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经典读后感10篇
《地下》是一本由[日] 村上春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19-6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是和记录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或是爱情题材很相近的一本书，读这本书的期间恰好赶上两名租客带着孩子自杀的事情，我了解了一下，似乎也是因为邪教。沙林毒气事件也是源于奥姆教，作者采访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本来是想养成做书摘的好习惯的，但是通篇读下来，也没有几处想要记录下来。
旁观者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事件，总是很难感同身受的，但不妨碍我内心觉得压抑和惋惜。我想作者写这本书，不仅是想记录历史真相，更想呼吁社会关注因突发的事件而受害的人们吧。很多受访者都说，自己在经历过沙林时间之后，变得记忆里下降，视力下降，睡觉做噩梦，生活失去动力，但是因为这些都无法直接和沙林毒气联系起来，所以也只能自己忍受。
这本书的受访者也很有日本特色，大部分日本人在遭遇毒气的时候，为了不给人添麻烦，都是强忍着不适，很多人还坚持去上班，甚者就医了还要给公司打电话表示歉意。
《地下》读后感(二)：地下
读这本书，是在从东京回来以后。因为亲自乘坐过千代田等诸多线路，或许还正巧经过事发的车站甚至车厢，才得以对本书中纪实性的文字产生诸多共鸣。 除开错综复杂的线路和昂贵的交通费用，我很钦佩日本交通的有序与体贴，从女性专用车厢的存在，到需要在人多时关闭手机来确保心脏起搏器使用者能接受到信号的特殊席位，再到封闭式车厢的设置，都让我感觉到人的温柔。谈这些是因为赴日的经历让我得以在脑中构建一张网，对《地下》的细节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于这本书我的评价是：很有意义。一则，它让我接触到另一个时空的日本东京，世人通勤之群像、在那个时刻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些东西真实地展露在眼前。奥姆真理教、沙林倒像是次要的东西了。二则，村上不接受正义与无序的全盘对立，他质问读者，谁是绝对自由的呢？谁能保证自己的物语是不受外物影响的，百分百属于自己的呢？是了，我也正是牺牲了部分自由，以换取生活在某种秩序之下的权利，以不为人所知的，近乎sub的心态逃避生活中的种种选择啊。三则，下学期开始辅修复旦新闻，村上写这本书的心情，很大程度鼓舞了我。 另外，也由此确定了下一本要读的书：闻名已久的《IQ84》，因为已然了解了村上创作的该书两大基础，即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很是期待。
《地下》是村上春树先生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记录了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袭击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内容，受访者多达60余人。
首先，先生的行动力让人佩服，其忠实记录的作风也让人感动，先生的文字让我们得以走进每个受访者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感受他们的内心。
但是，这部纪实文学也有着很明显的缺点：过于着眼于受访者的受害经历，导致大量描述记录有很多雷同，读多了就显得过于疲劳，无论多么震撼人心的人间悲剧，在同一写法的记述下都会显得千篇一律，冗长重复的描写受害者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只会无限次地揭开受害者可怜的疮疤，而作为旁观者的读者则会因“疲劳”而显得冷血。就好像一个残疾人，他不需要强调自身的缺陷也能博得人们本能的同情，可是他如果一味强调自己的不幸，那就是卖惨，连应有的同情也得不到了。所以，此书虽好，但是在材料筛选上也存在明显问题。
其次，作为一部纪实文学，《地下》的思想性偏弱，它只做到了第一步忠实记述，而没有深层次的思想探讨，奥姆真理教事件本身是一个思想性的社会问题，但是村上先生似乎弱化了这方面的分析，这对作品整体的可读性大打折扣，会让相当一部分人半途而废（当然，先生在地下2中也对邪教成员进行了访问，但是仍以记述为主，对于缺乏思辨性思维渴望从书中获得明确结论的读者而言很不友好，但是正文后附上的与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谈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是作者自身的见解依旧模糊不清）
《地下》2部曲的纪实文学地位无可置疑，但是，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此书内容安排并不十分友好，希望大家能耐心读下去，毕竟，我们也要学会自己从书中获得自己的结论，而非依赖作者对我们的施舍。
《地下》读后感(四)：不停打成村下春树而不自知
第一，这是村上写的应该是第一本非虚构的书，于是我就产生了好奇，这么一个有名的作家在写非虚构是什么样的场景？不过实话是，我一本村上之前的书都没有看过，就像很多明星（虽然不应该这样类比），从来看过其作品（或者作品很一般完全没有印象），但是他就莫名其妙存在在我的脑海里，只以一个名字的身份存在着。
第二，现在一些线下的书店，或者线上的软件（个人更倾向于书店），会互相借鉴对方的排行榜，或者新书速递，所以这本书就这样莫名的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一遍遍，线上及线下。
第三，这是一本描述类似恐袭的书籍，我对于经历了如此灾难的人们的状态具有很大的好奇心（无意冒犯），就像村上在自己写作目的及方法等写到的，很想知道这些人之前做什么的，发生时在做什么，事情结束后时如何处理，如何生活的。
关于本书的个人看法：
实话说我没有读完，读这本书中间调查的内容，就像是写论文时候看五、六个文件夹，上百篇文献一样，同一主题，同一研究方向。就要开始疯狂深挖内在规律及含义。感谢村上先生中间部分排列的非常严谨工整。但是看到一半以后我就直接跳到了最后村上自我总结的部分了。（依旧无意冒犯受害者，我理解每个人在发生如此事件之后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地下。我理解，是每个人不敢面对的，逃避的这一状态指向的源头；是应该解决，却似乎连面对的勇气都需要积攒的一个困境。事件总是可以激发人性的光辉或者弱点，社会的不稳定及体制的不健全。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如此不稳定不健全甚至不健康，依旧可以错的数年而无法更正。这就是地下。
群访这个工作本身其实非常有意思，在于你一下子可以因为一件事情感受到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反应，不加修饰，不加个人评判是很难的，即使改动一个标点，或者删除一个语气词其实都有可能改变原有的语境或者受访者的状态。这本书也让我看到了这种方法的难点和魅力。
这本书翻译还是有一点难搞，不少地方我都无法理解中文的内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理解力不到位。但是看总结部分的时候，真的是玄而又玄。
《地下》读后感(五)：事件与反思
村上春树这本采访集源于他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受害者家属来信，在思考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作者写到：“更让我深深怀有危机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天发生无数过失的原因、责任和导致其产生的原委以及由这些过失引起的后果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未作为信息向一般公众彻底公开。”
村上觉得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有良知去负担起社会责任，把事件客观地记录下来，而不是只看媒体想让我们看到的。于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本采访集。
在采访中可以看到几点共性：
一是社会对恐怖袭击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应急预案，各个机构的应对反应迟缓。即使是医生、警察等专业人员，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二是两重伤害，毒气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后续的精神创伤（PTSD）。精神创伤一部分是由事件本身造成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媒体、公司、受害者身边的人造成的。
三是发现日本人对工作的责任心特别强，大部分人在不知中毒但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心里想的都是要去公司上班、不能耽误工作。日本人也是个不爱给人添麻烦的民族。受伤的人发现不对劲也是默默忍耐，尽量不表露痛苦，甚至因为表露痛苦而觉得害羞。这也同样造成了伤后不易倾诉，而使得精神创伤更为严重。
受害者也分为了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绝大部分的被采访者，基本都已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的经历有着大量的相似之处（这虽然不可避免，但读多了确实略有乏味）。其中感触最深的便是地铁工作人员的采访，在坚决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还清理有毒物质、疏导群众，有几位同事也因此牺牲。
第二类是重伤的受害者。书中记录了一名三十岁的女性，名叫志津子。因为受毒气影响比较强烈，差点变成植物人，虽然后来在慢慢康复，但身体大量功能受损，无法自由行走和表达。
第三类是去世的受害者。书中记录一名三十来岁的男性，和田荣二，去世时妻子怀孕。
后面两类因为无法直接采访，都是通过采访受害者家人，来了解沙林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两部分我几乎都是哭着看完的。尤其是荣二母亲的采访，母亲对儿子出生时的体重、时间都记得一清二楚，儿子的成长经历也历历在目，这种丧子之痛可能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最大的悲剧就是幸福的家庭被毫无征兆地摧毁殆尽。
文后，村上还对整件事件进行了反思，他也感慨到“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对这次事件的采访可以说对村上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创作的《1Q84》中，便可以看到事件的影子。
此外，村上还提到了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们，其实本身在积极地寻求被麻原控制。“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物语的流程。”信徒借此而回避对自身行为的判断和控制，也借此无需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主流对自己的评价。甚至提出反思，“你现在拥有的自我表达是否是真实的自我独立思索的结果”？
《地下》读后感(六)：回头看，不只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未来
小冒坚持原创的day299 以为那是生命中无从分辨的普通一天，没想到人生从此巨变。
我一直很喜欢村上春树。
不只是喜欢他作品的文学性，更喜欢他塑造的人物的独立人格和生活态度： 人其实可以遗世独立地存活，任性地遵从自己的内心，跟着自己的节奏。远离世俗尘世喧嚣独立生活，在厨房里自给自足做着健康饮食，一张一张听古典唱片和爵士乐，每天简单的过着自律的工作生活，就像更摩登悠闲版的《瓦尔登湖》。
他构建的世界有一种近似于洁癖的纯白，就如同他本人日复一日的持续专注，基本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这是村上春树式的特色。
有人说他近期一直在重复自己套路，但我喜欢读他作品时欲罢不能的感觉。
直到昨天，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地下：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除了来自这本纪实访谈录本身的震撼，我又一次被村上春树的文字打动了——来自一个写作者对热点事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背景介绍： 1995年3月20日，日本发生震惊世界的地铁沙林事件。奥姆真理教唆使教徒在地铁多处投放毒气，造成13人死亡及5,510人以上受伤。 2018年7月6日，日本对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主谋、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执行了死刑。 2018年7月26日，发动东京地铁致命沙林毒气攻击事件的原奥姆真理教6名共犯遭处决。这本书虽然才在中国出版，但其实事件发生后，村上春树亲自花了一年时间，面见亲历事件人士，进行录音采访，加以必要的文字加工，集结整理成这部《地下》。1997年，在事件发生二周年之际，就发表了这本书。这是他首部非虚构类作品，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描写逼真，意义重大。而且远早于《1Q84》。
如村上在《写在前面》这篇序言所说的：“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翻译此书的村上御用翻译者林少华，也竭尽全力保留了这一份克制和真实，中文的丰富还使得译版更加精彩，60多个采访任务，一人一色。
作为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个人主义”作家，一个畅销小说家，我觉得他身体力行，给每个写作的人很好的上了一课——关心社会，拥有良知。
全书分为两部分——对亲历事件者的采访，以及对教徒的采访。
第一部分里，60多个叙述者，作为受害者，救助者，地铁工作人员，作为亲历事件者。用各自不同的视角，碎片化的记忆影像，拼成一整个完整得有些残忍真实的画面。这才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正常真实反应。
采访中可以看到村上的小心翼翼和同理心。事件发生后，亲历者会对媒体和旁观者产生强烈的抵触——事实上，不可避免。
总会有人面对别人的悲剧，怀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抓住负面新闻，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嘴上说着“真够受的”，心里却止不住的好奇。
村上在对每一个采访者都进行了相当长的关于个人经历的铺垫采访，并且保留在最后的版本里，篇幅不算少——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作为亲历者之前或之后，他们首先是5000多个有着自己生活的普通人。
采用采访者作为第一人称，适当介绍每个人的背景和经历，介绍事件中的角色，克制冷静还原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便于读者更客观的理解他们的叙述，行为的出发点。 面对意外危险，每个人的心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和回忆侧重点都不同。那是每个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感悟。
有重在感受和心理恢复过程的人：
我本以为大家会对罪魁祸首，怨恨满满。但其实，无辜的亲历者当时困惑复杂的心情： 茫然，无助，绝望，怀疑，心痛，不解交织 。
而事后对犯罪者的愤怒也都变成了其次：
不是心怀怨恨就能支撑自己走出心理阴影，能让自己走出家门，不再畏惧交通工具。怨恨什么也产生不了，不如将强烈的情感注入“我到底能为受伤更严重的人做些什么？”
所以他们会去关心那些伤势更严重的人。
有回顾和反思当时自己行为和反应的人：
加害者的行为很可怕，亲历者却远比自己想象的高尚坚强。即使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隐隐觉得不对，依然下意识地守护自己的位置，也为了拯救陌生人拼命，迸发出责任感。
但当他们逃出地铁站，一边是人间地狱，一边一切正常，行人行色匆匆，漠不关心。
不禁开始怀疑：袖手旁观，明哲保身是对的吗？
对于在身边立马倒下的人，施以援手似乎是下意识的反应，但如果他在离你稍有距离的地方倒下呢？
举手之劳的助人为乐很简单，如果需要费一些力气，承担一些风险才能帮助到别人，是救还是不救？
也不能说人情冷漠，世风日下，但事件过后，会让幸存者开始产生怀疑，在这样冷漠的环境中成长的下一代会是怎样。也为自己曾是旁观者一员感到自责。
有一直陷入恐慌，仍无法摆脱的人：
沙林，是那种难以诉诸语言的恐怖，亲历者们几乎都是独自承受煎熬，除了至亲以外，很难有机会，又有勇气将感受和恐惧说出口。毕竟亲身经历死里逃生，看着其它生命在眼前死亡的冲击太大。
TSD，记忆入侵，毒气本身后遗症，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双重不适。对那些还算能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来说，要面对双重伤害：来自事件本身和社会态度。
因为轻伤者没有表面可见的伤害，仅有不明显的非创伤型的身体症状，以及难于言说的心理恐怖，都是不能为他人，尤其是职场领导所能理解的。他们会觉得你是故意假装，甚至以此为借口，开除员工。补偿也是经过很久，由政府正式出具文件，证明这是劳动伤害，才有机会得到补偿，
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因为这一事件暴露出的问题：
天灾人祸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为什么救护车迟迟不来？为什么救援没有有效开展？为什么到了医院也被拒之门外，难道不是人命关天？
很多人在此之后，才发现：日本是不具备能迅速，高效响应重大灾难的体制，有胆识有专业度的上层结构是不存在的。而且缺乏有魄力的指挥人，应急专家。甚至还有前期不作为，对于教众的放任，导致演变成无法弥补的悲剧。
5000多人仅有13人死亡，这个被大家誉为奇迹的结果，完全是来自坚持不懈的“现场救援”。感动，但是不可取。
还有很多普通人的一生因为这一天改变了。劫后余生，对待二次生命，虽然备受后遗症影响，却也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比如结束一段不怎么样的鸡肋婚姻。
第二部分，针对教徒的采访，就更复杂了。毕竟很多人都充满怨恨：没有人想去知道凶手的故事和心理，我们不关心。
我不想表达任何对他们的理解，但是说实话我很震惊，尤其是你会发现透过村上的文字，他们与普通人偏差不大——就是那细微的0.02%，决定了天翻地覆。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在这种开放性的思想中，善恶概念的开放超乎想象。 凶手都是高智商人士，但放弃思考和善恶判断，轻易把灵魂交付给体制，就是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教义已经超越情感。犯人的理所应当，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作为普通人，满是震惊。所以个人必须强大，才不会轻易受蛊惑影响。
明明没有太多华丽的写作技巧，明明文字很克制。但是读完之后，触目惊心，说不出的五味交织。佩服村上春树强大的观察力，生动地还原了暴力与恐怖。
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阅读，属于村上自己的想说的序言和林少华对他这本书的深刻认识。
我想我能理解他的写作意图：
总要有人为亲历者记录下来那一天；
总要想办法让更多人客观的了解到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哗众取宠；
总要有人去关注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悲剧和阳光照不进的人性之恶。
回头看，不只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未来。
人性很可怕，但是能战胜灾难的，也唯有人心。
《地下》读后感(七)：写在前面的话：《地下》《地下2》作者前言 by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
一天下午，我偶然拿起餐桌上那本杂志，啪啦啪啦翻看。浏览了几则报道，而后目光逐一扫过投稿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至于何以如此，原因已记不清楚了。估计是一时兴之所至，也可能特有时间。因为，无论拿起女性杂志还是阅读投稿专栏，对我都是相当少有的事。
信是一位女性写的，她丈夫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失去了工作。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事件，昏倒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倒是出院了，却不幸留下后遗症，无法正常工作。最初阶段还好，但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就开始说三道四。丈夫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环境，遂辞职回家——实际上是几乎被赶出来的。
杂志现在不在手头，准确表述记不起来了，但内容大体不会有错。
记忆中，写得并不那么“痛切”，也不特别恼怒。总的说来算是心平气和的，或许莫如说约略近乎“牢骚”。也好像为之困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似乎仍未能理解命运何以急转直下。
读完信，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用说，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是很严重的，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同时我也明白，对她本人来说，可就不仅仅是“不忍”就能了结的了。
虽然如此，自己现在却又不能在此做什么。我——大多数人想必也如此——叹口气合上杂志，返回自己本身一如往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是，那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封信，“为什么？”这一疑问从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问号)。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沙林事件的纯粹的“受害者”不仅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伤痛，还必须遭受那种冷酷的“次生灾害”（换句话说，即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所产生的暴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转而这样认为：对于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所遭受的双重剧烈暴力，即使身边的人能明确区别那是来自异常世界还是来自正常世界，而对于当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对他来说，不可能将两种暴力分成这边与那边。作为我，越想越觉得二者性质相同——肉眼看得见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
我想了解写那封信的女性（们），想了解她的丈夫（们），作为个人。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双重剧烈伤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
具体下定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决心，是那以后不久的事。
当然，杂志上的那封读者来信不是写这本书的惟一理由。那好比现实性点火栓。当时我心中已经存在关于写这本书的若干大的个人动机。不过，这点我想在最后部分慢慢讲述。姑且先请大家看这本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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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采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初至同年十二月底，做了整整一年时间。直接面见同意做证的人士，倾听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把音录进磁带。当然这终究是平均数，也有时采访长达四个小时。
录音带径直转到专家手里进行所谓“录音带处理”。即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除掉，其余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处理机中的字。无须说，有的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这里那里跳来跳去，抑或离题万里，后来突然出现。这就需要就内容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删除重复部分，调整文节，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基本适中。仅靠阅读录音处理稿有时候很难把握细微语感，因此屡屡重放录音带确认。有三次由于某种原因而直接依录音带照写下来。
不过，在如此成稿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起很大作用。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带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流程，有时也会丢失类似谈话核心的部分。这样一来，证词本身势必失去力量。所以，听对方讲述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把每句话都打入脑海。
录音被拒只有一次。电话中本来已跟对方讲明要录音，但实际去那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时，对方说没有讲过要录音的事。结果只好一边倾听一边时不时记录数字和地名什么的，差不多听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马上伏案写稿，依据简单的记录和记忆再现当时的谈话，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人的记忆这东西关键时候还是蛮靠得住的嘛！对于平日从事采访工作的人来说，这倒有可能是家常便饭。不料，由于成稿后对方拒绝发表，致使这种努力也前功尽弃。
这里容我倾听谈话（以下称采访）的人士，是为此书做调查的押川节生和高桥秀实两位找到的。作为具体手段，采取以下两种：
（1）依据报纸或各种大众传媒报道，从迄今作为“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发表的人名中挑选；
（2）向周围人打听是否知道谁是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通过其他种类（因故难以公开具体方法）如“小道消息”等方法查找。
老实说，做起来困难比预想的大。最初阶段简单以为东京一带有那么大数量的事件受害者，搜集事件证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没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只有法院或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才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正式名册。理所当然，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尊重，局外人不能查阅名册。各医院住院者的名册也是同样。我们勉强弄明白的只是住院之人的姓名，这是事件发生当天报纸等媒体报道的。然而这仅仅是姓名，至于住址、电话号码则无从知晓。
姑且把知道姓名的七百人做成名册，由此开展工作，但得以明确“身份”的仅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如“中村一郎”这样常见的姓名，仅凭姓名锁定对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经过如此程序，总算同一百四十多人取得了联系。可是很多人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不是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个事件”就是说“不想和奥姆发生关系”或者“媒体不可信赖”等等。尤其对媒体采访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强烈得超乎意料，刚说出出版社名字对方就挂断电话那样的情形举不胜举。接受采访请求的，一百四十多人之中归终仅四成多一点点。
对于奥姆的恐惧，大部分人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而逐渐淡薄。但仍有不少人拒绝接受采访：“自己症状算是轻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出于拒绝接受采访目的托词，无从确认）。此外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本人愿意介绍事件，但身边家人十分不情愿“进一步卷入其中”，以致无法取得证词。以职业种类来说，各种公务员和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人的证词极难得到。
女性受害者的访谈所以少，主要原因是很难根据姓名实际弄清身份。而且——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未婚女性之中大概也有人对这类采访有抵触情绪。也有几人虽然口说“家人反对”而接受了采访。
因此，尽管正式发表的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之多，但找出六十人左右“肯做证的事件受害者”却是极花时间极费精力的劳作。
作为方法，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征求愿意为本书提供证言的受害者：“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请为此接受采访”。这样，我想结果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证言。实际上当采访在某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样的诱惑，但同调查人员和编辑几次商议的结果，最终决定不采用那种方法。理由是：
（1）首先，我们并无有效手段确认对方主动提供的证言的真伪。与此相比，我们主动时候的风险要小得多。
（2）有自己主动想谈的人出现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由于那种积极接受采访者的比例的增加，有可能导致书整体印象的改变。相比之下，作为笔者（村上）宁愿重视随意抽取式的平衡。
（3）在调查性质上，如果可能，打算尽量不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行秘密调查。否则，对媒体采访怀有的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而且，笔者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其中出现。
避免“公开征求证言人”，事后想来，带来了另一个好的结果——由于排除较为简单的手段而使得笔者同调查人及编辑之间更有向心力了，产生一种类似“达成感”的感觉。“这是大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得以从中产生。紧密配合成为制作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珍惜每一位证言人的心情也更强了。
访谈稿出来后，首先送到被采访者那里请其确认。每次都附有这样一封信：“作为我们诚然希望尽量以真名实姓发表证言，可以么？如是不愿意，我们可以匿名，由您选择。”——约有四成希望匿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书中没有一一注明何为真名何为匿名。因为若注明匿名，反而有可能刺激某种好奇心。
而且，请对方确认成稿后的访谈是否属实时，若有“这个不想写出来”那样的部分，我们就请其先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如何更改。差不多所有人——尽管程度多少有别——都希望更改或删除。
笔者按照采访对象的指示，对指定地方加以更改或删除。删除或更改的部分往往含有能让人真切感到采访对象的人品或生活场景的内容，作为作家的我个人是相当遗憾的。但除了删除或更改后致使前后不连贯的情况，我都完全照做。难以照做的时候由我提出替代方案，求得对方同意。
如果改正或删除较多，出于准确性的需求，就把新稿送过去请其再次确认。若仍有希望改动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便按同样顺序重复一遍。有的访谈如此反复五次。
作为我们，一来不想给欣然接受采访的人添麻烦，二来想极力避免使得对方不快。即使为了消除对于大众传媒的普遍的不信任感，也不想让对方感到后悔或觉得一番好心被利用了。为此尽最大可能对访谈稿加以认真删改。
采访对象总数达六十二人。但前面也说了，成稿后有两例拒绝公开证言，而且都是内容深入的关键证言。老实说，舍弃已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切肤之痛，但既然采访对象说“No”，那么只能放弃。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尊重证言人本人的自发性，这一姿态贯彻采访整个过程。当然，有时也做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说服，但若仍然说“No”，我们随即撤下。
反过来说，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本人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对于部分愿意用真名实姓发表证言的人，我们曾再次确认：“以真名出现，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社会反响，那也不要紧吗？”如果对方说“不要紧”，才将其真名用在这里。对此深表感谢。将证言收进这本书的时候，以真名讲述所具有的现实性冲击力往往强烈得多，愤怒也好、诉求也好、悲伤也好、其他什么也好……
不过，这当然不意味轻视选择匿名方式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由，我也很理解这点。莫如说我要对尽管有那样的情由而仍能接受采访这点再次表示感谢。
采访时笔者最先问的是每位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在哪里出生、成长过程、爱好是什么、做什么工作、和怎样的家人共同生活等等。工作尤其问得详细。
所以在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受害者”每个人长相的细部更真切地浮现出来，而不想让其中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的一个（one of thim）。身为职业作家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对“综合性概念性”信息这种东西提不起多大兴致，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能（难以）交换的——存在状态怀有兴趣。因此，面对采访对象，我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写成文章传达给读者。尽管由于采访对象的情由有很多情况写不进去。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采访，是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奥姆相关者”每一个人的情况通过媒体采访而被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富有盎惑性的信息物语在世间广为传播，而作为另一方的“受害者＝普通市民”的情况则完全显得支离破碎。那里存在的几乎全是仅仅被赋予的角色（行人A），极少提供能让人侧耳倾听那样的物语。而且，即使那种少量物语也清一色是以模式化的文脉讲述的。
想必是因为普通媒体是想将受害者以“被伤害的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一印象固定下来的缘故。进一步说来，受害者没有活生生的面孔更能使文脉顺利展开。并且，“（没有面孔的）健全的市民”对“有面孔的坏蛋”这一古典对比能使得绘画变得容易操作。
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种固定模式消除掉。这是因为，那天早上地铁上的每一位乘客都是好端端有鼻有眼、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欢乐、有纠葛、有戏剧、有矛盾和烦恼——有将这些综合起来的物语的。不可能没有。那是你，也是我。
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他／她的为人，无论其结果能否具体写成文章。
听完这些个人信息之后，转入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无须说，这是正题。我倾听每个人的叙说并且发问。
“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
“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呢？”
（某种情况下）“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痛苦呢？”
“那种痛苦后来也持续吗？”
事件造成的受害程度，委实千差万别。既有微乎其微的，又有不幸去世的，还有至今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重患者。也有当时没什么大事而后来受困于（持续性受困于）PTSD(心性外伤后紧张障碍 / Post-traumatic stresss disorder)症状的。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只要不巧身在现场多少遭受沙林伤害，无论症状轻重我都主动采访，并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将采访对象的话完完整整收进书中。诚然，轻度受害者重返正常生活的速度快，影响也小。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感受、恐惧和教训。读一读就会得知，那也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症状。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份量不同的特殊的一天。
此外我还有这样一种预感：不分症状轻重地将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完整地收在这里，可以使得事件的整个过程重新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这点一读之下即可了然。
接受采访的几个人此前接受过媒体采访，都抱怨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最后却被删掉，被弄得缺头少尾”。也就是说，“媒体只适当地选用了容易报道的部分”。
因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为取得其理解——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有时候花了相当长时间。遗憾的是，有的直到最后也未能取得理解。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把这次采访中听得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作为信息收录进来，但由于篇幅限制和阅读量的限制，只能分别适当划一条线，平均份量在400字稿纸写20—30页左右。个别长的达50页。
虽说不分症状轻重，但症状严重的无论如何原稿页数都要多些。因为讲述的内容多，如住院经过、康复过程，或感触之深、创伤之大等等。
下面就请听一听他们的讲述吧。
不，听之前请先想像一下。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上班。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