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的读后感大全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是一本由祝勇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读后感(一)：书摘
只有写作是必需的。尽管纸质书在做着垂死挣扎，尽管出版作品的经济回报与影视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心里，没有一种文字载体比纸质书更加神圣。一个商人的成功可以写在支票上，但一个作家的成功只能写在作品上。我这样说没有歧视，它们只有不同。
在进入故宫之前的差不多十年里，我已经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我通过文字，向这座庄严的城靠拢。
我曾无数次地走进故宫的大门——以游客、朋友或者作者的身份，有时会在李文儒先生（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办公室里畅谈至深夜。我喜欢故宫的气息，喜欢它厚重的沧桑感和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因为与李文儒先生相熟，我参与、策划了故宫的一些活动，这使我在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就有幸走过了故宫的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不少“故宫的隐秘角落”。那时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大修”工程开始不久（该工程起于2002年，将于2020年结束），许多地方还是“荒草萋萋”，这使我有幸目睹了故宫被修葺一新之前的模样。很多年后，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里写下这样的话：
站在个人立场上讲，我不愿意看到所有的殿宇都修旧如新，因为一座修缮一新的建筑无疑会破坏时间的纵深感，使它变成了一个平面，僵硬，没有弹性。在我看来，只要保证那些破旧的宫殿不再继续毁坏，就不妨以废墟的形态向公众开放。故宫不是一个堆放古代建筑的仓库，而应该像潮水冲刷过的海岸、风吹过的大地，保持着最自然的流痕——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从建筑保护的角度上说，修葺的意义毋庸置疑，但从写作的角度上说，我更迷恋修葺以前的那个故宫，它更加“原始”、苍老，也更加真实。它让我对历史的认知一下子变得立体起来，真切起来，好像历史中的那些人还站在那里，我不经意地走过一个转角，就会与他们迎面相逢。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读后感(二)：住在故宫里的写作人
此书为祝勇的个人文学历程回顾，由四部分组成：序言、50个连贯的小章节（象征他人生度过的50年，主要记录他个人与文化有关的人和事）、附录（获奖感言和出版作品目录）、注释（书中引用文字的出处）。这本书的名字和内容我认为略有出入，但可以看出他对故宫深厚的感情。
他的文字风格是我喜欢阅读的作者之一，文笔流畅、情节合理、用词特别。从书中感受到他对文学的喜爱、对文字的热爱、对故宫的挚爱，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坚守住在文学领域中的寂寞和孤独。
书中了解到了许多作家的作品，知道了苏东坡的才气，感受到中国古诗词的魅力，增加了对新疆的兴趣，还种草了他纪录片的名字，准备好好领略一下他另一领域。这本书又激起了我阅读和购书的兴致。是值得一看并收藏的书籍。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读后感(三)：整个世界的文化印迹
本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来翻看这本书，但面对这个十八岁离开沈阳的人关于故乡的书写，不得不思考起来。“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都是有故事的，就如余华笔下那个背着书包，欢呼雀跃离开家的人，汽车、白云、苹果，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祝勇的著作很多，这本《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更具个人的情感特点。羡慕那些从事爱好与职业吻合工作的人，特别是以整个世界来命名，那是怎样的一份爱，让人有些许感动。
作者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那里常以文化来标注故乡的版图，并在故宫找到了文化之根。而我却认为有文化的地方并非就是自己的故乡，东北没有江南那样鲜明的文化，其文化的样态也不是小品能够代表的，作家迟子建、孙惠芬的作品其实显示了东北文化的地域特点，它内隐、深沉。
在离开沈阳三十年后的某一天，祝勇从酒店走出来的时候，冬天的第一场雪飘落。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久违的记忆却一下清晰起来，仿佛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那也是我熟悉的街道，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个酒店，曾经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很贵。故乡，那座城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从未走远，有的人把它隐藏起来了，有的人时时怀念。书中还提到了李书磊走在飘雪的路上，忽然泪流满面。那是一种北方人独有的情感，在萧瑟的冬天，一场雪既有寒冷，又有温暖的体验。故乡的意义就在于时空转换的维度里，你可以用时间与空间来填充它拥有的意味。
祝勇的独特在于他可以与不同的文化前辈交往，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领略不同的文化。这样他就能与城市的过往联系起来，在今天纷繁的时光里，他依然会感到根有所依托，从而带来一份难得的宁静，又在不断的书写中确认这种宁静，如同他对“藏地”的认同。
少年时代的饮食习惯是地域文化的反映，哪怕远隔千山万水，有一天你也会惦念起小城镇里早餐。远在伯克利小镇的祝勇想念是小摊上的油炸饼和豆腐脑。在小店里，点一盘花生米，来点小酒。此种方式散见在东北的大街小巷，特别是盛夏的沈阳，小店鳞次栉比，喝着小酒的人随处可见。这是故乡的一种样子，远离家乡的人虽没有意识到，也许早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大学时代的我常常在小店里与三五同窗点上老四样：麻婆豆腐、炒土豆丝、西红柿炒蛋、花生米，也是常常追忆的快乐时光。
散步提供了对自我思考的机会，康德的散步准时而富有哲理，宗白华的散步独具美学精神。每天树林中的散步为作者提供了思考提供了空间，而住到安静的环境里，每天可以听到自然的声音，享受一种生活的宁静。写作对作者而言是人生的意义，那些文字是坚实的，与内心的宁静是一体的。
祝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时光接触的都是文化名人，用的办公室是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用过的办公室，为此还写作了《我的“同事”张爱玲》一文，用心记下的经历都带有文化的印记。图书馆为学者提供了便利服务也易于一个人更充分地进行研究。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图书馆下班后就到办公室写作到深夜。当外在与内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写作的人生意义就更加显露出来，如他所言：“除了写作，我找不出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专注与持久的写作就是一种充实的人生，每一个字都具有质感，凝结着对时间过往的思考，这样的写作充盈着快乐。
对写作意义的思考一直都会伴随写作者，有时会怀疑，但对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让祝勇坚定了写作本身的意义。透过窗户可见白云飘动，那些过去的时间又在此刻得以被思考，历久弥新，写作成为思考时间的一种方式，让过去抵达现在。于是作者说道：“小小的房间里我同托尔斯泰、卡夫卡、海明威、克鲁亚克，还有中国的曹雪芹挤在一起，当然会觉得温暖。”这小小的房间必是安静的，又是对世界敞开的，它对世界的敞开只在于作者的所思所想。写作对对作者而言就是生活，那些积累起来的文字构成了生命的厚度。读者对作品精神上的认同也是写作意义的体现，文学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妥帖和深入”，读者的共鸣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而言。
作者绝大多数的文字是由敲击键盘而来，而那些手写的文字只是偶尔为之。用笔书写文字连接着文化传统，对一个有潜在的影响，只是用笔书写变得越来越少，作家的手稿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祝勇认为文字书写有一种厚重感，也可以给他带来的快乐。在纸上自由的书写本身应该有一种美感，这是书写艺术性的前提。
写作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认识。写作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不断探索的过程。在祝勇看来，这样的创作才更具有个人的特点，不同作家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以对话的方式追寻历史中的人物赋予祝勇旺盛的创作力，从历史散文的写作到历史记录片的撰稿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
在祝勇的写作中故宫是最具分量的存在，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比如《旧故宫》《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风花雪夜》《故宫六百年》。2011年来到故宫工作有他的才华原因，也有人生的贵人相助有关，祝勇去了适合他的地方，这种适合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故宫的夜色与雪中的宁静幽远是一种独特的美，这里的时间生动而微，每一处细节都有故事，而讲故事的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祝勇关于故宫的书写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就如建筑一座城，而他的这座城是由文字搭建的。
祝勇将书画称为纸文明，在散文的书写中思考历史、人物，做“逆光的旅行”。书画作品连接着过往的历史，看到那些灵动的古人书画，曾经的岁月如在目前，这是纸质艺术的魅力。书画作品也为今天的人提供了了解历史、想象历史的媒介。祝勇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讲述以书画了解历史的方式。在祝勇的眼中艺术作品是活的，他也关心创作者，这样作品本身、个人命运、历史交融在一起，所以诗人欧阳江河会说《故宫的风花雪月》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阅读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与作者之间进行精神的对话。
祝勇认为只有通过写作与阅读才能进入到语词创造的世界，作品的价值既在于它的创造性。祝勇在他书写的世界里表达着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解，同时构建自己的精神之城。祝勇担任过很多纪录片的总撰稿和总导演，他的历史观直接反映在影像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触摸历史、发现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物交流、理解他们，这样的书写内心是广阔的，即祝勇所说的“对历史的那份亲人般的情感依赖”。历史纪录片有它自己遵循的边界和艺术特征。《天山脚下》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日常生活“自带光泽”，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真诚表达自己的情感。这里有一个电影放映队的故事，他们有三人，一名司机、两名放映员，他们会开车很远才能碰到一家人，观众只有三人，有时去叫邻居，要有几十公里远，对他们来说看电影犹如节日一般。这样的纪录片充满画面感，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祝勇的创作带有深厚的文化印迹，他“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读后感(四)：在故宫书写世界——祝勇谈故宫情缘与故宫写作
转载自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说起祝勇，总是与故宫联系在一起：他出版与拍摄了多部故宫相关的专著和纪录片，用文字与光影的形式将故宫的美与深呈现在世人面前。日前，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首部具有回想录性质的新作《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故宫（紫禁城）建立600周年，本报记者以此书出版为契机，邀请祝勇讲述他与他的文学故乡———故宫的情缘以及创作体验。
我的文学故乡———故宫
我突然发现，故宫就是一个聚焦点，所有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宫得到体现，它是文化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故乡。
文化周刊：您在《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的开端谈道“我的故乡就在故宫”，将故宫视为您文学的故乡，是因为一种乡愁。这种乡愁是什么？
祝勇：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与过程很长。从1990年代发表一些作品开始，至今整整30年。第一个10年，主要是在打基础，写作范围比较广泛，但也是以历史文化题材为主；第二个10年，开始逐渐向故宫聚焦；第三个10年，则以故宫为主题写作。
我最初写作的时候，缺少一个自己的文化根基。我在书中也写道，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学故乡，比如鲁迅、萧红、沈从文、莫言、苏童、刘震云、贾平凹、路遥等作家的写作，基本都围绕自己的故乡进行深入开掘，他们的故乡既是自己生活的故乡，也是文学创作的故乡，甚至于支撑着他们终生的写作。
我出生在沈阳，在这座城市读到高中毕业之后选择远行，对沈阳的文化认识非常浅薄，特别是工作后，觉得自己始终处于漂移状态，没有很深的文化根脉。于是我不断地游走，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西藏、江南，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故宫，我突然发现，故宫就是一个聚焦点，所有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宫得到体现，它是文化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故乡。
文化周刊：您在进入故宫前10年就开始着手“故宫写作”，进入故宫前与进入故宫后，对故宫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与体验，在您的“故宫写作”中有何体现？
祝勇：进入故宫前，我创作了《旧宫殿》《血朝廷》《辛亥年》等故宫相关题材作品，虽然在这期间我也去过故宫，在故宫里感受故宫、体验故宫，但这些作品主要还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还融入了一些个人的价值判断。特别是《旧宫殿》，当时很多人觉得比较“新”，但回过头来再看，觉得理念先行的成分太多，因此到了现在我反而对这部作品不是很认可。
调入故宫工作后，我逐渐深入故宫内部，感受故宫的方方面面，才体会到，历史具有复杂性，很难用大逻辑和大判断来定论，因此我的作品在历史表达上更有肌理感，对历史的反思更加细致。
文化周刊：您一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书里恢复它（故宫）从前的灯影和人声。为什么？
祝勇：以人为本。不论是写大历史，还是具体到故宫里的物质文化，主角都是人，我们不能只看到物质层面，而看不到其背后的人。现在的故宫看上去空空荡荡，但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活动轨迹。所以我希望能给历史一个复盘，恢复它原来的生命轨迹，同时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一个朝代或一个人物命运的内在联系或内在逻辑。这种内在联系或逻辑可能在当时看不到，但作为后来者，需要细心地把这种因果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举一个例子，明朝朱棣迁都北京，这种地缘政治，一方面控制了北元，但另一方面却也导致后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明英宗被俘、明朝灭亡等。女真族从东北兴起，离长城很近，如果当时都城是南京的话，明朝也许不会很快灭亡。
用普通的文字构建不平凡的世界
故宫写作让我观察世界的视角聚焦在故宫这样一个点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宫城墙里的区域，但其实包含着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辐射量，其内部空间无限广阔。
文化周刊：您在书中写道，“我对写作的向往，包含着对本质生活的向往”，您所说的本质生活是什么？
祝勇：所谓的本质生活，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就像吴昌硕先生那样，他作为一代文化宗师，就住在寻常巷陌，过着普通百姓的日子。很多人提议像他这种身份与地位，应该过一种很豪华的日子，但吴昌硕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很真实，不需要一种物理空间跟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特别认可这种价值取向，人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不是被某种虚名利所绑架或左右。
文化周刊：“恒定的写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种艰难的修行。”您去南方、入藏地、蛰居窦店、远赴美国、故宫工作，历经沉浮终未放弃写作。就您的经历来看，其实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写作于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其中的故宫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祝勇：从未放弃写作，终究源于对它的热爱，只有真正从事写作的人，才能感受到写作的吸引力有多大。寥寥几千汉字，却可以在作家的笔下，构建出一个个大千世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吗？文字，人人会用、人人能用，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具，却能构建出超乎想象的不平凡世界，这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写作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不管是原来的手写，还是现在的电脑打字，在写作过程中，我都会产生一种快感，一种用最普通的文字工具搭建出最不平凡的世界的快感。尤其是对人物内心奥秘与精神世界的把握，总会觉得酣畅淋漓，这是写作者深有体会而旁人无所察觉的感受与体验。
不同于唱歌、跳舞创作时的参与感，作家创作时只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等到创作完成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别人才能看得到。我曾经读到路遥回忆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状态，深有同感，写作看上去很苦，这一过程充斥着寂寞与枯燥，但只有写作者本人才会真正感受到，其背后的神秘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故宫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故宫写作让我观察世界的视角聚焦在故宫这样一个点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宫城墙里的区域，但其实包含着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辐射量，其内部空间无限广阔。故宫里的门很多，故宫写作就像是从一个门走向另一个门，逐渐挖掘其深厚的内涵，最终打开大千世界之门；就像我在书中写的那样———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
回望故宫600年
故宫600年不好写，因为故宫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浑然一体。这种包罗万象的写作体量太大了，考验着写作者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
文化周刊：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不久前出版的《故宫六百年》一书，把其看作您所有故宫主题写作的总结。总结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总结？
祝勇：600年，整整10个甲子，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回望故宫600年历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故宫600年不好写，因为故宫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浑然一体。这种包罗万象的写作体量太大了，考验着写作者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我写过很多故宫相关著作，写《故宫的古物之美》，主要是想挖掘故宫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情感；写《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想通过建筑写其背后的人与事，特别是人的命运……这些书的主题相对明确。但《故宫六百年》比较具有开放性，既囊括所有但主题又相对不明确，如何把握这个度，比较困难。《故宫六百年》不是过去作品的汇合，也没有重复，但肯定基于过去作品的积累与铺垫，也正因为有了过去作品的创作，对于《故宫六百年》的写作才会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文化周刊：您的很多著作都采用了“新散文”的形式，谈谈您的创作体会与思考？
祝勇：故宫写作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新散文。新散文作为概念，是从1997年开始兴起的，以60后、70后作家为主要代表。为什么提出并倡导新散文？是因为在这之前散文写法逐渐走向程式化、标准化，容量小、规模单薄、缺乏弹性，散文越来越走向沦落。而与此正好相反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很是火热，余华、莫言等一批作家不断以新的写作方法壮大小说的生命力，使得小说创作方兴未艾。不仅小说，戏剧等都进行了一些革新。相对而言，散文则缺乏创新性，逐渐走向文学的边缘。当时我们这批写作者还比较年轻，不甘于这样的现实，因为散文本身曾经辉煌过，比如先秦散文、五四散文，于是开始尝试一种新散文的写作方式。新散文容量增大，不再局限于只是千字文，比如《故宫六百年》就可以视为40多万字的大散文；复杂性也大大提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事一议。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散文取得了很大进步，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