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腐启示录》读后感10篇
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宗理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亦不轻于戮辱，一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
而反腐只是雍正诸多政绩中的一部分。“反腐”在当下的大热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雍正反腐”这个话题也是由来已久，近几年又得到某都宪的墙裂推荐，也大热起来。
本书架构非常明晰，首先通过介绍朱元璋反腐、刘瑾严嵩贪腐、崇祯失国原因、康熙朝的贪腐问题来揭示雍正决心反腐的原因，然后着重说明雍正的反腐策略：打击朋党、清查亏空、建立相关制度、提拔反腐人才，最后总结雍正反腐的得与失，给读者以启示。作者对雍正的各项政策解说到位，从雍正打击允禩一党、年、隆巨贪说起，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对年隆的一生作了简要说明，并启示读者：雍正反腐极有决心，对贪腐零容忍，有遇神杀神之势，即使是年、隆这样关系密切、立有大功的亲朋好友也不例外。会考府对现代人而言是一个稍微陌生的概念，作者详细介绍了会考府的成立背景、功能、具体工作，同时又以雍正的十弟、十二弟两位亲人的亏空说明雍正的决心，对当下的反腐极具启发意义。雍正为反腐以铁腕手段力排众议改革以前地方官乱征收“火耗”的弊政，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又以这笔收入高薪养廉，一举多得，可见雍正头脑灵活。此外，作者对于涉贪的曹雪芹家族等“江南三织造”的败落也做了简单说明。雍正曾有名言：“从来君道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雍正对于用人很有一套，雍正一朝能吏辈出，作者仅以田文镜、李卫、杨文乾三人为例，让读者一窥雍正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
反腐败既要靠人，也要靠制度，而且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创新。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雍正反腐的决心很大。即便贪腐官员畏罪自杀，也不许其得到好处。他说，贪腐官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为使贪腐官员的“狡计”落空，他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上谕内阁》，五年二月初三日谕)。同时，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耗羡归公后，它的用途，雍正规定是三大项，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用以清补亏欠。明清两代，官俸都很少。雍正不要官员枵腹办公，“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雍正朝起居注》)。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后，雍正对官员的约束就更严格了，“倘有再私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朱批谕旨·王士俊奏折》)。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6年12月号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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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鲁迅看到的是“吃人”，吴晗、王亚南看到的则是“贪腐”。
千枝万叶，单表雍正。
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看看雍正的反腐措施：
1. 打击朋党，是为了粉碎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拆散他们的联合势力，使众多官员紧紧围绕在以雍正为核心的清庭周围；无非是打击反对势力，打击离心离德的分裂势力，保住自己的权位。
3. 高薪养廉，这是伦理、道德之外的经济手段，但官员根本不理你这一套，照样贪腐，说明道德约束、孔孟之道软弱无力。说明你只会用招，不知道进行制度建设，比如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并不是在你任职期间全部发放给你，而是留出一部分作为质押，如果你为官期间清廉，没有犯错，退休之后才可以领取。否则，除了法办你，一分钱也不多给你。
二
于是，这就很可笑了。两个盛世之间夹着一个恶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驴粪蛋而已，而如果雍正一朝，经过反腐治理，没有一个官员不是清官的话，为什么不被同样称为盛世呢？所谓“康雍乾盛世”才对啊，因为雍正朝的腐败我认为后期应该是有所收敛的，相比之下，他这一朝要比康熙、乾隆朝贪腐要轻，难道反腐的朝不是盛世，反倒是维持外面光的朝是盛世？你反腐了，大家都知道你朝有腐败，而且很厉害，就说你这朝不行；你没有反腐，大家不知道你有腐败，或者知道有，但不知道如此严重，比如金银以吨计，钞票以亿计，你这朝就是盛世？
难道就无药可救了吗？
三
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吏大都以当官发财为己任，当官做老爷，得有人伺候着，而美国的官员大都以为选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己任。有人肯定会跳起来说我是崇洋媚外，没办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果我说：以洋为镜，可以知优劣，你不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为什么你宁可代买外国的奶粉，也不愿意让孩子喝中国的毒奶粉？
此人只能美国有，中国哪得见踪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把做官当成是一种买卖来做的原因了。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为纪念肯尼迪而写的One Brief Shining Moment一书中回忆道：只有家人和少数几个好友知道肯尼迪将其薪水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既包括作为众议员的薪水，也包括后来参议员和总统的薪水，并在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事业和相关组织之间加以分配，而条件是接受捐赠方不许公开捐赠者是谁。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爹有钱，可是一个富二代，为什么会免费为选民、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官商勾结拼命捞钱呢？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贪腐，那为什么没有机会贪腐呢？问题逐渐问到根子上了。因为官僚制度使然，官员都是民选的，一切都透明，即使你不想让他深入群众，拦都拦不住；即使有什么藏污纳垢，也会被揭露、曝光（当然，也有没有被揭露的）。新闻机构、选民、反对党、司法机关，甚至是上帝都在盯着你，你想捣鬼不容易。有人还会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受到新教教义的影响，自己努力打拼，然后回报社会。但肯尼迪是一位天主教教徒，他的这一宗教信仰一度成为他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的障碍，在美国这样每4个人中有3个多不是天主教徒的国家，一个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竟然选上了总统，而且开创了美国现代政治的先河。
在其为父亲的Profiles in Courage写的序言中，卡罗琳•肯尼迪写道：“我的父亲教导我们，无论年轻还是年长，没有太早，也不会太晚，什么时候都可以为大众服务。他在总统就职演讲时提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这是对他整个人生和职业生涯的总结，直到今天，它仍然像40年前那样正确（卡罗琳是在2003年写的，现在应该是50多年前了），时刻回响在我们耳边。……现在轮到我们为自己所处的时代重新诠释那份承诺的时候了。”
四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在其新书Navigating into the Unknown中指出：“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其关键性事件包括《美国宪法》的确立、詹姆斯•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法国大革命，而蒸汽机的改进标志着工业化时代的开始。这一转变也导致了现代大学和拥有各自思想体系的政党的创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促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并用宪政民主体制取代了封建制度。”
可中国在推翻了所谓的封建制度后，并没有走上宪政民主体制，从慈禧想鼓捣君主立宪，时至今日，民主宪政成了歪路邪路。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思维还变了态，他们不相信富人、资本家还能做善事，纽约市长是一个万恶的资本家，肯尼迪是一个花花公子富二代，肯尼迪一家想把美国变成自己家的，他们花钱收买人心，假惺惺，不知从中捞取了多少好处回去。中国人也不理解怎么官员还要倒贴钱，工资少了都不行，别说往外掏了；不但不理解，还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居心叵测。
是什么让美国的官员成了高大上，让中国的官员成了穷腐贱？为什么中国的官员想到的索取，而不是给予；想到的是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而不是为国为民奉献；想到的是争权夺利，而不是解决问题，踏实做事？这是传统文化使然，还是民族固有的劣根性？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信仰的问题？
仅靠当权者的反腐不能解决问题。作者指出，雍正反腐的失败是由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首先，君主是国家的最高主宰，君主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机构之上（或者说法律和机构都是为君主服务的），因此，封建专制就是人治，君主的品性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和发展走向。其次，君主的任何行为都是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雍正反腐不过是维护皇权统治的手段。
那中国如何跳出这个死循环呢？敢问路在何方？
你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为什么要加以区分？因为不同的立场会对雍正反腐有不同的认识。统治者不用说了，就是所谓的“赵家人”，而被统治者分为官员和老百姓，其中不包括做官的赵家人。有些官员会自觉地认为“我也姓赵”，所以，他们会在“忠君”和“爱国”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就像岳飞（民主体制则无此忧，他们没有君，只有一个国；总统宣誓效忠宪法，而不是国君）；而有些被统治者也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会觉得“明君”和“清官”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他们的大救星，其实，在统治者眼中，官员是直接的奴才，随时呼来唤去地驱使；老百姓是间接的奴才，通过官员治理百姓。但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一时的气话。我就算玩烂了，也不给你们，想得美，你也配姓赵！
话说，某地衙署落成，天朝的外派大员望着气派的衙门，口吟一副对联：
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
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
衙役们齐喝彩，但该大员苦思不得横批，正在尴尬之际，从围观的人群中飘过来四个字：
查无此人
......
反腐，雍正在做，我们也在做，从古做到今，不同的时间，同样的目的。不得不感慨雍正的铁腕。
作者以细腻不枯燥，通俗不失专业，易懂不乏深度的文笔和史学功底为我们讲述了雍正反腐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可鉴之处，让我们从这个角度了解了雍正。
好吧，言归正传，说歪了。
看完此书，心情真的很不好受，雍正如此勤政，其反腐的力度，铁腕手段，各种措施，如此强悍，到最后也难免人亡政息，付之东流。看着那些打老虎被雍正一个一个拉下马，痛快至极。
不得不说，在这个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下，作者对主题的把握，语言的组织，轻重的分配真的很到位，多一寸则太长，少一分也太短。
康乾盛世百余载，除康熙乾隆二朝这一百二十年之外，中间还夹着雍正朝的十三年。与自己的老爹和儿子相比，雍正王朝过于短暂，他本人的寿数也不算长。不过确实正像作者所说，雍正这十三年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极为关键的十三年，若是没有这十三年，康乾盛世便会早早结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十三年，大清王朝才将衰弱的速度放慢，才坚持到了二十世纪初才结束。
从书中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康乾盛世的这段历史那是相当熟悉，随便一件史实那都是信手拈来，有头有尾，有果有因，让你读起来既看到了热闹，也抓住了门道。有了作者为我们的分析，读者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瞬间就递进了一个层次，没有以前那么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