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10篇

　　《隔壁的中国人》是一本由[日]内山完造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1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一)：唐僧的圆融优游与桃太郎的玉碎激进

分析中日差距的文章很多，其中论述精辟的亦不在少数。内山桑的《隔壁的中国人》虽是恒河沙数之一，但其所提“《西游记》与《桃太郎》”一说，可谓前无古人，在众多论述中脱颖而出，新颖独到。
《西游记》《桃太郎》分别是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故事，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内山桑却从这两个故事中看出了中日两国民族性的区别。他认为，这两个故事在主线上是相同的，都是在讲一个人带着几个动物（请无视沙僧）去远方实现一个目标。但是，无论从细节到内涵，这两个故事都有着绝对不同的价值取向。
首先，《西游记》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故事，整个路途先后经历了十多年，共九九八十一难；而《桃太郎》故事的进程则显得十分短促，进则攻，攻则胜，胜则凯旋而归。那么从小分别听这两个故事长大的中日两国人民，则会对时间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中国人能在唐僧师徒漫长的取经之路中悟得时间的力量、尊重时间的考验，这使得他们舍得花时间去处理事情，且能在或长或短的等待与考验中安然自若、优哉游哉；日本人却不同，他们看中的是结果，他们的目的只有迅速达成目的，因此，他们多是急性子，总在追求高效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关于这一点，内山桑在《舒适与效率》一篇中举了很好的一例。他发现，同样是坐人力车，日本人在意的是“能够更早到达目的地”；而中国人“除了追求快之外，更多是追求舒适度”。进一步而言，因了一副好性情，中国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过程带来的体验，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他们能圆融地化解吸收许多瑕疵；但是日本人则不行，他们眼中只有结果，且这一结果必须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是一种偏执的激进。
其次，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将求经之处称为灵山宝境；而在《桃太郎》中，他们则将所去之地称为鬼之岛。从文化意义上讲，二者所去之地皆是外于本土文明之处，称“灵山宝境”者，是对域外文明的尊重与宽和；而称“鬼之岛”者，则是对异己者的贬低与仇视。唐僧一路西去则为习得异域宗教真谛，化解人间苦难，是和平的交往与文化的沟通；桃太郎去鬼之岛是去完成征伐与占领的，最后他带着金银财宝归来，这其中充满了军国主义的价值观，是对战争的歌颂。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文化自信力来解释。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很强的文化自信力，对外来文明常抱有比较开放宽和的心态，这是与经济、政治实力和政策不相匹配的（闭关锁国主要还是在政治、经济层面，且严格来说，科学、技术在中国并不能称为文化）。加之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此，在甲午战败之前，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地理意义上的国境观念的。他们所并秉持的是一种文化地缘观，意思是说服膺同一种文化的地方便是同一个国家，这种观念削弱了文化的壁垒和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征伐的可能性。因此唐僧虽身处大唐盛世、文化中心却依旧可以前往印度学习其佛教文化。而日本则不同，受岛国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对边界的认识根深蒂固，资源欠缺的限制又激发了他们对掠夺的渴望。所以，当你看到桃太郎满载着金银财宝、珊瑚锦缎凯旋而归时，你是否可以联想到侵华日军的模样？而内山桑在《补充三则》一篇中提到的，他希望对《桃太郎》的故事进行一些修改，希望“我们要教化鬼之岛，把它变成理想中的乐土”。这与所谓的“大东亚政策”是否又有一定的相同性？
看内山桑讲隔壁的中国人，无论说好说坏，各位看官都不必着急上火、辩论抢白，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早已没有了圆融优游的特性，早已不是内山桑说得，他隔壁的中国人了。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二)：他们眼中的我们

第一次看以日本人的视觉写中国人的书。而年代，还是民国时。内山先生，初中开始起对这个名字就很熟悉了，而却至现在才拜读他的作品。偶尔逛到四川北路时，都要去内山书店的旧址看一看，能否从外观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留下的蛛丝马迹呢。
本书从生活者的角度，用其独有的笔致为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庶民文化，并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和文化进行了比较。散文以版块、时间顺序编排，合情合理，读起来不会跳跃思维，而是有了一条很好的时间线，从战前的1920年左右到战后1950年左右的时间段，你都能看到再这30年中，在中国发生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且因为作者是日本人的缘故，我们能更好地看到从旁人的视觉是如何看待我们中国人的，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事物的时候会有很大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的应酬，日本人通常不会把这两个场所分的很清，而中国人则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这点倒是至今都没有改变。还有就是事物的看法，一群孩子站在一棵桃树下，讨论树上还有没有桃子。日本的小孩说有桃子。因为树上还有一个桃子。而对于这个情况，中国的小孩说的是没有桃子。因为这一个不算数，在数量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确实像这样的沟通困难也会发在现在的平时生活中，而只要我们能想到只是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就好了，这样，也可以少些无谓的争吵了。
小聪明成就不了大事业。说到了当时中国的船上是桨舵兼备，所以非常实用，进可攻退可守。而当时日本的船没有桨也没有舵，还只会顺风扬帆。而且他们只重视名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惨败。这让我想起了上两个星期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聊到，在唐朝的时候，和日本打仗，根本不怕他们，一点儿兵就能把日本的军队给打赢。这，也许就是原因吧。看完这段简直真是太佩服我们的先辈了，怎么可以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呢。
看到书的后几章节，也有写到战后的情况，经济问题，货币问题。当时中国为了稳定经济，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1951年开始，经济便开始稳定了，不得不说当时政府的执行力是相当好的，也建立了坚若磐石的经济基础。
看完这本书，我们可以更详实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百姓的生活情态以及中日两国思想文化本质差异。我上述只是举了两个例子而已。我们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不要一味的排斥、有时候，必要的吸取也是需要的。在面对中日问题的时候，也请理性看待。
我们对他们来说是隔壁的中国人。
在那个年代，在内山先生的眼中，我们是积极向上的，我们是智慧的，我们是朝气蓬勃的中国人。
所以，现在的我们，也请继续做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人吧。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四)：内山完造：依旧是个外国人

鲁迅有个好基友叫内山完造，他1913年来魔都开了个“内山书店“，鲁迅经常过去买书，一来二去两人便勾搭上了。内山在天朝前后生活了三十余年，写了好几本书，包括这本《隔壁的中国人》。
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看时代剧一样，脑海里勾勒的是民国图景。但其中的天朝国民性贯之如一。内山这人观察力挺强，善于以小见大，得出一些关于天朝的结论精辟又准确。但土生土长的天朝人看得出来，其中有些难以诉诸语言的微妙偏差，无论内山在天朝住了几个十年，归根结底他依然是个外国人。
比如，他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纸“中国人是通过很长时间的磨练，才获得现在的坚强意志。”但这篇文章根本就文不对题。就这句话本身来说，也是个悖论，一方面，民国的贫下阶级身强体健，但那是长期辛苦劳作不得已锻炼出来的“强健”；而向上观察满清那些抽大烟、戴长长指甲套的贵戚们，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强健”在哪里。”中国人身体强健“这个结论放在鸦片横行的清末民国时期，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而类似的偏差，书里不止一处。
无论历代组织多么大规模的交流，外国人视角总会出现无法避免的误解。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五)：外国人谈中国

文/河北小珊 评《隔壁的中国人》
　　　　
《隔壁的中国人》是一本很有趣的随笔，作者内山完造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记录了在中国生活期间的一起小事，里面有作者的不解、思考和感受，有中日两国的风土人情的对比，亦有两国子民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差别。让中国人知道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形象，也从中了解了日本。
当然对于我这个80后的中国北方女孩来讲，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可以从中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些习俗往事，学到有趣的新知识，比如有关于新生婴儿在喝到母亲乳汁之前要尝“五味”的事情，再比如以前竟然有卖开水的铺子，这种铺子还有一个霸气外露的名字叫“老虎灶”，书中配有不少简单传神的插图，读者脑中能够很快形成一连串的画面，热水铺的小伙计、马路旁稚气未脱小大人儿一样的小掌柜、和小贩讨价还价买糖豆的小妮子……这些人物都接连浮现出来，这种感觉仿佛像是看一场回放片，真的很棒！
　　
作者对中国饮食也很精通，包括南北方各个菜系都有研究，各种粥、点心、羹、酒肴，让我这个一直以吃货自居的人顿感羞愧，同时又感到非常自豪，对呀，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美食，足矣让外国人流连驻足，这是多么有面子的事情啊！
　　　　
提到面子，书中也对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比如日本人比较“较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中国人呢经常忽略到这些小数字，干脆就直接当成没有；比如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国人会有某种暗示性语言，表示必须就此打住，日本人不懂，依然不放弃；比如教育孩子方面，中国人不喜欢溺爱孩子，老话讲不打不成才，从不给孩子买玩具，日本人会很不理解；中国的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摆摊挣钱，对金银行情了如指掌，日本人看来这很了不起；比如《桃太郎》、《西游记》的区别以及对两个民族的影响……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打陀螺、踢毽子这种小差异。看得出来作者对中国很感兴趣也用心思考了很多。
　　　　
很难得的是，作为日本人，内山先生即没有对于中国人的成见，也没有对自己民族的包庇，好不客气的指出日本这个民族以及日本人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对于中国好的方面加以肯定。当然他也有理解有偏差的地方，比如说中国人喝酒图的是心情舒畅，不会借酒消愁，这一点就不太准确，电视剧包青天主题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酒吧、饭馆经常会看见买醉的客人。不管怎样，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有这么深的了解，已经实属难得，也让人佩服。
　　　　
内山先生在中国生活的3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了认真观察，也与中国的文艺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讲我们成为隔壁的中国人，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人就是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那个紧邻，中国有句话说“远亲不如紧邻”，想必内山先生也知道。可见内山先生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深切真挚的爱，尽管后来被迫回国，他还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着实可敬！让我们怀着对内山先生的尊敬细细品味书中的情感吧！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六)：【雨枫试读】诚哉斯言再望乡

       钻进隔壁家的孩子，肯定东张西望一番，饱看各种新奇。对于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那片土地，我们走上去一样新鲜，自家土仪和人家乡俗，在心里较量一番。进行文化审视的作家有很多，陈西滢去了日本会比较日式混浴和中国吐痰哪个更不文明；周作人会谈日式糕饼和北京茶食。也许日本这类书更多，负笈而行的日本人，惯于见微知著的。最近看了一本内山完造写的《隔壁的中国人》，就让人仔细察观了下未曾注意到的乡土。
       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好友，中学课本中阿累的《一面》，让中国人对他极熟悉。这本书的文章，是内山先生战后发表在报章上的，只反映了彼时彼地一个日本友人的中国观。至于中国读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可以了解些过去的风景。写作这样一本书的内山完造可以说是一名可爱又称职的调停者，不回避尖锐，正视优点和缺点。书中《仲裁》一篇，内山记录的看客是可爱的，绝不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排忧解难，发挥重要的调停作用，维持正常秩序，有时甚至急公好义，损失自身利益。让人不禁感叹，到如今人们的信任发生着变化，不请而来的仲裁者，会被视作给熊分糕饼的狐狸吧？
       这本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文化风俗乃至饮食文化都有精到细致的观察，能够见微知著。《茶》这篇，谈及中国人择茶采取挑出异物取重计酬，由衷敬佩，日本人将择好的茶叶称重难免导致偷闲大意，中国方式可以说是包产到户的根源。内山先生说:“中国和日本计酬方式虽然正好相反，但这只是表里之分，没有谁对谁错”，我想没有这一点中正平和，是不能写谈论文化的作品的，同时也见出作者的眼光，比如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被现代农庄所取代，任何一种形制有其适用范围，陈规墨守并不合适。
       书中有些介绍很有趣，比如介绍羹，特指勾芡过的汤，我从没细想过这个字，但转念一想，鸡蛋羹似乎就不是汤。介绍各种粥类，对比说日本只有几种粥，中国粥则罗列了几十种，内山先生不大明白中国人的饮食和艺术一样是写意的，并不配比分明，依口味，依土产，富变化，不拘泥，粥的种类又岂止可以数字计呢？内山先生认为种类繁多说明中国物博，我却觉得这般变化无方，意味中国人的灵活，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的适应性。
       内山先生平和中正的态度我是不怀疑的，在《民族魂》一文中，他不免有点悲观地认为：“今后日本的道路将会困难重重，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民族魂’，便可以平安向前。就像斯拉夫人、中国人那样，我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魂’。”中国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但经济建设的崛起是日本占先，师夷长技是最应该的态度吧。当我们丢了一把斧子，每个邻居都像偷斧子的人，找到斧子，大家又都是好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情况，点火之际是仇敌，互邻友好时又是亲和的，在看待异域文化时，我们不能作那个丢斧子的人。
       对于一些历史，内山先生的看法可能是当时人态度的一种。“西有蒋介石，东有将芥石，爱国心一样，方法不一样。”“我觉得言之有理，有句古话说得好:成王败寇，一旦失势了就等着见阿弥陀佛吧。”这些话在一个外国人书中读来，值得玩味。
       人们在去乡的时候，因距离多一点观察，引起思考，同时多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内山先生不是文化风俗学的研究专家，描述了很多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能否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读者还不能苛求这本小书。有些观察是武断和隔膜的。比如《中国人与时间》中，他说：“《西游记》中明确记载了空间与时间，从小听这个故事长大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形成了慢条斯理的性格”。中国很大，做一笼统概括非常难，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是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不是一家之言，而且也不是在建国后才出现。内山先生认为《西游记》是文化交流，日本传统故事《桃太郎》有军国主义思想，这两本书影响着两国人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性格，笔者觉得内山先生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应该是因民族性格的影响形成了这样的文化作品。中国历史悠久，各家学说，传统典籍很多，很难说成仅受一本书的影响。无论如何这本书描述了很多中国人熟视无睹的现象，这即是最大的价值。
       读过这本书，在体悟别人的观察后，让人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认识，对它的变迁、蜕变，有更深厚的感知，颇引起一点黍离之思。《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是的，异己文化需要包容的视角，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妨在心里说一句：“小子，你真的平视吗？”
                                                  2015年3月2日 晚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七)：开锁的钥匙

       最近中央一套热播的电视剧《锋刃》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袁泉饰演的日语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源氏物语》里的片段，突然有个学生站起来把课本往地上一摔，怒吼道：“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学什么日语！”然后夺门而出。同学们纷纷效仿，徒留空荡的教室和茫然的老师。
       学日语出身的我看到这里时内心很是感慨。虽然在和平年代不至于有人愤怒到公然罢课，但同学中超过半数都是因为分数线不够别的语种才被调剂到日语系。有些人学了四年之后还是满腔仇恨好像被殖民了一般。圆滑的外教从来不主动提跟政治有关的话题，他也很懂得只要对日本政客开启嘲讽模式的话就很有利于团结学生。更不用说中国老师了，照本宣科就是，从不对中日关系发表任何见解，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打上“亲日”的标签——我只是教书匠而已，那些大道理留给外交部和宣传部吧！
       在这种环境下，当被人问到为什么学日语时，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说辞：“当然是为了看动漫方便嘛~”于是大家一起默契地哈哈哈。
其实对我而言，动漫只是一个引子，令我选择日语的真正原因是——想用自己的眼和耳朵去了解那个国家。如果今后有可能，还想用自己的双手合双脚去触摸那个国家。
       学到现在，不敢说自己是个日本通，但起码明白一个道理：让政治的归政治，让人民的归人民。两者的差距大到你无法想象。
       历史的面子是由政治家们书写，历史的里子，可都是由人民编织的。
       我在21世纪才想明白，可有人在中日关系最为剑拔弩张、社会风波最为动荡的20世纪初期，就琢磨透了这个道理。那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
       他在《隔壁的中国人》一书中这样写道：“最近我经常听到日本人批判中国留学生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回国后就成了抗日运动的先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托日本的福才学到这么多的知识。这种指责简直莫名其妙。这些留学生正是因为去日本留学，才能够为抗日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抗日先锋。现在敌人是日本，如果敌人是别的国家，他们反抗的就是别国而非日本了。留学时受到该国的恩惠这件事，与身为中国人的责任，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我觉得那些砸日本车、烧日本店、抵制日货的人们，是连这个道理都没有想明白。
       这是内山先生对政治的一种解读，书中更多的是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生活的描写。玩耍的孩子、走街串巷的小贩、人力车夫、乞丐、饭店老板等等，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他用平等的眼光注视他的这些邻居，并饶有兴致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而且免不了要和日本人比上一比——当然不是比孰优孰劣，而是在琢磨，他们对待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甚至于“没有”的定义，他也要讨论一番——日本人认为“没有”就确实是一个也没有，而中国人认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就算“没有”。这只是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思考方式不同，在各自的逻辑语境下人们都可以顺利地交流——如果想明白另一个语境中的人真实的意思，你需要的是平等的沟通，而不是用自己的钥匙去开别人的锁。
       内山先生用一本书打开了上个世纪中国人的锁，为我们呈现了那时候庶民的生活百态。而我们想要知道现在的日本人，首先要有打造钥匙的诚意。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八)：天涯若比邻 ——读《隔壁的中国人》

初时看书名，倒是让我惊讶了一番。
《隔壁的中国人》，“隔壁”这样亲热而自然的字眼，被一位日本人用来形容自己，即使知道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内山完造先生，我难免有些意外——毕竟是位日本人啊。
我就是抱着一丝复杂的心情，去跟内山先生《隔壁的中国人》书中的描述对号入座。
内山先生不可不说是个中国通，我想他学会的在中国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永远不要以为中国人是会虚心接受批评的民族。日本人的笔法特点鲜明之一即是其平淡和不加修饰。然而在先生的书中，褒扬之辞可遍地俯拾。先生是睿智的，善良的，通晓人情世故的。说到最难以描述的人性和民族性时，先生也是谨慎地一笔带过，“在日本，个人不可信，但是可以信任政府和国家。在中国则正好相反。
多么令人汗颜！
作为中国人，我被先生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大的智慧折服了。他在书里描述了大和民族的劣根性，“如果将故事（《桃太郎》）看成对战争的歌颂，整个故事就是在宣扬军国主义。”人们对自己的民族总是能毫不留情地说出最令人心痛的结论。 作为旁观者的先生，一定是比我们更理性更明白的。
先生没有说出来，只因说出来之后也不大用得到吧。
先生写《隔壁的中国人》，是想写隔壁，还是中国人，看完书的最后一页，我才恍然，先生只不过要记几篇日记罢了。他写写生活，看过的风景，尝过的美食，遇到的一些人，明白的一些道理。我们自己紧张兮兮地在书里找寻着蛛丝马迹，探寻民族和历史这样沉重的问题，于先生，并没有在十分在意啊。
住在隔壁，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隔壁的邻居可能听的到你家里每一句争吵，出门难免要碰头打招呼，遇到好事坏事或许他都是第一个知道。隔壁的人家里吵的不可开交，那也是不好意思去劝个究竟的。若是因了自己的关系，便更加要歉疚万分，说尽好话。隔壁的人家里欣欣向荣，自己也只能道一声恭喜，奉承几句。
自己回到家，该骂小孩子还是要骂，该喝茶看电视还是喝茶看电视，隔壁，终究不是自己的。
故而，我想在先生的书里看到些淋漓尽致的格言，还是幼稚了。与日本人的比较，我们做的太多了。一提起，便紧绷起脆弱敏感的神经。想象着先生这样人，应该终究有些不同。
事实上，先生只是爱着一种文化，爱着一种生活。先生长久以来爱着的中国，一定是他心中的净土。如果说先生的停留是出自他对我们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是我们把事情弄的复杂了。我们应当对自己的民族、地域的美充满信心，因为这样一种美，能够跨越战争，跨越种族，跨越纷扰，永远使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先生的包容和纯洁，深藏心中，也流露在笔下。
我仿佛听到先生只是微笑着打了声招呼，嗨，隔壁的中国人。
                                               以桐
                                      2015.1.7于南京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九)：内山完造眼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内山完造《隔壁的中国人》的阅读札记
   
        据了解，国内已出版了内山完造的好些书籍，如《我和朋友鲁迅》《魔都上海》《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等书籍。可惜我都没有阅过。因为孤见寡闻，对内山完造的史料也只是因为要参阅这部《隔壁的中国人》，以及一点网络资料。虽然《隔壁的中国人》的文章大多带有报刊文章的痕迹，好些文章不知写作具体时间，但依一些措辞可知多为内山先生离开中国之后的文字。“隔壁”应是相对于日本的地理环境而言；日本与中国，在历史和地理上一直都是一襟带水，比邻而居，文章中频频涉及的是中日二国的文化对比。书中汇集的文章是针对日本读者来撰写，内山先生却不会因此而面对自己的日本同胞，就对中国心存偏见，恶意执论，而是公允的反思两国的文化。
       中国和日本渊源，据说在秦朝已有了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浮舟到日本，而那里的华族据说就和徐福等有关。以上都是传说，至于历史可查，我们都知道日本对唐朝的倾慕可是彻底的。可以从日本的诸多文化中，感受到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至于书写文字上更是明显了，那里保存的汉字可是鲜活的证据。在近代，因为清朝衰落，受到来自西方的侵凌和威吓，丧权受辱。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近代接受了西方文化，很快发展起来，并对清朝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这个取而代之，既有来自儒家文化圈的心理认同，也有来自清朝是异族统治中国，取代清朝则是帮助汉族建立正统的意味。基于以上的缘由，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在普通日本人的心中是有市场的。也基于以上的文化心理，清末民国时期的许多日本人在中日两国关系中，对大清帝国的侵凌则成为自然，至于帮助也是一种处于大儒家文化圈的道义。这些人活动在中国大地上的日本人，有许多是间谍，但是也有另一些是纯于善念的帮助，如至死都追随孙中山的宫崎寅藏。内山完造即是后者之一。
   
       内山先生的很多文章都在反思中日两国文化。这些反思对比的文字中，内山先生是非常诚恳、公正的对待两国的文化，如《中日两国的互相看法》说的，两国文化人互相聊到中日时的指责，他对一些那些观点都做了一些描述和简论，基本持证公允。姑且罗列几则：
       1、中国人忘恩负义。
       日本人很记恩情。“日本人去别人家做客吃饭，第二天再见面时会说昨天的事情感谢对方。过几天再相遇的话，还会说‘前些日子多谢招待’。甚至于一年之后还要为这件事道谢。”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当场表达过谢意，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内山先生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不可取。或许，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正因为日本人如此深刻地记忆，让其在二战之后的背负战败国之抱负，让其面临着被其侵略过的国家带有一种仇恨吧。
    “日本人批判中国留学生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因为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变成了“抗日运动的先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托日本的福才学到这么多的知识。”结合前面的说话，日本人认为他们在帮助中国人，日本入侵中国其实就是帮助中国汉人驱逐满清异族，所以中国人应该夹道欢迎。针对这点，内山先生不同意普遍日本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指责简直莫名其妙。这些留学生正是因为去日本留学，才能够为了坑日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抗日先锋。现在（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如果敌人是别的国家，他们反抗的就是别国而非日本。留学时受到该国（日本）的恩惠这件事情，与身为中国人的责任，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在《民族魂》中内山先生记录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遇上面的这些很契合，而且身为内山先生赞同。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著名诗人野口米次郎先生受朝日报社的委托，访问印度后转道上海，采访了鲁迅先生。“野口先生问他：‘如果当今日本的政治家和革命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鲁迅先生并没有因为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话语而震怒，而是极其平静地回答：‘事情如果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感情得问题了。同样是丧事财产，比起被抢到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想让外国人低头。”内山先生将以上的问答变成诗歌写入了著作《上海漫谈》。
        2、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
       内山先生同意这个判断。“过去日本人经常把中国人叫做唐人、南京人、阿茶先生（长崎方言），这些称呼都含有敬意。明治维新二十七年（1894年）、二十八年（1895年）的战争中（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是日本的敌人，这激起了日本人的敌对意识，最终日本人战胜了中国人，并拿到了2亿量白银。自此后，日本国内以为奉行尚武精神，日本人开始自我感觉良好，渐渐看不起中国人。”在“日本人幼稚”这个词条分析中，内山先生说道：“总而言之，（日本）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名不成熟的少年人而已。战前的自我陶醉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日本人的这一面。”
     《隔壁的中国人》收集的诸多文章中，都可以读出内山先生是一个很坦诚自省的人、很自尊的人。他一直都很欣赏中国的人智慧，从小贩买糖果、路人仲裁解决争执事件，还有中日孩子面对树上果实的多少在言说上的争执等等事情，他一直都对中国式的智慧赞叹不已。但是他面对他者评议日本人的事情，就不是随着别人一边倒，而是认真分析，如实结论。同在《中日两国的互相看法》一文中，涉及到日本的“日本人很阴险”“日本人很吝啬”“日本人善于利用别人，而且手法很巧妙”这些问题时候，内山先生就让人看到一个独立的人格。他从普遍人性、风俗、教育文化来思考事情，让我们觉得一些阴险啊利用人啊之类的，都是每个社会里的普遍存在，非日本独有，而且他对日本吃饭的“AA制”是肯定。
        内山先生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中国智慧是很赞叹，另一方面对其不好的则是审视和警惕，批评。他懂得可以相信一个中国人，但是不可相信一个部门组织，如有人想以部门组织的名义在他的书店赊账，他就不同意。但是他同意可以赊账到具体的个人那里——不过，他也有例外的，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所在的部门可赊账。因为他相信蔡先生这个人，也就同时相信了其所在的部门。作为一个外国人，内山先生能如此，确实非常的难得。
       而在《令人惊叹不已的东西》和《金银饰品店的今昔》两篇文章中，内山先生记录的商贩在政权交替期间如何处理商品定价，政府如何处理货币替换以及稳定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非常值得一看。非常钦佩当年中国新政府在1949年5月25日占领上海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新旧货币的置换只是一个简单的变更，如果弄得不好就会像蒋介石政府粗暴对待汪精卫政府时落得通货膨胀，首先在经济上溃灭自己。而新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劳动薪酬以及工薪族的工资问题，采取设立“基于物品计算报酬的基本单位‘工资分值’。1个单位，即是1工分”，内容如下：食品0.8斤，食品油0.05斤，食盐0.02斤，细布0.2尺，燃料2斤。“1个工分能获得的不仅限于以上的东西，而是1工分可以按照国营商店的零售价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可以购买食物。”
    
       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日本冈山人，基督徒，1916-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上海，主要经营内山书店。提及内山先生，我们多是因为他的内山书店及与鲁迅先生的关系（鲁迅丧事，他是抬棺之一），再者是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诬蔑为间谍，被驱逐回日本。在网络可以看到一些喷子们声讨着内山完造的间谍问题——此事，当年已有文章解释。在1959年，内山先生受到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十一庆典，可知新政权的政府亦否定间谍的事情。可惜的是他未能完成参加活动，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不可否定，活动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人有着诸种多样的想法。但是内山完造先生确实中国人的朋友。从他的眼中，我们看到了隔壁的中国人原来是如此可爱，而日本人却也不完全恶劣。居住上海多年，《上海的酒肴》是内山完造回国过最想念的美食，承载着他和近代中国文化人交往的美好时光。而如今面对着这些经过字形转换的语言，我们追忆似水年华，往昔的人事，诸般呈现，恍如置身于内山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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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的中国人》读后感(十)：【雨枫试读】当内山完造成为邬其山

By 書評之亂
作者是历史上的知名人士，单看某几篇文章算是可圈可点，或者某些文章的部分段落偶然间能给人以启发，可资话柄和闲谈，但是整本书却无法形成一个完整、自足的理念体系，读毕全书仍然云里雾里、盲人摸象一般……读之无味，但弃之又不免可惜，每次看到这种鸡肋读物总让人爱恨交加。
这类作品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一则，是作者本人并不是此领域内的专门家，没有足够的阅读经验和厚实的理论基底，也没有能力以全方位视角通观全局，只能通过有限的个人经验管窥蠡测，只是“偶有发见”。再则，作者本身并不是文章的专门家，娴熟的写作技巧尚且不能，行文拖沓、冗繁甚至重复，文章虽“偶有发见”，智慧之光频频闪耀，但总被文字本身拖累，以致文意不彰。
或者是书商或出版社为了商业需要，将作者旧有之文字，稍加编排，更换书名，煌煌然一本新著，实则新瓶旧酒。读者慕名买之，发现是本旧作，必难掩失望之情。
这一类书的例子太多。内山完造《生活文化下的真中国》、渡边秀方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原惣兵卫《中国民族性的剖看及对华之政策》，曾被汇编成《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评说》一书。过了几年，此书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就更不用提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蒋百里的《日本人》、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类的关于“中国人论”“日本人论”的名著，在书商手中的“七十二般变化”了。
内山完造是内山书店的老板，汉名邬其山。他的知名是与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巨擎是分不开的，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日本对华友好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程度的统战意义。在最近的几十年，他更是在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中反复出现，名声不小。
但是，正如我前文所说，内山不是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门家，也不是文章的专门家，他著书写文的缺点与优点同样明显。《隔壁的中国人——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风景》一书，便是这样一本初读觉得有趣、再读索然无味的鸡肋读物。
1. 日本人是喜欢“结论”的民族
在内外战争频仍的年代，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帮助过鲁迅，而鲁迅一则成为内山书店的常客，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文化圈推介内山，帮助澄清针对内山的不实指控。两人互为敌国国民，却又摒弃刻板成见结为至交，这种经受住战火考验的友谊，真是难能可贵，成为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话。
不过，鲁迅毕竟是个惯于辛辣嘲讽的杂文家，对待挚友也并不“手下留情”。1935年3月5日，他在为内山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忍不住调侃日本人是喜欢“结论”的民族：“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日本人为了追求中国民族性的“结论”，便会随意得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中国人论”。
鲁迅说，明治时代以来的日本人到了中国，比如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县浙江一带，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种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中国很难懂得，是“迷的国度”了。
鲁迅这段话放在内山完造著作的序言中，是言在彼而意在此，正是指出内山对于中国人的观察结论，有以偏概全的倾向。而这个倾向几乎贯穿内山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和文章。
2.“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
目光如炬的鲁迅在为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作序时，曾“添几句坏话”，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他觉得内山完造“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而鲁迅对中国人却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是认为内山的文章属于“漫文”“漫谈”，而且重在下结论。
诚然，漫文、漫谈类作者因为没有理论层面的积累，文章只能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内山完造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褒扬，虽是出于真心，有时却明显过了头，甚至达到了反面的效果。身为普通中国人读起来，感觉更像是一种“高级黑”。
在《糖球》一文中，内山开头便说“中国有一些习惯和日本相差甚远。我经常提到在中国购物时，买得多贵、买得少反而便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矩，因为买得多的通常是有钱人，贫穷者才会购买少量的物品。”
内山举出了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内山的嗓子不好，时常会大声咳嗽，“发作得厉害时甚至曾让邻居误认为是闹钟在响。嘴里含着糖球的话就会觉得好很多。”于是，他的女儿买1.4万元买了1斤，回来一数发现个数不对。女儿说：“一个500元的话，1.4万元应该给我28个才对。但是他只给了我22个。”内山确认了一下，果然是少给6个。
但是，他并未对小贩短斤少两的行为心有不忿，只是觉得这种买卖的方法“非常有趣”，还向女儿解释说“卖给穷人是比较便宜，再从富人那里赚钱……卖家并非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只是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做买卖了”。
在《零买较贱》（零买便宜）一文中，内山完造曾指出这种短斤少两、零买便宜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买大米、油、盐、面粉、肉、棉花、棉布、药材，一切一切都是买得少时价格便宜。即便是同样的货品，劳动者买时，比绅士淑女买时便宜。在《平均有钱人》一文里，内山旧事重提，仍然把小贩短斤少两的行为，解释成中国商人劫富济贫的“品格”，大有“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理想。
内山把这种较为普遍的不良现象，概括成“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经营智慧”。可惜，这种“经营智慧”并不是明码标价，而是暗中进行，属于“潜规则”。而且，卖家堂而皇之地这样做，买家也绝不抱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式的“富于人情味的买卖方法”。
也许他真的是菩萨般心肠，抑或真的信奉不理智的利他主义，属于小贩们最爱的那种人傻钱多的菜鸟买家，或者真的是在“高级黑”。
3.日本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小孩子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而内山完造则刚刚相反，向来是不吝以最大的善意来揣度中国人的。但是，他对待日本同胞似乎没有那么宽容，总以教训的口吻让日本人要多向中国人学习。总让人觉得，他其实只是个叫作邬其山的中国人。
内山的亲中损日的作风，其来有自，意在借褒扬邻国中国和中国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批评普通日本国民性格中的不完美的地方。这么一来，他对中国的赞美、甚至“以丑为美”，对日本的近乎严苛的批判，都完全可以理解了。
《中日两国的相互看法》是一篇比较集中地对比中日两国民众国民性，而且带有明显的“以最大的善意来揣度中国人的”文章。内山列举了某次中日座谈会上，两国人民给对方分别列出了十多条缺点。日本人称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不爱干净，偷东西面不改色，爱说谎话，是胆小鬼，很迷信，要钱不要命，嗜赌，习惯一夫多妻制，是享乐主义者，自私自利，喜欢搞形式主义，是个人主义者，忘恩负义”。
与之相对，中国人则称日本人“是胆小鬼，是急性子，很阴险，很吝啬，看不起中国人，善于利用人而且手法很巧妙，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经常打人，看起来很严肃不容易亲近，都很彬彬有礼但并非发自内心，理论都很浅薄，办事的时候虎头蛇尾，不可信，幼稚”。
不得不说，这次座谈会的背景、与会者、现场的情形，内山完造都没有交待。孤零零地把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摆出来，是不能让人十分信服的。但是之后，内山为中国人的辩解，以及对日本人的批判倒处处都是“硬通货”，可圈可点。
为了给中国人“偷东西面不改色”的毛病辩解，“知华派”内山想出了个方法——区分“偷”和“拿”（也作“落”）。他说，拿是指工人或者佣人未经上司或者雇主的允许，擅自带走一些工作范围内接触到的零碎东西，也就是常说的“占小便宜”。这种行为在中国有时会被默许，但是，不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东西绝不能拿回家，否则就会被视为偷盗。
在《偷与落》一文里，他仍然借某纱厂日本监督之口说：“在中国落棉也罢，落丝也罢，落布也罢，都是不足为罪的。但如果私自取了自己所担任某工作以外的材料或成品时，那便是偷了。”
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开办了不少公司、工厂，因为日本雇主与中国员工对待公、私的概念不同，因为“揩一点小油”而发生激烈冲突甚至人身伤害事件的情况应该不少。谁都知道“偷”和“拿”的区别，恰如孔乙己的“窃不是偷”，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内山当然知道此中之意，然而他仍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分析“两国文化”的不同，其实是在充当两国人民间的润滑剂。在《消失的“偷”和“拿”》里，他竟然说“在新中国，这种揩油的行为消失了”，则完全是在袒护中国人了。
为了解释中国人并不嗜赌，内山沿用了前文“区别对待”的手法，称“在中国如果是和亲戚、客人或者朋友在一起玩儿，即使牵扯到金钱，也只被当作一种消遣而已。除非有职业赌徒参与，或者以赢钱为目的，才会被定性为赌博。”别说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只消在各小区的茶馆里逛一逛，便必会在烟雾缭绕里瞥见座座“长城”。而在“长城”边的诸位君子，有谁是“小赌怡情”，有谁是“大赌伤身”，看客们区分得开吗？
而对于日本同胞，内山完造似乎是从骨子里就瞧不起的。中国人说“日本人是胆小鬼”，他便顺水推舟称“比起中国人，日本人的确更胆小。大概是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所有东西都很袖珍，连胆子都大不起来”。
批判侵华战争时，内山完造说，日本人十分幼稚，往往沉浸在通过摇旗呐喊就能稳操胜券的错觉之中，简直就是幼稚。总而言之，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名不成熟的少年而已。战前的自我陶醉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日本人的这一面。
但是，同时他对日本人的一些不太致命的缺点，也忍不住地有所辩护，当起了“和事佬”。中国人指责日本人“经常打人”，他便说“一般有教养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中国人说日本人“不可信”，他则解释“有一部分日本人不值得信任，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知道信任”；中国人称日本人“都很彬彬有礼，但并非发自内心”，他也要硬生生地回答说“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
4. 解析中日差异的“万灵药”
前文所说，内山完造通过有限的个人经验，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管窥蠡测，毕竟“偶有发见”，而且读起来颇让人有一种感觉——虽然似曾相识，但起初不明就里，读完全文后一拍脑门，“原来如此啊！”（なるほど、そうか）。
内山完造对中国和日本城池的细致观察就相当惊艳。在《凸起的城和凹陷的城》一文里，内山观察到，日本的城中央一般高耸着一座天守阁，外部环绕着“二之丸”和“三之丸”，它们统称为“廓”，城的最外面是护城河，整体上呈“凸”字形。而中国的城则相反，城墙很高，城内是繁华的街道，从城外根本看不见城内家家户户的风景，整体呈“凹”字形。
对此，内山分析，日本作为岛国，环绕各个小岛的大海，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相当于中国的城墙。日本国土本身就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大日本城。而在中国，人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需要将四周围起来。“围墙”是中国人时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城对于他们来说必不可少。
在《城——又一篇》里，内山进一步地讲出了“城”对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不同意义。他说，日本的城是用来战斗的，而中国的城，第一要务是保黎民百姓以及城的主人。日本的城被攻陷后，百姓未必会家破人亡，而在中国如果城被攻陷了，就意味着百姓无法自保。
由此，内山完造确立了自己对中日两国文化异同的地理决定论观点。他认为，在不同生活环境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习惯必定有差别，甚至格格不入。日本人总会首先考虑“分论”，即局部的利益，而中国人则会先考虑“总论”，善于通掌全局。而每每遇到中日两国的不同之处时，这种“地理决定论”就会成为内山的“万灵药”，百试不爽。
内山完造对中日两国差异的观察，有时会深入到极其琐碎甚至“萌萌哒”的地方。比如，他发现，中国的母亲打孩子时，一般都是一把揪住孩子的衣领拽到跟前，用腿夹着家人孩子的头，噼里啪啦的打屁股，不去打孩子的脸和头。这时，内山突然冒出一句“这一点非常值得日本母亲学习”。
日本发动侵华，让很多无辜的中国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内山完造从俗话“三岁看大”，联想到两国的民间故事《桃太郎》、《西游记》，也许是造成不同国民性的“原型”。在《桃太郎》中，桃太郎带着狗、猴子和雉鸡去鬼之岛讨伐妖怪，最后满载金银、珊瑚和锦缎凯旋而归。而在《西游记》里，三藏法师写着猴子、猪和白龙马三个动物去印度取经。于是，内山分析说，西天取经是有事实依据的，取经路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有九九八十一难，这些《桃太郎》里都没有。西天取经是一种“文化交流”，而桃太郎的占领行为却是“对战争的歌颂”，是在“宣扬军国主义”。
落笔至此，不由得想起一位观察人士对美日关系的评论——日本与邻国越发疏远而更紧靠美国，直到美国感觉这过分的忠诚，不符合自己利益。
作为日本人的内山完造，化身为“中国人”邬其山，这样不遗余力地夸中国人、损日本人，这样过分的讲好话，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