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理智》经典读后感10篇
《悲伤与理智》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5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著名的美籍俄裔诗人、作家，曾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悲伤与理智》是继《小于一》之后又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收入这本文集的21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有几个主题，即“诗和诗人”、“诗人和散文”、“文学和世界”等。可以说这本散文集是掌握布罗茨基的诗歌观、文学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诗歌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无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他强调诗歌与文学的要义是避免套话和重复，而这正是艺术区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他阐释诗歌对散文的滋养，指出好的散文，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强调诗歌对促进散文的美学品位与哲理深度统一的重要性，“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他提出发明蒙太奇手法的是诗歌，而非爱森斯坦；并且自豪地宣布：“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把诗歌提升到了改善人类文明状况的高度。
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苏联度过，博大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哺育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大部分诗歌是用俄语写作的。但是，在苏联入狱被囚的痛苦经历，促使他最终移居美国，让他对文学与自由、国家的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布罗茨基显然持有文学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颇有暗合之处。然而，布罗茨基毕竟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更强调文学对保障人性、发展人的丰富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告诉我们：“文学是社会所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
布罗茨基认为人首先是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这与文学艺术来自生活的传统观念反向而行，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其独特的价值。他还强调“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道出了艺术在于创造和改变生活的真谛。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所涉很广，他审视作家的流亡状态，“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丈量你自己”；他冷静地点明历史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如说是丧失的过程；他分析神话的特点是探讨神和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直接地说即无穷和有穷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告诫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对和尊重苦闷，“正因为预见到了这种无生机的无穷，才会出现人类情感的紧张，关于新生活的想法也常常由此而来”；他在给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表明抗拒人心庸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怀疑的态度和良好的文学趣味”；他笑谈旅行的目的就好像喂养一只永远吃不饱的章鱼，“不断需要新的细节充作它的夜宵”。
然而，布罗茨基的诗人与作家身份，决定了他最关注、最擅长的还是与文学和阅读有关的话题。他告诉我们阅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掌握一种简洁、压缩与融合的表达方式。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了漠视读书对于个人乃至民族的危害性：“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终将受到惩罚；如果这个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联想到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弥漫、网络碎片化阅读风靡的当下，布罗茨基的这番话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布罗茨基在纪念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一文中指出，弗罗斯特诗歌中孜孜以求的无非是“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的诗歌是冷峻清冽的，他更推崇诗歌中的“理智”元素。然而，他在散文中却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用本书译者刘文飞先生的话说，其散文的特征是“随性自如却又严谨细密，一泻而下却又字斟句酌，形散而神不散”，富于感染力。在本书中，布罗茨基用心追忆、着力论述了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等五位诗人，尤其是在怀念斯彭德的文章中，布罗茨基将一个亲切随和、善解人意、慈祥睿智的英国诗人斯彭德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闪耀出人道主义的温暖光辉。
诗的散文性、散文的诗性，也许是布罗茨基独树一帜，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二)：晦涩的一本书
用了三个月，终于翻完了，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自虐。很多时候都不知所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大量的陌生名字、陌生神话让我不停百度。句式混乱、晦涩，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原版就这么天马行空。也有可能是自己太不敏感，太没有文学素养。 能看懂的极少，即《战利品》、对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这些演讲非常精彩，满满的人生智慧）、《悼斯蒂芬 斯彭德》。《悲伤与理智》对弗罗斯特《步入》的分析，《求爱于无生命者》对哈代四首诗的分析挺精彩的，虽然我并不了解格律，我个人很喜欢《步入》这首诗。 占绝大多数的看不懂的文章中，有些段落显示出作者的敏锐洞察力和博大智慧。这些闪光点让我震撼甚至颤栗。之前读的时候标了很多标注，一整本书翻完，回过头去看标注，好像都忘记了，呃。 这本书带给我的彩蛋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有更深一点的感受，再去看一遍《日瓦戈医生》可能会理解得好一点。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三)：神和凡人的语言
这些篇章里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由此可见对于布罗茨基这位诗人而言，个人的品味果然还是更倾向更接近理解范围的内容……
整本书读完，最大的感受是，诗人相较于一般小说散文类作者，巨大的优势是有更天马行空的思绪，这个思绪不是大的框架，而是在细节的掌控上，简直让人惊叹。
“一位旅行者对于古代遗迹的尊重要远远超过对现代建筑的态度。”
“任何一趟被地图左右的旅程均将以购物探险作为结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整趟生命旅程其实也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往返行程也是一种可怕的心理陷阱，因为返程票会使你丧失在心理上融入该地的所有机会。”
“重复就是现实的首要特征。”
…………
尤其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是翻译过来的，但想必他用其他语言在写哪怕明明是散文样式的东西的时候，都充满着诗人自带的跳跃。他的句子与句子飞来飞去，字与字衔接的更是像在跳舞。这可能是诗人的天性。
但对于这本书里用了很大篇幅去讲的韵律。几度真的看不下去，几乎想弃掉这本书。
一直在想，诗本身的意境和内容是值得全世界去分享的——只要你更好的去把原版本翻译的滋味俱在。而押韵和韵律，甚至一些音节……我想是否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下？毕竟中文和英文又或俄文，想去保持原有的味道又要把那些复杂到极致的韵律体现出来，有些强人所难。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觉得也一定是舍弃了一些什么才拼凑出了那种翻译。
那么对于韵律的各种赞美和教学，我想对正在读中文版的异国人而言，真的感受不到那种神奇的引导。
而布罗茨基真的对韵律这个东西，太情有独钟了。以至于一首诗里，恍惚让我认为，他更注重的是所谓的韵律，而不是诗作的本身意境。
布罗茨基说诗就像是神的语言。是一种指引。恕我不能认同。毕竟如果真的有神，他要兼顾全世界的不同语言，而不为某一国服务。
努力去欣赏了几首书里提及的诗作，确实没找到什么感触和感觉。可能源于自身的欣赏能力。
对我来说，布罗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的开头所写的：
【“商务还是消遣？”
“您认为葬礼属于哪一种？”
他摆摆手让我过关。】
这样短短的三句话都比之前的那些诗歌更让我震撼。
又或者说，这样的三句话，是否可以单独成为一首诗呢？
如果可以，那我想我也是喜欢诗作的。不因它的韵律，不因它的发音，不因它的结构。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四)：美的救赎
文：宋佥
冷战时期的苏联曾经造就了一份长长的流亡作家名单，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当属索尔仁尼琴与约瑟夫·布罗茨基了。但除却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共同身份外，二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学理念可谓大相径庭。与单刀直入地披露体制之恶、控诉苦难与迫害的“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不同，布罗茨基从来不是一个高擎道义大旗的反抗者；甚至可以说，他的艺术视角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化的。然而，两者殊途同归的流亡之路却又强烈暗示着布罗茨基身上必然有某种更加微妙，但同样为苏联体制所不容的特质。如果说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苏联异议作家的理想形象，那么布罗茨基便是一个思想上彻底的异类，而不是异议。他并不振臂高呼，公然反抗，而是默默地坚持着一种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迥然不同的世界观，而这恰恰是他创作的根基。翻开布罗茨基生前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触摸他思想生长、成形的脉络，理解这种信念的内在逻辑，聆听一个诗人的灵魂之曲。
布罗茨基的童年是在卫国战争的炮火中度过的。在那场空前惨烈的列宁格勒900天围城战中，布罗茨基一家从饥饿的魔爪下死里逃生，文集的开篇便与他人生最初的这段记忆重合。然而，回首往事时，布罗茨基的心灵之眼却并不是在饥饿、苦难上聚焦，而是在一件看似不可思议的小东西上：美国牛肉罐头盒，而且他记忆最深的“并非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形状”。当布罗茨基看着母亲一圈圈拧着钥匙一样的开罐器打开罐头盒时，他被这神奇的机理迷住了，因为这是他第一眼瞥见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如果说一个人的孩提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这无疑是一种预言式的选择，预言的谜底就在紧随回忆录的一篇美学理念阐释中。“美学即伦理学之母”，布罗茨基写道，“‘好与坏’首先是一个美学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每一个初来人世的婴儿都会“下意识地完成美学选择而非道德选择”。在一片单调、灰色的城市废墟中，在“钉子、锤头、螺栓支撑”的战争机器中，这个精巧圆滑、印有外文字母的红褐色罐头本身就是一种异类的存在，而这便是幼年的布罗茨基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审美选择，他此后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选择都是这个开端的逻辑延续：“飞利浦”收音机，长发与喇叭裤，宣扬“一人对抗全体”精神的好莱坞电影，秘密流传于青少年间的私刻爵士乐唱片。对于苏联体制而言，这是一部异类如何诞生的警示录；对于布罗茨基而言，这却是他个性与自我认知的端倪，而这恰恰是一个诗人诞生的第一步。“一个人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 布罗茨基宣称：独特性 “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窥见了他世界观的轮廓。布罗茨基反对将个体视作历史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块铺路石，反对唯理性主义的社会阐释理论，声称“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偶然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偶然性赋予每一个个体以意义，而不是将他们视作一个个严格按某种机械原理啮合运转的齿轮。
一个个体一旦获得了这种相对于周遭群体的独特性，那么他最恐惧的莫过于再次被群体所吞噬，个性在千人一面的社会化复制中湮灭，而布罗茨基置身的那个“充满了同义反复”的社会更是让这种恐惧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他需要的是一种使他免遭社会同化，不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的庇护所，这种焦虑甚至超过了他对任何实际迫害的担忧。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存在意义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性的“必然性”，如果历史不是一道线性的进化轨迹，那又是什么在冥冥之中引导着人类？一切又回到了那个赋予他个性与自由的最初动因：美学。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那便是缪斯，便是诗歌，便是拒绝重复，“拥有自身的演变、动力、逻辑和未来”的语言艺术，而正是这些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他甚至大胆宣称语言艺术“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而作为语言最高形式的诗歌“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到了这里，缪斯已经超脱了任何现世、实用主义的价值，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至高理念。正是这种近乎宗教的情愫塑造了布罗茨基心目中诗人与语言的相对关系。
在布罗茨基看来，“缪斯就是语言的声音”，而那个向诗人“口授出下一行诗句的东西，就是语言”。因此，并非是诗人在支配语言，差使缪斯，而恰恰是缪斯支配了诗人的情感，“将他的爱情变成了她的独白”。而缪斯身后的语言更是一种最古老的终极存在，具有独立的无穷意志，而所有的诗人都是在不自知的状态下传达着那个意志的声音。这些充满神秘主义情感的语句绝不仅仅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它们恰恰是布罗茨基诗歌观念的真实流露，并且深刻影响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解读。例如，在哈代的名诗《黑暗中的画眉》中，布罗茨基听到了一种不属于人类的超然，听到了“语言自非人类的真理”涓涓流入人类世界的水声；在剖析里尔克以一则希腊神话为主题的杰作《俄耳普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时，布罗茨基认为，正是一种超越了人类自身之有穷性的无穷力量在这则脱离时空的神话中得到体现，驱动着作者的笔端。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这是凡尘的诗人在向语言之声——那个不朽的无生命者求爱。
布罗茨基对缪斯的崇拜绝非空话。他曾经在国会图书馆的演讲中大声呼吁，诗歌不应该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中间，而应该成为一种面向千家万户的公用事业，建立一个由国家资助的全国性诗歌销售网络，否则，人口膨胀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文化倒退，使“人类无法清晰地说出心声，无法表达自我”，最终诉诸暴力。可见，每个有信念的人最终都希望以自己心中的理想来救赎世界。信仰道义的人会祭出道义，而对布罗茨基来说，救赎之路就在美、就在诗，因为归根结底，“美将拯救世界。” （转自 15.05.31 深圳晶报 ）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五)：On 悲伤与理智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我是论述者。 从这本书出现在一堆审计报告中间的那刻开始，就有一种奇妙的异域感觉。想象着一个地方堆满A4纸，装订好的册子封面也只不过一张白纸用36号黑色字体在正中间写了几行字，翻开来都是华文楷体+Times New Roman以及斜角Logo，突然出现一本彩印的32开本硬皮书，不用翻开我就很放心这里面一定不会出现类似“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令人读不懂的语言。然而很可惜我不仅仅读懂了还能够默写出来，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已经变成一名“会计文学者”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上一次接近他们还是帕慕克的红，因为我一向不觉得存在什么国际文学，只有中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之类的范畴。文学是建立在文字上的，文字是建立在语言上的，语言是无法变成全世界的。 诗歌也无法变成全世界的。布罗茨基如是说： 如果你们的母语是英语，我可以向你们推荐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叶芝、T.S.艾略特、温·休·奥登、玛丽安娜·穆尔和伊丽莎白·毕晓普。如果你们的母语是德语，我推荐的是莱纳·马里亚·里尔克、乔治·特拉克尔、彼得·胡赫尔和戈特弗里德·贝恩。如果你们的母语为西班牙语，那就是安东尼奥·马查多、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刘易斯·谢尔努达、拉斐尔·阿尔维蒂、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和奥克维塔奥·帕斯。如果你们的母语是波兰语，或者，如果你们懂波兰语的话（这将成为你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本世纪最非凡的诗歌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我则乐于向你提起列奥波尔德·斯塔夫、切斯拉夫·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尔伯特和维斯拉瓦·辛姆博尔斯卡。如果你们的母语是法语，那么当然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儒勒·苏佩维埃尔、皮埃尔·勒韦尔迪、布莱斯·辛德拉斯、保尔·艾吕雅的一些作品，阿拉贡的少许东西，以及维克多·谢加仑和亨利·米恰尔。如果母语是希腊语，你们就应该读一读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乔治·塞菲里斯和雅尼斯·里特索斯。如果你们的母语为荷兰语，那就应该是马丁努斯·尼约赫夫，尤其是他令人震惊的《阿瓦特》。如果母语是葡萄牙语，你们就应该读费尔南多·佩索亚，也许还应该读一读卡罗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如果母语为瑞典语，就请读圭纳·埃克路夫、哈里·马丁逊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如果母语为俄语，那么至少可以说，要读一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安娜·阿赫马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克留耶夫。如果母语为意大利语，我不想冒昧地向在座的各位提供任何名单，假如我提起了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和蒙塔莱，这仅仅是因为我早就想向这四位伟大的诗人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诗句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能够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对他们表达感激，我感到非常高兴。 很可惜，如果你们的母语不是以上提到的那些，那么你看到这么一串名字的时候大概头疼得跟读一串二进制代码没什么差别，我还是这么翻译一下： 如果你们的母语是中文，我可以向你们推荐顾城、季羡林、梁启超和胡适。 所以每一个名字都鲜活起来，甚至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一个带着帽子站在街头的少年，一个坐在红木书桌后面的耄耋老人，一个额头锃亮梳着满清辫子的年轻遗老，一个西装革履的现代先生。甚至他们的书也似乎出现在了桌面上，小册子、苍劲的稿纸、竖版线装书和笔记本。这样，你大概能够想象一个精通英语法语波兰语的俄语母语的作家在写出那些名字时候的景象。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泰戈尔）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郑振铎） 英文中的Let Life Be展现出一种deliberate的生活，而中文的再创造，让绚烂和静美成为夏花和秋叶新的形容词，泰戈尔和郑振铎分别创造了英文和中文文学，而不是同一种叫做飞鸟集的文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飞鸟集是泰戈尔旅居日本时用英文写下的短篇诗集，所以严格来说，也不是孟加拉文学。 而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英文版名字上便告诉我们这是一篇哲学小品而不是诗歌艺术。这个书名不禁让我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On Interpretation, On the Soul, On Dreams，一种深思熟虑的论述。休谟是An Enquiry Concerning...，康德是Critique of...，都是个人风格的体现。布罗茨基同时需要出世和入世，并且在这两种状态中随时切换，钻进去（出世却是钻进去而不是出来）后再出来，带出一首新的诗，但是把苦闷的状态留在里面，呈现给他的朋友是哲学性的劝诫。你们无足轻重，你们只是缪斯的工具而不是接近缪斯的人，你们是有限的，也正因此而具有活力，激情，欢乐，恐惧和同情。 汪曾祺也曾应邀赴美，评价过别人的诗：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遥寄爱荷华》） 不知道布罗茨基读了，是不是也一样感动。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六)：转张德明文章 《悲伤与理智》：在粗鄙的世界中拯救优雅
《悲伤与理智》：在粗鄙的世界中拯救优雅
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
在我看来，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一本教会人们如何在一个粗鄙的世界中，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发现优雅，拯救优雅，创造优雅的好书。
全书从最不优雅的物件——作为二战战利品的牛肉罐头——开始。“太初有肉”，这是翻开此书的第一句话。仿佛是注定要成为注重形式的诗人，布罗茨基对那个无肉可食的战争年代的回忆，居然不是罐中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外观、颜色、材料和结构。以这种方式，这位前苏联诗人就有意无意地与那位名气比他更大的法国小说家拉开了距离。同是追忆似水年华，同是写食物，普鲁斯特记得的是它的内容——舌头和上腭触及小马德兰点心时的美味，而布罗茨基记住的是牛肉罐头的形式。不过，我斗胆怀疑，以下引用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诗人对童年的回忆，不如说是他成年后对模糊的原始印象的诗性加工。无论如何，一个四岁的儿童是无法说出诸如“高高的方形铁盒，一侧附有一个钥匙的开罐器，这些罐头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机械原理，某种不同的整体感受”（第1页），以及“那把开罐钥匙卷起一圈细细的金属铁皮”之类的专业术语来的。无疑，这些物理学词汇都是成年诗人的诗性建构，正是这种注重形式结构的话语，让这个牛肉罐头摆脱了粗鄙的物质性，进入了优雅的诗性领域，成为审美对象。通过这个以及之后的其他细节，诗人似乎在暗示，要成为一个优雅的诗人，最大的奥秘是必须关注形式甚于关注内容，关注声音甚于关注语义。回忆一只收音机，他想起的是背面那六个对称的孔洞，阴极管闪烁的微光，和由焊点、电阻和阴极管组成的迷宫。打开一个美国暖壶瓶胆，内部是一个变幻无穷的光学旋涡，诗人会一直盯着其中的层层倒影看。对于参战敌方（德国）的武器装备，孩子们更感兴趣的是念出它们名字时的听觉诱惑和奇异感受。不错，要成为一个原创诗人，首先得有一对关注形式的瞳孔和一对凝神谛听的耳朵。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想象力，在童年诗人眼中，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个夜间的城市，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拆开它的背板，看上去就像一张地图，公路、铁路、河流和支流历历在目。“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通过收音机和好莱坞梦工厂，少年诗人认为自己“当时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许是仅有的西方人。”（12页）看到一辆雷诺2CV轿车，诗人觉得“它的侧窗泛出微光，就像是一位竖着衣领，戴着近视眼镜的人”（15页），心里感觉到的就是幸福。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
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觉得《悲伤与理智》的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三篇细品原作的散文，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小溪般缓缓流淌中裸露出底下光滑坚硬的卵石。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布罗茨基选择的这三个文本，都是传统格律诗，音步或韵脚中规中矩，原文读来朗朗上口，换言之，它们讲究形式和规范，不是那种词句错落、结构无序的现代主义自由诗。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布氏”优雅——刻意，挑剔，而且执着地追求形式。布罗茨基认为，“最终将诗歌从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好的韵脚”。（350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的思想转向了美国的弗洛斯特、英国的哈代和德国的里尔克这三位相对注重形式结构的现代诗人。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像时下一些批评家那样，大而化之地将优雅的诗歌蒸发为诗化的哲学或思想，而是从词语和声音入手，不嫌其烦地分析和解读诗人的主观意图与其所运用的物质材料（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互动中作为“制作者”（poet,ormaker）的诗人摆弄语言的手艺和技术。
左右开弓，兼任诗人和评论家的布罗茨基，其诗学见解自然非同一般。在解读和评价其同行作品时，他更像一位挑剔的食客兼厨师，知其味而又知其所以味。在举起勺子、伸出舌头啧啧尝味的同时，又免不了对食材、刀功、火候、烹调技术来一番点评。《红楼梦》里说到，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吃到一道菜，赞不绝口，当她知道是茄子时，简直惊呆了，原来茄子还可以这样做法——“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用香菌，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在瓷罐里封严，要吃时拿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越是普通的食材，越见厨师的烹调功力。布罗茨基懂得，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分泌出来的悲伤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运用得法，就能将粗鄙转化为优雅，达到希腊悲剧般的净化效果。比如，弗洛斯特以一首单调的五音步诗《家葬》，讲述了一对乡村夫妻之间的沟通悲剧，释放了悲伤积蓄的能量。叙事者则在旁冷静观察，不介入任何一方。诗歌扮演的是命运的角色，不是直白的情感宣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精致的形式和匠心传达出来的。布罗茨基关注的形式和匠心，除了叙事的节奏、诗行的排列、音步的轻重之外，还包括了诗页两边的空白，同一个动词出现的次数，甚至感叹词“哦”的运用等等细节。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随心所欲驾驭日常生活材料的能力，恰恰是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它暗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超然”。（265页）
因为超然，所以优雅。超然的优雅，可从两方面看。对诗人来说表现为敏感，关注表情、动作、词语（无声的和有声的）中隐含的情感和心理诉求；从宏大的民族语言词库中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将其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对评论家来说，则表现为敏锐，如蜘蛛倾听网上轻微的颤动般，捕捉到文本中语词的细微差别，进而对诗人的创作动机和情感诉求作想象性还原，关注他是如何“将有实义的单词爆破成纯粹的非语意声响”，又将非语意的声响如感叹词等，上升为有实义的单词的。比如，在分析哈代诗作时，布罗茨基在四音步扬抑格中听出了马车颠簸起伏的运动方式，在“相互碰撞的辅音和张着大嘴的元音”之间领悟了诗人“蓄意为之的笨拙”背后的情感张力。
除了听觉维度以外，布罗茨基还特别关注“诗的视觉维度”。现代诗不同于传统诗的一点，在于它主要是以印刷品形式出现而被人默读的。因此，诗行在页面上的排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诗意的传达。在评论哈代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后即兴创作的《两者相会》中，布罗茨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诗行的排列和韵律的互动上。他注意到，冰山和邮船，这两个砰然相撞的庞然大物，其外观极为相似，都显现为一个锥体。全诗的排列和音步设计就是按照这个锥体建构起来，缓缓推进，将读者带入一场文本上的潜水探险的。布罗茨基认为，诗人对“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的认识，对科技万能的信念发出的怀疑，或对人类虚荣而遭报应发出的哀歌，正是在形式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中逐步传达出来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非尝过创作甘苦者不能为也。哈代之灵若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写到这里，我斗胆说一句，这首诗中译的标题不尽如人意，将英文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Twain译作《两者相会》，过于拘泥原文，用词似欠优雅。其实有一个现成的佳译《双峰会》（飞白译）可以采用。“峰”，令人联想到锥体，与原诗主旨不谋而合，也与全诗金字塔式的建筑结构（两个三音步和一个六音步）恰好吻合，不知译者和责编以为如何？
上述这一切文本细读（以及本书中其他优雅的文字），除了敏锐的直觉和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大把大把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布罗茨基做得不嫌其烦，乐此不疲，读者则如野鸭顺着溪流般地跟着诗人的思路走，完全享受到了这种知性之美。整个解读过程，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富有和奢侈，而优雅的基本前提，在我看来，就是奢侈，包括挥霍时间，溢出过剩精力，做无用之事，等等，总之，超越日常谋生的粗鄙欲求。据布罗茨基本人回忆，当他还是个8年级的学生时，一个冬日的上午，课才上了一半，他突然站起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自动退学了，原因是由于“年幼，不得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操纵而对自己产生的厌恶”，以及被“自由”和“那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无尽头的大街所产生的隐秘的快感”所吸引。此后他浪迹社会，做过烧炉工、运尸工、地质勘探员等十余种工作，曾屡遭拘讯，多次入狱。据布罗茨基自己说，1972年在某一天，他在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被告知说，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并且不由分说，便将他塞进一架不知飞向何方的飞机（苏联政府为他指定的去向是犹太人祖先居住的地方——以色列，被他断然拒绝）。从此就开始了不知何时为尽头的流亡国外的生活。
在权力和资本的目光中，天下熙熙，皆为权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为利、权所诱者，不是“社会寄生虫”，就是精神病患者，均应逐出正常社会。的确，从世俗和实用的角度看，写诗或论诗，其付出和收获之间实在不相匹配。这也应了弗洛斯特在一首名为《铲落叶》的诗中对写诗这活儿的自我反思。在秋叶飘飞的季节里，手持笨重的铁铲，把院子里的落叶铲进麻袋里，铲了老半天，装了一麻袋，拎起来还是轻飘飘的。不错，诗歌无用，然而优雅。而优雅，正是文化的核心。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所说，文化是闲出来的。诗人从混沌、污浊、粗鄙的日常生活泥潭中，淘出瓷泥，捏，塑，烧制成“精致的瓮”，让我们能吟颂、欣赏其间，并在抚靡、把玩之余，发出“人生毕竟值得一过”的感叹。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收入本文集的散文并非全都发表于纯文学期刊，一些演讲辞也并非针对大学文学系学生。题为《猫的“喵呜“》那一篇居然是在一个商业化和实用性的瑞士某基金会上作的发言。这或许从某个角度给我们以启示，欧美的企业家更懂得如何享受奢侈，知道务虚的清谈能激发创造力。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阅读诗歌至少是一种语言上强烈的潜移默化。它还是一个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诗能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覆盖一片巨大的精神领域，最终常常能使人获得一种顿悟或启示。”（219页）
关键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欧美的这些忙人们，还有一付闲心思。或许是出于传统的惯性，或许是源自文化基因，他们心中还存有对诗人和诗歌的敬畏，知道这两者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利润，但却能超越粗鄙的实用性，使人变得优雅一些。而这一点，恰恰是眼下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最缺乏，或最需要的。说句难听点的话，眼下他们只能暂时满足于喝一些既无学养也无营养的心灵鸡汤。从这个意义上讲，《悲伤和理智》既是小众的，也是“中众”（介于小众与大众之间）的，它不仅适合那些爱好文学和诗歌的文青们，也适合于那些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与粗鄙之人、粗鄙之事打交道，但心中尚存优雅理想，想在精神上把自己变得更高贵、更奢侈些的人们阅读。
张德明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七)：诗与思的缠绵——评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
（刊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7月17日12版）
文/俞耕耘
布罗茨基一生以“俄语诗”与“英语散文”合璧双绝，在美国及西方文化界广受推崇，享有世界性声誉。去年，文集《小于一》在国内出版产生的影响足以证明纯文学雅正品味的召唤力量，今年《悲伤与理智》的首译则更加引人瞩目。
这部作者生前最后的散文结集，具有一种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其文艺思想与美学意识都得到集大成式的呈现。全书所收文章类型多样，可谓体现了作者的“大散文观”。然而，这部书却不是“杂烩”的文章编年，它始终围绕着“诗与诗学”的主题，探讨了文论史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如艺术本体、创作机制、文体意识及诗歌阐释等）。
虽然作者对理论“体系”始终拒斥，然而，你能时刻感受到他对艺术形而上的思考与迷恋。这体现在他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深刻洞识与创见，这一主题也是西方艺术本体论、认识论的聚焦所在。在书中，布罗茨基颠覆了艺术模仿论、反映论等两大主流，“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艺术本身就是现实的浓缩形式，它为生活确立了一种更完美、更理想的典范。作者对诗的守护，正源于他将诗歌语言视为通往无限艺术本体的形式，“它并非是关于现实的阐释或隐喻，而就是现实本身”。布罗茨基旨在表达他凭借诗歌“生成”现实的伟大实践，这在本质上是以一种“生存美学”式的艺术-生活同构取代了反映-模仿的二元隔阂。在《第二自我》中，作者表面描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创作机制，诗人完全依赖于缪斯的神授与天启。实则不然，文中的缪斯早已嫁给了人类语言，这不是柏拉图式的神谕回想，而是诗人成为了语言的“喉舌”。语言创造了诗人，正如“神话利用了里尔克”。（《九十年之后》）这种创作主体的客体化退隐，彰显了艺术介质与创造物的自由意志，成为布罗茨基诗学中的独特亮色。
作者以一种诗歌本位的立场，强调了诗对其他文体（散文、小说）的训导姿态。“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然而，他终究没有像其推崇的先辈贺拉斯一样“以诗论诗”，写成《诗艺》这样的阐释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布罗茨基是一个文体家，他使散文接受了诗歌语言的“训诫”，以奇丽精致的“隐喻”浸入了散文描述性的“平铺直叙”。他借用诗歌的断章形式，这不仅是结构意义上的实验（如书中译序所言“镜像”、“地毯”等结构），它更是在展示一种书写思维上的雄心：以诗歌空间上的“共时性”延展对散文线性结构的“历时性”进行了消解。布罗茨基“诗体散文”的文体意识，体现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
作者对弗罗斯特、里尔克及哈代诗的精微阐释全面呈现了他的诗歌美学，成为全书的重心。布罗茨基以近乎偏执的“细察”，极为冷峻的“理智”融入诗歌分析。他的阐释不同于“新批评”对内部形式结构的挖掘，同时也对外部的社会学分析抱有反感。在《悲伤与理智》的题名散文中，作者对《步入》一诗借助潜文本（但丁《神曲》）的“对位”阅读，以审美分析建立起“意象世界”，揭示了一个完整的隐喻“主题”（自杀或死亡）。布罗茨基的美学在本质上发挥了诗歌全面调度的最大潜能。他注重全景与聚焦的切换挪移、色彩美感的强烈比对、感官统觉的弥漫魅力、字词重复的意义解构以及音韵形式的情绪内涵。更为精彩的是，布罗茨基发现了诗的自足世界，重构了诗的时空美学，“同时超越了考古学与乌托邦”。他认为格律时间的当量是建构诗歌时间的手段，焦点的丧失则是遁隐无穷空间的秘钥。
悲伤与理智“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它彰显着全书的精神内质，更说明了“诗性智慧”与“智性思维”的异质统一，体现着海德格尔式“诗思合一”的艺术追求。
文章链接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7/17/content_12_4.htm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八)：纯文学的力量
去年，《小于一》出版，今年，是《悲伤与理智》，伟大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两部重要的散文集在中国大陆的接连推出让他如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这位20世纪苏俄时代最独特最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早已因《文明的孩子》一书而成为中国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启蒙，但如此大规模的、完整的译介，似乎来得也并不算快。据说，《小于一》的销售盛况空前，让出版社始料未及，数次加印，难道是文学阅读的春天又回来了？书评人乔纳森在他编写的2014年中文新书过眼录里提到这本书，说：“知道好，但有点喜欢不起来。”这话说得中肯诚实，喜欢布罗茨基的人本就不该多。听《悲伤与理智》译者刘文飞老师说，有次几个研究布罗茨基的美国学者到北京来，他拉上些喜欢布罗茨基诗歌的朋友，搞了个非常小型的朗诵会，把那几位洋教授感动得要流下眼泪来。大家都感慨，像布罗茨基这样小众（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应该叫高冷）的作者，能在异地他乡，遇到一二知己，甚至只是略知其名，或翻过几页他的作品，已能让人万般激动了。
图书销售和文学阅读本来就是两回事，文学阅读与理解文学也仍不能构成一件事，所以，处于文学金字塔顶端的布罗茨基自然是寂寞的。纵观这本《悲伤与理智》里收录的散文，似乎永远都只是在谈诗人与诗，语言与文学这类看上去熟悉得不行，实际上却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话题，也不是说他不谈别的，比如他也会谈到旅行，谈到历史，因为这些散文中有好多是出于一些需要，或者应景而作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放不下他诗人的身份，睁着一双诗人的眼睛，目及之处，都无一幸免地成了他身为诗人而要探讨的关于文明，文化和文学的一切。布罗茨基毫不掩饰地强调文学，主要是诗歌的优越性，甚至，他认为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而语言在他看来，是拯救者、是自由和解放，这些统统和人类命运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甚至能构成人类命运的全部核心价值。所以，再也没有比文学更重要的存在了。很强烈，很孤注一掷吧？实在让人轻松不起来吧？综上所述，大概可以比较明确地道出这集子的强度了，如果你要读它，那么请务必先试着去接受这种强度，这是一个太过精纯的作品，需要同样纯粹的对待。
如果要给作家划分类型的话，我觉得布罗茨基应该属于警句型的作家，这类作家通常对语言有着虔诚的信仰，他们深信语言的力度，深信它能带给思维的关键性影响；他们同时对表达有着一定的掌控欲，或者说他们善于倾诉和总结，善于挖掘与提升；对于简洁的力量的只是，区别于诗歌中的克制与理性，写散文的布罗茨基给人带来热情而恳切的印象，对面西方世界，他似乎是在寻找机会说出一些他没法用诗歌去言说的话语。诗歌是他心中的神，给了他语言的极致模式，给了他灵魂的最高向往，当然，也给他带来最沉重的负载。所有严肃的创作者都不可能带着一颗绝对轻盈的心去写作，即便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轻盈的，布罗茨基尤是，他的沉重还体现在他身后庞大而复杂的政治背景，他的犹太血统，他流亡者的身份。对于流亡的状态，布罗茨基有过十分沉痛而深切的自我开掘，他很清楚那种尴尬境地，流亡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终极悖论。上世纪七十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后，布罗茨基终生没有再回到他热爱的彼得堡，虽然始终坚持用母语写诗，但他又何尝不想让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他，接纳他？一手写俄语诗歌，一手着英语散文，语境混合着处境将布罗茨基推向一个更多元化，也更为繁复的写作现实。
西方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猎奇心觊觎着这个流亡者，希望从他嘴里获得些什么，而这个流亡者自己，却肩负斯拉夫文学根深蒂固的使命，他有自己的价值认同，并不愿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弃儿和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傀儡，于是他只能坚守自己的文学阵地，用兼顾深情与冷峻的笔调不断地自我提纯。看布罗茨基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集权的控诉很多时候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单从《战利品》一文中就可以看出，当布罗茨基处理集权、文明、现代性这一类问题时，是举重若轻的，他仍然是在用一颗诗人的大脑思考，他强调个性的重要性，强调语言的至高作为，强调回归传统的文学精神，他的准则与衡量的尺度都是文学的，而非政治或哲学的。分析国际局势，洞空大国关系这显然不是他的长处，也没必要成为他的长项，在不得不被问及类似的问题时，他甚至会显出些许窘迫来，这很好啊，这才能更能说明他就是个诗人，文学是他唯一可以长袖善舞的领地。布罗茨基的传记作者谢洛夫比较过他与流亡时期的索尔仁尼琴给美国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谢洛夫认为，比起严肃坚硬的索尔仁尼琴，西方知识分子更愿意接受和认可布罗茨基的观点，其原因与其说在于他们演说的内容，不如说在于他们演说的风格。布罗茨基，无论在外貌还是举止看上去都更是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不布道，不指望获得绝对真理，他只是恰到好处地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道出自己的思考。他的表达方式给了那些西方听众足够大的思考空间和自由度。在谈及他犹太血统时，谢洛夫也提到：“在文化方面，布罗茨基是倾向西方的俄国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直接传人。”当他用文学这杆标尺来衡量这个世界时，他的价值取向是恒定的，趋于统一的，于是也就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强大的兼容性。
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同时将文学的绝对性和包容力挖掘到这样一个深度，或者说，没有多少人拥有与文学这样一个极为绚烂又极具毁灭性的“怪兽”抗衡的能力。而布罗茨基对文学虔诚的信仰使他得以有机会真正走进文学最深邃的内部，触到它丰富的灵魂。最后，在他许许多多阐释文学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字中，我摘录一段结束这篇文章，因为只有布罗茨基自己，才能完整清晰地道出，什么才是“纯文学的力量”：
“促使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全然是关于他易腐的肉体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冲动，他欲将他的世界，即他个人的文明、他自己的非语义学的统一体中某些特定的东西留存下来。艺术与其说是更好的，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
原刊于《文学报》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九)：一些反面批评：对布罗茨基的思想议论的反思
人们似乎喜欢给他的文字套概念，然而只有好的概念可以给文章增色（不如说是挖深），坏的概念则会让读者感到不知所措，觉得作者不知所云。什么是好的概念和坏的概念？在我看来，好的概念是那些有意义的概念，能在它的出现之前（它可以早已居于文章外久远的历史中，也可以是隶属于文章中）或之后，有所阐释并且用得恰到好处，另外它在它所处的位置拥有很好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它能让读者（还有作者自己）理解，让理解后的人们觉得此情此景因它变得更加有趣或耐人寻味。
神秘是个好东西，但神秘一定是深度的外露，否则它就是空洞的傀儡。
我无法理解布罗茨基的除诗歌和抒情散文外的那些文字（他的论述诗歌的散文和抒情散文写得非常棒，并且非同一般。只是他在一些思想上的议论比如《猫的喵呜》《一件收藏》中的一些段落，令我感到困惑），有一部分原因正是缘于此，大量空洞的概念和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隐喻。或许，并不空洞，但是多余，或者说，这种大量的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像不时出现的挡在读者面前前进之路的栅栏，不时切断了作者想表达的主线内容。或者是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明确的通往其目的地的铁轨，而是由其中间是天马行空的、飞散的故作高深的思考的线团所堆叠着，让我无法信服。让我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文章经常（并非总是）用“从本质上来说”，还有各种无法让我理解的抽象概念，比如“唯我论”“无穷”“有限”……有时还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提问并非不好，相反是引发读者思考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我看来其中很多问题是其本人想多了，而且还没有想清楚，就诚实性来说，他的确表达出了他心中的疑惑。但是他自己又会给出一些简单而且人人皆知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根本无法让我满足。或许正是这种先令我感到困惑不解，然后又给出低级答案的方式，使我感到失望。
也许，像“无穷”、”无限“这样抽象而不可知的概念，并不该在我写作的专用名词词典中，因为有时用这些概念，是一种轻松的行为，或者说 懒惰。
不得不说，对于布罗茨基的思想和语言的艺术我还没有理解和体会。
也许这些批评是我的未理解而产生的无奈和推责，但是我说出我的这些困惑，是为了与更多人去更好的理解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十)：拒绝自动反应
其实布罗茨基一点也不神，就像许多著书立说的人一样，他无非是一个思考者，表达者。如果一定要突出布罗茨基思考的特殊性，那么可能就是他的职业身份，诗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思考的基点，诗性。
在《悲伤与理智》中（这个标题竟然是在评论赏析佛罗斯特的《家葬》），他探讨的问题极广，从集权国家的童年，流亡者的禁锢，到公众阅读问题，个人化的史观，布罗茨基展现了深远的社会观察视角与独到的批评立场，在这一进程中，他持续不断地，用评论家与诗人的声音交替说话，一边阐明分析，一边凝练抒情，可以说，是思维的缜密和语言内在的韵律，让他的散文显得如此出众。当然，你可以说他幽默，因为，他的确是幽默的。幽默与反讽，一个极具魅力的人格特征。
在《悲伤与理智》的后半部分，布罗茨基回到“本分”，将全力集中于探讨“诗学”。这应该是整本书中最主观化，最私密，也最......可以这样说吧，抽象化的一部分，佛罗斯特诗中戏剧场景般的对峙，里尔克如何撰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布罗茨基在这些讲稿中，出色地将他的知识体系和人生阅历化作听者（或观者）解读诗歌文本的一把钥匙，大方的向我们展开了他自己的思维世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你当然可以不必“死忠”于布罗茨基的一家之言，而用自己的思维和阐释力去将一首诗变为属于自己的，私密的东西。但作为一本书，一本面向众多公开读者的书，一本诗人写的书而言，布罗茨基展现了他敏锐而深沉的天性，不负他诗人的称号，与职责。
最后，这本书也通过广泛的议题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多面的、生动的诗人的形象，他的人格，他的观点，甚至他言辞与行动的方式（作为读者我们理应有权想象这些），都将他导向了一个严肃又不失思维活跃度的人的形象。如果借用布罗茨基自己常常引用的一句诗“步出的方式就是从中穿过”来审视这本书，那么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真的在践行这句话，因为他时刻呈现出一种扩展的特质。不断的经验和思维，最终形成了一个奇妙迷人的"杂合体“。
读诗，让我们向冗长和陈词滥调说不。而布罗茨基这本书则意在说明，思考，深入的思考，可以让人展现出一种一种分外迷人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