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锦集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是一本由王德威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4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精选点评：

　　●有精有粗。

　　●论述不深入，观点与王德威先生其他的论著相比也不新颖。觉得王德威先生的论著已经难再超越《被压抑的现代性》和《当代小说二十家》了。

　　●沈从文的那篇相当精彩。理论援引丰富，一天内读完稍稍吃力，很多文本都没读过，"历史迷魅"。

　　●除魅和招魂的观点很不错。个人对书中白薇、杨骚、茅盾和沈从文这几人作品的分析很感兴趣，一些说法很有意思。但是对张爱玲那一章的分析水准与其他章相比有一点不够。打算也买一本。

　　●王老爷子最拿手的就是不同时代环境的作家作品参差对照，罪抑罚、诗人之死、沈从文与鲁迅的砍头事件、魂兮归来等等如是。而革命加恋爱中茅盾蒋光慈白薇的故事更是惊悚，与文本参照可怖。

　　●理论=修辞。

　　●最后一节讲鬼气，沉沉睡去，半醒之时，似如祖母环抱，唤吾小名，大后中元，奠念去

　　●最精彩的是《革命加恋爱》一篇，王德威用丰富的材料教育了我们：和左翼男文青谈恋爱没有好下场。

　　●无需多言

　　●@HKBU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一)：简单感想

读了其它的专著，每次读几张，就犯困，枯燥的很，读不下去。之前一直知道王德威的著名论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因为老师上课对明清的侧重点不同，我对于晚清小说的了解一直是个空白，越是陌生的地方我越不敢阅读，所以就觉得王德威的文字是学者风格，看不懂。结果不然，看了《想象中国的方法》对于晚清的四大小说了解了很多，便迫不及待找来这本《现代中国小说十讲》来阅读，这和名作欣赏文本细读不同，侧重的是借系列相似的小说表达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热点，语言很平和，论点很新奇。读完震惊的是关于革命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二)：大陆仅出过王德威的两本书，此书是一本

　　王德威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经任教于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的一些中英文著作，象《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散论》、《众声喧哗：三 0 到八 0 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 20 家》、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在海外影响广泛。目前大陆仅出过他的两本选集，即《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 ）和《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据称，明年三联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会推出《跨世纪风华》和《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大陆版，相信一定会产生相当的反响。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三)：虽然有些故弄玄虚

　　相对于作品，我更爱读研究性书籍，这么说令我很羞愧——好像我是许多书我压根没读过，只是假装自己读过，然后靠几本研究性著作出去坑蒙拐骗的那类人。

　　不是的啊！

　　我是真的喜欢那些说话云山雾罩，拐弯抹角的研究系书籍。

　　而且不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而是读到某些句子，会悚然而惊，继而感到灵魂一阵震颤。好像窥破了天地间某些秘密。

　　顿时感觉自己有些不一样了某木有？

　　是从王安忆开始的。

　　因为她的那些书评尽管专业性不强，她本人确实是个会读书的人，读完她的书评，哗！好像奇经八脉全开，四肢百骸都舒畅了不少，她能看出书里真正的好来。

　　比起王安忆是本能的会读书，赵园老师的书才是真正的本本五星推介。

　　说回王德威这本书，好也是好的，许多观点新颖独特，有别出心裁之感，难得的是，人家文笔还很不错，要知道，如果论著写的文笔好比作品写的文笔好更出彩。

　　但还是为做而作，所以做作了。

　　各种西方理论用的是很熟，但多少有点炫技的嫌疑。

　　然后他在论述某个具体作家时，好吧，就是他谈王安忆那一章，实在是失之表面。

　　说茅盾、蒋光慈、白薇那章，倒是很有见解，好吧，而且人家满足了我八卦的本能。

　　但真的是不错的还，用KINDLE读完，觉得可以买本纸质的，重读，让我有这个想法的，就实在算得上好书了！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四)：太严肃

　　王德威没有我想象得有趣，虽然我喜欢看的八卦书。

　　我喜欢文字中能看出来的愉快感。翻了一下他的《现代小说十讲》，感觉枯燥乏味，大量的背景叙说，基本看不下去，他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政治放在一起介绍，于是文学有了政治的阴影，变得不那么好看。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学究气的文学评论。总觉得文字如果太学究，说明没到境界，到了境界，文字便像玩儿一样。

　　说茅盾有次接到了党的任务，去送一封信，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没送，据他自传说是因为腹泄。但是他在失踪的一段时间内，写了很多作品，包括一首诗，这首诗大意是跟云妹分别，说完了，什么都完了。王德威认为，这首诗其实是他打算跟我党拜拜的证据。类似的推论还有很多。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王德威的政治立场，却觉得他行文太过于罗嗦，俨然的学者气。不喜欢。

　　关于对作家评论的，只看了朱天文的，他对于朱天文饱含讽刺，觉得她是沿袭了张爱和胡说的发扬体，有大志涉及政治，但是终归还是流落到小儿女的情怀中去，而且对于她模仿胡的文风和张的沧桑，王德威也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张爱玲的沧桑是浑然天长的，50年内的作品看不出来年纪变化，而朱的沧桑则比较造作，随着自身的成长，不断地变化。

　　他不太喜欢朱的端庄的矫情，看得出来他对胡兰成的山水颂歌也略有鄙视，对于张爱玲，他又似乎拿捏着词汇不太敢于评价。

　　继续看，也许会改变看法。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读后感(五)：现代文学研究思路 （笔记）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名家专题精讲, 王德威

　　本书触及历史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如国家神话的生成、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组、“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辩证、群众与个人主体的互动，还有更重要的，时间、书写、欲望、记忆所构成的叙事网络。 -- , loc. 46-48

　　1 虚张的正义——《三侠五义》与《老残游记》新论

　　《三侠五义》尝试着将侠义和公案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其规模与成绩在晚清堪称首屈一指。 -- , loc. 117-118

　　既然行动的理由是正义的，那么“闯”，无论是身体意义上的擅入禁地，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僭越礼仪，在白玉堂看来，都是侠义行为的真谛。 -- , loc. 168-169

　　胡适在重读《三侠五义》时，毫无保留地激赏白玉堂这一人物塑造。白玉堂为人有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正因为这些毛病，他最终以死履险，尸骨不全。但正如胡适所见，恰恰由于他无法祛除这些短处，白玉堂超越了那些“全德的天神一样”的英雄，成为小说中最活生生的人物 -- , loc. 175-177

　　机械装置的意象，很容易引发人们讨论机械学的现代性对传统世界的侵入，但我无意夸大此现代性在《三侠五义》中的意义，毕竟这部小说思想保守，作者无意于此 -- , loc. 206-208

　　白玉堂灾难性地私闯铜网阵这一事件，是晚清说部第一次直接描述了个人主义英雄与政治机器之间的斗争。这一主题迅即充斥于20世纪的政治小说、革命演义以及广义的政党历史“大叙事”当中。 -- , loc. 231-233

　　刘鹗对侠义公案小说传统的颠覆可谓昭然若揭：老残既非大侠，刚弼亦非好官。恰如一个名不副实的清官扭曲了公理的真谛，一个名不副实的侠士对正义毫无用武之地。李欧梵论《老残游记》时，称老残为“文侠，而文侠用头脑与药草，而不是凭藉刀剑，来洗雪社会的不公” -- , loc. 321-323

　　老残最为惊人的发现，无过于清官才是社会动荡之根源。 -- , loc. 369-369

　　鲁迅一代承担了侠义式批判的任务，并成为侠义公案小说的真正继承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没有侠士，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一角色留给了作家自己，即那些新型的、自诩的男女侠客们。他们誓以笔墨之力，洗雪谬误，惩戒不公。 -- , loc. 425-427

　　2 罪抑罚？

　　晚清以来作家对暴力与正义的认知和描述，如何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指标。所谓正义，意指社会用以指认与制止自然与人为暴力的机制；这一机制可以律令法典、行政规范、 民意风俗或信仰禁忌等多种方式实践。-- , loc. 483-485

　　狂人不妨看作是个侦察者，追踪中国社会罪行的真相。当他惊觉仁义道德的礼教正是吃人的元凶时，他付出惨重代价：禁闭、隔离、“治疗”、检查，终为社会销声、吞噬。《狂人日记》充满了罪与罚的意象，令人怵目惊心。鲁迅对真理及正义复原的可能性，从来持悲观态度。 -- , loc. 580-582

　　疯狂与死亡是解决一切非理性暴力的仅余出路，寻求真理与正义的代价何其惨烈。 -- , loc. 662-663

　　问题不再是五四后作家叙事技巧是否推陈出新而已，而是他（她）们对刑罚、正义、身体的象征认知，是否真正超越前人，堪称“现代”。 -- , loc. 686-687

　　3 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

　　这三位作家出入于革命活动与情爱游戏、历史想像与欲望实践间，他们不仅仅书写，并且身体力行了现代中国小说写实论述的种种修辞及意识形态吊诡。 -- , loc. 857-859

　　三部曲小说《蚀》何以会令左右两派批评家针对如何“再现革命”的问题掀起一场论战。我认为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之所以会转型为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这场论战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 -- , loc. 905-907

　　首先，革命文学必须坚持其美学守则，不该沦落为宣传文字；

　　其二，革命文学描写的应该是主要读者群——即小资产阶级——所关心的课题，因为革命文学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启发这些读者，诱使他们放弃旧习，改信马克思主义；

　　其三，革命文学必须避免运用那些来自“西方公式主义、新写实主义、标语口号文学”等具有宣传色彩的修辞[18] -- , loc. 914-918

　　赚人眼泪的自怜自伤，再加上拜伦式的牺牲殉难，使这本书打动了无数年轻读者。 -- , loc. 1027-1028

　　三段论式（冲突→互惠→革命至上） -- , loc. 1120-1121

　　如果茅盾视“革命加恋爱”为社会的病症，蒋光慈则视“革命加恋爱”为治愈社会种种疑难杂症的良药。-- , loc. 1122-1123

　　在夏的笔下，蒋光慈不仅肤浅滥情、自鸣得意，而且是“浪漫主义最喧嚣的鼓吹者，亦是浪漫主义最可悲的讽刺” -- , loc. 1162-1163

　　白薇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仿佛是要将茅盾的“寓言式”与蒋光慈的“自恋式”的两种写作手法合为一炉。 -- , loc. 1277-1278

　　《腐蚀》是出于茅盾偏执的妄想，还是罪咎感的投射？是茅盾的自我辩解，还是他的虚构忏悔 -- , loc. 1492-1493

　　蒋光慈对爱情的渴望与对革命的向往之间，有一种平行的关系。 -- , loc. 1534-1535

　　疾病与中国现代性间的象征关系成为一热门的研究课题。学者如黄子平、苏伟、Andrew Schonebaum、唐小兵等都有专文论述，指出个人的“疾病诗学”乃是了解国家“政治病源 -- , loc. 1555-1557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对疾病与现代日本文学之关联的研究。 -- , loc. 1557-1558

　　在西方医学论述以及实践方式的笼罩下，肺结核之类疾病的被“‘再’发现”既可看作是个人“主体”闳域的诊断，也可看作是“国体”境况的寓言[97]。在中国文学的脉络里，曾朴、鲁迅、郁达夫早在蒋光慈之前，就已经对疾病，尤其是结核病，有所描述，而且也都视其为国家形势的征候。他们批评中国人气体虚弱，也都共盼强国强种强心的未来[98] -- , loc. 1559-1562

　　浪漫病理学和现代革命诗学的辩证，使我们重思蒋光慈的结核病史。 -- , loc. 1570-1570

　　挣扎在情欲、怨怼与疾病之间，白薇与杨骚发展出一种最怪诞的爱情模式。 -- , loc. 1642-1643

　　“革命加恋爱”的热潮在抗战前夕倏然停止。这一论述及创作的终止既代表国家及社会叙事风格的改变，也暗示革命话语的正确性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控，标示着一代革命作家的青春不再。 -- , loc. 1715-1717

　　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涯》《革命·历史·小说》 -- , loc. 1854-1855

　　4 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

　　抒情文体家、地方代言人和政治保守派-- , loc. 1885-1885

　　我认为尽管在大多数作品中，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向“自然”的姿态，他的写作其实回应了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其激进处并不亚于台面上的前卫作家。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 -- , loc. 1891-1893

　　对沈从文“写实主义抒情模式”的观念重作批评概述，继而讨论他往往将怪诞残酷的主题加以抒情化的动机与效果；之后我专注沈对“时间”及其历史表征的阐说，以及他的爱欲与死亡的美学。 -- , loc. 1908-1910

　　语言的抑扬变化传达出梦幻般的“联想节奏”（《边城》）；

　　对世界的“共时性”感悟使连绵流逝的时光骤然停止（《春》）；

　　以个人的顿悟或浑然不觉来见证浮光掠影的生命体验（《静》）；

　　以田园主题和人物召唤原始主义的风物画（《柏子》，《湘行散记》）；

　　以及对遥远部族及神话的渴慕追想（《凤子》）。 -- , loc. 1911-1914

　　首先，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多年前即指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倾向就是抒情化的潮流 -- , loc. 1923-1924

　　即便沈从文深信小说可以像诗歌那样来写作，他又怎能解决作品文本深处的悖论？这一悖论正出现于“叙事讲述”（阐释学模式）和“音画图式表现”（诗学模式）的交界点上 -- , loc. 1926-1928

　　我认为沈从文的抒情主义来自于摈弃，而非拥抱五四作家对于个人主义的放纵追求；他的抒情话语的力量就在这一悖反之中。 -- , loc. 1953-1954

　　沈从文在小说中并未抹平抒情与写实、诗歌与叙事之间的冲突，相反的，他赋予这冲突以暧昧的辩证色彩。 -- , loc. 1976-1977

　　沈从文的叙事使他不仅质疑抒情和写实在语义、语法上的“拟真性”（mimesis），并且叩问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 -- , loc. 2002-2003

　　沈从文抒情叙事的反讽意义，同时产生自于他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 -- , loc. 2021-2022

　　沈从文涉及砍头的作品包括《我的教育》（1929）、《黄昏》（1934）、《新与旧》（1935）、《黔小景》（1931）、《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30）、《从文自传》（1934）和《湘西》（1938）等。砍头被写成民初地方政权使用的一种寻常刑罚，尽管更为先进的刑罚技术（如枪毙）已然被引进 -- , loc. 2049-2051

　　在《从文自传》和《湘西》中，对于不同情景中被杀的众多死者，沈从文总保持一种回顾的心态，其中既有反讽意味的好奇心，也有一种理智和情感上的距离感。 -- , loc. 2068-2069

　　真正引人争议的问题在于它唤起读者对其他相关主题的注意，却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它也并不确信作品本身对任何问题有确然的解决办法 -- , loc. 2085-2086

　　鲁迅对砍头的陈述本身已是个比喻，夸张地表达了他对于源头失落的焦虑——头颅象征意义和人生，肢体残破象征意义的失落。批评者如李欧梵已经指出，鲁迅所提的那张难忘的幻灯片从未找到过，很可能是出于他的杜撰[27]，从而赋予他的抽象理念以寓言的形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文本）起头之处，虚构与历史已混为一体 -- , loc. 2111-2114

　　从鲁迅的砍头情结来判断，真正使他着迷的是身体和头颅的象征力量。 -- , loc. 2128-2129

　　在身体刑罚的当众表演中总潜藏着一种威胁。除了恐惧以外，这血腥景象也给观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感，而后者往往颠覆了行刑的庄严性，甚至会诱导出狂欢场 -- , loc. 2140-2141

　　作为表现现实的媒介，语言不断延伸衍异，和自我指涉、逆转的特性，被沈发挥得淋漓尽致。 -- , loc. 2173-2174

　　屈原在《楚辞》中一章的篇目[31]。 对沈从文而言，“癫狂”这个词语指陈一种自然的态度、诗意的声音，藉此日常礼仪和情感方式得以逾越 -- , loc. 2201-2203

　　对沈从文而言，“癫狂”这个词语指陈一种自然的态度、诗意的声音，藉此日常礼仪和情感方式得以逾越 -- , loc. 2203-2203

　　我将讨论沈从文如何处理历史叙事的基本主题之一：战争和战时生活。在普遍意义上，战争、暴力和死亡构成我们对历史“事件性”的认知，但由沈从文写来，这些事件也显得与传统战争叙事极有不同。 -- , loc. 2395-2397

　　沈从文对爱和情欲的描绘总是隐含一种逾越规矩的愿望，这愿望驱使他的人物不仅超越寻常伦理界限，甚至有时与自己为敌。 -- , loc. 2465-2466

　　在沈从文癫狂、死亡和自杀的场景中，除涕泪和痛苦之外，还有一种诗意的召唤。抒情修辞由此登场，用以描述这种神魔交会的体验。 -- , loc. 2488-2490

　　自然”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理想源泉，而“自然化”则指的是将历史流变化作天长地久的文化/意识形态范 -- , loc. 2529-2530

　　就着它们所投射的浪漫想像，两部作品生动地表达了沈从文抒情形式中有关“欲望”和“逾越”的辩证的两个层面。 -- , loc. 2579-2580

　　5 此怨绵绵无绝期——张爱玲，怨女，金锁记

　　鲁迅的狂人（《狂人日记》）以次，曹七巧大概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著名的“女”狂人了。礼教吃人的控诉在女性的身上演出，尤其令人怵目惊心。无怪夏志清教授将这一小说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中篇”[5]。 -- , loc. 2745-2748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经区分两种文学再现（representation）的方式。“第一种是原封不动的拷贝现实，视现实为圣像。相对于此，第二种视世界为海市蜃楼，将其作幻影般呈现。” -- , loc. 2784-2786

　　张爱玲最花心思的部分，当然还是中国女性在传统家庭制度中的处境。 -- , loc. 2810-2810

　　藉着这一人物，张爱玲早早把性别政治复杂化，以她自己最犬儒的方式写出女性的权力与欲望。 -- , loc. 2859-2860

　　何其可“怨”的是，她每一步自求解脱之道只招致更多的空虚与愤恚；她陷在一个闷葫芦式的循环中，难有救赎。 -- , loc. 2868-2869

　　比照上述的“门槛论”，《怨女》的开场与结尾就更有看头。 -- , loc. 2885-2886

　　女性写作总是个不稳定而且权宜的举动，需要与（男性）象征不断协调、对话、重新铭刻 -- , loc. 2896-2896

　　6 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

　　王国维自沉之谜，令人再思朱湘与陈三立之死。我们要问：朱湘的自沉，是否像王国维一样，在表面的个人困境外，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寄托？陈三立的绝食而死，是否并非出自新的“爱国”主义，而是贯彻了传统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表达迟来的遗民姿态，而更是对文化——不论古典或现代——的衰亡，一种最沉痛的先见之明？ 如果说中国“现代”精神，以肯定生命进取，日新又新是尚，那么论者或要诘难朱湘、陈三立、王国维之死，是时代落伍的表征。然而，这些诗人的“不识时务”却更可能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复杂性，与那些走在时代尖端的摩登文人相比，反而更体现他们绝不随俗的“现代”感触。在新时代的发端处，他们已然明白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仅只由启蒙、革命、进步所表现。面对种种公私领域的挑战，他们决定抹消自身的存在；他们俨然以否定的方式，见证了现代所能涵纳的复杂意义——包括对现代本身的抗拒。他们的自杀行为因此吊诡地落实了一种非传统（却不一定是反传统）的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出现。 -- , loc. 2986-2995

　　从切腹到自杀（jisatsu），从殉死（junshi）到殉情（sinju），自杀往往被视为日本文化及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巴特“符号帝国”里的神秘特征[7] -- , loc. 2998-3000

　　老舍《茶馆》（1957）中的一句话又回到耳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14] -- , loc. 3029-3030

　　阿尔瓦雷（Alfred Alvarez）在探究文学与自杀的关系时，曾提出两类追求“自我了断”的类型。一种类型为“极权主义艺术家”，指的是艺术家因为受一种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终于选择自杀，或“保持沉默，那死亡的同义语”[15]。 -- , loc. 3029-3033

　　一种类型是“极端主义艺术家”，指的是具有内在自毁力量的艺术家，他/她“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刻意探求那一狭窄的、暴力的地带，铤而走险” -- , loc. 3033-3034

　　艺术、创造性、死亡与自我之间的关联获得最强有力的表达，浪漫英雄主义的发挥，达于极致。 -- , loc. 3038-3039

　　当外在的压迫已经忍无可忍时，自杀——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沉默——成为他们最终的逃避与抗议。 -- , loc. 3148-3149

　　当他与他的审问官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时，闻捷罗曼蒂克的爱欲与他当年的政治激情似乎如出一辙。 -- , loc. 3169-3170

　　福柯（Foucault）在他的权力谱系研究里，视自杀为现代统治结构急遽变动的重要指证。对福柯而言，统治者操纵生死的方法的转型恰与其他权力机制的改变，相辅相成。在前现代时期，统治者展示权力的方式“基本是攫取式的：攫取事物、时间、身体，以及最终生命本身”；而在现代时期，权力转化成生产、培植、顺序成长的一种能力。“ -- , loc. 3177-3178

　　一旦党的身体和语义网络显出漏洞，闻捷之死便释放出多义诠释的可能。 -- , loc. 3203-3203

　　其一，自杀的“死无对证性”与自杀的“可表述性”间的对话，以及这一对话如何见诸闻捷与戴厚英间的写作“接力”；

　　其二，共产革命的律令与革命主体发言权二者间所形成的张力。 -- , loc. 3216-3218

　　不过，识者仍可辩言《诗人之死》正是要以不患过而患不及的叙事力量，来救赎革命年代的情感匮乏与价值空虚[41] -- , loc. 3234-3236

　　“现代主义在台湾”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施明正的现象似乎仍有待仔细研究。这一现象一方面突出了色相的极致追求、主体的焦虑探索、文字美学的不断试验；一方面也透露了肉身孤绝的试炼、政教空间的压抑、还有历史逆境中种种不可思议的泪水与笑话。历经了一生的颠仆，施明正仿佛终于要以自己决定的死亡完成他对现代主义的诠释。他最重要的小说集标题：《岛上爱与死》（1983），因此有了寓言意义。岛上爱与死，这正是施明正一个人的文学政治。 -- , loc. 3328-3332

　　施明正最终要追求的，应是由声音色彩、线条及感官的本能震颤所形成的美感表现。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他却不得不面对“纯粹”美学中的斑斑杂质。更酷烈的是，他即将用自己的生命肉体来检验这一冲突的结果。 -- , loc. 3379-3381

　　当饮食与排泄混为一谈，身体的入口与出口彼此不分，自我循环内耗的危机已经发生。作为一种隔绝于社会之外的有机体，政治监狱正是培养喝尿者的巨型温床。更推而广之，施眼中的国家机器不也是如此？如此，人人都有成为喝尿者的可能。 -- , loc. 3549-3551

　　顾城的反应一如任何被出卖的情人，但我们对他几近幼稚的自我耽溺却不能掉以轻心。小说的标题《英儿》恰与“婴儿”谐音。对一个频频书写自己不愿长大成人、宣称自己内心最深处“从来没过八岁”的作家而言[115]，《英儿》对“婴儿”的召唤就不是一个巧合。它不仅指李英，也指顾城珍藏于心的那个婴儿自我。林城一再在小说里表明英儿是他的灵魂知己；他甚至强调他们身体的同一部位有着类似胎记。诗人将英儿和自己视为《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化身，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英儿的逃遁，意味着他整个的生命被劈成两半 -- , loc. 3713-3719

　　顾城的自杀，可以视为对死亡的二度造访，因这它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它并不肯定浪漫的主体性，而只以幽灵般的幻影重现了这一主体性的空洞。 -- , loc. 3755-3757

　　7 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Ⅰ：海派文学，又见传人 香港的情与爱

　　王沉潜下来，不仅写当代作家的原罪，也要写“新时期”所滋生的希望与虚惘。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意在检讨她所置身的社会，同时也批判描写或反映这一社会的作家——包括她自己在内。 -- , loc. 4032-4034

　　清末的上海，成就了《海上花列传》这样的狎邪小说。民国的上海，既是鸳鸯蝴蝶派的舞台，也是革命文学的焦点；既是新感觉派作家的灵感泉源，也是遗老遗少的述写对象。更不提张爱玲、徐訏等作家对她的热切拥抱。上海的文学，形成海派传统——一种精致作状的生活方式，一种纯属都会的、喧哗又带疲惫的写作姿态。然而随着中共政治及文学视景的建立，乡村压倒了都市，海派传统也就由盛而衰了。

　　王安忆80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这座老旧阴湿的城市，包含——也包容——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诚如评者指出，王安忆写农村背景的《小鲍庄》时，其实离开了她安身立命的创作温床；笔触再好，也显得扞格不入[2]。

　　90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 -- , loc. 4063-4072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 -- , loc. 4091-4092

　　对历史（尤其是“共和国”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 -- , loc. 4097-4098

　　《纪实与虚构》是部“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的作品 -- , loc. 4123-4123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对“难以言传的爱”比作写作，并有如下的看法：“诱惑，内心冲突，还有绝境；这一切皆因恋人要在某种‘创造’（特别是写作）中‘表达’恋情的欲望而生。 -- , loc. 4314-4316

　　爱欲/书写的起讫点都形成能指的循环，指向一个情难自禁而又神 -- , loc. 4318-4319

　　不论从政治或心理分析论述而言，回归都隐含了一种意义——国族身份，政治殖民历史，欲望叙事——的完成 -- , loc. 4338-4338

　　席弗曼（Silverman）延伸此一理论，认为“爱”的过程不只是主体将客体奉如神明，全身投入，而是主体在“赋予”爱时，理解主客体同时都有所不足，因此积极地参与创造“爱”的条件及结果 -- , loc. 4395-4396

　　两情相悦的力量，摧枯拉朽，不以生殖、血亲、宗法为考量，反而在破坏其连贯性、必然性中，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毁性中，方底于成。 -- , loc. 4455-4456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以《胭脂扣》、《青蛇》、《霸王别姬》等作，演义香港市井人生，点染艳异色彩，广受欢迎。李碧华文字疏散，笔下不无矫情时刻，但她的惫懒与世故，反而成就一种独特魅力。尤其在编拟前世今生的鬼魅故事，串演警世阴阳的教训时， -- , loc. 4478-4480

　　罗兰·巴特的观念：“每当恋人看到、感到、或知道情侣因这个或那个外在于恋受关系的原因而感到不幸或受到威胁时，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便会油然而生。” -- , loc. 4557-4558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而她老灵魂式的角色成为启动此一反思行为的最佳媒介。 -- , loc. 4645-4646

　　朱天心最近的作品更变本加厉，强调我们的记忆不只凭藉知识经验，也凭藉感官本能，像是嗅觉与听觉、视觉与味觉的触发。历史是时间也是感官之旅。 -- , loc. 4742-4743

　　魂兮归来

　　明代神魔小说流行之际，世情小说——描写现实人生点滴的小说——也大行其道。晚明与清初的中篇小说颇多以糅合神怪与世俗为能事 -- , loc. 5002-5003

　　残雪及韩少功早期即擅处理幽深暧昧的人生情境，其他如苏童、莫言、贾平凹、林白、王安忆及余华，也都曾搬神弄鬼。新中国的土地自诩无神也无鬼，何以魑魅魍魉总是挥之不去？当代作家热衷写作灵异事件，其实引人深思。《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里郑意娘的话又回到耳边：“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我们还是生在乱世里么？ -- , loc. 5030-5033

　　作家热衷写作灵异事件，其实引人深思。鬼之所以有如此魅惑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在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我以为此中有深义存焉。 -- , loc. 5051-5052

　　余华小说中最令人可怖之处不是人吃人的兽行，而是不论血泪创痕如何深切，人生的苦难难以引起任何（伦理）反应与结局。 -- , loc. 5118-5119

　　写实主义曾被奉为唤起国魂，通透人生的法门，也是中国文学晋入“现代”之林的要素。 -- , loc. 5151-5152

　　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说，仿佛有了写实主义，一种历史的向心力就能经书写而达成 -- , loc. 5155-5156

　　为了维持自己的清明立场，启蒙、革命文人必须要不断指认妖魔鬼怪，并驱之除之；传统封建制度、俚俗迷信固然首当其冲，敌对意识形态、知识体系、政教机构，甚至异性，也都可附会为不像人，倒像鬼。鬼的存在很吊诡地成了必要之恶。这个藉想像鬼蜮以厘清现实的写实法则，可以上溯至清代或更早。 -- , loc. 5161-5163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写一个军人的浪漫邂逅，未料对方非我族类，穷追他至死而后已。两作都可以附会于心理学中看与被看、幻想与象征、爱欲与死亡的辩证[68] -- , loc. 5362-5364

　　到了莫言的《战友重逢》（1991），国家与鬼魂的辩证，更充满反讽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返乡过河途中，突遇大水，攀树逃生。在树上他遇到昔时中越战争的同胞，聊起往事，不胜唏嘘。一个接一个当年战友加入谈话，直到叙述者心里发毛，暗忖莫不是见到了鬼。但如果别人是鬼，他自己呢？先前他在大水中见到一个军官的浮尸，现在想来，原来那个浮尸就是自己！ 到了莫言的《战友重逢》（1991），国家与鬼魂的辩证，更充满反讽性。 -- , loc. 5378-5383

　　世纪末的作家里，莫言的《神聊》（1993）显然是踵事《聊斋》的有心之作。莫言以《红高粱家族》等作享誉，自承好谈“鬼怪神魔”。这样的风格也许其来有自；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与蒲松龄故里淄博同属一境之内[80]，而他对蒲氏影响也一向念兹在兹。当我们读到像捕鱼人夜晚与女鬼的艳遇（《夜渔》）、专吃铁器的铁孩（《铁孩》）这类故事，蒲松龄的身影幽然得见。但我以为莫言是类小说也许太有刻意为之的意图，因此成绩不能超过他此前的作品。-- , loc. 5443-5447

　　回到本文的开始，郑意娘的鬼故事还没说完，她的魂魄依然没有归宿。意娘与丈夫韩思寿重逢后，韩答应把她的骨灰匣带到南方，朝夕供奉，永不忘怀。韩后来遇到个还俗的女尼，她的丈夫也在靖康难中被金人所杀。两人一拍即合，旋即成婚。婚后一个月异象即出现，不断侵扰他们。为了驱鬼，一个道士建议韩思寿把意娘的骨灰从坟中挖出，倒于扬子江中。韩照办之后，鬼祟乃平。数年后，韩及妻子泛舟扬子江上，突然之间，两个厉鬼，一男一女，从江心窜起，各捉拿韩氏夫妇，掷入水中溺死。人的记忆有时而穷，鬼的记忆天长地久。魂兮归来！ -- , loc. 5504-5509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 -- , loc. 5541-5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