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精选10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本由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60，页数：21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一)：先秦到元末:我们的路在何方？

　　这本书是黄仁宇于1987年至1989年在美国时所发表的系列文章所集成册。赫逊河，就是Hudson River。虽然当时以单篇发表，但因按时间年代成序，所以以朝代为线，以大事件大人物为珠串成中国历史不仅毫无违和之感反而简洁有序。文字虽然如先生一如既往的风格简洁明了，内容却是深厚，甚至需要再三喳嗼才能体味。 本书的开场白甚为有趣，不谈历史，而是从先生当时所居之地的人文着手，随之引申出“数目字管理”的概念（我的理解就是从数目商品的交换逐步升级到数目管理的经济制度最终形成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所以，开场白一旦定义了本书的主旨，于是带着这个主题和线索我们跟随先生从先秦一路到元末（唯一遗憾的事就是本书到了元末嘎然而止），不同的经济基础需要不同的生存模式和相应的管理，一旦政府的管理无法与之匹配的时候便产生了各种乱象和困境。 数目字管理，于我来说是个很新颖的读历史角度。我们读历史往往拘于史实的表象和固有的思维模式，却很少深入思考和脱位思考。黄仁宇的史观不仅于专业研究者以方向，于我们这些业余读者也是很多启迪。本书最后处那张表格深以为然，若不是改革从本人着手，不从文化和教育着手，单谈体制改革毫无意义，这也是个人理解和认同的为何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而晚清民国甚至到后来的建国初期经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政体改革都没有真正改变当时国情之命运的原因之一。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细节版大历史

　　为什么从元顺帝后面就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下载的书版本有问题，一看到后面还有一篇后记，又觉得应该是写书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准备明清历史。后来发现是一本短文的文集，也就难怪是这个样子了。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中国史学界似乎并不算特别入流的学说，但是在普罗大众的历史爱好者当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拥趸。毕竟，当用经济眼光以很简单的叙述把纷繁复杂，以至于因为改朝换代的循环性使外国学生摸不着头脑的中国历史解析开来，一般人也能很轻易地记住这些结论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黄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最深刻的诊断结果就是从来都没有能够从数目字上管理这个国家。当然这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原因，这本书里讲到王安石的时候也有述及。归根结底，一个因为黄河和西北方向威胁而必须提前进化出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中央政府，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技术工具满足精确管理全国的需求。因之，在这个老大帝国的强盛外表下，中国很难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变革动力。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替，在管理水平上本质里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循环往替的历史进程中，正如孔飞力先生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源》当中所说，中国即使近代化了应该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近代化。这放在世界视角来看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近代化其实在各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种必然，只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全球化脚步，强行让所有合适的不合适的文明一下子适应了同一种西方式的步伐。

　　这本书简单来说，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大历史》的一种细化的补充。黄仁宇先生本就擅长从细节中抛开中国古典史学的道德判断给读者带来活灵活现的大历史观，这一点在名著《万历十五年》里就已经有所体现了。这本书没有《万》那么具体，但是又在《中》的基础上结合了大量史料。尽管其中有一些观点我无法同意，但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显然是更加适合一般读者胃口的。不论是对中国历史又多少研究深度的爱好者，都可以借助这本书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初学者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个较大的宏观视野，方便以后再补充新的知识细节；中等水平者可以借助这本书查漏补缺，无知识硬伤之虞又能增进观察力；老司机可以在这里复习自己以前有的知识，从新的视角观察大历史。

　　承袭了《中国大历史》的观念，这本书的核心其实还是中国历来的行政体制和数目字之间的脱节造成的种种问题。一个朝代的兴盛或者中兴，说白了就是某种措施或者社会现象掩盖这种脱节；而一个朝代最终的衰亡，则往往是因为这种脱节的最后大爆发。在先秦的准部落时代，管理手段缺乏，通过周礼能够总结出一套以道德领衔的治理模式。这套模式后来被转用在更大的社会时，终究只能变成一种纲领，而没法彻底实现其功能。这也是所有试点放大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和这个效应的挣扎中，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衰落，难逃最后的宿命。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三)：笔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汉武帝缺乏一套体制，还是习惯于运动式的方法，例如桑弘羊的搞钱方法。

　　霍光家族的跋扈成都不亚于王莽，那是当时缺乏一套合理的体制，加上当时皇帝接连驾崩，后权变大。

　　王莽的悲剧在于意识的超前和技术上的落后，汉光武并非有所突破，只是更现实一点罢了。

　　淝水之战并非南北分裂的原因，原因是当时的民族融合尚未完成，世家大族势力太大，难以动员国家资源。

　　第一次民族融合的趋势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所以几次北伐都是失败告终，后来统一的进程也是如此。

　　李世民内心的挣扎，必须通过表现得更好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武则天恰逢其时，在当时世家大族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铁腕的方法，扭转了社会风气，弥补了缺乏数目字管理的缺陷。

　　如何将游牧民族体制与农业民族体制结合，这是解决北方问题的关键，唐朝有所尝试，但是没有成功，清朝成功了。

　　杨炎重形式，执行难，刘晏重实质，藩镇问题，有利于因地制宜发展。

　　宋朝有所创新，但是依然难以对社会发展做出完全的反映，农业社会重数量，但轻精细化管理，导致资源调配问题，但可笑朱元璋更退一步。

　　第一帝国，贵族型，第二帝国开放性，希望突破，第三帝国，内敛性。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四)：有几个问题，盼高人解答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２２０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一段大意是在解释第一帝国，秦汉帝国覆亡的原因以及在第一帝国至第二帝国之间三百多年间无法振救的原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这个就不大明白了，人文进步是指什么那，是指社会进步，人口增加吗？再者，郡县官僚为什么无从措手啊？另外尊重财权是什么意思那，如果真的尊重财权的话，那不是进一步保障地主的权利吗，那是不是土地和财富会进一步的向少部分人兼并集中吗？这样的话社会不是更乱吗？我觉得，中国历史由统一到动乱循环往复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总体上，统一以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的成活率增加，人口不断增加，当达到定点时，出现土地紧张，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土地产出也无法迅速增加，所以在社会总体上形成粮食供应不足的局面，进而形成动乱；微观上，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增加，形成了地主士人官僚利益集团，而这一集团的利益欲望没有无法被有效的限制，使得土地兼并集中，小自耕农丧失土地，破产，成为流民，为动乱提供人力。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惯例，而不是针对第一帝国的具体原因，黄老的说法显得比较牵强，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解释。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五)：在历史的传承与转折之间

　　按照作者黄仁宇先生的意思，中国传统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隋唐之前为第一帝国时期，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时期，宋以后为第三帝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的特征，是地理经济上的要求（季风气候，河积平原，农业发展，要求统一的管理），推动政治的早熟，使中国没有地方独立发展的机会，因而也就谈不上民权，只有皇权的发展与巩固；第二帝国时期，是各方面的成熟与开放，但始终没有找到经济转型之路，分散的农业经济无法有效组织，以适应人口、技术等因素的发展，甚或处置不当的时候不能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的进攻，于是转入明清第三帝国时期，以全面封闭，全面限制来统一内部，压制发展，希望借此实现稳定自身，对抗外来民族骚扰的目的。

　　这本书和《中国大历史》是要结合起来看的，比较来说，《大历史》更侧重宏观而本书更侧重微观，但就读者来说，似乎从这本书上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传承与转折。

　　黄仁宇所要解释的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挣扎问题，最直接关联的，是中国传统的封闭性问题，即思想文化上往理学、心学方向发展，经济上追求均一化，鼓励小农经济，限制商业发展，社会上追求稳定性，限制流动与交易。目前来说，似乎提出了几条原因：

　　1. 政治的早熟导致了追求统一的文化因素，地方没有充分发展与竞争的机会，只有中央集权的膨胀，那么民权与民主就很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有利的、发展性的经济社会因素不能得到鼓励，法制不能成熟；

　　2. 季风气候与游牧民族的存在造成内外部的威胁，一方面产生统一与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否能有效组织国家资源，解决这两个方面的威胁，是每一个朝代都要主要考虑的问题，发展与繁荣，反而是次要的问题，冒险与激进，都不是值得鼓励的个性。

　　3. 开放性的政策不能成功，经济上的变革也遭遇失败，明清之后，遂转封闭性、防御性的策略，一味内求与压制，于是有近现代的落后与挨打。

　　这本书与黄仁宇的基本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即把历史中的各种因素，都纳入一个整体的因果框架中去考虑，不要太执着于一时的成败功过，更不要受制于道德观念，这条思路，是作者受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读者，随着自身经验阅历的变化，对事情的判断，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主要的是趋于成熟，趋于现实，趋于对更多因素的照顾与人本主义的思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脱离成败功过、道德观念的限制，脱离教科书式的单一框架的限制。比如“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小时候读，颇有些兔死狗烹的愤慨不平，如今想来，赵匡胤如此处理，实在是坦白聪明，于国于家，于人于己，或许都是最有利的，比起刘邦明里封侯，暗地下刀的办法，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六)：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暑假就看完它了，然后到国庆过来写几句对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有句话是说“未来就在历史中”，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作者通过人物作为标尺来叙述中国春秋战国到元朝的历史（记忆中应该是这一段历史），心中总会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吧，自感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人生又是多么的短暂。应该说是对历史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吧。

　　我想读历史我最想要学到的是有一点大历史观，然后对一件事情能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认识，看事情能够更加的有深度一点。看到一个朝代从无到建立朝代，到鼎盛，再到慢慢的衰落，我们肯定不能单一的觉得是某个统治者的原因，更多的是那个体制已经无法再来使这个朝代再运行下去了。看这本书会收获很多东西。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七)：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读后乱弹

　　“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读诗书之士人统治大量农民，无法应对变数，所以才强调均一雷同”。还是大历史观。其实我对中国古代历史一团乱麻，近代史的兴趣更大。《万历十五年》算是第一部完整看下来的历史书，其实也是因为看起来不累。黄的大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那本书里就提到了，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先生强调，不能以动机和道德来评判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性的历史人物，而应该看其结果。第一，动机难以揣测；第二，写史的人往往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文过饰非，夸大其词在所难免；第三，对于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影响重大，因此出发点不如结果重要。怀着历史的同情看政治人物。这和黄的大历史观相匹配。

　　在黄的大历史观里面，机械论和命定论的影响明显，或者是我错读了他。在这个大历史的格局中，任何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们的努力，无论当时人或者后人看起来如何有为或者可笑，都无法跳出历史的局限。以这种同情的态度，来看由汉至元的各个重要人物和政治得失。他的大历史观虽然看起来与马克思的模式不同，但仍然是一种客观决定论。只是，从事后看起来，历史无从假设，当然都是客观，但是面对当下的处境，客观说又有何用？或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不可抗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虽然我不相信人定胜天的宣传，但是我也不能相信历史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前提。

　　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小农经济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不能匹配，无法形成数目字管理，只好以间架性结构管理之。间架性的结构如果简单的面对同质性较高的成员，则管理易，否则难。面对异质性程度高的社会，只能靠德治国。司法与行政无法分离，不能有独立的法律系统。

　　黄先生在大陆成长，到美国求学，任教。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与美国不同，或者说传统中国与现代化国家的不同。传统中国的忠孝仁义，不论是否真正的有效，至少在社会中上层还是会将其挂在嘴边。事事讲求的合乎名分，而不是真正的有效。很显然，这和美国不同，也和他看到的其他现代化国家不同。然而，翻翻中国历史，似乎这种情况是常态。上面喊的口号和下面的具体实施往往不搭调。对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来说，马上就会问：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很显然，黄先生不会认为皇帝都是傻子，大臣也都是傻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上层权力喜欢搞那些虚的东西？即使这些虚的东西和实际运作完全不同？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这样？很显然，有些东西限制了他们，是他们跳不出“历史的局限”。那么，是什么限制了他们呢？黄先生的答案是，中国缺乏了“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因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面，上层无法有效的管理广大的人民，不论是人口、土地、商业还是税收。当然，到底什么是黄先生心目中的数目字管理，我在万历十五年是看不出来的，到了这个河畔，到是专门做了点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我没有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按照他的说法，数目字管理是“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既已普遍的执行其任务。”按照这个数目字管理的定义，除了现代国家，哪个国家做到了？或者说，1500年以前，有哪些国家做到了？1800年以前呢，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做到了？在我看来，按照这个定义，什么都没有说，是同意反复的一个事情。因为只有现代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说传统国家做不到这一点而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走不出传统的历史局限，实在没有意义。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按照黄仁宇先生的数目字管理定义，在1800年以前，有哪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他们在国家管理上和中国有不同吗？能够做到“大体上以技术上的要求做主，不必笼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了”？如果和中国一样，那么中国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如果和中国不同，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是“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P236)”很显然，黄仁宇也认为数目字管理是现代国家的特征。那么说传统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不过是同意反复。

　　在发现传统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后，黄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此外，为什么缺乏数目字管理对中国的影响会导致如此结果？黄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国家越小，越简单，管理越容易；社会越简单，越容易管理。因此，农业社会，人口不流动，好管理，商业社会，难管理。所以一方面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何以重农抑商，防止人口流动，一方面可以解释中国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何就停滞不前，同时也可以解释朝代周期律，因为一方面国家政策不支持，一方面缺乏数目字管理导致商业发展缺乏后续制度支撑力量，这样就顺带解释了为何宋、明商品经济和文化如此繁荣，却没有继续前进，走向进一步的商业繁荣。更重要的是，可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小国家的差异：只有因为其大，才需要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只要小和简单，就可以简单的管理。

　　那么马上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国，而欧洲没有？黄仁宇归结为地理，华北平原的水患要求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来解决水利问题，战国时期画地为牢，不仅解决不了水利和农业生产，还可能出现利用水资源对邻国进行战争手段。还有两个理由，是赈灾和防虏。这个治水的命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中国的地理概念是在不断演化的，秦时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就算当时的黄河流域、华北平原必须在中央集权下，为何后来的中国版图又如此之大？或者反过来说，为何当时如此之小？当时的“化外之民”是如何自我管理的？

　　第四个问题。大国应该如何治理？封建，当然是一种。集权，是另一种。重点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春秋战国，进入秦朝集权。汉初也算是分封，地方自理，同时尽中央摊牌的财政和兵役的义务。到了汉武帝，基本上也已经把各个地方势力干掉的差不多了，重又进入集权。到了西汉后期又不行，地方势力抬头，刘秀本来地方豪强，搞出一个东汉。汉末三国演义，搞出来魏晋南北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和地方关系一直是横亘在大帝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地方强大，尾大不掉，导致中央无法控制，最后成为叛乱的心腹之患；地方弱小，中央无法有效管理，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中间层级。搞搞社会动员到是可以，但是不能通过长期的社会动员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搞社会动员需要高水平，也不是说想搞就搞的起来，社会动员能力一旦不足，中央集权就没办法实际管理和控制广大社会，当面对外来武装势力的挑战时，就没法做到很好的应对。央地关系仍然是现在研究的主题。如果自上而下的权力设置一直跳不出这个框架，是否能够换个思路，自下而上呢？至少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八)：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我读历史方面的书，应该是柏杨先生的在先，黄仁宇先生的在后，但是二位的独特的历史观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映像。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两位先生的特点，那就是柏杨“人性”，黄仁宇“政经”：）

　　在《河畔谈历史》中，黄仁宇先生这个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原各朝各代的兴衰，是非常有趣的一种角度。比如说，黄先生提到宋朝的时候，注意到宋朝相对开放的商业和经济政策，从一个角度而言，其军事上的弱势并不意味着其经济上的弱势。并且从关于宋朝送给北方豪强“岁贡”（我觉得这个词更传神）的记载里看，实际上这些“岁贡”对于军事上弱势的宋朝在经济方面仅仅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于大宋的皇帝老儿而言，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在宋朝末年，本来看起来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却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制度相协助，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大特色腐 败的加持，这些个制度在后来朱元璋等老百姓眼中，简直是恶魔般的制度，这样一来，中国好不容易有点的商业的发展就没有下文了。

　　建议大家可以把黄仁宇先生和柏杨先生的书结合起来看，会很有收获的。另外，“学术超男”易中天先生应该也是深受这二位先生的影响，其著作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痕迹。还有啊，国内还有一位樊树志教授，那也是史学大家，他的《国史十六讲》也是很经典的著作，对于历史感兴趣的同学们都可以去拜读一下：）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九)：读书笔记——历史的细节

　　02年看完后写的。贡献给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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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作者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中连载的33篇历史短文的集锦，读完之后，觉得黄仁宇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政治早熟”，他的“大历史”观实际上仅仅是超越了朝代限制，他更多关注的仍然是历史的细节。我觉得这才是他所擅长的地方。

　　1.孔孟

　　孔子孟子同为儒家圣贤，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就是孔子更悠闲、更小资一些，而孟子则相当沉重。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肯定和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很大关系。

　　2.秦始皇

　　这里黄先生提出了一点以前没听说过的关于中国为什么那么早就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大国的原因，那就是气候、地理因素。黄土高原上的地质环境是和早期农业生产倒是有所耳闻，季风气候容易成灾，而赈灾又经常要靠各小国互助，这一点倒是第一次听说，听上去，如此而客观上趋向统一倒是有些道理。

　　3.李悝

　　从现在的角度看，中国最像封建社会（欧洲中世纪期间的封建社会）的时代应该算是周朝，下级对上级负责，同时上级也不越权干涉下级的组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封建统治制度的矛盾逐渐由于人口膨胀、交流频繁而暴露出来，于是各国慢慢都把行政之手伸向辖地内的全民，采取直接统治的办法。李悝就是这个时候提出这种统治办法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样大范围的直接统治实际上无法考虑到各地的客观条件差异，因此，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统治方式就开始以从上至下的笼统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了。

　　4.司马迁和班固

　　这篇短文里，黄先生非常欣赏《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而对《汉书》中明显体现出来的“正统”思想感到失望。之后一两千年里中国的史家都是以类似班固的做书风格写史的，幸好二十四史中还有一个《史记》通过了各朝各代的政审，否则后代人的思维就更要僵化了。

　　5.文景之治

　　这个称呼是后代的历史学家总结的第一次大一统之后的开明政治时期，中小学历史书上就已称羡的语气描述这个时期。要求这个时期就实现“民治”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但黄先生仍然这么提出了，虽然不切实际，但也不枉他一番好意。的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都以出个明君为最大幸福，不仅写史的人很重视，平明百姓也一样盼望着来个“包青天”来当“父母官”。这种想法肯定是互为因果而形成的。黄仁宇叹息的是中国统一得太早了，根本没有条件来关心底下的万民，能有个负责人的皇帝已经很幸运了。

　　6.汉武帝

　　这是个个性鲜明、精力充沛的皇帝，留下的事迹不见得比康熙乾隆少戏剧性。汉武帝时期，有几个人物因为民族主义需要而流芳百世：霍去病、卫青。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还有亲戚，卫青是汉武帝的小舅子，皇后卫夫人的弟弟；霍去病是卫青的侄子，他还有个同父异母兄弟霍光，将来也要叱咤风云一番；李广利，另一位皇妃的哥哥，出征匈奴时手下出了个有名的“汉奸”，即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而李陵又是著名“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正是因为为李陵打抱不平而被处宫刑而写就史学绝唱，李广的三儿子李敢是被霍去病暗杀的......光是这些人物的关系就足够拍一部吸引人的古装片了。

　　7.从霍光到王莽

　　上面这些外戚因为汉武帝本人光芒四射而忙于军事，无法登上政治舞台，西汉亡是亡于外戚，汉武帝托孤的霍光就开了外戚揽权的风气。传统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霍光比喻成贤明的伊尹周公，而把同为外戚的王莽比喻成禽兽，而实际上，在霍光手上20年霸权，历三代皇帝，直到死后两年，霍家的权势才被汉宣帝剥夺。霍光只不过是没有称帝而已。而且，按照黄仁宇的观点，西汉经过汉宣帝的暴政和能歌善舞的汉元帝的“仁政”，已经到了需要一个“铁腕人物”的地步了，于是，王莽出现了。

　　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这一节是讲王莽的。黄先生对有人称之为“改革者”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书呆子。相比之下，刘秀就要现实多了。

　　9.西汉与东汉

　　西汉东汉为一朝，制度上是衔接的。

　　10.光武中兴

　　没记住什么东西。

　　11.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对于东汉，我的知识仅限于《三国演义》，东汉末年开始。这一节黄先生除了继续强调法制缺陷导致汉亡之外，还使我知道东汉办了不少学校，普及教育做得比前朝好得多，还有，董卓是少数民族。文末有个对汉末群雄所作的“檄”的比喻，说它们就如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一样，看了呵呵一笑：谁造反不是为了救国？！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黄仁宇把秦汉称作第一帝国，隋唐成为第二帝国，之间有长达369年的乱世，正统的历史书上一般很少提到这个“五胡乱华”的时代，我印象中的淝水之战是讲东晋抗击前秦的，拓跋宏改制是讲北魏汉化的，都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仍然是高举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实际上当时虽然北朝政权是“胡人”的，居民却仍然以汉人为主，不见得民族矛盾有多尖锐，很多都是后人的臆测。一般中央政权势力下降，民间就会更活跃，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好，而是缺乏一个权威，大家当然就更积极主动一些了，自由度也更大一些，坏的多了，比如内战、匪盗，好的也会多，比如文学、艺术。况且，外胡入主中原肯定对儒家的一统思想有所打击，所以，这几百年，虽然在政治上看起来像是汉人的耻辱，但实际上却是浪漫主义情调蓬勃的时期。我们的历史倾向于政治史，对民俗史没有多少关注，这可能也有历史上留下来的关于非政治的资料少的原因，但至少我们现代人读历史，不能还想着历史书上所记载的就是历史的全部。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无论人文如何进步，这几百年仗是打多了，生灵涂炭肯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西晋看上去是统一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就有了八王之乱。而此时又恰逢全球气候变化，中亚大草原干旱更为严重，游牧民族纷纷迁徙，欧洲西罗马帝国就是这个时期灭亡的，日耳曼人的政权就是这个时期纷纷上台的。

　　14.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前秦无法统一全国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基本上是固定住了。今人喜欢强调东晋保持了汉文化，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则在逐渐被汉化，但从古籍上看，汉化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早在西汉就开始了，那时的和亲政策使很多少数民族的领导层都是混血儿。黄仁宇没有说当时北朝的政权机构是否因袭汉人，可能这方面的资料的确没有。还有一点引起我的兴趣，就是“豪强地主”兴起，黄先生觉得本来一致的政策就不适合统治各地的民众，现在中央政权衰落了，地方政权兴起，是不是有点像欧洲的封建了？不过，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西欧的道路发展。

　　15.北魏拓跋氏

　　我不知道黄仁宇到底是希望重新统一，还是不希望，他觉得，至少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前，中国的现状离追求统一还差距很远。天气变好，人口迁徙暂停，地方政权受压制，胡汉界限模糊，这些就是他说的重新统一的前提条件。前两条是天时，人力不可为，在北方，北魏应该说是完成了后两条。

　　16.从分裂到统一

　　北魏是鲜卑人的政权，他们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响当当的姓氏：宇文、独孤、慕容，这些都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见过。五胡把佛教的影响扩大了很多，佛教反过来又促进民族融和。不管过程是多么残酷，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总是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汤因比称“游牧民族”是历史垃圾的清洁工，从秦到汉，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民间的变化却很大了，这三百多年就是推倒旧制度，使上层建筑与底层经济基础重新和谐的三百年。值得庆幸的是，这几百年的分裂并没有葬送汉文化，甚至文官制度也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这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力量强大、影响深远。与之相比，西欧自分裂后就再也没有统一过，而是形成了各色各样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领导者之间也一样相互通婚频繁。一俟时机成熟，统一中国的还是汉文化，只不过统治者由汉人变为胡汉混血儿。

　　17.隋炀帝

　　亡国之君在历史上通常都被描绘成昏庸无道、一无所长的样子，像隋朝这样两世短命王朝，人们更容易想象隋炀帝是如何“误国”的。重新审读历史，黄仁宇给我们描绘的隋炀帝要真实可信得多。即使是这样一个人性化的皇帝，他的种种举动也有其历史背景原因。撇开朝代的更迭不谈（这也是“大历史”观的特色之一），从北魏开始形成的一些新措施已经为一个繁荣的新时代准备好条件了。

　　18.贞观之治

　　隋文帝还需要扫除旧体制，隋炀帝疏于政治，没办法利用这个大好局面，到了精力充沛的唐太宗手里，繁荣的新中国终于到来了。

　　19.武则天

　　这本书里《武则天》这一节是最长的。有关她的故事，最近以来大都往夸奖她的方向走，因此对于她的政绩，没有看到什么很意外的地方。这一节黄仁宇大部分文笔都花在武则天及其前任（太宗、高宗）如何继续打击世族、推广教化，从而巩固了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每个皇帝身后都有一堆故事，即使是短命的中宗和睿宗也在《薛刚反唐》里当个角色，长寿的唐玄宗更是因为处在唐朝由胜转衰的转折点上而赫赫有名。先有开元盛世，后有杨玉环、安史之乱，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和他大有干系。唐朝的宫廷生活奢华恐怕知道的人不少，女人以丰满为美，道德约束也较少，这应该也算是有胡人遗风，杨玉环先是玄宗的儿媳妇，然后几经周折才娶过来，这种“乱伦”的行为，后世是相当不耻的，但并没有因此给唐玄宗留下什么坏名声，很多作史的人都有意无意忽略掉了这一情节，可见，伦理道德观念成形绝对在唐朝之后。说到安史之乱、唐运日衰，黄仁宇当然不会人云亦云的说是因为宫廷生活腐化所致，那都是惯用道德简化历史的旧史家的看法，黄先生着重分析的仍然是政治缺乏灵活度，无法适应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源多了，却不会利用，这才引起衰落。当然，杨玉环、杨国忠作为导火索，作用小不了。

　　21.九重城阙烟尘生

　　杨氏乱国毕竟只是引子，安禄山造反才是过程。这一节里黄仁宇提到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一是任用蕃将，二是安史之乱最终结束于内讧。实际上这两点也是有联系的。唐朝开放这谁都知道，长安城里什么民族的都有，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唐皇室本身就有突厥血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突厥人，《唐明皇》的电视里都能看到，对抗安史的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很多高级将领都不是汉人，这在汉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尽管唐朝民族大融合，也还是觉得有些蹊跷，黄先生的一个解释牵涉到唐朝的军事制度，就是说“节度使”割据一方，权力太大，与全国的文官统谐原则不相一致，是因为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不协调才使得任用了很多“外国人”。这个解释怎么看也觉得牵强。我倒宁愿相信唐朝实际上是胡人的政权，汉人反而地位不高，只不过后世作史的人不愿意承认从而慢慢忽略掉而已。蕃将难服，所以才杀得没有章法，所以最后自己人一个杀一个，就这样被剿灭了，儿子杀父亲、部将杀长官这都不假，但这是因为蕃将的缘故吗？李世民也是靠杀兄屠弟上台的，只不过没杀老子，但也可以当成是逼老子退位；武则天对付儿子也很厉害，但也许是母性使然，毕竟没有动杀机；玄宗也是被儿子逼下台的。所有这些听起来像是“野性未除”，第一帝国算是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事情就少多了。所以我倒觉得第二帝国实际上还是胡人的天下，这倒不是对“胡人”有什么鄙视，反而觉得没必要因为唐代繁荣不是汉人所为而有什么失落感。

　　22.“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安史之乱本来就有节度使地方割据的原因在里面，安史之乱之后，这种军事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藩镇之乱”的祸根。黄仁宇一直觉得中国统一过早是阻碍中国发展、造成中国内乱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他觉得藩镇自治实际上正是迎合了地方分权、采取灵活政策的不自觉趋势。真正激起节度使们造反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试图收回下放的权力的举措，节度使们倒是没想过要独立之类的现代想法。

　　23.黄巢

　　黄巢位列《新唐书》的《逆臣传》，不是一般的流寇，所以看起来，黄巢起义也不像是农民起义了，但究竟起义如何开始，起义军组成如何，黄仁宇没说，我也没查。他手下的大将朱温，投降了唐政府，最后却接受了唐昭宣帝的“禅让”，创立了梁，从而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

　　24.五代十国

　　原以为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也和魏晋南北朝一样绵延几百年，但看了这一节才知道，实际上只不过短短54年，“五代”根本没来得及组建自己的政府就一个接一个上台下台，他们统治不到的地方就是“十国”，有的寿长，有的短命。从五代开始，来自东北的契丹人逐渐成了中国历史上颇为重要的角色，“儿皇帝”石敬瑭把幽燕十六州割给了契丹，整个宋朝都在与辽、金作战。整个五代十国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但文学艺术却独树一帜，留下了很多作品，这个黄仁宇没说，我是从别的书上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仅仅是由于朝代划分的原因。

　　25.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是个羸弱的朝代，疆域窄小，还备受北方“游牧民族”欺压。黄仁宇一开篇对于宋朝的评价就高得让我吃惊——“...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而且从经济上来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成就都相当高，艺术成就更是几乎达到了顶峰，宋朝的画，到明清也不见得有超过的。对此的解释，黄先生觉得是因为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牧结合，足以与宋王朝对抗的“国家”，正是这种类似国家间的竞争使得宋朝采取非常活跃的政策。还是那句话，不能以政治史代替历史。

　　26.澶渊之盟

　　本节接着上节的语气，认为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辽强所以才显得宋弱，辽国已经不能用传统的“野蛮民族”的形象来看待了，只因为我们接受了宋朝作为汉文化的正统传人，才将契丹视为野蛮民族，但实际上，经过隋唐以来的长期汉化，契丹在很多地方已经接近于农业国家了，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游牧民族。这和汉代的匈奴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节里，我还第一次听说了“朝代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的确，中国真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不太可能比欧洲早，而欧洲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后才逐渐开始露头的。

　　27.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历史书留给我的印象主要是“变”上，而实际上，从黄仁宇的描述看来，它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要变的“法”——“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也可能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黄仁宇对宋一朝的大力称赞，因为他前面很多次都提到，由政府统一规划财政，而没有一个底层的商业阶层作为媒介，这样的财政体系是不可能成功的。市场经济是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的，至少财产私有制是必备的，但王安石的时代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不看朋党之争，王安石变法也不可能成功。但尽管如此，可能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和宋朝的思维方式不同前朝，变法在前后三个皇帝两个皇太后之间酝酿了很久，动摇了很多次，这不能不承认是难能可贵的。

　　28.靖康耻

　　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过，但毕竟给解了围回来了，这次，宋朝两个皇帝（其中一个是太上皇）同时被捕，还包括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等等，最后两个皇帝还死在那儿了，这对于汉民族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耻辱，也成了宋朝武功太弱的典型例证。黄仁宇并不想就这么简单的骂一骂，辽、金到后来也堕落得差不多，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主观因素上，而是在客观因素上，也就是黄先生惯常提到的“政治架构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

　　29.贾似道买公田

　　30.道学家

　　宋朝除了战败出名以外，“程朱理学”也是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的遗产。从唐朝的一些生活习惯可以看出，那时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严格到限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但明清就不一样了。可不可以这样猜测，战况不利、朝廷偏安，所以有的文人就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在道德上仍然是高人一等的呢？只是猜测，没什么根据的。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这又是一个中国人百谈不厌的话题——成吉思汗。有个疑问，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要不停的征讨呢？《射雕英雄传》里成吉思汗一死，蒙古人就撤军了，当时还觉得奇怪，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是蒙古人的传统，大汗死后，所有子孙都要回到和林（Karakorum）选举新大汗。这个传统不仅保住了襄阳若干年，还曾让西欧松了口气，让南宋多活了十几年。我没看过《元史》，但感觉国人修的历史喜欢掩盖很多不利于传统道德的东西，比如忽必烈并不是正统的蒙古大汗继承人，他并没有参加和林选举大会，而后还和正统的大汗打了四十年仗。再想起我们常常以蒙古人的广袤的元帝国疆界为荣，而往往忽略掉他们曾经在扬州屠城十日的民族矛盾，看来，这种阿Q式的、非常现实的史学现在仍然在起作用。俄罗斯人都以蒙古人的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了他们几百年为耻。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算是一个有明显“亲汉”倾向的“蒙奸”了，可惜汉人还是觉得他汉化不够，而蒙古人已经在骂了。要想融合两种文化的确不是易事。

　　33.元顺帝

　　蒙古人的威风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在中国，实际上仅100年时间，而且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也可能所留下的已经被后代的中国人默认为自己的而不是外来的了。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比如旗袍，实际上是满人的服饰，现在却成了汉民族的“民族服装”，呵呵。

　　黄仁宇的书读了这么两本，比较欣赏他的量化分析方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十)：宏观历史学的社会学倾向

　　在读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确实还是大历史的思路，喜欢从地理、技术等硬件角度谈历史，这在我看来也算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吧，毕竟地理决定论有时候确实解释力更强一点儿。比如黄河泛滥的问题，治水是中国的大问题，需要组织人力、物力，就需要客观上的统一和集权，同时衍生出集权制，封建制以至于影响集权，进而改进为郡县制，继而出现士族问题、民族问题，第一帝国结束后三百多年的分裂，也是民族大融合，造就了第二帝国的产生，科举制建构了社会阶梯，同时也造就了官僚阶层与皇权的平衡与对立。

　　2016.2.15周一

　　继续《赫逊河畔》。

　　2016.2.16周二

　　坐回书桌前，这才能读的进书。继续读《赫逊河畔》。赫逊河，指的是美国的哈德逊河，自纽约州至南部的南北向河流。

　　2016-2-17周三

　　看到宋朝，我有些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宋朝了，它确实是一个让文人喜欢的朝代，赵匡胤有许多品格值得肯定，尤其是杯酒释兵权和不杀言官，还有澶渊之盟。算是第二帝国最后的时候。可以看出15英寸雨水线的问题，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争斗与融合确实是几代中国王朝的大问题，毕竟内忧外患，第一帝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外患是匈奴，内忧是分封，第二帝国更是外患严重，内忧倒在其次。由是观之，中学的历史课程确实有些太生硬地套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玩意儿来说，实在是有些误人子弟啊。政治究竟阉割过多少其他社会科学呢？哲学、法学、历史、文学，不一而足。何其可悲！

　　2016-2-18周四

　　宏观历史学的社会学倾向，体现在一个个经济基础、组织机构、制度设计等层面的问题，确实有许多社会学倾向，贯穿始终的不是人而是组织人的方式，这就是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话说回来，如果过于关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那还谈什么宏观呢？其实，话说回来，何尝不是政治学的问题呢？如何实现有效地统治？不也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