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精选10篇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是一本由费正清 主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0元，页数：9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一)：从文学到革命
选举 口语趋势 鲁迅 中国史 上帝 梁漱溟 群众 李立三父亲 资产阶级
1（1917年）英国驻南京领事写道:“选举的行情与每日市场张罗情况，逐日等在在当地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天上捏造的星门投入票箱，这些都不足为奇。另外，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抢选票。
2、胡氏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其对新闻学的兴趣，既反映其他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其他确信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最有效的媒介。
3、鲁迅 尼采--拜伦式 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就是传统个社会价值， 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涉及个人私事评价的历史。
5、《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东亚病夫”。
6、在胡适看来，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统一的趋势，在元朝已达到高峰。
7、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上屡受强大而野蛮的侵略，使之屡受屈辱的经历，特别是近代若干年来，已经给中国人的心理关注了一种消极、麻木不仁和听天由命的心态。说来很据讽刺意味，所谓阿Q精神竟是没有精神。（最没精神到最新的精神，追逐马克思马克思失败再追其他的）
9、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帮助文学团体的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其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0、（1956）罢工使工商业越来越趋于萧条。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结账时破产。
11、192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乡下去......群众自动强杀劣绅土豪的事屡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是失败，必不免来到极大的反动。
12、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其家乡醴陵县农民不顾李氏来信保障其父不会反对农民协会，将其处死。
13、（1913宋教仁遇刺）对革命实验的失望，有秩序证券的吸引力，经济发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资产阶级截击趋向中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二)：新四军事变
新四军事变——《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费正清 Chapt 12 Page 760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在华中，从1939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罗也开始得到取道第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搬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候是模棱两可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有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已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德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道：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况愈下。12月初，蒋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撤出皖南和苏南；到统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汇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12月25日毛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了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随后的几天内被粉碎。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将，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了更大的收获而得到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变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便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站，并赢得了可资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做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则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是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至，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是极少例外，以被看做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与日本人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想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不能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证明。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擦，那么他对将来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三)：中华民国史
《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著（全10卷）
金品图书订购QQ：1172175064
作者:朱汉国、杨群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页码：568页码
册数：全10卷
编号：三Q090404
ISBN:7220070071
条形码:9787220070075
产品尺寸及重量:43 x 30.5 x 19.5 cm ; 11 Kg
ASIN:B00114BONG
内容介绍：
《中华民国史》是在吸收传统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优点的基础上编纂的一部新纪传体大型史书。全书共550万字，十个分册，包括：“论”一册、“志”四册、“传”四册、“表”一册。正16开本，精装，十册一次性整体推出。第一册“论”，对应于传统纪传体史书的“纪”（或“本纪”），以中华民国政权演变为基本线索，主要反映了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由兴到衰的全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从诞生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全过程。第二册至第五册“志”，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四卷。政治制度卷包括职官志、政治制度志、议会选举志、政党志、法律志等；经济卷包括农林志、工矿志、交通志、商贸金融志等；军事外交卷包括兵志、战争志、革命军队志、外交志等；文教社会卷包括文学志、艺术志、教育志、学术志、科学技术志、风俗志、社团志、水利志、灾荒志等。第六册至第九册“传”，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南京国民政府人物、中共及民主党派人物、社会各界人物四卷，对民国时期的300多位重要人物列传，力求用史实尽量客观公正，简明、生动地再现历史人物，既写出他们一生的主要经历，也突出他们在民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十册“表”，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教四大类，对复杂纷繁的史事进行简明扼要的列表归纳，如职官表、军队序列表、中外条约表、民族资本发展表、重大事件表等。各册统合起来，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全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全貌，使读者通过本书既能认识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又能把握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还能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的总体面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四)：转载
如何评价《剑桥中华民国史》？
erry Song，语言爱好者 / 基督徒 / 私募
费正清（剑桥民国史作者）和李约瑟是智商鉴定器。
我不喜欢通史，不要奢望通史给你提供个正常人的史观，自己一点点扒专题史比较好。
当然，硬要上的话剑桥的确不错，特别是中亚史跟中世纪史，是入门不错的读物。
不过剑桥的东方史普遍很差。西方作者，爱拿东西方做对比的，一概垃圾，无一例外。
虽说国内历史教育在进入专业圈子之前都是没有任何科学范式的。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领先西方作者一个身位。
凡事要讲证据和逻辑才好。学界有贬低清晰追捧模糊的不良风气，资料留得最齐全的英美是最遭贬低的，资料少且乱的就往往被吹泡泡，哥伦布到达前的原始美洲被吹出四千万人口，贫穷落后的东方被吹成工业革命前长期领先，作为一个从古至今都活得很模糊的民族的子民，要追寻真理就得异常小心，拿一本西方大家的名著哗啦啦一翻就得出祖先牛逼都给鞑子害了的结论，在史料党里不少见，要这样做你就傻逼透了。
至于剑桥民国史，作者费正清的太平洋学会有空了解下吧。
真说出去就是一堆事。
要读民国史可以看看郭廷以的。
就这样吧。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98756/answer/21149295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五)：新四军事变
新四军事变——《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费正清 Chapt 12 Page 760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在华中，从1939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罗也开始得到取道第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和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搬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候是模棱两可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有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已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德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道：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况愈下。12月初，蒋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撤出皖南和苏南；到统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回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12月25日毛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了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随后的几天内被粉碎。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成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将，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了更大的收获而得到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变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便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站，并赢得了可资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做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则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是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至，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是极少例外，以被看做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与日本人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想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不能导致与日沟壑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证明。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擦，那么他对将来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六)：《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论“五四”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将中华民国的诞生置放在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的背景上，使其成为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
又在人口、国民收入、工业、农业、运输、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以统计数据详尽的勾勒中华民国的状况，指出在上世纪初期，在中国经济始终为政治的配角。
外国在华势力，是影响中国的重要力量，而买办阶层既居间其中，又渔利其中。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为集权与自由主义政治的矛盾。袁世凯是坚持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分子。
当时立宪共和，实际上为派系争斗。那是一个忽略经济与土地改革的时节。
“在1920年前后，4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或关心宪政，对于试图将宪政信念付诸实施的人就更少了。”（256页）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实行民治，民众将全心全意奉之国家。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制度虽说合乎宪法，但实质上为派系起作用的血亲、姻亲却极为重要。宪政形式与宗派主义结合了。
1916年至1928年之间，通常称为“军阀时期”。所谓军阀，即为无社会意识与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段祺瑞为皖系、冯国璋为直系，张作霖为奉系。
“军阀们所造成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攻击的绝好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军阀，都无法有效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314页）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著名的有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以为中西哲学观念差异在于：西方控制环境，中国讲究适应宇宙。
社会乌托邦与五四运动。“无政府主义超越政治范畴，把革命视为大同理想联系的乌托邦社会转变的实现化，并认为大同社会不仅是革命进程的最后礼物，而是当今青年一代有权要求的事物。”（365页）
“梁启超作为改良主义者，最早向觉醒的中国人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的概念。”（366页）可是梁氏主张“开明专制政府”。
而“激进派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个人的解放，强调革命‘因素’是起作用的进化催化剂。其第二个特点，是乌托邦与自然主义的进化宇宙论联系起来的科学主义”。（368页）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中，迅速传播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将本民族复兴寄托于世界进步之上。
几乎与此同时，一拨知识分子如顾颉刚，则鼓吹“到民间去”，坚持用科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统、习俗和民歌。
胡适则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整理国故，寻找优良的文化传统。
当时“中国处于政治、思想、社会的重大转变时刻，发起了五四运动；“五四”一直概括为一个时代。”（398页）
当时中国文学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探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浓厚的主观性。”（442页）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与浪漫主义的个性解放，为两大主流。
“在中国的‘现代性’，不但表明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对未来‘新’事物和西方‘新奇’事物的追求。”（491页）
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基于感情上原因而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既涉及信仰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涉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同时又与其对学说的理解相关。”（495页）
一切皆为契合。中国士子的济世精神，安身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使命感动力；列强瓜分、凌侮的外患；分省自治、军阀割据混战的内忧；落伍世界的经济科技的现实；对西方文明末落衰退批判；骨子里的大同理想桃花源向往；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的强大渴望；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需要；对武夫当国的厌恶与对专家治国肯定……而认定马克思主义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可做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不二的选择与解民于倒悬与救国于水火——起博中华的强电击。
2012-2-3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七)：三十岁以前再看民国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
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你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
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独立、自强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完整、统一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生生不息、图变求强的中国。
请记住这些名字：梁启超、辜鸿铭、杨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元培、罗振玉、王国维。
费正清，费老，无疑是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其对中国问题的著述颇丰。上至先秦，下至共和国。无所不知，无所不谈。若要说大家感兴趣的，无非是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数十年的友谊。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读后感(八)：思考历史
在读完此书后，我有了一点想法，历史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历史现实？是被动的接受、无奈的接受、主动的接受还是去思考去辩证的接受。说出来当然容易，人人都会选择最后一种，但真正如何能做到？ 试举外国入侵为例。历史上的租界、治外法权之类的确实给中国带了了耻辱，带给中国人民苦难，应该大力批判。但仅只之此吗？那真正有意义和科学吗？要知道事物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事物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在享受或者接受当下生活的同时，也要思考生活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历史上的因素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要多问一些“为什么”。无法想像没有外国势力的入侵，会有现在的中国。书中指出，没有开放口岸以及治外汉权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形成影响中国至今的各种思潮起伏，以及培养各种现代人物，不管是好是坏（其实历史本无绝对的好坏，只有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影响是毋庸置疑。不然中国便会永远上演着王朝轮替，不可能有中华民国，更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历史教会我们的便是如此，可惜的是和尚常常念歪了经。 此书叙述至北伐结束之时，也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主。其中对袁世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的发展有较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