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全球健康读后感锦集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是一本由[美]保罗•法默 金墉 凯博文 马修•巴西利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读后感(一)：重塑全球健康，果然是导论
如果几年前前我看这本书估计会叹为观止，觉得观点好新颖啊，理论也引用的好牛啊。
但是现在社会学与医学的结合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我们导师和师母，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医生，他们出了好几篇社会阶层与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与得病概率方面的一些研究。健康不平等现在已经太火啦。
看这本书的前两章，感觉有些句子写的比较口水，当然也可以说写的比较通俗易懂，我觉得这对于不了解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分层与医学关系的同志们还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第九章刚看完，从结构化暴力引出的对不平等不能视而不见的奔走呼号我觉得很动人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读后感(二)：读后感记录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本书 把我们惯性认知里面“公共卫生”的概念边界扩展了很多...（坦诚地说我认为这对学习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的同学而言极其重要...）但是由于这本书跨学科的属性真的很强，读起来也会有一点点吃力。不过我认为如果尽力理解下来，收获也会是很大的... 通过这本书你可以了解到一些与医学相关的社会学基本理论、Global health和卫生组织的历史由来、近现代全球健康的进展和问题......里面有很多实例，告诉我们在解决健康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技术”，综合性地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融合进来解决健康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再说一下这本书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点吧： ①在本书里面，多次谈论到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其实是加剧和维护了健康不平等。这个现象其实和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密不可分，他认为在理性化可以给我们带来积极性（如平等化）的同时，不要忘记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反乌托邦式”的后果，如：碾压常识、 创造性和正直性。具体的例证是对DSM、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卫生实体组织的批判。因此也不难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兴起会导致这个世界进入‘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当下密不可分的。 ②一个健康问题的多视角讨论（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里面讨论到一个激起多学科专家研究的健康问题--疟疾。对于临床医生而言，疟疾是由于疟原虫引起的，用奎宁、青蒿素等药物可以解决问题；对于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专家而言，他们更会倾向于要求进行消除死水、使用药浸蚊帐或者杀虫剂；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而言，他们会倾向于用民族志或者田野调查，研究、改善土地租赁系统中不公平分配情况并且要求禁止使用杀虫剂。后面和一个学政治学的同学聊到这个话题，他说如果是政治学家，他们可能会去研究房屋租赁/土地资源相关的权力结构，推动社会变革以改善居住情况。 ③这本书的原版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版，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但直到2020年中文版才进入到国内和大家见面，这不禁让我想到这次疫情对全球形势的影响之大，不仅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还推动了人们对于全球健康事业、相关知识/学科的重视。因此，以我有限的视角来看，我认为全球健康这门复杂的学科系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最后的一些想法： 解决健康问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可能需要去试错并纠错。但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培养批判性自我反省的习惯”，因为它“可以帮助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积极面对随之到来的个人痛苦和道德危机，而不是深陷犬儒主义和消极悲观”。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读后感(三)：致医生：这本书可能会改变你的职业规划
这是一本来自哈佛—复旦的教材，根植于全球优秀的医生与慈善活动家的从业经历。全书宏大而专业，对非业内读者体验可能不太友好。但若有志行医、愿投身于全人类的平等与健康，那这是一本必读书籍，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的职业规划。
「革命家」是切·格瓦拉为人熟知的身份，这起源于一次摩托车壮游。时值医学本科三年级，切·格瓦拉和朋友骑上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途中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村做了几个月义工。这场经历让他完整地见识到贫穷与困苦，随后切·格瓦拉从医生彻底转变为战士，不断放弃优渥的生活，投身于跨国界的革命理想中。
这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文字，但却有着历史纪录片的恢弘之感。阅读《重新想象全球健康》时，我把自己想象成坐在切·格瓦拉身后的那位流浪的科学家，你也不妨想象着自己走出现代化城市，用极简的交通方式来到了饱受疾痛折磨的非洲。
读者会通过文字描述、统计数据和照片中明白布鲁里溃疡、疟疾、寄生虫、蛇咬伤等具有热带地区特征的疾病以及结核、艾滋、癌症和精神疾病，是如何从健康、经济与政治层面影响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又是如何让他们深陷弱势群体的恶性循环。这本书还会把你带回到哥伦布大航行时代，一窥医学在「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这一高尚语境之外所充当的角色。帝国医学→殖民医学→热带医学→传教医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医学都被作为强者掠夺欺压弱者的手段。时至今日，人类文明与道德的发展也不足以让医学仅仅是救死扶伤。全球健康公平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人们不仅避而不谈，还有意无意地将全球贫困者视为共有的资源，并从中取出一部分据为己有。所幸，有很多像切·格瓦拉一样踏上征程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医生、慈善家、活动家、政策制定者投身于全球发展和卫生事业，因为他们相信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
全球健康被描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道德运动之一」。对这场运动的调研发现，公共部门是最弱势人群唯一潜在的获取医疗的来源，所以像WHO、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组织也在大力扶持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地区建立当地基层医疗保健体系，这些运动陈述了人类为健康平等做出的努力。
除了展现不平等的全球健康格局，本书还提供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理论指导和成功案例，从业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面对穷富国家这两个极端时必经的挑战。
毕加索的作品《医学生头像》，主人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眼是要看到他人的苦难以及对照顾的需求；而闭眼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也是医生，是否也曾体验过这种分裂的感受？关注全球健康平等并不是医生的应有之义，但本书倡导的价值观可以增强深层的个人信仰，帮助我们把人类状况重新想象得更加美好公正。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读后感(四)：书摘：第8章 精神健康与多重抗药性肺结核病的独特挑战
作为“异常案例”的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并不适宜于传统的国际健康、全球健康话语。尽管全世界数千万人罹患精神障碍，用于减除相关病症、悲痛、损伤的保健资源却比例偏低，如表8.1所示。或许是受笛卡尔“心胜于身”二元论的影响，精神障碍常被放置到一个与影响其他器官系统的障碍疾病相分离的范畴中去。现在通行的惯例是把生理疾病当作客观现实，而许多非专业人士认为神经精神性障碍的症状属于主观体验，因此并不牢固建立在医学领域的基础之上。精神上的痛苦表现是有一个苦痛梯度的，无法轻易地被认可为某种独立的疾病，或是被涵括在传统生物医学的疾病分类中。精神健康这种异常案例生动地展示了既有疾病负担指标的复杂性与缺陷。
读者朋友们或许对美国等富裕国家的城市与郊区地区的精神健康问题更为熟知，大众媒体上对那些地方与日俱增的抑郁症与精神药物处方有诸多报道。据统计，美国从1980年到2000年的抑郁症发病率增长了76%。对氟西汀、帕罗西汀等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率从1988年到2000年增长了三倍。而且据估测，在美国每月10.6%的女性和5.2%的男性使用抗抑郁药。
面对已记录的精神病况特别是抑郁症的迅速增长，一些人提出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美国的健康机构将常规的悲伤医疗化了。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和杰罗姆·维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认为：“现今所谓抑郁障碍的大爆发其实并不主要源于实际病况的增长，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将常规悲伤和抑郁障碍这两类独立的概念范畴进行合并的结果”。大众传媒上的评论家们也详细考察精神病药物增长的现象，指出制药公司是通过支持扩展其药品针对的病征范围的研究并推销模仿药物来盈利。悲痛和忧伤，可以说是完全落入社会常规范畴内的情绪状态，被放置到医学领域里。这一现象需要除了病人之外的健康护理从业者、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共同进行审慎的批判，即反思现代健康体系如何被经济和政治利益利用。
但是，过度治疗的故事主导公共舆论也是不恰当的。精神疾病确实代表着美国乃至全球未被遏制的人类苦难之一大成因。例如，某项2005年的研究发现在欧洲27%的成人在之前的一年内至少患有一种精神障碍。大量的族群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也塑造了美国、欧洲以及多数富裕国家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求助模式、获得护理渠道、治疗结果。无论在富国穷国，神经精神性疾病未得到充分诊断，抗抑郁药也未得到充分运用。
许多低收入国家经历了精神病的高发病率。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东亚和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均神经精神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既有研究将12%到15%的全球疾病负担归为神经精神障碍（尤其是使人慢性失能的抑郁症），这比诸如肺结核的全球传染病或诸如癌症、心脏病的慢性病所占份额都高。换言之，在中低收入国家，神经精神性疾病在因残疾损伤的健康生命年中占比为26.8%。
但由于对全球精神疾病进行量化和记录报道的复杂性，这些数字也许低估了精神病的真实负担。例如，妇女和青少年这两类脆弱群体的精神疾病症状与求助行为经常是更不可见的、更少得到报道的。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专业性精神健康服务的稀缺（以及相关资源集中于城市中心），统计发病率也尤为困难。另外，将美国精神病学会所广泛使用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这一分类手册（这手册原本针对以欧美人为主的人群）用于其他人群是否具有有效性也值得商榷。这些诊断指标在跨越多样的文化和社会情境时，其临床适用性是有限的，因为精神病所呈现出的现象表征多种多样，用于描述悲苦的词汇也具有文化特殊性。
传统的公共卫生指标也没有考虑到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共病风险。2007年《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描绘了精神疾病（抑郁症、药物滥用、自杀、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何与生理疾病聚群而生。例如，研究者发现精神障碍提升了罹患诸如肺结核和性传播感染病等传染病，以及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反过来，许多生理疾病——比如艾滋病和疟疾——增加了病人产生精神障碍的风险。这些恶性的疾病聚群说明了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保健体系中的重要性。《柳叶刀》的作者们在文章结尾重申了世卫组织在2001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的命题：“没有精神健康，就无健康可言”。
在全球预计有4亿人遭受精神障碍，其中多数重度患者都未得到需要的服务。很多人因穷困无法获得服务。穷人获取精神保健服务之渠道的缺失实则加剧了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在2003年的研究中，维克拉姆·帕特尔（Vikram Patel）和凯博文总结道：“不安全感与绝望的体验、迅速的社会变迁、遭遇暴力与生理疾病的风险等因素使得穷人成为易得常见精神障碍的弱势群体”。饥饿与营养不良、不佳的工作生活条件、城市的人口密集、乡村的隔离等因素也促成了全世界贫困人口面临更大的患精神病风险。换句话说，结构性暴力使穷人易受精神困扰。在《世界精神健康： 低收入国家的问题与当务之急》这一作品中，人类学家罗伯特·德加勒及其合作者追溯了加固这一关系的社会机制：
诸如长期的饥饿、性剥削、普遍的失业等根植于社会结构的问题，就像精神健康专业人士所更熟知的、给人带来巨大压力的生命危机事件（诸如丧亲之痛）那样，对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们考虑精神健康时，必须考虑到一系列相关的力量，即便它们初看上去并不是精神病问题。
换言之，许多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穷人易得传染性和慢性生理疾病，也同时使他们难逃精神疾病之扰。
社会边缘群体承担了疾病负担的冲击。例如，女性经历了更高比例的慢性精神疾病。传统上，女性工作时间长，但无法获得充足的报酬，也欠缺男性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她们面临着与神经精神类疾病相关的多重社会脆弱性。中国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就是一例： 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穷人的孩子也有类似高风险。一些伤害性的早年经历——主要源于营养不良的发展损耗（Development attrition）、缺乏教育、童工、童妓等——增加了年轻人患有慢性精神障碍的风险。世卫组织估计10%到20%的青少年儿童受到精神问题影响，5岁以上的人得病之十大病因中，五项是精神问题。自杀率通常在年轻人中最高。自杀在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15岁—34岁人口的死因排序中属于第一或第二位，是美国这一年龄群人口死亡的第三位因素。高自杀率也存在于中国、日本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老年人之中。精神健康知识的短缺仍然是一大挑战。例如，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都缺乏可靠的自杀率数据（见地图8.1）。
在有些情况下，神经精神类疾病的污名与脆弱性会导致违反基本人权。维克拉姆·帕特尔等人写道：“精神疾病污名大到让患者不能找到工作、完成学业、结婚、独立生活、让保险公司支付其看病花销”。他们描写了“Erwadi惨剧”这一尤其令人震惊的事件： 20多名精神病患者在印度一家疗愈寺庙的大火中，因为被绑在床上，惨然丧生。发达国家也并不缺少精神障碍的污名事例。维克拉姆·帕特尔等人指出，这种污名和其他与健康相关的污名一样，都源于无知和忽略。一个社会越是对某种疾病所知甚少、无以应对，就越会谴责患者。随着精神健康信息的传播与治疗方案的部署，污名会相应地减少。
要想改变现在精神疾病被忽视的地位，就必须有充足的资源与政治投入。许多贫困国家每年的人均精神健康服务支出仅有几美分。如地图8.2所示，这些国家也大多急缺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在坦桑尼亚这个有4400万人口的国度，仅有20名经过训练的精神病学家，人均精神健康支出不到5美分。而在美国，2001年用于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的花费是1040亿美元，仅占总体健康支出的7.6%。这就是全球精神健康不平等地貌的冷峻图景。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精神健康服务可以一种高效而不昂贵的方式被纳入保健体系之中，即便操作的障碍较大。德加勒及其合作者如此记录了南非的社区治疗项目：
填充资源与需求之鸿沟的一个方法是训练基层保健工作者，来让他们识别并治疗病人的精神健康问题。针对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基层保健人员和护士的基础训练课程已证明这些人可以为病人提供精神保健。基层保健人员受到初级的运用基本检查技术的训练后，更能够判断患者的情绪状态，并推荐适宜的护理。
尼泊尔社区精神卫生项目也展示了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保健体系的前景。此项目开始于1984年，当时尼泊尔只有22名精神病学家，只有3人在首都加德满都之外工作。项目开始培训地方性的卫生工作者来评估、治疗四个遥远的、几乎没有精神健康服务资源的喜马拉雅地区的精神障碍。莎拉·阿克兰（Sarah Acland）在项目的案例分析中写道：“此项目目标是通过把精神卫生护理整合到既有的社区卫生体系，使其惠及农村穷人。操作方式是训练卫生工作者，来识别和管理精神与神经的混乱。”到1993年，卫生站共统计出421个患者、数千次病人来访，其中4878例为癫痫，557例为精神错乱，1124例为抑郁症。此项目通过既有的、虽然还比较脆弱的卫生基础设施来传递精神健康服务，取得了低价减少精神神经残障的成就。
一些精神卫生项目也采取了类似的社区取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托马斯·兰博（Thomas Lambo）及其同事为尼日利亚的精神病人设立了以村庄为基础的护理项目，效果显著。智利的一个全国治疗项目也通过将相关服务纳入既有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减少了抑郁症的发病率。由于精神与生理疾病相互交织，针对两类疾病的努力也可相互增效。社区精神卫生项目也在海地农村提供了多年治疗。2010年该国地震造成了广泛的神经精神性悲痛，相关工作者们发挥了治疗作用。ZL的精神卫生与社会心理项目中心理学家人数迅速从3名增加到17名，社会工作者与助理也从20人增到50人。虽然治疗还是供不应求，但这些治疗团队与海地卫生部协作推进着国家的精神健康治疗、增强培训能力。
自杀在中国
忽视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个悲惨后果是自杀行为。然而，凯博文、帕特尔和其他人解释了特定语境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而不仅仅是精神疾病——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塑造了自杀的地方样貌。中国提供了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图景，说明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如何导致了绝望和死亡。
世卫组织估计，在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4例自杀病例。其他人则质疑报告的统计数据的有效性，并计算出每10万人中28.72人的自杀率(或每年超过32万人)。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况下，这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之一，也是中国第五大死亡原因。这一问题在15岁至34岁的年轻人中尤为严重，因为自杀是导致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死亡人数的比例为19%)，而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后一个数字显示出与国际惯例——男性自杀率平均是女性的3.5倍(如图8.1所示)——的背离。在中国90%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些统计数字表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年轻女性自杀的几率最大。即使面对跨文化情境下转译和量化他人精神痛苦的挑战，所有可用的指标都描绘出一个关于中国农村人口的突出景象，他们面临着沉重的精神疾病负担，而没有获得心理疾病卫生保健的途径。
为什么自杀风险按照这些人口学和地理学的界限划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是个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年轻女性）做出这种绝望行为的社会背景。1.5亿多的国内迁徙人口（大多是男性）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削弱了对养育子女和赡养年迈双亲的已婚妇女予以照顾的社会支助系统。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已经发生了诸多方面的变化：抑郁症和药物滥用等精神障碍在增加，而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和暴力也是如此。这种社会剧变是诱发心理疾病的已知的危险因素。
在中国，市场经济将医疗服务从“团体型”保险模式转变为“个体化”的保险。这种突然的政策转变冲击了医疗卫生系统：无力承担所需费用的病人无法到农村医院和诊所就诊。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模式，这一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卫生系统的标志和优势的模式，在新的消费体制中挣扎。即使绝望的人克服了精神疾病带来的耻辱感，他们也往往无法获得及时的、负担得起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农村地区缺少紧急救护服务，加上极其致命的自杀方式（例如使用农业用杀虫剂）也导致自杀率高的现象。一些人估计，在中国，不到40%的自杀与可诊断的精神疾病有关。
在中国社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可能有助于解释该国自杀的性别差异。杀害女婴的故事和对妇女及女童的普遍偏见并不陌生。阿马蒂亚·森1992年的文章《消失的女性》强调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性别偏见带来的潜在影响。尽管男性的死亡率高于女性是一种自然趋势，但在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女性有更高的死亡率。森将这种倒置的比例归因于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女性获得的卫生保健、社会支持和关注的缺失。
除了上述之类项目的增多，世卫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精神健康差距行动计划》中鼓励要向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神经疾病、药物滥用等患者提供服务。这类障碍的治疗方案可以通过与鼓励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服务的任务转换项目相挂钩的方式，在资源匮乏地带低价实施。这种取向一经规模化，就会为减轻全球精神疾病负担做出很大贡献。
尽管前景不错，但人们对于如何减少慢性精神病还是缺少把握，也争议不断。凯博文长久以来对医疗化的批判，向所有旨在为边缘人群推广精神健康服务或任何健康护理的提议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医疗化过程对于生物医学饱受争议的一些特性负有责任。生物医学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而越来越多的生活问题被带入这一领域、受其庇护。酗酒、其他形式的药物滥用、肥胖症、老化、儿童虐待、暴力，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被表述成了健康或心理健康问题。医疗化让我们寻求生活问题的基因根源，评估其他的个体化风险因素并由此寻找治疗之道。然而，人一旦被赋予病人角色，就兼获医疗化的污名与保护。医疗化误导性地让我们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求灵丹妙药；它也将影响上述行为的政治经济问题模糊化了。
作为精神病学家的凯博文把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苦痛医疗化的一个例子做了分析。他并不质疑经历过政治或战争创伤的人们获得治疗服务的重要性，但他注意到这类创伤如何被巧妙地包装和商品化为DSM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你无法让第三方的支付者来帮助政治创伤受难者，但却可以让他们为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来买单。每一个我们能想象到的心理问题都在DSM上被列为一种疾病，这恰恰是因为提供补偿的合法形式是治疗疾病而非回应不幸。因此，现实中存在着疾病概念运用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有必要为了改善精神病诊断与护理而考虑这些批判。这些批判并不是为了削弱精神健康服务或整体上的现代医学，而是往往与倡导全球健康平等、扩充全球的心理健康服务渠道而并驾齐驱。凯博文的观点与第2章中本书的整体观点相呼应，重在指出全球健康从业者与学者必须培养批判性自我反省的习惯，以最佳地应对这个工作领域内常见的生物社会复杂性。
全球精神健康事业面临的另一挑战是： 在富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杂志里，鲜见非西方国家精神疾病研究。2001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六大顶尖国际精神病学期刊里90%以上的文章源于欧美社会。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在2010年的著作《像我们一样疯狂： 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中，在凯博文批判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西方精神健康实践如何使得确认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精神悲痛和障碍更加困难。他巧妙地引入了文化精神病学家和医学人类学家的主流文献。取自DSM的分类范式被全球普及之后，产生了未预料结局： 使全球临床诊断的精神障碍形式仅限于欧美人群中通行的疾病表征。沃特斯认为这一现象是全球化的产物，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香港地区就出现了类似于美国的神经性厌食症症状的病人。他也与一些同行共同指出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还原论窄化了临床诊断的神经精神病的表象范围。即便在欧美国家，一些心理异常现象常被排斥在临床试验之外，临床诊断中不被识别，也未得到有效治疗。
这些例子都引发人们关注跨越边界地分类疾病，并跨越多重情境地发展具有广泛临床适用价值的干预手段所面临的挑战。凯博文指出，临床医学必须与有关疾病和健康的地方性知识及实践相整合，才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上适宜的治疗适应与创新。但是虽然精神疾病表现多样，其背后必然存在某种经由特定社会力量调控的生物过程。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重大精神障碍在不同的地方情境中虽然发病过程和所传达的意义有差异，但却可在全球范围内被识别和部分地治愈。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欧美界定精神疾病的霸权揭示了历史和政治经济模式如何塑造了制度性认可的对疾病的“客观”认知，以及个体的“主观”疾痛体验。世卫组织或美国精神病学会确认的医学知识在全球范围内漫散到个体的主体性之中，这是对第2章提到的福柯之生命权力概念的展示。这是规训过程，如福柯所述： 人的身体和主体性受到同一社会内部与不同社会之间的权力与知识流体的调控，被界定和重新界定。
例如，DSM在1952年初次发布之后经历了多次修改，2013年出了第五版。每一代的重新修订都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特定情绪状态的标志、症状、体验如何落入障碍范畴并延循发展的理解。某些行为模式被更新为病态，某些行为却又被划入常态。第一版DSM把同性恋视为精神障碍，而在1974年这种划分被移除。但之前臭名昭著的这一障碍范畴显示了所谓归类精神疾病的“科学”努力如何易受政治与偏见的影响。有关DSM内容的争议延续至今。
DSM的作者们努力以严格实证主义的态度来完成决策。但精神疾病的深远的生物社会复杂性使这种任务——它无疑对提高全球精神健康护理的有效性和平等很有必要——问题重重。人们一旦表述特定范畴和类型的精神疾病，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根据一套规范来把神经精神痛苦的多元主体体验简化和物化。当然，对精神病的分类和测量工具再不完美，也对理解精神障碍的负担，并动员政治意愿和资源来减轻相随苦痛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