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读后感100字

　　《闺蜜》是一本由[美]玛丽莲·亚隆 / 特蕾莎·多诺万·布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闺蜜》读后感(一)：历史上的女性情谊

美国电视剧《老友记》深受观众喜爱。生活在曼哈顿的三男三女，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携手走过十年风雨。“作为女性情谊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体现男女角色拥有平等地位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年轻人过去和现在的群体情谊。”《闺蜜》一书，如此评价该剧。

你有闺蜜吗？闺蜜之于现代女性，简直是必需品。你想想，一边在职场纵横驰骋，一边在厨房热火朝天，伤着累着的时候，咋办？工作、婚姻、生育、自身成长，这些烦恼和困惑，如何排遣？男人们多半无法理解，或者嫌你唠叨，只有闺蜜适合充当“情绪垃圾桶”，不但能体会你的悲喜，还给予你贴近的关怀和帮助。

然而，现代女性的这份情谊，不是天然就拥有的。《闺蜜》告诉我们的，就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例如《老友记》所描述的情景才成为可能。

该书有两位作者：玛丽莲•亚隆，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获得法国“学术界棕榈叶勋章”。特雷莎•多诺万•布朗 ，小说与非小说类的获奖作者，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创意写作 。玛丽莲•亚隆的作品，包括《太太的历史》、《乳房的历史》和《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等，中译近年陆续出版，这些论著有类似的范式：时间跨度长，基本是从古典时代溯流而下；引例多，涉及历史、文学、影视各类文本；重点放在近代以后，强调爱情、婚姻的观念和人们对待身体的态度，如何在17、18世纪女性主义兴起的背景之下，如何在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运动再度高潮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及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闺蜜》大致就是这样的框架。《圣经》 中的友谊，中世纪的修女轶闻，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朋友，17世纪巴黎的女雅士，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女性，19世纪后期的劳动女性，20世纪的女大学生、城市女性和新女性，最后，是当下网络时代的新生活。

在古典时代，女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脆弱稀薄，只有极少的时候才能获得许可，怀孕和分娩是最重要的契机。《闺蜜》强调女性之间的精神联系，避免提及萨福式的同性爱情和实质上的肉体关系，但是，在中世纪修道院的相关内容部分，修女的失贞行为及互相之间的爱抚和包庇成为讲述的重点，因为这意味着，越是压抑的环境，女人们越倾向于结成联盟。

这种情形令我联想起中国某些地区流传的“女书”。女人们创造了特别的文字，写自传，诉苦歌，倒苦水，男人不认识，只有妇女会写会读，形成一种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这与中世纪欧洲修女们的互相包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女性所受的压迫和反抗，古今中外皆然。

女性情谊深嵌时代的背景，伴随女性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浮沉起伏。伊丽莎白•蒙塔古（1718—1800）领导的“蓝袜社”，以文学对话的名义聚集了一群知识女性，分享生活乐趣的初衷逐渐被先锋女性的文化抱负所取代。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女性爱国俱乐部的大量成立，表明了近代女性萌发的政治诉求。近现代的女性情谊不再只囿限于家庭，呈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运动等领域全面开花的繁盛局面，这是女人们觉醒并且更加团结的成果。作者说，现代的女性既不需要证明她们友谊的正当性，也不需要把友谊作为异性恋爱情、婚姻和母亲身份的正向附属品。20世纪的女性在姐妹情谊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铺平了道路。作者还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拓宽女性情谊边界所起的正向与反向的作用。

这部作品的一个优点，在谈论女性情谊的时候，并非限定在女性与女性之间，时不时漂移到两性关系的讨论，作者赞美男性与女性跨性别的友情，《老友记》就是例子。显然，作者的视线聚焦于女性的命运，而目标在于争取平等的两性地位。这部作品也有缺点，作者着力强调女性情谊的可贵，但是，人性本身具有许多弱点，“闺蜜”关系也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的，书中完全没有反面例子，难免让人产生不够全面、深刻的印象。时光那么长，人性那么复杂，例如“江歌案”这样的故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呢？爱与忠诚，背叛与戕害，是任何情感共同体的两面。

　　《闺蜜》读后感(二)：个人的即政治的，友谊亦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有着一个颇为吸睛的标题：即便因为专业关系而常年身处在女多男少的环境当中，对于我这样的直男来说，“女性友谊”（或者如本书标题所言“闺蜜”）这一人际关系所带给我的神秘感与疑惑感恐怕仍远多于我对它的了解：为什么曾经班上的女孩子们会喜欢手拉着手一起去上厕所？一个女生四人寝有五个微信群的传说是真是假？所谓的姐妹情为何常被冠以“塑料”的前缀？

　　而读过《闺蜜》之后，这些疑问或多或少会得到一些解答：它们有些形成自特殊的历史时代并为女性友人们代代传承至今；而另一些则来自于男性主导下的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乃至抹黑，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我们对于女性友谊的认识。可以说，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过去的社会对女性友谊的表现形式，以及我们对于女性友谊认识，皆有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是的，《闺蜜》一书所为我们呈现的，并不仅仅是其中文标题所留给我们的如下一种印象，即“一部涉及女性之间私人关系的历史著作”。相反，读过之后便可知道，这一印象虽不能说有误，却也难称准确——一如千百年来主流社会对于女性友谊的本身日益丰富但却不乏片面与偏见的认识一般。就此而言，本书的两位女性作者和两位女性译者（同时也是两对“闺蜜”）希望借由本书而传达的理念和观点，或许在标题中便多少已有体现。 首先，这绝非一部仅仅涉及女性间情谊关系，或者说闺蜜情谊的著作—— 本书的英文原标题The Social Sex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相对于原标题，中文译者采用了似乎更有噱头，也更强调女性间关系的“闺蜜”一词）。在具体内容上，全书所展现的实质上是自古典时代至今两千多年间女性情谊在西方社会语境中的起伏和发展历程——其中当然主要包含了女性之间情谊的形式与展现，却也不乏对于男性的友谊观、以及男女跨性别友谊在过去当下情境的探讨（如本书最后一章即讨论了时下网络上常被提及的问题：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对此，作者们持有着比较乐观的观点——跨性别的友谊确实存在，无论其中是否包含了性的关系）。因此，本书实质上所要讨论的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情谊关系（无论女性之间抑或是女性与异性之间）的历史，即如作者所言：“通过对西方世界女性友谊的文化历史研究，我们见证了其从近乎隐形状态到具有标志性突出地位的非凡演变。

　　而这一总结也展现了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即这也绝非是一部单纯讨论女性私人关系的著作。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反复引述的观点——“个人的即政治的”，女性之间情谊这一看似个人化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实则展现的是一种社会层面女性形象、女性权利与女性地位的发展变化历史。从《闺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早期，男性保有对“友谊”这一人际关系的独占性，而女性往往被男性作家们贬低为（由于在性格或智力方面的缺陷）不配享有友谊。晚近时期，随着女性读写能力、社会经济水平与权利平等观念的发展，女性们的友谊及相关的活动（如书中提到的上层女性主导的沙龙，或劳动阶层女性们的“百纳被聚会”等）也开始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多地显现：一方面，诸如自我表露、身体接触、相互依赖等女性友谊的要素（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男性友谊的浪漫形式），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另一方面，关于女性友谊关系的诸多偏见与污名化理解却也同样在这一时期被创造，其中一些甚至流传至今（如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刻板认识）。而到了当代，对于“友谊”的主导权已然从男性手中转移到女性一方，走向社会的女性正通过网络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友谊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描写的女性情谊的历史演变，并非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变化，而是一种从隐性到显性的变化。作者显然认识到：女性间及跨性别的情谊应当始终存在，无非是在过去遭到了轻视与忽略，因此，她们在本书中对女性友谊的历史变化也以“越来越显性”[而非“自由”或“丰富”之类词汇]这一概念进行总结。）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女性历史的著作，尤其涉及到友谊这一人际关系性质的文化史研究作品，《闺蜜》也不得不面对同类型作品必须面临的困境：本书研究终究只能依靠男性作者及少数上层女性（中世纪的修女、18世纪的贵妇与女性革命者、19世纪的女作家以及20世纪的罗斯福夫人等那些“善于表达的女性”）所留下的资料，这几乎必然会导致作者们对女性情谊历史演变的还原是不全面的。当然，这一可能的问题也并不应归咎于作者——事实上，仅就本书而言，作者们在还原“失语的”底层或劳动阶层女性的友谊关系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同时，作为一部美国学者撰写的文化史著作，本书的研究视角自然主要聚焦于西方世界（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更是主要集中于美国），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中女性情谊的展现与演变几乎全无涉及，这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自然是一种遗憾。当然，如果考虑到西方文明对于当下全球文化的影响，这一研究案例上的缺失应当不会对本书所希望展现的理念与结论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能够稍加考察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与集体化时代下女性情谊的展现形式，并将这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培养出的社会关系形式与前者进行比较，想必能令本书的论述更加丰富与精彩。

　　回顾历史之后，在《闺蜜》的结论部分，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了自己对于女性情谊这一在历史上遭到轻视、贬低乃至污名化的人际关系的展望，即友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未来“将包括至少三个被认为是‘女性化的’侧面：情感、自我表露和相互依赖”。或许诚如本书所言，在社会越发整体化，个人却同时越发个体化（原子化）的当下，“女性正在为两性树立起友谊的典范”。而这或许也再一次印证了本书中所不断出现的那个概念：个人的即政治（社会）的，友谊亦然。

　　《闺蜜》读后感(三)：我愿做你的一把伞

我愿做你的一把伞，这样你就可以有备无患。晴日里可遮阳，清凉无汗。雨来时会撑起，实用美观。我愿做你的一把伞，这样我就不怕与你走散。春风里的闲情，与你诉说，惬意慵懒。秋日中的雅致，耳边私语，温柔低转。我的朋友啊，你是否思念远方的同伴？你可知我时刻把你记在心间，我们相隔万里，路有千山，但这不能阻挡友谊的维系，不能改变我们相互的惦念。

十一长假读完了《闺蜜》一书，感慨颇多。这不但是一本叙述女性友谊历史和现状的书，更是一本为女性呐喊，替女性争取权益的女权之书。任何我们现在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的女性先辈用自己的不屈和意志争取来的。那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观点，无不浸透着女性的血和泪。

男性和女性，谁的朋友更多？谁的友谊持续时间更长？更加深厚和亲密？男性和女性的友谊有什么异同？本书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些问题，每个读者读到这里都可以在心里形成答案，尝试着回答一番。根据社会学的调查，今日今时的女性友谊已全面超越男性，成为社会的主要流行文化，也当仁不让的作为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热点持续了至少二十五年。这在一个侧面体现出女性友谊在当今社会的普遍性。但这一切并非从天而降，没有对历史的认真研究，就无法明白如今的权利来的有多么不容易。

书的第一部分开头，作者挑选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圣经，这也很充分的体现出了作者内心的无奈与挫折感。《旧约》和《新约》作为世界上几十亿基督徒心中的圣书，对描写女性在那个历史时代的所作所为没有兴趣。女性只在很少的几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作为补充。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可以谈论上帝，约拿单和大卫可以结为生死之交，撒拉和夏甲只能为了争宠男人而争风吃醋。书中甚至没有给女性单独出场作为主角的机会，更别说让她们之间产生友谊了。

只是在《新约》的某些章节中，隐约透露出抹大拉的玛丽亚与耶稣的关系。这位杰出的女性追随耶稣，侍奉耶稣，甚至是第一个发现耶稣死后复活的人。她是耶稣的门徒？朋友？妻子？她和耶稣产生了怎样的友谊？书中描写一笔带过，辄然而止。作者无不遗憾的表示“男人垄断了写作”。那个时代，是女性友谊发展的至暗时刻，女性没有独立人格，只能作为从属存在。但不管黑暗有多久，阳光总会从缝隙漏进来。女性友谊之花，在等待当中已经做好了准备。

第二部分可算作女性友谊历史上的漫漫长夜，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彻底的黑暗笼罩一切，那第二部分中黑暗当中会透露出几许星光，给人勇气和安慰。女性友谊的萌发首先出现在女修道院，在封闭保守的环境当中，女性会本能的寻求友谊报团取暖，以对抗孤独和磨难。这其中的代表是希尔德加德。她出生于1098年，充满激情，才华横溢。在她几十年的修女生涯当中，她乐于发展友谊，提携后辈，帮助朋友。在她留下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与她接触过的朋友，无不感受到她“深深的爱，相互支持与慰藉”。

在她之后，修道院中的女性友谊逐渐在欧洲各地遍地开花。有经验的修女会主动教导刚入教的修女，年轻的修女也会在生活中帮助年老的修女。在《索尔·胡安娜全集》当中甚至已经出现了以性别一词作为标记的诗歌，歌颂女性友谊的文学作品开始陆续出现。但此时女性友谊仍处于蒙昧的阶段，修道院的修女同样要在意阶级的身份，经济宽裕的修女和贫穷的修女之间的圈子是不相容的。

社会的发展使女性友谊开始有了发展的空间，莎士比亚描写的女性友谊在社会中若隐若现。蓝袜社和女雅士的出现代表了女性社交圈的雏形正式登场。拉法耶特夫人与她的朋友们的交往，基本上有了现代社会闺蜜亲密的特征。默茜夫人与她的朋友们，罗兰夫人与她的朋友们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融入了社会大背景当中，在闺蜜感情当中掺杂了个人立场和爱国情怀，这时友谊不单单是个人情愫，更是一种复杂的选择。

这其中最典型的女性友谊案例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她朋友们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不逞多让的。总统夫人的私人友谊既包括闺蜜，也有同事好友，媒体记者，甚至是男性保镖。她的个人情感混合着男女隐私，爱国立场，社会责任和道德情操。她的丈夫出轨，之后又因为病痛半身瘫痪，她与丈夫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盟友，生活中的伙伴，又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的状态，她与丈夫早已不在同床而睡，而且也都在婚姻之外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事业和人格。

参加社会活动，帮助丈夫争取选民，在传统道德社会当中扮演一个合格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尽力扩充着自己的朋友圈。工作与友情的取舍，事业与家庭的两难随时考验着第一夫人。她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艰难的推动着女性地位在社会中的提高。她鼓励了很多女孩实现自我，这其中包括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她给予很多女性机会，让她们进入大学，进入企业，甚至进入政界。可以说，第一夫人毕生致力于女性解放运动，使女性人权与女性友谊在那个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提高。

第三部分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女性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说一声“社交界由女性来主导”。由于社交媒体的发达，如今分享友谊的方式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来的传统形式。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在网络面前没有距离。你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的一个人，却可以在社交媒体当中互相变成知心朋友。网络拉近了所有人物理上的距离，也拉近了从前那些内心孤独，不敢付出信任，无法迈出友谊第一步的女性的心的距离。她们从此可以毫无顾忌的分享生活，交流感情。

这其中有一个让人非常感动的小故事，有一位母亲住在旧金山，而她的儿子住在波士顿。她的儿子正在医院接受化疗，她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去医院陪伴。便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人，雇这个人连续一星期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孩子。这个人可以送饭，带一些日用品，做适当的护理和照顾，之后会通过电话来向这位母亲汇报孩子的近况。

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这种模式是不可想象的。考虑到接受这份工作的也是一位母亲，而这两位母亲之间的互动显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友谊范畴。无论是面对面的时代，还是网络时代，友谊都是建立在行善的基础上，我们信任对面的朋友，哪怕我从未见过她。我们互相可以托付日常中的琐事，可以托付我们的亲人，甚至生与死这样的事也在考虑之内。通过网线，你可以定义谁是你的邻居。通过社交媒体，你可以决定自己信任谁，可以依赖谁。女性之间的友谊终于在21世纪的今天开花结果，为全社会所接受。至此，女性终于可以在阳光的沐浴下享受友谊甜美的果实。

书的最后，作者对21世纪女性友谊的发展做了展望，她认为女性友谊会继续发展，交流的手段从面对面，到书信往来，电话电报，发展到社交媒体。交流的对象从家庭成员，到学校伙伴，单位同事，发展到你从没见过的人。交流本身越来越无关学历，财富、阶级、种族、肤色，褪去外衣的友谊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同时她也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心，男女之间的友谊最后大概率会发展成情侣或维持性关系，人们是要坚持“柏拉图式的纯友谊”，还是“两性当中的同床好友”？这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会困扰一些人。那些职场中通过所谓友谊来达到伤害，性侵的事情，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友谊之伞并非人人可得，从古至今都需要作为朋友的双方都付出极大代价。女性争取友谊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便是女性争取社会权利的发展史，这也是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

本书有着不错的阅读体验，但感觉还是稍微啰嗦了一点，全书如果可以精简10%-20%的文字，想必会更加吸引眼球。另外作者作为美国新一代女性，全书若隐若现的表现着左倾社会思想的立场，在第三部分的论述有些想当然了。她设想的发展过于美好，这既对不起第一部分的历史伤痕，也辜负了第二部分那么多人的苦难。

本书的作者是一对闺蜜，译者也是一对闺蜜。如果有机会，看过这本书的女性也可以推荐给自己的闺蜜。友谊就好像是一把伞，你如果信任它，它就会保护你。

　　《闺蜜》读后感(四)：女性情谊史记载那场最珍贵的革命

【原创】文/捷Jesse

男人和女人，谁拥有更多的朋友？在当今的西方国家，答案可能是女性。固有观念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本质上更善于交际、更开放、更善解人意、更有教养、更易于合作、更“友善”。甚至许多文艺作品也通过描写女性的亲密关系，强化了这种固有印象。

一些学术研究也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建立深厚、亲密的情谊，而女性之间的情谊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都至关重要。从生命进化角度来看，如果妻子先过世，丈夫往往会有更多的孤独感、郁郁寡欢，相反，如果丈夫先走，妻子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然而在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情谊，在中古中国和大部分古代社会仅限于男性。他们用友情来协调、滋润自己的文学实践，由此获得对文人身份的进一步肯定。他们通过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交友和交游，不断巩固彼此的社会地位。

究竟女性情谊如何确立，并从幕后走向台前逐渐成为主流的交际语境，引起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资深研究者玛丽莲·亚隆的关注。她在好友病逝后开展反思和回忆，并与德蕾莎·多诺万·布朗合作了这本《The Social Sex：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

从否定到觉醒

亚隆从圣经时代写起，写到修道院里的修女之间的感情，一直到女性开始进入大学教育和职业竞争的现代社会，还有美国特有的姐妹会等等，可谓跨度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作者只限于讨论西方历史，却为我们打开女性情谊研究的另一扇窗户。

在西方历史的前两千年（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600年），几乎所有提及“友谊”的文献都与男性有关。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将友谊称为人类最高贵的依恋形式时，曾明确指出它与女性无关，理由是：她们不是公共领域参与者，而是被隔绝于家庭内部的人，对广泛社会利益无益。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女性友谊一直持否定态度，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脆弱”，天生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人们甚至将明争暗斗、争风吃醋、缺乏忠贞等“坏标签”贴到了女性身上。

在歌颂男性情谊的历史大背景下，中世纪的修女们开始尝试发展和记录女性情谊。欧洲的女性直到15世纪开始记下她们对友谊的看法，有些女性还写了散文和小说。渐渐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都开始反映女性形成的新联盟，一批批“女雅士”和“蓝长袜”走上历史舞台。

到了1800年，欧洲和美国的女性情谊发展出现巨大的社会转折，友谊的概念不仅被认为女性也可以拥有，而且更趋于女性化。女性朋友开始用充满爱的语言互相写信，“最亲爱的”“亲爱的”“宝贝”“真心”“爱”“奉献”等字眼从她们笔下汩汩流出。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不再将男性之间的情谊局限于友谊，而女性间的情谊因为有了体贴、温柔、爱心等特质，丰富了友谊的内涵，同时也将其从原来的家庭关系拓展延伸到了社会交际范畴。

女性情谊辨识

女性的情谊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超越私人领域的，因为拥有友情本身意味着拥有独立的社交空间和能力。女性朋友通过相互之间的情谊关联，打破了原有的家庭局限，也鼓励她们走出不愉快的婚姻或生活，甚至在政治生涯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领域的女性情谊先兆了公共领域变革。我们可以从作者收集整理的史料中窥视其一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份最引人注目的爱国情谊，可以看到在浪漫主义浸染中的互诉衷肠，可以看到新新女性带动的女性情谊变革…

罗兰夫人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她的意见左右了吉伦特派政治的走向，以其丈夫罗兰名义发出的名种政纲和法令，几乎无不出自她的手笔。为此，雅各宾派对她恨之入骨。

1793年，罗兰夫人因罗伯斯庇尔下令清除吉伦特地区的代表于5月31日深夜被捕。在她入狱后开始撰写文章，详实地记录着这场最著名的革命进程。在被处决前她一直被监禁在牢里长达五个月。

苏菲·格朗尚是罗兰夫人生命最后两年里最亲密的女性朋友，她是位受过良好教育、敏感的中产阶级女性，免费教授天文学、语法和文学。她在1806年写下自己的回忆录，讲述了这份同罗兰夫人始于1791年2月的友谊。

罗兰夫人在监狱期间，有三位忠诚的男性访客和一位匿名的女性访客，她只向这位唯一的女性朋友倾诉心事。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苏菲·格朗尚也许另有考虑，但格朗尚确实是见证罗兰夫人最后时刻的人。她还将罗兰夫人的笔记本偷偷带出监狱，将内容公之于众…

时光流向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达到顶峰，强烈而充满爱意的友谊在英美学校悄然盛行。众所周知，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埃伦·纳西在寄宿学校时就建立了浪漫的友谊。她们一生的情感依恋主要通过书信维系，直到夏洛蒂因怀孕并发症而早逝…

当然，女性情谊也并非都是正向的。2016年10月，韩国JTBC电视台在一次采访工作中，挖出总统闺蜜崔顺实修改总统的演讲稿并借机“干政”的事件。2017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成为韩国史上第一位因亲密关系被弹劾下台的案例…

新时代新意义

一位社会学家说过：“男性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肩并肩’的关系：我们一起做事。相比之下，女性更容易形成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这种“面对面”的关系相比“肩并肩”来说，是否属于“强关系”，“闺蜜”这个词又有哪些新的时代意义？

步入21世纪，社交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交友方式，许多身心灵的课程更是从女性视角和情感表达机理上靠近用户内心，社会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字语境。加之许多影视文学作品对词语的延伸演绎，让“闺蜜”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职场宫心计”“塑料姐妹花”，这些似乎成为“闺蜜”的新解读，仿佛新时代的女性之间，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变得除了互撕和表面和平外，再也没有牢固的情谊。事实上，女性群体因为共情或边缘弱势地位的守望相助，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今天的女性不仅要处理好与女性朋友间的关系，也要学会珍视同男性的情谊。当然，两性之间的情谊不一定是婚姻爱情，还有职场中的互补，正所谓取长补短之理。毕竟，女性的情谊是建立在情感、自我表露、身体接触、相互依赖等4个要素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说，“闺蜜”一词不再简单指代女性之间私人的亲密交往，更多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思潮，它的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息息相关。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女性情谊，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