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读后感精选10篇

　　《余音》是一本由葛兆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2.00，页数：2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音》读后感(一)：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纠葛：读葛兆光《余音》

　　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对学术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这也难怪，他出身于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该专业的要求。去年读到他的《交错的东亚宗教》——在中研院史语所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一个小册子，可能是囿于篇幅和讲座这种形式，所论并不特别深入，但他的学术思路、方法和视角总是给人灵感和启迪。最近，他的《余音：学术史随笔选》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付梓，内中有些篇什早就读过，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最是文人不自由》和《黄河依旧绕青山》，如曾在朋友圈“刷屏”的关于杨联陞的两篇文章，但也有一半左右未曾寓目。不管已读未读，这回从头细阅一过，记下一点肤浅的感想，恭请方家指教。

　　这个集子所收文章写作时间跨度相当大，最早的一篇《吾侪所学关天意》写于1992年，最晚的一篇《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作于2015年（《交错的东亚宗教》有一篇《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可参阅）。所谈论的人物都是现当代学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学者，占据篇幅较大的有沈曾植（2篇）、王国维（3篇）、陈寅恪（4篇）、顾颉刚（1篇）、吴宓（2篇）、杨联陞（2篇）、黄仁宇（1篇）等。基本上是阅读日记、书信、诗集、回忆录、年谱等资料而后撰写的。

　　当代学人中，擅于利用日记、书信、年谱等传记性材料作学术文章的，余英时先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其次就是葛兆光先生了。葛先生在《重读杨联陞日记》结尾说：“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去年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他自己亲近和领会克罗齐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克氏自传，学术论著反而不太容易进入。英雄所见略同，此之谓也。

　　本书收入的随笔有二三十篇，为数不少，但作者“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如何评价晚清民国学术，二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何要叫“国学”，三是学者所面对的“时局刺激”与“自由环境”。这几个问题都很沉重，但葛先生如鲠在喉，在序言里一吐为快，可以说本书自序就是一篇提纲挈领的重要文章。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和社会上有各种评判，言人人殊，而作者的态度是今人“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毕竟晚清民国“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至于第二个问题，很明显也是针对现实而言，当下所谓“国学”，范围极为狭窄，作者于此忧心忡忡，感觉这种取向与“新学问由于新发现”的学术潮流背道而驰。第三个问题，集中每篇文章几乎都有所涉及，作者曾自问：“这个学界会好吗？”这是葛先生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读这本书，第一个收获当然是汲取新知，增广见闻。比如王国维写给内藤湖南的信（书中还专门附录了王国维的三通未刊书信），让我们对王氏与日本学人的交往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王国维传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末尾原来有一大段《余考》，因为收入《观堂集林》时被删去，一直被学者忽略，作者在京都访学时看到了手稿本，撰文加以介绍。也就是说，这篇看似纯粹的考据后面，还有王国维对义理的思索。又如，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陈寅恪资料集》，从中可知海外学界对陈氏的关注；再如，庞朴是很早就会操弄电脑的学人，朱维铮“外表犀利而严苛，内心却柔软而善感”，等等。这些都是我不曾知晓的。

　　第二个收获是对学术史的认知。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需要讨论几个问题：一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也就是传统学术如何转变为现代学术；二是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也就是促进学术更新的因素；三是讲述一个时代的学术特色，包括它的研究趋向、理论和方法等。作者坦承，书中所录大都是“别有怀抱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

　　尽管如此，有些篇章还是透露了作者对学术史的关怀。譬如，作者在谈论沈曾植的两篇文章里（《世间原未有斯人》，发表于1995年；《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发表于2008年）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史的遗忘”：

　　过去的学术史对于一个人，常常把他的思想和学术“打包”，以致政治立场总是“绑架”学术成就。如果思想史极力褒扬，学术史只好投鼠忌器，评价调门跟着水涨船高，如果思想史在极力贬斥，学术史也只好绕道而行，生怕染上了立场不稳的罪名。（39页）

　　如果思想史的判断过多地干涉学术史的描述，那么，学术史是很难公正地还原它的本来历程的，像胡适、像王国维、像陈寅恪、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预已经使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还好，他们名声太大，离我们太近，学术史既躲不了又绕不开。可是，像沈曾植这样离我们远一些的学者呢，难道学术史的遗忘，就可以是顺理成章的遗忘么？（24页）

　　有鉴于此，作者提倡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切割”。一方面，不能不说作者指出的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所以“学术史与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应当适当地分家的”，在“学术正确”的层面，这个观点无疑会引起不少学人的共鸣。另一方面，我有一些隐忧和疑虑，我们真的能对学术和思想做一分为二的切割吗？就拿沈曾植为例，他被人誉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得到王国维、陈寅恪、内藤湖南、伯希和等中外学术巨子的推重和尊崇，但他的的确确被学术史和思想史遗忘了。如果我们今天书写晚清民国的学术史，只是简单地把沈曾植这个人加进去，这样的学术史就“公正”了吗？恐怕很难说，至少我是深表怀疑的。沈曾植的被遗忘是一个学术史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史问题，如果不能在思想史层面有很好的观照和处理，我们也未必能比较圆满地解决“学术史的遗忘”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已有学人作出探索，徐坚教授在研撰《暗流》《名山》这两部学术史著作时采用的方法是，把学术史当作思想史来做，也就是他说的“作为思想史的学术史”。因此，与其“分家”，不如“相亲相爱”，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和诠释学术史问题，这样才能比较灵活地处理所谓“遗忘”问题。

　　作者认为政治史、思想史对学术史的“绑架”是造成“学术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自是卓见。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成语”也很容易干扰我们的学术史认识，对严耕望“二十世纪四大史家”（或“现代史学四大家”）的误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严先生在《治史三书》中确有四大家的说法（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但这个说法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这样一来，早已辞世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就被排除在外了。严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评骘史坛人物，回顾学林往事，让后生晚辈对史学史多了一分亲近和理解，自然广受欢迎。然而如果断章取义，被媒体、被学人肆意放大，当作一种“公论”，往往会造成另一种“遗忘”和“不公”。

　　第三个收获——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在这里，想对《最是文人不自由》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这是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阅读《陈寅恪诗集》后撰写的，发表于《读书》杂志，影响颇广。但这篇随笔给我的印象是，文人的感性大大压倒了学人的理性，这大概也是该文流传甚广的一个原因。此番重读，发觉作者把陈寅恪当作一个“卧龙式的人物”，满怀政治抱负，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时乖运蹇，到头来只能在诗中倾吐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结。问题在于，陈寅恪真的是这样一位迂夫子吗？其实作者也拿不准，所以他一边猜测“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一边自我否定，“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然而终究还是一片迷茫：“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81页）

　　窃以为，这很可能是作者陷入陈寅恪的“迷魂阵”了。如所周知，陈寅恪没有像胡适那样留下供后人检阅的日记，而是把他的感怀化作一首首旧体诗。借用当下的流行语，陈寅恪的这些诗无意间为研究者刨下了一个大坑，如果不放宽视野，如果不参照其他文本，一味沉醉其中，那么很可能陷入迷途。试想，假如陈寅恪写的不是旧体诗，而是报章时评，这种观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不会把陈氏想象成“栏杆拍遍，何人会，登临意”的卧龙式文人。我们知道，胡适也在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周旋，但好像没有哪位学者说他是“卧龙式人物”，即使有，就一般印象而言，胡适的光风霁月也完全不同于旧体诗中陈寅恪这种“最是文人不自由”的阴郁和压抑。其实，胡适“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与政界人物的交往，以及实际的政治纠葛，都要比陈寅恪深得多。由于世家出身，陈寅恪之于胡适有一点“优势”，也许就是他从父祖辈那里知晓更多晚清政坛内幕罢了。

　　尽管如此，《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仍有值得称道之处。作者认为，“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陈氏有两个幸运的地方：一是他选择了唯一可以实现自我的职业及学术生涯，“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90页）。尤其是第二点，粗看好像没什么，但稍一寻思，我们不能不表赞成——只要看文中所引陈氏夫妇的唱和，即可体会。

　　同样是谈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发表于2001年）是作者读陈氏书信集的随感，至少给我的感觉，该文比《最是文人不自由》（发表于1993年）通达不少。这可能是两种文体（或者说文类）造成的。具体来说，旧体诗这种文类本身在传情达意方面就造成了一些规范（或者说约束），“自古逢秋悲寂寥”就是典型，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估计十有八九都是“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碰到危急关头，便是“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同理，陈寅恪用“食蛤那知天下事”表达他对当局的某种看法，放在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恐怕并不等于他自己要参政、干政。当然，我并不否认陈氏身上存有那种传统士大夫习气，而是想着重指出，一种文类可能会给我们认识、理解学人与学术史造成某种幕障。这或许是值得研究者时刻留意的。

　　刊于《经观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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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音》读后感(二)：对话葛兆光 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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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袁同礼潘光旦罗常培周一良杨联陞黄仁宇庞朴金开诚章培恒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以随笔写尽感受

　　写不清楚白话，就愧对五四了

　　新京报：你写学术史随笔的原因之一，是否是想对思想史本身进行反思？你在书中提到，思想史有时候会“成王败寇”，有时似乎只写成功的故事，所以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被忽略了。而且，为什么要用随笔的方式写出这些故事？

　　这些随笔也包含了严肃的思想史内容，我常常觉得学术史里面，有被过度拔高的，有过于凸显的，有占据主流的，但也有被遗忘的、被贬低的、被边缘化的，这些遗忘、贬低和边缘化，有时候不仅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事情，这些思想史上的事情，又常常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呈现出来，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所以，用随笔方式更加能够表现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包含着我们的学术理想和社会关怀的文章，能够给更多的人看。

　　新京报：采取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是否还与你出身中文系有关？

　　葛兆光：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专业不同。喜欢用这种随笔方式写学术史故事，更多是我自己的有意选择。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研究史学史，毕业论文是史学史的研究，甚至还写考据类的文章，并不常写感性很强的随笔。

　　我非常反感一些学术论著，拿了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理论和概念拼合文章，似乎写得缠绕生涩才显得深刻，好像你写得清晰明白就变得浅薄了。有人对梁启超、胡适就有这种看法，觉得他们不够深刻。其实，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体、胡适的白话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没有清晰明白的脉络，没有“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会影响一代人吗？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从推广白话文开始？为什么说白话文运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国语和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民国时期教科书规定用白话？如果现在连白话都写不清楚，就愧对五四了。

　　其实，对历史论著“写法”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我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强调“思想史的写法”，有人批评说，这把历史变成了文学。其实他没有理解，所谓“写法”的改变，其实会引起整个选择材料、观察角度、观念表达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

　　当学者身处时代

　　天才成群地来，也可能成堆地死

　　新京报：现代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都是现代学者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开始怀念以前传统文人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融学识？

　　葛兆光：时代不同了，现代的学术研究，确实需要领域明确，方法专门、规范严格，这是必须的，我自己也鼓励我的学生，先做好专家，然后再求当通人，先从小口子进，然后再从大口子出。我不赞成那种一开始就想象自己为博学通儒的做法，如果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这会害年轻人的。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所谓活跃人物，他们爱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个基础研究，或者，他们根本看不起所谓“小道末技”，这是很糟糕的风气。

　　当然，文史哲不分家是对的，但要注意，并不是说现代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说传统中国的知识里面，原本没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界限，特别是研究古代中国，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不要用现在学科的分野来割裂传统的资料，也不要简单地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概念去套古代的知识。你说《史记》是历史，但是好奇的司马迁笔下不也是好的文学吗？你说《诗经》就是文学，但研究先秦历史不也要从《诗经》里面找资料吗？你说《周易》是哲学，可是古代哪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易经》就是占卜技术和知识，《易传》里面确实有那个历史环境下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但它未必是哲学。一个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贯通文史哲无疑是必要的，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做起。以前我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要求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开始“认字”，从版本目录校勘开始“识书”。

　　问我怎么看这种（对于通融学识的）怀旧？我觉得怀旧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怀念那个时代的博学鸿儒，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对当下思想状况和学术状况的不满，但是，未必是要让学者回到顾炎武、钱大昕、沈曾植的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其实主要还是所谓人文“知识”的结构组合方式变了，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变成了现在的文史哲三门，过去横着切的，现在竖着切，从过去看现在，确实是割裂了。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学科一些老师，本身知识零碎，缺乏通识，钻牛角尖，把人教成“饾饤”的问题，这主要是没有整体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没有扎实读书做基础的功夫。

　　新京报：不少学者讨论过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钱理群在去年的“精神三部曲”就提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在你写到的这些学人中，你更倾向于哪种与政治相处的方式？

　　新京报：说到“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把时间段放长，大多数人还会想到春秋战国、盛唐时期，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质，但问题在于学人有没有自由的空间。

　　葛兆光：其实，春秋战国和盛唐时代不一样。所谓现代中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古今中西在互相冲击震荡，本来正是思想阐发与学术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空间、最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时候。你想呀，如果一个时代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危机感都没有，大家都幸福感爆棚，不是小确幸，而是大确幸，那就醉生梦死好了，就像我说的盛唐时代是“盛世的平庸”一样，它和既充满危机感又充满可能性的战国时代不同，盛唐时代，留在我心中的意象，始终是像饮中八仙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前程千帆先生说那时的他们是“八个醉的”，其实，这个时代反倒可能是“平庸”的。

　　当然，充满冲突、矛盾、变化的时代，如何可以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样，产生真正的思想与学术？我想，正如你说的要有“自由空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给学者自由环境和思考条件，那么，怎么能让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存在？所以我在《余音》的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自由环境，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成堆地死，你说是不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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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音》读后感(三)：明天会更好吗？

　　大致翻览了这部随笔集，并不长，文章也很零散地写了近现代很多学人。有熟悉的人物如陈寅恪、顾颉刚，有不熟悉的如沈曾植。最引人深思的还是学术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关怀的目的。

　　《余音》这个名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有着一种思想的矛盾在其中。若从好的方面理解，则晚清民国学人的门生后学还在，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学术研究的路径还在继续深入，所谓“余音绕梁”是也；但另一方面诚如书前序言所说的余音绕梁，终会有一切归于平寂之时，如今的这个时代的学人、学术与前辈学者相比似乎总是有所缺憾的。

　　这种缺憾在葛氏看来是缺少一种自由的氛围，缺少容下从容气度、安静读书治学的氛围。太多的急就章，少了雍容自在，缺了源头活水的思想的浸润和灵魂的内省。于是学界乃或拾人牙慧而于东洋西洋玩弄人家的把戏和理论工具，这是引以为憾的。通过对陈寅恪、沈曾植、顾颉刚、朱维铮、杨连升、黄仁宇等学者群体的分别白描，看出的是当下缺少一种气势，一种魂魄，这种气势和魂魄在葛氏看来就是既熟悉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能“预流”，同时能真正关注中国内在的本土的文史传统的学人风范。如果要类比的话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不古不今之学，实际上就是治学搞研究不要预设立场，自己给自己设下许多藩篱，但目前也许这还只是美好的愿景。在《最是文人不自由》 等篇目里，葛兆光先生似乎有一种感慨，一种未来会好吗的感慨，全书里多次谈到了后未必胜于前的意见。

　　在著者看来一个尊崇知识，奖掖学术的环境需要数十年的积淀，几代人的努力。而之前我们做的打破颠覆的工作太多，欠账太多，在浮躁和追求实用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学术似乎更加的专门化、技术化和工具化，失去了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灌注和内省，这是他最担心、焦虑也无可奈何的事情。纵观序文的愤懑、抱怨令人唏嘘不已，读书人能读好书、读进去书在今日已经是难得的奢侈的事情了。未来会好吗，不能等待俟河之清，学人本身似乎就文意来看也应当有超越的追求和群体意识，这也是葛氏寻访前贤心曲，做委婉讽谏的意图所在吧。

　　就具体内容而言，文笔委婉曲折，并不浪费过多笔墨于具体问题上，而是泼墨般的勾勒出学人的精神样貌和治学精神。特别是将学术史与思想史适度剥离，重新审视那些以往被认为保守、落后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倒很是赞同。结尾里的“世家论”也是一篇饶有深意的文字，谈到了颠覆旧秩序所造成的高端精英文化的失序，世家大族在某种层次上对于价值、名誉的追求捍卫确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独特风景。葛氏以陈寅恪祖孙三代的转折作为一个典例剖析出文人士大夫从传统国家社会向现代国家社会艰难转型的心路历程。他的意义也并不是为大族翻案，鼓吹血统论，而是惋惜学术之不纯粹，思想之荒堕矣。

　　明天会更好吗？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对学界的发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而当上世纪30、40年代的学人在日军飞机轰炸、后方物价飞涨、粮食短缺的艰苦环境下却诞生了辉煌不朽的学术业绩，留给我辈后人的思考似乎也不至于术层面的价值，更多的关于“道”的追索发问还需要许多学者的内省，这一过程远未结束，改变或许不远，惟愿精神思想的火种能暗夜潜行，重新燃亮荒原，已成野火而燎原。

　　《余音》读后感(四)：余音或成绝响

　　《余音》一书，是葛兆光先生的学术史随笔选，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是这些随笔中却渗透着葛兆光先生对一些重大学术史问题的思考，如何评价（晚清）民国学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时代对于人文学者的影响如何？葛先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首先，如何评价民国学术，葛先生认为要注意三个大关节，一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二是新发现和新解释，三是自由环境和时局刺激。可以说这些正是民国时期学术地突出地特点所在。正是因为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才使民国学术成为了我们如今学术地原点。也真是因为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才有了新视角，才有了新发现和新解释。学术环境的相对自由促成了民国学术地发展，时局刺激也是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可以说使葛先生对于如今国学热的冷思考。现代学术已经与传统文史很不一样，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根本与原有的传统文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葛先生以史学为例，举出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四个巨大变化，即空间放大，时间缩短，史料增多，问题复杂。国学已不足以表达如今的文史研究之学。其实关于国学在近代的演变，罗志田、桑兵等学者都已指出其经历了国故、国学等的复杂的演变过程，最终国学一词在二三十年代被弃用，人们将之归入于文化史之中。但是本世纪以来，国学一词突然又大热起来，或许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关于时代对于人文学者的影响如何的问题，葛先生认为时势比人强，学术史的进与退、学者的幸与不幸等往往是由时代所决定的。在本书中研究顾颉刚的文章中，葛兆光展示了顾颉刚受现实情形尤其是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机的影响，如何改变自己原有的民族处于多元说的立场，改为著书论述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说。顾颉刚这个历史学的无冕之王，也不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他也不能遗世独立，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在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葛先生分析了陈寅恪的三重悲剧，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者都似乎难逃从政情结的缠绕，这是陈寅恪的第一重悲剧。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撕逼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多病与盲目是加载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这使他几近绝望。而这些不幸很多都是由那个时代所决定的。虽然有这些不幸，但是陈寅恪也有一些幸处所在，他在那个时代选择了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但是总体上看，葛先生还是认为陈寅恪是不幸的，他心灵深处有一种无计派遣的悲哀。

　　葛兆光先生正是带着这样的大的关怀来探讨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这些人物或者已经被遗忘，或者已经被重新发现，或者是当时直到现在都是大名鼎鼎。但是，作者将这些文章合集后起了一个余音的名字。用不同的声音来形容民国学术和思想界的情况也不乏其人。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如王汎森先生用执拗的低音来形容民国学术界中的那种处于边缘的声音，虽然那些老辈学者已经被摒弃于当时的主流学术界之外，虽然他们已经不能用新的话语体系来进行学问的表述，但是这些老辈学人毕竟有所坚持和坚守，所以是为执拗的，是为低音，因为有了低音的存在，所以民国学界的声音也才更圆润和丰厚。而葛兆光先生用余音这一词，也当然有其深意所在。所谓余音就是事物消失之后所留下的最后地一丝声音，所以葛兆光先生也称其为绝响，也就是从此之后再不会出现地意思了。葛先生说他前些年编辑合集的时候，尚希望发潜徳之幽光，但是如今却依心境悲凉。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正说明葛先生认识到了学术的断裂性。而且他已经认为我们如今已经无法接续民国的学术了，所以民国的学术才是余音，才是绝响。所以，这样看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通常认为，中国学术经历了近代转型之后，从四部之学转为七科之学，然后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和形态进行发展，虽然其中经历了学习日本，学习欧美，学习苏联再到学习美国的转变，但是总体上还是按照民国时期开创的学术涂辙走下来的，但是如果按葛先生所说，民国学术是余音，那么我们今天的学术当然就不是按照民国时期的轨道走下来的或者继承下来的。或许这也透露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难解性，桑兵在其新作《江湖学术》中有一篇重估白话文的文章，认为白话文只不过是民国时期学者们计划的废除汉字实行拉丁文的过渡计划而已。所以，白话文其实只是一种过渡性文字而已。但是最后的结果确实过渡性的白话文成为了现代汉语，而且也不会在走向拉丁化。这无疑是一种双重的断裂，民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断裂，当代学术与民国学术的断裂。但是，我写故我在，当年人无法用写文言文而反对白话文，于是开始创立白话文来反对文言文，我们现在若要反对白话文，难道就可以做到用白话文写成的论文来反对文言文了吗？

　　《余音》读后感(五)：站在门口窥探

　　年初在观察家书评上看到这本书，半年过去终于算是读完了。葛兆光先生是我童蒙时期就闻名的大家，但还是第一次通读他的作品。

　　作为一个文史门外汉，连爱好者都不能算，这本书虽然只是随笔，也确实很有陌生感。不是思想史、学术史的学生或是学者，这本书其实给我的是一个管窥，看看这一领域的巨匠是如何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其中的具体问题譬如清季的佛学发展，顾颉刚的疑古论战，五四运动与新文学。我既没有专业能力，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去探究。最大的收获还是在于通过葛先生的笔，感受到一百五十年来学人们的精神，给我未来的方向与鞭策。

　　简单记录一下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做学问必须有最够高的“视野、境界和气度”。那些鸡毛蒜皮、充满功利性的短视题目，确实没有必要着手去做。虽然很难做出成果，但是眼光一定要放高放远，以极高处立意，才能做出对今世后世都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时间不长，不能多下“废子”。之前的思路是没有错的。如果做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宁可不做。第二，学术文字上必须严格要求。过去要求自己太松了，常常不加详细审阅就交出去。切切自省。

　　和一、二月份看的胡适传类似，这些对学者的记述文字总是对我的工作有指导意义的。但是下一步还是要回到专业上做具体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