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明纪释法 | 承诺斡旋并收受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 2021年12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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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明纪释法 | 承诺斡旋并收受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
2021年12月22日09:09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典型案例
王某，某中级人民法院A庭审判长、三级高级法官。李某，该法院B庭受理有关案件一方当事人。
2020年4月，王某接受李某的请托，承诺向B庭案件承办法官打招呼对案子予以关照，并收受李某现金50万元。后王某持续对该案进展予以关注，并认为李某本就能够胜诉并无打招呼的必要，遂没有向承办法官打招呼。2020年6月，该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胜诉。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王某收受李某50万元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虽接受请托，但既未实施斡旋行为，也未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王某的行为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廉洁纪律。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虽未实施斡旋行为，但是王某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侵害，其承诺斡旋已构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构成受贿罪（斡旋受贿）。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是，承诺斡旋是否构成受贿罪（斡旋受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综合判断。
一、承诺斡旋已侵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刑法规定受贿罪，本质上是要惩治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一旦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并具备为他人谋利的条件，则应予以惩治。
斡旋受贿，立法明确“以受贿论处”，并将其拟制为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行为。承诺斡旋，行为人虽然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后仅仅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未实施斡旋行为，但是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侵害，只要承诺不是虚假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就会进入实施、实现阶段。
本案中，王某作为某中级人民法院A庭审判长、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秉公用权，不得干预插手司法审判活动，但是从收受李某50万元，接受其请托，并承诺为其案件打招呼起，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了侵害。
二、承诺斡旋符合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适用标准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备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受贿罪中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利事项是否完成均在所不问，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既遂的认定。因此，斡旋受贿的案件中，如果行为人接受行贿人的请托，出于真实意思，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无论是否实际已向该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均应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案中，王某明知李某的请托事项不正当，仍接受请托，虽未实际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说情，但其承诺斡旋行为应当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认定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斡旋受贿中的贿赂是行为人承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对价
在斡旋受贿罪中，无论行为人是索取还是收受请托人财物，均需要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以受贿论处。也就是说，斡旋受贿中的贿赂，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对价。根据2012年“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精神，承诺斡旋虽未采取实际的斡旋行为，但是行为人答应以违法违规的方式替请托人的案件说情打招呼，已满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斡旋受贿中权钱交易的对价，不是行为人实际的斡旋行为，也不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不需要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也不要求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认识到行为人索取、收受了请托人贿赂。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请托人请求的事项不正当或者要求行为人以违法违规的方式帮助请托人实现目的，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并承诺、实施或实现斡旋行为即可。
司法实践中也遵照该原则予以审判，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刑终540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刑终2106号、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同刑终字第21号等，均对承诺斡旋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以受贿罪论处。
本案中，王某收受贿赂后，持续关注案件，熟悉了案件的情况，通过分析，认定请托事项不经打招呼即可实现，故未实行斡旋行为，这与承诺行为本身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如请托事项不具备自身可实现性，王某可能会采取其他违规行为助力实现该请托事项。王某未实行斡旋行为，不是基于对职务行为廉洁性不可侵害的自省，而是基于接受请托后跟进案件进行综合判定作出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 崔立鹏 徐鹏）
(责编：王欲然、吴楠)
2021-12-23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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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奇妙战术把蒋介石打哭了回复:0 人气:7694
楼主 发表于2015-06-29 09:43:39 4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 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 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
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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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4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