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余烬》读后感1000字
《战争的余烬》是一本由[美]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9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一)：主动吃屎
法国人是真昏头了，二战之后在民族解放浪潮之中回到越南，还想着几千驻军就按住安南在地上摩擦？试一试心里清楚自己的粪量不够，犹犹豫豫的拉上美国。好了，罗斯福死了，美国理想时代结束，艾森豪才不管你什么民族解放，反共冷战是第一要务。法国悔死了，屋里的娇算是藏不住了，再不脱身自己的屁眼都保不住，被武元甲奠边府捅一回，艾森豪又红彤彤的来了，算了，高卢鸡走了罢。
于是，法国人屙的耙耙，艾森豪撒上糖霜有模有样的吃起来，吃到一半实在装不下去，哇一口吐了出来，有多远跑多远，自行车都不要了。干嘛呢？有你屁事啊？左一个遏制，又一个封锁的？他们那个主义啊，经济搞不定，最后剩下一个替代皇帝的意识形态符号和列宁的组织形式，走投无路还是要开放的，你就坐好等他们扭扭捏捏伸出小手就行了。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二)：大爱这一类的历史专著
首先题材就很吸引眼球，其次作者的文字有大量参考文献支持，最后作者的笔法生动有趣并且相对客观。
很多结论也许是“事后诸葛亮”，但都非常有趣，如书名“战争的余烬”---“美国的军事干预不过是发生在另一场‘殖民主义战争的余烬中’”。又如，法国在二战中相继被德国在本土和被日本在印度支那羞辱，“却在1945年后想要重建殖民主义统治......，怎么可能如愿成功？“
一些细节对于我这样并不特别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也显得非常有趣，如法国军队当中其实有相当的德国人作为外籍军团，还有北非和黑色非洲的非洲人。正如越盟的人问那些战俘的：你们自己的国家还在殖民者的统治下，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为殖民者卖命？
一个小缺憾可能是译者也许只是精通英语而并不是历史特别是战争史的爱好者，朝鲜战争中大名鼎鼎的李奇微被译成里奇伟，有点别扭。
不过通读下来的阅读感受还是很不错。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三)：一些错误
1.序言页3行16：“吴廷琰”应为“吴庭艳”。
2.前言页5行20：“界限”应为“界线”。
前言页5行25：“吴奇迹”应为“艳奇迹”。
3.前言页7行3（以及页8,13）：“法国-印度支那战争”应为“法国印度支那战争”。
4.前言页12行16：“十五年”应为“十四年”。
5.页2行1：“中央同盟国”应为“同盟国”。
页2行23：“巴黎西南”应为“巴黎东南”。
6.页4行2：“台风季节”应为“雨季”。
7.页15行4：“普安卡雷”应为“普恩加莱”。
8.页41行16：“越南独立同盟阵线”应为“越南独立同盟会”。
9.页60行10：“堂叔”应为“堂亲”。
10.页90行19：“硫黄岛”应为“硫磺岛”。
11.页126行13：“国民大会”应为“代表大会”。
12.页127行12：“权利”应为“权力”。
13.页172行22：“副总统”应为“副总理”。
14.页538行13：“曾追随过”应为“祖上有”。
页538行15：“拉斐特将军”应为“拉法耶特侯爵”。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四)：越南是个挺悲催的国家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五)：“历史有重演的特性，它会一直持续到教训被人领悟为止”
这句话是黑格尔说的，极其适用在法国及美国前仆后继地投身越南的两次印度支那战争。
从19世纪起越南就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来一战、二战的爆发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觉醒，特别是二战日本占领期间，越南人民看到了法国殖民老爷们软弱不堪。二战后法国人卷土从来，一意孤行，妄图恢复在战前的殖民统治。确没意识到世界早已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世界的秩序的早已被打破，在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和反殖民意识影响下的越南根本不欢迎法国人继续当老爷。而法国则继续做着帝国主义的旧梦，把越南视为法兰西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恐越南的独立将会引发整个殖民帝国的系列灾难性的崩溃。而随着法国人一年又一年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越南这颗帝国王冠上的东方明珠变成了坟场泥沼。
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间接推动了越南局势进入了高潮阶段，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明显感觉到印度支那马上就要赤化，接着就是印度和整个东南亚即将成为苏联和中国的附庸，借着冷战的思潮法国人把自己马上就要输掉的战争成功地推销成了国际化反共斗争的重要部分，把越南战争绑在了冷战的马车上，与朝鲜战争一起并驾齐驱。最重要的莫过于成功把美国拉下水，获得美国的大量战争资助，否则法国人已经无力独自支撑这场发生在距离本土千山万水之外的战争。
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风起云涌和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人逐渐加大在越南的介入和对法国的援助。然而当战争进行到第六个年头——1953年，法国人私下里已经彻彻底底地放弃了获胜地念头，在越南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获胜而是是如何光荣地撤军。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国想尽办法要让法国留在越南这个抗击共产主义战场的前线。
奠边府战役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转折点，该战役以法军全军覆没，越盟惨胜为结局。倾向于支持战争的最后一届法国内阁垮台，新上任的首相积极推进日内瓦会议的和平谈判。日内瓦会议占据了本书的很大一部分篇幅，作者详细的介绍了与会各方的政治博弈，从对日内瓦会议的前前后后各国方针及其主要领导者的活动描写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场影响世界和平局势的会议是如何惊心动魄而又错综复杂。会议从开始就困难重重，法国摇摆不定，观望奠边府局势幻想还能捞得体面的战利品，美国则坚决反对议和，英国人居中调停，苏联和中国压着不情不愿的越盟政府参加会议、南越国政府则视会议为背叛越南，还有最后一刻拒绝签字的柬埔寨，会议局势瞬息万变，几度面临徒劳无功的结局。稍有差错局面就会崩盘。
最终在英、法、苏、中等力促和谈、迫切想要结束战争的国家经过多轮谈判，日内瓦会议最终以南北越分裂的代价达成了暂时的和平，越南进入南北越对立的时代。后续的故事就是美国无视法国人在越南惨败而一意孤行的悲剧，美国高层用各种理由来支持自己与法国人不同的地方，比如法国人是打着腐朽的殖民主义旗号进行的战争，而美国人则是自由民主的化身，在无私地援助越南人民，避免落入共产主义的奴役。然而对于越南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美国人与法国人并无区别，过后来看美国人带来的破坏远胜于法国人百倍。正如如本书的书名，一场从法国人余烬中发动的战争。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时间的一个小片段，薄如邮票，也如邮票般定格在画面的一瞬间，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发现背后隐藏的波澜壮阔。阅读历史往往能让人串联起过往和现在，历史是现在的过去式，是导致现状的原因，是被打肿的右脸。倘若1954年以后美国人好好审视法国人在越南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一味地加大在越南的赌注，也许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式的战争。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六)：来自越南的历史启示
1、重层权力下的法属印度解放之路
西方与东方、殖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是一重权力结构；而东方内部，越南作为原有的中国朝贡体系的部分，又隶属于中国-越南之间的结构之中；在中南半岛上，越南作为长期的区域性强国，又与老挝、柬埔寨间存在一种类似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朝贡关系，从从法属印度支那的被殖民角度，越南共产党成立初期是也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类似于与台共是日共的支部）；而越南内部，也分布着百余个不同的民族——越南作为殖民地，其境内被殖民的民族弱小民族却是复数的而非一个简单的“越南民族”实体。在这种复杂的重层权力结构下，一方面越南人具备了比中国人更微妙的位置和观察体验世界的眼光；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和越南的“解放”本身对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越南国内的少数民族而言，也具备了类似于越南看中国一样，更为复杂的历史意味。这一复杂的历史情境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相纠葛，生成了中南半岛20世纪以来漫长复杂的历史衍化。
在柬埔寨实力更为匮乏之际，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部分依靠越南赢得抗击法国的胜利成为必然之路，在赢得解放过程中，柬埔寨与越南间历史与现实的新仇旧恨、威尔逊原则对柬埔寨人的天启，以及借助亚洲革命指导者身份重现中华帝国旧梦的中国对中南半岛政策，必然导致胡志明们印度支那联邦之梦破碎，红色高棉的出现及其排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把视线从法属印度支那拉回到越南内部，法国殖民下越南众多民族的解放之声则被胡志明在冷战加热战的格局斗争中，熔铸为北方对南方的解放——一个在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烈火中诞生的新越南。
2、“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与来自殖民地的“没有历史的人们”
无论是中国中心观下的“中南半岛”（中国以南的半岛），抑或“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因地处印度与中国间并受二者影响），这个半岛的名字，都是被赋名的，在这里，这个半岛的存在是作为一种相对位置的存在，而非因主体的自觉与自在而自名。这两个名字宛如这个半岛历史的隐喻，而相较之家，同为他者的赋名，后者却比前者的认知，多出一个维度（不只看到了地理与历史文化上“中国”对这个半岛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使用“中南半岛”的时候，我们的知识视野和发声位置，就已经被框定和局限。国人看周边，每每如此，这种知识图景的残缺、扭曲和比例失当，直接导致了行为路径的结局。
胡志明的知识视野，及其复杂迂回、机敏灵活的斗争之路，是殖民地人民的禀赋，不是殖民者所能想象，半殖民地更是望尘莫及。从这个意义上，胡志明与金大胖来华访问的心态都是极为复杂和耐人寻味的。正因此，胡志明在国民党军队驻扎越南，向越、法双发施压，导致越南同法国签署《初步协定》（“3月6日协定”），以达到“赶走中国人”这一第一要务后，面对越南好战分子针对媾和的“通敌卖国”谴责之声，胡志明对其同侪说“在我看来，宁肯闻法国人五年屎，也比余生吃中国人的屎要好”（p.179，英文版p.134）。
1960年代中国对越南政策的溃败，在“中南半岛”这个名字上，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3、“武元甲”之名
关于“武元甲”的名字，作者Fredrik Logevall解释“甲为‘盔甲’之意”（上册p.200，英文版p.147），试图以此来建立一种武元甲的出身、文化环境和名字中，与其后来成为军事将领之间的联系。不知这种解释，源自作者自己的考证，还是其他英文、法文文献的解释，抑或是越南人对武元甲的诠释。然而这种解释有误，“甲”在这里并非“盔甲”之意，而是天干之首，“第一名”的意思。“元甲”即“一甲”，科举时代殿试之第一等。洪仁玕《英杰归真》有“于九月初九日考文进士翰林元甲”。因此，这个词本身不但不是尚武精神的体现，相反反映的是20世纪初的越南，仍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一种科举文化理想。即便抛开科举制度，“元甲”也不该被拆开解释，作为一个词，至少其字面上表现的是“第一”的意思。与此类似，中国有“霍元甲”。
或许从这个家人为其所取的名字上反映的封建儒家士大夫理想和其最后的人生命运看，这种对比本身比将“甲”字解释作“盔甲”而更耐人寻味，更让人感受到20世纪东亚历史的吊诡与复杂。
而这个误解本身大概也是一种“东方主义”吧。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七)：战争的余烬
从二战后法国人折戟奠边府到美国接手越南事务，这段过程过往国内教科书基本一笔带过，一般人常常不明就里，似乎这一切都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也未深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直到看了罗格瓦尔教授的这本名著，才明白战后越南—印度支那事务的来龙去脉，才对这段现代历史上令美国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的根源有了真实的理解。
此书从二战中轴心国日本接管法属印度支那讲起，可谓追根溯源恰到好处。事实上，正是日本人对法兰西亚洲帝国的这段颠覆史，才使得法国人战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绝不可能再指望依靠几千人就能统治几千万人的庞大殖民地了。正是日本人让亚洲其它民族（包括越南人）看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外强中干，也明白他们绝不是不可战胜的，这才能有战后越南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不然，任凭胡志明如何天才，他也终将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先知，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新国家缔造者。
不过问题在于，胡志明这个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因此战后的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也就打上了共产主义的烙印。而这点恰恰是战后新的世界权力接手者美国所无法接受的。本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从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国家，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先天对殖民主义没有好感，对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有同情，胡志明本人也一直对美国人的帮助寄有厚望。然而另一方面，冷战的到来却让美国人不情不愿地跟着盟友英国人的算盘起舞，站到了法兰西殖民帝国一边，最终也成为了胡志明与越盟的敌人。
战后试图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在当地信誉已经破产，却依然力不从心地顽固坚持一个单一制的法兰西联邦，甚至连让印支三国表面上的独立地位都不想给。由此可以看出，老牌欧洲殖民帝国从来就不想放弃自己的种族优越地位，他们最终的退出是当地人民反抗的结果，是自己力不从心的结果，也是战后美苏这两大没有历史包袱的新霸主压迫的结果。不过，此时统治艺术已日渐成熟的欧洲人在政治上熟谙妥协之道与成本计算，他们并没有像某些传统帝国那样，为了荣誉与面子而不计一切代价地维持帝国。奠边府之战其实就战役本身而言规模有限，给法国人军事上打击是有限的，但是对殖民帝国在政治上的冲击却是极大的，让他们明白自己再也无法维持整个越南和印度支那的统治了。
不过随着法国人日益退出，他们并不想让越共全盘接受越南，而这也符合美国人的反共大计，于是西方人玩起了分而治之的老把戏。先是让印支联邦三国分别获得独立，然后又以北纬17度线分治越南，一如不久前朝鲜战场结果那样。幸运的是，作为越南人大后台的中苏两国也很乐意这样做。苏联人这样是因为关注重心本在欧洲，对东南亚事务本就兴趣寥寥；而中国人则是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希望越南统一，至少对此没有多少热情。最终越南只能暂时接受南北分治。
不过，1954年日内瓦协议原本是规定了1956年要进行全国普选的，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可以预料，胡志明必将取得胜利。当然，像朝鲜半岛的情况一样，美国人绝不想让共产党统一全国，更不想因此进一步导致周边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在南方扶植亲西方政权势在必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破坏民主选举协议的招牌居然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这个借口最终却成了真。不过也是在这一点上，朝鲜和越南的命运走向了分野。
最终，这个America’s Vietnam的试验是失败了，并给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带来深深创伤。此后很多美国人都反思越战究竟是否值得，作者罗格瓦尔也不止一处暗示：美国人原本完全可以选择南斯拉夫模式，让胡志明成为亚洲的铁托。不过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更相信李光耀后来的判断，如果没有越战，也许东南亚的历史真的就可能改写，得失之间，全看你是站在美国人还是东南亚人自己的视角了。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八)：重蹈覆辙为哪般
说起发生在1880年代的那场中法战争，通常的看法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但更为准确的结论是中国“全局大败，局部小胜”，而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得以确认。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1940年法国败于希特勒纳粹德国后自顾不暇，法国在印度支那诸国的殖民权益转移到了日本手中；而法国又企图在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时卷土重来——但当时，由于二战的教育，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变，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坚定并开始为自己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而抗争！所以，法军在二战后返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行动受阻，并引发了战争，最终因为奠边府战役的失败而宣告彻底失利。随后，于1960年代爆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越南战争，战争的双方则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南越吴庭艳政权与受到中国、苏联支持的北越政权。
大体上，二战后一直到1970年代越南实现统一，发生在越南的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分为了截然分开的两个“半场”：上半场发生在法国和越南之间，而日内瓦会议则为此划上了一个句号——法国势力正式退出越南；下半场自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决定正式介入越南战争之后，战争越打越大，直至美国于1973年1月27日在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上签字，为时12年的美国侵越战争到此结束。但在事实上，按照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在他的作品《战争的余烬》中的讲述，美国介入越南的时间还要更早，其中的原因究竟为何？为什么美国会在一方面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的同时，还想方设法要在原本与他关系不大的越南横插一杠——这两个地点，正好位于中国的东北方向与正南方向，很难想象与中国没有多少关系，或者不是针对中国而来！
如今，反过头来看待当年的中国助越抗法以及双方不言自明的中国援越抗美，虽然事情后来的发展多少会出人意料之外，但又仿佛一切都已经注定。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比起邻里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哪一个更为简单或是更为复杂。但显然，与真刀真枪的战争或者军事这种解决手段相比，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才是决定一切的最根本力量和最根本因素。应该说，这也是法国和美国之所以在越南问题上“前赴后继”的原因所在。中国的唐太宗李世民提出过历史的镜鉴之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到底能够为后来之人提供什么样的教训、提供多少教训，以及后人是否真的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为己所用，都堪称是一件大工程。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从二战结束时起一步步在明里暗里开始“关注”越南到最后陷入越战这个“泥潭”之中，一方面与其说是出于形势上的某种误判，倒不如说是出自于因为二战赢得领导地位而导致的某种自信心爆棚；而另一方面，也一定与美国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忘记了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利用中国这个与当时的苏联接壤的国家来做某些事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因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而“失去”中国也是其心中永远之痛，。虽然在其后决定正式介入越南并“升级”之后，他的“忘性”并没有那么大——至少，美国还是多多少少记住了布雷德利曾在1951年5月15日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那我们就会被卷入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但是，越南在1960年代起最终演变为美国二战后陷入的一个巨大“泥潭”，还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方面，政治家的眼光甚至还远不如新闻记者来得敏锐。就在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为《战争的余烬》这本书所作的“前言”中，他讲述了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说过的话：“因为我们在重蹈法国人的覆辙，成了他们的经验的囚徒。”美国所忘记或者无视的一点是，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遇失败，不仅是由于越南的抗争，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援助，而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同于二战之前的殖民态势，在民族解放与独立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的时候，法国还抱着旧思维不放，所以失败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美国却认为是实力使然，而自己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足以逆转一切。
《战争的余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在目睹法国打了一场可怕而又徒劳的战争之后，美国人并未从中汲取多少教训，而是以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们就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九)：越南战争再回首
越南战争，尤其是美越之间的越南战争，是伴随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成长经历的一件世界大事。那时的一些越战新闻、有关标语、口号以及文艺活动，至今仍有记忆，但对之前的法越战争，尤其美国是如何一步步介入越南，最后走向越南战争的事情，知之甚少，本书可以帮我们捋清这段历史。
阅读本书可以重温过去，重新审视过去发生在越南的战争，深入了解美越战争之前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尤其是著名的奠边府战役，日内瓦谈判与最终达成的合约，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分界线的南北分治，美国从军事和经济上介入、扶植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和越南南北内战的过程，以及中国在法越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作者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从美国、法国和越南等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缜密的梳理、分析和加工，把法越战争的起因，中间的过程，每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与转折，一步步娓娓道来，完整清晰地再现了法越战争以及美国逐步介入越南冲突的全过程。
本书完全可以作为一本宏大叙事的小说来阅读，故事精彩，情节生动翔实，读来引人入胜。在作者的描述中，从胡志明、罗斯福、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到武元甲和塔西尼等，每个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饱满。
本书获得2013年历史类普利策奖，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弗朗西斯•帕克曼奖、美国图书馆巴黎图书奖，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瑟•罗斯图书奖等奖。
二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越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国家。在同时期的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独立建国过程像越南那样有着如此曲折的经历，甚至演变成两次悲惨的战争。例如，印度在二战结束仅两年的1947年即相对平和地获得独立（同时实现印巴分治）。
从1858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进攻土伦（岘港）开始，越南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法国又侵占柬埔寨和老挝，建立了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的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
1917年巴黎和会期间，胡志明（化名阮爱国）曾赶赴会场，欲向美国威尔逊递交越南独立的请愿书，请其主持公道，最终请愿书未能如愿递交。
二战期间，法国迅即战败，日本趁机插手越南，与法国共同盘据越南，日本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但法国名义上仍继续维持殖民统治。
二战前，除了德国，法国是欧洲仅次于英国的强国。法国在二战中的表现，令其欧洲大国的形象一落千丈，在国际上沦为二流国家的角色。戴高乐急欲恢复海外殖民地，重拾殖民帝国，借以重建大国地位。因此，戴高乐是法国殖民帝国的鉴定维护者，也是法国收复越南殖民地的始作俑者。
罗斯福极其厌恶殖民主义，竭力反对老派殖民帝国的殖民统治。他认为欧洲的殖民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只要殖民帝国继续存在下去，未来就依然有可能爆发各种冲突”。因此，他认为“所有殖民地都应获得解放”。他也曾多次干预英法等国的战后政策。按照作者的分析，“假设他能多活几年，本可以阻止法国强制收回印度支那的控制权，而且很有可能会力挽狂澜改写历史。”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越南曾一度处于混乱的割据状态。当时，法国的主要势力范围位于越南南部（交趾支那）和中部（安南），越南北部（北圻）仅占据包括河内、海防等主要城市在内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双方在越南北部的北圻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1954年在决定性的奠边府一战中，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战，最终以越盟获胜结束，双方筋疲力尽，已经无力再战。
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从来都不仅是战场上的对抗，其中还涉及到政治、外交及经济实力的较量。1946~1954年的法越战争不仅是法越双方在越南国土上的激烈战斗，也涉及法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等几大国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抗。因此，本书既讲述了涉事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指导，外交博弈，也讲述了军事指挥员的运筹帷幄，战场上的厮杀。作者全面、立体化地介绍了法越战争的缘起、法越战争的全过程，法国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崩溃，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结束。
本书详细描述了戴高乐对收复越南殖民地、挑起法越战争的执着与不遗余力。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不屑一顾，对法英恢复殖民帝国的遏制。胡志明一生的政治追求，以及在越盟独立建国过程和反法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武元甲对军队建设和战役指挥的贡献。尤其重点讲述了奠边府战役的全过程，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对越南战争在东西方冷战中的作用的误判，以及对越南后来走势与演变的巨大影响，巴黎和会中法、美、英、中、苏各方的态度、努力、妥协和谈判过程，中国代表周恩来、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越南代表范文同等人展现的智慧、务实态度和发挥的作用，以及最终达成的结果。
法越战争本来是法国与越南之间的双边战争，一个殖民帝国意欲恢复殖民统治，一个殖民地想要独立建国。但是，法国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也一直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这一想法和努力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到越南法越战争期间一直未变。最终，地区性的法越战争演变成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角力，越南成为冷战初期东西方在东南亚地区争夺的中心。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法兰西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所示，本书主要讲述的是1946年至1954年的法越战争，法兰西殖民帝国如何衰落，以及在此期间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美国随后对越南的逐步介入。从罗斯福的强力干预与天不假年，杜鲁门对法国的默许与背后支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对冷战的定调与积极干预，肯尼迪的萧规曹随与扩大参与度，约翰逊的直接参战与扩大战争，到尼克松的勉力支撑与最终不得不结束战争，历史走了一段很长的法国旧路。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于1954年结束了，法国人也走了。在战火的余烬未完全明灭之前，美国又一步步卷进了越南的战争泥沼，直至1973年越战结束。正如越战专家伯纳德•福尔所言，美国人“做着跟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梦，走的却是同样的路。”
《战争的余烬》读后感(十)：关于反思美国的一些摘记
P58成功的美国总统往往会展示民粹主义的形象。他们不能高高在上，而是要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展现出“普通”美国人的特点。如果他们天生智力超群，他们要想尽办法掩饰。讨人喜欢、笑脸示人、朴实无华，这些都十分重要；能够传递普通美国人的价值观，这是成就伟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P112-113……几乎毫无国际经验的哈里·S·杜鲁门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作为失败的男装店老板、前密苏里州参议员，杜鲁门在1944年被推选为罗斯福的选举搭档，原因在于民主党内部的每个派系都将他列为次选，而且也是所有派系唯一能接受的候选人。罗斯福不到万不得已几乎不会做出决定，而杜鲁门常常冲动行事；罗斯福被助手们形容成“犹如斯芬克斯一样”，而杜鲁门往往会将自己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罗斯福将世界看成是由不同的灰度组成，而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世界往往非黑即白。
P245哈里·杜鲁门在1947年3月发表了一番危言耸听的演讲，指明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这位总统阴郁地抛出了一个尚处在雏形期的多米诺理论，宣称共产主义依靠世界各国的经济混乱和局势动荡而发展壮大……紧接着，他说出了后来所谓杜鲁门主义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政府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苏联跟希腊内战几无瓜葛，而希腊的共产党与其说是亲斯大林，倒不如说是更加亲铁托，而且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成员和共产党成员皆有，这些都无关紧要。苏联在当时并未威胁到土耳其，这也无关紧要。总之，国会批准了这笔援助经费，美国着手建立起一个国际经济和防御性网络，以维护美国的繁荣和安全，并推动美国的霸主地位。
P289-291从20世纪40年代晚些时候到50年代初，美国渐渐成为全球霸权国家并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在这起戏剧性事件中，艾奇逊是个主要演员。……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他比杜鲁门本人更应为杜鲁门主义承担责任，也比马歇尔本人在规划马歇尔计划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塑造美国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方面，艾奇逊的重要性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顾问，甚至有可能超出了杜鲁门总统本人。……艾奇逊确实是个彻彻底底的亲英派，在抒发对大英帝国的敬意时想来不假掩饰。同时，他还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说，问题在于胡志明“是如此明显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不是共产党根本无关紧要。殖民地的所有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
P291若承认存在民族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就等于承认这个世界复杂多变，可艾奇逊、杜鲁门以及其他的美国领导人完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打比方说，假如一年前刚刚公开宣布跟苏联决裂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真的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者，假如毛泽东和胡志明同样如此，那么，这个世界总的来说要比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的那个世界更为复杂，这些人甚至包括像艾奇逊这样的饱学之士。不管眼前出现了何种证据，只要将这些领袖简单地视为克里姆林宫安插在世界各地的卒子，总归是要简单多了。
P296这一直是一个奇怪的理论，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变得愈发明显。它最离谱的错误在于想当然地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不是单独的个体，没有各自的历史，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存在与众不同以及与邻国相异的独特环境。
P401-402痛苦的经历使福勒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总有改变的可能，有些问题永远无解，而且某些特定的西方抽象观念，比如民主，并不一定与社会真实运行的方式一致。……派尔从不疑心这个世界污浊而又复杂，以及人们的动机——包括他本人的——也许比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更险恶。在他看来，美国所能实现的成就没有边界；而且为了拯救一个村庄，他不惜先去毁灭它。这也就是说，派尔的天真正是他的危险所在。
P419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共产党的争端方面，可以看出法英两国与美国出现了微妙而又重要的分歧。这种分歧可部分归咎于华盛顿政府的霸权地位——国际列强通常对妥协无甚兴趣。
P420在二战后，绝大部分欧洲政治家对于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对于并非黑白分明而是掺杂着无数道灰色的解决方案再熟悉不过，他们因而相信国家利益注定存在冲突，而外交手段是解决此类冲突的手段之一。他们做好了准备，争取从不利的谈判中获得最大的益处，他们接受失败的必然，也接受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的成功。另一方面，由于隔着两大洋，美国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免遭敌人掠夺，而且其历史传统与欧洲大相径庭，因此在看待一些问题上远没有欧洲那样模棱两可。在他们看来，旧世界外交充斥着卑鄙而复杂的政治抉择，应当彻底遭到摈弃，任何决策都应建立在道德准则的明确基础上。这条道德准则还教导称，美国代表着文明的终极形式和人类灵感的源泉；它的政策之无私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制度值得众人争先效仿。这样一来，任何与美国为敌的行径都必然是与进步和正义为敌，因此也必然是不正当的。
P732在越南事务上，白宫考虑最多的受众是美国民众——不是西方盟友，不是苏联人或中国人，也不是越南人，这样的决策考量几乎是常态（到了尼克松本人任总统时尤其如此）。
P784杜勒斯和艾登说要“尊重”这些条款，言下之意何在？在谈到国家统一可能性时，又排除共产党接管，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万一胡志明赢得了全国大选将会怎样？P826美国应“在不公开违背美国立场和停火协议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的努力……维持一个友好的非共产主义南越，同时阻止共产主义在一场全越大选中获胜”。P881（1956年）肯尼迪……说，美国参与了南越的诞生过程……无论是美国还是“自由越南都绝不可以参与一场形势显然不利，而且政权将会遭到颠覆的选举”。
P849-1955年4月27日傍晚6点10分和6点11分，（美国）国务院向驻西贡和巴黎的大使馆分别发去绝密电报，下令启动罢免吴庭艳的行动，换上由柯林斯和埃利将军选择的领导人（不过一定要制造新政府貌似是由越南人民选择产生的假象）。……到了晚上11点56分，在杜勒斯下令撤换吴庭艳的电报发出不到六个小时后，他就收回了这个决定。
P883-884……《引领我们脱离罪恶》……在杜利的描述中，难民是不幸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主见，也无法自己做主，完完全全依靠美国医生和海员的壮举，而越盟邪恶得不可救药、毫无良知，因此杜利只用“那些残酷的东西”来指代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人们将揭露《引领我们脱离罪恶》这本书的真相：它所描述的“自由之路行动”完全站不住脚，当中充斥着误导性的说法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一群与杜利同一时期在河内-海防地区服役的美国军官在1956年时就汇报说，他的描述“并非事实”，而且对共产党人暴行的描述“与事实不符，而且言过其实”。……莱德勒（按：记述杜利故事的作家）本人在1991年承认，杜利所讲述的那些暴行“从未发生过”。……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很多美国人情愿相信他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杜利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恰恰印证了反共文化中其他很多人早已持有的看法：用福音传道者葛培理的话说，共产党人“受到了魔鬼的启迪、引导和推动，向全能的上帝宣战”。杜利对越南或地缘政治知之甚少——在他的书中和演讲里，他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都搞错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他的崇拜者知道得更少。他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因此著作的销量甚至以百万计。
P896-897《纽约时报》赞美吴庭艳是“亚洲的救星，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将自己的一生，整整一生，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他的上帝”。……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在这些报道中无处不在，它们的重点在于强调吴庭艳热切的乐观精神，他对自由的热爱，他的西式穿着，而重中之重莫过于他的信仰。假如吴庭艳跟绝大多数越南人一样信奉佛教，官方还会强调这一点吗？恐怕不会。
P938就在达拉斯惨剧发生三周前，吴庭艳和弟弟吴廷瑈同样被刺杀——这次由持不同政见的军事将领们发动的政变得到了美国批准。……肯尼迪及其幕僚犹豫了一阵子，但最终做出决定：必须除掉吴庭艳和吴廷瑈。
P943-944在那个年代，美国领导人对于在反胡志明斗争中该走哪条路线始终有着真切的选择权，这些选项不仅回过头来看非常明显，在当时亦是如此，只是美国的政策总是朝进一步被卷入战争迈进。一连串的行政班子本可以改变方向，但始终没有。这便是专注于偶然事件的危险：它会令我们无视美国在越南事务中的连续性，以及早期政策在我们理解这场美国战争时的至关重要性。……在越南事务上，最不容易遇到直接阻力的路线是坚定立场（在国内政治上尤其如此），坚持此前的承诺并勉励前进，以期事情出现转机（或者至少转嫁给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