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狂人读后感10篇
《最后的狂人》是一本由邹恒甫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一)：邹恒甫、官僚治学以及学术自由
现行的高校体制行政化色彩是很浓的，高校的校长和书记参照行政级别进行管理，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别的，一般地方高校的党政一把手是正厅级的，而且里面分的很细，副职的对照某一个行政级别，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如果高校的领导调到党政系统工作，也是参照相应行政级别安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学的种种事务都由行政主宰，君不见，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科研项目申报和审判、甚至教学和科研的评估，统统都是行政说了算。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教授都忙着争官位，有了官位就有了地位，有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场就变味成了官场和名利场。一些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现象也是不足为怪，很好理解了。现在很多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学而优则仕。可惜的是，一旦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搞学术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学术成果自然就减少了。为什么现在的科研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反而出不了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想一想我们的大学体制，甚至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在高校中一直是“官僚治学”，而不是“教授治学”的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不会有出路的，不会涌现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的，最多只能做嫁衣，为外国的大学培养一些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后备人才。“教授治学”实质上是“学术自由”的外在表现。“学术自由”是“教授治学”的根。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对“学术自由”很好的概括和描述。如果没有这样精神，没有活跃的学术氛围，大学只能是一潭死水。邹恒甫捅了马蜂窝，而且很多具体事件跟北大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到北大，老让我想起被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先生。他在主持北大工作时候的提出的治学理念：“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曾经让北大多么辉煌啊！而现在的北大，是不是愧对这位老校长呢？
邹恒甫先生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我这里暂且不予置评。但对于这位勇敢的“大嘴”，这位经济学界的“狂人”，我是很敬佩的。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狂人”了，姑且不论他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做出的独特的重大贡献，光是他敢于揭开中国教育界的不良现象的内幕，我就要为他喝彩。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的尖锐的批评了！中国的教育界也应该容得上这样的批评和接受这样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学界应秉持的的态度。让科学、民主、平等、追求真理的自由的学术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中国的学术之路才能走的更好、走的更远。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二)：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跟堂吉诃德开了一个与死亡有关的玩笑。堂吉诃德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大战风车与羊群实在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当浪漫主义精神消失殆尽时，堂吉诃德合乎逻辑地撒手人寰了。
当我们谈起堂吉诃德时，大多都会为他的浪漫情怀所折服，原因便是他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虽前千万人，吾往矣”。堂吉诃德最后的醒悟，旨在强调他的不正常，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场闹剧，不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是反讽。我们可以解读出悲哀的意味来：如此浪漫的堂吉诃德都不免被庸俗化，这就像是人生，无论如何，终极目标只能是死亡。
选择如此沮丧的开头，并非我所愿，而是读了序之后，心中便有了一种隐然的不安。做中国的堂吉诃德？俨然有一种悲壮感。纵览全书，经济学那块是无法评论的，更遑论收在附录里的经济学论文了。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能靠直观感受能参与讨论的。而由张维迎解雇邹恒甫事件中延伸出来的话题，教授治校和学术腐败问题，倒是可以谈谈我浅薄的想法。
扯远了，话题回到学术腐败中来。关于学术腐败的根源，追究下去，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罪于高校体制。民众对南方科学大学之所以期待这么高，原因便是希冀朱清时能摸索出一条新路来，以改变弊病重重的现行的高校体制。中国高校体制承袭于苏联，权力的垂直管理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或许，我们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权力对知识传播的干扰非常明显。邹恒甫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教授治校”这个方案，只不过是拾起了蔡元培、张伯苓等民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方法罢了。这个在世界上已经被证明的方法能顺利地引进中国高校，或者能顺利回归到民国老教育家的办学传统吗？我实在是怀疑。
陈平原在《当年游侠人》这本文化随笔中，着重地描写了一群文人办学的情况。在清末那群文人希望以教育救国，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是从教育入手。教育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一个群体。现在的情况与清末丘逢甲和民国晏阳初时期不同，文盲的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教育的自主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拒绝某种特定的知识，而自由地接受或者传播更广阔的知识呢？
我们不能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情节总是希望英雄来搭救自己，而是需要自己成为像堂吉诃德，虽然极有可能会成为悲剧，但——
一个堂吉诃德，断然是赢不了风车和羊群的，但加上桑丘呢；桑丘还不够，然后再加一头驴子呢？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三)：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
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
评《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
昔日民国时期，晚清覆灭，民主初现；外辱犹在，内战不绝，民生凋敝。适逢民智初开，西学东渐，民主自由之风劲吹华夏大地，传统之经典与理性之智慧交融贯通，学术呈现出一片欣荣景象，大师云集，成果卓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被再度提起，改革遂步入攻坚阶段；创新虽屡屡被宣传，然学术却受政治之束缚无法焕发生机。对问题百出的中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也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一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邹恒甫先生，以他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写就的一部另类的个人自白书，但同时又是对中国学术、教育和社会怪现状的尖锐批判书。虽然邹恒甫的种种行为如堂吉诃德，且有蚍蜉撼大树之自不量力，但不得不佩服的是他敢于挑战体制的勇气；虽有言辞上过激之嫌，但却是有利于我们启动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深层次思考。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如今大学里大楼林立，而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旧有的大师多已远去，新的大师却迟迟无法出场，说明我们如今的大学已经无法培养出大师，其背后便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邹恒甫的愤怒在哪里？对于权钱色学四位一体的怪现状他为何出离愤怒？
邹恒甫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我觉得不仅仅在于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弊病的深刻洞悉，更在于他率先在中国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这一“拓荒者”的举措，既与体制无法兼容，又触及了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朋友的现实利益而被排斥，所以他公然举起挑战教育部长、质问教育体制的大旗。当“中国梦”的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问问中国教育该往哪里走？因为健康的教育体制是创新的摇篮，是学术自由的初始形态；创新人才的素质，不仅要有知识，而且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能力以及创造性人格。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邹恒甫被北大辞退事件”贯穿于《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全书中，其实邹恒甫之被辞，非张维迎一人之力。张维迎在光华的教学改革，同样得罪了一批人，邹恒甫离开光华之后，他也逐渐退出行政职务，他的退出同样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原因。体制不改革，所有的官僚都只能成为体制的过客，更有诸多小人会从中渔利，而真正有才识胆略的人却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官僚治校”到“教授治校”，可能是一个曲折又漫长的改革周期，也有可能因为一定的“中国特色”元素加入其中而加快节奏，局外人无法预料，但却依然期盼早日启动改革，重行教育民主自由之风。
2013-4-15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四)：狂人的骂
2010年，关于电影《孔子》有一种很好玩的说法，有人把对电影的批评直接等同于对孔老夫子本人的批评。这当然是荒谬的，如果可以这样等同的话，那么我可以随便写一部关于伟人的书稿，然后告诉出版社：如果你枪毙了我这个稿子就等同于枪毙了伟人。那么，出书就变得很容易了。
不过，这种等同有时候也会生效，比如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就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同邹恒甫本人联系在一起，这有充分的理由：这本书本身，就是邹恒甫本人编著的。也就是说，邹恒甫弄出一本书来告诉大家，邹恒甫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邹恒甫本人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
单纯从书籍的内容、结构、容量等方面来考量这本书的话，显然它有诸多的问题。首先，这本书是围绕着邹恒甫来编著的，但是你很难将它分类，它既不是传记、也不是文集，它就像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个“邹恒甫”，然后就把这些词条下载下来编撰成书差不多。不过，就算是百度出来一个文集，也应该有一个中心，而这本书并没有什么中心，一会说邹恒甫和张维迎的恩怨，一会又弄出邹恒甫的诗文。如果非要从这本杂乱的书里提炼出一个核心的话，其实也容易，那就是一个字——狂。
从我个人的个性来说，对不大喜欢太张扬的人物。比如李敖，他的所谓“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笑柄而已。而对于邹恒甫和他的这本书来说，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忍俊不禁的，尤其是他在他的诗上的自负，更是没有什么来由。
不过，对诗歌的自负仅仅是邹恒甫“狂”的一面而已，真正的狂是他的“骂”，他把经济学界的同侪几乎骂了一个遍，甚至包括对他不错的郎咸平。当然，骂得最狠的还是张维迎。张维迎和他的梁子是结大了，通读全书你会发现，只要得空，他就会骂张维迎。逮谁骂谁的性格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很讨厌的，所以他不容于同行也就理所当然。
不过，细细琢磨之后我发现，其实邹恒甫并不是逮谁骂谁的，至少有两种人他不骂。第一，他的师长，这里包括他的老师和他真正钦佩的经济学家；第二，他不骂平民。从另一个角度看，他骂的人只是那些他看不起的经济学家和权贵。他骂“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的伪君子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骂给领导和老板提包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耻辱。而在骂这些人和现象的背后，则是他对普通老百姓和底层社会的关怀。在本书中收录不多的关于他在经济学上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永远是为底层老百姓说话的，他不断地在为教育和医疗进行着呼吁。这一点比起那些一直为权贵授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要可贵得多。
邹恒甫就能狂，因为他的学术基础让他有狂的资本；他也敢狂，因为他能够立足于民间。有真本事又有民族胸怀的狂人不仅不讨厌还非常可贵，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邹恒甫要出这样一本书来宣传自己，实际上，他是在呼唤，呼唤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像他这样有真本事、不惧权贵又有民族心。当这样的狂人不再被社会视为狂人的时候，社会正能量就会弹出更强音。
最后我要说的是，邹恒甫不仅擅长骂人，更是实干家，他为中国教育做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他借骂张维迎之机对中国教育现状的骂，则更值得我们社会警醒。当学府都变成官僚机构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真的危险了。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五)：需客观看待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因此邹恒甫常常对别人自称是国际上3流水平的学者，这个不是谦虚而是务实。但正是这种务实，才能反衬出国内经济学的不足。至少在几年前，能在经济学研究上和邹恒甫比肩的国内的经济学家的确可以说屈指可数。这个不仅仅是个人才能和努力的问题，而是整体环境的无奈。过去常常被邹恒甫调侃的国内知名学者们也很难反驳。因而邹恒甫才愿意做个狂人来搅动国内沉淀好久的这潭死水，搅掉了一群九流甚至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遮羞布。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六)：“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邹恒甫“采访”纪
一
2013年5月5日，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本打算一觉睡到中午，好缓解一下对明天上班的恐惧，未曾想早上七点多，接到总编的电话：“纪哲，好消息啊，好消息，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你赶快想办法，一定要抢到有价值的新闻，要爆猛料，要弄出一条爆炸性的头版头条来。”
哦，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纪哲，是“北方春秋”传媒的一名记者。本来很普通的一个名字，但自从混进传媒界，竟被很多同行，当然还有同事和领导，解读为我从一生下来就励志要纪录一些能够留给历史的哲人。因此，但凡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编都喜欢安排我去采访。但此次总编在电话里，除了告诉我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外，就剩下一丝神秘了。于是我赶紧问，“老大，能否透露一下被采访者的基本信息，我好抓紧时间做做功课啊？”
“具体是谁还不清楚，但可确定的是，他是湖南人，近些年来工作生活常年在美国，每年只回国停留几个月，而且，回来不是探亲，而是讲课。不过，他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是李泽厚，一定是他”，我不等总编说完就打断了他并挂了电话。我读过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系列，他是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偶像和精神领袖，今天能采访他，绝对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因此，我赶快起床收拾，并提前三个小时到达首都机场。
由于时间尚早，我习惯性地走进机场书店，想看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新书、新人或新事，媒体人就这样，一天不学习，可能就out了。走到书店门口，远远看见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摞《最后的狂人》的书，其中封面上“狂人”两字非常夸张，红色，毛笔字，但风格又显得狂放不羁。唉，我心想现在这出版商啊，就喜欢用新瓶子装旧酒，什么“最后的狂人”，不就是梁漱溟、刘文典、鲁迅这些历史人物书籍的再版嘛，现在这年代，还能有什么“狂人”呢？这个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我。
但是，走近一看，这本书还有一个挺好玩，但仔细品位又霸气侧漏的副标题：我就是邹恒甫。明白了，此狂人非彼狂人，是一位活在当下，名叫邹恒甫的狂人。
要是两三年前，邹恒甫这个名字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可能比李泽厚还要陌生，但我们做媒体的还是知道的。不过即使不熟悉邹恒甫的，只要看看封面腰封上董辅扔、张培刚、郎咸平、林毅夫这些牛人对他学术水平和人格的肯定和赞赏，还有那句“邹恒甫是北大的敌人吗？他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的话，想必回忆片刻或者百度一下，任何人对“谁是邹恒甫”，都会有个大致的了解，看来，这个编辑想的还真周到。
不过打动我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封底的这句话：“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我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超过我……”原来，一向给人“狂癫”之感的邹恒甫，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给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谦卑和温暖！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包装精美的书，从第一页开始读起……
二
当读到“我知道李泽厚，不知道李泽楷”这一节时，一种久违的力量以一种冰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然后流向全身，最后竟然让我在四周的喧嚣中感觉到一种出奇的安静，这种力量或许就是邹恒甫一直挂在嘴边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吧。在这个充满怀疑、伪装的年代，我怎么也想不到，总以狂人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邹恒甫，竟然能说出这样有点童稚气息而又让人感觉无比真诚的话。李泽楷富可敌国，李泽厚学术等身，但现实就是大家都知道李泽楷，而鲜有人知李泽厚……
李泽厚，哎呀，我今天的任务是采访李泽厚，一看表，从走进书店到现在竟然已过去两个小时，两小时竟然只读了40页，这绝不是因为文字的深奥难懂，而是因为邹恒甫的传奇经历让我羞愧难当，因为隐藏在他嬉笑怒骂甚至刺耳的语言和狂荡不羁的处世风格背后的那份真爱。我们每天蝇营狗苟，但却假装在做一份事业，我们整天说一些文明、高雅、深奥的话，然后还要假装自己被感动……
当我匆忙赶到接机处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同行挤到哪里了，奇怪的是，好多人手里也拿着一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搞得跟对暗号似的，真有点莫名其妙。所幸时间刚刚好，我终于如释重负。然而，几分钟后，让我大跌眼镜但又马上激动地尖叫起来的是，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李泽厚，而是——51岁、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邹恒甫。我的大脑在电光火石之间突然发现，邹恒甫和李泽厚，除了年龄、性格相差比较大外，还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湖南人，常居国外，在各自领域建树颇丰……
就在我比较李泽厚和邹恒甫的时候，其他记者像潮水一般涌了上去，这时候的我反而站在原地一丝没动，因为我感觉邹恒甫不是那种贪慕虚荣，喜欢频频出镜的人，我不能像对待一些“明星”人物那样去对待他。这时候，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听见邹恒甫用他那充满阳刚气而且很标准的湖南普通话说，“大家知道的，我最反感的是那些整天喜欢上电视，而不学无术的媒体经济学家，所以，我很少接受采访。不过，在我几乎成了北大和学术界的“敌人”的今天，我还是很感谢你们记着我。因此，我破例接受一次采访，但我有三个条件：一是不想再谈我和北大的官司，这个自有公论，我没必要说太多；二是不要从私人恩怨层面，来解读我对一些名人的批评，那样太狭隘了，我邹恒甫没那么小气；三是不要太在意我的新书，我很少出书，也没啥水平，但我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靠出书骗吃骗喝骗名声，编写这本书我只是花了写一篇学术论文万分之一的精力，书的版税我会用来继续办学。如果不谈这三条，我很愿意多说一些对经济学和中国的教育的尖锐批判和希望。”
在邹恒甫讲话时，刚才热闹的场面逐渐清静了下来，随后很多记者陆陆续续地走开了。这确实有些大煞风景，但问题是，对一名中国大陆的记者来说，如果不谈论邹恒甫“约法三章”的问题，确实就没有什么能吸引眼球的新闻点，而批判经济学界和教育体制，虽然可以吸引眼球，但却要得罪一大批名人，甚至还会得罪政府教育部门和一大批知名院校，那样的话，以后还怎么混？退一步讲，抛开以后怎么混不说，弄不好会马上要丢饭碗的。所以，这些记者的离开，或许是理性的选择。
但是，我没有离去，也没有请示总编，而是径直走上前去，开始了和这位“最后的狂人”对话。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给了我这份勇气，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就是邹恒甫在书中所说的“殉文化，死自由”的浩然之气吧！
三
纪哲：邹先生您好！您是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是2012年6月份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人中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但同时您又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家，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拓荒者”。凭您头上的这些光环，你完全可以风风光光的，但您为什么要以一己之力揭露诸多的丑陋，这完全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原理啊！请问这是你的初衷吗，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恒甫：你说的很对，其实，只要我邹恒甫稍微温顺一点点，像田国强，钱颖一他们那样乖一点点，凭我头上的任何一个光环，我都会有很多“朋友”，很多钱，很多顶“帽子”。但我说过，就学术水平来看，我和林毅夫是三流，张维迎是九流，大部分人不入流，就这他们仍然不不求上进，而是整天四处走穴，这种现象要是我不站出来痛批他们，谁会，谁敢站出来？我要不痛批这些人，中国的学术水平永远是垃圾！至于几年前我致信教育部部长和去年揭露北大“桃色事件”，我的初衷只是“教授治校”，只是向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的怪现状说“不”，这些对我的生活都没有影响，我的性格历来如此，我要不这么做，我就不是邹恒甫，你们就可以用我这本书反过来砸我。
纪哲：现在社会各界对您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也知道，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我感兴趣的是，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恒甫：你还算了解我，我要是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就不会这么做。很多人说我狂，觉得我批判的那些东西在中国都是见怪不怪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无耻辩解。大家说我狂，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狂。其实，我虽然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我敢于嬉笑怒骂，是因为许多人比我更差。有学问的，我当然崇拜。但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我不知道我的性格好不好，但即使不好我觉得也没什么，我就是我，邹恒甫。
纪哲：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躁，很多人成功了甚至只是有了一点点小成就之后，要么凭仅有的名声去换钱，要么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整天指点江山。你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怎么看待这种近乎普遍的社会现象的？
恒甫：我算什么？和萨默斯、卢卡斯这些学术水平和个人品格都堪称大师者相比，我狗屁不是！你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我们国人历来极崇拜官商学通吃之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太世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奴颜婢膝”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二者不断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毒瘤。我当然痛恨这种现象，我其实也知道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会因此而随波主流，凭我的一点点学术水平和名声，我还有资格骂别人，我还有力气去喊。这可能就是我比堂吉诃德强一点的原因吧！
纪哲：您认为现在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恒甫：教育界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教授整天四处走穴，当什么只拿钱，不干活的独立董事，这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呀。还有像李稻葵那样，一边当着金融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边当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呀！
但是，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官僚治校的管理体制。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水平比世界落后了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学教材更是不堪入目，但奇怪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坚决不用西方原版的英文教材，反而要用自己瞎编的，甚至是找一帮学生翻译的“教材”，结果是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这和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宁愿用驴子来拉车，也不要火车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他们不懂的火车比驴车快的道理啊，不是的，他们怕的是如果用了火车，自己不能再继续混吃混喝，甚至会失业呀！这就是官僚治校的恶果，也是我们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啊！
我们的教育体制再不改变，我们的学术水平不但会继续落后于世界，而且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在犯罪！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毁掉，还会继续毁掉多少年轻人！
纪哲：据我所知，虽然社会对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发现无论批判你，还是赞扬你的人，对你的经济学水平，都是认可的，那么请问您的经济学观点有哪些？
恒甫：能代表我经济学学术水平的，是我发在世界级刊物上的几十篇专业文章。这个需要张维迎他们好好学习。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只要知道我是坚定的市场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但我和樊纲这些人不一样的是，我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另外，我坚持认为在一些穷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应当相对集中，地方分权应当适度。我想大家知道这些基本观点就算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了。
纪哲：您也知道，近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步入了漫漫熊途，我想请您谈谈对资本市场的看法。
恒甫：当年我是参与了资本市场的建立，但客观地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很短暂，以前和现在存在很多很多问题。我多次说过，中国股市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中国，炒股还不如斗地主。但是，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又很重要，因此，管理者必须要下决心，从制度层面对资本市场动手术。所以我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小股民，不要太关心股市的曲线涨跌，不要听信金岩石这些股评家了，而要多关心股市的制度怎么往好的方向改。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谈太多，倒是我的小师弟华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比较深刻，去年他好像还出了一本“中国股市：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的书，有点水平。
纪哲：这本书我读过，叫《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确实充满真知灼见。对了，还是谈谈您的书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编写《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样一本很奇怪的书？我刚才看了一下目录发现，这本书的批判面太广，有些话说得太刺耳，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您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恒甫：我知道这本书会得罪一大批人，而且是当下最风光的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但我就是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走狗”，一只中国穷人最忠实的“走狗”，为此，我不怕得罪任何人。
这本书确实有点怪，像我的传记，又像一本中国社会怪现象的批判书。我归纳了一下，一部分是我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观点，但和我的前两本专著不一样，这本书不是用纯英文写的，而且很通俗，大家都看得懂；另一部分是我在中国率先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坎坷经历以及对今天教育问题的批判；还有一部分是我对张维迎、李稻葵、钱颖一、樊纲等几十位“媒体经济学家”和一些丑恶社会现状的尖锐批判；最后是我对董辅礽、张培刚、张尧庭、杨小凯、刘道玉等值得我永远敬重的师友们的怀念和感激；当然也包括我对王国维、余秋雨、歌德等文化名人的质疑。书里边还有很多我自创的新新古典诗歌，以及一些网友和朋友对我本人的看法或一些现象的深度解读，我要在此再度感谢他们。
纪哲：您在书中还批判了诸如“给领导提包是社会的耻辱”等许多大家觉得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那么，您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以后你还会像这些年一样，四处“放炮”吗？
恒甫：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改变我们落后的、扼杀中国人创造力的、专门制造腐败和“窝里斗”的管理体制，比如，刚才提到的，学术腐败，师德败坏，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官僚治校。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体制弊病，实现教授治校，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之所以站出来和张维迎较量，并不是我和张维迎有什么私人恩怨，在中国我邹恒甫没有一个真正私人意义上的敌人。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当然，应该带头做的，是张维迎、蔡洪斌、钱颖一、李稻葵这些人，那就是改变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要有一股浩然之气，要有“殉文化、死自由”的气节。“书生自有嶙嶒骨，最喜交情最厌官。”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里，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民魂，而绝不是鲁迅所痛斥的官混匪魂钱魂。这是改变我们的灵魂，这种改变，比争论，比启蒙都重要。
至于我今后的处事态度和风格，我想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会永远也不世俗地，永不随波逐流地过日子，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敢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另外，我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自己一辈子都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
四
就在这时，从我的手机里传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是我的手机来电铃声，但此时此刻响起，和现场的气氛竟然是如此的合拍。我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哦，是我们总编的，我心底一颤，肯定是总编知道了我正在采访邹恒甫，要表扬，或者批评我。怎么办？
正当我犹豫不决接不接这个电话的时候，邹恒甫激动地对我说，“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喜欢听《英雄交响曲》，我很惭愧啦，这么多年来我一事无成，所以我已经好多年不敢听它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配不上那种气势了。我现在经常会一边听《命运交响曲》，一边玩味陈寅恪那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哦，你先接电话吧，一会儿再和你聊音乐，聊诗歌。”
我伸出手去摸手机……
但是，就在手机贴到我耳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映入我眼帘的，不是首都国际机场一年四季雾霾笼罩的天空，而是自己卧室里灰白的天花板。我再也顾不上去按接听键，赶快爬起来四处寻找邹恒甫先生，这时候我才慢慢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所思所想所说，都是南柯一梦！
我在无穷的回味和无限的失落之后，给我们总编回了电话。
“喂，喂，纪哲啊，刚才为啥不接电话呀？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说‘中国梦’，中国梦真可以普照大地啊，你要采访哲人的‘梦’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
总编略作停顿后接着说，“纪哲啊，你在听嘛？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七)：真名士，自风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写在《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如果说两宋三百年是文人的天堂，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是经济学家的天堂。然而，偏偏有一位自诩“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人，却要“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投。”他，就是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邹恒甫。对此，我们不仅要问，是时代有病还是邹恒甫癫狂？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虽然是邹恒甫自己编著的一本传记，但却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因为它想带给读者的，只是在你读完这本书每每掩卷回味的时候，邹恒甫这个人会随时站在你的面前；只是当你读完这本书后，突然觉得那些早已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麻木，再也不能有意识地去逃避，更不能去同流合污。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也是我对该书内容简介中“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之问的回答。借用一个流行的词，这就是这本书带来的正能量。而如何评判邹恒甫，“羡慕—佩服—困惑－矛盾—喜欢”，则是我在读这本书时的心路历程。
羡慕，因为他是神童，是天才，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三流”经济学家，是精通诗词歌赋、历史哲学的全才。看看书中他的经历，还有信手拈来的文史哲和新新古典诗歌，便可以管窥豹。另外还听说，邹恒甫的精力充沛过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就是工作、读书，写作，当然还有，骂人。面对这样一尊大神，我们可以淡定地不妄自菲薄，但却很难做到不羡慕嫉妒甚至恨，这是人之本性。
佩服，因为他耐得住寂寞，坚决不走“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老路，而是钻研“形而上”的学问，以致于落了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境况；因为他敢于用自己的标准，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骂了个遍，把中国经济学教育翻了个底朝天。对一个学者而言，侃侃而谈不难，奋笔疾书也不难，难的是实干；更因为他是一位眼里容不下一丁点沙子的斗士，敢于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而不惧代价，不问结果。
困惑，因为弄不清楚他这么做的目的。以常人之情之心度之，邹恒甫犯不上，也没必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因为这个时代是经济学家最好的时代。再以“理性经济人”理论度之，作为经济学家的邹恒甫简直“傻”到家了。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怪胎，简直就是“马太效应”的沃土，凭他头上的光环,或许只要他少说几句不带刺的话，要想“官商学通吃，权钱色并收”并不难。可他为何却要剑走偏锋，让自己成为一个悲情人物？
矛盾，因为“聪明”的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都知道他的一个个挑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此，从内心深处，我真心希望他，能有哪怕一点点的妥协，这样的话，对于他本人以及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毕竟，要想改变现实，首先要学会在现实中生存，在现实中强大，但我也知道，这是世俗的生存哲学，如果邹恒甫也这样去想去做的话，他就不是邹恒甫，这本书也不会起一个“我就是邹恒甫”的名字。
我们常说真善美，但仔细品位，只有“真”才是“善”和“美”之母。人们常用返璞归真来形容一个人的洒脱，而张培刚老先生那句“恒甫好啊，人难永葆赤子之心”，则让返璞归真邹恒甫身上显得有点臃肿。因为如果“真”能够永葆，“返璞”就是多余。这样的人，就像“射雕三部曲”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只要他不直接触犯别人的利益，正邪两路的人对他都会喜欢得不得了。
邹恒甫，是名士，是才华横溢，学术地位和贡献无法抹杀，但却饱受争议的名士；是斗士，是桀骜不驯，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但又有现代视野的斗士。这是《最后的狂人》里的邹恒甫自画像。然而，当我们去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是最后的狂人”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名士”、“斗士”只不过是他的大致轮廓，是表象，而一个从不掩饰、不伪装自己真性情的“潇洒哥”，这才是真实的邹恒甫，才是邹恒甫的灵魂。而因为他的本真，以致于当我们读懂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有这个让我们一直困惑不解的“怪人”，才是唯一正常的人。
真名士，自风流！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八)：邹恒甫为什么“疯”了
江山本色猴把戏，造反盗国最便宜。东西南北可汗击，游钵僧锄蒙元帝。
—— 邹恒甫“天人悠忧诗（二）”
老实说，在读《最后的狂人》这本书前，我并不知道邹恒甫这个人，我甚至也不知道实名举报北大“梦桃源”这事就是邹恒甫干的。中国高校这些年的丑闻还少吗？少知道一件、多知道一件能有多大区别？更何况这回的事主是北大，凭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本能，我就想这事是不可能会有真相的，所以也懒得跟屁似的去追风，算是落个不闻不“贱”吧。
因此，我算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知道有邹恒甫这个人。
在读这书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明白，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个旅美24年，在世界银行工作18年的经济学家，为何非要闹到跟母校武大不欢而散，被光华辞退，炮轰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网曝“北大淫棍门”，被北大起诉的境地。
此间不管有多少旁人无法知晓的沉冤宿怨、公仇私愤，在我这个土鳖草根看来，这不是找病么？疯了？
韩寒中学就肄业了，人家写了本《三重门》，混得也不错；陈丹青从清华主动请辞，人家继续写书作画，活得也挺好；俞敏洪从北大出来，人家把新东方搞得风生水起，那才叫一个潇洒……
我不禁想，邹老师，如果你心存学术理想，怀抱桃李志愿，其实真没这个死磕的必要。
试看今日之中国，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贩夫走卒，有谁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因为，据说有一种神秘的东方圣物叫——“体制”。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当然也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至，也无恶不作。
邹先生本意想做的恐怕不是堂吉诃德，而是《圣经》里投石弹弓击倒巨人歌利亚的牧童大卫吧。可是，这回书里的对手并不是“风车”，对手是比歌利亚巨大N倍的中国教育体制。那么既然是作战，不是呕气，以经济学博士的水平，应该不会完全抡不清、撸不明这阵仗里面的虚实轻重吧？所以，这就难免使人生疑了。
本来嘛，事实归事实，动机归动机。中国自古有言，莫做“诛心之论”，因为讨论动机本身就是件很下流的事。可是，限于这回的事主，心照不宣，这事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在该书中，不管有多少师友的赞慕与叹惜，有多少同行的温言和婉语，又有多少貌似客观的“批邹实录”。北大和邹先生，不过是得了个两败俱伤。往雅了说，不明智。往痞里说，不值当！用老资格“堂吉诃德”李敖的话来说，要做战士，不要做烈士哦！用邹先生诗里的话说，“游钵僧锄蒙元帝”，可是丘处机遇到的是成吉思汗，如果遇到的是忽必烈，境遇那可不一定了……
大约10多年前吧，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翻到过某全国知名企业家的话，他说，“中国没有经济学，中国只有政治经济学”；四五年前吧，郎咸平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大意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往往忘了，我们缺人家的大前提，我们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哈佛回来的经济学博士说，他要在中国办真正的经济学教育。我忍不住哑然“苦”笑。你懂的！
锵锵三人行里有一期专门聊到了“北大淫棍门”的事情。片尾的时候，一向被视为花瓶的孟广美却出人意外地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张图片讲两头牛在河边看到一个漂浮物，牛A认为是鳄鱼，牛C认为是木头，辩论几个回合后还是没有辩清，牛A为了证明是鳄鱼就用脚踩踩试试，再一次说是鳄鱼，牛C还认为是木头，牛A最后跳到鳄鱼头上，鳄鱼一翻身将牛A就吃了……
邹先生或许很“幸运”，他只是被人以为他“疯”了……可现实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幸运”。
我们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一直徘徊在上面那个故事的牛A与牛C之间，我们其实希望的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能把鳄鱼给弄“疯”了。
这本书或许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要么你把鳄鱼弄“疯”，要么鳄鱼就把你弄“疯”，甚至弄死。那么，列位，不管邹先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浣宿怨、洗沉冤、泄私愤、檄公仇，这本书也算不上是中国教育界的“风月宝鉴”或者“离骚”，但在牛A与牛C之间的我们，您自个儿到底算是在哪个点位上呢？借邹恒甫在书中之块垒，量一量自家之酒杯，我想也算是邹先生的功德一件吧。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九)：狂人不狂
借着两天里的空闲时间，好不容易终于看完了这本书。总体印象是：嬉笑怒骂皆文章。可能很多人看完这本书，都会觉得邹实在是称得上狂人一个，关注日久的人可能更是这么觉得。我并没有关注其太长时间，2007年事件发生时还在高中，所以只能就该书的一点体会说说想法。
整本书的主线便是介绍邹在中国推广当代经济学教育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关于邹的学术思想倒是谈及不多，文中大量的流派划分倒是吸引了不少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备受争议。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消费功能严重萎缩，生产功能大大增强。然而其生产功能的绩效如何，似乎也不是很好。因此，人们谈论教育时，往往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情景充满青睐，而人往往在现实得不到满足时才会产生这类臆想。也因此，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励精图治的旗手，邹便是这其中的一位。
实际上，争论是否是狂人并没有很精确的标准，大多只是人的一种比较一致性的感觉而已。而这种感觉不是别的，来源于这种人的行为不合常规并且刺激了其他人的自卑心理。D.Hook在《历史上的狂人》(Madmen of History)中列举了三类狂人：暴君、刺客与刽子手、走狗和神秘主义者。但从字面上看，“走狗”似乎是唯一的合理性标准，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认为其行为不合常理就认定为狂，那也这是狭隘。如果就语义和分类标准来看，邹不是狂人。
但是有人会讲：“不对啊，他这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是狂人是什么。”真是可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得看这人的实力和真实用意。暴君从不拿任何人当回事，依靠的是暴政；刺客冷血，面对的只是自己刺杀的对象。尼采喊出“上帝已死”，这才是真正的狂，至狂，但有多少的人朝圣在他开辟的道路上。邹不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不拿那些穿着皇帝新衣的人当回事，对那些他尊敬的人、比他强的人丝毫没有张狂。人总要有些敬畏，如果连这点都没了，那就只剩下无知的狂妄和自我毁灭。因此，仅从文中给出的单方面证据来看，邹的行动也称不上是狂人。
当然，或许邹老师本人愿意自称狂人也未为可知，但这不是重点。仅从书中来看，莫须有的张狂并不影响书的本意。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本书是为了邹这次的诉讼，是为了做前期铺垫。这真是误解。我倒是更愿意以教育改革家的身份来看邹，那么本书的用意自然也就更为明确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教育给个背景，进而产生唐吉诃德似的召唤。呼吁教育改革的呼声从未断绝，从深圳大学到南方科大，实践也仍在继续。我们并不能总是以改革需要慢慢来的借口来搪塞明眼大众：一方面表面上支持改革，一方面却在实践上向着反方向“前进”。从更大范围来看，教育只是更多需要变革的领域之一，邹是教育中的堂吉诃德，那么其它领域中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旗手，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社会还有诸多“义士”。而且，从整个历程来看，其说真话和挑战传统的做法并不是颠狂，即便可能是“矫枉必须过正”，但我仍然认为这并不是狂傲，而更是勇士的行为，令人尊敬的勇士行动。当大多数人仍在面目可憎的旧规则里匍匐向前时，终于能够有人站出来指出这可憎的现实。因此，我更愿意以勇士来看待邹，而不是狂士。
阿甘在《魔侠传之唐吉可德》塑造的形象，尽管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多少表达了一种社会人文关怀，勇士们的行动也是如此。何清涟曾呼吁社会改革需要的是社会性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太可能从主流中产生，而必须是跳出来的思考。因此，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于倡导的社会性反思，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勇士。阿甘在唐吉可德最后的营救行动中的结果是理想化的，其呼吁达成了社会性的一致，并且有了共同的行动。但在现实中，这种社会性反思的展开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统一和更为一致的行动。
《最后的狂人》读后感(十)：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邹恒甫绝对是一把好刀。一个“狂人”操持着一把好刀，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某些人酣畅淋漓了，某些人目瞪口呆了，某些人或许就惨烈不堪了……所以，顺带着也要向张维迎先生表示感谢。不管邹恒甫真的要“砍”他，还是误伤了他，他总归是默默地成全了这个场景。
邹恒甫的狂傲，或许很多人都看不顺眼，但对于他的一些主张却又不得不由衷地赞同。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下就是个站在门外看热闹、看到好处鼓掌又跺脚的人。既然是一本关于邹恒甫的书，评论应该也不外乎两种，一贬他，一褒他。即使褒贬兼有亦会所侧重。本人完全不懂经济学，贬他，无异于蚍蜉撼大树；而要褒他则更不容易，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岂不是自找难看。所以，在下只能“独辟蹊径”—— 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角度夸夸邹恒甫教授的功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在中国成了诸学科中的“新新权贵”，穷人富人都齐齐追捧。其实，这个倒也不难理解。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经济学就像是人们肚子里的蛔虫，人们肚子里那关于赚钱的小九九一打，它就活泛了。然而，让人气恼的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某些经济学家开始兴风作浪。最后，总会有些“可怜的人”被忽悠得“投机不成，反丢了米”（偷鸡不成蚀把米）。纵使再生气也不好恼别人，蛔虫害人终究还不是自个儿弄到肚子里去的吗？如此看来，邹恒甫这样的狂人还是很有必要存在并“大放厥词”的。其一，他至少能打蛔虫——就是那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其二，想想他操着湖南口音“挥舞大刀”的样子，喜欢兴风作浪的人总该收敛收敛吧（不要动中国的钱和女人）。
就在前不多久，曾经掀起了一阵民国热。这一方兴未艾的热潮，清晰地体现了人们对于国学的思慕和追求，以及对于当下的反省和对于未来的期许。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有三点：思慕大师、渴求大学、反省传承。恰巧，这些期许在这本《最后的狂人》中同样烁烁有词。对于独具人格魅力大师的渴慕、对于教授治校大学的向往、对于教育体制弊病的针砭，这些愿景无一不与东方出版社之前的“民国胜景系列”不谋而合。所以，我想这本《最后的狂人》不是开始，而是已经开始。《最后的狂人》所编律的文章，形式上不拘一格、内容上时有爆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历史哲学，一会儿檄文狂语，一会儿诗词散文，读起来需要不断切换大脑。却也为了解邹恒甫其人其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视角。正如副标题所言：我就是邹恒甫。或许，这就是邹恒甫所特有、所应有的风格吧。
最后，对于邹恒甫教授，个人有个小小的梦想。邹恒甫文理兼修、学识广博，同时又富有爱心、敢于仗义执言。“狂人”的称号虽然足够体现他的个性与行为，但个人觉得还不够，希望有一天邹恒甫的同位语名词能够变成“大侠”。理由很简单，一个大侠操持一把好刀与一个狂人操持一把好刀的对比选择，不言而喻。