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10篇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是一本由李志毓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HK$108.00，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一)：筆記

　　﹣早幾個月前，突然想對汪精衛有多點認識。當時的想法是，這麼一個人，難得國共兩邊都罵他，由年少的革命英雄到以漢奸之名長留歴史，究竟是個如何的人？如果想想兩國共政權的共通性，在想會否其實汪精衛的’共同被臭罵‘其實有其值得我們思考現代中國的地方？

　　﹣後來在維一的網站上，找到一篇名為“真實的汪精衛”的文章，讀過後著得不甚了了，一來寫得太像小說，二來太為汪精衛辯護，又沒有太多史料佐證，讀來不甚可信。

　　﹣這一本書是我見過的‘第一本’江精衛的書，這樣說是因為之前在書店見到的研究好像都很明顯的以‘漢奸’來形容他，讓我不想打開那些書來看，覺得政治立場太重。當然在讀這書時會發現，其實一直以來兩岸有不少學者研究了汪相關的歴史，而那些書名／文章名都是用汪偽、漢奸等去形容。無論如何，有作者幫手去爬梳史料，我們這種業餘讀者自然落得清閒了。

　　﹣這一本書比較是‘傳記’類的，不會有太多宏觀歴史的分析，讀時也不容易掌握到民國年代、汪政權的具體情況或社會面貌，反而作者很著力的是去呈現汪精衛的心路歴程、精神面貌等。

　　﹣汪精衛可以說是個‘悲劇’，但所謂悲劇者，其實又是他自己的性格、際遇與時代的交雜。如果有如果，比如他在清朝行刺不成後就被處決、或在後來出走前就被刺殺，又或是他堅持在辛亥革命後不走政治路線而做教育。。。。。。想來甚麼偉大理想，雄圖偉略，要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說法，甚至要做社會棟樑等，有時真的會害人不淺。越是這樣想，有時越不知道在時代的荒謬前應當如何自處。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二)：评李志毓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

　　中国社科院的李志毓老师于2014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站出版了此书，此书不同于以往大陆史学界主流观点，即对于汪精卫的研究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汉奸”态势，全书比较重视从汪精卫的政治心态入手，从早年辛亥时代刺杀摄政王载沣的烈士精神，一直写到1944年汪精卫死于日本前后的悲冷之情。

　　此书有几大特点是不同于其它关于汪精卫的研究的，一是研究汪精卫的整个政治生涯的演变，并着重探求其内在的心理演变，以往多是研究汪精卫的个案，若涉及其一生的著作，多以“汉奸”主线叙述全文，宣泄与评论多于史料本身；二是资料以台湾的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为核心，而其中《汪兆铭史料》又是近年来才开放，所以有其权威性；三是在研究汪精卫的时候，大量引用结合汪精卫所做诗词来理解，尽管用诗词来研究汪精卫，早有学者如余英时的研究（较为杂且碎片化），包括为《双照楼诗词稿》所做序尽显其对汪精卫研究的独到理解，但是用诗词来佐证汪精卫的政治行为与心态到如此全面的著作，此书尚是第一本。

　　前两章谈论的是汪精卫青年时代的政治主张，以暗杀为成就革命之途径，汪提倡教育救国，但由于整个北洋时代的政局混乱，还有孙中山的需要等等原因，他又难以践行自己所树立远离政治的理念，最后他还是在大潮中走向自己最辉煌的政治时代，即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东时代，他短暂的成为了国民党的领袖。

　　另外第三章还提到汪与中共分道扬镳后，在1927-1937之间，汪的政治理想一直是维护党纪，以党治国治军，他既想办法解决军阀问题，又反对蒋介石集团腐败的政治。

　　但是第三章里面有一个缺陷，李志毓在谈到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真空问题时，她有意无意的表现出汪是得到了苏俄顾问的支持来取得此位置，但事实上只要考察1905年来汪精卫在革命党内的地位，就不至于说出如下话语：“当时的国民党内，最有资格登上最高领导地位的，首先应推广东大本营的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其次是左倾的实力派廖仲恺。但汪精卫却后来居上，占据了党内最高领导地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汪在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左倾表现，得到了苏俄顾问的支持。”汪精卫1905年同盟会的时候便是评议部部长，和黄兴的执行部应该是地位相仿的，而在广东时代，尽管胡汉民和廖仲恺有着相当的职位，但是在孙中山心中的重要程度与在众多国民党委员心中的地位共同影响了汪精卫取得了高位，否则汪精卫又怎么会以16票当选。

　　第四章谈到了1927-1937年之间国府对日关系，以往的观点认为汪精卫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李志毓反对并表明：“如果我们从汪发表的公开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公开的言论，往往只具有宣传效用，并不能代表其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判断。”李志毓用1933年表明汪精卫《南华评论》最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同年汪精卫与胡适的书信中所写对日态度相比较，结果截然相反，以此证明“汪精卫相信中国对日作战必然失败”。而事实上李志毓还谈到陈立夫曾有更为积极的对日政策，陈认为苏联是希望中日发生战争，并从中获取渔利

　　第四章还谈到了一个事实，就是汪精卫在1932年（1月28日就任外交部长）至1935年（四届六中全会被刺停止工作）主持外交工作的时候，一直在谋求对日和平，不希望局部问题扩大为中日战争，这个事实又引发了一个探讨：即中日战争的爆发有无必然性？李志毓并不十分赞同臧运祜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李志毓认为“历史没有假如，但由于日本政府力图压抑军部、谋求中日关系‘安定化’和汪精卫-唐有壬亲日外交的共同作用，中日关系中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局面，我们仍不免想要去追问，‘假如’在日本国内，如蒋作宾所言，因为军事行动的停止，非军人派的势力已渐渐扩大，军人派已不能为所欲为，而在中国国内，汪精卫的外交路线继续得到推进，其后的中日全面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呢？”故而李认为臧的观点是后见之名，当时的政治家依旧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

　　对待战与和的观点汪精卫以为仅是一种选择，均可以是为国牺牲，用《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用以对比主战和主和派，但是不同的是，公孙与程婴彼此之间已经心领神会，知道如何为一个目标而奋斗，面临日本的威胁，中国的主战和主和派确实彼此对立，主和派甚至有一厢情愿之感。

　　第五章在谈蒋、汪的分歧，李志毓说七七之后尤其是国府由南京内迁武汉之后，对日求和之声十分普遍。

　　第六章谈到了汪精卫是如何与日本合作，

　　在军统刺杀曾仲鸣一案，传统史学界观点认为，汪精卫出走河内后，并未受到国内已许诺他的地方实力派与日本方面的支持，他甚至一度有赴欧的打算，而这个案子使得他坚定地走上了与日合作的道路。按金雄白所说枪杀案直接导致了汪与日本人的合作；更有甚者，高宗武说因为曾仲鸣的死，汪精卫成为了复仇的工具；李志毓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对，她提出：“首先，无论是汪的‘和平运动’，还是其后的伪政权成立，都有其得以实现的人事与社会基础，并非汪一人之力可以为之。将‘和平运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后的发展，化约为汪个人的‘复仇’动机，无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过于戏剧化和简单化的理解；其次，汪的反政府行动在河内案之前已经启动，河内枪杀案，虽然加剧了汪对重庆的仇恨，但并未改变‘和平运动’的既定方向。”

　　另外李志毓在第六章的开头用了一个注释谈了一下史学界关于“汪伪政权”的研究成果，大陆学者对汪精卫主和和汪伪政权成立大多持反对态度，研究成果都在于揭露汪伪政权帮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外国学者则比较多元，其中日本学者关于汪精卫的研究的主流是试图超越傀儡模式，将汪视为一个爱国者和善意的政治家的观点；另外举了美国学界的三个例子：1、John Hunter Boyle 认为了解日本主和派的努力及失败，是了解这场战争的关键。2、Gerald E. Bunker 认为应从汪的“悲剧性格”和民国政治日益向激进共产主义与军事独裁的两极化发展中理解汪所提出的政治模式和他所代表的“温和文官政治”的困境。3、还有学者认为，汪政权曾致力于恢复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沦陷区商业逐步繁荣，税收和对外贸易得到扩展，一些小型企业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沦陷区居民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在这个综述中，同时也是李志毓文最大的缺陷在于，她省略了1940-1944年这一段“汪伪政权”时期汪精卫的政治行为与心态，若以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为题，以40年为界应该是他在国民政府的政治生命的终点，同时也是他的“新政府”政治生命的起点，作者却未做说明的省去，不知是否资料原因（此书本就是在境外出版，本身便是政治不正确，但不知是否深入探究伪政府时期会给作者本人带来政治麻烦）。若如美国学界的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观点作为参考，汪精卫在伪政府内的政治生涯的理论尚需斟酌，同时也影响对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盖棺论定，这是本书一最大缺陷，但瑕不掩瑜，本人以浅薄的阅读量私以为此书是大陆学者关于汪精卫的研究的最好的一本书。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三)：许纪霖教授书评：虚无时代的“任性牺牲”

　　发表于《读书》2015年第3期

　　转自许纪霖教授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cc28e0102vesj.html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当中被认为是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这个名字却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为志士，晚年成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物像他这样两次轰动，且形象逆转。究竟是拥掌了权力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二者之间有隐匿的人格暗线？

　　关于汪精卫研究，大陆、港台、日本和欧美学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直至最近，我读到了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惊喜地发现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让他从天空堕到深崖的，其实是同一个性格逻辑。这一悲剧不仅属于汪个人，也是汪伪政权中没落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

　　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

　　《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

　　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

　　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

　　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

　　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

　　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对手。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文青”，虽然对权力没有过度的贪欲，却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

　　汪精卫虽然聪明、敏感，但对政治和国内外大势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武汉时期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主政国共合作，他对苏俄的本质以及对华战略懵然无知。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政，成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来响应近卫首相发起和平运动，他对日本政坛的复杂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轻信日方的承诺，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过来却被日本利用。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以为抗战下去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投降。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他汪先生个人的牺牲来拯救民族的牺牲。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汪精卫的性格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但责任伦理不同，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备韦伯所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大素质。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价值伦理对“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无所执着，也对“势”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

　　反复端详汪精卫中年后的照片，在这个帅得让所有女人都能动心的俊男脸上，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汉奸脸上的那股邪气，却发现这是一个严重自恋的男人。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但汪精卫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

　　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他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当他绝望地发现中国无望打败日本，而民众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他的烈士情怀再度爆发，决意像晚清那样，再次牺牲一己，以身饲虎。拯救天下苍生。

　　然而，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这个文人革命家无论是文字还是口才，皆有勾魂摄魂的魔力，却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胡适之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此刻，汪精卫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前夕写《革命的决心》的情景：“恻隐之心迫于内,而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这位从小熟读阳明语录的旧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与阳明的良知不同，已经剥离了超越的、客观的绝对价值，而异化为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良知的践行成为空洞无物的意志抉择了。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恋的汪精卫绝对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为自己的牺牲所感动。然而，同样的牺牲，这一次却压错了筹码。

　　汪精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这个阶级的。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游移不定，既无恒产，亦无恒心。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汪精卫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而共产党的兴起，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打倒旧的统治阶层，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

　　汪精卫的一生，颇为奇特。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志士与汉奸的，正是同一个性格之逻辑使然。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而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

　　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四)：烈士乎？汉奸乎？

　　随着近年民国史研究热潮席卷，各种专著铺天盖地登上书架，发觉独独缺少研究汪精卫的专著，令人备感可惜。对汪的兴趣源于此君与笔者是同乡近邻不无关系，早年是“烈士”，晚年成“汉奸”，汪一生的悲剧命运断断不能就此简单概括。幸有李志毓女士这部专著问世，兼具了研究性与可读性于一身，评价客观合理、思路清晰、笔调细腻，扫清了不少历史迷雾，当下很多同类传记都难以做到，可惜种种原因该书暂未能在大陆上发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但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并不能如后人一样，清楚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照见自己行动的结果。他们只能凭藉有限的、甚至是片面的信息，以自己的眼光、见识加上一些想象力，去做出判断，就这样参与形成了“历史进程”。

　　诚然，不论孙、蒋抑或毛、邓，后人评历史人物绝不能用传统的忠奸二元观——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局势之波谲云诡，人物之复杂多变，又岂能一语道尽？常自恨才疏学浅，撰此文只为记读后一二感悟，以作备忘，非为研究，引众学者所贻笑，错谬之处，望乞匡正。

　　汪精卫早年的暗杀计划使他得以扬名海内外，在本书的第一章已有论述。暗杀是当时的一股风气，日本的维新较中国稍早，自樱田门外事变以降一件件暗杀事件接踵而至，可能有部分人士对此血腥行径大加谴责，却于事无补，或成或败，此风西渐，新旧实力莫不自危。年轻时的汪不但仪容儒雅，且仰慕古代刺客、游侠之行，在激进的革命思潮影响下，就不难想象会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了。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青少年，汪生于书香门第，受传统儒家的熏陶，不难发现此时他身上的诸多特点：浪漫、极端、柔弱、悲观、轻率、寡断……一系列的矛盾个性影响一直到他的晚年，为其悲情的一生埋下了种种伏笔。

　　建功与隐遁是一种挣扎，前者是儒家的理想，后者是道家的境界。文人心性的汪精卫也在不断徘徊，暗杀失败被捕下狱，又受袁世凯开释，脑中在交战——敌我的界线变得何其模糊。汪不但辩才无碍，来往各地宣传演说博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一支妙笔更为他的革命事业添上仁人君子的美名。翻开《双照楼诗词稿》，你更会对汪的填海瑰想拍案叫绝，笔者虽不谙诗词一道，但仍感受到其中魅力，如《白莲》一诗：澹然相对蕴皆空，坐久微黁偶一逢。玉骨冰肌尘不到，亭亭恰称月明中。又如《述怀》的开头四句：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又如《蝶恋花·冬日得国内友人书，道时事甚悉，怅然赋此》一词的下半阙：天际游丝无定处。几度飞来，几度仍飞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丝永绊情丝住。节选一二，不逐一罗列，诗词最能抒发胸臆中的真实心迹，见诗如见其人，不过历史上文采风流的帝王往往是治国无能，像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等，政治权斗不是文墨游戏，是故成功的政治家都在少数，汪这一脚踏进旋涡想再抽身就千难万难了。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于汪恐怕早就倒背如流了，奈何局势瞬息万变，一切都身不由己，生命中总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选择，谁不会当一回事后诸葛呢？

　　关于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结合总有不少论者非议，民国四大美男之一最终竟会娶一丑婆娘为妻，令不少人大跌眼镜。更使论者愤愤不平的是汪的“弱”与陈的“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夫妻之至亲关系在生活上必有极大影响，陈季常遇上河东狮的故事就不胫而走了，持此论者还认为汪精卫日后的错误抉择与夫妻生活上所产生精神压力关系至深，于是陈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实，他人的私生活旁人是甚难干预的，再说汪奉行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这“六不主义”的作风，在当时日益腐化的党内上下层恐怕是万里挑一的真君子吧，这为他赢得国内甚多文人的尊敬，粤系将领中如张发奎、余汉谋等也曾对他寄予厚望。

　　自两宋以降，鉴于唐朝五代各地雄藩割据的弊端，朝廷遂行以文制武的政策，及至明清，文官一直都凌驾在武官之上。孙文逝世后，汪精卫一再主张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方针，以期消除武夫独裁弄权的种种流弊，可惜收效甚微，他焉会不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又岂是易与之辈，会甘愿屈居人下，听命于己？大凡战乱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鹿死谁手尤未知也，众军阀拥兵自重，雄霸一方，以汪一介不谙兵机的书生，哪有一力降十会之能，稍一不慎，即栽倒于马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末，汪精卫巧妙地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取消大元帅府，从七月一日起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在新制度下，国家元首称为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出。汪在获得政治委员全票通过的情况下，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但在十一票中竟有他投自己的一票，这桩政治丑闻很快就传扬出去，完全违反了政治伦理，在中国政坛可谓前所未见！对权力的渴望使汪蒙昏了头，叫不少原本尊敬他的老同志为之心寒，政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没有党章依据的法外机构，竟在没有通知党章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务委员会，就做出如此重大的政体改变！汪这个国民政府主席只当了九个月，椅子还没坐热，就被迫下野到香港暂避起来，此次政治丑闻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令他孤立无援，颜面尽失。关于中山舰事件真相众说纷纭，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不但牢牢掌控军权，更得孙文主义学会之助（当中不乏西山会议派份子渗入），借此“联蒋打汪”，结果是双拳难敌四手，汪重返政坛已是一九二七年的事了。

　　宁汉分裂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第二场在国民党内的大较量，汪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为争取赢得这次博弈的筹码可谓殚精竭智，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叫人无法预测局势的走向，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只在演义小说中找到，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从联共到反共，汪的心路历程是无比复杂的；从盟友到敌人，他万万没想到最后竟尔陷入失控；从蜜月到离婚，只有殷红的鲜血才能洗涤彼此种种仇恨。正如后来追随了汪，并被烙上“叛徒”印记，打入“汉奸”之列的罗君强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一定分成两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是政治常态，自古皆然，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宁汉从分裂到合流相距仅有四个月的时间，现实中的权力倾轧有时真叫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次较量，蒋因对孙传芳的战事失利受各界施压而被迫下野，但汪并没因此成为赢家，一九二七年九月，南京政府在桂系军人与西山会议派掌控之下，汪也跟着下野。蒋这招“以退为进”的假下野可说是屡试不爽的一着妙棋，事不过三，一生共计用了三次，在第一次下野期间，他与宋美龄的结合更为日后重返权力中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玩弄权柄手段之高明汪则逊色不止一筹了。

　　言归正传，到底汪精卫在历史中该如何定位，一直是史家们极为头疼的问题。摘书中第四章所录：

　　日方和谈代表西义显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有“思想力”的人物，像孙中山一样，是一个“先驱者”，对于整个亚洲都具有意义。他认为，使汪精卫的悲剧真正成为悲剧的，不是汪精卫本人，而是日本的军阀和官僚政府。

　　西义显声名不显，却在与高宗武的秘密谈判中起到牵桥引线的重要作用，而高又是促成汪正式主和的第一推手，个中关系千丝万缕，后来的高陶出走更使事情本身扑朔迷离。日本人狼子野心，为分化中国力量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进行诱降，除拥立溥仪并建立满洲国之外，北平有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也有梁鸿志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却是后来者，南北两个伪政权最终也一并归入汪的伪南京政府管辖，一时政坛上一出出傀儡戏轮番上演。汪一直受世人唾骂离不开他最终所选择的曲线救国战略，据作者的分析：

　　汪精卫的愁苦之情，反映了他对中日战争的认识。汪之所以反对抗战、主张和谈，根本的原因，是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足。他认为，中国的军备之落后、国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战，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也不足以立国。这是主和派的一致看法。

　　并进一步指出：

　　汪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败的结果，是国民党政权垮台，共产党乘机上台。和的结果，国民党政权不会受到挑战，传统中国的乡绅统治结构和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不会被颠覆。这是汪主和与蒋主战之考虑的根本不同之处。

　　青年时曾留洋出外的经历不会使汪精卫对当时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一无所知，但他的怯懦令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灰暗，忽视了寻找盟友的力量，如第五章所述：

　　但是，汪精卫反对这种“远交近攻”的战略，他对于美国能出面制裁日本，不作乐观估计。他始终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不可恃，与其寄望于英美援助，不如寄望于自己保存元气，以为将来国际局势变化后，国家复兴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长沙发生的“文夕大火”事件震惊世界，最先提出对日寇实施《焦土政策》的是在七个月前赢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在焚城弃守长沙的前夕，国民党当局自然早早定下了计划，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是无可挽回，烈火蔓延全城，足足烧了五天五夜，据统计，三万多人在大火中丧生，房屋九成以上被烧毁，经济损失约十亿元，地面文物更是摧毁殆尽。汪精卫闻此消息后悲愤交加，他即在重庆《中央日报》公开质问焦土政策的支持者：“在接战区把一切物资烧光，我们要靠什么作战？在沦陷区内把一切物资烧光，剩下一大群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的老百姓，敌人一来正可以收买他们，这才是‘敌资’。更何况这些沦陷区我们终究要收复，等到收复的时候，我们接收的是一无所有的城市，我们要如何复原呢？”历两千多年的长沙文化可说被这场无情大火中断了，追究起谁该负上最大的责任，整个党都不可推托。事过境迁，至今我们从汪的质问中仍深深感受到他当年闻讯后的悲愤之情，也可理解他“忍辱负重”议和，为国家保存元气并非全是虚言。

　　汪精卫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存元气的初衷是美好的，在沦陷区不像国统区或是解放区那样因战事频繁而导致经济崩溃，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也多亏他领导重建，军队方面，迄至日寇投降前夕，汪伪政府已拥有七个集团军以及一些绥靖部队，比起最先接收伪维新政权时仅有的七个师与一个独立旅，可大不一样。但别忘记日本人为侵略中国领土称得上是无所不用其极，戕害民众的手段之狠辣更是世上罕见，令人发指。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老弱妇孺就如同置身于人间地狱，受尽日本人的凌辱至死，字字血，声声泪，事实俱在不容狡辩！真是：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汪不可能对此充耳不闻，但他已上了贼船，势成骑虎，他万万没想到当初对议和推波助澜的高宗武与陶希圣早早相继出走，日本这头饕餮凶兽却超出他的想象，他驾驭不了内里另有体系的伪南京政府，也逐渐无法掌控自己的得力干将——陈公博与周佛海，集团内部贪腐成风，成员愈发离心离德，怎能不将他逼疯？据金雄白的耳闻目睹，汪的晚年精神极不稳定，已不再温文儒雅，容易受到刺激并大发雷霆，摔破身边的物事发泄更是常事。作者的一段论述写得很透彻：

　　然而，以“至诚”对日的汪精卫，却没有认识到深受资本主义危机打击、正在进行社会重组和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日本，在宣称解放亚洲、修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策之下灭亡中国的野心，也没有充分了解日本内阁与军部、政党与财阀之间以中国为筹码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行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也过度相信了日本人的信义和诚意。

　　又写道：

　　无论有多少人同情汪精卫的议和主张，在抗战正在进行之中，汪以党国副总裁的身份，公开主和，这都违背了抗战的既定国策，若不予以严厉批判与制裁，势必造成军心动摇，人心混淆。即便同情和支持议和的人，也反对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汪精卫一生的写照，他的成名肇始于对异族政权的抗争，最后因投身另一个异族政权而身败名裂，命运是何等的荒诞！如果汪的死期延后了，随之而来的局势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偏偏历史是不容多余的假想。有些人仿佛会知道自己何时大限将至，汪在歪歪斜斜写下最后一首《自嘲》就不复再起，连同一切未了愿共赴黄泉，诗曰：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五)：除了汉奸，我们还能说点什么？

　　汪精卫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提到他，必然会在前面加上一个词——汉奸。经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渲染，汉奸汪精卫的形象必然是卑劣不堪，面目可憎，与秦桧，吴三桂比肩。

　　的确，汪精卫在抗战中的种种行为，不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看来，称之为汉奸也许并不为过，但这样一个曾经的“革命志士”，后来的党国精英，是否以汉奸二字足以概括？他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们摘下他的汉奸的面具，会发现汪精卫的真实模样其实早已模糊。

　　所幸， 李志毓的这本汪氏传记抛去政治立场，以相对客观的视角，为我们重新描绘了汪精卫的真实面目，让我们看到了汉奸骂名下，一个人文人的痛苦、挣扎于无奈，以及他走向悲剧的心路历程。

　　其实，这本书叫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并不贴切，书中更多的分析了汪的思想和心灵，对史实着墨并不多，称为汪氏的精神传记更为合适。

　　汪精卫的悲剧，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缺陷，只能叹其生不逢时。读罢此书，对汪精卫除了指责和批判，或许能有一分同情与感慨。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六)：此书很棒！

　　总的来说真心写的不错~我们想到的考虑到的很多事情都做了很清晰的阐述，而且用细腻的女性心理来对汪精卫从同理心的角度做了感知。给了我们很深的感性方面的感触！

　　评论嘛总要说点不足：

　　2、书的后半段忽然又不再关心汪的思想了，不再管他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小政府主义还是啥啥啥了！开始用阶层分析法来分析了，真觉得有点好玩，一直再说汪是没落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又说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真是好笑，到了后期你代表谁还重要嘛，谁让你代表才更重要吧！当然从汪伪政权治理的实际效果来看，对城市的民族工商业也好，对农村的乡绅地主也好，是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推动作用的。但是这不是汪代表他们，而是他只能这样，右边是共党，左边是孙大炮的军政，已经被蒋校长发展成为类似于国家主义了！所以他代表不了贫下中农，也代表不了民族精神，乃至于他想走习同学的儒家军国主义都没机会，小日本看着他呢！所以这个分析法不靠谱啦！会让读书的同学们误解！

　　3、从经济角度说了不多，汪就算到了后期，依然是天真的或者说底线很高的人，所以导致他真正到了上海之后，基本就无回头之路了！看着一帮帮他认为真诚而来的同志们，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放弃他们的！但是这帮真诚而来的同志们，应该百分之九十几也不过是来混口饭吃的，周佛海怎么配合汪同学把他们的饭给混出来的，而且据说混了还不错，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工商业还有了发展，在贸易上与老蒋那块还是顺差贸易。个人认为应该多写点，这才是汪同学真正的作为一国之主的政绩所在，他老人家在广州来了个320 ，南京也没做几天主，去了重庆后更是毫无作为！最起码这个五年他是国家元首，好歹写点他老人家的政绩吧！比如自贸区搞了几个！GDP有否新常态，租界区的房地产如何红火等等！当然后期帮着小日本到处搜刮东西也是政绩呀！竟然几乎没有！哎！

　　说了缺点，接着说为什么认为此书很棒吧！

　　1、作者狼奶吐尽，基本做到了不站在国家立场也好，不站在某党宣传角度等等常规角度来看问题了！此点不多说！

　　2、作者高度很好，基本明白中国的近代史不是中国的事这个道理，更因为欧洲咋了，日本咋了，苏联咋了！对地缘政治因素理解很透彻！纵向的看41年前没苏联就没老蒋的事了！这也是为啥汪同学依据纵向经验会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元也好清也好，汪同学要么成为耶律楚材，再次也成洪承畴、吴三桂吧。可惜横向因素没考虑清楚。或者说太低估了共产国际的实力。这哥们去河内之前，以为发个艳电，搞个十万块作为舆论战争的经费，这也太低估我们两个杆子都要硬的治国策略了吧！怎么着你老人家也该在出去之前，搞个统战部，在纽约时报发发声音，然后再国内搞个什么网站联络一帮司马南啥的，然后在伺机而动啊！十万块？太开玩笑了吧！看看咱们天朝的统战的经费去，吓死你丫的！还有军队也是的！龙云密函两句就OK了？老蒋的桐油贷款一下来龙同学看到现钱了还会理你？由此及彼！哎！估计就没成为过老练的马基政治家！看看人家光耀同学！

　　3、还写了他在法国的事情，蛮不错哦，尤其想到贝当政府也是如此轻易的就投降了，当年一战时的法军那几个将军们都不肯打，除了年轻的后期的英国傀儡戴高乐要求焦土战略，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应该和法国的历史经验是密不可分的，法国大革命后基本法国就没消停过，尤其更近期的历史经验是1870年的普法，接着1914的一次大战，才过了二十几年又来了。法国人深刻的认识到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尤其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又搞出了共产国际这档子事，接着又是民族性的崛起，古老的战争后的停火协议已经完全无效，按照民族性进行国家划分后一起进入威尔逊世界才是对抗共产国际的正事！当然汪同学有没有考虑到这些，我手上是没啥资料的！但他老人家在法国那么久，按理来说受影响也是必然，作者说了这点，但是说的不透彻！不过不错啦！

　　尤其写了汪对蒋的焦土策略完全不同意，这点应该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缺点三个，优点三个！但是实事求是的讲，作者写这本书真的蛮用心的，而且是我看写汪精卫的书里写的最好的一个！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七)：汪精卫的精神结构

　　撰文：李志毓 创作自《东方历史评论》

　　1940年3月31日，主持对日“和谈”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在这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中，若论才行风格，其实不乏当代佼佼之士。李宗仁曾经说：“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而早年在银锭桥边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狱中几首慷慨决绝的“被逮口占”，更使汪精卫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不止汪精卫，1928年曾在上海主编《革命评论》，创办大陆大学的陈公博，也算得上一时的风流人物。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谈及早年受到陈公博的影响时说：“我还是要感谢陈公博的。我当时信仰他，他的话，他的思想，我最能接受。”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卸任的广西提督家庭，自幼喜读各种武侠志怪小说，九岁时家中还专门为他请了拳师教习棍棒拳脚。陈公博曾说自己“好侠仗义，慕朱家郭解为人”。观其在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坚决跟随汪精卫“共甘苦”，并写下“险阻艰辛不肯辞，轻生重诺寸心知，拼将肝胆酬朋友，珍重东城判袂时”的诗句，可证其确为一性情中人。待其以“汉奸罪”下狱之后，既不上诉，行刑之时亦能泰然从容，也算差强人意，可见内心仍有所安顿，并非一贪生怕死之徒。

　　怎样理解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能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感情和理论中妥善安置这些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梁鸿志在狱中有“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的诗句，周佛海听到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时，写下“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可见汉奸们也有道德上的自信。1945年－1947年之间，国民党各级法院先后审理过2.5万个汉奸。今天，当我们试着拨开时间的迷雾，将目光投向六十多年前聚集在南京的那批所谓“汪伪巨奸”，并再次“旁听”他们在审判席上进行最后一翻“自我诠释”的时候，一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具体而鲜活的意志、情感与性格，渐渐在“汉奸”的符号之下浮现了出来。在这些自我辩护中，自然不乏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推托抵赖之词，但是，透过这些汉奸的“自我诠释”，我们还是不难体会到一些国民党政治的诡谲复杂，和末世畸形政权下的事态人情。在“汉奸”的复杂性中，既包含着历史的复杂，也包含着人性的复杂，对于这个复杂性的审视，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另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读后感(八)：革命誤我我誤卿

　　談汪精衛，論者往往來勢洶洶，仇者斥其漢奸，親者委其烈士。有友人更將汪精衛奉為可使中國免遭一戰、扭轉民族興衰的英雄，理由是1933年上半年熱河、長城作戰之後，到1935年下半年華北事變爆發之前，由於日本政府力圖壓抑軍部、謀求中日關係“安定化”，以及汪精衛、唐有壬“親日”外交的共同作用，中日關係中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日方主和的“荒木派”或許會逐漸壓過主戰的“少壯派”，而若汪精衛也沒有在1935年的中常會上遇刺，導致辭去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職務，其外交路線得到持續推進的話，其後的中日戰爭完全可以避免。

　　而後在李志毓的新書《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中也讀到同樣的假設，但歷史和人生的真實場域里永遠不存在“如果...就...”的句式。從民國倉皇三十多年的歷史中窺看汪精衛的一生，從捨身刺殺清攝政王而揚名四海、“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者，到公開與日議和，背負千古罵名的“漢奸”，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

　　然而讀罷全卷，作者在近代史浩繁的梳理中，卻釐清了一條汪精衛的精神主線，經受戰爭、時局、政權拉扯的裂變，“兩回人”卻也是受同一原點的驅動。可以說汪精衛的文人本性和偏執性情酵發了一生的肅劇乃至諧劇。幾千年來史家對文人干政多有論述，在可悲可歎可笑中，此書無疑擲下了重量的一碼。

　　李志毓在書末的餘論中將汪精衛定義為“軍事化時代的文人”，汪精衛一生的沉浮為顛簸時局所造，最大的時局便是戰爭，他的傳統文人屬性也與戰爭產生了特別的碰撞。

　　抗日戰爭時期的“戰國策派”林同濟、雷海宗等人都痛批過由古至今，文人士大夫的偽君子面貌：沒有血性擔當、缺乏尚武精神，習慣以道德論世；對經世致用一竅不通，流於文弱無恥。與之不同的是，少年汪精衛處於清朝末年國破家亡、政局詭譎的紛爭年代，也是知識分子流行憂憤赴死的“暗殺時代”，崇尚“挾猛烈之勢，行破壞之手段”，演“掀天撼地之活劇”。汪以“革命者”自居，奠下了一生的基調，卻也是其軟肋所在。在其後政治生涯面多諸多重大問題時，他時常表現出一死了之的決心，諸如袁世凱復辟及日本侵華，汪在與友人書信中寫下的是“果不幸而破裂，則從容東向自刎，即可了事。”

　　同情汪精衛者如胡適，大多認同汪終生受“烈士心理”、犧牲精神所累。《史記》里有“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汪的犧牲情結促使他名都可以不要。汪作為革命者，內里是詩人的敏感脆弱，他嘗以杜鵑自比，“昏啼到曉恨無涯”，追求殉身一瞬的唯美詩性，而革命也天生帶著浪漫的荷爾蒙，兩者的共通基因，成就了“革命家”汪精衛。

　　無論是文人還是革命家，汪精衛的姿態都是清高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同盟會大會一度提議推舉汪為總理，而汪在當時對政治確實是避而卻之。不甘與政治鬥爭為伍、以權力自污，卻又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耿懷，在需要以權力鬥爭角力的時候，卻擺出對權力欲拒還迎的扭捏之態。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表明心跡：“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

　　政治不同于暗殺，不是感性負氣，需要斡旋的智慧及胸襟，項羽行“霸道”，劉邦行“王道”，汪精衛兩樣均未沾上。時局在兇險漩渦中也曾讓他有過扭身上浮的生機，卻終究眼見他一步步束手下沉。譬如孫中山留下遺訓“連俄容共”，對汪精衛及國民黨左派來說，意味著要在“赤色帝國主義”陰影的籠罩下，從華僑、會黨和各派軍閥武力的限制中走出來，面對如何與“國際勢力”結盟的問題，面對“以黨治軍”和群眾動員的問題，甚至還有如何用“三民主義”容納、消解“共產主義”話語的問題。這也帶出汪精衛“以黨治軍”，解決中國政治軍閥化的問題，在這過程中，他也一度看到聯合民眾的力量，要將軍隊中的中下級士兵轉變成“革命者”，但汪始終無法突破這個問題，最終只能寄希望於從上至下的文人制裁武人，以“黨紀”約束軍人，放棄了孫中山的改組精神，也始終未曾掌握實權。甚至在與日謀和過程中，日本對華作戰諸將官對這位“同盟”看法均為：“汪無力量打倒蔣委員長，”日本天皇更以為，“非與蔣委員長直接謀和平，中日和平斷難實現，與汪精衛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這毋寧是文弱政客的悲劇。

　　汪的偏執任性，在其政治生涯的末尾已近淋漓盡致，1939年汪精衛赴日，與由日首相和外務等大臣組成的、負責中國被佔地區工作的“興亞院”進行“汪日密約”談判，興亞院提出的要求強化了佔領政策，侵華野心昭然若揭，眼見汪政權將要淪為名副其實的傀儡政權，造成一直追隨汪的高宗武、陶希聖的出走。汪精衛偏要相信“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眾人苦勸而不得，執意按原計劃成立汪偽政府。“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不啻是文人典型的行事特征。用陶希聖的話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張知本曾經引用戴季陶的評價：“胡漢民欠一個‘厚’字，汪精衛欠一個‘重’字，也就是說胡太刻薄，汪太輕浮。”以“輕浮”扣之，未免片面，汪精衛一腔革命熱忱，少年得盛名，權傾一時，卻始終如飄萍，沒有實權根基，為文人本性所困，為時局所左右，背負罵名而終，空留雙照樓詩“年年此淚真無用，路遠難回墓草春。”

　　一個“輕”字，道盡歷史長河中文人干政的酸澀，背後的重量誰與唏噓之，無端想起《滾滾遼河》中的墓志銘：“生命寫史血寫詩，革命誤我我誤卿。”但革命與汪精衛，卻也算兩相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