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经典读后感有感

　　《社会生物学》是一本由[美]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8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生物学》读后感(一)：《社会生物学》：生物是否有社会性？让这本大部头专著告诉你答案

　　在前达尔文时代，人类是地球上最独特的——亚当夏娃的后代，神的创造。但当达尔文把人类从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下来之后，人类就被迫降到了和其他所有自然界中生物同等的地位。 人类只是生物，更进一步是动物界的一种。而人类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类有着明显的社会性，人类可以通过相互联系、通过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协作，完成非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社会性是人类独有的吗？是人类天赋异禀，凭空产生了这种行为吗？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作为顶级蚂蚁研究者，也许他对于蚂蚁的研究和我们的人类社会产生了联想，他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概念，把社会这本应属于人类行为规范的内容引入了生物学界，也就有了这一本《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而这本书就是一门崭新科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威尔逊也就成了社会生物学之父。

　　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通过研究生物的起源、发展，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等多个相关学科来研究生物界和社会性的规律。这样一门学科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产物。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样一门生物学的具体内容。 社会学是研究什么呢？研究的是构成社会的各种关系和行为，而以社会学为基础研究的社会生物学，也就是用社会学的概念来研究生物学中的各种关系与行为，以及相应的生物基础。 本书主要从三个部分来介绍生命的社会化原理与进程。《社会生物学》第一部分致力于生物的进化过程，诠释社会性生物是怎样形成的。在生物界中，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但生物的生存并不一定是以个体生存为第一要务，而是整个族群，或者更严格的来说就是生物基因的存续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为了让基因可以得以存续，在生物界中出现了很多“社会化”的行为。就作者最为熟悉的蚂蚁，就有着专门为蚁后服务的工蚁，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不是为了自身，都是利他行为的一部分，都是社会性化的行为。而进化就是保证基因可以延续，可以更好生存的原动力，而群体、种群的社会性就是生物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

　　生物的社会性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人的社会性包括关系和行为，而生物的社会性也一样就是关系和行为。作为没有任何高等智慧的生物，怎样完成关系和行为的呢？这就是生物的社会机制研究的内容。威尔逊给我们介绍了各种生物社会性发展所需要的生物学基础。 交流是社会性发展的基础，而生物间直接的通信就是作者研究的重点。各种生物是怎样完成通信的，他们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系统？各种不同生物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行为，在生物之间的表现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攻击、交往、性、权力、空间、角色、职能等等，这些在人类社会中应有的社会现象在生物界都是存在的，而把生物界当成一个个社会系统，这也就是《社会生物学》研究的内容和基本原理。 社会生物学当然还要落实在每一种不同的物种上，那些生物能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性呢？这就是这本书《社会生物学》博学的部分了。虽然在前面介绍社会生物学原理的时候，作者也用了很多实例，很多动物已经在本书前面登场，但第三部分就是完完全全的各种社会生物物种，就是一个个具体生物，从微生物到灵长类，无所不包，全面而具体。这也同时证明了社会化生物并不是单个现象，而是在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是这门学问可以成立的原因。

　　《社会生物学》于1975年首次出版，同名学科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也由此诞生。这本《社会生物学》曾被国际动物行为学会评选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著作，但与此同时，书中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与推论也引起了20世纪生物学中的大争论：人的天性究竟有没有生物学基础？能不能把人降低到生物的范畴来研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也是这本书第27章饱受争议的原因。把社会性引入生物界，只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但把生物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人类，就有着对于人类自身情感接受的问题。但社会生物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把人的行为作为生物界中的一员来研究也出现了进化心理学。关于生物的社会性研究也会一直进行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也将继续，而我们来阅读一下这样一本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也一定会有所受益。

　　《社会生物学》读后感(二)：生物的社会性和人类的生物性

　　看过一部讲述黄石公园野生狼群生活方式和领地之争的纪录片，名为《狼之谷》，片中除了项圈编号为21的公狼和黑狼302的故事格外吸引人之外，狼群的社会构架和生存法则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众所周知，狼以族群的形式生活和捕猎，狼群正常情况下至少有领袖公狼和母狼各一头，另有成员若干，惨兮兮的时候可能才3-4头狼，族群壮大时也可能有30多头狼。

　　狼群统一行动、争夺领地、捕猎、养育幼崽，也将食物分给族群内留守或不擅长捕猎的成年成员，比如纪录片中的黑狼302觉醒之前就是一直又软又怂，小时候靠父母，长大了靠弟弟，出工不出力但也长得高大壮实。

　　狼的习性和生活方式的一些特点，往往为人们所欣赏和向往，其实这是狼这种动物社会构架的表现，除了狼之外，还有很多生物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鸟类、哺乳类、昆虫等等，社会生物学就是以此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科。

　　而说到社会生物学就不得不得提到学科的开创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教授、进化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爱德华·O. 威尔逊。

　　他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曾被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 1975年撰写出版的专著《社会生物学：新综合理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著作之一，奠定了社会生物学的学科基础，

　　后浪最近引进了这本大部头著作的25周年纪念版《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全书共三个大部分27个章节，前26章详细阐述动物的社会性，最后一章是关于人类的生物性（这一章的内容也是当年生物学界学术大论战的源头）。

　　无论是学习生物学专业知识，还是作为通识学科普及读本，这本书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社会生物学》封面

　　《社会生物学》从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出发，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系统。

　　昆虫集群的成员，都是按照特定的模式去生长、竞争、繁衍和死亡的。而脊椎动物的发育系统和通信系统虽然与昆虫差别很大，但这两类动物的族群社会行为，却有相当程度的的相似性，甚至在部分重要的细节上，也存在趋同现象。

　　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也有不少非常相似的社会行为，例如讨食和喂食，幼崽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养育自己的亲本索要食物。

　　幼鸟讨食会用张大嘴并发出叫声的动作，声情并茂地催促投喂；而哺乳动物的幼崽，也有类似行为。比如在《狼之谷》这样的纪录片中就能看到，食物稀缺的时候，小狼发出呜呜的叫声，用鼻子顶弄母狼的嘴和鼻子，表达出肚子饿的意思。

　　食物的共享不仅仅发生在成年体和幼年体之间，在部分生物的成年体之间也会进行食物交换，比如狼群捕猎后会分享食物，狒狒和黑猩猩捕获猎物后也会讨食和共享；成年蜜蜂中的工蜂，会通过交哺分享液态食物，交哺现象也普遍存在于白蚁中。

　　完全不同的物种为何会有相似的社会行为，生物个体为精准适应环境如何促进社会行为的发展，是《社会生物学》中社会机制这一部分中深入研究的一块内容。

　　《社会生物学》插图

　　深入研究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深度理解动物的社会行为，爱德华·O. 威尔逊认为从动物行为出发，是可以进一步去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的。

　　过去主流的观点认为，人类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张白纸，具有无限的可塑性。

　　《社会生物学》提出的遗传行为学观点，与主流的观点产生冲突，引发了20世纪生物学界的学术大论战。

　　而到了20世纪末，虽然尚未从统计学的角度验证是否存在种族差异，但是已经可以证明人类个性与智力的变异，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

　　在生物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遗传进化与文化进化相互交融，然后人类才具备了人性。

　　人性其实是一种表观遗传规则，让我们做出最快速、性价比最高的反应。很多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有的人怕蛇，有的人怕蜘蛛，还有的人恐高，虽然没有被蛇咬过或者从高处跌落，但这些恐惧感从小就有，仿佛与生俱来。

　　这就是表观遗传规则在生理层面的表现，令我们在面对自然环境中亘古就有的危险时保持畏惧，也令我们对自然环境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崇尚自然，又不断尝试征服和改变自然。

　　究其原因，虽然现代生活令人们与自然产生了较多隔阂，但记录在遗传密码中的讯息却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人类的祖先曾经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

　　表观遗传规则决定了我们许多行为和思维，比如用笑表现开心、高兴和善意，以及用肢体语言传达情绪等等，表观遗传规则可以说是1975年至今，许多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主题。

　　爱德华·O. 威尔逊认为社会生物学虽然是动物学中一门新兴学科，但因其能更客观、更精确地描述人性，所以社会生物学最终一定会在促进重要知识分支之间的契合中发挥重大作用，并最终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

　　《社会生物学》插图

　　作为一个科学的开山之作，爱德华·O.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确实是一本非常硬核的书，它读起来很难，因为知识体量庞大，兼具广度与深度，自成体系，消化吸收起来不会很容易。可要不是这样，也不会成为学科经典。

　　更多的读者大概和我一样并不会专门研究生物学，而作为通识学科著作去阅读时，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打开视野，避免单一领域思考，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世界。

　　THE END

　　我是聂梓吟，分享原创书评，欢迎多多交流~

　　《社会生物学》读后感(三)：放下学问 畅读故事 认识动物

　　用一周时间啃完了美国学者爱德华·O．威尔逊的皇皇巨著《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但一时很难消化。感谢“后浪”让自己第一次涉猎除文史之外的自然科学知识，尽管懵懂，但可以进一步打开视野、增长学识，引发不同层次的思索，同时修正了自己观察世界的目光以及聚焦点，让自己更加尊重科学、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虽然威尔逊为读者提供的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细细品读下来，并不感觉特别地晦涩枯燥，尽管作者自己也善意提醒大家，“要能迅速地理解理解社会生物学，读者最好是学过一门大学程度的生物学课程。此外，本书大多数的技术性章节要求读者在基本的数学知识特别是微积分与概率论上有一定的训练才容易理解”，但威尔逊在写《社会生物学》时，就考虑要尽可能地面向广大的读者，因此，书中有太多的生动实例。如果不纠结学问、不过多考虑理论，而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阅读，那么，对此书的阅读经历将是较为轻松、有趣的。毕竟，那么多的动物故事是生动有趣的，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善意提醒，读此书尽量先读书后的“术语解释”。

　　因为不懂，所以推崇

　　窃以为，所谓学说，就是将自然现象用科学的语言、概念、方式、理论去加以分析、检验和论证，并由此形成更深层次的新的言论。承认自身智识的浅薄，就罔顾理论吧。既然是选择性地阅读，那就挑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取，对相关概念也是从兴趣点选择的。从资料中了解到，从1960年代末开始以英、美两国为中心而形成的动物社会学的新思潮，是以综合群体遗传学及种群生态学产生的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从遗传适应角度来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为特征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把利他行为及在配偶者或其亲族内部所见到的对立关系，看作是遗传的适应产物来加以解释。在书中，我们知道了“社会”是属于同一物种并以协作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协作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只限于性的活动）是社会的基本直观标准。聚群、性行为和领域性质是真正的社会的重要性，并且它们被正确地看作社会行为。鸟类梳理羽毛、煽动翅膀以及鸣叫；猕猴用眼瞪视陌生人；狗尾巴的竖起与摇摆；黑猩猩、狒狒的“含笑张嘴”露牙、拍胸；雄狮的伏低前身；一只狼舐另一只狼的嘴；角马的的地上打滚和争斗……这些日常见到过的行为，在这里被表述为：仪式化的生物学性状，被称为“炫耀或表演”。包括：引诱炫耀、表演炫耀等，其定义为，在演化过程中经修饰后用来传递信息的行为模式，“炫耀是一种特殊信号”。这些炫耀功能似乎很普遍地用于通报传递信息。“社会学，包括动物社会学，基本就是研究通信的方式”（诺伯特·维纳）。于是，我们还知道了“通信”：一个生物（或细胞）的作用使另一个生物（或细胞）以适应的方式改变行为的概率模式。而蜜蜂的摇摆舞是所有动物通信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动物的大多数通信是以炫耀为媒介的，而炫耀是在传递信息的进化过程中已经特殊化了的行为模式。炫耀就是一种变化了的信号。之所以我们对鸟儿的鸣叫感到“动听”，是因为鸟类领域中包括鸣叫在内的炫耀和求偶炫耀有着及其复杂性和重复模式。许多物种的昆虫和哺乳动物都可产生信息素进行化学通信，包括嗅迹、报警信息素、释放信息素、变感型外激素、体表信息素、跟踪信息素等，如蜜蜂、蚂蚁、鹿、鼠和狮子等。我们还能知道动物的“利他主义”，为了其他个体的利益而采取对自己不利的行为。（高尚的动物！）。白蚁和蚂蚁大多数物种的兵蚁职别，功能几乎只限于保卫集体。它们一旦反应，一般总是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位置；以家系群生活的许多有蹄类的成体动物，如麝牛、大角麋、斑马和条纹羚羊，成熟个体总是把自己置于捕食者和未成熟动物之间；未成熟的阿得力企鹅，为了抵御贼鸥的攻击而帮助保卫属于其他鸟类的鸟巢和小鸟。其中还包括“协作繁育”、“食物共享”以及“仪式化战斗”。

　　令人惊叹的动物

　　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眼前的动物（生物）及其所作所为不再是普普通通的现象，而是有着非凡意义的生物学意义。威尔逊引用的实例可谓精彩动人，他在书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这些动物的社会化行为。

　　“制造空调”：非洲大白蚁筑巢会把构筑真菌园作为第一步，因为真菌可以使巢内升温，是天然的“暖气”。其中筑巢工蚁所完成的每道工艺都是令人吃惊的，这是计算机工作者要通过所谓动态程序才能完成的。

　　“非凡的猢狲”：一只叫“天才”伊茉的日本雌猕猴，年满18个月时“发明”了海水清洗红薯法，然后这一技能传遍了幸岛的猴群；4岁时又“发明”了小麦粒与沙粒漂浮分离法。

　　“军事防御”：麝牛在遇到捕食者时会奋力攻之并相互帮助，有时它们会做出类似于军事演习那样的复杂模式，如组成环形防线对抗狼的攻击（有生动描述）。如此防御方式让作者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赞誉：“被包围的一方，要好过进行包围的一方”。

　　“虎鲸围猎”：15—20虎鲸围住100头海豚，会把包围圈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把海豚限制在一个很拥挤的范围内，其中的一头虎鲸会突然跃入海豚群众捕食数头海豚，而其他虎鲸仍维持着包围圈，直到吃饱的虎鲸来替换另一条虎鲸，以便让后者进食，这一过程一直会持续到把所有的海豚吃完。当蜜蜂集群分裂分群后，分群蜂中的侦察蜂要飞往各个方向去寻找永久性巢址，当它们发现一处合适巢址后，不同的侦察蜂通过摇摆舞表演显示自己发现的巢址位置，但要与其他同事竞争，最终被最大多数工蜂认同的巢址入选，并且整个蜂群飞向那里。

　　“忠贞不渝”：白蚁中的雄蚁命运悲催但又忠贞不渝，雄蚁在婚飞中无论是否有过交配，都会很快离开婚飞群而独自在周围漫游，并注定会在数小时内死亡！而成为配偶之后，它们就很难分离了。要迫使一对配偶分离是件很困难的事，万一发生了这种事，它们似乎也很难再与其他异性配对。

　　“假母”的恶果：通过普通猕猴“母爱”的实验例子（残酷）我们可以了解到，假猴（布料做的母亲）会让幼猴的社会行为非正常。其非正常程度与人类相类比，可称得上是患了精神病，它们时而极具攻击性，时而极度自闭！它们会静静地蜷缩着身子坐着并前后摇晃，它们也经常哭叫；这样长大的雌猴成了性功能不全者，它们发情期拒绝雄性，如果它们被雄性“强奸”后生下幼婴，则会虐待孩子！

　　“吃软饭”：在膜翅目昆虫中的雄性是“吃软饭”的，在交配前，它们在巢中依靠集群中的雌性奉养，过着几乎完全寄生的生活。

　　“残酷的寄生”：欧洲大杜鹃当发现宿主营造的鸟巢对成功的寄生不合适时，雌鸟就会就会毁掉鸟巢，强迫宿主鸟重新建造；世界各地的杜鹃亚科鸟类都已进化出许多以威胁和骗取宿主鸟接受它们的卵。杜鹃的卵不仅与宿主鸟的卵大小很接近，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杜鹃雏鸟一孵化出来就开始毁灭宿主的卵及其雏鸟，把整个鸟巢占为己有。

　　关于我们自己——人类

　　威尔逊在开篇时坦言：社会生物学可以更客观、更精确地描述人性，这种精确性是自我理解的关键。虽然书中占主要篇幅的是人类以外的动物，但用非人类的生物的社会行为来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对分析隐含和复杂的人类行为现象更具有价值。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殖生理学和行为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进化，顺利的性活动周期和连续的女性吸引巩固了亲密的婚姻，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的性行为基本与受精（生育）无关。关于“共享”，“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非常罕见，却是人类最稳固的社会性状之一，只有人类存在经济体系。人的高智力和符号化能力真正使食物交换成为可能，货币是相互利他主义的一种量化。人类社会中的成员有时会用昆虫的方式相互紧密合作，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要为争夺分配给他们的有限资源而竞争。这便联系到“恶意活动”，为了减少其他个体的适合度，而自己却什么也没得到甚至还减少了自己的适合度，这样的个体就做了恶意活动，作者对此联系起人类。指出真正的恶意活动在人类社会是常见的，具有欺骗与自己同种的其他成员的能力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在为血缘个体谋取利益时，却在有意地损害非血缘者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作者告诉我们，欺骗和虚伪既不是善良人压制到最低水平的绝对的恶，也不是有待于被进一步的社会进化去除掉的动物的残留性状，它们恰恰是人类处理社会生活中复杂的日常事务的工具。从书中我们还可以了解为什么神教的上帝都是男性，这种强烈的父权制倾向有几种文化来源，游牧社会具有的流动性、严密的组织性，并且经常发生战斗，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男性权力在社会中越来越重要，而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游牧依然有男性负责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牧羊人与他的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人类社会的缩影，而这个缩影激起人们对人与控制人的神之间的关系有了思考和界定。本书成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威尔逊那时就论断：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生活在开放的亚热带稀树草原上的非洲南方古猿，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他指出，人性产生于自然环境中，我们今天称作自然环境或荒郊野外的地方曾经是人类的家，人类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最适合人类的行星似乎要有广大富饶且没有因为人口众多而被占据和开垦的荒野。对此，威尔逊呼吁，保护生态最终应该成为一种道德情操。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两个天性——人性和野生自然之间的联系虽然成为人类的中心议题，但人类实际做得仍然不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吗？！

　　“我们要感谢的是，大自然在精密地实践和实现其可见的目标时，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爱德华·A．阿姆斯特朗）。无论怎样，你的理性思维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放下书本，眼前的司空见惯的鸟、昆虫已变得非同寻常。蓝天、绿树、青山……有了更加深邃的内涵。因为，通过阅读引发的重新思考已经左右了你的观察，传统印象已发生转变。世界观是否也随之变化？

　　自然伟大！生命伟大！科学伟大！

　　《社会生物学》读后感(四)：《社会生物学》序言：至20世纪末的社会生物学

　　这部再版的《社会生物学》（首版1975）的问世，让社会生物学成了一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但构思源于我在自己的早期著作《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中想到的：将昆虫学和群体生物学结合起来。回过头看，我发现最初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昆虫研究成为热门，而且达到了新的研究水平，只是各种研究还没有统合起来。我的同事和我设想出了关于昆虫职别的化学通信及由进化和生理决定的许多原理，也设想了十余条使蚂蚁、白蚁，蜜蜂和黄蜂走向高级社会的独立系统发育通路。威廉·D. 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于1963年引入的血缘选择思想，现已成为一个基本概念。大量的数据等待整合。而且，已知的社会昆虫物种超过了1.2万个。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做比较研究，以检测集群生活的适应性。它们远比数目稀少的脊椎动物更适于研究，因为在脊椎动物中只有数百个物种具有比较高级的社会组织。最后，由于社会昆虫受制于固有的本能，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太可能遇到研究脊椎动物时常遇到的遗传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问题。

　　到了1971年，群体生物学的研究者们也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他们提出了很多有关群体遗传学和群体增长动力学的模型，并且用更精确的建模方法研究了竞争和共生现象。1967年，罗伯特·H. 麦克阿瑟（Robert H. MacArthur）和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这种带有自传倾向的说明）在综合性论著《海岛生物地理学理论》（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中，则将群体生物学的原理同物种多样性与分布的模式结合了起来。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便自然地写了《昆虫的社会》，为的是尝试在群体生物学的基础上更全面地组织起有关社会昆虫的知识。每一个昆虫集群都是相互关联的生物的集聚体，而其成员是按一定的生死模式生长、竞争，并最终走向死亡的。

　　脊椎动物的社会如何呢？在《昆虫的社会》的最后一章“统一的社会生物学的前景”中，我把这两个大的动物门类结合起来，做了乐观的预测：

　　尽管脊椎动物和昆虫的系统发育相差很大，且对内对外的通信系统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别，但这两种动物类群进化出来的社会行为在程度上和复杂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在很多重要的细节方面也存在趋同现象。这一事实使人们可以做出一个特殊的承诺：最终可以从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的主要原理中发展出一门成熟的科学。可以预计，这门学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动物社会行为的不同特性。

　　你面前的这部书中就包括了这一推理的结果。哈佛大学出版社印制的这个新版本与最初的版本没有什么不同。这部书逐一实现了最初在《昆虫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对白蚁与黑猩猩之间的契合关系进行系统化分析的目标，而且目标又向前推进了，即尝试研究了人类社会。

　　1975年及接下来的几年，读者们对《社会生物学》一书的评价是褒贬兼有。客观地说，这部书中的动物学知识，即除了第1章和第27章以外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广泛好评，这一部分内容的影响力还在稳步增长。1989年，《社会生物学》一书战胜了达尔文1872年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官员和成员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这部书将许多研究者的发现整合在一个因果理论的框架中，有助于将动物行为的研究改造成与主流进化生物学有着广泛联系的学科。

　　人们并不太接受《社会生物学》中占30页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简短论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部分内容在学术界激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从生物学蔓延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一争论已进行多次，而且说法也很多，我自己在回忆录《博物学家》（Naturalist）中也讲到了它，在那部书里，我尽力想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这里，我只想做一下简要的回顾。

　　虽然可以将那场争论看成一场喧哗，但反对意见在公开发表的评论《社会生物学》的文章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当时这些反对的意见却非常引人注目，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严重缺陷：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在阅读该书时相信还原论是科学中的一把利器，他或许相信《社会生物学》不仅重视还原论，而且重视综合性和整体论，其实这两种理解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此外，该书中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绝对不是严格的还原论，而是相互作用论。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控制动物本能的方式一样，不存在文化的影响。按照几乎所有研究社会生物学问题的学者所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基因组决定了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是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认为我持还原论和遗传决定论的人，是在树立这样一个如同立起一个稻草人的假想对手，然后攻击之。

　　批评者是谁，他们为什么干这样的勾当？批评者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C. 列万廷（Richard C. Lewontin）。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他们倡导的观点正好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他们说，唯一的人性就是心灵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他们的观点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标准观点：理想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心如白板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如果心灵来源于可遗传的人性，那太令人不快了。因为社会主义应该追求的是最终的善，所以心灵必须如同白板一般。列万廷、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e）和利奥·J. 卡明（Leon J. Kamin）在《不是我们的基因》（Not in Our Genes，1984）一书中反复指出：“我们都憧憬创造一个更加注重社会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我们认识到，一种批评科学是为创建这样一个社会而努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也相信今天许多科学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保护统治阶级、优势性别和优秀种族的利益，从而阻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时值1984年，恰逢奥威尔式（Orwellian）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转型及冷战的结束，利用科学知识进行政治尝试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我没再听到过这类观点。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当有关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新左派的一些成员加入了旧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并给予有力的支持。这些新左派成员还反对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当时正在关注社会正义。他们说，如果认为基因规定了人性，那么接下来就会认为在个性和能力方面可能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批评者无法容忍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们说，至少无法容忍这样的论述，因为这种带有偏见的思想很容易滑向主张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阶级压迫、殖民主义，以及更糟糕的，滑向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平息。虽然还未能从统计学的角度证明是否存在着种族差异，但是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个性和智力变异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的诋毁也大大减少了。导致这些变化的并不是人类行为遗传学和社会生物学。资本主义可能会衰落（谁能预测未来呢？），但是由于有了确凿的证据，人性的遗传框架似乎再也无法被驳倒。

　　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表达和坚持的怀疑论，多少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根源。它基于“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唯一工匠”这一信念。他们的认识也是否定了生物学的白板假说，或至少忽视了生物学。不过，这一信念已被“生物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心智发育”所替代。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结束之时，人们倾向于承认智人（Homo sapiens）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灵长类，承认智人具有生物特性。

　　不过，道路并不平坦。人类社会生物学（今天也称“进化心理学”）之所以传播缓慢，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的阻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重要的知识分支之间存在已久的分歧。自19世纪初人们就普遍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毫不相干，需要不同的用语、不同的分析模式和验证法则。按照C. P. 斯诺（C. P. Snow）1959年的说法，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实质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知识依然零碎不整。

　　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重要知识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一种界限，而是广阔的、尚待双方共同合作去开拓的领域。自然科学有四个邻近的领域正在扩展。

　　认知神经科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脑科学，即从时空的角度清晰地绘制大脑活动图。现在已经可以追踪神经通路、一些思维的复杂而曲折的模式。这种方法可以用作心理紊乱的日常诊断，还可以几乎直接评估药性和激素增加的效果。神经科学家已经能够重现一些心理活动，尽管这项工作还很不成熟，但获得的成果却远远超过以往哲学家的臆想。接下来，他们还可以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和模型来整理这些发现，从而把其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设桥梁的学科资源吸引过来。这样，智力领域的主要空隙，即心身之间的空隙，不久就会被填补。

　　在人类遗传学中，伴随着有关碱基顺序和遗传图谱的工作取得进展和接近完成，直接研究人类行为遗传的领域也为之洞开。然而，要想形成一个完整的基因组学，其中包括渐成的分子阶段和在基因—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反应规范，还尚待时日。不过，目前已经发展出了相关的技术手段。相当一部分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契合的含义不言而喻：神经心理基因组学的任何进展都会缩小身心之间的界限。

　　认知神经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动物和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遗传学的目的是解释如何遗传，进化生物学的目的则是解释大脑为什么工作，或者更精确地说，按照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什么样的适应可以导致相关部分与过程的集聚。在过去25年里，大量的人种学数据已用来检验适应假说，特别是检验那些来自血缘选择和生态最适模式的假说。许多由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从事的这类研究都已经发表在《行为生态学与社会生物学》《进化与人类行为》（原名为《行为学与社会生物学》）《人性》《社会与生物结构杂志》等杂志上和一些出色的论文集中，比如《适应的心理：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产生》和《人性：评论读本》。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种族划分、血缘分类、嫁妆、婚姻习俗、乱伦禁忌及人类科学中的其他问题理解得更为清晰了。建立在特里维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亲子冲突理论和对博弈论创造性应用基础上的冲突与合作的新模型，已经在发育心理学和其他许多领域，比如胚胎学、儿科学和基因组指纹的研究，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与非人类灵长类的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现在已经成为生物人类学中的热门，并且学界已经证实，这种比较研究对分析隐含和复杂的人类行为现象具有很高的价值。

　　社会生物学是动物学中一门发展兴旺的学科，但社会生物学最终一定会在促进重要知识分支之间的契合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社会生物学可以更客观、更精确地描述人性，这种精确性是自我理解的关键。依靠直觉把握的人性一直是创造性艺术的素材。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并将一些神秘的现象纳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客观地把握人性，从科学的深度探索人性，对人性的衍生物做出从生物学到文化的因果解释，即使达不到学术研究的目标，也将实现启蒙运动时的梦想。

　　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学科中可以获知人性的客观含义。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文化并不等于规定文化的基因，也不等于像乱伦禁忌和遵守惯例（这些是文化的产物）那样的普世文化。相反，人性是一种表观遗传规则（epigenetic rule），是心理发育的遗

　　传调节。这些规则是决定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遗传基础，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符号编码，让我们做出进行选择的权限，让我们做出最容易也最值得的反应。表观遗传规则在生理层面，以及少数情况中在基因层面，改变了我们看待色彩和根据本能区分色彩的方式。表观遗传规则使我们根据基本的抽象形状和复杂程度来评估艺术设计中的美，使我们面对人类环境中亘古的危险（比如蛇和高度）表现出不同的恐惧和恐惧症，使我们以一定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形式来进行交流，使我们呵护孩子，使我们夫妻恩爱；表观遗传规则决定了我们许多行为和思维。许多表观遗传规则显然都很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哺乳动物祖先那里。还有一些表观遗传规则，比如孩子语言发展中的个体发育阶段，是人类独有的，大概只有几万年的历史。

　　表观遗传规则成了过去25年里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许多研究的主题，有关评论见我更全面的论著《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和《论契合——知识的统合》（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1998），以及杰罗米·巴尔科夫（Jerome L. Barkow）等人编辑的《适应的心理》（The Adapted Mind，1992）。这些书清楚地表明，在人性的创造过程中，遗传进化与文化进化共同产生出混杂物。我们只是略微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知道文化进化实质上建立在生物特征的基础上，并且知道大脑的生物进化，特别是大脑皮层的生物进化，受制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但是，上述边界学科中提出的一些原理和细节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基因——文化共进化的确切过程是社会科学和许多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也是自然科学中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明显途径就是重要的知识分支能够实现基础上的统一。

　　最后，在过去25年里，我为之消耗了很多心血的另一个学科——保护生物学，已经与人类社会生物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人性，即表观遗传规则，并非起源于城市和农田，它们都是在人类历史中很近的时期才产生的，根本无法驱动大量的遗传进化。人性产生于自然环境中，尤其产生于非洲的大草原和稀树草原中，智人及其先辈们在那里已经进化了几十万年。我们今天称作自然环境或荒郊野外的地方曾经是人类的家，人类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农业出现之前，人们在生活上依靠的就是对野外生物多样性的熟悉程度，包括对周围的生态系统和构成生态系统的动植物的熟悉程度。

　　从进化时间的维度看，这种［人与自然的］联系由于农业的发明与传播突然被削弱，后来在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时期，又由于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而消失了。在全球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技术科学时代时，人性却依然保留着旧石器时代的特征。

　　于是，现代的智人对自然环境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崇尚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征服和改变着自然环境。最适合人类的行星似乎要有广大富饶且没有因为人口众多而被占据和开垦的荒野。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正在耗竭土地的生产能力。很显然，人类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稳定人口并普遍达到一定生活水准的同时，也可以使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相信，保护生态最终应该成为一种道德情操。进而，道德规范应该建立在坚实客观的人性知识基础之上。1984年，我在《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一书中将我的两个理性的挚爱—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结合了起来。这部书的中心论点就是：心理发展的表观遗传规则很可能就包含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这个论点主要是猜测。生态心理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已经成型的学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假说。不过，还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在《热爱生命的天性》中评述了当时由高登·奥里安斯（Gordon Orians）提供的信息，他提到了生物本能偏好的生境（比较突出的就是可以俯瞰稀树草原和水体的高地），蛇和撒旦形象对文化的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很可能已经适应人类脑进化的心理素质。

　　自从1984年以来，有利于人类具有热爱生命天性观点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明确的原理还很少。我敢说，在未来，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稳定和保持，两个天性—人性和野生自然之间的联系将成为人类的中心议题。

　　1999年12月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