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民》好看吗？经典观后感10篇
《超级大国民》是一部由万仁执导，林扬 / 苏明明 / 柯一正主演的一部剧情 / 历史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一)：大家看看可不可以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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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去除里面两个空格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二)：他們只是討厭屈服！
“有些人死了，他還活著；有些人活著，卻已經死了。”這句話如果投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有志青年身上，再貼切不過了。那些為了理想而犧牲的人成了英雄，永遠被人銘記。那些僥倖活下來的人，既要忍受內心的不安和愧疚，又無法理解後來的那個世界還是自己曾經努力奮鬥想爭取的世界嗎？
一開始，我很不理解許毅生與游仔重逢時連接兩個老人的記憶是居然是舊日本海軍的軍歌《軍艦進行曲》。後來我理解了，這是一種多麼無奈的自嘲：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一個二等公民，一個被宗主國當成炮灰的人，一個連正式軍人資格都沒有的人，尚且可以為自己的命運奮鬥；可作為一個中國人，至少是作為一個台灣人，卻連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光明的資格都沒有，只能落個家破人亡的下場。許毅生對陳政一一生的愧疚，不僅因為他對他的背叛，也有他們那一代人對曾經的選擇的反思，對所謂理想的反思。他們曾想努力改變這個世界，不曾想卻被這個世界的拋棄。
保安處內酷刑之下的慘叫聲，在外面的鶯聲燕語看來，是多麼不合時宜的存在；“如果鄭成功沒有打敗荷蘭人，我們就是荷蘭人了”，“如果二戰日本沒有戰敗，我們就是日本人了”，尊嚴在許多人眼中，遠不如活下去更重要。
對於陳政一、許毅生們來說，也許他們只是討厭屈服。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三)：讽刺电影的经典
如果说《超级市民》反讽的是当下社会，《超级大国民》则反讽的是历史对当下的影响。
许毅生在５０年代参与政治读书会，被判无期徒刑，却出卖好友陈政一，以致陈被枪决而下落不明。当许关满１６年出狱后，因愧疚而自囚于养老院１０多年。那场读书会，一个倒茶的背叛三年，一个和许说话的乐手被判8年。
后他搬回女儿秀琴家中后，开始一一探访难友。回想起了许多当年的事情，感慨万千。这些年来，他出卖朋友而是朋友致死，自己被抓而使得妻子自杀，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管。自己的愧疚是全方面的，这个新社会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生活在历史的愧疚里。
秀琴之夫因贿选而遭羁押禁见，秀琴情绪爆发，责备父亲对自己不负责任。许毅生语言以对，他能说什么呢？愧疚到筋疲力尽而死去。
《超级大国民》是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万仁在九十年代中期所创作的代表作，是其“公民三部曲”中第二部，讲述的是历史对当下的影响，他毁坏的不只是一代人，历史政治残酷的余毒会影响几代人。老人曾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妻子弹琴，老人和女儿在黄昏翩翩起舞。然而，历史却让老人愧疚致死，女儿孤苦无安全感，妻子自杀，这都能怪谁呢？
里面穿插的记忆里有首歌让我很震惊，是说反攻大陆的，台湾当时是把这件事很当回事的，看来。我突然理解了为何台湾人民对大陆有着特殊的恨意。然而，他们对政治的施压是非常严重的，片子里都有表现。戒严即使过去，他的影响仍在。
我很喜欢这个片子，比同类题材的《悲情城市》更能打动我。有点像大陆的伤痛文学。万仁的三部曲中《超级市民》和《超级大国民》都是讽刺电影的经典。期待《超级公民》，还没有看。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四)：《超級大國民》所勾勒出的台灣史
在評論《超級大國民》的同時，我認為有必要提及到《悲情城市》這部電影，並非一定是要作出什麼比較，但作為台灣其中少數以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和台灣近代史為題的電影，將兩部電影放在脈絡裡面，會能夠更完整的去看到了這段長達數十年的歷史。
我相信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應該沒幾個是沒看過《悲情城市》的，因此就不詳述。《悲》片裡面，侯孝賢以林家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呈現了時局的變化；相對於《悲情城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所呈現的則是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以後、在解嚴之後，白色恐怖的受難人、綠島的老同學在這段期間的生活和思想狀態。
然而，即使是時間被模糊，但將《悲情城市》與《超級大國民》作連接還是有一定的意義。
在《超級大國民》的開端我們看得到「陳先生」在馬場町被槍決的畫面。後來在讀白裡面，許先生也提及到，「現在」的馬場町幾乎已經成為了青年公園、一片綠油油。筆者到台灣的時候曾經到過馬場町，有人在這裡散步、有年青人在騎腳踏車，馬場町在台灣近代史裡面的意義、在這裡所發生過的一切，是否已經被遺忘了？
在今天藍綠相爭的格局，看似是相爭，但實質卻無任何的分別。為了符合意識形態，扭曲了台灣史。白色恐怖是單純的，國民黨鎮壓民眾嗎？但無論藍綠，都會將無數台灣人因認同紅色祖國、追尋社會理想而失去生命和歲月的歷史作出修改。
在電影裡面，我們看到得當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有些選擇了遺忘、有些選擇了禁聲、有些選擇了避而不談、有些因此而變得瘋癲。有看過對這些受難人的訪問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人和事是確實存在。因此，可以說《超級大國民》填補了一定的空白。
在韓戰爆發以後，蔣國府得以肆無忌憚的對在台左翼作出大規模的清洗。美國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造成兩岸的長期分裂，而美日台的關係得以強化和溫存，再配合蔣國府在台灣進行的反共教育，影響了數代台灣人，也是現今台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的來由。
有趣的是，許先生的女婿想要參選，他開宗明義的說，選舉是一種長期的投資，他搞政治並不像是岳丈，並不是要追求些什麼理想。
許先生和陳先生，代表著無數當年為紅色祖國而犠牲的人。無論是萬仁或是侯孝賢，都拍出了在那個時代下的慘烈歷史。然而，卻都不能拍出造成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
在今天，台灣的政治生態依然是反動的。政治是盤生意，消費主義當道。民眾以為自己有選擇，但老實說，到底有什麼選擇？
往事並不如煙，舊事不能不提。今天高叫各種口號的台灣學生，有多少人知道，或記得，六十多年前，有無數的人為追尋祖國統一而流下無數的血汗，甚至失去生命？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五)：超级大国民
《超级大国民》观后感(六)：导演说
万仁是台湾1980年代随着台湾新浪潮崛起的留美电影学人，为人宽厚仁和，其电影如其人。他的作品叙事客观、冷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在给人一种美感之外，还有许多的怀旧、省思，没有悲哀和愁苦，看到的是阳光灿烂的前途，给人一种人生的启示。
万仁，本名万仍，原籍福建晋江，生于1950年，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是美国加州哥伦比亚影艺学院电影硕士。其执导的《晨梦》获第2届台湾金穗奖16mm最佳短片；《迷惘》获第4届金穗奖16mm优等长片奖。1983年台湾电影新浪潮兴起，万仁参与执导新电影代表作《儿子的大玩偶》第3段《苹果的滋味》，他以驻台美军军车压断台湾工人的腿，隐喻台湾政治经济依赖美国，给台湾的自主和尊严带来的伤害。影片的内蕴和纪实性颇具震撼力，为台湾电影检查部门所杯葛，在传媒界掀起大波，经力争，才得以参加海外影展。
万仁导演了“超级三部曲”：《超级市民》、《超级大国民》及《超级公民》，“超级”用意系“在我们日常所见的社会表象之下，有一群正因历史、政治的错误，默默挣扎于一般的所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痛楚之中”。叙述的对象属于获得身份证的台湾公民，依法固然有选举权和工作权，人格上享有平等和尊重。可是作为影片中主角的“市民”、“大国民”和“公民”，他们或为流落都市的无业游民，或为受政治迫害囚禁的释放犯，无法摆脱白色恐怖阴影，他们或在台湾大社会中属于弱势边缘族群，或在丰富物质的台湾现代工商社会里沦落为低人一等的公民，受到歧视。观众从这些影片中大致可以感受到导演对一群遭受碾压和漠视的边缘族群深沉的关怀和同情。
影片以国民党白色恐怖到1990年代台湾进入政党政治作为社会背景，借一个1950年代追求爱国理想的台湾知识分子家庭所遭受的迫害，展现台湾人数十年来受难者和受难家属的恐惧、担忧和所受的伤害，与现实台湾政党政治、政治竞选、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权力争夺和政治较量交织在一起，细腻地刻画一个受害人在白色恐怖下供出好友愧疚的心理和压抑的心情，这种历史创伤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台湾人民的共同经验。
人们也看到，台湾步入现代工商物质文明，1950年代刑囚政治犯的警总保安处，改建成狮子林百货公司，“无数朋友被判生判死的地方”警总军法处，如今是国际观光来来饭店，枪毙政治犯的马场町，如今成为青年公园。那些为台湾这块土地流血牺牲的烈士仍躺在荒郊野外，乏人问津，似乎已被历史渐渐遗忘，予人一种莫名的感伤。
电影流露了导演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殉道精神。一般而言，政治受难者经历几十年蒙难，有的家破人亡，其郁积心理的悲愤是难于填平的，虽然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父子威权时代，已随着他们去世和家族没落而结束。台湾解除戒严后，受害者及其家属由于长久的恐惧、担忧和伤害，莫不对过往的政治迫害深恶痛绝，在要求恢复清白同时，无不对那些刑囚政治犯的行径憎恨万分。拍此片时，控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悲情，逐渐为国民党、民进党朝野两党守权和夺权之争所冲淡。编导为了顾及电影影响族群和谐的效果，处理电影人物之间关系，没有激情地控诉，也没有愤懑自怜，更多的是包容和宽恕，包括父女之间两代的宽恕，政治受难者与其家属之间的宽恕，受迫害者对加害者的容忍。
过去小说、杂志、传记的政治题材，通常都把家属写成对亲人理想追求的理想和支持。导演通过大量的访谈，发现家属亲友对政治犯有一种怨憎和一种不了解的恨意。片中那女儿从小因父亲是政治犯，受到歧视，在念国小时，还不时被警总从教室叫出来查问、训话，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现在丈夫又把政治当买卖做，她夹在中间承受心理双重压力。许毅生亏欠自己逝去的妻子和女儿都很多，老人唯一的救赎之道是对亡妻的愧疚和深切忏悔，他一直捧着妻子的骨灰盒，女儿责问：“母亲生前不好好爱她，等她死了以后才捧着她的骨灰到处跑，又有什么用？”当女儿知道父亲隐藏几十年的罪咎自责的心迹，对父亲才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和宽容。许毅生在狱中因受不住酷刑而供出读书会友，原本已经选择自我放逐，在生命将逝的老年，只为了一句积久了近半生的“对不起！”几经波折找到退休警总少校，没有那种剑拔弩张和对迫害者的指责，只是询问书友被枪决的地方。
他用两百支小烛光抚慰着这些被时代埋没的冤灵，跪拜在地，忏悔哭诉。人们看到他心灵悔愧的血液沥沥在流，台湾土地对他包容和接纳，亦表达了对那些忠贞爱国志士的追思和悼念。
影片采用追寻的叙事结构，主线是许毅生寻找陈政一坟墓下落的过程，副线是女婿因参与贿选被捕的插曲。影片运用大块的叙事，去除虚饰的戏剧层面，通过歌曲、口号、地理方位等标示、凭证，逐步剥露许毅生一生的悲剧。即便是表现今昔对比下种种荒谬、错愕，比如戒严/解严、肃杀/繁荣，也都保持恰如其分的张弛，画面构图的均衡完美。除了回忆的片段，描绘当今政治现象的情节也是通过许毅生主观视点，间插日据时期拉台湾兵出征南洋及光复初期昏黄胶卷“反攻大陆”宣传片，以及台北街头抗议运动纪录片和电视上的国民大会肢体冲突。实景拍摄，如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借军歌为背景，音乐和时空转换的情节，叙事结构和情感发展并行，增强此片的纪实风格，显现一种历史政治的真实与剧情的完美结合。
许毅生始终只是站在远处的旁观者。为了凸现许毅生的孤寂，导演在音效和光影上别具一格。一阵阵死刑犯的脚镣滑过地板的铿锵响声，平添几许肃飒凄凉的感觉。光影的运用使回忆的片段仿佛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段段残缺难以重拾的记忆。甚多的对比、反差的色彩，象征、比喻的镜头，流畅、自然的剪接，尤其是平实寓意象征的电影语言，以及恰到好处的长镜头运用，多与角色的内心情感的含蓄相连。影片运用一些长镜头来抑制角色的感情，大量使用慢动作和长拍镜头，减缓全片的节奏，形成一股内敛的氛围，剧中人物的疏离痛楚颇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在当今政治抗争司空见惯，甚至政治庸俗化的台湾政党政治时代，人们似乎更能以客观的视野共同面对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片头如梦如诗的烈士就义的情景，结尾在乱坟岗哀戚的竹林和烛影，许毅生弥留时纯情的爱妻、甜美的小女向他缓缓走来，写下全片的最后一首安魂诗，经导演鲜活而动人的刻画，让被湮灭的历史重燃在后人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