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读后感10篇
《西行漫记》读后感(一)：1911——1921一颗红星将要照耀中国（一）
读斯诺写于1936年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之前，观看了电影《建党伟业》、纪录片《中共1921》，对本书所述故事之前的前25年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写这本书的读书心得，有必要对前两部影像带给人的印象作些描述。
《西行漫记》读后感(二)：重温理想年代！
埃德加·斯诺肯定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这本《西行漫记》显然也不是一面之辞，他以真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公正客观的为在延安奋斗的革命青年们作了一幅细致的画像，或许也是当时内战中的中国的肖像。我们应该感谢斯诺，感谢他在中国人内乱频仍、外祸不断的年代，只身西行；感谢他在中国人兄弟骨肉分离的时代，在真相、历史、公论因国共对立而混淆不清的时代，为我们留下一部真实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为我们留下了理想主义者们有趣的生活点滴，那些后来看来威武庄严的领袖，在斯诺的笔下，尚未失去其可爱之处，如果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同样的，在这里，革命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吃饭、穿衣、打球、看戏，那么细碎的琐事，却在斯诺笔下如潺潺细流娓娓道来，那么亲切，那么令人神往。
《西行漫记》读后感(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分析现在
旧中国的人民，的确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不断被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盘压剥削。如果不是真正的读到这些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真实文字。现在，都还会对××党存有偏见。颠沛流离，凄凄惨惨。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堂堂中华民族，竟然被内忧外患压迫了数十年。这期间，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起来为民族发生，为国家发生，为百姓发生。最后，起来的，是那些由劳苦大众组成的不起眼的军队来。政府何在？国民政府又有何用。只不过是披着为国为民，解决内忧外患的名义。争取一笔又一笔的国际援助，来充实自己的口袋。这样的政府，不要也罢。
在书中，斯诺访问了数十名红军。从他们的故事中，过去的悲惨生活是真真切切的。但是，中国人总是善于遗忘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可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吗？
《西行漫记》读后感(四)：从《西行漫记》看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技巧
红星闪耀70年——从《西行漫记》看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技巧
（一）红星闪耀70年——《西行漫记》的社会影响
《西行漫记》初版以来，由于其受欢迎的程度之大，重复的再版旋即售空，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版者正式授名的重印本，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了隐藏起来更换名字的翻印本。不仅在苏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区域，在香港和海外的华侨中间，不管是以重印翻印还是冒死传阅传抄的方式，《西行漫及》都起到了早前没有料到的影响。
如今如果要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而排除万难前往延安，投身革命，或者从此对共产党的性质有了基本的了解，从而支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那是过于困难了。但是《西行漫记》所引起的国民党的恐慌，恐怕比地方革命带来的不安还要大。
（二）历史题材作品如何“真实”兼具“好读”？
《西行漫记》之所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与它新鲜的笔触和易读性绝对有关。正是这些对共产党充满激情的正面描写，才导致了许多的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华侨和外国人去理解、支持中国革命。但是有人质疑，这本书在文采斐然的同时，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其中加入了太多的主管偏袒，而减少了真实的力量？在历史题材作品有趣易读和历史真实性之间，到底应该以那一个为准线？
这涉及到对于历史传记和历史题材作品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关于历史真实性和史书文采的矛盾。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真相的追逐是永远执着的。但是如果历史题材作品写的单调枯燥，却很难吸引读者阅读兴趣，起不到应有的社会影响。那如何在“真实”和“好读”之间取得一个有机的共赢？
在代继华教授《中国史学作品形态论纲》一书中提到：“这牵涉到作者的历史见识，对史学作用的理解，对史书形式和写作技巧的掌握程度；同时，与文献资料的选取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与作者的个人素养和学术造诣有关，不能勉强，而后者则是我们书写一部可读性强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可操作的“蹊径”，即“有意识的优选文献资料”。对与人物传记而言，便是选择能强化人物性格、较为新鲜、出其不意的材料。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
一本历史题材作品成为“畅销书”并不难，但是做到“长销书”绝非易事。《西行漫记》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时代受到读者的青睐，给我们书写出一部成功——真实和可读性强——历史题材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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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读后感(五)：那是一个朴实的时代，有一群可爱的人们
《西行漫记》读后感(六)：中国人民天生的朋友
尤如金银天生是货币一样，看完本书，感到斯诺天生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一个外国人，怀着将真实的一面告诉全世界的理想，只身一人，前往一个此前被妖魔化、流言漫天、对前路一无所知的环境里，所冒的风险，确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当赌注。作者将这种危险以轻松幽默的语气表达了出来，虽有些故作从容，但这种敢于自嘲的态度，也可算的上是一种大勇了。
抱着积极的态度，对所看、所听、所亲身经历，比较客观的进行分析评论。
热情，全书自始至终感到了一种热情。
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富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残酷的战争、疯狂的屠杀，鲜为人知的资料、党派内部为树立个人权威而进行的倾轧，斗争。。。
历史的细节在其中一一展现。
《西行漫记》读后感(七)：别样的视角
买于当当网。书到的第二天就开始读了，虽然前几天才全部读完，但除去中间没读的天数，真正手捧此书专心研讨的天数（或者说次数）不会超过10天（次），每次一读，至少会读完一章。如果不读完这一章，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罢手的。不想再去重复此书是如何地著名，只需摘出关于几个人物的描写：
关于***：“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 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关于朱徳：“一九一一年，我（这是书里记述的朱徳的自述）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我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
“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问题：我在参加***的斗争以前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长征时候，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离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天足，有赞助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她十八岁。我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内跟我同居的，名叫吴玉兰。她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捉住，砍了头。现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彭徳怀：“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从，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跟士兵委员会商量。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我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未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后母憎嫌彭德怀，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 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后母把他赶了出来。他的父亲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些描写你读到过吗？至少我没有。所以，这就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由于这样的吸引，我终于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名为《西行漫记》－－本名《红星照耀中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