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读后感精选10篇
《守道1957》是一本由赵修义 / 张翼星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6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守道1957》读后感(一)：“守道”：中国学人的文化担当————追记1957年北京大学哲学史座谈会 （社会科学报）
集中反映此次会议的《守道1957——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一书，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印。
那桩学术公案的启迪 （ 赵修义等）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对那次座谈会的回顾和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细细品味，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
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
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这一问题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195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点，并当作标准答案灌输给青年学生。
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
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
重温历史厘清界限 （ 陈村富）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形成“百家争鸣”式的学术大讨论古今中外已有多次。这是必然的。能否“因势利导”，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其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第一，对国内形势的估计。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根本制度方面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情势下，敌对势力总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改变中国的走向。发生在我国学术争论，或者是关涉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讨论，必然存在五花八门的各种见解，其中免不了存在类似1957年五六月的“出轨”的言论。显然，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搞非法活动，只要是思想上、观点上的问题，恰恰是应通过形势所允许的对话和争论来解决。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步一步地严重地扩大打击面。关键就是对形势和知识分子的估计。
第三，“百家”与“两家”的问题。1957年夏开始的不断膨胀的批判，有一个理论就是认为所谓“百家”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家。说这话的人，当然自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他所支持的观点，所组织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从档案中“总结”中可以看出，1956年冯友兰、贺麟发表文章后，从中宣部理论局到哲学系的总支和党支部就有人认为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冯、贺二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当时就有意识地组织文章批驳，并寄希望于艾思奇、胡绳、孙定国、关锋等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言。而会后反应，可以看出，尽管人们感到他们的或是发言一般化、或简单化，即使被定为总结性的报告也没能驳倒“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唯身居要津的关锋滔滔不绝，可是未能令人信服。尽管如此，这些发言仍然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哲学，更是用来改造世界 （ 方昕）
这次座谈会正是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的一个缩影。应当说这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
百家争鸣，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作为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作出不懈的努力。
至此，笔者就有关的两点感想略作引申。
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
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笔者以为，这是我们未来发展应该谨记的。
(作者系离休学者，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复建后的法律出版社负责人)
“抽象继承法”的当代价值 （陈卫平）
55年过去了，日丹诺夫定义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是，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除了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历史意义之外，它所蕴涵的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的问题，依然是需要认真回答的。“抽象继承法”意在唤起人们注重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这里蕴涵着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传统哲学对于当代中国何以是有价值的？
“抽象继承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蕴涵，是试图回答由日丹诺夫定义所带来的如下问题：“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都是些坏东西，只有批判，很难吸收。而在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起来，又非常贫乏。好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了，何必再向旧纸堆中寻找呢？”朱启贤在讨论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个问题：如果“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比较起来都是贫乏的、低级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的其他哲学还有存在的意义，那，它们的存在也就只是作为‘古董’而存在。它们既然是要不得的坏东西和残缺不全的破东西，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是业已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接触它们就只是像走进历史博物馆去看古董那样”。因此，提出“抽象继承法”实际上是为了回答“哲学何故要继承”，即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何以历史上过去的哲学思想在今天还能有用处？”贺麟引用马克思的话将“抽象继承法”所蕴涵的这一问题予以展开。他说：“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主要在于说明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并说：“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谈到希腊文艺的社会背景时他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贺麟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由“抽象继承法”所蕴涵的需要回答但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守道1957》读后感(二)：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1957 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
方 昕
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我于1955 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 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
1957 年1 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头，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 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十余人）多数人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在当时确属难得。
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
抓住机遇，主动发起
1956 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议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波及其他各教研室。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乃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此一枷锁，成为举办此次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 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
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
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
第一步，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中宣部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表示热情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科院前身) 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
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
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 座谈会于1957 年1 月22 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共同怀抱通过敞开心扉，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和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整个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这不过是支流而已。
会议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待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是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
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分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
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除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他们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惟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
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次盛会。它同1956 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
几点遐想
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北大中哲史座谈会的与会者以及当时关注此次学术会议的人们，就如何评价此次学术会议以及与此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出现那段短暂的宽松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施期为何如此短暂，乃至对这一方针本身置评等等，可谓众说纷纭。
关于此次学术座谈会的评价，上一节已作简略述评，不赘。
关于1956 年初至1957 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应当说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 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
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
提出并实施双百方针，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做出不懈地努力。
至此，笔者还拟稍加引申，就有关的两点遐想作简略申述。
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
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
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
哲学，向来就不纯是“书生空议论”，笔墨官司。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守道1957》读后感(三)：守の道
书名守道，要是理解成in defence of Dao恐怕高估了这场会，还是理解成题目说的那样比较合适。
封底的时间表还应该加上一个日期，就是1947年，苏共主抓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提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前者战胜后者的历史。这书1948年就有中译本，建国后成为科条。
会议的日期是1957年1月22-26日，最重要的发言是贺麟和冯友兰，前者的意思是说唯物、唯心两者时时接触，多面斗争，许多唯物主义者也吸收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师生关系。冯提了一个抽象继承法，说哲学有抽象意义，基本就是超阶级的，把这些继承下来。此外郑昕的那篇话说得比较刺眼，说外国唯心主义都不是白给的，真正给帝国主义直接当狗腿子的也不多。还说思想的转变不必军队换防，要想心服口服还得长期讨论。
通览会议的发言，基本的调子是在抱怨使用唯物史观治哲学史的一些具体困难，再看看后面的回顾，从选题、承办单位，到发言人员，也是精心设计的，关锋等人就是负责压人的，总结里说他一扣帽子别人又不敢说话了，还有的材料回忆说他们还是难以服人。但总之不久发起批判的正是此人。
1957年5月又开了一次会，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是5月15日写，据研究是6月11号发表的（在《毛选》第五卷）。但总之6月8日已经决定反右，5月底风声已经很紧。那是冯和贺都不说话了，冯只是捋胡子。书里说不能用老奸巨滑来理解。好吧，有智慧。
跟陈寅恪答复中科院，要求毛刘写信承诺不学习，不信马列的霸气相比，这场会议不过是在承认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取点空间而已。
回顾的部分，北大档案馆的《总结》和前几篇回忆文章比较有分量，提出的观点不过是政治不要干预学术之类。个人比较关心这次会议以后，决定出版的哲学史资料下文如何？好像书里提过西哲方面，中哲没有说。提倡唯物主义，一定关注异端作家，其实很考验文献。跟五四是一样，提倡俗文学和小说，也都是文献学的大家去做。日后提倡服务工农兵，注本又精审又简练。这部分还有价值。
上周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亮点不少，讲郭象人性论的反动本质，和门阀政治挂起来，翻看杨立华的《郭象庄子注研究》，“性分与自然”节，引用的材料基本不出侯的证据，但多了两条，说明郭象也讲“习”，本该形成非常有趣的对话的。我们现在基本选择彻底遗忘，打翻重来，未免有点可惜。
马哲那套有僵化之处，也有洞见。功力深厚的人做过，开拓不少。记得书里有个极端的例子，找不着页码了。说张载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是进步的，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至少也代表下层地主阶级。然后考证了张载家的地产，结果还是比较多。继而有人提出，宋制一亩比今制少，所以还是下层地主。不禁佩服那时候人真有学问。
《守道1957》读后感(四)：“呜呼：上天！曷为其同！”——我读《守道1957》 （陈家琪）
1949年后，如果要我们挑出5个最不能让人忘怀的年份，那一定就会有1957；但如果要我们挑出50个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事件，恐怕没有谁会想到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被遗忘的哲学史座谈会
前些日子，10月27日，笔者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也只在李四龙编著的《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中看到了这么短短的一段话：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守道1957》上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当时的中国最能提出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们在讨论中的发言与所写的文章。
哲学家为何不谈哲学问题
争论一些今天看来无需争论的问题，而不去深思那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就是他们在当时觉得不得不或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郑昕在《开放唯心主义》中就真情实意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说明自己为什么会从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专家成为了一个在只倡导“开放唯心主义”的呼吁者。他说，解放后国家的盛况，使我不得不佩服指导革命胜利的马列主义，开始觉得康德哲学无用。从意识到“康德无用”到“政治取代了哲学”，害怕接触任何唯心主义，其实也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和“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怎么样才能真正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呢？那就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就要读唯心主义的著作，“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就连在学校开不开唯心主义的课，在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问题，可见起点之低，居心之委婉。
唯物唯心 非红即白
这种“委婉”，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为“狡猾”。
果然，“原则性问题”很快被提出来了。
关于哲学史的“科学定义”，也就是日丹诺夫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同上，第140页）
许多老一辈的哲学家都反复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日丹诺夫有关哲学史的定义。直到1978年，当笔者开始研读外国哲学史时，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还一再提及日丹诺夫的定义，并让我们反复讨论这一问题；而在当时，他却是很少对这一定义持有异议的学者之一。正是他对这次会议最后给出的结论（“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总是绝对错误的，也不能说唯心主义本身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否则就会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该书第224页）提出了异议，认为“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它的合理与价值并不在于能促进唯物主义的发展，或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在于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参见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这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为“大胆”的言论之一，另一更为“大胆”的说法是汪毅先生提出来的，他竟然敢公开说“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哲学评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不切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同上，第98页）关锋对冯友兰、贺麟的反驳也不能说没有力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因为第一，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我们谈的不是个别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关系，而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的斗争，所以它们之间也就不是“青”“蓝”关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红”“白”关系（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总之，“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么，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同上，第216页）
多么断然的语气！
今天能回答得了吗？
冯友兰先生在发言中说：孔子说“天何言哉”，是不是只要他说了“天”而又未说明“天”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就说他是唯心主义者？那么，作为唯物主义的荀子在他的《赋篇》中也说道：“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为其同！”是不是仅仅因为他在这里用了“上天”而又未说明“上天”是物质世界，我们就也要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呢（同上，第45页）？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回答的。但如此简单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我们今天能回答得了吗？ □陈家琪
■ 背景
1957年1月、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都与会。不仅如此，两次座谈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
《守道1957》读后感(五)：守道座谈，哺育几代哲学史家——新京报记者 张弘 摘编
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
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
贺麟谈唯物和唯心引发争论
第一次座谈会是在1957年1月22日开始的，经过四天的讨论，于26日结束。会前，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
贺麟在发言中首先说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过去几年来在哲学史研究中，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只看到二者的斗争方面，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方面，因而把哲学史的发展，弄得很死板、贫乏。他认为：“哲学史虽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斗争政治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关系”。
关锋、朱谦之、孙定国等在发言中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片面地强调斗争，而忽视统一的一面是不对的。
对于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采取简单化和一笔抹煞的态度是错误的。陈修斋在发言中表示基本上同意贺麟的意见。他认为：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正确与错误等同起来。唯心主义在历史上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它不仅有消极意义，而且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贡献的。黄子通、王方名、张世英等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
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主要是围绕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展开讨论的。冯友兰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样，中国古代哲学史净是应该抛弃的糟粕，还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友兰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两个方面意义，即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他说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只是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
座谈会上，提出后，多数人不同意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洪谦、杨正典、汪子嵩、胡绳、艾思奇在发言中都指出，区分一般和特殊，不能作为继承遗产的标准。汪子嵩和杨正典指出，把一般和特殊加以割裂，等于承认有脱离特殊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这种继承，只意味着对旧东西的保留，而不是批判地改造。胡绳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有无阶级性，要从事物本身实质内容出发，如果事实上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在头脑里想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观念，并从而断定事实上有超阶级的道德，那只是非科学的抽象，这正是唯心主义观点的表现。艾思奇认为，如果按着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标准去继承，那么，一切抽象的东西都可继承下来，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的命题，也都可以继承下来，这样，在继承问题上，便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差别。
艾思奇的发言大家感到一般化，有青年学人说他“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气味”。参加会议的人对汪子嵩发言的态度感到不满，郑昕认为“像吵架”。卢育三认为“如果说会议有教训的话，这就是主要的教训，金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知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 对洪谦的发言，参加会的人也认为态度不好，是“对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东北人大助教吴锦东）。
会议哲学史料受重视
1957年5月10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潘梓年宣布召开这次哲学工作会议的目的，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
1.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
3.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朱谦之认为，中国哲学史是有它的特点和规律的。但是我们要寻找出它的规律，必须要一方面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把中国哲学史当成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应该而且必须注意西方哲学史、东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冯契指出：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找，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找。
杨荣国认为：只有抓住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了解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系统，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对于第三个问题，潘梓年认为，我们中有一些人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的很少，因此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过去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资料工作低于科学研究工作，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个人知识丰富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决定于掌握资料的多寡。资料整理工作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就是科学的成果。
王维庭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和支持潘梓年的意见。有人认为从事翻译古代典籍工作的人多了，岂不乱了吗？王说，不要怕乱怕多，相反的他认为多多益善。因为作品一多，就可以互相此较，好的自然流传下来，社会上是有一定选择标准的。学说流传绝不能依仗政治势力的扶持，好的著作如杨子云的《太玄》，它是经久流传而不息的。
吴则虞认为，中国哲学史资料工作中，有十项基本建设，即续经义考、子籍考、道藏总目提要、大藏经总目提要、传灯广录、中国思想家通谱、诸子证异、新子汇、补四朝学案、诸子文抄的十项工作。
代表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发言的萧萐父强调指出，对一些古典著作做简注的时候，注释尽量求得全面，考据方面不妨简略一些，这样是有助于初学的人学习的。此外他还建议做一些报刊资料索引工作，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前人的工作成果，免得重蹈前人所犯错误的覆辙。
此次座谈会对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教条主义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