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来潮去读后感10篇
《潮来潮去》是一本由[英] 方德万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潮来潮去》读后感(一)：近代经济的稳定器以及中西观念的交往
记得大概三年之前 作者在北京海淀区做了一个讲座，叫“债市为王”，内容简短但是很有吸引力。
大体讲的是无论是北洋还是后面的民国，政府的资金主要的来源是债券市场。当时我正在读 coble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对27年之后宋子文主导的财政改革着墨甚多，后者的研究结论正好和前者的讲座内容相契合，因此对方德万研究的这个角度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是债券市场提供了当时政府的主要资金，怎么形成这个机制的，我一直留有这个最大的疑问。
方德万的这本著作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给了我们一个更独特的视角来看到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与中国经济以及现代经济早期社会形态。
主要读后感要点如下：
一、近代经济的稳定器
加之海关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主导的多国参与体制，涉及到主要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与相关利益，而且英国政府对海关的定位让条约约定的治外法权一开始就没有在海关起到作用，因此海关必须兼顾贸易体系下的多方利益，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只要欧美国家还占有优势，中国就必须维持与其之间的海外贸易，由此海关能在国内政治混乱的年代，借由贸易的问题保持自身的稳定，同时又有欧美国家支持，其将维持贸易的经济环境（保持清政府、北洋政府有充足的还款能力）作为首要任务，从而能够限制政府无限制的发行货币这种最简易的增收的欲望，因此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 文明/文化的输出 应该说在这点上带有赫德（或者说英国精英阶层）的个人色彩和自身的愿望，不管是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还是赫德，都愿意将海关打造成现代化的专业和高效的典范，并在清政府、外国使馆、商人之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清晰的定位和权力划分（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以此对抗使馆和外国商人；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以此对抗地方势力；海关直属总理衙门以此对抗地方督抚任命的税务监督）
二、 被刻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尽管海关在其100年的历程中，有70多年都是专业高效著称，但是一战之后，随着英国、法国在东亚势力的衰退以及美国步入孤立主义，同时各个国家在战后为了经济复苏，分别采取了保护性的关税政策，海关背后欧美国家的强力支持的消失以及自由贸易时代的退潮（民国政府开始提高关税，走私大量泛滥，关税增长有限），让海关的作用开始下降，其也开始愈加依赖于中国政府，海关本土化的趋势已经on the way，作为民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因为受到白银贬值的冲击（铜币对冲机制丧失），海关职员（包括高级职员）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下降，在反走私处罚收入的巨大奖励激励之下，海关职员也和当时的官场一样，泥沙俱下。同时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平权），也在海关内部出现。
应该说海关给世人一贯的高效专业的印象也是海关人刻意塑造结果（对于老海关人来说，在海关将真正还给中国人的前夕，需要将海关塑造为这样一个形象，情怀使然）
《潮来潮去》读后感(二)：中国近代海关：屈辱还是进步
伫立街角、油漆斑驳的绿色邮筒，是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们将平邮或明信片黏上邮票，投入其中，却不会费心去想颜色的含义。与英国、日本等国通用的红色邮筒不同，早在大清邮政时代，中国邮筒就已经是这种形制和颜色了。中国现代邮政发轫于1897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多年奔走下设立，它最初依附于海关，直到1911年才独立出来。有证据显示，无论是绿色的海关旗，还是绿色的邮筒，都很可能是赫德为了致敬他的故乡、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爱尔兰。
台湾和大陆的邮政机构，至今沿用这抹爱尔兰绿，只是它的含义早已被遗忘了。同样被遗忘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从1861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被恭亲王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开始，到1944年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当选为全职总税务司为止，在百年中国近代史中，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的贸易门户都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手握扃鐍。
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方面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机构相比，海关明显更为廉洁、稳定与高效，以至于后来退守台湾的前海关职员卢海鸣认为，如果所有国民党机构能像海关一样，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会发生——海关作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工具”，亦还有此光明面，明显与大陆近代史话语不符。
在写完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揭示了大革命之后中国不断“暴力化”的过程之后，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开始研究海关史，这便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作者认为，与中国传统的榷关不同，海关“集多功能为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包括建设港口、派使臣出访、气象观测、培养外交官、译书，等等。更重要的是，海关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它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运筹帷幄，是一个不受频繁权力更迭影响的“国中之国”。
出于这两层原因，海关是近代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缩影：既掠夺中国，又帮助中国；既以武力打开其国门，又用文明迫使其现代化。海关就像一条变色龙，在延续传统榷关色彩的同时，又将世界性特征引入这一新机构，以适应不同的世界。方德万的研究相对轻理论，更加重视史实的挖掘，呈现了一个更为丰满，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的海关史。
中国海关的滥觞，是在一场起义过后的废墟之中。1853年九月，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引发的恐慌情绪中，由福建和广东水手组成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将租界洗劫一空，包括设于当地的江海关。起义平息后，上海道台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议，决定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为税务监督，成立关税委员会。英国方面最初派了威妥玛，后来改为李泰国。1861年，根据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李泰国被其任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
最开始，去中国工作并不是个诱人的选择。一位英国首相直言不讳地说，驻华领事馆是“贫困者的避难所”，里面的职员都是些“穷困潦倒、名誉扫地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白垃圾”（White trash）一流。李泰国虽也出身贫寒，但从小自强不息，来华后还跟随一位传教士学习了汉语，只不过这种语言特长似乎反而降低了他的声望，在同僚们看来，对汉语的学习有弊无利，“会捆绑思考力，并且造成在真实生活中对普通事务持有错误的理解认知。”
李泰国带有一种英国式的自傲，有时候他将中国比作一根腐烂的苇草，有时又视其为一个需要看护的婴儿，“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方德万认为，这位“高贵的人”的下台是必然的。1863年，在拒绝去北京讨论关务，与任命他的恭亲王激烈冲突后，11月底赫德取代了他的位置。
赫德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人受到中国人的痛恨，因而节制自己的行为，在与清政府来往时更多采取合作态度，并继续将海关作为“革新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说，赫德与李泰国没有区别，只不过前者手段高明得多。因为适应官场，他在北京和伦敦间左右逢源，掌控着海关正在发生的一切，将其变为一个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机构”——不得不指出的是，方德万对于《规训与惩罚》中这个概念的化用略显生硬，因为它原本描述的是权力对于人肉体的驯顺，并不吻合赫德和手下雇员的关系。
因为海关总税务司没有任期限制，所以赫德在这个位置上待了47年。他从全欧洲招聘海关人员，要求他们全体学习汉语，并定期考试，将晋升资格与考试结果挂钩。海关倾向于招录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有维多利亚时代男子气概的年轻人，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工作，提到待遇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招录过程最大弊端是赫德喜欢起用爱尔兰人，尤其是他的亲属成员，为此甚至不惜减损用人国际化的原则。这种任人唯亲受到不少非议，有人就指责道：“他手下没有一个英格兰人。”所以赫德的良吏口碑是相对的，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管理者。
而且赫德也没能挽救清政府失败的自强运动，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数额，已经超过了清政府的税收数额，它不得不向国际银行财团寻求贷款，并拿海关税收作担保。此时通过与汇丰银行合作，赫德设计了一套跨国程序，由汇丰银行在伦敦管理债券发行，由中国海关准时偿还债券利息，构建了一个对中国贷款的小型市场，为清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使外国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赫德也在英国去世，由安格联（F. A. Aglen）接任总税务司。
革命之前，清政府实际上负责关税征收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但中华民国海关开始从监督那里接管关税，并直接送到位于上海的外国银行以偿还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海关也不再是一个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安格联个人强烈的歧视中国立场，无疑将加剧这一趋势。
但此时突发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就在1913年袁世凯为镇压南方革命政府而制定空前的“善后大借款”方案后仅过一年，欧洲大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再贷款给袁世凯政府。袁世凯遂放弃对外借款，转而对内发行公债，并拿海关税收做担保。在北洋政府一批优秀外交家的运作下，一战末期中国对德、奥宣战，并自动取消了对他们的赔款，又在十月革命之后取消向俄国支付庚子赔款，海关破天荒地出现了关余。
但欧洲霸权的衰落，并不影响安格一边保管海关水手，一边作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进一步扩大海关的权力，并成为事实上的“太上财政总长”。安格联的性格近似李泰国，缺乏赫德那样谦冲自牧，他在任时北洋官场有不成文的规定：新财政总长上任后，首先要亲自去他那里拜访、述职。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向安格联索要控制区的海关税收时，英国人毫不客气地回复道，孙“大概患有神经病。”这种傲慢和我行我素最终导致恶果，1927年1月新任财政总长顾维钧将其罢免。
安格联的失势绝不是偶然事件，背景是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在1920年代走向没落，马上就要在中国退场了。正如宋子文所说，海关已经从一个国中之国，变成了普通的中国机关。后两任英国籍总税务司易执士（Edward Arthur）、梅乐和（Frederick Maze）只不过是命令执行者而已。1929年，国民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而大幅提高关税，代价就是走私泛滥，海关职员们也在走私贸易中收获颇丰，以至于无数大学生挤破头要进入这个机构，期待分得一杯羹。海关在中国化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赫德时代的清廉。
在英国人退场之后，紧跟而来的就是日本人。二十世纪初以来，日英两国维持了很久的同盟关系，所以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梅乐和对日本犹抱有幻想，乐于在很多领域与之合作。1938年，英国和日本在东京达成协议，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全部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对此，方德万评论道：“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种级别的羞辱，恐怕只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差可比拟。
在淞沪战役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日军曾误将一枚炸弹投到海关大楼旁，造成重大伤亡。但这不影响英国人继续坚持绥靖政策的东亚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后，英日同盟的玫瑰色幻觉才被彻底埋葬。1942年，梅乐和遭到免职，海关也一分为二，一个在日占区，另一个在重庆，后者由中国官员周骊代理总税务司。
独立的、作为西方和中国中介的海关已经死亡。此后不管再由谁领导这个机构，都没办法挽回它的荣光了，在国共内战开始后“不但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反对它，而且也没有外国势力愿意或者能够支持它。海关不仅失去了纪律和凝聚力，更糟的是，也失去了声誉”。当时坐在总税务司位置上的是美国人李度，但他明显力不从心，以至于1947年在巨大压力下崩溃，被送回美国养病。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陷入长久的冷战，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巨大分裂，更是海关根本没有能力缩小和减少的。方德万没有花费大量笔墨描述1949年前后的中国海关，只是在结尾告诉我们，海关的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的精明。”
在方德万之前，唐启华的北洋修约史、外交史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一个弱小的国家更倾向于开放，以挽救自身的日暮途穷，并放手让知识精英施展才华，生气淋漓的思想和行迹，往往产生于此时。而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时，有时反而会趋于封闭，自认万物皆备，无需外求。由海关的盛衰轮回，也可窥此规律之一斑。
（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报社。）
《潮来潮去》读后感(三)：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一直在维护中国利益
近些年，人们对于赫德早已不再陌生，其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更被今人誉为是清朝“唯一没由贪污腐败的部门”。赫德从英国来华时只有19岁，后来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中国海关做了48年“总税务司”，得到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头衔。
我们知道，赫德及其继任者安格联、梅乐和、李度，除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管理海关外，在近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对外事务的交涉、西洋知识的传播、海军舰船的更新等方面，都曾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的新书《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起源》，即对此做了全面研究。
海关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赫德等外籍总税务司及中国近代海关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负面的。远的不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重启海关史研究时，赫德和助手金登干还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控制下的海关，名义上市中国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各国共管的侵华据点”（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序）。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作者汪敬虞对赫德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西方侵略者”。
好在随着档案的不断发掘及研究的深入，中国学界对赫德等外国人管理下海关的评价日趋正面，具体可参考傅亮2013年发表的论文《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综述》。方德万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及，只是作者将书名主标题Breaking with the past意译为《与过去决裂》，更直接地点出了此书主旨。
方德万是一名荷兰人，现在任教于剑桥大学，老师是著有《叫魂》一书的汉学家孔飞力。2007年，大陆曾出版过其代表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这本书对战时中国政府持鲜明的同情立场，使用大量原始史料，颠覆了史迪威、白修德等人为西方世界构建的刻板印象——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从不肯真心为抗日出力。
方德万对于中国海关的研究，同样建立在丰富的中外档案基础之上——《潮来潮去》每章后的注释都超过200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共5.5万卷，系第一次被学者利用。此外，同大多数海关史著作不同，方德万没有将全部重心都放在赫德身上，他用全书大约一半的篇幅，记叙1911年赫德去世后，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三任外籍总税务司对民国政治的影响。由此看，《潮来潮去》称得上是一本短小精悍的近代海关史。
在洋人维护下的中国关税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建立的契机，是咸丰三年（1853年）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攻占上海，导致清政府设立的槯关——江海关为之瘫痪。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若在等待中国海关重建期间停止所有贸易，这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货船不缴关税就离港而去，又是对《南京条约》的违背”。他希望通过和清政府合作，重建江海关。
江南地区的督抚急于恢复对关税的征收，于是同意在上海任命外籍税务监督，管理洋商。这一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英国人李泰国成为第一任由皇帝任命的总税务司，管理各地海关及其中外属员。在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手上，海关成为一个“集权并有纪律”的组织。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如《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将懒散、欺诈、酗酒、经商、受贿等都被严厉禁止，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海关在一百多年后还能因廉洁闻名，也在于此。
海关在外国人管理之下，但并不受外国控制，赫德曾通令属下：“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官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当英国商人违反贸易法则，并援引治外法权，拒绝接受海关处罚时，英国外交大臣及驻华公使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海关是清政府的下辖机构，在中国领土上行使征税权力，英国领事无权干涉。美、法等国亦对此原则表示主持，使海关独立性得到保障。
得海关者，得天下
即使是赫德也不会想到，在他竭力经营之下的海关，后来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进而决定政权存亡。按照方德万书中的说法，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二十年，海关税收已占到全国总税收的3/1—1/2。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海关两（海关专用的一种记账单位，约合38克）赔款、3000万海关两“还辽费”；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海关两赔款，都不是全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海关两的清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这时除向外国银行借贷外，已别无他法，而能作为担保的也只有关税。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指示各地海关：“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利用混乱局势，海关获得清政府同意，在原有征税权力之外，使他们成为关税的管理者和支配者。借用方德万的话说，海关从此“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但是，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都不敢有侵犯海关的举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掌握关税，才有可能成为获胜的一方。
随着“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以及中国停付德国、奥匈、俄国的庚子赔款，海关税收有了结余——“关余”。当时各省大都拒绝向中央上缴税收，北洋政府想要维持运转，就必须利用关余举借外债或发行内债，以至安格联被称为是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伴随海关权势扩张而来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人们对于由外国人掌控中国财政命脉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最终导致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强行停职。
新政权营建新海关
在近代中国，海关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由外国人掌管，更在于它的统一性，如方德万在导论中说的那样，“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对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省份，国民政府也能通过海关遍布全国的网络，对这些独立地区施加影响。然而，日本侵华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并导致了海关的最终衰落。
梅乐和无力维持战时支离破碎的海关，他的继任者美国人李度在战后同样束手无策。海关在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几次鼎革后，在1949年迎来新的人民政权。最后一任总税务司李度在台湾离职，结束了外国人主宰中国海关的历史。残留的海关组织经过和新政权的短暂磨合，在1952年终结。对于此中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赫德在《潮起潮落》中，有些遗憾地写道，“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近代海关研究，或许只剩下这画龙点睛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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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读后感(四)：近代海关的历史意义
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仍记忆犹新，课本中附了一张赫德的照片，标注为英国人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高中历史老师评价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赫德成为中国海关的实际领导者，海关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象征，而赫德成为中国海关的领导者，说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进一步滑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近代海关一共有四位总税务司，分别是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前三位是英国人，第四位是美国人，仅从海关的领导者便能看出，中国近代海关确实是被欧美列强把持的，这样的局面是很难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事分两面，一方面，少年中国（晚晴末期主张改革的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少壮派）将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视海关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新中国政权把海关当作是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使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被剥削，而海关本身也在进行剥削。另一方面，近代海关致力于创造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使用的有序市场，提供中国与它的多元贸易伙伴间的和平接触，维持一个让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中间地带，通过规章和帝国的行政权来抑制暴力和滥用地位及权势，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由此来说，近代海关既阻碍了社会进步，也促进了社会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矛盾集合体。
最后说说当代海关的历史使命，书中第三章提到“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评估关税”，作者对近代海关立存的意义概括的十分精准。在我看来，当代海关立存的意义或者说是历史使命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评估和征收关税、维护国门安全三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