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精选10篇

　　《如何改变世界》是一本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8.00，页数：4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一)：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访谈）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1

　　摘要: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

　　93岁高龄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出版了新书《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Little Brown & Company, 2011 ）。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本文刊载于英国《卫报》2011年1月16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亨特：这本书的核心有没有一种辩护的意味？也就是说，即使马克思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再适用了，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所提的问题是对的，而且过去20年中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思考的差不多。

　　霍布斯鲍姆：是的，的确是这样。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时期重新发现马克思，是因为他在1848年对现代世界所作的预言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我认为，那就是他吸引了很多新的观察家们去注意他的著作的地方，矛盾的是，首先被吸引的是商业人士和商业评论者们，而不是左翼。我记得，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纪念时期，当时左翼并没有制定太多的庆祝计划。让我觉得惊奇的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编辑说他们想刊登一些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东西。后来，我与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共进午餐时，他问道：“你对马克思怎么看？”尽管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对我说：“这个人确实是有些东西的。”

　　亨特：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像索罗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喜欢马克思，他们所喜欢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能量、打破偶像及其潜力等的描述，吸引乘坐联合航空公司航班的总裁们的也是这部分描述？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是全球化，是马克思预言到了全球化这一事实，并且可以说是全面的全球化，包括品味和其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这让以上这些人钦佩不已。但是我认为更聪明的一些人也看到了马克思关于危机呈一种锯齿状发展的理论。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官方理论都排除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亨特：这就是“经济繁荣—萧条周期的终结”的论调，而且不止是经济周期吧？

　　霍布斯鲍姆：一点没错。从上世纪70年代起，首先是在大学里，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最后是自1980年的撒切尔和里根，这时期出现的我认为是资本主义背后的自由市场原则的病态畸形：提倡纯粹的市场经济，拒绝国家和公众行为，我认为这是19世纪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都没有实行过的，即使是美国。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这也是和自1945年至70年代早期这段资本主义最成功时期的实际运行方式相冲突的。

　　亨特：您说的“成功”是就战后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言吗？

　　霍布斯鲍姆：我说“成功”是因为它既创造了利润，也确保了诸如政治稳定和社会上相对满意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这些方面。但它并不理想，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人性化的资本主义。

　　亨特：您认为对马克思的兴趣的复兴也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的终结吗？列宁主义的阴影已然扫清，从而可以回归马克思著作的原初性质上去了？

　　霍布斯鲍姆：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家们不再害怕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能以比以前平稳得多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不易为激情所扭曲。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末变得更为显著。你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经济是由所谓的西北世界（西欧和北美）有效地推行的，它们推进了这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起初，它看上去运转得相当好——至少在原先的西北世界是如此，但即使是从一开始，你也能看到它在全球化经济的边缘区域所引发的大地震。8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90年代前期，俄罗斯出现经济灾难。然后就是世纪末这次几乎席卷全球的巨大经济衰退，从俄罗斯波及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我觉得，这一切使人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有一种根本的不稳定性，而这一点他们早先是排除了的。

　　亨特：有一些意见认为，2008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欧洲和英国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现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正在以日益明显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它们的经济。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否可以说是轮到我们去遭受他们10年前所遭遇的危机了？

　　霍布斯鲍姆：金砖四国的真正崛起是过去10年的事，最多不过15年。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我认为，假设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是种冒险的做法，正如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资本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家族，蕴含着多种可能性。从法国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到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因此，认为金砖四国的崛起只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相同的东西，是错误的。

　　亨特：您提到了经济崩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的问题。在书中，您摒弃了那种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今天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政治规划的看法，那么，作为一项政治规划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将何去何从呢？

　　亨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左翼，在政治上都未能利用过去几年的危机，对此，您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距离您最欣赏的政党之一——意大利共产党的终结已经20年了。您对当下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左翼政府感到沮丧吗？

　　霍布斯鲍姆：是的，当然了。事实上，我在书中尽力想表明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它在革命方面出现了危机，在社会民主方面也是如此。新的全球化经济下的新形势最终不仅消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消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工人阶级向其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政府对于这种压力的反应能力实际上是减弱了。于是，左翼退缩了，他们提议说：“看，资本家们干得不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赚尽可能多的利润，坐等分红。”

　　当部分分红以创建福利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时，这还行得通；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它就行不通了，然后你就不得不像布莱尔和布朗所做的那样：让他们赚尽可能多的钱，希望钱多到可以溢出来一些让人民生活好转起来。

　　亨特：您是否认为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从左翼来说，一个自觉的、易于识别的大众工人阶级的终结？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它对社会民主政治至关重要。

　　亨特：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言，您的著作中非常强烈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今天，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巨大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包括会议和集会。如果我们去看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或是看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表现，会发现真正的热情。今天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让您觉得激动吗？

　　霍布斯鲍姆：我不确信是否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目前的政治局面，学生激进运动将会出现。这是从积极方面来看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呢，回顾一下1968年声势浩大的学生激进运动，现在的学生运动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不过，我当时和现在都是这么想的，让青年们觉得他们是左翼，比让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到证券交易所谋个职位要好得多。

　　亨特：您认为像哈维和齐泽克这些人在学生运动中起到一种促进作用了吗？

　　霍布斯鲍姆：我觉得齐泽克可以正确地被称为一个表演者。他具有非常独特的煽动本领，这确实有助于让人们产生兴趣，但我不能确定阅读齐泽克会使人更进一步地重新思考左翼问题。

　　亨特：让我们把话题从西方转到东方。您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出新的地位并对此作出反应。

　　如何将所有这些拧成一股绳，我还不知道。在这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即工人运动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能为工人组织留有发展空间，这点还不清楚。

　　亨特：为了理解您所说的同盟，让我们来谈谈英国政治吧。我感觉就财政观念、削减开销、收入不平等等方面而言，联合政府有种上世纪30年代的气息，而卡梅隆几乎就是斯坦利•鲍德温的翻版。您怎么解读？

　　霍布斯鲍姆：在以消除财政赤字为由所提的各种措施背后，显而易见有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即解构原有的安排并将其半私有化，不管是养老金体系、福利体系、学校体系，抑或卫生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党或自由民主党的竞选纲领都没有规定这些事情，可是从外面来看，联合政府是比第一眼看上去要更为激进的右翼政府。

　　亨特：您认为工党应该做何反应？

　　霍布斯鲍姆：工党总的来说从竞选时起就没有提出过一个很有效的反对意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日复一日地在选举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工党首先应该多强调它过去13年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做法，那段时期社会没有崩溃，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学校、医院和其他许多文化领域，所以那种认为社会的一切方面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拆除并碾为尘土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去保卫大多数人认为根本上需要保卫的东西，那就是提供某种形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亨特：您认识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米利班德家族是您的老朋友了。您认为拉尔夫会怎么看他的两个儿子间的竞争及其结果——艾德（Ed）领导工党？

　　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父亲，他肯定会非常骄傲。他当然会更倾向于他两个儿子中的左翼。我觉得，拉尔夫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确实是与解散工党、走议会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他希望一个适当的社会主义政党能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拉尔夫最终与工党和解是在工党最没有作为的那一段时期，即乏善可陈的本尼特（Bennite）时期。我依然认为，拉尔夫所确切希望的东西相比于他的儿子们至今所做的事情要激进得多。

　　亨特：您的新书题目叫《如何改变世界》，在最后一段您写道：“取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仍然是可信的。”这个希望清晰可见吗？

　　霍布斯鲍姆：现如今并没有什么清晰可见的希望。《如何改变世界》记述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做的事情，其中一些是通过并非直接源自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其他政党如工党、劳工党等等世界上的执政党或潜在的执政党来完成的，其次是通过俄国革命及其所有的结果来完成的。

　　卡尔•马克思，一个赤手空拳的预言家却激励了重大的变革，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21世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既非纯粹的市场也非纯粹的自由民主就足够能应付的。到那个程度，一个不同的组合，一个不同的公与私、政府行为和控制与自由的结合必须发展出来。

　　你怎么去称呼它，我不知道。但它完全可以不再是资本主义，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英美资本主义。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二)：英伦左佬

　　丁雄飞/文

　　一开始，简直，仿佛：法国左派、法国的批判理论（及其美帝继承者）更能吸引人。法国理论有力量，有逻辑，有细节，令人醍醐灌顶，思维活络，逼格飙升。但是，隔海相望，英国左派，虽然没有过分的搔首弄姿，却显得更踏实，更接地气、近人情。下面就来说说其中的三位，以及他们刚在中国出版的新书，每位对应的关键词分别是：历史、现实、理论。

　　第一位是故于2012年中国国庆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推出中译本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版）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霍布斯鲍姆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他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历史的年代四部曲（最近又被重新出了一遍），而这本《如何改变世界》则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某种意义上可视作优秀的马恩辞典，或者关键词研究，下半部分则是从马克思生前到2000年的马克思主义史。概言之，贯穿这本书的有两样：历史和政治。就历史而言，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手稿）在什么历史语境下产生，在什么历史语境下传播；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克思偏偏能在1840年，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国经验、英国经验、德国经验，圣西门、欧文、傅里叶给综合了、改造了；告诉我们后来是哪些年发生的哪些事情，促使马克思去修正他早先的理论，并转移了侧重点；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历史分期（所谓五阶段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大纲》究竟是以如何复杂的面向呈现出来的。就政治而言，霍布斯鲍姆分析了，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后者是如何复杂地去理解：国家、民族、革命、专政、政党、国际、战争；霍布斯鲍姆还专门讨论了葛兰西，因为他认为是葛兰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就在于没有抓好领导权。

　　霍布斯鲍姆在讨论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史时，把雷蒙德·威廉斯的作品称为“把自传、报道和思想反思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文学”，当我们读了《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版）这本书后，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评价不无道理。这本初版于威廉斯逝世后的文集，主要收录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文章、演讲、访谈，涉及了消费文化、社区价值观、大众传媒、工党结构、英国政体、反军国主义等主题，从而反映出威廉斯作为公知的工作范围和强度。的确，当威廉斯为引发观点而娓娓道来他的成长经历时，充满了温情。我想我们的文化部门决策者，也该好好看看《文化是平常的》这篇文章：“不要把一种现成的文化提供给不知情的大众”，“有些共同意义，从任何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唯一专利”。“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一场富有情感和想象的运动。”

　　《希望的源泉》最后收录了威廉斯学生特里·伊格尔顿对他老师的访谈，伊格尔顿当时不客气地质问威廉斯：后者“对人类创造能力的信心”是否就是对“工人阶级家庭孩提时期”的怀旧？看来和威廉斯一样根正苗红的伊格尔顿，早年受了法国理论影响后，还是颇有锋芒的，所以，当我拿到《异端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这本书之后，估计他又会毒舌一大片。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理论之后》的嘲讥讥，伊格尔顿帮这些“异见分子”说了不少好话。这本大体可以称为《伦敦书评》伊格尔顿特辑的文集主要涉及了两拨人：左派（卢卡奇、阿多诺、哈维、齐泽克、巴丢）和文人（勃朗特、叶芝、王尔德、艾略特、布鲁姆、斯坦纳）。须指出的是，伊格尔顿的这些书评真的很不水，评十八世纪乌托邦小说，点出了那些小说只批现实不想未来，还和殖民主义有一腿，评法兰克福学派，他自己上阵，把其间的历史、概念统统讲得清清爽爽。

　　三本书，威廉斯翻译得最好，有译注；霍布斯鲍姆语句通顺，但有些地方牺牲了原文，若有读不通的，基本是翻译问题；伊格尔顿总体通顺，但有错得极其离谱的地方。在同时批苏联和社会民主主义方面，霍布斯鲍姆和七十年代的威廉斯差不多。而霍布斯鲍姆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最终是为了呼唤“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家”，就像伊格尔顿书的前言就说，我们政治上对手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左派毕竟在守势。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5月11日第B14版:读者会所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三)：《南方周末》2014年4月10日第1573期评论·文化解码：真的读点马克思

　　“法后圣”，更应“法先圣”

　　德国汉学家施耐德来敝校讲学。课后跟我说：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观念非常陌生。我颇感诧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至迟在中学已进入政治课本；上大学，读硕士、博士，都是必修；各级学历考试必考——我们的学生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料，前段时间偶然跟学生谈到“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他们一脸茫然：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而是根本就没听过！当年读大学时，常从一些老学者文中见到此说，很是费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性”与“逻辑性”怎么可能“统一”？又如何“统一”？搞懂这句话，费了我很多工夫。可是，今天的学生竟然没有听过！这下我信了施耐德。

　　我讲这事，并非哀叹人心不古，更不是以己度人。在正常情况下，“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原非人人皆须掌握的常识，更何况其后原有西方思想史上一条漫长线索做背景，确实不易弄懂。但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学生们对这些概念还闻所未闻，其故何在？我不由得起了疑惑，向学生打听，他们的政治课都讲些什么？

　　学生给我讲了他们的课表，科目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主要的好像只有一点：二十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后者讲授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常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起，简称为“马哲毛邓三，科学发展观”，朗朗上口。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这部分内容还会与时俱进，层累增高。用古人的话说，这是旗帜鲜明地“法后圣”。我当然不敢说，花在“后圣”著作上的时间太多，是造成对“先圣”经典掌握不佳的原因。但人的精力有限，课程体系重心既已明显偏向“当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源头的了解势必不足。明清以八股取士，已有“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局面。功令所系，原也无可奈何。

　　有人会说：先圣后圣，如出一贯；咸与革新，后来居上。诚然，诚然。我虽研习历史，并无好古之习，决不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已把真理说尽；今人面对时代所需，自应日新又新，才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水源头，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下的睿智篇章，这恐怕也是没有人反对的。20世纪以来的大学者，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是否信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都不敢等闲视之。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是在马克思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的。记得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他每次动笔前，都会先读几页马克思。显然，即使单纯为了激活思想能力，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访马克思，就像到其他一些如今正时兴的思想家那里拜访一样。

　　其实，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因他永远正确；而是因为，他永远可以向后人提供不断的思维灵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论点，今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有些甚至已被推翻，但他的批评者们，也还是要到他那里接受启示。因此，对陈先生的超越，毋宁是向他的致敬。关于这个道理，可以参看林毓生先生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这个委员会培养博士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花上几年时间，精读一部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学生们通过紧随大师思路亦步亦趋的过程，慢慢习得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能力——即使他们后来的研究与此经典无关，甚至根本就忘掉了它的内容，也不妨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只有学会“马克思式的”思考，才具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能够替代马克思。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而不能满足二手的转述，更不能仅从“后圣”身上揣想“先圣”模样。

　　常听人说，大学教给学生的不应是定型的知识，而应是思考的习惯、思维的方法和人文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作品，确可当此使命。因此，“两课”既是人人必修，是否更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多做停留，真的读点马克思，也读点真的马克思呢？

　　（作者王东杰为四川大学教授）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四)：《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8日：重现马克思的成长

　　这篇短文，是评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欧洲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的，但是其中一开篇就引用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里的话，对于惜墨的书评文来说，一本书能有被引用的待遇，绝对是属一种礼遇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好，重现马克思的成长，套用一下：《如何改变世界》有着一个无书可比肩的副书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这何尝不是再现马克思的思想成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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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渝川

　　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生前曾在一次聚会上，与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碰面。后者问他怎么看待马克思，并称“此人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引自霍布斯鲍姆所著《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索罗斯是在世纪之交说这番话的，仅仅几年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让卡尔·马克思这个19世纪的人从欧美世界“历史的故纸堆”，重新回到最受公众关注的思想家之列。

　　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欧洲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冷战结束后，德国政府重启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项目（MEGA项目），出版两人撰写过的所有文献，其中就包括以前没有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注意到的来往信件，“甚至包括他们在信封背后写下的随笔”。斯珀伯的这本传记收录了上述项目所新披露公开的大量细节，通过马克思的私人生活、公共活动、知识形成、发表作品及因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分析，搭建起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的虚拟场景，使得读者能够更为客观真切的了解马克思的理念。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成长”讲述了马克思的家族背景，以及青年马克思的德国哲学背景。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来源就是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马克思1836年入读柏林大学，接触到黑格尔的思想，这使得他抛弃了父亲指定的学科和职业选择（法律和律师），从黑格尔哲学走向更为宽阔的政治哲学。这也带来了他个人和家庭的长期财务困境。而后从事《莱茵报》编辑的工作，则使这个年轻人进一步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作了转向。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而不无冒失，习惯于通过雄辩和批评政论表达观点的“革命学徒”。

　　家庭财务状况的困顿，法国政局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一家人在1850-1870年间不断辗转于法国、英国、比利时。马克思一次次送别早夭的孩子，在颠沛流离中大量阅读、创作与总结。来自德国流亡爱国者、社会主义者其他流派等方面掀起的论战，以及普鲁士、奥匈帝国安插在流亡者中的探子的挑唆，也均磨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值得一提的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根据MEGA项目披露的通信信息指出，在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尽管发表了公开称赞，私下里却断言巴黎公社的举措并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索罗斯对马克思的称赞，其实来源于马克思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巴黎公社起义之后，马克思受到欧洲各国官方的密切注视，他也因此退出了与工人行动、民主革命相关的任何行动，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了纯粹的理论家。马克思是一个19世纪的人，有生之年未曾洞察到20世纪才会出现的“科学管理”、消费主义、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分离，但他已经意识到，资本的集中化必然不断推动生产率提高，自由贸易无从阻挡，机械化和技术水平也均将提升，竞争会反复强化，劳动者很难摆脱异化。在马克思的晚年，美国和英国走向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使得经济危机的烈度被加深，这就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脆弱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周期化的认识。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五)：《经济观察报》2014年4月7日第57版观察家·书评：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做个悲观主义者

　　云也退/文

　　马克思有句名言，出自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历史学家呢？可不可以说“历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回顾过去，但问题在于预测未来”？似乎是可以的，虽然预测两个字太弱，压不住转折关系的后一半。可是想来想去，关于未来，除了预测之外，还能怎样呢？

　　21世纪，前所未有的难以捉摸。霍布斯鲍姆这位寿近百岁的历史学家，有幸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以令人称奇的脑力和热情在九旬以后仍继续写作，许多文章收入了他逝世后出版的《断裂的年代》里。霍老的代表作是“年代四部曲”，眼下中译本又重装上市，做出过一个著名的区分：“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19世纪上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下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20世纪则到1989年冷战告终，“极端的年代”失去了一极之后宣告“历史的终结”，就戛然而止了。即此，霍老的历史感受力可称一流，可他仍不满足，在新世纪之后依然不懈地回顾那个短暂的世纪，要检讨出更多更微妙的结论来。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掌握了预知未来能力的人物，但她只能预知悲剧，故而被别人视为不祥的乌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预测未来都是卡珊德拉，一方面是因为进步主义历史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悲剧的预测，总是更有把握，也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更加珍爱自己的青葱岁月，爱屋及乌于过去的事物。霍老当然也是一位卡珊德拉；虽然讨论的是20世纪，可在行文之中，他免不了要带上身处新世纪的彷徨：现代社会让艺术的位置模糊尴尬，艺术家自觉地被商品化，“先锋派失败了”，音乐在20世纪末就已饱和，传统价值和观点遇到危机，认定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遭到抛弃，伟大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在消费社会的洪流中黯淡无光。

　　霍老是相信“改变世界”论的，他生前最后一部大书，就是盘点马克思主义“传奇”的《如何改变世界》。他信马克思主义，崇拜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先驱人物威廉·莫里斯，不过他身上并无左派让人厌烦的气味。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其乐融融；正宗英国左派无法安放霍老的位置，因为在柏林墙倒后，霍布斯鲍姆就公开说，社会主义已经死了，随后他又积极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托尼·布莱尔上台。他在理论上仍然忠于威廉·莫里斯那一路，有心彻底改变英国，但在实践中，他愿意接受来自英国官方的各种荣誉。

　　他也甘愿担着乡愿的罪名，坚决不摘左派的帽子：“改变世界”不成，退回“解释世界”总可以吧？在解释的时候投入一些批判，总是能够做到的吧？霍老的态度都未必是批判，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在英国、欧洲和世界）的失败这一不争的事实，但又强调，要紧的是对此持以同情。同样的，对布尔乔亚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一战结束后的趋于消失，也要给予一种渊博的、严肃的致意——那个环境熏陶他成为一位精英知识分子，而且，甚至可以说，帮助他站在惨淡平庸的现实之中，仍能平心静气地哀悼过去。

　　《断裂的年代》远不止哀悼他未遂的梦想。就在逝世前不久，他为《断裂的年代》写了自序，活到近百的年纪，要么昏沉糊涂，要么异常的清醒有力：“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但不讴歌它，而是将它放入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这份清晰和平和，使得他继续表达了以下的看法：“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世纪成就不凡，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受众大大减少，只剩了年事已高的人、附庸风雅的人或沽名钓誉的有钱人。”他坦率地肯定民主化的美国是媒体地球村的霸主，这又要比法国那批学院派左翼老愤青要高出一大截。

　　西方的白人文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以降的“西方正典”，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马勒的古典音乐，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蒙克的绘画，乃至《新共和》、《纽约客》之类云集文人雅士的媒体——如果你拥抱所有这些，不必为之羞愧，不必感到落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你有必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衰落。消费文化、大众媒体与民主，一再降低“文化”的准入门槛，同时扩大它的外延；业已成为经典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确定”的东西，被扔进了一个民主化的、无比多的选项群之中，因此鹤立鸡群的地位不复当年。

　　霍布斯鲍姆常常能从一些很具体、又少人涉足的角度解释大的历史趋势。例如他写到宣言这一文体：“宣言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不是它们呼吁实现的目标。大部分呼吁都浅白直露，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一类的宣言汗牛充栋，许多很快即成为明日黄花。……我们今天读《共产党宣言》的理由和我15岁时读它的理由一样，是因为它精彩迷人的文体和激情洋溢的措辞，主要是开头几页关于世界变化的意气风发的分析性展望。”一言以蔽之，宣言的传统要旨，在于掷地有声的“确定”；而现在，“想发表宣言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媒体宣传，而不是传统的集体行动，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涣散和混乱。”这种“涣散和混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地方，能够说出这一点，历史学家就已克尽其职。

　　“不确定”对“确定”的反叛与颠覆，所造成的结果，在霍老看来近乎双输。《先锋派失败了》一文就是最好的解答：与“短暂的20世纪”一同诞生的先锋派——达达主义和概念艺术，不只是决裂于那些过气的经典艺术，取其地位而代之，而是竞相宣告“艺术死了”。这种砸场子的行为，并没有为先锋派赢得受众之心。正如霍老所写，1996年7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60部歌剧中只有一部是出生在20世纪的作曲家所写，这意味着文化整个地在衰落；古典音乐、爵士乐、雕塑以及摇滚乐，对于21世纪来说全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它们的欣赏者每天都在流失。

　　霍老屡次提到杜尚，他认为杜尚代表着先锋派里的幸运儿，他在废除艺术、贬讽艺术的一群人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运气不错，他是在纽约做的这些事……若是在巴黎，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因为他在巴黎不过是众多富有才华、爱开玩笑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作为艺术家还挂不上号。”从杜尚开始，艺术家，或所有想凭靠创作才华出人头地的人，将自己的命运同无孔不入的媒体绑在了一起，也同偶然绑在了一起。六十年代以后冒出来的艺术越来越“乱人心绪”，而不是像以往，不管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印象派等等那样让人或安宁、或愉悦、或庄重，沉浸在审美的享受之中。

　　不仅艺术，科学也在证明同样的历史趋势。在写爱尔兰分子生物学家贝尔纳的书评中，霍老把这位涉足政治、立场亲苏的科学家称为“进步的危机”的产物。“漫长的19世纪”结束于一场流血漂橹的大战，摧毁了之前的进步幻梦，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只有在捞足了好处的美国得到延续，十年之后又被大萧条所终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岁月异常凶险，社会混乱动荡，知识分子百般迷茫，如同赌博一般投诸一些诱人的意识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战后，西方在两极对峙的夹角里慢慢复苏。贝尔纳是这种时局下出现的专业精英，贝尔纳投身苏联，正是因为他对欧陆的前景倍感失望，而在计划经济的苏联那里，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稳扎稳打的进步——某种“确定性”。“实际上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然而，他是国际上为苏联摇旗呐喊的重要公众人物。”

　　在少数几则品评人物的文章里，霍老对贝尔纳倾注了充分的同情：他显然想到了自己，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渴望在混乱中抓住确定，也是同样的对“这个世界可以更好”抱有信心。为了这份信心，贝尔纳站错了队，名誉大损，他“为李森科所做的学术辩护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即便如此，哪怕意欲“改变世界”的左派都死绝了，“解释世界”的左派也不会死。

　　只要退回到“解释世界”、“回顾过去”的任务之中，霍布斯鲍姆就立于不败之地。他太渊博了：他知道犹太宗教当局曾警告教徒们不要沉迷于国际象棋，并因而提醒我们注意，第一位出名的犹太国际象棋棋手阿隆·亚历山大的生存年代刚好与启蒙运动相吻合；他知道一大批兴起于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名人——他们之中有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法国人——是靠着家族生意的补贴，或者亲友接济来坚持文化创作的；他不仅了解文化，而且精熟文化背后的产业，他熟悉欧洲的文化节，他知道1848年革命之前意大利半岛所上演的歌剧的情况，他知道1930年代英国的报纸和广播有多少受众，普遍在传播的是怎样的观点；他给奥弗里《病态时代》一书撰写的书评，显示了他似乎更加配得上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他拥有比作者更全面的相关知识。

　　在关于宣言的论述中，霍老有一条震撼人心的洞见：“在所有的宣言中，最为出色的都是谴责现实的部分，至于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除了“一切都不确定”之外，这时代没有第二条真理可以宣说，正因如此，也靠了传媒工具的更新换代，“谴责现实”才成了每个想说点什么的人的第一选择。悲观成了地球村里每个人的村民身份，可是我们很有必要跟霍布斯鲍姆学学如何做个悲观主义者：这需要智慧，需要学识、风度、眼界——特别关键的是，需要你走出悲观，深入过去，去重建一个昔日时代的情绪和心态。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六)：《光明日报》2014年7月11日第9版：《如何改变世界》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6月“大众好书榜”第一位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大众好书榜”

　　（2014年6月）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1日 09 版）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3月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刘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悲愤琉球 唐淳风编著 东方出版社 2014年5月

　　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 陈先达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

　　每天一堂生活经济课 梁小民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6月

　　蟠虺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

　　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 张大诺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4月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俞敏洪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

　　时蔬小话 阿蒙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4月

　　少年的荣耀 李东华著 希望出版社 2014年3月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七)：霍布斯鲍姆的书更值得中国领导人推荐

　　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久违的“洛阳纸贵”再现坊间；习总提了句《李自成》，大笔订单跟风而上。可不要以为这是中国才有的事。巴西总统卢拉曾说，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是本好书，霍老在巴西的知名度瞬间飙升，《极端的年代》也跟着畅销一时。霍老的书常常如此，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不同人群的重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在我看来，要比托克维尔之类更值得中国领导人推荐。

　　霍老名满天下，不过对于他，人们总是这样介绍：“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后者意外贬低了前者的价值。霍老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1932年加入过英国共产党。他在《如何改变世界》中特地谈到了那年有多少“聪明才俊”被动员起来，宣布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单是美国就有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德莱赛、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大脑，西班牙语世界，所有诗人都支持共和。霍老敏锐而清醒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那些天才人物的吸引，现在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如他自己，其动机纵然经他多次阐释，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敌人们耻笑他伪善，乡愿，死也要抓住年轻时的幻想，同情者则说，霍布斯鲍姆并非糊涂一世，别人是因为明白而放弃，他却是因为明白而坚持。

　　在柏林当学生时，霍老适逢希特勒掌权，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时就认定，这一生都离不开政治了——确切地说，是左翼政治。与其说人是因为笃志于一种抽象理念而进入政治行动的，不如说主要是出于经验，霍老在《新千年访谈录》里就是这么讲的，当访谈者问他，当英国共产党式微并弊端尽显时，他为何不与它决裂，霍老回答：

　　共产党的毛病，事实上每个左翼政党多少都有，那就是要其成员放弃独立思考，惟党的利益是从。霍布斯鲍姆并不讳言。可是，经验要求他去做一些尽忠的事情，最起码待在党内，忍受相对的贫穷和不利。他甚至坦率地说过，他一直尽量避免去提到苏联那些让他难以启齿的真相，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同志们的感情，为此，“选择性失明”的罪名落到他的头上，逃都逃不掉。

　　所幸，他在94岁高龄上完成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为自己正了名：我不是党徒，我也不能像马克思所教诲的那样“改变世界”，但我至死都要改变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英国共产党于1960年解散，而霍老则以自己的方式——耕耘学术，守住并延续了他忠于本党的许诺。他最受人诟病的立场问题，在该书的第十五章就已澄清，他说，与其哀惜苏联东欧版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如为冷战的结束欣慰一下——这事关人类的大利益；胜利的资本主义世界继续鞭尸，“就像波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但是反犹主义仍继续存在一样。”

　　在“七个犹太人改变了世界”那个有名的段子里，归于犹太人马克思名下的格言是“金钱就是一切”。虽然以偏概全，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熟悉并不太喜欢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似乎恰恰是马克思打开的账户，是他，第一个强调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这个理论被引向世俗拜物教，那也是马克思的责任不是？另一个矛盾就更加妇孺皆知了：马克思畅想的是一个大同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却被认为铸造了20世纪，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每有人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席间必有人冷笑着提斯大林和古拉格。

　　霍老用英语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改变世界》辐辏了不少过去写好的文章，但大多数内容，英语世界的人都未曾看过。此书的第一部分评介马恩作品，第二部分分量更重，霍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被付诸实践——“改变世界”。他几乎熟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甚至连《资本论》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个印地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译本这种“冷知识”，他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如同基督教，亦如同两希先哲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多么神圣，多么近乎真理，而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激发了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纷然杂陈的事件，成为后人理解20世纪时不能不审视的一个核心要素。传统上认知马克思作品，向来有两种态度，其一奉为圣经圭臬，无可替代，必须忠实地执行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铺就一条通往取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大道；其二则将其降低到众多理论着作之一的位置上，和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一样，可以研读，却不能按照它来行动。当然，霍老否定了第一途的狂热，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必须正面从理论进入实践——从“认识世界”进入“改变世界”——时所触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关系。而相比第二途，他的态度又要更加热忱，他说，马克思死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地被人提起，不断地唤回到公众、学者、政治家的话语之中，仅凭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真正消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最风光的年代，但那是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光，也是因为苏联的强势带动。霍老提醒读者——借句鸡汤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把党争搁置一旁，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强大、坚韧、长于转圜变通，的确超出了马恩的预料。想想七十年代，眼看着两极对峙的天平朝着苏联一面倾斜，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骇浪，将局面一下子扳了回来。再想想更早些时候，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崛起，“第三世界”这一政治术语问世，马恩所设想的阶级斗争似乎被民族革命的洪流所淹没，成了一桩（说得好听点）“过于超前”的设计。

　　然而，霍老总是在走远了的时候把我们拉回主题，他说，即便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后左翼的大退潮之中，马克思的着作仍是一件利器，被用来分析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他又说，第三世界的新生事物，与古旧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没有关联的：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无法抵制运用‘第三世界’概念的诱惑，因为这一概念似乎符合一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世界……的修正模式，因为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上去保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遥远的社会革命前景。”

　　在《如何改变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柳暗花明的勾连论证。如果说它们有时让人生疑——“作者何以还能保持乐观，还能坚定地扞卫他的左派立场？”——那也是因为作者本人已极尽其详地勾勒了历史环境的变化，说明了当下的处境与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早已有霄壤之别。“改变世界”这一宗旨，一百年前就被人淡忘了，因为“左翼取得的巨大成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万一取得胜利，他们将如何从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掘墓人”的位置上，转移到国家经济的管理者的角色之中。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诊为即将病入膏肓的患者，后来一次次从“危机”中奋起，甚至还变得更强了。

　　要是把所有相关的灾难都推到马克思头上，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么做，就像把车祸归咎于发明汽车的人，把赌博归咎于发明扑克和筹码的人一样，无异于思想的懒惰和投机。《极端的年代》全书最后一个词是“黑暗”：“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若非社会为之一变，便是一片黑暗。”这是一个化石级的老左派会说出来的话。但是，霍布斯鲍姆又从不讳言一个现实，即左翼运动当年力图拯救的“受苦的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已经改善得太多太多。未来有可能一片漆黑，但19世纪的人设想的那种革命，也不再有发生的可能。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霍老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要给自己内心的选择以一个交待。即使归了道山，他留下的着作仍在一次次向读者们确证，这枯槁老人仍旧保持着一份足够真挚的左翼信仰，它曾在适当的环境里，比如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像休眠千年之久的胚胎一样，重焕一些生命的迹象。 (责任编辑：收获)

　　链接：http://news.banbijiang.com/dushu/suibi/2014/0412/147859.html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八)：《经济观察报》2015年3月16日第52版观察家·阅读：回望马克思——读《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导语：在承认马克思的非凡智慧与洞察力的同时，祛除那些别人加之于马克思头顶的神圣光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解放与拯救。

　　赵渤/文

　　整个人类思想史就是一部遗忘的历史。就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继承了他辩证法衣钵的马克思就敏锐地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把这位老权威当作“一条死狗”（语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来对待了。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预见过他自己的命运。

　　当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是无数批评与非议的对象。然而，这也许从反面说明了他的魅力，没有人会对一个错得不值一驳的人持续不断地穷追猛打。比如，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对那位遭到恩格斯狠狠批判的欧根·杜林感兴趣了。直到今天，左右两边的政治争论，还把马克思树立为一个标志性的靶子，比如美国共和党批评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幽灵依然回荡在世界上空，他依然被视为“另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代表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狂风骤雨中，霍布斯鲍姆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研究者正在重新发现他的价值。索罗斯这样的人也开始有兴趣和人谈论马克思了。远在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宣布全球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的力量将冲破一切阻挠和藩篱，“后冷战时代”的新一轮全球化是在继续着这一轨迹，但同时，也受到和当年类似问题的困扰，持续不断的危机与调整的交替。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指出的问题，依然在缠绕着今天的世界。他没有给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不大正确，但要求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人不仅先知先觉，还能开出药方，毫无疑问是一种苛责。

　　马克思的价值并只不在于人们愿意屈尊俯就地去接受他的一些“没有被证明是错的”观点，也不在于有的人像叫卖大力丸一样努力推销马克思的观点如何“有效”，如何能够改变现实。马克思并不是这种万应灵药，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分析与理解历史的范式。比如，霍布斯鲍姆在不同场合引用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的话：“如果有谁试图把历史进程梳理出一个头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的范畴或由此衍生出来的范畴，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许多严肃的、对马克思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都不拒绝承认马克思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自由市场的有效性理论日益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反对者退缩到落寞的角落顾影自怜。然而，任何理论或学说的现实性胜利，以及对手的溃败和退缩，都有可能导致它在智识上的教条化和僵化。对于市场理性选择与自我纠正机制的信徒们来说，理性而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对立统一与永恒的争论，才是构建灵活的现实智性的正当之途。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的遗产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二是以俄国革命为特征的革命遗产。后者曾经占据过全球的半壁江山，而前者也改变了历史：经过“大萧条”时代的金融危机和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再也没有回归其旧面貌，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其内核和表现形式都经历了改造，福利国家得到了构建，而平等、社会公正、族群融合、反歧视等自由主义的理念，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取得了极大的共鸣和融合。

　　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承认，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并没有实现，如工人阶级将会日益绝对地贫困化。但就像批判但尊敬马克思的波普尔所说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它是无法预测，也无法以决定论来解释的。对马克思的真正理解是，他并不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预言”的错误，恰好说明他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不科学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他创立了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反对为未来的历史进程设定详细的蓝图。1843年马克思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是带着把马克思神圣化的企图，总是试图通过探索经典著作来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钥匙，但经典著作并没有提供现成的操作手册，人们可以学习的只有分析历史的方法。正确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思考与分析方式应用于现实的情境。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提供的只是方向和方法，从中可以得出多样性的、不同的结论，所以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分本身就隐含着对马克思的教条化。当然，这并不妨碍霍布斯鲍姆本人倾向于一定的流派，比如，他显然对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推崇备至。

　　历史的悲剧性在于，如果要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政治性的组织和大众化的运动，就必然要对把思想改造为某种简单化的公式，而这种改造可能是粗暴的，甚至可能是完全违反原貌的。比如，19世纪末推崇马克思的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就相信，大众接受马克思的过程必定伴随对马克思学说的庸俗化，于是他拒绝走大众路线，而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的神秘力量之上。但如何解决从思想到实践的矛盾，霍布斯鲍姆也并未给出任何现成的答案，也许这是没有答案的，而这或许也是所有严肃思想家的悲哀。

　　在20世纪也许没有哪个人的形象像马克思这样被如此崇奉和扭曲。在承认马克思的非凡智慧与洞察力的同时，祛除那些别人加之于马克思头顶的神圣光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解放与拯救。

　　《经济观察报》官网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318/273746.shtml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年第3期：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匠心独运之作——读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许华卿/文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和思想大师。《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以下简称《传奇》）是作者生前整理的最后一本专著。读罢此书，深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匠心独运之作。

　　一、文本史、思想史交相辉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文本史和思想史本难分两途，否则，单纯的文本史研究往往流于考证而缺少理论提升，而单纯的思想史研究则往往失之空泛而缺少严谨的史料分析，能别两者之异同并“分而述之、合而统之”使其服务于自己的研究者非“大家”不能。该书第一部分看似是对马克思主义几个重点文本的研究，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文本之后历史的深刻洞察，文本仅仅是历史的坐标和我们借以认识历史的媒介，是作者构筑并用以展现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的一种表现手法。该书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其视野的宏大和知识的广博却又远远超出了我们惯以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局限，不仅向作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且深入剖析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或者发生作用的诸多思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长和流变谱系，使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把文本史和思想史的雕琢鬼斧神工恰到好处，如果我们不苛求其文本选取和思想“偏好”的话，在马克思主义发生史中以文本研究为重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思想研究为主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据此我们既能找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更能发现其缺点和不足所在。可谓大家手笔、匠心独运。

　　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到回答

　　该书两大部分实际上有所侧重分别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大问题，呈现给作者的犹如一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交响乐，读后使人茅塞顿开。该书第一部分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发生史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呈现出的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宏大叙事，而是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十分细腻的“白描”和严密的逻辑构建，把这一原本易流于平铺直叙的问题刻画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真正做到了让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诸多局限，力图还我们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然，作者对文本和相关人物的选取评价肯定不会得到全部的赞同声，但他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视角和方法。该书第二部分作者事实上以思想史的形式回答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却并没有给出教条主义的结论，而是“润物细无声”贯穿全书始终，初看不易觉察，细细品读就会感到“于无声处听惊雷”，使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沉浸于一种“在与不在”的自我感知，既循循善诱交给读者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又不去刻意规制读者的想象力，而是努力营造一种广阔的想象空间并提供尽可能多的可供想象的知识点，我想这可能正是该书的魅力所在。所以，开放性应该是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首要原则，但作者又不是搞无原则的“开放”，而是同时强调工人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尽管作者对“市场”，对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的认识可能存在我们所认为的诸多“偏差”，但他对在21世纪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字里行间洋溢着“如何改变世界”的深刻回答。《传奇》一书所体现的诸多思想亮点是“他山之石”，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可以攻玉。

　　三、一家之言的世界社会主义主义简史

　　《传奇》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重点（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和著述）和马克思之后的重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深入剖析，提纲挈领地全景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给人以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之感，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更侧重于对思想家、理论家等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描写，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着墨较少，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以葛兰西的突出影响来概括，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关注相对较少，不能不说是该书刻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盲点”所在，但我们也绝不能据此否定该书世界社会主义简史的独特价值。因为，通读全书我们发现霍布斯鲍姆是一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他却不以我们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至少表面上带有更少的意识形态性。正因如此，他带给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史就显得独特而富有新意，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纲展现出来。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其观点和分析框架，但在大力倡导学习世界社会主义史的今天，有这样一本视野宏大、思想深邃、视角独特的世界社会主义简史以资借鉴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本期链接：http://www.cctb.net/qkzz.jsp？rootClassInfoId=139&qknf=2014&qkq=1094

　　《如何改变世界》读后感(十)：是偶然，还是巧合？

　　从2014年1月起，霍布斯鲍姆的著作陆续有中信社（五种，其中一种为霍氏遗作）、社科文献社（1种，为霍氏旧作）等陆续出版，而中央编译社的这本是霍氏离世前的真正最后一本力作！

　　2014年的学术阅读，就从霍布斯鲍姆开始吧！

　　毋庸置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如何改变世界》乃是霍布斯鲍姆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既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史学观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反思和探寻。……事实上，正是这部著作展示出一个世纪老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的思索，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阅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俞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