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公众》读后感10篇
《幻影公众》是一本由[美]沃尔特·李普曼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幻影公众》读后感(一)：民主政治宁滥勿缺
与传统民主理论中合格、理想的公民形象相违，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参与政治决断（不止是个别的公共事件，因为那缺少广泛而共同的社会意义，而是指全面的公共事务）。而面对这样在民主意义上讲充满缺陷如同幻影的公众，优生学、教育和道德都是无能为力的。民主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多数原则，不过是君权神授的一种新面目，因为51%的多数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美德与智慧。但公众并非全然的无力，公众舆论可以在危机出现时维护底线，以及能够辨别出可以处理这些危机的个别人（政治精英）。这时就需要一个以法律和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作支撑，特别注意，这个规则应该是能够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是得到充分说明以使违背无所遁形的，并且要为规则的修订设置规范的程序，还要公开进行。否则社会只会为部分党派群体的利益服务。当然，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公众舆论还是宁滥勿缺，尤其是在每个人专属于自己的思想、灵魂与目标都应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更是如此。
《幻影公众》读后感(二)：梗概、笔记和心得
这本书介绍了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不同于传统民主理论家的观点（将公众描述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拥有超越个体意愿的统一意志），而是认为民众只是偶尔参与投票、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公众只是个幻影。在这方面，他与当时主流的民主理论（杜威为代表的自由思想者）是相反的。
如果从民众与媒体的关系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舆论是可以被媒体影响左右的，这是李普曼观察一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舆论的事实后得出的观点。
他从民主程序和制度设计上论证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用选举的方式来表达公众意愿的理想是个幻想。说白了，选举是一场游戏（这倒是很符合我们中国学生在政治课本中学到的关于西方民主的批判观点）。
他试图探索民主优化的新途径：1）重塑“公众形象”。他认为，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不是社会的声音，而只是旁观者的声音。——而这发出旁观者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干预进来制衡专横力量，就是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2）将参与政治的人分为两类，局内人和局外人。而局内人就是代理者。而且，代理者和旁观者并不是固定的，一个事件中的行动者可能是另一个事件中的旁观者。一种真正有效的公众，被定义为“特定的人”ad hoc，在特定情况下、特定环境中的“对某一特定事务感兴趣的人”。3）找到一种让全体公民获得信息的方式——这是能让公民正确评估和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复杂关联事件的重要方法。（这被书的前言作者描述成一种“精英主义”，然而李普曼本人是否真的是崇尚精英主义？或者说，李普曼理解的精英主义是否是前言作者所理解的、乃至是否是读者所理解的“精英主义”？）
用这样的途径，他为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开辟出一条新路。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融入了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多元主义，是一个“真实的”过程。
从哲学依据上，李普曼将依据建立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上，而不是“过时的”进化论（杜威思想的哲学依据）。这种哲学依据是一种现代人无法用自身体验理解的令人困惑的宇宙观，这部分是因为科学固有的局限性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
我的一些联想和心得、摘要：
1）在P6-7中，开篇李普曼就描述了全民拥有选举权的同时、公众并不愿意投票。举书中描写，1924年的竞选活动中，就动用了别的手段，才让选民数量增加。而事实上，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的经典研究《人民的选择》才出版，而“人民的选择”正是研究选举和投票行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2）关于教育，李普曼是这样说的：现代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学校教育中老师和教科书根本无法提供给学生相应的应对方案。在教科书中，一股脑将所有的公共事务问题都抛给学生，然而学生并不关注而且丝毫不感兴趣。——确实这个情况和中国现阶段的教育现状一模一样啊。泪目。
3）就像教育无法培养民主公民一样，指望道德来指引民主也是徒劳的。李普曼援引了一个达尔文曾说过的故事：村里的慈祥老奶奶越多，猫就越多，那么田鼠就越少，而田鼠会破坏蜂巢，因此田鼠越少，蜂巢越多，蜂巢多了之后，三叶草就会长势上升，三叶草多了，牛就吃得好。
在这个链条中，如果你是猫，或者你是喜欢吃牛肉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老奶奶。
但是，如果你是田鼠，老奶奶对于你来说就是危害般的存在。
所以，我们所认可的良好秩序，不过是能够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愿望和习惯的秩序而已。
说白了，没有一个固定的道德模式在利益冲突的时候，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4）那么，将经济权利的分布变得像选举权一样广泛时（国家集权分配经济权），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吗？李普曼认为，这个假设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5）公众舆论承担的社会角色，是由它处于事件外围这一事实决定的。选举所遵循的只是多数人原则，而从本质上说，它只是君权神授的一种新面目。——一种多数人的强权。
6）19C的伟大发现证明，发展进化系统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它们彼此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有些相互关联，有些彼此冲突，但是，每一个系统都在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规律进行发展演化。非均衡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不和谐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
7）P67开始的论述，非常宏大，非常精彩。
《幻影公众》读后感(三)：李普曼的公众观
1938年，法国巴黎。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组织了一场专题研讨会，讨论沃尔特•李普曼于此前一年出版的对罗斯福“新政”颇有微词的新作《良好社会》。
1947年，瑞士朝圣山。来自多个国家的39位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精英会聚于此，探讨古典自由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经济学家中，先后有八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朝圣山学社”的初始会员，沃尔特•李普曼出席本次会议。
沃尔特•李普曼是谁？他何以能够屡屡成为一流学术论坛的参与者，以“业余身份”在学术界“登堂入室”？如果想想他自1910年代直至1970年代一个甲子的笔耕生涯留下的20余部著作和千余万字的政论作品，能够获得以上的际遇也就毫不为奇。这位 “赫赫声名开万户”的美国政论家曾经是欧美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论，曾对20世纪30－70年代的美国政治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亦曾引导人们如何去认识风云变幻的20世纪。
20世纪20年代，迈入而立之年的李普曼先后撰写出版了六部著作：《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1920），《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922），《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人的命运》（Men of Destiny，1927），《美国检察官》（American Inquisitors，1928），《道德绪论》（A Preface to Morals，1929）。其中，前三部著作涉及新闻、舆论和公众，皆与民主政治相关，而又以《幻影公众》因“态度悲观，色调灰暗”而饱受争议。在这部被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称之为“具有说服力、充满生命力的观点”的著作中，李普曼以冷静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传统的民主理论认为，在公众中形成的舆论和新闻界对信息的传播及其对公众舆论的反映乃是民主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在传统的民主理论家看来，公众是有政治能力的理性个体，如果为其创造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就能很好地促进民主。这在李普曼看来不啻于天方夜谭。在他的视野中，“当今的普通民众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应关注舞台上展开的神秘故事，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普通民众……不听演讲，不读文件，……我相信他被赋予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被要求去实现无法实现的理想”。李普曼认为，传统民主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政府功能”与“人民意愿”混为一谈。 此外，传统民主试图通过舆论力量健全民主，这在李普曼看来也是枉然：“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是相关的旁观者的声音。因此我相信，旁观者的观点必定在本质上不同于行动者，旁观者所能采取的行动也必定与行动者有本质上的差别。” 在李普曼的观念中，旁观者无异于局外人，是不知情的大多数，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公众，而行动者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掌握足够的信息，有能力参与政府运作。李普曼的上述思想并非一蹴而就，他原本对民主政治寄予厚望，但现实世界击碎了他曾经的梦想。就像迈克尔•柯蒂斯指出的，“就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李普曼早期对费边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充满同情，后来转变为非教条的保守主义者，后来甚至演变为某种形式上的政治怀疑主义”，以上三部著作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而《幻影公众》正可以被看作一部“政治怀疑主义”之作。
在学术史上，涉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时，研究者常常将李普曼和杜威二人的观点进行对比。事实上，李普曼和杜威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大不相同。李普曼的民主观深受帕累托、布赖斯、米歇尔斯等人的影响，是典型的精英民主观，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此不同，杜威所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生活，而不仅仅限于政治选举和政治运作。他曾说：“默默无闻的群众个人可能并不聪慧。但有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这就是鞋子在何处夹脚，那儿就是他们的苦恼”，表明他关注的“民主”比李普曼要“宽”得多。
好作品还须好译者。11世纪波斯天文学家奥玛尔•海亚姆的诗集《鲁拜集》在欧美广受赞誉，很大程度上仰赖菲茨杰拉德的精妙译笔。《幻影公众》的中译者林牧茵女士系国际关系学博士，硕士时曾专门研究李普曼冷战思想，她目前供职于上海电视台，身在业界，心系学术。她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使得此书中译本清晰流畅，颇具可读性。
《幻影公众》读后感(四)：读《幻影公众》小序，我这样想。
书中讲的正符合我，说来惭愧。
书的作者李普曼反对我们所谓的民主，公众舆论只不过是幻影而已。
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这一路走开，民主这个词是经常被提及到的，选班干部要大家投票，评价代课老师的课需要大家投票，对一些老师或者领导做出的关于某项政策提出意见或者投票等等，不过在做这些的时候是真正的有效的吗？对于我来讲，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由自主的都会加入自己的个人偏好情感进去，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结果有参考价值吗？有些时候偶尔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许还是有些耐心去做，但是当我们知道这里面或许有内幕的时候，而且自己也是徒劳而已，在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大多应该会是选择敷衍了事或者不去理会了吧。还有些时候我们根本对他们要求做的内容知之甚少，做出选择或者提出的意见也只是瞎蒙而已，这样难道也有参考意义？
这时候的民主到底是真正的民主吗。或许是，但是真的好吗。我跟赞同李普曼的观点，他反对民主，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吗？
《幻影公众》读后感(五)：无题
整本书看得不甚理解。令人吃惊的是书的序言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才疏学浅，序言和书的内容理解上多有偏颇；而谈到总结和联想论述，恐怕我也不会比序言做的更好。我当就一些有感触、能看懂的字句发表一些看法，见笑。
第二章探讨了教育相关的问题。李普曼抨击了传统上道德家认为社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适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性原则，并提出了这是一个道德的悖论。我相当赞同。联系当下，专门学科的教师口口声声说学习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的知识，而是为了获得学习的方法。这其实很扯淡。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学习”的方法，通过学习大量的不同类别的科目也无法找到这样的方法。我本人是认为知识就是知识，学习的就是知识，并相当反感教师的这种说法。我曾想过为什么他（她）们要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划清高等教育（正统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界限，也可能是为了将学习的意义上升到一个高度，而捏造出的一个借口。
同一章节里李普曼在论述“公众对于认清事实本身上是有困难”的时候举了一个教授的例子。说是沉思中的教授撞到了一棵树，并道歉说“先生我以为你是一棵树”。愚以为，作者此处观点很好但是总觉得有些在诡辩，举例和说理并不一一对应。那个例子说明的是教授沉思之深，而不是搞不明白对人和对树的义务，即所谓的问题本质。所以要把模型套在选民身上，也至多是得到“心中全神贯注在思考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的选民在和自己相关度不高的事件处理上是漫不经心的”结论。如果要把边思考便行事选民分辨不清条款、公民辨不清义务的例子套到教授身上，那么就不能说是沉思中的教授撞到了树但沉思到把树当作人去道歉的地步，而是“在想儿子入学考试结果怎么样了的教授做学问的时候有倏忽”。总之，这二者不能完全对应起来，不能简单地忽略教授的身份、漫步的环境，不能作为强有力的支持公民不能够、也没精力全权了解社会的例子，虽然这是事实。
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这一段是比较有感触的。我想先简单总结一下苏的观点：知识是美德的共性和基础，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敢等，都和知识有紧密相连的关系；人的善恶是基于知识的，人所求都是自以为善的东西（如果求恶，那么这个“恶”也是个体认为是善的东西）。善是有益有福的，恶是无益有祸的。而评价标准基于知识的积累。（参考并总结自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twQtAjIalK3ajx18al4trTxIQ2AkyA8FyRn9iNkbIzwHlCfI55iP9CUhv9qMZOvwVqMeQ2pvE5xMpcqPoAY62q 其中这一段关于苏格拉底名言“美德即知识”的解析非常有帮助。但是我觉得作者在联系实际的时候的两个方面并不准确。作者分别阐述了学历和美德、教育和美德的关系，觉得自己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苏格拉底给出的绝对观点是美德和知识的关系，知识是美德的基础，学历在现代和知识的获取只有相关性，教育在苏的想法中也只是获得知识的途径，所以苏格拉底说的是“美德即知识”，而不是“美德即教育”、时髦点来说“美德即学历”，这是不准确的，作者在偷换概念。）苏格拉底提到过一个奴隶贵族统治。我觉得这和当今中国的精英统治、金字塔机制是相通的，与李普曼所说的专家来做决定的观点也是相类似的。这样的观点后人当然以为狭隘，后人习惯运用辩证法去看事情，似乎觉得自己的作法更加全面更加温和。但是这是在分析事务的时候才能做的事。在提出观点的时候这个观点是要绝对的、纯粹的，因为思想家是综合考量过事务的正反面才会做出这样的决断。可能他考虑了奴隶精英统治的缺点n条，优点只有n+1条，但是为了保证观点的纯碎这样做学问的态度和规则，他提出的只有一面倒的观点，顺便倾倒出自己的思维。观点不容许调和和辩证，“这是我的观点”。
在第三章的“代理人与旁观者”，李普曼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公民没有办法成为认识清世界的模样。关于信息爆炸的担忧还有每个人个体烦恼的无穷性和总体上的极度渺小写得非常到位。也在本书里首次提出了选举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即选举是一种暴力。
第六章“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里，译文将Great Society翻译成“伟大社会”，我觉得并不是很恰当。可能这里应用“超大规模社会”更合理，来对应Aristole的理论。
第七章“问题的本质”里，李普曼认为问题的本质是非均衡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和谐。我认为这就是另一种说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李普曼运用了很多别的可爱的例子，比如蚊子和大象，但我都认为不是很恰当。这一章的论述展开看得不是很明白，认为可能作者有些过于抽象了。然而论点并不一定要上升到那种高度才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愚以为不是很恰当。
第十二章“改革的标准”。公众通常是把事务的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杰出的人士，绝大部分问题都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掌控范围内，普通公众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点点。公众整体是这么去移交权利和权力的，但是公众中的个体就是普通人了，他们的确没有权利和能力，了解也是比较表面化的。当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而产生危机，也就是当执政党中有人策反，他们会利用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性和能力低下导致的知识落后或者无知来作为自己动乱的资本。李普曼说大众的治理模式是稳定时支持执政党，动乱时支持在野党，这也正式总结了利益的矛盾能否调和时期的人民的选择。
“假设在每一次选举中，失败者的生活都变得无法忍受，而且还不得不隐忍自己并不赞同的政策，这样的选举将是灾难。”证明对失败者而言成功者的政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成功者的政策要不然就是太好了（那么他们成功也是好的），要么就是失败者并不那么关心具体的政策，这也反应出了个体的控制欲和能力有限。
“事实上，可以说，只要选举没有导致任何激进的结果，则国家政局稳定”。一个国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按照一种稳定的、平衡的方式去走的，个人的idea没有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么大和重要，不是说贤人的出现就会特别不一样，而真的是时势造英雄。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就特别伟大。他做到了比这个位置上期望他做的还要多的东西。毛想做公平，邓想做正义，这句话在我对中国的理解上面也起到一点推进作用。
李普曼说公众的肤浅还体现在于他们不会辨清每一个社会问题的本质，而是只看结果，看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还是解决了，以此为蓝本来决定支持还是造反、发声。我觉得这彰显了一种事物的三境界：最肤浅的群众只这样看，而且事实上效率高、经济、正确；中层者会从比较深入的角度去分析；最高级的人分析到头还是要观察问题的本质，想了许多，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简单形式就是和肤浅群众的关注点相同的。
李普曼说公众总是在最混乱、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被请出来。他是要进一步论证公众有形成舆论来支持或者反对统治者的能力的。我想再深入看看这句话：问题根本无法分析了、无法解决了，就装得公众最明智最神圣的样子来请求公众解决。可是这个问题，还有这个问题之前的无数的问题公众都没有全程参与，公众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不可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让公众解决问题就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机构在利益明确、问题能够解决的时候从来不请教公众，甚至那个时候的心态都是觉得公众不够明智的。更证明了混沌时期的有请公众只是责任推脱。
“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将社会想象成一个有机体，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灵魂、一个目标，并不是男人、女人、孩子们的各种思想、灵魂、目标的集合。”这里可能看原文更加方便理解。事实上我们的确明白社会是一个集合。但是我们传统上认为这个集合是有一个更加统一、明确、提炼过的主要导向的。事实上并不是，这个集合比单个的个体更加混乱、复杂、效率低下。对于公共事务，个体已经显得那么无力了。更不要说这样更混乱的庞大的个体集合。所以说作者并不是在向别人告知“公众不是代理人”或者“公众没有权力和能力做代理人”，而是在向大家说明“公众本来就不是代理人”以及真正代理人的身份。
李普曼还分析了一下政治家和“谎言”的关系。国内还好，国外对政治家的嘲讽很可爱。依稀记得有个笑话是“满口胡言乱语的是卖车的人和政治家”。事实上，公众对于政治家的看法基于的立场是把政治家放在自己的对立面的，而这样有了对立关系得出的观点并不真实和有价值。李普曼将这个现象发展了一下，即真实（Being honest）对于政治家而言只是一种策略和选择，并不是事实和处事原则。这和之前几个章节他提出的处事方法论是相统一的。再推广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千千万万的公众个体，还是专家，还是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方法都是目的为导向来制定不同的策略的。这样的策略作为行为的指导，行为就显得非常破碎。而对于问题的不同角度、程度的理解又会使得人们更加单一化、原子化。公众是确定的特定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集合。而在对事物认知方面，继承他人观点比自我分析简单得多。自主分析是一个眼睛获取信息，传递，大脑处理，得出结论的，没有继承来得快。导致了刻板印象在公众中的流行，他们也不会去探寻事物、问题的本质，而显得肤浅。当然，这也只是结果，并不是说民众就是这样肤浅。
《幻影公众》读后感(六)：全书笔记
第一章 不再抱有幻想的人
－ 人们发现他们无论怎么关注公众事务，公众事务对他们而言都不是可以被他们所影响的。所谓主宰权只不过是一个幻影。
－ 公众表达意见的方法就是不去投票。
第二章 无法实现的理想
－ 一位公民即使接受了大量的公民教育，她并不会有时间和兴趣去关注所有的公共事务。
－ "通常对教育寄予的期待，最终只会得到lingrenshiwangdejieguo.yinwei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速度之快老师们根本跟不上，更无法抓住这些问题变化的实质。
－ 当一个人遇到了他预想中的问题，会用学到的方法来处理。当这个解决方法跟现实并不匹配的时候，会出现"对树道歉"这样滑稽的事情。
－ 我们所认可的良好秩序，只不过是能够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愿望和习惯的秩序而已。
－ 我们的期望根本就不是普世的、永恒不变的，尽管我们常把它们说成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很难证明我们的期望就是正义的。
－ 个体公民并非对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不知道怎样处理，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第三章 代理人和旁观者
－ 即使"某个特定人群能够理解并且看明白特定的事情"，也只有对相当规模和复杂性进行深入事实调查的代理人才能够理解局部事件。即便如此，这些代理人也只能给广大公众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发现对于心不在焉的人们来说太错中复杂而且无趣了。
－ 统治的艺术：从人们混乱、模糊的思想中分离并提取出象征符号，加以运用。感觉比思想抽象的多，但却更有穿透力。舆论意见整合的过程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
第四章公众能做什么
人们总是企图控制他人的行为，如果不能如愿，就搬出法律，至少极尽劝说之能事。
公众舆论承担的社会角色是由他处于事件外围这一事实决定的一种舆论，可以影响另一种舆论，但是舆论本身并不能产生直接的行动，舆论通过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附和或抵制，但是这种表达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有影响到了事件进程，才会体现出价值，而且他们影响到的必须是事件的执行者。
选举本质上是战争的升华。在南美国家选举甚至代替的革命。
第五章抑制专制
公众行为只是联合优势力量，偶尔介入公众事务。同时我们必须要假定公众并不了解局内人掌握的事件具体情况，不能分享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因此他们无法分析意图或评估确切背景，不知道行动者的想法，或者深入细节问题的细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公众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公众舆论是一种力量储备，在公共事物演化成危机时采取行动，尽管他们自身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但在相应机构的运作下，在适当的引领和调教下，公众舆论能够让遵循法律的人们运用它，反对暴政。他并不参与推理，调查，创新，说服，讨价还价或者做决定，但是在制约侵略性言行方面显示出智慧公众舆论的最高理想是保护那些为反对强制力量而随时准备依据理性采取行动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只对危机产生反应。
与其将政府描绘成人们意愿的代言人，不如说他有一些被选举的或者被指派的公务人员组成，专门负责处理各种问题，特别是公众舆论持续呼求的问题。
第二部分
第六章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
以上结论与已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政治理论大体相迳庭，民主与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引领公共事物的发展，而我认为这样的公众纯粹是个幻影，是个抽象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他著名的政治学第七卷中提出一个问题，环境是复杂的，人的政治判断力是有限的，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社会应该维持较小的规模，以适应公民有限的能力。
第七章问题的本质
经济活动领域也是一个问题，多发的领域，正如卡塞尔所说，经济包含两个主要变量，人的欲望与满足人欲望的方式，满足人欲望的方式通常十分有限，而现代人类的欲望作为一个整体，（追求所有现实目标）是无限的。
第八章社会契约
所谓的本质，世界之外，我们所知道的或能想象出的和谐，必定是以某些牺牲为代价的，即牺牲与其他事物有冲突的愿望。
人类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体系的设置，是为了协调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一向以剧烈的权力是一种承诺，指某种特定行为将会得到国家强力的支持，至少是社会认同的支持，一项义务，也是一种承诺，指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会受到惩罚，惩罚包括死刑，拘押，剥夺财产，暂时某项权利等等。总之，权利与义务体系是由法律和公共认同给予支持的整个承诺体系，它并非一成不变，它因时因地，因习俗和社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他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的行为更趋理性，以多元化为基础，建立一种联合限制和规范自由，是人们可以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
有的时候，这种承诺建立与法律，有的时候建立于契约。
只有当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是公众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如果没人提出异议，那就意味着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公众而言，任何被相关各方都接受的规则都是对的。
公众利益并非体现在准则契约习惯之中，而体现在对准则契约习惯的体系的维护过程中，公众关心的是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法律，关心的是法律的运行方式，而不是法律针对的具体情况，关心的是契约的神圣，而不是契约的细节，关心的是风俗习惯建立的基础，而不是这个混蛋的习俗，始终，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妥协方式来积极面对各种事物，需要建立有效的规则来定义和预知他人的行为，以便及时调整自身。
作者的观点是，公众应该放弃名不副实的社会功能，当企图插手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公众只能成为愚蠢而不明智的联合体，因为只有一个利益原则被普遍认可，那就是所有的具体利益都受制于既定规则。而你不可以问，这究竟是什么规则
第九章公众面对的两个问题。
在产生怀疑时，公众需要简单而客观的方法来验证，验证中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规则有缺陷吗？第二，如果规则需要修订，如何选择修订规则的代理者？作者认为供者回答这两个问题便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解决公共问题的影响力。
第十章公开辩论的主要意义。
作者认为，在任何社会，建立在自我否定和个人牺牲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都毫无价值可言，他完全不能体现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以及人们为公共事业的付出，也是想获得其内在知识。
开放性的辩论也许没有结果，或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它有助于识别出党派偏见者与私利维护者，如果能够真正在公众中识别出他们，辩论，也就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
第十/章有缺陷的规则
当当一个人挑战旧的规则，并且提出新的规则的时候，改革的权力并不会作为现行规则受到保护，一个新的规则，即使有非常好的设想，也被未必能够实行，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与之相关的所有人的理解和认同。
一个规则被废除，往往并非偶然，通常是因为这个规则有缺陷，他无法为期待遵循它生活的人给出合理的行为规范。
作者认为公众并没有任何检验，这些规则是否有效的独立能力，但是我却认为公众能够对这些规则是否对他们产生了生活上的直接影响，是能够有感知能力的。
第12章改革的标准。
公众支持维护法律的人，在法律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公众的支持如同银行的黄金储备一样，它的存在人尽皆知，无需动用，但在许多情况下，规则并不是清晰明确的，或者规则有效性遭受质疑，所有的言论主张都声称自己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
很多时候公共机构无法解决的最头疼的问题都交给公众来解决
在所有公众舆论可选用的简易风扇中，调查检验是最为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
调查检验可用于识别最有资格最先获得支持的一方，而只有当某一方拒绝接受调查时，注意作用才得以显现。
事实上，公众并不清楚新规则是否行得通，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规则，是可以永远适用的，因此一个规则应该便于人们在实践中清楚的发现他的不足，这个规则还必须清晰明确，一是违背为规则的行为是可以被轻易发现，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普遍性能够适用于所有具体事件，这也就意味着规则必须包含着固有程序，以此诠释规则
尽管规定的修订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不应该是平凡的或者无法预见的，习惯的养成和风俗的形成需要时间。
如果工作不能用这些检验指导他们的行动，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什么也不做，如果能够克制住自己，保持中立，要比成为盲目的党派偏见者好得多。
第13章公众舆论的原则。
第三部分。
第14章社会归位
民主的西甲理想只能走向幻灭和好管闲事的暴政，如果民主不能为公共事务提供方向，那么擅长于此的哲学
经验告诉我们，桌上的纸牌并不都是花色，朝上放置，无论政治家个人有多么偏爱真实表达，她都只能将真实作为政治的一个要素来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会因为热爱真实表达，而甘愿与军队安全，作为代价来冒险。
自由主义者误解了他们一直呼求的公众本质，事实上，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非直接相关者，只能支持某个行动者。但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个观点，他假设所有人都在声控范围内，当他们听到声音都能给出和谐的回应，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灵魂，他呼求的是这个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公正无私的感知，实际上这并不存在。
成功很多时候，并非是靠节俭得来，更多是靠开阔的视野和商业信息。
如果管理缺位，就会缺少对观点的检验，由于结果通常被太遥远或太久的搁置，导致错误，无法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太遥远，他们无法真切的指导人们的判断，现实遥不可及，主观臆断，广泛存在，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主观愿望比习俗的客观规律，更容易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看你们以为自己的需求和普遍安全文明，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安全为代价，为了寻求普遍道德，他们以牺牲他人的爱好和舒适为代价，为了所谓的国家命运，他们自己需要什么就索取什么，行动与经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距离，孕育出对表达自我需求的狂热，乃至每一个人都想自己所想，为自己所需，因此这样的人无法对社会事物产生深刻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16章混乱的领域。
中央集权的实践和社会人格化哲学，对于控制民众很奏效，但是其危害性也众所周知，这种实践和理论，如果依然固执己见，则不仅仅是因为人民民众已经被错误的教条引入歧途。
民主政治陷入窘境，一方面他们将遭遇失败，除非制定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无法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除非通过集权统治推行其制定的规则，而无视认同原则，这样的问题困扰的民主政治，看似无法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
我认为可以证明，看起来最重要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关国家防御或者公共安全，另一类有关，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所引发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新的根本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前车之鉴，也没有现成的习俗或者法律可供参考，国际关系和工业化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是现在社会中假的，错综复杂的无序的关系中心，而这种无序状态普遍存在。
我认为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只不过是床旁官者的声音，因此我坚持认为，旁观者一定要与行动者区分开来，二者所能采取的行动上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我看来，公众的公共事务中的确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适当参与，而他们的参与在性质上不同于执行者，将个人目标混淆为纯粹的共同目标，是非常危险的。
我无意为立法提供方案，也无异于设立新的机构，我相信在当今的民主礼物中存在着巨大的混淆，这将阻碍云滥用它的实践，我对确定无疑的混淆问题进行攻击，如果说他不够确定，除非那个虚假的哲学体系，坚持用刻板思想对抗实践检验，当我们尝试思考公众舆论，按照她的真实样貌，而不是按照她被幻想出来的虚假而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将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如果我们理解了别人，边沁这句话就够了，我弄两可的话语形成了迷惑，迷惑，并躲着人们的理解刺激，并燃烧着人们的热情。
《幻影公众》读后感(七)：戳破民主的泡泡
身为传媒学子，李普曼的大名一直被各个老师轮番强调，《公众舆论》几乎成了必读书目，而《幻影公众》与其相比起来就冷清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我很浅的见识而言，这本书旨在戳破传统民主理论虚伪的泡泡，尽管会有很多专家认为此种论调太过消极，但却甚得我心。
李普曼在书中列举的一段比喻尤为经典： “如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是啊！普通民众能有多少时间、经历来关注政治事务呢，又有多少人有这个兴趣呢？他们只会对自己每天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八卦娱乐感兴趣，对于政治，他们无心，也无力。如果非要一些证据的话，有好多调查都已经显示，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都已经不关注政治了。这个未来的精英阶层群体，对政治的态度都是如此漠然，缺乏知识和资源的普通底层民众又何谈政治呢？
我们都生活在媒体和政府建构的拟态环境里，每天被他们设置的议题所吸引，甚至连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几乎被各种评论家所主导。如果我们不能掌握核心信息，就永远无法拥有独立的判断。这是可怕的，但这就是现实。国家、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转，操作控制系统的是精英们，也只能是他们。正如书里说的，“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神秘的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即无知个体的混合体能够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力量。”
在这种现实情境下，公众需要做的是选择题而不是开放问答题。
而公众的投票的评判结果，往往会依据多数原则，实际上，这个原则因简单粗暴的特点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作用。这便是问题所在。李普曼认为，“多数原则是荒谬的，基于多数原则的选举都是有军事隐喻的，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和变体，是没有流血的书面动员。”这几乎挑战我们的基本认知了，但细细想来，又深以为然。我们是如此经常地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还自以为公平合理，但其实很多时候“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反思。
除此之外，《幻影公众》中对于公众的定义也特别有启发性。李普曼认为，“公众并不是个体公民的集合体，而是对某一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一些人们，他们又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执政者对事件施拟影响。”简直是切中肯綮了。无论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不可否认，它就是我们现阶段政治领域的现实。
我想，每个想要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它能不断提醒着我们民主的脆弱，也会让我们对民主更加理性而不容易失望。
《幻影公众》读后感(八)：读书笔记/第一部分：解构
第一章 李普曼通过援引投票数据和研究者的研究目标转向，认为在现阶段的公众对于政治是不太感兴趣的，仅仅因为日常琐事，代表着民主基石的投票权利就会被轻易放弃。
第二章 复杂的公民教育和现实的公民权利使用是脱节的：在现实中，公民可能并没有时间、精力和理论兴趣去探讨公众命题。加之静态文本与动态现实的张力，未来公民在接受教育时面对的只是难题，却很难得到信服和可行的解决措施。苏格拉底认为，我们要判断事物对与错，首先判断是真实还是虚假构成了唯一的标准。但李普曼用“田鼠和三叶草”的例子指出，公众做出的大部分判断，都是基于自己利益的，因此试图用唯一的标准来考虑问题是行不通的。利益冲突带来了畸形的群体正义。李普曼质疑“治疗民主弊病的良方是更多的民主”，因为我们无法知晓“公民意愿”是否存在，无法证明是否大部分人都愿意参与民主，是否参与者对公共事务怀有真正的关切。同时，他也质疑“人人都能够具备管理社会能力”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理想，而非基于现实的讨论。李普曼的发问：一群个体的混合是否就能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力量呢？
第三章 公众对于信息公开是流于形式的，因为现实中并非大部分人都会真的去看公开的结果。信息爆炸也使得人们不可能理解所有信息的全貌。人们更关心切身相关的、具体的琐事，同时解决的方法是明确的。如果要求人们代表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笼统的公众舆论，那么将得出含混的论断，无法指导人们行动，这时就需整合成统一的思想。而整合的过程恰好是政客的艺术时间。舆论的整合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作出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掌握了公众舆论的少数人。个体与群体的行动存在较大差异。李普曼对社会中活动着的人进行了二分：做具体事情的人和把握全局的人。做具体事情的人是多数人，而把握全局意味着理解全局，但从事具体事情的多数人就如第二章里所论证的，没有时间精力和相关知识去理解全局。李普曼抛出了待论证的重要结论：对于行政行为来说，作为普通公众，我们永远都停留这一领域的外层。
第四章 “人们总是企图控制他人的行为，如果不能如愿，就搬出法律，至少极尽劝说之能事”，李普曼给的定义是：“当人们以公民姿态来面对公共事务时，就像此刻我在给他们下定义，他们希望规范他人行为的意愿就是公共舆论”。选举并非意愿的表达，因为我们只是为某个名字打钩，期盼他/她能够代表我们的意愿，选举更像一种支持的承诺。公众不能决定谁是候选人，只能决定支持还是拒绝。李普曼认为多数原则“只是君权神授的新面目”。51％就可决定什么是美德和智慧吗？对于多数原则的警惕有利于保护少数。政治领域内对于多数原则的强调并没有道德优势，只是表明“多数的强权必须得到贯彻”的意见，选举不过是“不流血的战争”，也即战争的升华。选举代表着力量的联盟。李普曼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理论，即公众能做的并不是通过选举表达他们的意愿，而是赞成或反对某项提案。如果这种理论能够被接受，那么我们就应当抛弃人民统治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偶尔动员大多数人，人们可以支持或反对实际掌权的个别人。
第五章 公众看到的只是轮廓，他们也只能大概认定自己的立场在哪里。“公众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善于在思考中加入主观色彩，只有事件成为通俗易懂的矛盾冲突时才能唤起他们的兴趣。”公众作出“谁好谁坏”的判断，并不需要天赋，只要看看表演和剧情，掌握粗略信息就可以了。因此，舆论一定会成为社会守护力量吗？这个判断是不牢靠的。我们可能会给出说法——尽管人类个体在目标上确有争议，但是人类整体拥有共同的目标。李普曼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就算没有舆论干预，事情仍然变化，直到出现危机，舆论才会介入。舆论并不能预知“邪恶”的存在，只有“邪恶”影响了正常生活秩序，公众才如梦方醒。危机的解决并非我们认为的“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是某种应对危机的方案起了作用。到此，公众舆论卸下了解决具体问题的责任，与其指望公众联合起来面对危机，不如期待个别人采取行动。教育公众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具备辨别这些个别人的能力。在李普曼构想的理论中，“公众舆论只是一种储备力量，在公共事务演化为危机时，采取行动。”尽管舆论自身是非理性的，但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让人们运用它反对暴政。公众舆论并不参与制定法律，但却可以遏制非法力量，为制定法律提供必要的环境。“舆论的最高理想是保护那些为反对强制力量而随时准备依据理性采取行动的人”。“舆论并非革命力量，只要专制没有引发危机，舆论就不会发起挑战。所以必须要先有人提出挑战，公众只能是支持他”。李普曼认为这就是舆论的极限了。当舆论试图直接参政时，失败和暴政就是宿命。将政府职能当作公众意愿的体现，是种幻想。与其将它当作公众的代言人，不如将它当作危机的解决者，特别是处理舆论呼吁的问题。理想决策是，当问题产生时，由利益相关者协商来解决。
《幻影公众》读后感(九)：民主，童话而已
无论是大陆教科书宣扬的“人民当家作主”信条，还是西方主流的“主权在民”理念，都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错觉：只要让人民真正掌控权力，就能创造公正美好的社会。当下种种问题，不过是利益集团无良政客资本家得势导致的，只要实现民主一切迎刃而解。李普曼无情的毁掉了这个美好的童话，直言传统民主理想不可能实现，告诉我们“公众”这个上帝般的存在不过幻影而已。
这本小书观点鲜明，将公众定义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他们由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个人组成，没有与公共事务有直接联系（因而公众也是随时变动的），对其只有一时的兴趣，极少的信息和狭隘的视角，根本不具备处理它们的能力。李普曼毫不讳言公众是“无知的，不相干的，爱管闲事的”，因而由此形成的所谓公众舆论也是“盲目而热情的，间歇性的，简单化思维的，表面的”。指意这群人掌握权力并不会对社会有益，甚至导致暴政。李普曼也毫不礼貌地表示，公众必须走下圣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这些话语难以令人接受，但说的的确是事实。从小被教导胸怀祖国，关心天下大事，总抛出自以为是为民请命的言论，却总是发现自己的声音被现实遗忘。所谓人民主权仅体现于选票上的笔迹，“被代表”的感觉。民主派大呼体制不够民主，可看看外国，再民主的国家也是代议制，人民也是被代表，百年民主政治也没诞生个能让人民真正满意的领导者。现在明白了，原来政治一直只属于局中人的游戏，并不在于他们有多智慧，只因他们被置于直接关联的地位，拥有局外人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手段。公众舆论对他们而言，从来只是参考，而非标准。所知甚少，缺乏经验，也没有时间的我等平民纵胸怀祖国心系天下，要真玩这个游戏也只会手忙脚乱，落个难看下场。雅典就是在公民大会中无休止的争吵谩骂中湮灭的。
除了民主政治，李普曼另一个抨击的便是对公众舆论，即我们所说的民意的神圣化。他准确的发现“人数众多的人形成的舆论意见几乎都是含糊的，混乱的，无法据其行动”，那么为何如此多的人会迷信公众舆论的影响？李普曼继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以为听到的公众舆论从来不是民众真正的声音，全赖于某些聪明人将混乱的公众意见“进行要素整合，引导归纳，形成统一”，其实是“众多领导者，政客所谙熟的一种艺术”。因此所谓民意不过是经过诸多改造，整合，“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后的官方意识的产物。李普曼有句话说得相当精辟：“在国家内部，相同（官方）的理论略加修正，就变成大多数人秉承的理论。”是不是颇像马克思说过的社会意识的主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并不是说公众一无是处。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公众的意见理应受到尊重，只是不应被当作绝对正确的答案。李普曼指出，在社会危机和专制威胁等特殊情况下，公众的偶尔干预是必要的。公众舆论的最佳作用是保护那些“反对强制力量而随时准备依据理性行动的人”。说白了，公众要做的是护卫队和后备军，而不是主力部队。
有人会怒斥这是贬低公众的智慧和能力，我倒认为公众的智慧和能力更不应被高估。勒庞的《乌合之众》有过经典断言，人结成群体后智慧水平不会高于群体中的任何个人，群体之所以力量强大只在于人数众多。作为成员最多，范围最广，定义最模糊的群体，公众被赋予最高的权力不会是好事。不要忘了希特勒就是当时德国人民选出来的。
失望的人们，不应继续追逐民主的空想童话，是时候意识到，传统民主最终只会在人心中走向幻灭。也不要迷信公知民意社会舆论，那只是传说。
《幻影公众》读后感(十)：揭开全能公众的皇帝新衣
在任何需要即刻行动的时候，民主无能为力，在最关系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民主无能为力，甚至在力求民主的革命中，领导者也只能是集权的。这是何等的嘲讽。
李普曼提出了两个概念“局外人”“局内人”，公众的概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于人们的兴趣，能力，关注点不同，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公众”。局外人的掺和只会干扰局内人的决策。那么李普曼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与其把社会想象成拥有共同目标的有机体，不如承认现实——人们的利益和行动都是不同的，根本没有为了全局而进行的行动，只有具体的利益和目标。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人们的利益受到最小阻碍而实现的社会，局外人的参与不能有助于改善局面，反而会使自己疲于奔命无暇自顾，既是对个体的损害，也是对集体的损害。因此，他建议“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要是身处某个领域是局外人，您就别瞎掺和了，好好干自己的事就是对人民最大的贡献。李普曼也提到公众最大的作用是制衡强制力量，也算是精英主义视角下的持平之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离具体事务却越来越远，他们不再能够听到来自下面的声音。李普曼看到了这一点，也进行了论述，不过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过对于击碎全能公众的幻影这一点，这本书应该说已经完成使命了，而且单凭这本书独特的语言风格就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