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的读后感10篇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是一本由[英] 亚当·斯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8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一)：先读《经济学原理》后，对国富论的感受
看完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再看这套书的。
感觉亚当斯密更以观察的研究方式来讲述他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有很强的主观总结性，但很多的经济结论直至今日仍是适用的。
不过，有些经济结论似乎只适用于他那个年代，放到现在这个时代，由于科技、经济规模等的发展，已不再适用，或者可以在其他经济书籍上看到更现代的经济解释和论证。
而昆曼的书，除了引用了不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结论外，更利用现代数学的发展，以微积分、经济模型等方式，对很多经济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感觉相对而言，现代经济学的严密性更强一点。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而且这2套书所针对的阅读人群不同：
亚当斯密是对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结论作出专业性的说明讲解，但表述的十分易读易懂，很多内容说明细致入微，可能你不是具备十分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也能大致地通过国富论了解到一定的经济学知识。
国富论从社会分工，到货币的产生，到交易的发展……等等，对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个较详尽的说明。
经济学原理主要就是针对对经济学有兴趣但又没有什么经济学基础的人。主要将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著名理论进行简单说明，使读者可以有粗浅的经济学知识了解。同时又有一些数学模型，以更好地说明知识点。
读起来趣味性十足，又不枯燥。
很难说是先读哪一本更好些，但觉得这两个学者都十分地能以浅显的语言去表述复杂的经济理论，十分赞！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二)：劳动分工的伟大
很遗憾，都大四了才开始看这本书，没看过这本书，幸好，没有错过这伟大的思想。
我想可能一个人刚看这本书的话，对于里面很多意思体会不出来，还是要先看萨缪尔森《经济学》，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然后看经济学思想史，了解古典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还有斯密的生平也需要了解，否则不会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个上帝的信徒。
可能一个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看不见的手”。但这个思想的经济学涵义在后来也被修正了。
只有斯密论述劳动分工的思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也是到现在仍然颠簸不破的思想。它仅仅告诉了我们劳动分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么简单吗？如果仔细看劳动分工的形成及其影响，会发现分工的伟大。
斯密如何论述劳动分工的形成？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也就是说是交易，带来了分工的发展。这种交易是人类所独有的。按照现在前沿科学的研究，这是所谓“非亲缘性利他主义”。交易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由于私有制和剩余产品才存在的，私有制和剩余产品只是交易的条件，但人类的社会交易在商品交易之前就有了，即所谓”对等性行为”，我帮助你，你帮助我，你对我不好，我就惩罚你。这是题外话，也是斯密的时代不可能知道的，但他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
分工确立了之后呢？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这两句话深刻的揭示了分工交易确立以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即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活，必须要与他人互通有无，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合作与制约的关系。合作是交易，而交易必须至少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易。试想一下，如果这种交易无法完成，则双方不能获利，不能生存下去。所以要完成，必须是平等的交易。同时，强迫买卖也不能使交易成功，所以需要自由的交易。我们知道，交易不成功就等于不能生存，这一强有力的联系使得这种关系不可断裂，并不断增强。平等、自由，也就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即普世价值，否定普世价值，就否定了市场经济。
再想，交易中可能会有人违背这种公平，损害他人的利益，我和你交易，但我卖假货，坑你，我还强买强卖。这样一来，必须要一个中间人去完成这样的仲裁，这种仲裁在社会血缘关系中就有了，是酋长或长老，而在商业社会里，只能是政府。斯密在说货币的起源的时候也说了这个问题，货币有称量问题，需要政府来加公印。所以，无政府主义，斯密是不会同意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政府的目的和性质。
之后，他又说，“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象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也就是说分工和交易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这个观点是深刻的。在小农经济社会，小农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对于政府的要求，只是能自己生产就可以了，谁能用强力维护他们的安宁，他们就支持谁，他们不会联系，也无法联系，去共同推举个大家都认可的人，这也就是专制政治的根基。而商业社会，人们有了共同的利益，他们要求公平的交易，需要的政府必然是大家所公认的，这种公认，按照社会现实，只能用选举来产生，这也就是民主政治。
这两句关于分工的内涵怎么读，怎么背也不过分。因为斯密在这里揭示了商业社会（或市场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就可以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和政治模式。
怪不得很多经济学家说，《国富论》的前三章，需要背下来，确实太伟大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三)：经济学并不单纯
虽然这本书被说成是经济学的著作，但经济永远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紧张时刻，作者提出的方法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也许今日世界的版图会大不相同，而英国政府恰恰选择了目光短浅的作法，致使美国独立。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把国都局限于英格兰本土，而应该对帝国版图内一切地区平等看待，哪里交的税多，哪里的议员数量就应该多，最后整个国家的首都都可以迁到交税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一理想实现，恐怕现在的美国就会是一个大的英国。
另外，关于殖民地管理，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西方政府的立场。据亚当所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殖民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非象我们所想象那样。实际上，这样的公司是欺上瞒下，一方面骗取政府信任，获得巨额贷款及贸易独占权，另一方面又在印度欺压当地人民，结果是：英国政府一点都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印度人民更是损失惨重。那么，钱财到哪里去了？都被东印度公司的人贪污腐化浪费掉了。简单地说，就是整个世界并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利益最大化，并且这样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使世界变得贫穷。所以，战后的反殖民运动有其天然合理性，纵使对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来说，反殖民运动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关于中国的表述，当时，正是中国的所谓康乾盛世，确切地说，是乾隆朝最富裕时期，而亚当并没有来过中国，却已能从两国的经济政策当中看到中国的“虚胖”，他说中国总体虽然似乎很富，但是论及单个国民的工作生存条件以及个体收入，已经远远比不上英国，而且这样的政策必定会压抑个体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英国的政策是当时最好的政策，每个国民都在政策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所以迟早有一天，中国一定会被英国打败，中国一点都不可怕。果然不出所料，几十年之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就给了中国以教训，直至此后的几十年，是一连串的战败与耻辱。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四)：改变世界观的起点——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如果问我，哪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毫无争议地首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我读书不多，见识浅陋，难免一叶障目，挂一漏万，但就这本书的价值而言，我想它当得起这份评价，尚不至于贻笑大方。
这篇推荐主要是写给我所教的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大一新生。几乎每年，我第一本推荐学生阅读的书籍就是《国富论》。我曾经说过，也坚持这样说：“作为经济专业的学生，如果大学四年你只想读一本书，那就读《国富论》，如果你连一本书都不想读，那就早点退学好了，在这里呆四年是浪费钱财，浪费时间。”其实我认为，不仅仅是经济学相关专业，任何学科，包括理工科的大学生，都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否则将难以理解我们如今生活的社会。
然而遗憾的是，当我询问大三和大四经济相关专业的学生时，仍然几乎没人读过这本书。有些学生告诉我，《国富论》太难，读不懂，而且篇幅相当长，没有兴趣看下去。也许这有我的过错，虽然我不厌其烦地反复推荐，却还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写一篇书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富的重要性世所皆知，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在为之孜孜奋斗。但财富究竟是怎样产生并积累的？
有人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于是象守财奴一般大量囤积金银；
有人认为财富来源于勤劳，于是倡导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有人认为财富来源于劫掠，于是有了战争和杀戮；
有人认为财富来源于地大物博，于是拼命扩张疆域，建立庞大的帝国；
有人认为财富来源于只赚不出，于是闭关锁国，高筑贸易壁垒；
有人认为均贫富才是正途，强制瓜分掉富人的财产是最快的捷径；
当然也许多人干脆认为财富就是罪恶的渊源，甚至是罪恶的本身。
………………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不，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没有一种是正确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论长期统治世界，导致了绵延不断的贫困与战乱。
亚当•斯密正确地指出，国民财富的来源于自由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比较优势是这种分工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到最后，每个人都可以从他最擅长的事业中获取他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源，而无需一切亲力亲为，或是仰人鼻息来乞讨。
现代文明的种种产物需要无数人合作才能完成，而这种合作并非是基于利他之心，恰恰是基于利己之心。“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 “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产生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2]
劳动分工与自由交换导致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财富得以产生和积累。这一认识此后被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重申。弗里德曼[3]和伦纳德·里德都曾以一支铅笔为例再次阐述这个原理。千百人的合作才能生产一支铅笔，而这一过程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是基于每个人的自愿合作与交换。
但斯密的贡献不仅仅在此，更重要的是，他解决了财富的伦理问题，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追求财富并不会危害社会，相反会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的利己之心实则会产生利他的结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追求个人财富正当且正义，并非可耻或可鄙，人人为了自己，才可能人人为了他人。在此，亚当•斯密显示了他作为伦理哲学家的本质。
这是自由主义大厦最坚固的一块基石，即证明了每个人依自己自由意志生活，恰恰是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主义不再仅仅作为内心的信念，不再仅仅是偏激或自私的意识形态，而具有了接近真理的意义。正如米塞斯所说，坚持自由主义，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因为舍此一途，社会必将倒退到中世纪甚至原始社会，现今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将不能生存。[4]
斯密所阐述的以上原理深刻而又朴实，但对囿于自给自足男耕女织，重农抑商上千年的中国而言，迄今仍然难以为人所真正理解。历史上，中国人勤劳而贫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从事与土地相关的劳作，而难求温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从理论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而“均贫富”的理想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乃至大规模的饥荒，人民的平均境遇比之自由经济下最贫困的人还差得很远。
只有自己才知道什么是自身的特长所在利益所在，因此利己之心必然要求意志自由，即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与谁交换，以什么条件交换。为此，斯密反对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
设置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使得财富外流，国内物价飞涨，人民贫困；将人民限制在土地上，禁止劳动力转移，使得技术停滞不前，财富难以积累；海外殖民地更是不可取的，从殖民的掠夺的财富还不及殖民地高昂的维持成本，而如果殖民地独立，与母国进行自由贸易，双方都能获取更大的利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密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反面教材，两国在美洲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发现了丰富的金山银矿，金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两国，但国王严厉禁止金银出口。最后，人民穷得只剩下了金子，用不完的金子拿来做金碗金盘子，却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顺乎逻辑地推出，自由贸易不仅是繁荣之源，亦是和平之本。贸易的发展将会消灭战争。世界各国能够休兵罢战，共享太平，不是因为君王德性高尚，也不是因为人民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们必须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为万世开太平”“四海一家”的崇高理想只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
思想改变行动。本书中，斯密并非凭借激情或臆断，更没有暴力或胁迫，而是以详尽的数据和雄辩的逻辑，有力地反击了当时盛行英国的重商主义。这种说理的方式很重要，使读者容易评判是非对错，而不须无端的猜测。《国富论》结论简单而篇幅浩大，正是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的体现。
1848年，国富论的追随者取得了成功，英国废除了所有的关税，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很快国力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鼎盛。而对于世界而言，斯密《国富论》发表之后二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坚持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合作，各国就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同享利益；如果高筑关税，紧闭国门，带来的不是世界大战，就是与世隔绝的惊人贫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今天经济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打着解决就业的旗号扶持本国工业，是与斯密的原理背道而驰，朝着分解社会而非促进发展迈出了一大步，是制造新的危机而非解决危机。
为了维护这样的自由秩序，斯密在全书的最后一编，论证了“根据自然的自由制度政府应当承担的三项职责”，即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国防），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到其他人的欺侮和压迫（司法），以及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5] 这三项任务，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权力范围的经典阐述。斯密在此并没有强调国家的性质，也即不论是专制或民主国家，要保障自由，核心在于限权，而不是选举。
《国富论》是第一本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济学著作（我个人认为，还有两本经济学著作同样改变了世界，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是凯恩斯的《通论》，但这种改变带来的是财富还是灾难就另当别论了），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在他之后，李嘉图、马克思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他的理论，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则以边际价值理论彻底颠覆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观。
有人总认为，最新的理论才是最好。但这是对进化论的生吞活剥，最新的理论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对和驳斥，尚不能证明它的价值，而唯有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洗礼，被各个学派从不同角度证实或证伪，不断扬弃的理论，才更值得批判性的研读。《资本论》和《通论》都曾风行一时，事隔多年后才被全面地清算，而《国富论》虽然也遭到了许多批驳，但其确立的自由市场的原理迄今仍充满生机。自发的分工形成社会，自由的交换带来繁荣，《国富论》揭示的这一定律，仍为世界现状所一再证实。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过去几百年间取得的数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成就，也莫不源于此。
但遗憾的是，至少在中国，《国富论》的影响或许还不如任何一本畅销小说。我手上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2004年第12次印刷，印量8000册，照此计算，就算到现在刷了20次，印量也不过16万册，加上其他版本，总印量也就几十万册。显然，绝大多数受过经济学专业教育的学生都不曾读过这本书，罔论别的学科。
那么，新义和团层出不穷，喊着抵制日货的口号打砸，自以为是爱国的表现；或是各种方式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人为制造巨额贸易顺差，还以为是经济发展的体现；或是打着保护民族工业的旗号，保护出一大堆垄断企业骗子企业；或是颁布种种禁令管制价格限制交易……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认真研读《国富论》，斯密曾大力批驳过的种种谬论就会代代流传，贻害无尽。
测试题：
阅读《国富论》后，根据书中阐述的原理，分析以下问题：
1.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吗？为什么？
2.日本会再次侵华吗？为什么？
3.国家应当对国内的幼稚产业进行特殊保护吗？为什么？
4.是否应当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为什么？
5.追求贸易顺差会产生什么后果？为什么？
6.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导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人口远超过农业人口？
7.香港居民是否有权要求香港政府确保奶粉供应，使本地人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奶粉？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五)：国民财富如何增长
古典经济学家十分关心国家的富裕，所以有经济学家说，古典经济学都是发展经济学。《国富论》从名字上来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斯密回答的非常好。
先看看《国富论》前两篇论述了国民财富如何增长。
第一.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经济学史上闻名遐迩的话。那劳动分工是怎么增加劳动生产力的呢？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这必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举例。”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分开来看，第一个就是劳动熟练度，增加了生产率，在它举得例子中体现的很好。
第二个是转换工作节约的时间。这里就暗含了组织和制度的改进，大型工厂的产生就适应了这里的发展。
第三个是技术上的改进。分工加快了技术的改进，而技术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之一，可以极大推动经济发展。
第一点是劳动力质量的改进，第二、三代表了全要素增长率的进步。，“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劳动力与全要素增长率都可以增进。
同时，劳动分工带来了生产率的改进，这样一来，商品包含的劳动量低了，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也降低了。后面是斯密没想到的，那就是杨格定理。商品价格的降低，相当于购买力提升了，这样一来，市场就扩大了。斯密说过，“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样就反过来推动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循环，即经济进步。由此一来，经济就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第二部分是资本。 劳动分工带来了技术、生产率，代表全要素增长率。投资就是资本的存量。斯密也极为重视这一问题。他说，人们有了剩余，存了资本，才能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得工资更高了，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是个好东西。
斯密认为，资本是发展的动力，所以需要节约以储蓄资本。他痛斥浪费的可耻，赞扬节约的高尚，从这里可以联想到美国的清教徒精神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
资本的好处是根本的。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里，没有资本积累，也无法扩大生产，无法改进技术，更无法促进更多人财富的增长。
而资本对人的解放作用，是深刻的。有了资本，人们就不用去小砍柴了，可以用锯子。这不是解放作用吗？真正能使劳动者解放的不是什么暴力斗争，而是机器。上次谈起富士康的12连跳，问如何解救劳动者单调痛苦的劳动命运？答：只能用机器代替人。事实上，已经很多企业开始运用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需要资本，人类的发展更需要资本。
这句话，完整涵盖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理论。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定须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
所以，国民财富增加的因素是劳动分工、劳动力与资本。这与索洛模型相同，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劳动力、全要素增长率。模型只是数量化了，斯密早已揭示出来了，可以想见斯密的伟大。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六)：读书笔记的一个片段
这是大概三四年前写的一则笔记，但是没有写完。今天把它贴在这里，一方面自己看看，另一方面提醒自己做事要有始有终。
《国富论》读书笔记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篇由十一章内容组成。事实上，第一篇的标题就概括了这十一章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一章至第三章论述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论述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斯密在第一篇中提出了如下问题（均用下划横线标注），并依次予以解答。
劳动生产力缘何逐步提高？
斯密在开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分工，用他的原话叙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为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斯密列举了制针行业的例子，通过比较分工前后同一段时间的产量，论证分工为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变化。斯密认为，不同行业的分工程度不同，导致其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同，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不可能实行那样完全的分工。”
以上分析实际上是提出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命题，那么其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或者说，分工为什么会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
斯密在第一章中将其归结为三种情况：“第一，由于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最后，由于发明了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其中第一、第二点比较好理解，关于第三点，斯密是这样解释的：“使劳动得以如此方便和简化的所有机器的发明，最初似乎只是由于分工。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上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达到任何目标的方法。由于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标上。因此，我们可以自然地预期，在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部门的那些人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人不久就会找出完成他们自己具体工作的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的方法，只要工作的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
基于上述几种作用机制，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那么分工又因何而产生？
斯密在第二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将其归结为“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物物交换、以货易货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倾向”。斯密列举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例子加以比较，从而论证这是人类所独有的倾向。
斯密进而指出（这段话比较经典）：“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实际上比我们想象到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从而强化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禀赋的差异性，斯密列举了一个哲学家与搬运工的例子，也颇为有趣：“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六岁或八岁的时候，他们或许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游戏伙伴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大约在那个年龄，或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非常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不同才开始被人们注意到，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不愿意承认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责任要履行，都有相同的工作要做，那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可能有才能上的任何重大的差异。”
在人类社会中，分工从无到有，那么，分工的界限在哪里？
斯密在第三章中简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限制分工的因素主要是地理因素。因为分工是由交换倾向所驱使的，而“当市场很小的时候，没有人能得到任何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把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则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为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斯密列举了沿地中海国家、非洲内陆国家和亚洲北部的例子，指出水运发达的地区通过贸易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没有水运的国家则恰好相反。
从第四章开始，进入了第二个主题：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货币的起源过程是怎样的？
斯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马克思的回答有些类似，但又有不同之处。马克思是基于价值的概念，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一路推演而来，不过价值的概念也要建立在交换的过程才能得以引入，这和斯密阐述的角度相同。斯密说：“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商品，先后被想到并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在所有的国家，由于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最后决定在所有各种商品中选用金属来完成这种职能。”这与马克思所说的“金银天生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也是很类似的，至于为何要选择金属作为货币，斯密的解释也是基于其物理属性，与马克思相类似：“金属不仅能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保存起来不受丝毫损失，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还可以没有任何损失地分割成许许多多的小块，又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小块再熔合起来。这种性质是任何其他同样耐久的商品所不具备的。”
在论述了货币的起源之后，斯密开始考察“人们在用货物交换货币或用货物交换货物的过程中自然遵循的法则”，货物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正是取决于这种法则。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使用价值”（某一特定物品的效用）和“交换价值”（占有该物品所带来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没有交换价值，比如水；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没有使用价值，比如钻石。这被后人称作“钻石与水”悖论。
随后，斯密提出了三个问题，并分别在第五、六、七章予以回答。
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什么？或者说，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是什么？
斯密在第五章的开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劳动。由于人类社会中存在分工，因此“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能供应他所享受的上述物品（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他必须从其他人的劳动中获得。这样，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必然根据他所能支配或购买得起的他人劳动的数量而定的。”通过基于分工交换的分析，斯密得出结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一结论颇得马克思的赞许，也频繁地出现在后世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
但是，劳动是无法予以准确度量的，因而在实践中，“每种商品更频繁地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同劳动相交换”。特别地，“当物物交换停止，货币成为商业的通用工具时，每件具体的商品更频繁地同货币而不是同任何其他商品进行交换”。
斯密所在的时期仍处于金本位时代，因此还需要考察金的价值。“金和银像每一种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常常依赖于这种交换进行时人们已知的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有程度。”不过，“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其中，“劳动的真实价格可以说是存在于为得到劳动而给予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之中；而劳动的名义价格则是由货币的数量构成的。劳动者是富还是穷，是报酬高些还是低些，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是与其名义价格成比例。”斯密随后展开的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劳动显然是唯一普遍的、精确的价值尺度，或是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用来比较不同商品价值的惟一标准”，毕竟，“我们不能用购买商品的白银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真实价值……然而我们可以用劳动的数量十分准确地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和从一年到一年的真实价值”，只有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才是“所有商品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
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
斯密在第六章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他的回答也被后世称作“斯密教条”，具体内容是——“在所有的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要分解为这三部分中的其中一部分或全部；在每一个现今社会中，这三部分，作为价格的组成部分，都或多或少地进入到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斯密认为，即使当这三种收入属于同一个人时，也应予以区分而不应混淆。他举例说：“一个独立的制造者，有足够的资本用于购买原料和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将他的商品送入市场，他应该得到一个在老板手下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和老板从出售了人生产的产品中所获得的利润，然而，他的全部所得通常被成为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就和利润混为一谈了”。
可以注意到，斯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别。他在书中区分了“早期的古代社会”（此时还没有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和“先进社会”（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斯密指出，在还没有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时候，劳动者获得全部所得，而当这两者出现之后，劳动者“使原料增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工人自己的工资；一部分是他们的雇主因提前预支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斯密进而论证了工资和利润的区别，反对将利润理解为“为了某种劳动，即监督和指挥某种劳动所支付工资的别名”，他的理由是“监督与指挥劳动的价值……与他所监管的资本是不成任何固定比例的；而这一资本的所有人，尽管因此摆脱了几乎所有的劳动，却仍然期望他的利润会与资本成一定的比例。因此，在商品的价格里，资本的利润成为一个与劳动工资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并且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所支配”。
此外，斯密认为地租是基于如下理由产生的——“任何国家的土地一经变为私有财产，地主也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喜欢不劳而获，即使对土地的天然产物也要求得到地租”，事实上，斯密是以“人喜欢不劳而获”为理由支持地租存在的合理性的，而并无其他理由。
是什么不同的情况使真实价格的某一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或低于它们自然的或普通的比率？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有时阻碍市场价格，即商品的实际价格，使之不能与可以称为商品自然价格的东西完全一致？
斯密在第七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应当注意到，问题中提到了“自然”比率、“自然”价格的概念，这个“自然”概念其实是由斯密规定的，即“在一个社会或其邻近的地区里，在劳动和资本的每一种不同的用途中，工资率和利润率是一个一般比率或平均比率”，一般地租率的存在亦同理。斯密所进行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存在自然价格、自然比率”的基础之上的。
商品出售的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商品的自然价格，也可能正好等于自然价格。当“进入市场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少于有效需求时。所有那些愿意支付将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数量的供给。其中有些人不愿就此罢休，宁可出更高的价钱，他们中间随即出现了竞争，而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地高出自然价格”。其他两种情况的传导机制亦同理。
斯密认为，价格变动的趋势都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持续不断地向它（中心价格）靠拢”。当然，他也承认垄断价格的存在，并认为垄断价格是“在任何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垄断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买主那里勒索的，或者可以认为是买主同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市场价格不可能长期处于其自然价格之下，倘若如此，商品出售者将停止出售商品，退出市场。
在“斯密教条”和“自然价格”的理论假设上，斯密认为：“自然价格本身随着其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比率的变化而变化。”在接下来的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斯密将回答下列问题：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工资、利润的自然比率？是什么情况影响土地的地租和提高或降低土地所产的一切产品的实际价格？
哪些因素决定了工资的自然比率？
斯密认为“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但这是“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的原始状态”中的情形，当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产生之后，原始状态就被改变了，按照斯密关于真实价格构成的观点（斯密教条），“地主就要求从劳动者的几乎是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获的全部产品中分得一份，他的地租是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所得中的第一次扣除”，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劳动者所得，都有同样的利润扣除”，因为“大多数工人都需要有一个雇主，去为他们提供生产资料”。
由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被斯密视作理所应当，那么工人只能获得工资（即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也就很自然了。那么工资如何决定呢？斯密认为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合约来确定的，在签订合约的背后，工人和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斯密认为“雇主们在同自己工人的冲突中一般处于优势”，但是“仍然有一个特定的比率”，即工人的“工资至少要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还必须多一些，否则他就不可能供养一个家庭，而这类工人的种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下一代”。斯密补充说，维持工人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只是附和一般人道主义的最低工资罢了”。
既然这是最低工资，那么工资的上升空间又在哪里？斯密认为，当社会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资本家之间就会竞争，竞相抬高工资吸引工人，则“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这类基金可分两种：第一种，超过生活费以上的必要的收入；第二种，超过雇主们自己所必须使用的资本”，因此“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还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而且也不可能脱离它的增长而增长”。
斯密用英国和北美比较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他的逻辑可以概括为：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水平提高，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结论是“劳动工资的上升，不受国民财富的实际多少所影响，它是因为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所造成的”。此外，斯密还列举了中国和东印度的例子，说明在工资停滞增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陷入停滞，他得出结论“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在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劳动工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之后，斯密说：“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美好。”这可以看作是对前一个结论的补充。
斯密虽然认为工人“理应”受到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但是他仍然认为不应当使工人陷入贫穷。这两点是否可以并存呢？不同学派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就斯密看来，“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繁衍，也增进普通人们勤劳工作。劳动工资是对工作勤奋的鼓励，勤奋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那样，受到的鼓励越多就越勤奋。”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读后感(七)：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读书报告
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读书报告
1、亚当·斯密笔下的资本积累：节俭的神话
作为被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管理学追认为开山鼻祖的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富论》尤其是其中“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已经为人所熟知，并用来证明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好处。如艾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所言，“《国富论》的主要影响，在于为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作出了有力的经济辩护”。
斯密以一个扣针制造厂的内部分工为例，试图证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和专业化。《国富论》开门见山：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我们在后文中将会回到《国富论》的这个开场白，看看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分工”为什么成为了形而上学式的基础。不过，这只有在我们走出斯密的体系，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时才能发现。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中，斯密提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带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的产出分为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
……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利润完全收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出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
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中，斯密论述了在推动经济发展（即，推动分工更细化）的过程中资本所起的重要作用：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捷。……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投资雇佣劳动的人，自然希望投资方法能够尽量产出最大量的产品。所以，对工人职务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适当；在能够发明或购买的限度内，他所备置的机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看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摘录了这两段。不过，他在之后的简短评语中写道：“……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斯密关心生产的产量，怎么能说他对人漠不关心呢？斯密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更清楚地看到。
在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斯密用轻松明快的笔调描述了资本的由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这个逻辑清晰的描述似乎在一百多年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了回应：笃信新教伦理的人把赚来的钱节省下来用于拓展业务和细化分工，这种伟大的克己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理性的铁笼”。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看做是斯密版本的资本神话。神话一般都是简单易懂的。比如，关于资本的来源，还有一些更离奇的神话，如亨利·乔治的节省果子的野蛮人，威廉·罗雪尔的节省海鱼的渔夫。
2、“原始积累”和在原始阶段的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田园诗
然而，或许连斯密本人也不太相信节俭的奇迹。就在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浅显简单的文字的前几页，斯密这样写道：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佣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许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是有一些。……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
所以，节省的作用是有限的。光靠节省不能省出足够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资本，况且他们会用于其它消费或者交税。那么，大量的资本到底是怎么来的？允许这“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怎么来的？对此，忽略下层社会历史的斯密没有办法、或不愿意给出解释，毕竟，在资本起源的说法上一个小小的矛盾，并不会妨碍他对于产生了经济大发展的商业社会的礼赞。
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以这样的方式自问自答：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在这著名的一章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通过使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本质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
……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这一“前史”是如何进行的？马克思作了如下的概述：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兴起和已经发展成熟这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家权力的运用，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前史”；后一时期的特点则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而造成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过程具有双重的、自我加强的效应，它不仅产生了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市场（对此，当代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从来就只是个程度的问题，甚至，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只是劳动力出卖的时间是以一辈子为期，如古代奴隶，还是以一年或一个小时为期，如现代雇佣劳动者），还产生了对于产品的需求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原始积累的进程中，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无所不在，暴力成了最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实：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总之，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这段强有力的控诉之后，马克思仍觉得不够彻底，于是继续引用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原始积累与通常所谓的“第一桶金”也不是同一回事。第一桶金可以恰当地称为“在原始阶段的积累”，并且，这里通常倒是很有些田园诗的味道。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甚至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依靠他母亲和电脑巨头IBM的关系获得了软件订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桶金也是在“赶英超美”和“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口号下不知不觉地完成的。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得益于前人栽树罢了。没有19世纪（至今！）大量美国土著人的被杀害，这个从洛克菲勒到亨利·福特再到比尔·盖茨的传奇故事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没有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殖民者既破坏农村又建设城市，中国就依然在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的陷阱”里徘徊。
如果说斯密的经验描述和理论分析自相矛盾，因而未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资本起源之谜，反倒制造了这样一个谜团，那么，借助于马克思对于真实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初步看清迷雾背后的真相了。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比马克思早半个多世纪的斯密果然没有看到这些历史事实吗？原始积累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前史”吗？
3、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和宣传家
迈克尔·佩罗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一书中，通过仔细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詹姆斯·史都华，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约翰·雷）和当时政治管理者的文本，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原始积累在当今世界中的体现。
如果说“原始积累”意味着强制把人们与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佩罗曼指出：
原始积累不能被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或者封建社会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假想时刻。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个过程在今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佩罗曼给出了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人们被塞进城市中拥挤狭窄的住处，连洗衣服的地方也没有。结果，他们开始依赖洗衣店。尽管诸如洗衣店等家用电器的普遍应用，本该使多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更加简单。同样地，保罗·斯威齐这样解释日本出现大型娱乐场所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人们被迫住进狭窄的小公寓，无法在家中进行社交活动。
……购买此种服务的需要，迫使人们出卖更多的劳动。
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循环。要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越来越难，所以人们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做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减少了，家庭把更多的家务劳动转给商业部门。托儿所的出现就是这一进程的明显后果。此外，在同一天里既要工作，又要做各种家庭琐事，这很有难度。于是，快餐业出现了。
……现在我们只需记住当代的例子：那些曾经是家庭本身可以制造的东西、服务，现已成为商业公司出售的商品了。
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新安排，与家庭对这些物品、服务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有关。从形式上说，失去对洗衣服地方的所有权，与失去一家人曾经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一样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被剥夺了对特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会在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的组合中引起变化。
事实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早就被除了英格兰之外的十七世纪所有其他经济发达的区域（如：中国长江三角洲，印度古吉拉特邦，日本关东平原等）所证实，以至于在英格兰异军突起的那场工业革命被近来的一些学者（如彭慕兰）视为是“大分流”。佩罗曼援引了几个例子：
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人无论在工厂做工，还是为自己做工，都差不多，用的技术也基本一样。
……即使在某些地方，雇佣劳动的工资比自给自足的农民收入多得多，传统产业工人仍然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像许多作家们描绘的那样低效率。……即使在现代市场社会，自给自足也是有效的。……自给自足的优势，部分在于它不必运输和推销农产品。
……当这场造就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圈地运动）加剧时，工人们日益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来到英国的）外国游客对这一进程的最终后果感到惊讶。他们注意到：“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都没有一小块哪怕在他们失业后没有收入时能让他们种点食物的土地。”
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的情况则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作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这些问题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
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佩罗曼转引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
世界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撰写的报告写道：“用增加商品作物或增加生计作物种类的方法，来改进传统农业，其前景很难评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计农业的特点是它的高产。自然的慷慨使农民可以用比较少的努力，生产出足够自用的农产品。……除非有相当多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因为新的消费需求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生产传统食物相对容易这一事实，就可能阻挠对新作物的种植实验。”
因此，原始积累在斯密及其以后的时代，仍然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国富论》中，斯密正是用分工的形而上学迷雾掩盖了原始积累的残酷事实。佩罗曼的阅读建议是：
我们可以将《国富论》看做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著作；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若从后往前看《国富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本有关实际管理的书。而那本有关意识形态的著作，则是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并逐渐融入那本政治管理的书中。
分工正是《国富论》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正如熊彼特注意到的，“在亚当·斯密之前、之后，都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劳动分工理论。”但是，斯密只看到了劳动在一个工厂内部的职业分工，而没有看到劳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正是这一点使斯密忽视了原始积累。佩罗曼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来证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斯密考虑劳动分工的时候，总是强调“排他性”，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工厂内的工作安排。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提议，我们也应该审视一下工厂与家庭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虽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他们的理论对于分析原始积累的强制性一面，却没有丝毫帮助，因为这一学派觉得，经济是通过自愿的契约进行自我配置的。
……斯密不能进一步正视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他只能够走到物物交换——甚至简单商品生产——那一步。但是，到雇佣劳动的飞跃，就远在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了。
……斯密之所以经常陷入混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清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小商品生产中，人们自愿地生产，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出售而获得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雇佣工人来为工资工作。……在解释小商品生产的进化时，他说劳动分工是从没有资本的粗陋状态中自然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理论中，资本成了主要的动力。
当然，斯密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虽然他显然不如史都华更加敏锐和犀利，但在斯密写作的年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有不小的份额，并且，工业革命的关键发明——瓦特的改良蒸汽机也只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的，而《国富论》则出版于1776年。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国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在斯密的笔下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佩罗曼指出：
为什么世人对史都华成就会如此沉默呢？一部分原因是史都华选择的阶级立场与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嘲笑贵族的虚饰，赞美节俭。史都华跟斯密不一样，他认为贵族是将来领导阶级的合适人选。……
史都华不是那种把理论建筑在虚幻的社会契约上的人。相反，他很坦率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找出了迫使工人为别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真正力量，其中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
……史都华的思想会令现代读者震惊，斯密看上去则比较温和。
……斯密在生活中的行为也并非不与自己的理论相矛盾。难道他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守护自由贸易的圣人，从贵族受众接受年金或者当海关官员领取薪俸是一种讽刺吗？难道他寻求在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供职时，没有感到一丝虚伪吗？
与佩罗曼一样，赫希曼也称赞了亚当·斯密过人的修辞本领，不过这次的比较对象是名声不佳的曼德维尔，他指出：
……斯密《国富论》中的论述，完全集中于那些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贪财或贪婪的欲望，成功地回应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斯密能够在提出合适的、有说服力的命题方面迈出巨大的一步：他用诸如“好处”或“利益”之类的温和术语代替“欲望”或“罪恶”，从而钝化了曼德维尔那令人震惊的悖论的刀口。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我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斯密关心的是什么？
如同其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关心的核心议题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即使《国富论》在谈到分工对于人性所具有的破坏性作用的时候，斯密在那个今天一再被引用的段落中，最终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安危：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除非费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战时如何捍卫国家，否则无法做到。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不管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上帝之爱、神圣秩序的右派保守主义者，还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人间之爱、社会公正的左派激进主义者，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和老板或资本主义的宣传者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家伙，如果不说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话。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的故事，主要从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