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失业工人们可以任意迁徙，追逐就业机会。因此，只有懒惰的工人才会失业。
作者反驳说，美国工人迁徙到新兴市场国家，显然并不现实。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失业工人的过时技能又妨碍了他们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的迁徙。市场的自然运作，夺去了他们的生计，又把他们困在了失业的绝境之中。其实，早在二十余年之前，由此而造成的美国中产阶级贫困化已经初露端倪了。但却被股市繁荣、房地产泡沫的虚假繁荣所掩盖。而今，泡沫破灭，又是中产阶级承担了经济崩溃最严重的损失。放纵市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做为比较，作者又提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政府实施的《退伍军人安置法案》，使得广大的中产阶级接受了必要的教育，掌握了足够的技能，很容易成为合格的制造业工人，于是，美国的制造业才有可能满足随后出现的消费热潮，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政府为普通百姓所提供的教育机会、保险制度，实为是保证市场良好运作、社会兴旺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随后，右翼理论的兴起，竭力诋毁政府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里根时期的私有化措施，终止了政府为民众们提供的各种保险制度，导致了普通的美国工人无力应对市场的变化。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如果没有右翼学者的兴风作浪，美国在二战后的许多经济政策必然会始终贯彻，那么，今日美国经济现状，就会好得很多。
行文至此，我觉得，斯蒂格利茨可能也有些以偏盖全了，正好是他指责右翼学者们的过失。如果政府的作用真的像他所叙述的那样完美无缺的话，右翼学者们的理论又怎么会得到那么多的社会支持，以至于最终形成了里根的经济改革呢？
右翼学者们主张富人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源，他们以‘分蛋糕’做比喻，解释说：‘如果充满了商业精神的富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蛋糕，他们会做出更大的蛋糕，从而，所有人的份额都会增加。
而斯蒂格利茨此书最主要的内容，都是在激愤地反驳此一右翼理论。他认为，赋予富人们更多的经济资源，他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特权，他们不会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利用寻租，更加贪婪地攫取穷人们的份额。今日美国之问题，是1%最富裕的美国人剥夺99%美国人的问题。长此以往，不仅仅会造成经济衰退，还会酿成更加致命的社会问题。
斯蒂格利茨竭力强调政府的作用，或许不无偏激之辞。不过，他毕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的立论基础始终紧紧地扣住了‘市场失灵’的理论，其所论述不无道理。我想，任何一位谦虚、严谨的右翼学者，都不会完全否定真正的辩论对手吧！
关于‘分蛋糕’的寻租理论，是否真的是一片胡言乱语、完全是无稽之谈呢？如果不是，那么，在其中也许存在着右翼理论的缺陷之处。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六)：认识不平等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2014年6月刊 ）
像很多同龄的业余经济学爱好者一样，笔者对经济学的认知是从《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普书籍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印象：只要把自由市场落实到底，整个社会就将欣欣向荣，包括最底层的人也会因为涓滴效应而获得福利的提升。眼看着自由市场在全球——包括中国——逐步深化，似乎“蜜蜂的寓言”即将成为现实了。
除了一件事：最底层的穷人们似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获得福利的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自由市场让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严重了。
自由市场的拥趸会争辩说，即令结果不平等，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所有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结果的不平等只是反映了不同人的天资以及——尤其是——后天努力程度的区别而已。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客气一点不说它是刻意歪曲事实，这种观点顶多也只是一种幼稚的想象。当贫困的人群无力负担医疗、教育甚至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所谓“公平的竞争”从何谈起？硅谷常被视为科技时代“美国梦”的圆梦之地，可是硅谷的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名校毕业且家境优渥。那些上完大学就得为了还助学贷款拼命打工甚或根本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梦又要到何处去寻？
在所有冰冷的数据背后，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善？单以经济而论，何者是最当被优先考虑的指标：平均收入（也即收入总量），收入中位数（也即普通的人收入），还是最贫困人群的收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议，只有当最贫困者、最苦难者的处境有所改善，一个制度才能称得上正义。即使认为这个定义太过严苛，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美国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是呈背离之态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只让一小部分富人获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反而降低。于是斯蒂格利茨的质问可以简化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究竟应该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还是站在大多数普通人一边？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一位专业知识工作者应有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工作者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无视自己工作对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纯以工作本身为目的。伴随着“工作目的”的失位而来的是知识工作者乃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淡漠。电影《谍影重重4》中有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专业技术工作者们用科技的、中立的、不带情感的术语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好像它们就跟其他任何科技工作一样与善恶无关，尽管他们所做的是操作无人机杀人和研发控制思想的药物。而真实世界里的科技工作者们又比这个强了多少？仅以笔者所在的IT行业为例，当拙劣的抄袭成为惯例、不负责任的娱乐充斥眼球、年轻人在“创业”的幌子下被垄断企业剥削然后用精神鸦片麻痹自己，这个行业中那些受过最优秀教育、拥有最便利信息渠道的知识工作者们承担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吗？
是以，尽管仍有层出不穷的数据与观点试图证明美国梦依然如旧、斯蒂格利茨是在危言耸听——例如两位美国的教授试图从数据中发现美国社会仍然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证据 (Rank, 2014)，另一位台湾的评论者则不无道理地指出“不见得是‘因为’家境穷所以必然导致大学无法毕业或大学毕业后收入依然不高的‘结果’”(李賜賢, 2014)——但这些批评都没有打到点上，因为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所能看到的结果，而一种高高在上的、远离现实苦难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本身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要批评的经济学态度——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工作者。
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不自在，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想要的效果。贫困、不平等、阶级分化……这些在我们印象中已经渐渐远去的概念是否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合上书本，走近那些贫困者、被损害者、被忽视者，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Rank, M. (2014). From Rags to Riches to Rags. [online] Nytimes.com.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4/04/20/opinion/sunday/from-rags-to-riches-to-rags.html？smid=pl-share&_r=2 [Accessed 24 Jun. 2014].
李賜賢. (2014). 全球化下的悲歌: 階級是關鍵？. 全球政治評論, (45), 135-139.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七)：转：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 曼昆|文 余江译
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
2014年05月04日 14:51 来源于 财新网
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尤其是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的担忧，基本上不能归结为效率问题和机会不平等问题。如果将富人阶层的收入增长列为公共政策的焦点，必须是因为收入差距本身已构成了严重问题
格里高利·曼昆|文
【编者按】托马斯·皮克迪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几乎任何财富累积都是违反道德的。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事关公正。要实现公正，就要消除高薪，并通过向富人征税减少其现有财富。《比较》第69辑刊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作者指出，损害效率的寻租行为的确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种驱动力，而正确的政策措施则是将其斩草除根。但把目前的情况简单地描述为“不平等扩大”，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甚至容易产生误导。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有可能使分配结果更为平等，但不能解决更基本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可以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府体制，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但这样的体制是一种“漏桶”，某些资源会在转移过程中被消耗掉。
假设有一个拥有完美经济平等的社会。或许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个社会对各类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正好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每个人获得的收入完全相等。于是没有人担心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无人讨论收入再分配应该在公共政策中占据何种优先位置。由于人们获得的报酬都相当于边际产出，每个人都受到完全的激励，提供有效的劳动量。此时社会依然需要政府来提供国防等公共产品，这可以依靠“一次总付税”（lump-sum tax）来支持，无需征收所得税之类的可能造成激励扭曲的税种，因为那会给所有人造成净损失。这样的社会非但拥有完美的平等，还实现了完美的效率。
然后有一天，这个完全平等的乌托邦被某个推出新产品观念的企业家搅乱了，比如发明iPod的乔布斯、写出《哈利·波特》系列的罗琳或者推出超级大片的斯皮尔伯格那号人物。这种创新产品引入后，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趋之若鹜。假如他们都愿意出100美元购买，由于交易是自愿性质的，必然会使买卖双方的福利水平都得到提高。但由于买家非常多，而卖方只有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分配就会变得非常不平等。新产品让企业家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于是该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企业家带来的对平等收入状况的扰动会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如果之前的状态是可以接受的，而企业家的行为改善了所有人的福利，那么公共政策是否应该保持不变？还是说，政府决策者会对不平等的结果感到不满，并借助税收和转移收入的权力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
在我看来，这样的假想实验用一种较为极端和模板的形式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社会发生的现实。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在提高，但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来说，增长幅度不尽相同。高收入阶层，尤其是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增速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些高收入者做出了杰出的经济贡献，当然也收获了很大份额的果实。公共政策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处理这种状况。
这种形势是全体国民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透过某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峻程度。我们能掌握的关于高收入阶层的最佳数据来自皮克迪等人制作的个人所得税返还表（Piketty and Saez’s，2003，另有更新），当然这些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税收细则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人们接受和报告不同形式的收入的激励。皮克迪等人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75年的7.7%提高到2010年的17.4%（资本收益除外）。更令人吃惊的是所谓精英阶层即收入最高的0.01%的人群，2010年的年收入门槛超过590万美元，他们在全部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的0.5%提高到2010年的3.3%。这些数字实在令人难以忽视，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并促使左翼政治家们发出增强税收累进性质的呼声。
首先需要注意，收入不平等恶化非但是个经济学议题，而且涉及很多政治哲学的内容。经济学家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对不平等原因的认识存在局限，而且在开具政策建议时也存在能力上的局限。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应对不平等扩大的政策措施时扮演了很业余的政治哲学家的角色，当然我自己在本文中也有此之嫌。由于这个议题的性质，越界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我们走出专业领域时，不要忘记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可能会对讨论有所帮助。
不平等是否意味着无效率？
对于厌恶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们来说，他们希望证明这个问题非但关系到不平等本身，而且会影响经济效率。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必然涉及我们持有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如果它还会影响效率，那就更容易在价值规范的判断上达成一致。帕累托标准是最清楚的案例：如果我们能提高某些人的福利水平，同时不至于损害其他任何人的利益，那就不会有人反对。但对当前的议题而言，这个标准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任何可靠的干预收入不平等恶化的政策措施，能够让包括豪富阶层在内的所有人的福利同时得到改善。
更常见的说法是，不平等会导致经济产出的总规模减少，从而损害效率。这就意味着，所谓无效率是以“卡尔多—希克斯标准”（Kaldor-Hickscriterion）的角度来衡量的。如果收入最高的1%人群每增加1美元的收入，将导致中产阶级或穷人减少2美元的收入，那么许多人就会视其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例如，如果收入最高的1%阶层的收入份额提升，主要靠寻租获得：政府想照顾其政治盟友，授予他们对某些产品的垄断权，给予他们监管优待，或者通过限制对外贸易来保护他们等等。此类政策可能既破坏公平，也损害效率。所有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行为，本人当然也不例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2年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用很多篇幅试图说服读者，此类寻租行为是富人阶层收入剧增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并不打算对该书进行评论，但我可以坦白说他的论述未能令我信服。斯蒂格利茨的论述过多是靠宣讲和轶闻，而缺乏系统性的证据。没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确信，富人阶层在当代的寻租比1970年代更为猖獗，而那个时期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占的份额要低得多。
在这个议题上，我更信服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2008年的著作《教育和技术的竞争》（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这两位作者认为，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趋势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力量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不平等程度恶化。面对此种需求变化的影响，美国社会可以更快地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就像1950—1960年代所做的那样。如果能够做到，那将防止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甚至可以使其缩小，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但如果像美国在1970年代那样，教育进步的速度下降，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就会很自然地拉大收入差距。总之，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并非政治和寻租，而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趋势。
诚然，戈尔丁和卡茨的研究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的普遍变化趋势，而没有特别考虑最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但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论说，类似的作用力也在发挥影响。美国最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显示出了一个“U”型变化：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下降，从1970年代至今上升。同时戈尔丁和卡茨所研究的高技能员工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差距也显示出类似的“U”型轨迹。假如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变化趋势是由于技术和教育两者的相互作用所致，而非政治活动引起的寻租行为的改变，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最顶层人群的收入份额呈现出类似变化趋势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更大的可能是，技术变革让少数有良好教养和特殊天赋的人获得了巨星级别的收入，这在一代人之前还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埃里克·布伦乔尔森和安德鲁·迈克菲（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在2011年的著作《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已经提出了这个看法。他们写道：“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家、高层经理、娱乐明星和金融家们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充分施展他们的天赋，收获过去无法想象的天价回报。”
当然，斯蒂格利茨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道理，损害效率的寻租行为的确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种驱动力，而正确的政策措施则是将其斩草除根。把目前的情况简单地描述为“不平等扩大”，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甚至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当前的不平等只是更深刻的问题的一种表象。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有可能使分配结果更为平等，但不能解决更基本的缺乏效率的问题。例如，假使国内企业通过进口配额制度，以消费者的损失为代价发财致富（某些农业领域正是如此），那么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应该是改变外贸政策，而非修订税法。尽管我很怀疑此类寻租行为是最近数十年来不平等恶化的原因，但我依然支持减少各类寻租行为的政策措施。
一个极其重要却又非常棘手的领域是金融业，我们看到了许多巨额赔偿方案。一方面，这个产业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从业者负责配置资本和风险，并提供流动资金。他们通过一种分散化和竞争的方式决定了哪些企业和产业需要收缩，哪些企业和产业应该鼓励扩张。一个国家把最聪明和待遇最高的人士投入这个产业，当然是值得的。但另一方面，金融企业里发生的某些事情又的确带有寻租的意味。比如，某个高频交易员找到了某种办法，使他对重要信息的反应速度能够比竞争对手快上零点几秒，他获得的巨大的个人回报就可能远远超出其创造的社会价值。设计立法和监管框架以确保金融活动的性质和数量如我们所愿，是件高难度的任务。此类解决方案可能会影响分配平等程度和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水平，但它所涉及的主要还是效率问题。一个有效运转的经济体需要恰当地配置人才，我们绝不希望让下一个斯蒂夫·乔布斯为成为华尔街的高频交易员而放弃硅谷。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担心有下一个乔布斯发财致富，只是希望确保他通过对社会有贡献的方式来发财致富。
机会平等的必要性
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对缺乏机会平等的担忧。机会平等本身就经常被视为社会目标，但经济学家们还认识到，不能保证机会平等通常还会导致效率损失。如果有的人被预先排除在某些人生轨道之外，他们可能就难以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体来说，如果穷人家庭的孩子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无法完成学业，他们就不能积累起恰当数量的人力资本。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既有害于公平，也会影响效率。
测算机会平等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斯蒂格利茨在其2012年的著作中提出过一种办法：收入水平的代际传递。他谈道：“如果美国真正是片充满机遇的土地，那么出自穷人家庭或者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人获得成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的机会，就应该与出自富裕家庭、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以及社会关系发达的家庭的人相同。”换句话说，根据这种机会平等的定义，人们的收入水平应该与自己父母的收入水平无关。不用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于是斯蒂格利茨的结论是，美国人在保证机会平等方面是失败的。
然而对这个议题的回答不应该如此轻率，因为收入水平的代际传递还与机会平等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有关。尤其是，父母与子女有基因上的联系，即使在完全机会平等的世界里，这种遗传联系也会导致收入水平存在代际关联。例如，很多研究发现，智商存在高度的遗传性，聪明的父母更容易生出聪明的孩子，一般来说他们的智力优势会反映在收入优势上。当然，智商只是反映才能的维度之一，但我们很容易推论说，其他维度的才能，如自控力、专注力和人际交往技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遗传性。
以上说法并不表明我们生活在基因决定论的世界里，实际情况也当然不是。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经济成就与基因遗传完全无关也是错误的。近来由本杰明等人所开展的规模较小但正在扩大的基因经济学（genoeconomics）的研究报告称，“对双胞胎的研究显示，曾经作为测量误差而被修正的经济成就和偏好的差异，与许多生理特征和个人性格一样，似乎都是可以遗传的”（Benjamin等，2012）。类似的是，萨瑟多特关于收养儿童的人生成就的研究发现，“虽然教育成就和收入水平是很多经济学研究的关注点，但它们却是受家庭环境的差异影响最小的方面”（Sacerdote，2007）。相比之下，家庭背景对饮酒行为等社会变量的影响要更为显著。这预示着不能简单地把收入的代际传递现象归咎于社会未能提供平等的机会。萨瑟多特估计，家庭收入差距中约有33%可以由基因遗传因素来解释，只有11%可以归结为家庭环境的影响，其余56%包括与家庭无关的环境因素等。假如11%的估计值大致正确，那就意味着现实社会距离机会平等的定义并不遥远，因为良好的家庭环境固然能够给一个人的人生成就提供帮助，但对人们未来的经济收入发挥的作用并不很大，基因遗传和家庭之外的环境因素则重要得多。
鉴于我们的社会与机会平等的理想状态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分配左侧的长尾上（贫困人群），而非右侧（富裕人群）。贫困伴随着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容易理解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不能得到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反，我认为顶层的1%人群的儿童能获得的教育和职业机会与中产阶级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我的这一观点来自本人的经历，我自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我的孩子则是由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父母养大的。但与我年轻时相比，他们获得的机会并没有显著增加。
总之，我能得到的结论是，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尤其是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的担忧，基本上不能归结为效率问题和机会不平等问题。如果将富人阶层的收入增长列为公共政策的焦点，必须是因为收入差距本身已构成了严重问题。
重大的取舍
阿瑟·奥肯（Arthur Okun）通过他在1975年的名著的书名，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面临“重大的取舍”。我们可以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府体制，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但这样的体制是一种“漏桶”。某些资源会在转移过程中被消耗掉。奥肯指出，渗漏并不能阻止我们进行再分配，因为我们看重的是平等本身的价值。当然由于我们同时也关注效率，这种渗漏会妨碍我们实现经济资源的完全均等化。
现代经济学家分析这一课题的正规理论框架来自莫里斯（Mirrlees，1971）。在标准的莫里斯模型中，个人从消费（C）中获得正效用，提供的劳动量（L）产生负效用，生产率（W）使人们的报酬有所差异。
在没有政府再分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消费都将等于WL。生产率较高的人能获得更多的消费、更高的效用和更低的边际效用。然后，模型引入政府的角色，作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以最大化全社会的总效用为目标（有时候一般社会福利函数与个人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联系）。社会计划者希望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高、边际效用较低的人那里，转移给生产率较低、边际效用较高的人。然而这种再分配不容易实现，因为政府难以观察到生产率W的水平，政府能看到的只是收入水平WL，即生产率与劳动量的乘积。如果政府的再分配幅度太大，生产率较高的人就会偷懒，表现成生产率较低的人。于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放弃最优的平均主义结局，选择次优的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与奥肯提出的带着漏桶的政府一样，莫里斯的社会计划者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容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继续存在。
如果采用这种理论框架，有关再分配的讨论就会转向核心参数的问题。尤其是最优的再分配幅度取决于劳动对激励的响应弹性，假如劳动供给完全缺乏弹性，再分配的桶就没有渗漏，社会计划者可以达到完全平均的结果。假如弹性较小，社会计划者也可以接近实现目标。但假如劳动对激励的反应很灵敏，再分配之桶就会变成筛子，社会计划者应该尽量减少再分配。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有关最优再分配程度的讨论主要围绕劳动供给的弹性来展开。
但即使人们愿意接受这个理论框架的功利主义假设，也有充分理由怀疑能否从中得出具体的量化结果。研究者们采用莫里斯模型的时候，他们通常如莫里斯本人那样假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偏好，彼此之间只是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对于一个解释性的理论而言，该假设有用，但不符合实际。人们的收入存在差距，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对消费、闲暇和工作的感受各不相同。可是承认偏好的差异，又会削弱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Lockwood and Weinzierl，2012）。例如许多经济学教授本来可以选择收入更高的职业，如企业经济师、软件工程师甚至商业律师等。他们愿意享受教授职业带来的人身和思想自由，而放弃部分现金收入，这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出于生产率方面的考虑。有人选择其他职业则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收入中能得到更多的效用。即使不考虑激励效应，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计划者也应该给这些人配置更多的收入。
通常采用的莫里斯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税收影响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任何有良好入门教育的经济学专业学生都知道，对产品和服务征税，税负将由卖方和买方分担。然而在莫里斯的模型中，对某个人的劳动收入征税，只会使劳动服务的卖方承受损失。这一理论假定对劳动服务的需求具有无限弹性。如果采用更为现实的假定，税负将更为广泛地分摊给劳动服务的买方，或者还包括互补型投入品的卖方。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政策对经济福利再分配的作用也将被削弱。
更为困难和深刻的一个问题在于，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为基础来分析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奥肯和莫里斯的理论是否给经济学家们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出发点？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从一开始就对此类模型表示质疑。
功利主义的尴尬之处
对经济学家而言，用功利主义观点来分析收入分配课题是很自然的事情。功利主义者与经济学家们有共同的学科来源，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早期功利主义者也是早期的经济学家。功利主义还把经济学里的个人决策模型推广到社会决策层面。如果接受功利主义政治哲学，那么社会管理同样会成为一种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然而，功利主义的分析方法虽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也充满了各种问题。
其中一个经典问题是人们之间的效用可比性。我们可以通过某人在不同价格和收入水平时的消费选择来推导其个人的效用函数，但这种显示性偏好的办法所描述的效用在本质上是不可量化测算的，也不可能对不同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神经科学研究的进步或许会在将来找到对人们的幸福程度的客观测算方法，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某人的边际消费金额所产生的效用大于或小于其他人的边际消费的效用。
另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涉及分析的地理尺度。通常来说，对收入再分配最优水平的分析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但功利主义理论本身并不表明存在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收入差距。如果可以设计国内的税收和再分配体制，把资源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转移给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那是否也可以有类似的国际体制把资源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转移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扩大对外援助，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建议对富裕国家征收像富人面对的边际税率那样高的调节税。既然在全球层面不愿意采用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那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是否该在本国采用。
马修·文泽尔（Matthew Weinzierl）和我在2010年的论文还提出了警惕功利主义的一个理由：这种理论可能把“标签”用到大多数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步。阿克洛夫（Akerlof，1978）的研究指出，如果社会计划者能观测到与生产率有关系的个人特征，那么除了收入水平外，最优税收制度还可以利用个人特征的信息来决定每个人的赋税。税收制度越是以此类个人特征为基础，而不是收入水平，对激励产生的扭曲就越小。文泽尔和我的研究表明，其中一种个人特征的“标签”是身高。身高与工资的相关程度足够强大，根据身高来征税是完全可能的。与之类似的是，根据功利主义理论，税收体制还应该让一个人的赋税水平成为种族、性别以及其他很多外生特征的函数。当然，很少有人会赞成身高税的建议，文泽尔和我的研究也并不是在提交严肃的政策建议。按照种族来设计所得税可能更不得人心（虽然阿列西亚等人曾热心地建议过按性别征税，Alesina等，2011）。但这些理论上的可能性却不容忽视，如果我们对待某个理论的态度是只采纳其推导出的合意结论，而对其他结论视而不见，那就好比醉汉眼中的光柱——只想找个依靠，而不是给自己带来光明。假如功利主义指明的政策方向让多数人不喜欢，那它或许就不应该是思考再分配和公共政策问题的良好理论基础。
最后考虑一下功利主义理论是否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我们可以首先设想功利主义的社会计划者能得到的最优结果，假如与莫里斯模型相反，社会计划者可以直接观察到每个人的生产率，于是就无需担心激励问题，设计直接针对生产率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即可。最优政策将使每个人的边际消费效用相等，如果效用函数是消费和闲暇的可加总的形式，那表明每个人的消费量也相同。然而，由于某些人的生产率更高，每个人的闲暇水平相同不符合最优结果。社会计划者于是将要求生产率较高的人从事更长时间的工作。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最优配置方案下，社会中生产率较高的人将提供更多劳动，消费量却与其他人相同。也就是说为了使全社会的总效用最大化，生产率低的人可以比生产率高的人享受到更多的效用。
这种结局即使可能实现，又真是我们希望实现的吗？忠诚的功利主义者会信服模型的逻辑，并得出肯定的答复。我本人却不认为那就是我们希望实现的理想，相信大多数人也不会赞同。有研究表明：优秀应该得到奖励，这是年幼的儿童也会有的本能感觉（Kanngiesser and Warneken，2012）——但我怀疑这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会导致的激励效应。假如以上看法成立，那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功利主义社会计划者理论有显著不同的、关于最优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新模型。
听听左翼的意见
近年来，左翼政治势力更多将注意力放在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上，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提出对高收入者增税、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以及讨论经济不平等的大量书籍等。虽然我并不赞同左翼派别的政策结论，但我认为他们的理由值得仔细倾听，以便弄清楚其观点所依据的哲学原则和实证理由。
我相信，将左翼派别的主张与经济学家的标准理论统一起来并不容易。根据奥肯和莫里斯的理论赞同扩大再分配的人可能会这样主张：“富人的收入更高，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比其他人更大。然而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他们从最后一美元消费中获得的价值并不高。因此我们应该拿走他们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社会上生产率较低的成员。尽管这一政策会使那些生产率最高的人的劳动量减少，并使经济总量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为增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效用而需要承受的代价。”
以上论述当然不足以鼓动起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因此，让我们再来看看左翼派别为扩大收入再分配提出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第一类理由是，我们目前的税收体制是累退性质的。最知名的案例是，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超级富豪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募捐活动里提出，富人缴纳的税收太少。巴菲特以自己作为案例，他声称自己前一年的税收仅相当于其应税收入的17.7%，而他的前台接待员却需要把30%的收入用于缴税（Tse，2007）。于是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所谓《巴菲特法则》（Buffett rule），要求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纳税人至少缴纳30%的联邦所得税。
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巴菲特的数字表示怀疑。如果这位接待员的确是中产阶级类型的纳税人，那么巴菲特很可能是把社保性质的薪资税（payroll tax）和所得税加起来，才说她缴纳的税收达到了30%。而巴菲特在计算自己的仅为17.7%的税负时，他的大部分收入应该是分红和资本收益，同时他没有考虑到这些资本收益在公司层面已经缴纳过税收。如果要进行全面的税负核算，那不仅应该包括劳动收入的所有税收，也应该包括资本收入的所有税收。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2）在测算联邦税负的分布时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与巴菲特的宣传大相径庭。在2009年这个有数据可查的最新年份，美国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群的平均收入为23500美元，缴纳的联邦税负仅为其收入的1.0%。中层五分之一人群的平均收入为64300美元，缴纳的联邦税率约为11.1%。最上层的五分之一人群的平均收入为223500美元，缴纳的联邦税率约为23.2%。最顶层的1%人群的平均收入为1219700美元，需要将28.9%的部分上缴给联邦政府。某些纳税人的确在积极筹划避税措施，也可能出现某些高收入者缴纳的联邦税较少的个案。但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清晰地显示，这些情况是例外事件。总的趋势上看，联邦税制是高度累进性质的。
左翼派别的第二类理由是，富人的收入并没有反映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在标准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然而有各种原因导致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形出现差异。假如某人的高收入是来自政治寻租，而非生产出了高价值的产品，这种结果既会损害效率，也被广泛视为不公平。斯蒂夫·乔布斯通过iPod和Pixar电影公司发财致富，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不满。但华尔街的金融高管通过纳税人出钱的救助方案获益，则导致群情激奋。
这里的关键是，顶层的1%人群的高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率优势的反映，而非某种市场缺陷所致。这是个实证经济学课题，但不幸的是并不容易解答。我在阅读各种证据后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豪富阶层的人士是通过做出巨大的经济贡献而获得成功的，而不是利用了体制因素、市场缺陷或政治手段。我们可以看看首席执政官们获得的高薪，他们获得的待遇无疑非常优厚，其长期增速也高于普通员工。评论家们有时会说，这种高薪证明各公司的董事会未能尽责，他们并没有代表股东的利益，而是过分偏袒执政官们，支付的报酬超出了对方对企业的实际价值。不过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股权集中的企业的行为。在一家公司里拥有控股地位的私人股权机构并不存在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所谓委托代理问题，而这些股权集中企业给首席执政官的待遇同样优厚。卡普兰（Kaplan，2012）的研究报告说，在过去30年里，股权集中企业的执政官待遇的增速高于上市公司。还有研究（Conqvist and Fahlenbrach，2012）发现，在上市公司退市后，首席执政官们的工资和奖金往往都会增加。这些事实表明，对首席执政官们获得高薪的最自然的解释应该是：优秀的企业高管的价值绝对不同寻常。这个结论与有的学者建立的CEO模型的结果也正好一致（Gabaix and Landier，2008）。
左翼派别的第三类理由是，富人从政府提供的物质、法治和社会基础设施中获得了好处，因此也应该为此做出贡献。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你取得成功的路上，某些人给予过帮助，你生活中遇到过某位杰出的老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这一不可思议的美国制度是某些人帮助建立的，它让你兴旺发达。道路和桥梁也是由其他人投资兴建。如果你拥有了某项事业，那不是你创建的，而是其他人的功劳。互联网不是无中生有，是政府的研究项目创建了互联网，然后所有的企业才能从中赚钱。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同时也是因为全社会的共同协作。”
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学的说法，奥巴马总统更多地强调了福利原则，而非支付能力原则。他的意思是，不同于奥肯和莫里斯的理论，对富人实行高税收不是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效用低，而是因为富人获得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因此也有义务为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出钱。
此类理由提出的实证课题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到底提供了多大的好处？无政府状态会让富人和大多数人的处境恶化，因此政府设施的平均价值显然很高。然而与加入生产过程的其他投入品一样，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应该从边际的角度定价，而边际价值的测算要难得多。前文已经指出，顶层的1%人群平均来说要把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缴纳联邦税收，如果把州税和地方税加入，纳税额约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些凭什么还不足以偿付政府基础设施的价值？
与之有关的一个事实是，长期以来，政府支出中用于转移支付的比重在提高，而不是把更多的部分用于购买产品和服务。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在提高，这不是因为提供了更多和更好的公路、更多和更好的法律制度、更多和更好的教育服务，而是因为政府更多地利用税收权力，在人们之间进行收入转移。在讨论政府服务的好处时，绝不能忽视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左翼派别关于扩大再分配的理由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值得怀疑。如果现有的税收体制是累退性质的，如果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远远超越他们的经济贡献，如果富人享受的政府服务多于他们缴纳的税收，那么提高最高税率的建议的确会极具说服力。只是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说法成立。
另寻哲学框架的需要
就像罗尔斯（Rawls，1971）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常见的鼓励收入再分配的理论构想是，假设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处于“无知”的“初始位置”。这种初始位置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某个时点确立的，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每个人未来的命运、才干以及富裕程度如何。处于这种位置的风险规避型人士会愿意购买保险，以防备自己出生后陷入较为不幸的境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合约，处在理论上的初始位置的人本来也会自愿加入此类合约。
但我们可以继续这个逻辑的探索。处于初始位置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应该不光是财富的多寡，他们还会担心未来的健康状况，例如肾脏的健康。大多数人有着两个健康的肾脏，其中一个不是必需的。某些人则会得肾病，肾功能衰退经常导致寿命缩短。于是，初始位置的人肯定愿意加入能保证自己至少有一个健康肾脏的保险合约，这也就意味着，他愿意在自己健康时做肾脏捐献者，以换取在不幸的时候成为肾脏接受者的保险。支持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险理论，也理应支持由政府强制实施肾脏捐献计划。
毫无疑问，这样的计划一旦付诸严肃的讨论，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会表示反对。他们会说，一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人体器官，关于无知状态下的初始位置的理论推导不能侵犯这种权利。假如大多数人真像我猜测的这样想，那么这种反对意见也动摇其他类似的理论。如果在初始位置签订的这种社会保险合约不能剥夺一个人对自己器官的支配权，为什么就可以剥夺一个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
与收入分配的社会保险视角不同，我在以前的研究中（Mankiw，2010）提出了另外一种分析角度，称其为“正义需要”理论（just deserts）。根据这个理论，人们应该获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报酬。如果经济体处于古典竞争均衡状态，没有外部性和公共品，那所有人获得的报酬水平都等于其边际产量，不需要政府来改变收入分配结果。只是在经济体偏离古典状态之后，政府的作用才出现，必须用庇古税和补贴来纠正外部性的影响，实行累进性质的所得税则是基于公共品筹资的受益原则。穷人获得的转移支付也是合理的，因为减贫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Thurow，1971）。
关于收入分配的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与长期影响经济学家们（包括奥肯和莫里斯在内）的功利主义视角有很大区别，但并不是全新的观念。这个视角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96，1958年英文版）和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1919，1958年英文版）所提出的“合理税收”（just taxation）概念。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一视角更符合我们先天的道德直觉。与功利主义视角相比，前文所述及的许多左翼派别的理由也更容易同正义需要理论进行对话。我并不反对左翼派别的很多观点本身，而是认为其结论所依据的事实不准确。
人们采用的政治哲学观会很自然地影响与最优政策有关的经济问题的内容。功利主义理论会带来如下这些议题：消费边际效用的下降幅度有多快？生产率呈现出怎样的分布状态？税收会给工作积极性造成多大的影响？而正义需要理论则主要关注其他一些议题：顶层的1%人群的高收入是反映了超高的生产率，还是某种形式的市场缺陷？公共品的好处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呈现出怎样的分布状态？对于后一组问题我有自己的推测，并已在本文中有所揭示，当然我首先承认这些推测都带有尝试的性质。幸运的是，这些都是实证性质的课题，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可能带给我们更确切的答案。
为了凸显这两种思路的差异，让我们看看它们会如何解答最高税率的议题，具体来说，我们是否应该像法国总统奥朗德那样将最高所得税率提高到75%，或者像美国在1950年代多数时候那样提高到91%？功利主义思考方式的社会计划者会说，只要高税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的副作用不是太大，那样做就是可以的。而从正义需要理论的角度来看，即使不考虑对积极性的影响，这种惩罚性的高税率也是错误的。哪怕大多数公民表示支持，利用政府的强权来剥夺如此高比例的个人劳动成果也是不正义的。
最后一点，如果有关收入再分配的观点有很多分歧，那并不奇怪。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估算关键的经济参数，但这种计量研究无法消除哲学观上的分歧。我希望本文所做的反思能帮助某些读者从新的视角来看待目前的形势，相信这些论述至少能够提醒大家，仅仅依靠实证方法不可能得出基本的规范性结论。■
（余江译）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学原理》，本文刊发于《比较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八)：拼凑的书评用来交作业，各种参考，各种借鉴，不要喷
1%、99%，两个数字引发了斯蒂格利茨的思考，于是诞生了这部颠覆你制度幻觉的书籍。本书共十章，以美国作为讨论的对象，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目前社会不公平的现状，提到了不公社会的隐忧以及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失能。接着，作者深入叙述了不公平带给民主、社会的伤害，甚至是造成了法律的不公，并指出了社会因为这样的不公平，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最后，作者针对目前现在的状况，提出了很多政府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应该需要的思考。
在书中的序中便抛出了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二〇一一年起，各地年青人揭竿而起，从突尼斯、埃及，然后扩散到了中东其他国家。不久后，西班牙、希腊、英国等地的人民，也都因不同的理由走上街头。自2008年的危机爆发以来，年青人失业率已超过40%，美国的年青人用“占领华尔街”运动回应了同样的诉求。斯蒂格利茨更是直接点出了：那么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银行家却依然坐领高薪；两相对照，不公平的情况十分刺眼。 尤其是在美国，榜样的作用正在动摇，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底层群体的痛苦更是显而易见。
过去人们还常说，观察不平等的变化就像观察草的生长，短时间难以看出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情况早已迥异。“寻租”，所有通过一系列所有权而得到的回报。通过供求定律，技术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而当寻租和政府进入同一个波谱，那错综复杂的垄断便开始了。富人收入的获得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没有他们的努力也会被创造出来的财富，如此，强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裁判提前给予了寻租的优势。
我们同时也要强调抽象的市场。市场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他们也被政治过程塑造了。供求定律和技术革命，技能较强的工人取代了技能较差的工人，而技能较差的工人取代了没有技能的。加上经济衰退而低需求无法创造什么工作岗位，结果造成了停滞的甚至是下降的工资水平。而另外的市场力量贸易全球化（商品和服务流通）以及资本市场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整合）都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最终它们都增加了各国面临的风险，在复杂的运动中让不平等进步加深。而来自市场却超越市场的力量就是社会中的变革，公司治理后的大裁员、不公平的歧视都让分配变得不平等，让公平的天平产生了倾斜。
而当我们谈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便开始了种种矛盾的辩解。“赤字迷恋”无法根据经济学原理来自圆其说，但它可能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倾向于今天借钱来为明天投资，但这已然成风。然而一旦削减开支，总会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于是针对财政政策，在这两个极端中总是进行着预算之争。而当涉及货币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政府金融部门以及上层的其他利益群体而设计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引起投资的复苏，但是它的确激励了那些计划投资用廉价资本取代劳动的人。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相应机构没有创造出稳定，也没有创造出可持续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创造出让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公民都受益的经济增长。
我们为分配不均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分配不均正使经济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包括生产力降低、效率低下、成长降低、不稳定升高。而降低这种分配不均的冲击，远远超过可能需要承受的任何成本。可能有些许危言耸听，目前美国的民主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元一票。顶层，尤其是掌握权势的人试图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框架讨论的方向，并利用各种工具、资源和诱因，以满足他们利益的方式去塑造信念。而这一切，也让美国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这一切在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上野蛮生长，开出了各色奇异的“花朵”。在美国，占领华尔街就是其中一个小的缩影。
然而，美国正在为巨大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付出高昂的代价，社会，制度也将付出高昂代价。这是一个“逆向动态”或者说是“恶性循环”，更大的不平等导致了更少的机会平等，更少的机会又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不稳定，不平等，但是正如前国际货币基金主席卡恩所言，这都不是真切的，“最终，就业和平等是经济稳定与繁荣，政治稳定与和平的基石”。在这个不平等导致的恶性循环中，经济流动性下降继而又对国家经济增长和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每当削弱机会的平等时，我们就没有最富有成效的方式来利用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人，这才是我们世界，国家，社会所有该关怀的。
当探讨了一切现象与根源之后，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回到现实。首先，要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行税制的改革来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其次，帮助普通的民众，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并加强社会保障。摆在眼前的当然是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构建新型的社会契约，恢复可持续和公平的增长。当放眼全球时，有效管理全球化并创造平等。
美国梦是曾经的人人追逐的梦想，而在我们中国，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实现复兴，中国梦也总是回荡在我们耳畔。一切来源于现实，并回归于制度，而这，更多考验就是我们的智慧了。
《不平等的代价》读后感(九)：宏观经济学小白入门手册
Economy novice-friendly! Terrible translation, though. Get deeper insights of the inequality in America: The privileged 1% and the rest 99%. The richer you are, the more power you obta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judiciary sector and the political sector interact on each other in a vicious cycle, which is a pressing issue needs to be tackled!
kills matte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