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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读后感精选10篇

2022-04-08 03:00:1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旧邦新造读后感精选10篇

  《旧邦新造》是一本由章永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旧邦新造》读后感(一):【笔记】连续性无比重要,于是妥协不可避免

  5p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个文学色彩过强的说法,它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是何种共和观念,影响了哪些人,有多深。

  6p 陈独秀:并不是君主制没有民意基础,而是候选人难孚重望。

  7p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旧制度都难以企及的中央集权,而辛亥革命却释放出了更多的专制者。

  24p 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的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

  47p 如果分离主义只是贵族王公的想法,毕竟人数有限,因而也可以用有待的方法来安抚。而一旦民族主义下沉到底层民众,谈判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48p 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大国中,同一个改革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引起的反应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在推进任何政治变革的时候必须保持极大的审慎,以防意外后果的发生。

  78p 立宪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草拟法律条文,而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协商谋取共识的过程,只有一个承载了政治精英共识,同时也反映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分配格局的立法,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否则,各方之间的政治互动将无法变成建设性力量,而是将新生的民国重新带回到动荡之中。

  83p 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推到道路两旁的并非总是垃圾,一个被遗弃的命题,也可能蕴藏着一些对理解历史进程乃至当代的实践有启发意义的光辉。

  93p 从私人生活骤然进入政治的众多涣散的个人根本没有能力结合成为一个有自治能力的主权者,个人的意见很难统一,同时又很容易发生变动,实际上处于涣散状态,这导致主权很容易被少数人窃取。

  97p 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中国面临沉重的“外竞”压力,只有促进内部的团结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图存。不能促进中国外部竞争力的国内秩序安排必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143p 康有为:治法无常,如医方然,唯在适时宜民。避免意识形态先行,而是时刻考虑可行性。

  144p “立宪”总是隐含着“建国”作为其前提,宪政以国家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其臣民/公民的能力的国家,也根本谈不上宪政和民权,在没有可供行使的政府权力的地方,也根本谈不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146p 在重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传统权威作为积极的资源来运用。实际上,政治权威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树立,而试图通过剧烈的文化环境来重塑政治权威,其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权威的真空。

  148p 没有精英共识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宪政,没有既存的权威也就谈不上保守权威。

  200p 武力可以造成服从,然后时间会造成服从的习惯,直至形成带有神秘性的传统。但这一过程能够发生的前提是,君主派的武力是稳固的。

  200p 在中国,多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都是骑墙派,只关心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触动他们蛋糕的政体改革,最终,君宪渐行渐远,共和却难以进入正轨。

  200p 制造一个王室就像收养一位父亲一样困难;属于前者的特殊感情同属于后者的特别亲情一样无法主动创造。而一位父亲的威严,来自于古老的传统,也需要武力的支持。

  200p 革命摧毁了旧国家,但也阻断了在短时间内重建有效国家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上长出的是荆棘(君宪)还是牡丹(共和),而是土地的盐碱化。

  《旧邦新造》读后感(二):辛亥革命的第三张脸

  初中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过,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因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使得革命不彻底,被袁世凯代表的反动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果不其然,袁世凯由放弃共和回到帝制、张勋迎立废帝,但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最终失败。直到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有正就有反,对孙中山本人种种恶性的揭露就不必提了。他们对辛亥后的战乱纷飞、军阀割据、国运衰微、民不聊生心痛不已,而把这一些现象归因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们看到,虽然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是还有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彼时主少国疑,正是实行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良机。如此一来,中国既能走向现代,又能避免战乱,何至于陷入无尽劫波。

  第一种解释,是唯物史观糅合了传统忠奸论的历史观;第二种解释,为历史发展指出了被湮灭的可能性,陷入惋惜悔恨之中。本书给出了第三种解释。

  辛亥革命事件本身是一次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武昌的枪声惊动了紫禁城内外的统治者,也让革命者自己吓了一跳很快,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形成南北对峙;不出5个月,北方的统治者就下诏逊位,革命就这样迅速地成功了。清帝下诏书中写着,由袁世凯负责组织临时政府,这位代表北洋集团的首领很快和南京临时政府达成了协议,刚刚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保证袁世凯被选为新的民国大总统,南北统一。这一过程是革命之后的大妥协,使得南北对峙暂消,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边疆分裂势力,才有了我们今天中国的版图。

  在莫衷一是的政治中,最终还是实力决定结果。《天坛宪法草案》不可能约束袁世凯,很快他就推出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大加强总统权力,而议会仅成为咨询机构,权力甚至不亚于德日皇帝,仅无皇帝之名。这或许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国在即将四分五裂、外国势力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政治方式。

  接下来民国历史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包括前国民党成员在内的一批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又大搞国民投票,似乎袁世凯称帝众望所归。但袁世凯一称帝,那些曾经通电赞同的人马上转而反对帝制,袁世凯不得不取消了帝制。此后的清帝复辟更不必提,袁世凯都做不到的事,更不必说无权无望的溥仪。

  政治发展在辛亥革命后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路径。有君或无君,总统强或弱,议会有或无,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不是判断的标准。重要的是,这种政治体制是否能实施有效的行政,是否能够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能够凝聚各派别的共识。历史在这里展现出了很强的路径依赖,所谓的政治发展也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而是根基于当前形势下的改进方向。清帝逊位前,通过立宪实现虚君共和或许是保持行政力量、扩大政治参与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好方式。但是一旦逊位,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实力,帝制就再无可能恢复。在辛亥后,同是共和制,呈现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实行超级议会制,抛开了实力强大的北洋集团,本身就不可能实现;超级总统制实现了有效的行政,将新兴政治势力完全排除在外,但至少凝聚了一定共识;而改行帝制无助于加强行政权力,反而将北洋集团的政治势力也排除在外,破坏了原本微弱的共识。

  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已被扼杀,共和制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政治发展在此已经陷入了死局,无论如何调整都将导致失败。这个死局直到国民党自身进行列宁主义改造才初步松动,直到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革命之后才完全解开,走上新的政治发展道路。

  《旧邦新造》读后感(三):历史主义、宪法革命与政治整合

  现代革命与宪法往往联袂出场。革命需要宪法作为总结或终结,宪法也需要革命给予动力与契机。1688年的光荣革命虽未修出成文宪法,但《权利法案》、《三年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还是革新了古老宪法传统,稳步实现了激进政治变革。美国革命则像是场制宪实验,各殖民地或州的制宪活动一直推动着革命进程,并最终促使“我们人民”在大陆会议以及费城会议中正式出场,“命立”(ordain and establish)宪法从而奠定建国基业。法国大革命纵然跌宕起伏,但几乎每次“政变”都能收获一部新的宪法,革命舞台也不离各种议会和会议。因此现代的政治革命大抵可以等同于宪法革命,而且也少有宪法能洗脱革命的底色。

  这也易诱使人们去接受一种历史主义解释,即革命只是历史的工具,宪法才是历史的目的;革命成了通向宪法的单向、封闭式历史运动,而宪法则要以终结革命为使命(以至于去终结历史本身)。由此革命不仅被工具化,实质上也被加以规范化。换句话说,革命者丧失了“创造”自由,革命活动必须接受某种规范性价值或者信条的指引,从而去合法地(legitimately)颠覆 “反动”的既有宪法、法律秩序。人类整个的生活秩序以及历史进程,都应由某种“完美理性”来支配。从根本上讲,人类根本就没有“制宪权”。或因为如此,这种历史主义又名为“历史决定论”。

  但还有另一种历史主义却给出了背道而驰的解释:它认为历史应当由不同的历史主体(国家或民族)各自谱写,每个人类共同体都各有其独特使命;历史若有规律可循,那也只是每个共同体自身的法则而已,不可推而广之。 所以人们首先应当去追问,这历史究竟是“谁”之历史?革命和宪法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只可“体现”(embody)在具体某个共同体的“体”上。就现代民族或者国家而言,无论革命还是宪法,实质上都是在以反传统的方式来维系它们的传统。因为只有能够容纳反传统的传统,才有可能继续健康、活跃地继续生存于历史之中。就此而言,革命与宪法既要见证历史的断裂性,也要见证历史的连续性。

  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即是在后一种历史主义路径上的努力。它试图挑战的两种“纪念碑史学”,即“胜利史学”和“后悔史学”,都属于历史决定论阵营。“胜利史学”主张历史应当由革命胜利者来书写,“后悔史学”则痛惜历史未能以宪政告终,但二者都倾向于将革命与宪法置于彼此对立甚至敌对的立场。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纪念碑史学”也只是强调历史的断裂性,浓墨重彩于革命或者宪法的反传统面目。《旧邦新造》之所以重提“旧邦”,恰是要走出这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革命史学和宪政史学,重述(或者重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本书含有六章,开头两章即在处理1911年辛亥革命究竟是“谁”之革命;三、四章则探讨民国宪法应当是“谁”之宪法,民国主权应当是“谁”之主权;在结尾两章(只有结尾,没有“结论”),辛亥那些年的革命与宪法在1917年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但历史旋即又将翻开新页,迎来新的革命与新的宪法。所以“旧邦”总是“新造”格局之下的“旧邦”;而中国的“新造”之格局,也只有在辛亥之后才真正体现出“宪法革命”的现代秉性。本书中的“宪法革命”,乃宪政(古典意义上的constitution)与国家建设(现代意义上的state building)之综合。而贯穿全书的主线,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整合”,也即如何把中国这一庞大、复杂甚至有些陈旧的政治共同体重新凝聚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因此革命和宪法非但在本书中密不可分,而且也都从属于政治整合。

  但本书遗留(而不是遗漏)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整合作为一种摩登学术话语,能否承载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与延续性?进而,它会不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也即把政治整合本身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决定性因素?甚至我们还能嗅出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以“旧邦新造”为宗旨的政治整合,无论是否情愿,命定都将沦为“新邦新造”的同案犯。

  2012-4-13

  《旧邦新造》读后感(四):本书书介及短评

  近年来清末宪政史成为法学界、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章永乐付梓不久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就是其中颇见功力的代表著作。作者关注1911-1917年间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认为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民国的国家基础先天不足,在共和宪政的建设上,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较之此前类似主题的《立宪时刻》一书,本书的视野更为宽阔,作者将法学规范研究和历史情境分析融合在一起,敏锐的洞察到清末民初政局更加复杂的面相。尽管“大妥协”借助传统天命转移的话语,“将君主的统治权转移给全体国民”(第4页),从而为实现五族共和、避免边疆分裂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南北双方的共识仅仅在于终结帝制,“大妥协”下孕育着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立宪时刻”蕴藏着双方对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府系从清帝禅让而来,其个人受清帝委任成为民国政府首脑。而在南方革命政府看来,民国政府来自人民革命,“大妥协”之后,北方政府被南方共和法统吸收。袁世凯“借壳上市”,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暂时服从了南方解释,但很快就突破了南方法统的约束,其1914年制定《中国民国约法》更是直接诉诸清帝授权。这一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争议,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北洋政府回归1912年《临时约法》才告终。

  跨国比较的视野是本书一个突出特点。作者以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的历史命运之比较凸显多民族帝国共和转型之困难。在革命的路径、政体的选择等问题上,又引入英、法、普-德、美、日等国作为参照系,探讨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模仿各国宪政经验的成败。正是借助这种比较的视野,作者才能基于常见史料,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洞见。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一本由一系列主题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专著,本书的整体感仍有相当的提升余地,具体表现在本书前半部分对“大妥协”的一系列有力分析并未贯彻到后面对“主权在国论”以及君主制重建运动的分析之中。另外,史学界一直缺乏对清末民初源于日本的“国体”理论的详细梳理,本书有专章探讨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但并未对当时的“国体论”作专门处理,对于该章的历史深度有一定影响。

  《旧邦新造》读后感(五):袁世凯-新旧交替时期悲剧性的历史英雄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高全喜立宪时刻的续编,是运用法学角度来谈论1911-1917年民初宪政的失败过程

  正因为国民党反乱失败,声明扫地,在社会上民声腐臭不已,各派媒体都猛烈批判国民党人只会捣乱的激进措施,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在武斗不成搞文斗的策略前提下,欲图暂时装孙子作一定妥协,组建党派联盟反袁对抗之

  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认为所谓的党派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国民党乱党搞的文斗武斗之策,而北方国民党议员又恰有欲反乱南方,武力作乱叛变政府的图谋,最终被发现枪杀之(这种当然也是烈士,现在作为统战宣传用),所以袁在被选为总统后,竟解散议会,从此走向独裁,实乃和其对国民党议员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袁本就是来自于清末官僚阶层,由于民初的经历。在他眼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国民党议员搞的文攻武斗那一套,民初的经历让他非常失望,以至于认为他们只会捣乱,所以最终走向寻求传统方式称帝回复君宪之路,实际上国民党在民初所进行的那套本就非民住,其本身就是民住法至的违背者和破坏者,党派政治议会政治也绝非国民党那套文斗武斗的极端思维,而因为袁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敌视,以至于把整个体制全盘否定推翻,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值此三千多万字的袁世凯全集亦即将出版。仅向袁世凯这位新旧交替时期悲剧性的历史英雄致以敬意!历史将还袁公一个公正性的评价!

  《旧邦新造》读后感(六):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杨津涛

  本书的书名取自南京临时政府所定国歌中“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的歌词,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早已被世界潮流所抛弃,唯有学习欧美,才能改变落后的地位。全书共有六章内容,但各章都是相对独立的长文,聚焦于革命后的政治转型问题,包括了对王朝转型、康有为宪法草案、首届国会失败,以及君主立宪运动的相关讨论。

  大清垮台,免于解体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师法美国,先以各省分别独立,再合为一个国家,只是北美从前本无国家,所以摆脱殖民者创建新国。中国却与之不同,国家早已存在,革命后政权更迭,也只是“旧邦新造”。章乐清注意到,当时世界上还存在四个“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地处东方的中华帝国。前面几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先后在“走向共和”时解体,只有中国在革命后,由大清帝国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中,将领土都大致地保留在了版图之内。

  章永乐将这个奇迹归之于当年的“大妥协”。辛亥革命后,南方的革命党人、袁世凯的北洋派,与隆裕太后为首的清朝皇室,以清帝逊位,给皇室特殊优待,然后由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实现了南北和解。南北和解使中国免去了一场战争,让这个古老帝国以最少的流血,变身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学者如此论说“大妥协”对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的卓越贡献。

  对于中央权威失落后,中国却没有走向分裂的原因,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大一统的固有思想。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军阀政治》中就曾指出,地方军阀希望自己控制的省区“自治”,但却又吊诡地宣称赞成国家统一。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辛亥革命时汉人居住的大多数省份虽然都宣告“独立”了,可终于还是回归于新的中央政府旗下。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前提的话,也就不会有章永乐书中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主权在国”的坚持了。

  君主复辟,无路可走

  本书对于退位诏书的研究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显然,作为政治学学者的高全喜与章永乐,他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都很注重于对文本(如《清帝逊位诏书》、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内容的诠释,这固然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但却也因为他们对史料掌握的相对匮乏,使一些观点缺少说服力。如章永乐谈及,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行动都功败垂成,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派没有相当的实力。他在书中举例说,1917年张勋召集徐州会议,以督军团盟主自命时,北方十三省督军都不反对清帝复辟,只是后来看事情不济,才纷纷倒戈。其实在我看来,第四次徐州会议上的那些督军和代表们的初衷只是“驱黎”,因当时黎元洪已成北洋派公敌,他们都欲除之而后快。至于被称为“黄缎子”的复辟盟书,有无是一个问题,督军们当时是否真心也是一个问题。从复辟后极少有人附和这一点上来看,当初他们同意在盟书上画押,估计也只是暂时敷衍一下张勋罢了。或许如章永乐所说,督军们在共和与君主间摇摆不定,没有真正的政治信仰,那张勋又何尝真的醉心君主立宪呢?在他而言,也只是效忠于爱新觉罗氏一族,内心期望复辟清朝而已。正因为如此,张勋才会拒绝康有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的建议。

  辛亥革命固然谈不上让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但至少让很多人认为共和是进步的,必定要比君主好。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一旦想要复辟帝制,无论是要学习德国的实君立宪,还是英伦的虚君立宪,都是将自己推向了道义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余英时先生业已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的政治实践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根本不存在走“回头路”的空间。

  章永乐的这本新书将中国置于世界之内,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究了中国没有如其他帝国那样解体的原因,也谈及了革命后不能如英国重建君主制的理由,以及共和国主权归属的问题,无论视角,还是观点都大有可取之处,只是若能在解读文本时,更多地与历史现场相结合,当能使研究更进一步。

  《旧邦新造》读后感(七):民初宪政失败,究竟谁之过?

  这本书是紧接高全喜的立宪时刻之后阐述民初宪政失败过程原因的一本巨著,比高书史料更全面,立论更客观,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民初宪政历史的学术著作.

  两党革命历史观的长期叙述把袁世凯和其北洋系塑造成民初政治的破坏者,而这本书正本清源让我们能看到谁才是民初宪政真正的破坏者和民初宪政失败的真正原因

  1,如同高全喜的立宪时刻一书一样,本书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对维护中国统一,防止边疆独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书通过传统多元族群君主国度向民族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的成败对比,通过中国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的对比,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书基础上达成南北妥协共和,避免中国分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911年库仑率先独立,西藏接连发布驱汉令.南北议和期间,蒙古王公对共和之说极为忧虑,提出其非叛大皇帝,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可见所谓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对维持中国疆域领土和边疆脱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还是试图和国民党在北方的议员合作,试图在民主政治下实现妥协,但国民党议员又是怎么对待袁世凯的善意的呢?

  国民党面对袁的善意,非但不采取合作措施,而制定了比临时约法更苛刻的天坛宪法,总统权力被剥夺的彻底干净,行政彻底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看天坛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天坛宪法要求国务总理之任命,须众议员同意,国务员受到国会不信任决议时,大总统必须免其职。而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

  我们说西方宪政史上最为混乱的宪法,被戴高乐猛烈批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解散众议院也只需半数以上同意就可以,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短短二十一年期间,连换二十几个首脑组阁过45个内阁,导致行政权混乱,最后迅速被希特勒灭亡。

  天坛宪法造就总统事实上解散议会成为绝无可能,是以议会只要不信任国务员,就可以逼迫总统随意免除。事实上造就内阁根本就建立不起来,而国民党需要的就是政治瘫痪的结果

  事实上,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是诉之于全国人民的民权的行使,政府解散议会和议会弹劾总统完全符合民主的分权原则。大总统非议会委任,而是国民委任,由总统解散议会,跟本谈不上违反委任的原则。而国民党不会去考虑这些,因为他们不需要民主,也不是国家利益,他们需要的是国民党的夺权和独裁

  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还是试图运用民主方式和国民党商量,按照临时约法第30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府,公布法律。天坛宪法的公布权按照国民党自己确定的在程序上违法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是要袁世凯来公布的,可国民党做了什么呢?他们公然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宣布由国民党控制的宪法会议公布,公然剥夺临时约法给予总统的权力。袁授意政府八名委员出席三读会,被国民党一举拒绝,并不准其人到会

  事实上,袁世凯所采取的正是德国式的君宪皇帝,在和国民党共和政体下的妥协失败后,袁试图走回当年欲走的德国君宪之路本没有错,其失败的原因也绝非独裁专制或者保守,而恰恰是独裁力不够,其政权的虚弱,是因为其难以克服民初的军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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